闲暇经济理论论文

摘要：农户经济理论是农村研究的重要分支领域。国外农户经济理论研究历史悠久、学派众多并互有采借。在我国“工业反哺农业”、大力缩小城乡差距的今天，对国外农户经济理论进行建设性反思批判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闲暇经济理论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闲暇经济理论论文 篇1：

工业文明、和谐社会与闲暇经济

【摘要】 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路径变迁思路，实质是经济发展观和经济分析技术的思想演进。工业文明强调的是“独立最优化”，而和谐社会的建立将是对博弈最优化的履行与发展。同时，通过闲暇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可以搭建起物质发展与人性终极发展之间的桥梁。

【关键词】 博弈论 最优化 收敛 和谐 闲暇

以“征服自然”“控制自然”为特征的工业文明在最近二十年得到各界的沉静反思，也存在此起彼伏的批判。这多少显得有些不公，因为200年来的工业文明，奠基了当今人类的雄厚物质基础，使得我们有资格与能力站在今天的舞台上评点过去的演员。而实质上，绝大多数的批判又都是合理或进步的，批判的主流要求对工业文明观进行调整与改进，要求工业文明摆脱路径依赖、达成制度跃迁：从基于掠夺自然、偏重物质发展的过度对象化模式，转向尊重自然、亲近自然的积极生态化模式。也就是说，批判者并不是评点演员本身有问题，而是批判演员的演技不能与时俱进。

以上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路径变迁思路背后，潜藏着经济发展观和经济分析技术的思想演进。在工业文明发轫之际，也是经济学中“边际革命”盛行之际。边际革命精练了经济最优规划的分析技术，使经济分析披上技术盛装，也为日后的动态经济分析提供了基本框架。但技术的改进并没有带来分析范式的改进—基于工业革命的边际革命是对有约束条件下个体最优化的技术性刻画，其思想是局部静态的，即假定个体的外部环境和竞争环境都是给定的参数，个体的最优规划就是最大化其目标函数，而求得最优解的过程就是边际革命。这种“不考虑外界反应”的经济分析思想古已有之，并成为古典经济学的不二法门。工业革命和工业文明的发展正是对这种思想的伟大实践。我们将这种局部静态的经典经济思想称为“独立最优化”思想。综观近200年来的工业文明发展史，无非是独立最优化思想从幼稚到成熟以臻极致的过程。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经济体的发展虽然承认自然界和物质世界的约束，但仅仅将这种约束视为制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是经济主体并不将环境当作内生变量来处理，而是将之作为已经给定的外生参数来处理；二是既然外界约束被仅仅当作制约，那么，打破制约、放松约束的技术便会得到鼓励，因为，那些能够放松约束的技术可以帮助经济体获得更高位的最优解—这就是最简明的局部静态微观经济学。因此我们看到了技术进步的飞速发展和环境的急剧恶化成了工业文明时代最“亮丽”的两道风景线。幸运的是，随后的经济学家们终于从经济效率的分析角度发现了端倪，开始考虑“增长的极限”：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是否终会有一天追不上环境恶化带来的成本？这样，人类的经济增长将在高速发展中猝然碰上“天花板”而夭折。尽管这仍然没有摆脱独立最优化的思想，却是对这种思想的有益反思。而人类和各类经济体开始真正关注和重新思考工业文明的终结，是得益于一种全新经济分析思想—博弈论的诞生。

一、博弈论与博弈最优化思想

博弈论在曲折中前行，曾出现长久的停滞，却在近30年来获得新进展，先后三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被博弈论专家斩获，如此殊荣，其他领域的经济学从未有过。博弈论是对古典经济最优化思想的改进与革命。面对现实世界，博弈论并不放弃个体追求最优化的假设，但却更逼近现实地认为，在个体最优化过程中外界是变化的而不是给定的，为此，经济决策必须考虑外界的动态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决策结果的影响，也就是说，原先被外生给定的变量在博弈论的世界里都“活”了起来，它们陆续进入个体的目标函数，被积极地内生化了。我们将这种考虑外界变化、将约束内生化的经济分析思想称为“博弈最优化”思想。这种思想强调，我们要追求最优化，必须考虑到所有影响我们的个体和环境，必须考虑到其他的个体同时也在追求最优化，必须明白我们自己的效用函数和外界个体与环境的“效用函数”是交互相关的，必须考虑全局动态最优化。于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成为这种思想的最佳表现形式—“为人”不是真正地要“为”人，而是只有“为人”才能更好地真正达成“为我”的目的。在博弈最优化思想取代独立最优化思想的过程中经济决策者终于明白，只有双赢或多赢才是真的赢，单赢或独赢既是短暂的也是危险的，用经济学的观点说，单赢即不具备稳定性也非全局最优解。

二、和谐社会——博弈最优化理论的实践与发展

可以说，和谐社会的建立是对博弈最优化的履行与发展。博弈论的发展给西方的经济决策带来了巨大的思想改变，在这样的思路下，环境、生态、自然，从僵冷的外界约束变为鲜活的内生变量。

同时，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也是对博弈最优化思想的重大改进。表面上看，和谐社会提倡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与西方提倡的人与生态双赢的理念并无二致。但从博弈最优化的机理看却是不同的。西方对生态文明的维护与发展从技术角度看，就是将生态约束内生化，将对生态的处理手段以及生态系统的反应作为一种战略或策略进入到经济体博弈最优规划系统中。简单地说，就是经济体在进行最优化时它的效用函数中多了一个生态战略变量、其约束条件中多了一个生态约束条件，而这个生态约束条件同时包含了其他经济体（参与者）的效用变量。相比之下，和谐社会理念的改进在于，将生态系统拟人化，将生态系统不是作为战略或条件而是作为一个参与人纳入搏弈最优系统，于是经济体的效用函数中其实是包含了生态系统的“效用”函数。同时，和谐社会理念的另一个思想创新是，将经济体整体作为一个参与人，也同时将经济体中的个体或群体作为参与人来进行博弈最优化分析，这样，人与人、国家与个人、社会与家庭的互动利益关系被放在同等重要的层面上进行决策—因为他们之间具有相互决定的作用。

西方的博弈最优化将生态当作“死”的战略来看待，我国的和谐社会博弈最优化是将生态当作“活”的参与人来看待，同时将整体及其组成部分作为参与人来考虑。这样的经济处理思路是对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人神共处”、“天下大同”等经世治国思想的现代经济学运用与发展。用现代技术复活传统思想，正是和谐社会的精髓所在。

和谐社会没有放弃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率的要求，相反，和谐社会仍然需要经济增长来护航。和谐社会的内涵在于，考虑更多的利益相关者，甚至将生态、自然等也考虑为利益相关者。只有更和谐，才能更富有，也才能更有心情享受富有。从整体上看，世界并不具备“天下大同”的普遍物质基础，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更是任重道远。从人均量和效率角度看，我们仍然处于低水平阶段。因此，和谐社会的建设，采用了博弈最优化的思想，并创新地发展了处理技术—将生态、整体、个体同时作为参与人来考虑。但社会发展的目标函数并没有变，仍然是物质财富的极大化。西方大多数国家，以美国为首，其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函数也是一样的，以物质实力为目标函数。从这点看，独立最优化和博弈最优化的目的是一样的。问题是，当物质发展到较高水平后，被释放出的人类需求是什么？人类社会发展的更高级目标是什么？显然不是物质享受，也不能简单地概括为精神享受。从人性演进的哲学视角看，在物质约束被解除的情况下，人类的需求可以概括为追求“快乐与自由”，即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也就是说，当经济体的物质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并能稳定下来后，经济体的目标函数将发生变化—物质层面的目标将让位于人性本质层面的目标。一个可预想的例子就是，随着目标函数的转变，经济增长将出现收敛—这种收敛不是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所预言的要素规模报酬递减，而是来源于经济体主动放弃增长：将经济增长维持在一个适宜的水平，而将资源配置在更有益于“快乐与自由”的地方，如享受悠闲与安逸而不是享受工作中的成就感。

三、从关注物质目标函数转向关注人性目标函数

基于目标函数转变的经济收敛，在一些高人均GDP国家和高福利国家已经出现一些迹象，如北欧的一些国家，人们并不像新兴工业化国家（如中国、印度、越南）中的人们那样追求财富和追求成为所谓的“社会精英”、“成功人士”，人们对薪水、学位、职位的感知度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这说明，社会个体以及汇总的社会整体目标函数在物质极大丰富后都发生了变化，人们更注重于资源在物质与“快乐和自由”之间的合理配置，而不是将物质作为唯一的目标函数来配置资源并建立与周围环境的和谐关系。

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发展来看，我们现在就要关注这种目标函数的转变。可以说，预言一种经济分析技术和发展思想对现行经济发展观并无更大的意义，但对社会在现行思想指导下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转型或腾飞阶段的跃迁却具有举足轻重的指导意义。从物质目标函数到人性目标函数的转变，对经济思想提出的挑战就是对生产观到非生产观的转变。目前的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生产时间内的经济现象和经济结果，以及和生产相关的现象与结果，如微观经济学研究消费选择和厂商行为，宏观经济学研究就业、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但实质上，绝大多数人并不认为工作或生产是他们的终极目的。具有讽刺意味但却更像真理的一个经济学悖论是工人工人工作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不工作。可见，经济学应该更加关注非工作时间或非生产性质的人类行为与人类目标，即有关闲暇的经济。

四、闲暇经济理论与实践——物质发展与人性终极发展之间的桥梁

人类的经济行为只有三分之一是在工作内完成的，其余的部分要由闲暇经济来解释。人类的目标函数也不是为了生产，而是如何闲暇，可以说，真正的目标函数不是生产，而是闲暇，生产在人类社会的高级阶段应该退化为一个约束条件。在新古典的词典里，闲暇是对生产的替代，因此闲暇对经济发展目标并不具备太多的积极意义，即便是在强调闲暇属性的、时髦的RBC理论那里，闲暇的地位仍然是被低估的。但基于创新的新内生增长理论从某种方面隐喻了闲暇的重要性。进而，现代的闲暇经济理论强调闲暇时间作为一种要素资源对经济发展的独特作用—闲暇能提高个体经济效率、具有正的外部性并能改善资源配置。并且，在工作与闲暇之间做出最优配置，有利于向基于人性的“快乐与自由”目标函数逼近。

因此，我们认为，在建立和谐社会的经济理念下，我们可以逐步开始关注与研究在闲暇时间内人们的闲暇活动与闲暇安排对经济、社会和人类价值带来的变化，以及人类如何对之进行反应。通过闲暇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可以搭建起物质发展与人性终极发展之间的桥梁。

【参考文献】

[1] 余永定、张宇燕、郑秉文： 西方经济学[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 杰弗瑞·戈比：21世纪的休闲与休闲服务[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3] 马惠娣等：休闲产业将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A]. 国家软科学重点项目研究成果，2000-06-05.

[4] 张捷、王淼、任黎秀、聂献忠：试论城市闲暇业及其持续发展. 南京大学学报[J].1998（2）.

[5] George Torkildsen：Leisure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3rd edition [M]. London.E&FN Spon,1992.

[6] A.J.Veal：Research Methods for Leisure and Tourism——a practical guide[M].London，MBA Group，1992.

（实习编辑：唐石泉）

作者：李鹏非　魏　翔

闲暇经济理论论文 篇2：

国外农户经济理论研究述评

摘要：农户经济理论是农村研究的重要分支领域。国外农户经济理论研究历史悠久、学派众多并互有采借。在我国“工业反哺农业”、大力缩小城乡差距的今天，对国外农户经济理论进行建设性反思批判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国内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兼顾各理论流派的理论争论与交锋，结合中国当前“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特殊国情，对国外农户经济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指出其对中国研究的意义与局限，以期为农户经济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小农经济；道义小农；理性小农；农场户理论

一、农户经济理论的经典研究：斯密和马克思

斯密和马克思代表了两种迥然不同的学术传统：斯密是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倡导者，马克思则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改造，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在农户经济理论上，斯密和马克思尽管着眼点不同，但对其发展趋势的判断则比较一致，都认为市场化和商品化会导致小农经济的衰落和消亡，被资本主义大农场所取代。

斯密非常重视农业，把农业视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但是，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没有自耕小农制的历史地位，他认为在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控下，自由的市场竞争和个人理性经济行为会导致社会分工、生产的专业化和市场的扩张，并最终推动经济的增长。这种增长方式被称为“‘斯密型’增长”①。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小农经济只是农业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马克思指出，在小农经济中，“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② 恩格斯则提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无法挽救地灭亡和衰落。”③因此，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小农经济必将发生内部分化，从而产生一个拥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和依靠雇佣劳动为生的无产阶级，小农经济的发展趋势只能被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大农场所取代。

在后来的农民学研究中，斯密和马克思的农户经济理论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质疑，农户经济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合理性并可能长期存在的经济组织形式。但是，在几个基本点上，后来的农民研究继承了斯密和马克思的传统：第一，市场化被视为农户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并可能导致其发展的因素被继承下来。第二，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小农”立场被黄宗智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小农理论研究者不同程度地继承下来。第三，马克思主义的农业经济理论成为前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对小农经济进行改造的理论依据。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释放的农业生产能力趋于极限的今天，农民的组织化和专业化呼声日益高涨，马克思和斯密的大农业思想在中国农村研究中又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复活，成为目前市场化背景下小农经济改造的重要思想基础。

二、“道义小农”与“理性小农”的争论及其综合

“道义小农”与“理性小农”争论的焦点是“农民理性”问题，围绕此问题的争论发展出了西方农户经济研究的三个主导理论：道义小农、理性小农和“综合”小农理论。

1. 道义小农

“道义小农”理论明确反对西方经济学把经济理性普遍化的做法，强调农户既是生产单位也是消费单位，其经济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家庭成员的消费需求，因此不能用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最大化逻辑来解释，而是遵循“家庭效用最大化”原则。恰亚诺夫在《农民经济组织》中提出的“劳动—消费均衡理论”是“道义小农”理论的发端。恰亚诺夫把家庭农场看做农民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认为家庭农场的经济状况受劳动者人数对消费者人数的比率（E/P）的影响并随家庭人口中劳动者和消费者的比例周期性地变动，同时，家庭农场只是用所消耗劳动的实物单位来表示其劳动耗费，其劳动产出由家庭农场在同劳动辛苦程度主观评价后认定。因此，家庭的经济收益可以从满足家庭消费的需要和它所耗费劳动的辛苦程度之间的关系来衡量，家庭农场的经济投入量和劳动力的自我开发程度取决于“需求满足程度和劳动辛苦程度之间的基本均衡状况。”④ 在“劳动—消费均衡理论”基础上，恰亚诺夫否认那种资本主义大农场在前苏联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合理性，认为农户家庭农场具有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倡导农业的纵向一体化。

30年之后，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批评了资本主义经济学基于“经济人”和完全竞争市场假设的形式主义分析方法把“功利的理性主义世界化”，提出用“实体经济学”取代上述“形式经济学”。波兰尼认为，“市场只有在市场社会里才能运行”，经济行为根植于社会关系，而非取决于市场和追求利润的动机，因此，必须把经济作为“社会制度过程”来研究⑤。斯科特继承了恰亚诺夫和波兰尼的分析思路，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认为传统小农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立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因此，其行为的主导动机只能是“避免风险”和“安全第一”的生存经济学。在长期的互动过程中农民形成了尊重人人都有维持生计的基本权利的道德观念，以及“主—客”之间的互惠关系，形成了其生存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感，农民反抗只不过是对资本主义市场关系和国家政权入侵造成的生计危机的自然反应。

2. 理性小农

与“道义小农”相反，“理性小农”把农户看成和资本主义企业一样具有经济理性的经济人，因此完全可以用解释资本主义企业的逻辑来解释。人们一般认为舒尔茨是“理性小农”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实际上“理性小农”只是舒尔茨关于传统农业改造的基本前提，其对话的理论并不是“道义小农”理论，而是“二元经济理论”（刘易斯），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传统农业的现代改造。在构建其传统农业改造的理论中，舒尔茨阐述了他对农户经济的观点。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把农户看成是和资本主义企业一样趋利避害、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投资者。他指出，在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传统农业中，农民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懒散、愚昧和不思进取的，而是和资本主义企业家有同样的经济理性。他们实现了对现有生产要素的良好组合，“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的刺激，农民将会点石成金。”⑥ 传统农业可能是贫乏的，但是效率很高。在传统农业中，“农民已用尽了自己所支配的技术状态的有利的生产可能性，仅限于对他们使用的生产要素作出更好的资源配置以及进行更多的储蓄和投资无助于增长。”⑦ 因此，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的出路就在于寻找一些新的、廉价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使农业称为经济增长的源泉。舒尔茨提出从三个方面改造传统农业：第一，建立适用传统农业改造的制度，用“居住所有制”取代“不在所有制”，建立适应市场变化的家庭农场；第二，为引进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创造条件；第三，向农民投资，其主要途径是教育、在职培训和提高健康水平。

波普金进一步深化了舒尔茨的理性小农观，在《理性小农》中专门探讨了农民理性问题。波普金指出，小农的行为并非没有理性，其行为和精于算计的资本主义企业家比较起来丝毫也不逊色，是一个在权衡长、短期利益之后，为追求最大利益而做出合理生产抉择的理性经济人。以小农为基础的家庭农场最宜于用资本主义企业来描述，因此，传统农业的现代发展完全可以通过斯密式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通过农民为追求利润进行的创新行为来实现；相应地，小农的政治行为则可以看作是在整治市场上的投资行为。波普金的小农理论把理性小农观推向了极端，从而形成了与同一时期斯科特道义小农观的对立。

3. 综合小农

黄宗智在道义小农和理性小农争论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小农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指出，要了解小农，最重要的是要把家庭农场当作一个生产和消费合一的单位来理解，进行综合的分析研究，“把小农的三个方面视为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即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当然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三种不同面貌，各自反映了这个统一体的一个侧面。”⑧ 黄氏又指出要区别不同阶层的小农，认为有大量生产剩余的经营式农场主更适合形式主义的分析模式，挣扎在饥饿边缘的雇农和佃农则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分析模式，而自给自足的自耕农则更适合实体主义的分析模式。在综合小农说的基础上，黄宗智借用了Geertz提出的“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概念，提出了其“内卷化发展”的观点，把关注的重点转移到由人口增长导致的劳动力边际报酬递减上来，把这种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称为“内卷化增长”或“过密化增长”，并以此为基础研究了中国农户经济的发展问题。

道义小农和理性小农的理论争论及黄宗智对小农理论的综合构成了西方农民研究中的主导传统，也成为国内农民经济研究的主要理论来源。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强调“道义小农”的实体主义学派，还是强调“理性小农”的形式主义学派，都反对斯密和马克思关于农户经济与市场经济不能共存的观点，黄宗智也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市场经济和农户经济组织形式之间的共存关系，吸纳了实体主义和形式主义学派的观点，而且对马克思的观点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得到了国内研究者的青睐。

三、新要素的引入：风险规避理论和农场户理论

风险规避理论和农场户理论形成较晚，但一经形成既获得广泛认可，成为农户经济理论新的生长点，其主要贡献在于在传统农户经济理论要素之外纳入了新的要素：风险规避理论纳入了“风险”要素，农场户理论纳入了“时间”要素，使得对农户的经济分析更加综合和深刻。

1. 风险规避理论

风险规避理论实际上不是一种统一的理论流派，而是把风险引入农户经济行为分析的研究取向的统称，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风险和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农户决策行为。虽然对实体主义和形式主义都有所吸收，但风险规避理论主要还是坚持了形式主义学派的“理性小农”观，把小农视为趋利避害的理性行动者，只不过在舒尔茨和波普金那里，小农追求的目标是如何获得利润；在风险规避理论这里则是如何规避风险。如果说前者强调的是小农的“趋利”方面，那么后者强调的则是小农的“避害”方面，其遵循的原则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风险最小化”。

根据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划分的风险爱好者、风险厌恶者和风险中性者三种类型是风险规避理论的前提。风险规避理论把农户看作是典型的风险厌恶者，认为他们的行为逻辑不是冒险去提高收益，而是想方设法避免风险。这样，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户对新技术的排斥、劳动边际收益下降背景下的多样化农业种植结构、较低的农业商业化程度等都可以通过风险规避获得解释，从而扩展了理论的解释范围。利普顿指出，贫困的小农是风险厌恶者，他们的行为逻辑不是追求利润，而是规避风险。对于一个挣扎在饥饿边缘的小农，追求利润显然是过于奢侈了，他们的行为是硬预算约束条件下的理性行为，遵循的规则是“灾难最小化”。人们一般看来不合理的行为对他们来说是完全合理的，因为他们遵循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灾难最小化的逻辑。斯科特顺承了利普顿的研究思路，指出“安全第一的原则是农民生活中生态学依存性的逻辑结论，表明了生存安全比高水平收入更优先”，对于已经被水淹到脖子的农民来说，没有什么价值比生存伦理更重要⑨。斯科特把生存的权利看成是绝对性权利，是租佃关系中的“底线”，农户的行为选择也是以这一基本价值观念为基础的。在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下，农户所追求的不是收益最大化，而是较低的风险分配和较高的生存保障，因为较高的收益往往伴随着较高的风险。基于此，斯科特认为东南亚农民反叛并不是源于贫困，而是农业商业化和官僚制国家的发展所催生的租佃制度和税收制度侵犯了农民的生存伦理和社会公正感，使其铤而走险。

2. 农场户理论

农场户理论的发展得益于恰亚诺夫的“劳动—消费均衡理论”，借鉴新家庭经济学的思想，把“时间”作为限制因素引入农户经济分析中，深化了对农户家庭内部经济行为的分析。和风险规避理论相比，农场户理论更多地关注作为生产和消费统一体的农户的家计组织形式及其影响。Gary Bacher认为农户作为生产和消费的结合体，在收入、生产函数和时间约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并运用数学方法分析认为农户在经济决策行动中实际上是把生产与消费决策区分开来，先决定最优生产问题，再在收入极大化前提下决定最优消费。Barnum和Squire把新家庭经济学的核心概念“Z商品”引入农户经济行为研究中，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包括生产和消费的农户经济模型，认为农户经济行为就是“通过购买性商品（X-goods）和生计性消费品（Z-goods）的组合来实现家庭效用的最大化”，并运用马来西亚穆达河山谷207户农户的截面数据研究发现政策变化对农户的农业产出价格、劳动工资率、家庭劳动力规模等都产生显著影响⑩。此后，Iqbal、Bekele、Hanslfgre、Taylor等把农户的消费和生产结合起来，研究了农户的借款行为、劳动力流动、农作物种植结构等问题。无论是把农户的生产和消费区分开来的“可分模型”还是结合起来的“不可分模型”，都是一种单一模型，其共同效用函数的假定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遭到广泛质疑，更具解释力的“集体模型”应运而生。Block和Gronau的研究表明，很多社会经济变量对家庭工作和闲暇的影响是不同的，工资率、收入、教育及孩子的多少对农户的收入和支出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且对丈夫和妻子的时间配置模式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Chiappori将农户家庭视为具有不同效用函数的人，每个人的效用和劳动力供给在给定的市场工资水平下达到帕累托最优。Fortin和Lacroix在Chiappori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检验了集体模型的适用性。随着农户经济行为研究的深入，农场户理论的应用范围不断拓展，广泛运用于农户在经济、政治、社会等不同因素变化条件下的经济行为研究，并从微观走向宏观。

风险规避理论和农场户理论在形式论与实质论的争论与综合的理论视域之外，把“风险”和“时间”纳入农户经济研究中，扩大了理论的解释范围。风险规避理论把风险引入农户经济研究中，认为农业是一种高风险产业，农户是典型的风险厌恶者，其行为遵循风险最小化逻辑；农场户理论则把新家庭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时间作为一种约束性因素引入农户经济研究中，解释农户家庭生产与消费以及家庭内部的时间配置与市场工资率、教育、家庭人口等的关系，建立了更加精致的解释模型，这样，就提高了农户经济理论的解释力。

四、海外中国研究中的农户经济理论

海外中国研究的学者中既有定居国外的华侨学者，也有关心中国问题的海外汉学研究者。他们关注领域非常广泛，尤以两个领域最为突出：北美的近现代中国史研究和英伦（剑桥）的中国科技史研究。本文所讨论的农户经济行为研究主要来自北美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传统。研究者主要以明清及民国时期的历史资料为基础，也有人利用口述史和地方志资料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民生活和社会变迁进程。就农户经济行为研究来说，以前者居多，重点关注华北和长江三角洲两个区域，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农业为什么没有发展”，基本上归因于农业技术革新动力不足、政府农业投入不足和农业生产规模细碎化。

卜凯1915年来到中国，在此后29年时间里组织了多次对中国农户经济的调查，先后出版《中国农家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两部重要著作，被称为“世界上关于中国农业经济最优秀、最权威的学者。”{11} 卜凯对中国农户经济研究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收集了大量关于中国农业和农村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成为了解当时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状况的珍贵资料，马若孟、张五常等都坦言其论著受益于卜凯的实地调查资料；第二，形成了基于中国农户研究的较系统的农户经济理论。卜凯试图证明的观点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农户经济停滞不前的原因与农村经济社会制度无关，而是农村技术落后所致，其解决办法是广义的技术进步。此论遭到以陈翰笙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强烈批评，他们认为卜凯“没有使用地主、富农、贫农等这样一些概念去调查，因此无视中国土地的分配不均，没有看到中国的租佃关系。”{12}卜凯研究的缺陷在马若孟这里得到了改进。马若孟以日本“满铁”调查资料为基础，选取其中4个村庄的资料，探讨了农民农场结构、农村与集镇的关系、村庄组织、土地、赋税、借贷关系、农村与集镇关系等农户经济问题，形成了其研究中国农民经济的力作《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马若孟批评了村庄地权分配不均导致农民生活水平恶化和农场规模太小、农村人口太多、小农阶级太保守从而不能掌握新的耕作方法导致农业停滞不前的观点，认为“社会经济关系决定农村财富的生产及其分配，这些关系在各方面的变化引起了一个独特的农村崩溃趋势，使中国不可避免地向土地危机接近。”{13} 马若孟承认他的研究更接近卜凯的研究，他认为卜凯提供的解释明白无误地证明了农村的基本问题与农村社会经济关系完全无关。他也比较赞同卜凯主张的对中国农村问题改进的办法是改进农业技术和政府对农业提供帮助，从而使农民更加有效地经营他们的土地。

除此之外，白凯对长江中下游地区赋税、土地租佃关系和农民反抗的研究，赵冈对中国历史上土地制度的研究等都对中国农户经济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海外中国研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黄宗智。黄宗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对中国的传统农户经济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黄宗智认为农业内卷化、社会分化和小农半无产化共同推动了农业商品化进程，并使小农的性质发生变化，佃农和雇农变得更像无产者，这个过程的核心是一个内卷而又分化了的小农经济的形成；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黄宗智区分了三种农村经济变迁：密集化，即产出以与劳动力投入相同的速率扩展；过密化，即总产出以劳动力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发展，即产出扩展快于劳动投入带来的劳动边际报酬的增加。在此基础上，黄宗智认为中国传统农业商品化是一种“过密型商品化”，中国的农业增长是一种无发展的“过密型增长”。因此，中国乡村发展的核心是“要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单位工作日收入的改进，使得极少的农业人口得以养活全体人口。”{14}在近期的研究中，黄宗智认为中国目前的小农经济是一种“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中国农业发展的核心是“去过密化”。在此后发表的两篇文章中，他指出中国“小规模农业”面临持续上升的大规模非农就业、持续下降的人口自然增长及持续转型的食物消费和农业结构三大历史契机，这将导致务农人数显著下降，并和农业结构转型一起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如果政府抓住机遇大规模投资、扶持农业，中国的农业将有望摆脱“过密化”和“内卷化”困境。

尽管今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农民素质、技术水平等都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都大不相同，但以家庭为基础的农户仍然是农村最主要的经济组织形式，农村的人地矛盾、技术革新动力不足、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等问题仍然存在，农业的“依附性”产业地位并没有根本改变，因此，海外中国研究的结论就不可能完全过时。特别是黄宗智、赵冈等学者近年来对中国农村发展问题持续关注，这为研究当前中国农户经济发展和乡村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五、国外对中国农户经济研究的适用性

国外农户经济理论提供了农户经济研究的基本框架、范式和方法，对中国农户经济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任何理论都有其理论边界和适用范围，在解释一些社会现象的同时，也遮蔽了另一些社会现象。西方农户经济诸理论大多是在对亚非拉不发达地区前资本主义农业国家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不可避免地具有其历史局限性。在运用其进行国内农户经济研究时必须坚持建设性反思批判方法，取其精华、弃其糟泊。

1. 农民理性问题

西方农户经济理论中争论最激烈的是农民理性问题，即农民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应该把小农当成“道义小农”还是“理性小农”来理解。黄宗智的观点代表了一种综合的意图，他主张把理性、道义和阶级性都当成小农的一个面向，而不是小农的本质来看待，但在具体论证时则是把道义和理性作为小农的两个“理想型”，认为真实存在的只是介于道义和理性之间的小农。这里争论的“理性”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理性，而是经济理性，即农民是不是一种趋利避害、精于算计的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者，相当于韦伯所谓的“工具理性”。在韦伯那里，理性行动包括价值合理性行动和工具合理性行动，是和传统性行动、情感性行动相对而言的。所以，只要是具有明确目标的并经过思考的目的性和计划性的行动都可以成为理性行动。道义小农的行为虽然是“不经济”的，但未必就是非理性的，也可能是基于某种价值合理性或目的合理性的行为。正如科尔曼所指出的：“理性行动是为达到一定目的而通过人际交往或社会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动，这种行动需要理性地考虑（或计算）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15} 林毅夫也认为，“许多传统小农的被证明是不理性的行为表现，恰好证明了传统小农在他们所面对的外部限制条线下的理性行为。”{16}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道义小农还是理性小农，其追求风险最小化、家庭效用最大化、经济利润最大化都是理性的。实际上，经济行为作为社会行为的一种，并不都是理性的，在很多情况下也包括了非理性，甚至是无意识因素。西蒙把那种考虑到活动者信息处理能力限度的理论称为有限理性，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类行为中理性和非理性同时存在，提出人们在决策时并非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寻求满意”。农户经济行为受到非正式制度和地方性知识的强烈影响，而且受到自身文化知识水平、信息条件、环境约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表现出强烈的非理性特征。西方农民学研究中大都以客位研究视角去探讨农民经济行为，显然无法完全理解农民的“满意”标准是什么，从而形成偏误。

2. 学科视野问题

农民经济学从“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出发，把农户看成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行为主体；或者从“理性人”假设出发，把农户看成是追求某种目标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者。在具体研究中，经济学还设定其它一些具体假定，如关于市场、劳动力、资源禀赋、信息条件、技术水平的假定等，这些假定是经济学数量化和形式化的基础。如果这些假定不成立，那么其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就大打折扣。经济行为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不仅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农户经济行为是一种社会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结构的强烈影响。正如波兰尼所说的“市场只有在市场社会里才能运行”，因此，必须把经济行为作为“社会制度过程”来研究{17}。受地方性知识、非正式制度和农民自身素质的影响，农户的经济行为同其他职业群体相比具有更多的传统性和非理性特点，就更有必要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更全面、更准确地理解农民经济行为背后的逻辑。

3. 国外农户经济理论对中国农户经济行为研究的适用性问题

我国目前农村主导的生产组织形式仍然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和消费单位的“农户经济”，这和西方农户经济理论形成时的社会状况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国外农户经济行为研究在目前仍然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但是，西方社会经济理论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决不能拿来就用，必须充分考虑到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这突出地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我国农村目前正处在规模空前的社会转型期，正在从一个传统、封闭的农业国向现代、开放的新型工业化国家转变；从再分配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种双重转型过程使西方社会发展中的历时性问题在中国表现为共时性问题，各种社会矛盾更加纠结，这必然体现在农村经济发展上，从而表现出其独特性。第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我国自建国以来一直坚持城乡分治、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形成了目前日益严峻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对中国问题的研究都不能回避这一基本国情。第三，农业税的取消和国家对农业支持力度的加大。我国自2004年开始逐渐取消了延续2600多年的农业税，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逐年增加对农业补贴的力度、对农村义务教育实行“两免一补”、逐步建立覆盖城乡的居民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等这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使当前中国农业面临的问题与西方农户经济形成时期完全不同。这些特殊的社会背景既是研究中国农户经济问题的基本前提，也是其特殊性，对西方农户经济理论的借鉴必须充分估计到这种特殊性。

注释：

① 周飞舟：《制度变迁和农村工业化：包买制在清末民初手工业发展中的历史角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1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5页。

④ A·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页。

⑤{17}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1、61页。

⑥⑦ 西奥多·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112页。

⑧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页。

⑨ 詹姆斯·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⑩ 郑杭生、汪雁：《农户经济理论再议》，《学海》2005年第3期。

{11} 陈意新：《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12} 雷颐：《中国农村派对中国革命的理论贡献》，《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

{13} 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0页。

{14}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2页。

{15} J. S. Coleman, Foundation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0.

{16} 林毅夫：《技术、制度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3页。

作者简介：饶旭鹏，男，1976年生，甘肃庆阳人，社会学博士，兰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甘肃兰州，730050。

（责任编辑 陈孝兵）

作者：饶旭鹏

闲暇经济理论论文 篇3：

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人学意蕴

摘要：马克思的全部理论研究和实践都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他的经济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人学意蕴。集中体现在：以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关系为逻辑起点，以人的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关注为内核，以人的发展程度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尺度，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为最终价值目标。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人学意蕴；人的发展

在当前西方主流经济思想中，现实的人被抽象为“经济人”，对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主体性存在以及人的发展问题往往淡出其理论视野。西方经济思想的这种片面性直接导致了现实经济增长的非和谐性和人自身的片面发展，深入认识和探讨马克思经济理论中内含的人学意蕴，将有助于我们正确对待西方的经济思想，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完善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提供指导。

一、以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关系为逻辑起点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他们作为逻辑起点“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更为明确地指出：“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正如恩格斯所说，在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上，马克思第一次揭示了这样的事实——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标志着马克思对“人”的理解，已不再是黑格尔哲学中因理性而存在的“人”，也不是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的“人”，而是历史的、现实中的具体的人。

马克思认为人与物的关系是物质生产的内容，人与人之间关系是社会经济关系的构成部分。正因为有这样的看法，他侧重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关系又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马克思在他的论著中重点剖析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以此来丰富对人的现实性的认识，并且关心他们的社会地位，关心他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动机及行为表现，并通过分析这些动机和行为表现的社会经济形式，揭示隐藏在其中的社会经济运行规律。

二、以人的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关注为内核

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研究中，关注人的发展现实构成了其理论核心。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这一人的本质的应然状态出发，剖析了异化劳动的四个环节：首先是劳动者与他的产品相异化，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其次是劳动过程的异化。劳动不再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是沦为满足人的劳动需要以外的生存需要的手段；再次，人与“类本质”相异化。在异化劳动中，劳动成为维持生活的迫不得已的手段，人失去了“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这一表征自己的本质和存在的“类特征”；最后，人与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

他也就同他人相对立。人同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以及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与人相异化。

在异化劳动的这四个方面中，前面涉及的是经济因素，后两个则是社会因素。马克思的贡献在于他着重分析劳动活动的异化，赋予异化范畴社会历史意义，把异化和对象化严格区分开来，指出工人劳动活动的异化必然归结为经济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这样马克思就从人和物的关系中，看到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没有从唯心的绝对精神，也没有从虚幻的人本主义出发来论述异化问题，而是抓住了社会的核心异化问题，提出了劳动异化理论，由此实现了其真实而独特的对人的关怀。马克思认为人的异化归根到底是劳动的异化，这是一切异化的基础。只有把人的异化归结为劳动的异化，才能展示人的异化的秘密，进而揭示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诚如以上所述，马克思并没有就当时社会所有人的异化现象，而是紧紧抓住人的异化产生的主要因素一一劳动异化进行论述，以实现人的本质发展为目标，较为根本和现实的实现了对人的发展现实的关怀。从一个方面讲，马克思不但指明了人的发展的现实状态，同时也指出了造成这种状态的经济和社会因素。因此，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不在于异化概念本身，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他指明了人的异化的消除所要达到的目标，马克思对人的异化问题的分析是内蕴着非常深刻的对人的发展的观照情怀。首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虽然给人类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条件，但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和解放，相反给人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人的自由和解放成为了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其次，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批判来实现关注人的前途和命运的目标的。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的批判所构划的未来理性社会形态的核心内容：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也体现出了马克思对人的发展的关注。最后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指明了人的发展的现实路径，马克思不仅对人的发展的异化状态进行了揭示和批判，也为人的发展指明了现实道路，这就是消除异化劳动，使得劳动“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为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

三、以人的发展程度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尺度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曾根据所有制的不同形式将人类社会历史过程划分为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或国家所有制、封建或等级所有制、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五种形态。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又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第一个阶段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一阶段，“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这只是人的发展的低级和愚昧状态；第二阶段即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剖析是辩证和深刻的，既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暂时性和残酷性，同时也充分肯定了其必然性和进步性。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被物所统治，工人和资本家都沦为畸形的、片面的、异化的人，变成了资本的奴隶；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摧毁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创造了“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的生产力，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关系，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从而，它创造了消灭它自身的现实条件，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人类社会从第二阶段进入第三阶段提供了可能性。第三个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除了具有生产力高度发达、生产资料公有制等特征外，更重要的衡量标准和特征是人的全面发展与解放。那时，劳动真正成为一种需要和享受，人与人之间真正实现了平等，人们将在丰富、全面的社关系中获

得自由、全面的发展，成为具有自由个性的人。由此可见，相比社会发展五形态理论，三形态理论更侧重从人的发展与生产力发展相统一的角度来审视社会历史进程，更突出了人的发展程度在衡量和评价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价值意义。因此，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关系更替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为各个新的一代所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

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

四、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为最终价值目标

所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一般而言，是指人的自我意志得到自由体现，人的各种需要、潜能素质、个性获得最充分的发展，人的社会关系获得高度丰富等。马克思指出，“经济社会进步”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马克思在诸多文章中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他批判现实世界中人的不恰当的物化地位，他抗议人的异化，抗议人失去自身，抗议人变成物，他对人表示关怀，对人的能力、潜力和价值的实现表示关切。马克思指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应该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在共产主义社会阶段，“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在这一阶段，在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人的自由个性也在形成和发展，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可以帮助个人占有和驾驭人所创造的外部物质条件，从而实现人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致。这也就是说，这一阶段在彻底扬弃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资本经济以后，社会以全面的方式占有了生产资料，人以自己的生产劳动和经济活动来确证人的自由存在本质，而这种自由自觉之存在状态，标志着人彻底摆脱了来自自然界和社会自身的束缚和奴役，使得人最终脱离了动物界而进人人的历史和人的生存条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和自己的自觉的、真正的主人，因此，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不仅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而且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价值目标。

五、小　结：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蕴含丰富的人学思想，尽管在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中并没有去深入分析如何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实现人的发展，它的实现途径和机制是什么，如何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处理好发展与稳定，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但是我们仍然要认真吸收它的人学精神，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走出见物不见人的境地，关注人的主体性价值，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把经济发展跟人的发展真正统一起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46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42

[4]钟明华，人学视阈中的现代人生问题，人民出版社，2006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6：124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3：649

作者：卢伟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