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进展论文

摘要：十多年来，关于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在国内越来越多。我们回顾了国内外关于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的相关概念和理论进展，特别是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人力资本的相关经济增长模型、人力资本指标的选定和计量方法等，最后对人力资本指标选定的原则给出建议。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经济增长理论进展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经济增长理论进展论文 篇1：

经济增长理论中趋同研究的新进展综述

摘 要：经济趋同是经济增长理论中的重要问题是之一，贫穷国家能否通过努力去赶上富裕国家，对人类福利而言，是至关重要的。随着经济理论的不断深入和计量经济学手段的不断发展，趋同与否的争论还将持续。

关键词：经济增长；趋同；文献综述

趋同（convergence）是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国家或地区间的收入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存在着缩小的趋势，与趋同相对，产生了另一概念——趋异(divergence)，即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存在着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趋势。

一、早期趋同研究的简短回顾

1.趋同的理论基础

趋同一定程度上产生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理论基准模型的假定之一是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这一假定意味着产出的增长将会小于资本存量相应的增长，表示资本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将随着资本要素积累的增加递减，从而削弱储蓄的动力，减少了给定投资量对增长的贡献，并且带来一定时间内增长的减缓。而内生增长理论从不同的经济增长角度出发，不依赖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假定经济中资本的边际收益可以递增。这样一定程度上，对趋同问题的检验就成为了对新旧两种经济增长理论进行判断的试金石。

2.趋同问题的检验

对趋同问题的初始检验是用经济增长率对初始收入水平进行简单回归（Baumo，1986），即Barro回归，这是一种绝对趋同；随后，条件趋同的概念出现，它认为回归模型的外生变量，如技术水平、政府政策、人的偏好等变量对初始水平的控制相当重要，只有在相同的稳态条件下，实际人均GDP的增长率与人均GDP的初始水平成负相关，这一回归思路就是著名的MRW分析框架（Mankiw，D. Romer&Weil，1992）。

同时，在对趋同问题进行检验的方法上，早期的趋同检验主要运用的是以下四种方法：截面数据回归分析法，时间序列分析法，早期面板数据回归法，收入分布动态法（Quah，1996；Jones，1997）。

3.趋同的经济形成机制

通过对经济理论与现实的综合考察，早期趋同理论概括出一系列可能产生趋同或趋异的因素或机制，在这种条件趋同的框架下，这实际上为政策制定者实施恰当的区域政策以改善贫穷地区落后的经济基础结构，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二、趋同研究的近期进展

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和计量经济学研究的深入，趋同研究出现了新的研究态势，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新旧两种经济增长理论对趋同的考虑

早期人们往往将趋同还是趋异成为判断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合理性的标准，经济学者面临着二者选一的困境；与此同时，由于内生增长理论建模的复杂性，经济学家常常是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模型框架下对趋同进行检验，因而常常得出对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不太有利的结论。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中，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意味着资本存量少的国家资本的投资回报率高，但是，如果经济体与其他经济体进行贸易并满足某种形式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时，由于要素可以自由流动，资本的边际报酬取决于世界水平的资本存量而不是某一国家的资本存量，因而，投资在不同的国家之间会产生相同的投资回报率。这样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实际上是来源于投资率差异，而不是不同的资本回报率。Ventura（1997）指出，投资率可以不受一国资本存量影响而提高或降低，这样资本报酬递减并不必然与条件趋同相关联，因此，Ventura就提出了一种观点，即条件趋同并不与由资本积累能带动长期经济增长相违背，而后者正是内生增长理论所支持的。Ventura的理论，激发了大量的研究，使得大批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在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效应问题上持乐观态度，这实际上表明，如果在地区间有贸易和要素的流动，地区经济将会有收敛的可能，这成了矫正地区差距政策的一个理论依据（Hallett&Piscitelli，2002）。

另一方面，随着新增长理论从AK类型发展到R&D类型，人们着重强调内生的技术变化在长期的经济增长中的引擎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从技术转移的角度研究趋同，成了趋同研究的中心所在。Kumar&Russell（2002）认为，经济增长趋同可以看做是一个国家的生产技术水平向世界生产前沿技术水平的追赶过程，如果一个国家从低于世界生产前沿向靠近世界生产前沿靠近，这就是观察到的经济趋同，这就是技术赶超。

2.趋同工具箱的拓展

早期对趋同问题停留在就经济增长率对初始人均GDP及人力资本等一系列可能影响稳态的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的层次上。近来，随着理论和计量技术的发展，对趋同的检验方法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进。

首先，由于对面板数据研究的不断深入，面板数据开始在趋同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同时，有关面板数据的新的研究成果也很快地应用到趋同研究之中，体现为新的技术理论和新的估计方法的广泛使用，如蒙特卡罗方法（Monte Carlo）和自助法（Bootstrap）的广泛应用。随着时间序列数据的发展，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以及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开始应用，Yao（2000）运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和面板数据协整对中国大陆各省份1952－1999年的经济增长是否趋同进行了检验。

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上，趋同研究也有了一定的进步，近期的方法中考虑到结构突变的问题，在Bernard&Durlauf（2002）所定义的趋同概念下，新的检验方法也不断出现。Datta (2003)放松了对经济结构稳定性的假设，运用时变参数卡尔曼滤波法对OECD国家赶超和趋同问题进行了检验。

与此同时，其他计量经济学方法也开始运用于趋同研究之中。在将经济趋同定义为技术赶超的前提下，Kumar&Russell（2002） 运用非参数方法估计了世界前沿生产函数。Kumbhakar&Wang（2005）估计了一个包含国家间异质性的世界随机前沿生产函数。Mukherjee（2002）运用非参数和半参数广义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OECD国家的经济趋同和经济增长进行了分析。Tien（2001）运用贝叶斯方法对城市经济的增长趋同进行了回归分析。

3.控制变量对趋同作用的细化分析

在Schumpeter增长模型的多国框架下，通过对国家之间技术转移、扩散的研究，Howitt&Mayer-Foulkes（2002）发现，不同的国家可以划分为收敛、不收敛及不能判断收敛与否三种状态，而导致国家不收敛的因素是后发劣势，这种后发劣势主要来源于过低的人力资本水平导致新技术不能得到有效的推广和使用。

Benhabib&Spiegel（2005）通过分析，发现回归方程中初始TFP水平与教育水平的交互作用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他们由此推断教育水平是一个国家能否向生产前沿增长率靠近的关键因素之一。

Aghion等（2005）在Schumpeter增长模型的框架下研究了金融发展对经济趋同的效应。认为只有当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超过某一临界值水平时，该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才会收敛于世界生产技术前沿增长率，而达不到这一条件的国家经济增长率将会低于世界技术前沿增长率。

三、中国学者对趋同研究的现状

中国学者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同研究还不多，主要也是在西方趋同理论的理论框架下，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的研究，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徐现祥和李郇（2004）认为我国城市经济增长存在趋同和绝对趋同；而且同时存在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所强调的趋同机制。陆文喜、李国平（2004）分时段对我国省际之间和东、中、西的省际之间趋同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存在着阶段性和区域性的趋同现象。张焕明（2004）应用扩展的Solow模型框架，运用系统广义矩方法（SGMM）来估计经济增长模型的回归系数对我国经济增长地区性差异与趋同进行了实证分析。陈安平、李国平（2004）从人均产出序列的视角研究了我国地区内和地区间趋同性。结果表明，东部和西部地区内的存在趋同性，而中部地区内和三大地区间的经济增长不存在。徐现祥、舒元（2005）的研究结果发现，沿海、内地的组内收入差距逐步缩小，而组间收入不断拉大，从而使中国出现双峰趋同。张焕明（2005）提出了一个扩展的积累增长模型的框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趋同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各地域省际之间和全国各省际之间都存在趋同性。彭国华（2005）的研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TFP）可以解释了我国省区收入差距的主要部分。

四、小结

经济趋同是经济增长理论中的重大问题之一，贫穷国家能否通过自身的努力去赶上富裕国家，从而使居民生活水平达到同等富裕程度，对人类福利而言，这是至关重要的。论文在对早期趋同研究简短回顾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对趋同研究的近期进展进行了归纳，即新旧两种经济增长理论对趋同的考虑、趋同工具箱的拓展、控制变量对趋同作用的细化分析。可以预期的是，随着经济理论的不断深入和实际经济事实的不断丰富，以及计量经济学手段的不断发展，对趋同的研究和关于趋同与否的争论还将持续。

参考文献：

[1]Aghion P.,Howitt P.and Mayer-Foulkes.The effec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Convergence: Theory and Evidence[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5.120.

[2]Benhabib and Spiegel.Human Capital and Technology Diffusion. In Philippe Aghion and Steven N[M].Durlauf,eds.,Handbook of Economics Growth,2005.

[3]Kumbhakar C.Subal,Wang Hung-Jen.Estimation of growth convergence using a stochastic production frontier approach[M].Economic Letters,2005.88:300-305.

[4]陈安平,李安平.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性:时间序列的经验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11).

[5]陆文喜,李国平.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的收敛性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2).

[6]彭国华.中国地区收入差距、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收敛性分析[J].经济研究,2005,(9).

[7]徐现祥,李郇.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趋同分析[J].经济研究,2004,(5).

[8]徐现祥,舒元.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中国地区双峰趋同[J].世界经济,2005,(1).

[9]张焕明.扩展的Solow模型的应用:我国经济增长的地区性差异与趋同[J].经济学(季刊),2004,(2).

[10]张焕明.我国经济增长的地区趋同性及其路径分析[J].财经研究,2005,(6).

作者：王珂英 张鸿武

经济增长理论进展论文 篇2：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综论

摘要：十多年来，关于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在国内越来越多。我们回顾了国内外关于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的相关概念和理论进展，特别是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人力资本的相关经济增长模型、人力资本指标的选定和计量方法等，最后对人力资本指标选定的原则给出建议。

关键词：人力资本；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指标

文献标识码：A

一、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相关概念和理论发展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以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由哈罗德(R.Harrod)和多马(E·D·Domar)分别创立、被后人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型为起点开始的。哈罗德-多马模型是资本决定论的代表和核心，它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在于资本的积累，资本积累越多，经济增长速度就越快。进入20世纪50年代，人们针对资本决定论，尤其针对哈罗德-多马模型存在问题的争论和批评，要求放宽哈罗德资本系数是常数这一条件和引入含技术进步因素的模型。以索洛提出的含技术进步因素经济增长模型为代表的技术进步论开始占领经济增长理论的主导地位，使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然而，经济增长中存在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特别是技术进步的产生以及如何在经济增长模型中体现出来的问题仍然困扰着经济学界。为此，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W.Schultz)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他以劳动力要素分析为中心，研究的主要内容在于阐述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形成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把人力资本作为外生变量，也没有建立定量模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知识经济为背景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在美、英等发达国家兴起，并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的主流。这种以技术进步内生化为特征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把人力资本纳入模型之中，在经济增长模型中阐述了人力资本理论，其代表人物是卢卡斯(R·Lucas)，他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要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运用更加微观的方法把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概念和索洛(M·Sollow)的技术进步因素具体化为“每个人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由此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一国的经济增长不需要外生力量(如人口增长)就能实现持续增长，增长的源泉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同时，在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中，较高的物质资本积累需要有较高的人力资本积累相对应。人力资本增量与已有存量成正比关系，人力资本存量高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要快于人力资本存量低的国家和地区，人力资本投资能够带来一国或地区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进而带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在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同时，关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对经济发展机制的研究和对国别之间经济增长率差别变化趋势的分析均表明，人力资本投资既是发达国家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也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我国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90年代西方人力资本理论传人中国后，有关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在中国就越来越受到重视。许多学者对人力资本的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如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人力资本的流动、人力资本投资等等，特别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现象，吸引了很多学者对此问题的探讨。相关的研究文献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专门对人力资本进行的理论研究。这方面公开发表的论文很多，其中以周其仁1996年发表在《经济研究》第6期的《市场里的企业——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和约》为代表。文章分析了人力资本的各种不同于物质资本的特征，比如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载体不可分、人力资本只能激励而不能强迫等。在此基础上很多文章都承袭了这样的研究思路，如江永红的《按照先进生产力标准深化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张广科的《人力资本概念在企业框架内的界定及应用研究》，李忠民的《人力资本——个理论框架及其对中国一些问题的解释》，何承金的《人力资本管理》等等。

第二类是人力资本计量方面的研究。研究人力资本，势必需要对人力资本进行计量，也就是人力资本的定价问题。1997年李京文、张国初等所著的《现代人力资源经济分析——理论·模型·应用》中，劳动者接受教育的过程被视为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过程。在此基础上，教育的产出视为劳动者积累的人力资本，进一步“把教育对受教育者个人余生收入的影响作为教育产出的度量。”后来沈利生和朱运法又在《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分析》(1998)一书中，从实证角度把人力资本存量界定为一个社会的所有劳动者所具有的生产能力的一种综合量度，把不同层次的教育根据不同的教育成本予以加总来计量人力资本大小。另外，还有许多学者也从各个不同方面对人力资本进行定价，如，刘志坚的《从投资期限考察的人力资本定价模型》，刘渝林、曾国平的《试析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在人力资本定价中的应用》等等。

第三类是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时期，过去重数量不重质量的经济增长方式不断受人诟病，因此学术界也关注如何更好地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该研究以侯亚非的《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方式》和王金营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分析》为代表，他们主要以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外生变量来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许多学者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如申晓梅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胡永远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一个实证分析》，焦永纪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中的制度因素分析》。该类研究总的来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7年以前的研究，该阶段侧重于定性分析可分为三种情况：其一单纯就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力)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进行定量研究，力图揭示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从而判断经济增长的质量；其二是就改革开放以来，体制和政策变革、结构调整等对中国经济增长作用的定性研究，旨在证明体制、政策、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诱发作用：其三是通过对某一要素(如人力资源、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证明该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地位。第二阶段是1997年以后的研究，该阶段侧重于定量分析可分为两种情况：其一主要是通过对人力资本进行层次分析，探讨不同层次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其二是认为人力资本只是经济增长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要受相关的制度因素的影响，并通过实证证明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率与产出增长率不存在显著相关，从时间序列数据不能证实人力资本对产出的长期增长效应假设。虽然许多学者从各个方面分析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在对人力资本进行度量时，都只是考虑人力资本的货币价值。用平均受教育年限

来衡量人力资本存量，而没有考虑人力资本的非货币价值及教育年限本身所具有的缺陷，从而导致人力资本存量的错估。那么，在这种本身就存在缺陷的前提下来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一开始就预示着结论的不准确。因此有必要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国内学者大致从两方面分析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机理：

1.从人力资本的要素和效率的生产功能来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机理。人力资本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关键在于它具有特殊的生产功能。从生产过程角度看，它具有要素和效率两个方面的生产功能。前者是指人力资本是生产过程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或投入要素。后者是指人力资本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因素，其途径是：(1)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可以提高人力资本自身的生产效率；(2)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可以提高其它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力资本一方面直接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同时它又通过促进科学和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的增长。科学和技术进步依赖人力资本的提高，而技术进步是人力资本规模收益率不下降或者提高的根本原因。可见，经济增长依赖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同时也依赖于人力资本的增加(李建民，1999)。

2.从人力资本的知识效应和外部效应来分析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人力资本的知识效应包括知识进步的需求效应、收入效应及替代效应三个方面。知识进步的需求效应是指在经济发展中有用的新知识要求新形式的物质资本，或者是要求新的劳动技能，甚至这两者都十分需要。人力资本投资的知识收入效应是指受过教育、培训具有更多知识与能力的人会具有更高的生产力，因为他们具有更高的分辨力，能随时随地抓住投资获利的机会。人力资本的知识替代效应首先表现在我们能够通过知识的进步来增加资源，人力资本在各种要素间相比较，其补充和替代作用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正是知识的替代效应，可以克服经济发展中自然资源、物质资本与“原生劳动”之不足，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知识的替代效应还表现在人力资本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消除了物质资本等要素边际收益递减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不利影响。

罗伯特·卢卡斯认为脱离生产、通过学校教育而获得的是一般性的知识，这些人力资本能产生内部效应，即对投资者本身的生产率的贡献。通过“干中学”获得的是专业化知识，这些人力资本能产生外部效应：又叫溢出效应，即对投资者以外的要素的生产率的贡献。重要的是外部效应，使人们的平均技能水平或人力资本水平可以在人们之间传递，其结果是不仅提高自身的生产率，还增加了劳动力和物质资本的生产率，并产生了生产中的递增收益。用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解释技术进步，说明经济增长是人力资本不断积累的结果。认为知识是人力资本的一种形式，而人力资本是增长的“发动机”。三、人力资本的相关经济增长模型

1_哈罗德—多马模型。这是第一次真正以数学模型研究经济增长问题，这个模型必须有四个前提假设的条件，即：国民储蓄率保持不变，单位产出所需要的资本和劳动量确定，劳动力按不变速度增长，不存在技术进步等。模型如下：

g=△Y／Y=△K／K=I／K=s／v　(1)

g表示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s表示储蓄率；I表示净投资；K表示资本存量；Y表示国民收入，v表示资本产出比。

显然这个模型中并没有将人力资源视为经济发展中决定性的因素，而将其作为一个模型假设前提条件。

2.柯布—道格拉斯模型。这是第一次将人力资源作为独立生产要素。其基本表达式是：

Q=AαLKβ　(2)

Q表示产量，L，K分别表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A表示技术水平参数，α、β分别表示人力资席与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两Axe美国1898～1922年期间有关经济资料的分析与计算，得出α值约为0.75，B的值约为0.25，由此可以看出，人力资本比物质资本对经济产量增长的贡献大。如果对该模型进行适当修正，如将人力资本中的企业家、科学家等高级人力资源分离出来，则模型可修正为：

Q=ALαKKβHγ　(3)

式中H表示高级的人力资源，γ表示高级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

3.新古典增长模型。其代表人物主要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M·索洛，索洛提出的生产函数(考虑到技术进步)

Q=F(K，L，t)　(4)

Q表示总产出，K表示资本存量，L代表劳动，t表示时间。

假设技术进步是希克斯中性的，则模型为：

Q=A(t)F(K，L)　(5)

A(t)表示不同时间的技术水平。索洛根据美国1909～1949年的统计数据，计算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80％，他在后来的研究中又发现，技术进步之中有60％依靠人力资源受教育水平和培训的增长，这说明人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4.人力资本模型。标志人物西奥多·W·舒尔茨、G·S·贝克尔等，他们提出：“‘以人为本理论’从经济学角度揭示了人的素质对现代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性作用”。他们将人力资本理论分为微观和宏观两方面，其宏观生产模型为：

Y=F{A(t)，Kλ，HI-k，L}　(6)

这个模型可适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λ是常数，A(t)表示技术进步，H，L分别表示高级人才和普通劳动力。

四、人力资本指标的选定及度量方法

研究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面临的一个难题是人力资本指标的度量。事实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有效可行的方法准确计算人力资本存量。因此为了研究的便利，人们常常根据自己所研究问题的需要、数据的可得性和准确性来确定用某一种人力资本来代表全体人力资本。不管选择什么样的指标和数据，在选择时应该对人力资本要素进行全面考察，应当以该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人力资本发展水平为依据，把人力资本的出现和人力资本的特征与经济发展阶段联系起来(许和连，亓朋，祝树金，2007)。归结起来，人力资本指标的度量分为两大类：一是从人力资本的产出角度度量；一是从人力资本的直接投入角度度量(侯亚非2000；王金营，2001)。以下将分别介绍这两大类人力资本的度量方法及其优缺点。

1.从产出角度的度量方法

从产出角度度量人力资本，最常用的方法是劳动者报酬法，即用劳动者的平均劳动所得来体现劳动者身上所蕴涵的人力资本。芝加哥大学的凯西莫林根等人认为，一个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本价值应体现在其工资上，他们试图在劳动者收入的基础上计算人力资本指数。通过考察美国各州教育、性别、种族影响收入的情况算出一个纯理论的无技术工人的工资率，然后用该收入去除实际收入，从而计算出人们因受更多教育而得到的回报的指数。

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劳动者报酬是直接产出的一部分，用它来体现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成本，不仅精确明了、计算简单，而且将投入与产出紧密联系，关系清晰、简明。然而在实际

应用中，这种方法却存在着相当大的误差。首先，劳动者身上所蕴涵的人力资本同它在生产中实际的人力资本供给往往是不一致的(如学非所用、专业不对口)，而劳动者在生产中实际供给的人力资本和他应得的劳动报酬也往往存在很大差异(如同工不同酬、脑体倒挂等)。因此，用劳动报酬体现实际的人力资本供给进而表示实际的人力资本存量是不精确的。其次，从产出和增加值角度度量的劳动者报酬通常只是一个汇总的结果，并未对不同劳动者进行分类。而我国从工资、奖金、红利等方面统计的劳动者报酬又往往低估了劳动者的实际收入，也就低估了人力资本的实际存量价值。

2.从投入角度的度量方法

为了度量不同劳动力之间所含人力资本的差异性，我们可以将劳动力进行分类，然后按照不同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特质对其进行加权求和，即得到总的人力资本存量。

大多数的人力资本度量方法都是从投入角度进行的人力资本度量。这在很大程度上考虑到指标度量上的简易和数据的可得性，具体方法包括学历指数法、职称等级法、教育经费法和教育年限法等几种。

(1)学历指数法

对不同层次的劳动力赋予不同的学历指数，将学历指数作为权数进行加权求和，计算公式为：

其中，Ht人力资本存量；HEir为第1学历水平的劳动力数量；wi为学历指数。i=1，2，3，4，5，6分别表示大学本科及以上、大学本科、高中、初中、小学、文盲半文盲。

不同学者对于学历指数的确定给出了不同的方法，其共同之处就是都考虑了知识的累积效应，将学历指数序列确定为几何增长或指数增长。一般将其确定为2的幂级数序列(2⁰，2¹，2²……)或自然幂次方(e⁰，e¹，e²……)，如将小学文化程度或受过6年教育的劳动者赋予学历指数e⁰，将初中文化程度或受过9年教育的劳动者赋予学历指数e¹，等等。这种度量方法的缺点在于主观性很大，学历指数序列的确定完全凭主观认识以及序列选取和计算上的方便，缺少客观依据。

(2)技术等级或职称等级法

按照劳动者的技术等级或职称加权。这种方法较上述两种方法更能反映不同劳动者所含人力资本对产出的实际贡献，其应用的困难来源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方面的障碍。由于统计上的原因，在我国很难找到完全、统一和具有可比性的资料。同时由于劳动力认证体系的不完善和劳动力市场的残缺，劳动者的技术等级和职称往往不能确切反映或者错误反映其人力资本存量及其贡献。尤其在我国，职称评定制度在应用上的狭窄性和主观性，也使其不能覆盖所有部门和所有职业的劳动者，其次在数据可靠性方面业也存在着很多疑问。这显然限制了这一方法的应用。

(3)受教育年限法

为了度量不同劳动力之间所含人力资本的差异性，许多学者一般采取方法将劳动力分类，然后按照各级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对其进行加权求和，即得到总的人力资本存量的方法。

其中，Hc为t年人力资本总存量，HEit为t年第1学历层次劳动力人数，hi为第1学期水平的受教育年限(学制)。

本方法的优点在于它排除“学历指数法”、“技术等级或职称等级法”等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数据具有可得性和精确性。受教育年限与接受教育或培训的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成本成较强的正相关性，它排除了用货币计算人力资本投资成本的价格因素影响；它还可以排除“劳动报酬法”中的工资等分配政策和制度因素影响。受教育年限与劳动力“边干边学”中人力资本积累成正相关，受教育年限越长，劳动力在劳动中积累经验的能力越高，接受新技术、新知识越容易。此外，受教育年限越长，人们越注意保持自身的健康，且用于选择合适职业的信息收集和迁移的成本越高。

而它的缺陷则是忽略知识的积累效应，认为随着教育年限的增长，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呈算术级数增长，将小学教育1年时间所获的人力资本增量与大学教育1年所获等同，不能充分反映不用教育阶段的时间价值存在的巨大差别。另外，基础教育与专业化教育的区别，人力资本质量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等也不能充分体现。而且简单的用从业人员与受教育年限的乘积来反映人力资本存量，将会低估人力资本，从而不能真实地反映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4)教育经费法

从人力资本核算的角度测量培养劳动力教育和培训成本，是度量人力资本存量的重要方法之一。培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可分为公共支出和个人支出，个人支出又分为直接支出与间接支出。公共支出部分主要来源于财政支出中的公共教育经费，同时还应包括用于劳动力卫生保健和劳动保险的公共支出部分，来源于其它渠道的非财政教育经费，以及企业和公共机构用于劳动力培训和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支出等。个人直接支出就是家庭和受体个人接受教育和培训所花的费用；间接支出是指接受教育和培训的人在接受教育和培训期间所损失的工资和其它收入。无论是个人的直接支出还是间接支出，其资料的统计很不完全，甚至没有统计，即使有的数据，由于不同数据来源的数据统计口径也存在很大差异。可比性很差。这种现象在个人支出的统计方法方面就更为突出。由于数据可得性和准确性的限制，该方法无法准确估计我国人力资本存量。

五、建议

从以上的论述可见，在计算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关联程度时，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对人力资本指标的选取。在决定采用何种度量方法和数据时，应遵循四个原则：一是客观性原则，即选取的变量数据能在客观上反映出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力资本的变动状况；二是典型性原则，即选取统计年鉴中最有代表性的数据；三是广泛性原则，即选取世界上较为通用的统计数据，以便进行结论比较和分析；四是可操作性原则，即用尽可能少的换算得到能反映人力资本的所需数据，避免因反复运算而使原始数据失真。

根据以上原则，结合数据的可取性，可采用“教育年限法”去推算人力资本存量。比如，可以参照我国人口普查资料中有关教育程度的分类，将教育层次定义为五级，即文盲半文盲、小学文化、初中文化、高中文化和大学专科以上，且假设统计教育中成人教育与普通教育和自学考试取得的学历是同质的。然后，对不同的教育程度赋予权重并累计相加：便可得到某一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其中人口总量可采用社会年末总人口或者就业人口，而教育程度可用社会年末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或者是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

参考文献：

[1]李京文，张国初.现代人力资源经济分析—理论·模型·应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2]权衡，徐肂.资本理论与和谐劳动关系构建[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8，(2)：11.

[3]余宇新.关于我国财政支出与个人消费关系的实证研究[J].消费经济，2008，(6)：36.

[4]易翠枝.公务员的人力资本特征与政府人员规模控制[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66-70.

(责任编校：文　心)

作者：吴培冠 黄 敏

经济增长理论进展论文 篇3：

高职院校理论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反思与重构

【摘 要】从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视角审视高职院校理论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建设的状况和进展，指出高职院校理论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探讨高职院校重构理论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主要原则。

【关键词】高职院校 理论经济学

反思 重构

【文献编码】doi:10.3969/j.issn.0450-

9889(C).2011.09.018

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被称为21世纪经济学革命的先声。这场由法国学生率先发起的请愿得到法国一些教授、法国教育部乃至英国、美国一些学生和教授的声援，引起世界性反响。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兴起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意味着一次深刻而广泛的挑战。本文试从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视角探讨高职院校理论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建设问题。

一、研究综述

国內学界直接讨论高职院校理论经济学教学内容建设的学术文献比较少，以下对有关研究的主要观点进行综述，以探求本文研究之方向。

在选择教学内容的原则方面，刘记红主张经济学教学内容应尽量简单明了，根据学生专业需求对教学内容进行筛选和模块式整合，不同专业的经济学教学内容应各有侧重，把握经济学教学内容与专业课程内容的衔接关系。金春良主张按照“必须、够用”原则整合经济学教学内容，既综合考虑理论宽度和深度，又保证理论系统的完整性，根据课程目标、专业需要以及学生接受能力阐述原理、原理运用和政策分析。姚晴霞主张高职院校经济学教学要以能力培养为出发点，既要注重知识传授，更要加强学生能力培养。

在具体教学内容的选择方面，刘记红以经贸类专业为例，主张经济学教学内容应包含微观经济学中的供求原理、均衡理论、消费者理论、生产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和宏观经济学中的国民收入理论、凯恩斯的就业理论、通货膨胀理论、宏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金春良主张，经济学教学内容应以微观经济理论为主，以宏观经济理论为辅，微观经济学主要介绍供求理论、弹性理论、效用理论、产量成本理论、市场理论，宏观经济学介绍总供求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周期理论。姚晴霞主张微观经济学应主要介绍价格论、效用论、生产论、成本论、市场论，宏观经济学应着重介绍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

以上分析表明，国内学界有关高职院校选择经济学内容的研究，选择的原则倾向于强调应用，强调对教育对象的能力培养，选择的内容主要限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本文将在前人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在更广泛的视野中观察、探讨高职院校理论经济学教学内容建设问题，关注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对高职院校理论经济学教学内容建设的意义。

二、高职院校理论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建设的现状与反思

目前，高职院校理论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存在诸多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下面从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视角审视高职院校理论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建设问题。

（一）现状调查

笔者对近年来高职院校理论经济学教学内容的建设状况进行抽样统计调查，以把握该课程建设的现状。调查采用列表统计方式进行。调查范围为高职类经济学基础教材和精品课程网站，涉及公开出版发行的高职类经济学基础教材18部、高职院校经济学基础精品课程网站11个。教材发表和网站建设的时间均在2004年至2010年期间。调查内容设计有作品类别、作品名称、作者、作品来源、时间、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学内容、研究方法、课时、特色等几个方面。调查结果如下：

第一，在作品名称方面，被调查的18部教材中，12部称为“经济学基础”，4部称为“经济学原理”，2部称为“经济学”，11个精品课程网站均称为“经济学基础精品课程网站”。

第二，在教学内容方面，被调查的18部教材和11个精品课程网站的教学内容均选择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包含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微观经济学部分的篇章设置在6至9章之间，以设置7章或8章居多，均介绍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市场结构理论，一部分作品还介绍生产要素理论、微观经济政策理论。宏观经济学部分的篇章设置在2至7章之间，情况比较复杂，比较多的是介绍宏观经济变量、短期宏观经济波动（一些作品分解为失业与通货膨胀）、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增长、开放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少数教材列有专章介绍一些比较高深的宏观经济模型供使用者选学。

第三，在研究方法方面，由于被调查的18部教材和11个精品课程网站选择的教学内容均为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因此，作品中介绍的经济学基本分析方法也主要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比如供求分析法、边际分析法、均衡分析法。

第四，在作品特色方面，被调查的18部教材和11个精品课程网站最大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都强调应用，强调对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应用。一些作品还强调将教学内容模块化。如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经济学基础精品课程网站（省级）就主张将教学内容模块化、教学实践项目化、教学资源立体化作为经济学基础课程设计的主题与贯穿始终的创新教学模式，将教学内容中不同模块的设计作为后续专业课衔接的主要依据和实践基础。

（二）进展

上述对高职类经济学基础教材和精品课程网站的调查结果显示，高职院校理论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建设取得一些值得肯定的进展：

第一，一批高职类经济学基础教材的出版为高职类学生学习理论经济学提供可以选择的学习载体，一批高职类经济学基础精品课程网站的建设推动高职类理论经济学课程教学交流和学科建设。

第二，高职类经济学基础教材和精品课程网站在与实践结合的方向上大大向前迈进一步，为经济学课程摆脱抽象、枯燥的教学作出努力。高职类经济学基础教材和精品课程网站的建设由于不受理论推理的束缚，反而能够在活跃经济学教学方面表现得尤其出色。

第三，高职院校经济学基础课程介绍市场经济基本理论，促进市场经济理论的普及，极大地适应社会对人才素质的需求。

（三）存在问题

站在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高度审视高职院校理论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可以发现，现有高职院校理论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也存在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

第一，以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为蓝本的高职院校理论经济学课程先天不足。调查显示，被调查高职院校的理论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属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20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实践史、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表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正受到严重的冲击，处于分崩离析的境地。20世纪，经济学发展出许多新学派、新理论、新观点，如交易费用经济学、博弈理论、产权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家庭经济学、法律经济学、新政治学等。因此，以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为蓝本的高职院校理论经济学课程自然先天不足。

第二，高职院校理论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中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没有统一的理论基础。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以个体理性作为微观部分的一个基本假设，主张消费者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为基本目标，厂商以利润最大化为基本目标，由此还发展出一系列观点和理论，如显示偏好、跨期选择、风险选择、交易成本、产权、X效率、资产组合、资产定价、合同或契约、非对称信息、次优、对偶性等。宏观部分却以市场失灵作为起点论证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没有统一的理论基础。

第三，一些高职院校理论经济学课程有关企业功能的论述有较大缺陷。由于高职院校理论经济学的教学侧重在应用方面，尤其是面向微观单位的应用，因此有关厂商行为的内容在高职院校理论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占较大的比重。但是，一些高职院校理论经济学课程在阐述企业功能时，只关注企业的经济功能，而忽视企业的其他功能。在一些高职院校理论经济学课程中，有关企业性质方面的探讨甚至被完全忽略。在这种教育中，受教育者也必然只关注企业的经济功能，天然地把企业当做赢利的工具，而不能完整把握企业的功能，在意识中构建正确、全面的企业观念。

第四，忽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研究生产关系，不能完整地讨论生产方式。在高职院校理论经济学课程中，教学内容一边倒向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教学中只教授供求论、效用论、生产论、成本论、市场结构论、要素论、市场失灵论等微观经济学内容，以及国民收入核算、总供求模型、失业、通货膨胀、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等宏观经济学内容。可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第五，一些高职院校理论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跟不上经济实践的步伐，不适应社会变革的要求。多年来，高职院校理论经济学课程建设经过努力，在反映经济现实上取得不少进展，但相对于快速变化的经济实践而言，高职院校理论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建设仍然显得滞后。重基本理论、轻分析方法、弱经济学派介绍的教学内容设置模式不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形成。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理论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建设虽取得一些进展，但同时又存在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需要教育工作者予以重视。

三、高职院校重构理论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原则

针对高职院校理论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中亟待改进的问题，以下主要探讨高职院校重构理论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应当遵循的一些原则。从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视角审视经济学学科，重构高职院校理论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应当遵循以下一些原则：

第一，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结合原则。高职院校理论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建设应当面向经济实践，既要面向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更要面向我国的经济实践。经济理论来源于经济实践，经济理论的发展也要依赖于经济实践的推动。在我国，经济理论更要回答我国经济实践中产生的现实问题。经济实践是检验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因此，高职院校理论经济学课程建设应当面向经济实践尤其是我国经济实践，回答经济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并在解决经济问题中提炼经济思想。

第二，保留与克服结合原则。虽然实践的发展和思想的冲突向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提出了挑战，但应该看到，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经过长期的演进，已经发展出许多值得继承发扬的思想和方法。因此，既应清晰地认识新古典主流学的局限性，也应注意新古典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吸收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有益成分是高职院校理论经济学课程选择教学内容的内在要求。同时，还应探究异端经济学各流派，关注经济学多元主义的发展，吸收非主流经济学学派的思想。在对待古今中外经济思想发展成果上，应全面、完整地理解各流派、各种方法的发展成果，不能只看到某一個派别而忽略其他学派，应做到既保留其积极部分，又克服其消极部分。

第三，共性与个性结合原则。经济系统的运行是一个客观的过程，经济系统运行的一般规律反映一定条件下各国经济运行的共性，因此，高职院校理论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选择应当充分、准确体现这种共性。此外，任何经济系统的运行都依存于特定国家和特定时期，而不同国家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国情，因此理论经济学教学内容的选择也要体现个性原则。在我国，高职院校理论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应面向我国国情。国情是历史选择的起点。无论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还是非主流经济学，其在我国的适用性，都要接受我国经济实践的检验。应结合我国经济改革实践和深含于经济改革实践中的中华传统文化，构造理论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因此，在高职院校理论经济学课程建设中，应结合我国经济的现实问题来选择和发展教学内容。

综上所述，本文从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角度探讨高职院校理论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建设，审视高职院校理论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建设的状况、进展和存在问题，进一步讨论高职院校重构理论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三项原则。本文对高职院校理论经济学课程重构提出的只是初步设想，也未及探讨实施有关设想的具体对策，这些方面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Paul.A.Samuelson，William.D.

Nordhaus.Economics(18th Edition) ［M］.McGraw-Hill Press House，2005

［2］姚晴霞.高职院校经济学基础课教学改革研究［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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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白永秀.建国60年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回顾与展望［J］.经济学家，2009（7）

【作者简介】杨 文（1970- ），男，广西贺州人，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经济学教研室主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劳资关系、小区治理。

作者：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