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2022-07-18

第一篇：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广东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广东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现状、问题与对策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一项功在当代、荫及子孙的伟大事业。广东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宝贵财富，是爱国主义教育最为生动和形象的教材。切实加强全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充分发挥历史文化遗产的作用，对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使广东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良好精神状态，使经济强省有更坚实的文化基础和良好的文化氛围，维护和促进祖国统一，维系海外华侨华人的民族凝聚力，调动他们支持家乡建设的热情，增进民族大团结，促进文化交流与合作，发展文化旅游业，推动全省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全面、协调、科学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广东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现状

(一)广东历史文化遗产的特点

广东是岭南文化中心地、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中国近代民族革命策源地，保存的历史文化遗产颇为丰厚。全省现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6座，国家历史文化名村2个，省级历史文化名城16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8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69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0多处;全国近现代优秀建筑9处;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石刻等不可移动文物万余处。广东历史文化遗产的突出特点是：

古代文物丰富多样，岭南特色鲜明。距今6500多万年前的河源石峡恐龙化石埋藏地保存有恐龙蛋、骨架、脚印，出土的恐龙蛋化石数量众多，世界罕见。位于广州中山四路的南越国宫署遗址是广东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宫署御苑遗址，是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精华所在。位于广州象岗山的南越文王墓是目前岭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全国出土遗物最丰富的汉代帝王陵墓。佛教寺院众多是一大特色，著名寺庙有广州光孝寺、六榕寺、新兴国恩寺、曲江南华寺、潮州开元寺、广州南海神庙、肇庆梅庵等。怀圣寺光塔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伊斯兰教建筑，又是广东仅存的唐代高层建筑物。潮州广济桥是全国首座集梁式桥与浮桥于一身的启合式桥梁，其规模和结构技术为我国现存古代桥梁中罕见，反映了我国宋代造桥的最高成就。以广州陈家祠、潮州已略黄公祠、番禺留耕堂等为代表的祠堂建筑和以佛山祖庙、广州南海神庙、德庆悦城龙母庙等为代表的庙宇建筑，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园林建筑保存至今的佼佼者有东莞可园、佛山梁园、番禺余荫山房和顺德清晖园等。民间建筑具有浓郁地方特色，有以广州西关大屋、佛山东华里、三水大旗头村、东莞南社村等为代表的单门独院式的粤中民居，以始兴满堂围、大埔泰安楼、深圳鹤湖新居等为代表的聚族合居的客家民居，以揭阳丁府、潮州许驸马府等为代表的装饰考究的潮汕民居。石湾南风古灶、高灶自明代至今延续使用，时间之长，为国内罕见。

反映海上贸易的文物丰富。根据史籍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南海海上贸易不晚于汉，盛于唐宋。汉代海上贸易始于广州、徐闻，终抵东南亚、印度，与西亚、非洲有了贸易往来;唐代远至西亚、非洲;明清远达欧美。考古资料证明，秦汉番禺的造船业已颇具规模，为开辟海外贸易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在广州中山四路发现的秦代造船工场遗址，是目前发现世界上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造船遗址。徐闻是我国汉代海上贸易始发港之一。三国两晋南北朝，海外贸易更加频繁，海外僧人和使者接踵而至。唐宋时期，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海港城市和对外贸易中心。唐朝首先在广州设置市舶使，总管对外贸易事宜;随着对外贸易繁荣，外国商人增多，在广州西城设置“蕃坊”，作为外商居住区。始建于隋代的广州南海神庙，唐代著名伊斯兰教圣迹光塔、怀圣寺和清真先贤古墓等，是隋唐广州对外贸易的重要遗迹。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在广州设置市舶司，掌管海外贸易事务，是我国最早类似海关的机构。宋代各地名瓷汇聚广州出口，促进了广东陶瓷业的发展，其中广州西村窑、潮州笔架山窑和海康窑的产品深受海外欢迎。“南海Ⅰ号”更是宋元时期海外贸易的重要历史见证。明永乐元年(1403年)置广州市舶司。永乐三年(1406年)在广州西关十八甫建“怀远驿”安顿外商。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设立的粤海关是全国最早设立的海关之一。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在广州开设专门对外贸易的十三行。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广州成为全国对外通商的唯一口岸,垄断中国对外贸易80年。广州十三行、粤海关旧址是对外贸易重要史迹。

近现代文物丰厚。广东是近、现代革命的策源地和根据地，是开风气之先的地方，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百年来的杰出领袖人物和林则徐、冯云山等许多近现代史上著名人物都在广东留下了光辉业绩。林则徐销烟池与虎门炮台旧址、广州三元里平英团旧址、花县洪秀全故居、冯云山故居、信宜大洪国王宫旧址、康有为故居与万木草堂、梁启超故居、广州“三•二九”起义指挥部旧址、孙中山大元帅府旧址等是中国近代重大史事件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的重要史迹。中共“三大”旧址、国民党“一大”旧址、黄埔军校旧址、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省港罢工委员会旧址等都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重要文物。海丰红宫红场旧址、广州公社旧址和起义烈士陵园等是记录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重要史迹。广州的十九路军抗日阵亡烈士坟园、东江纵队司令部旧址等是广东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的重要史迹，而珠海“三灶万人坟”和“千人坟”等则是日本侵华的罪证。

鸦片战争后，广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之一，涌现了一批思想家、实业家。邓观应故居、丘逢甲故居、陈启源故居、张弼士故居、陈廉伯故居、新宁铁路北街火车站旧址、绵纶会馆、大新公司旧址、爱群大酒店旧址和南华大酒店旧址等是反映中外文化交流和资本主义实业的重要史迹。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广东建筑种类和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大量“洋楼”和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广州沙面建筑群、圣心教堂是极具代表性的西方建筑;岭南大学马丁堂是岭南地区最早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广州中山纪念堂和市政府大楼等是中西合壁式建筑的典范;湛江硇洲灯塔更是世界上现存的两个水晶磨镜灯塔之一，在东南亚享有盛名。

华侨文物众多。广东是全国华侨最多的省份，旅居世界各地的华侨吸取居住国的建筑形式，结合我国传统建筑，创造出丰富多彩的建筑形式。开平碉楼和立园、珠海陈芳故居、汕头陈慈簧故居、梅县联芳楼和佛山简氏别墅等都是华侨建筑的杰出代表。江门新宁铁路北街火车站旧址、汕头存心善堂、广州爱群大厦、十九路军抗日阵亡烈士坟园等是爱国华侨积极参与祖国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事业甚至牺牲生命的历史见证。

(二)广东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成就

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全省广大文物工作者的努力，广东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

建立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基本制度。开展了三次全省文物普查，初步摸清了全省历史文化资源情况，为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奠定了坚实基础;确立了分级保护制度，各级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了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大部分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建立了记录档案，部分文物保护单位编制了专门的保护规划;全省各级政府拔出的文物修缮专款不断增加，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文物修缮工程管理制度，其中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广裕祠的维修工程在2003年9月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物保护杰出项目奖第一名;在对外开放和发展旅游事业中，许多文物古迹和革命旧址已经成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得益彰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文化旅游场所，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博物馆事业快速发展。建设了一批规模较大、设施较先进的博物馆，南越王墓博物馆于1999年被国际建筑协会列入世纪建筑精品，投资9亿元的广东省博物馆新馆和投资1•5元亿元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于2004年动工。博物馆数量增长快速，全省共有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170多座，约占全国总数的8%，文物藏品总数60多万件。1995至2005年间全省文博单位共接待观众6778.4万人次，平均每年接待观众329.3万人次，其中外宾41.2万人次。博物馆陈列水平不断提高，深圳市博物馆《近代深圳》、广州市文化局主办的《羊城文物珍藏》和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举办的《孙中山先生生平事迹展览》分别被国家文物局评为1997和1999年全国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广州艺术博物院的《藏品陈列》和东莞海战博物馆的《鸦片战争海战陈列》分别获得2000全国博物馆陈列最佳制作奖和最佳形式设计奖。 2004年成功启动了“流动博物馆”网络，举办了《珠联璧合—泛珠三角文物精华展》和《荆楚辉煌—一湖北省楚文物精品展》等，成为打破区域分割、整合文化资源、创新发展机制、提高省内及泛珠三角区域文化合作的成功实践。

考古工作成果丰硕。积极配合基本建设开展考古调查与勘探工作，取得一系列成果。1995年发掘的广州南越国宫署石构建筑遗址，1997年发掘的南越国宫署御苑遗址，2000年发掘的博罗横岭山先秦墓地，2001年发掘的深圳屋背岭商代墓地，2003年发掘的南汉康陵、德陵分别被评为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南海I号”水下考古是我国目前最重大的水下考古发现，在阳江市成立了亚洲首个全国水下考古基地。

对外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全省文博单位积极开展文物对外交流，交流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达到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2001年以来赴国外及港澳台地区举办文物及艺术品展览79批次;境外来粤举办文物展览16批次;境内外文物考察交流200多批次;接收海外人士捐赠文物逾千件。2002年以来，粤港澳三地召开了6次文化合作会议，建立了有效的合作机制。1999年以来，广东省文化厅与德国有关机构合作，赴德国举办了5期文物保护与博物馆管理培训班，参加培训学员95人次。

文物队伍不断壮大，业务素质不断提高。全省现有文物博物馆机构近202个，其中文物保护管理机构39个，其他文物机构6个，文物商店2个(文物代销点15个)，文物科研机构2个，各级博物馆144座。全省文物从业人员2929人，其中高级职称的107人，中级职称266人。自1996以来，省文化厅先后举办了文物培训班14期，参加人员近1000人次。通过培训，提高了文博队伍管理和专业人员的整体水平，培养了一批作风正，专业水平较高的文博人才，为全省文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社会文物管理工作日益规范。广东是文物流通大省，打击文物非法交易、文物走私等犯罪活动的任务相当艰巨。1993年，省政府颁布了《广东省文物商业管理办法》和《关于对旧货市场销售的文物监管物品实施管理的通告》。1994年，国家文物局确定北京、上海、广东进行文物境内拍卖试点工作，广东成为全国最早从事文物拍卖试点的省市之一，开创了许多国内艺术品和文物拍卖之最，为我国文物拍卖试点和管理工作积累了经验，做出了贡献。为有效打击文物犯罪活动，2001年成立了由省公安厅、省文化厅、省工商局、海关广东分署组成的广东省打击文物犯罪工作协调小组，建立了打击文物犯罪合作机制。1999年以来省文化厅接收执法机关移交文物60000多件，并与广州、深圳海关签署了共同打击文物走私犯罪合作备忘录。

科学研究成果显著。广东文博工作人员在艰苦的日常工作当中，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积极坚持开展科研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麦英豪、黎金合著的《广州汉墓》中国考古最高成就奖—夏鼐奖;王贵忱与欧初合编的《屈大均全集》获得广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叶其峰所著的《古玺印与古玺印鉴定研究》获广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杨式挺的《岭南文物考古论集》获广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李才垚主编的《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运动》获文化部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广东省博物馆与广州半导体材料研究所合作的“书画展柜空气净化过滤系统的研究”为1994年广东省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1997获国家文物局文物科技进步三等奖，被国家科技部评为“九•五”科技成果奖;麦英豪主编的《西汉南越王墓发掘报告》获全国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三、当前广东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广东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文物保护机构不健全，人员严重不足。广东是全国省级文物行政人员编制最少的省份(海南除外)，也是历史上省级文物行政人员编制最少的时期。目前，负责全省文物行政管理工作的省文物局仅有人员编制5人，长期靠借用或聘用人员维持正常管理，尚有部分地级市没有设立文物科，许多县、区没有文物专职干部，根本无法适应当前文物保管理的需要，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工作受到了削弱，严重影响了文物事业的发展。与省其他厅局比较，根据国务院《关于部委管理的国家局设置的通知》(国发[2003]9号)，由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共10个，凡是国家部一级设立了二级局的，我省有关厅均设立了相应的二级局，唯独刚批准设立的文物局为省文化厅内设的正处级局。与兄弟省市比较，除个别省外，全国绝大多数省市都设有副厅级的文物局。从国际上看，英、法、德、意、埃、印等国均设有专门的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机构。德国柏林市文物局有60人，黑森州文物局有近200人。

文博队伍人员整体素质不高，专业人才缺乏。在广东全省的文博队伍中，从事文物维修设计、养护的专业技术人员匮乏，没有一个获得资质的文物维修设计事业机构，也没有拥有资质的文物保护规划设计部门。特别是缺乏文物科研、展览陈列设计等方面的专业人员。近年来因机构改革，人员调动频繁，相当一部分文物行保护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不高，专业基础知识薄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降低了全省文物保护事业的工作水平。

文物保护“五纳入”措施不落实，文物保护经费严重不足。国务院在1997年《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中提出的文物保护“五纳入”措施至今已历时八年，但一直以来，在我省许多地区得不到贯彻执行，导致一批重要的濒危的文物保护单位得不到及时抢修，一些古遗址、古墓葬等野外文物得不到有效保护，社会上的珍贵文物得不到及时征集，相当部分的山区和贫困地区博物馆工作人员收入微薄，有的甚至连人头费都不能保证。作为省级财政，流散文物的抢救征集，文物保护的科研活动，抢救性的考古发掘等均没有专项经费。重建设，轻保护，破坏文物的事件屡有发生。近年来，相当部分地区的党委政府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贯彻执行《文物保护法》只停留在口头上，重视经济利益，轻视文物保护、基本建设过程中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的行为屡有发生，破坏文物的现象仍相当严重。在基本建设过程中，一些建设单位没有依法配合文物部门进行文物调查、勘探和考古发掘工作，致使许多有价值的古遗址、古墓葬被毁坏;一些建设单位，未经批准在文物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乱搭乱建，导致文物环境风貌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在旧城改造过程，不少历史文化街区，古村落荡然无存。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广州市的“六.二三”沙基惨案纪念碑、徐闻县的贵生书院门前古道;广州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黄氏宗祠、登记保护单位八路军办事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06年兴建的我国最早的民办铁路始发站台山“新宁铁路总站旧址”、 “梅县学宫”等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被擅自拆毁。据不完全统计，20多年来，全省有近30处文物保护单位被完全毁坏，数百处古遗址、古墓葬、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已消失。重建设，轻规划，80%以上的历史文化资源没有专门的保护规划，乱建设，乱开发的现象相当普遍;历史文化资源闲置、人造景观泛滥、珍贵文物惨遭破坏，60%以上不可移动文物和历史文化街区、村镇没有合理利用;景点规模小、品位低、综合效益差，缺乏拳头旅游品牌等。

文物保管条件落后，文物安全形势严峻。全省文博单位文物库房面积普遍不足。全省文物库房总面积为27745平方米，如按藏品总量平均计算，每平方米的库房存放量为18.5件。省博物馆文物库房仅有2000平方米，每平方米的库房存放量为59件。此外，全省有44个博物馆没有文物库房，有6个市的藏品保护费为零。现有的文物库房设置普遍简陋，技术防范设施达标率低，没有湿度，温度、光照和科学调配设备，文物藏品自然风化和化学腐蚀的现象不断发生。近年来，文物盗掘、盗窃案件屡有发生，文物安全形势日趋严峻。文物保护科技手段落后。广东大部分地区为南亚热带湿润季候风气候，高温、高湿、多雨、暴雨、台风为主要气候特征。在这种气候条件的影响下，相当一部分文物古迹经常受到暴风骤雨的严重破坏，沿海地区的文物还经常遭受盐分空气的侵蚀。广东文物科技研究与应用十分落后，文物科技人才少，没有专门的科研究经费，面对土质遗址保护、摩岩石刻风化、古建筑防损等普遍存在的问题，没有有效的应对办法。文物信息化程度低，至今没有建立起全省文物信息数据库，影响了文物事业的发展。

三、广东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经验

纵观广东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历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经验是：只有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将文物保护工作充分融入到党和国家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之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才能促进文物事业全面发展。文物保护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联。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文物工作，广大文物工作者满怀热情，文物事业翻开了新的一页。“文化大革命”期间，广东的文物事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一些有识之士和文物工作者不畏艰险，抢救了大批文物，保护了许多重要古迹。改革开放以后，广东文物保护工作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党和国家及时调整文物保护政策，广大文物工作者与时俱进，探索出许多有效保护文物与合理利用文物的模式和方法，全省文物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只有坚持贯彻《文物保护法》和文物工作方针，完善文物保护法规体系，才能确保各类文物得到有效保护，保证文物不受各种人为因素的破坏。面对经济建设破坏文物的行为，大多数文物工作者敢干顶住阻力和压力，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使许多文物免遭基本建设的破坏。广东也存在许多文物遭受毁灭的历史教训，主要原因是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造成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和改革开放后的个别领导重视经济利益，轻视文物保护，以权代法，以言代法，造成破坏文物的事件时有发生，是历史上文物受破坏最严重的两个阶段。

只有坚持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全力争取各级领导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和支持，才能把更多人力、物力用于文物事业发展。在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文物保护经费不断增加，近10年来，开展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物抢救维修和保护工作，新建了一批设施先进的博物馆。事实证明，什么地方党委和政府重视文物保护工作，什么地方的文物事业发展得又快又好。

只有建立国家保护为主、全社会参与的文物保护机制，才能有效遏制破坏文物行为发生。广东文物事业发展的实践证明，文物保护工作涉及面广，仅靠文物部门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要真正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有效遏制破坏文物的行为，必须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财政、城建、国土、公安、海关和工商等有关部门通力合作，人大、政协发挥监督、指导作用，动员新闻媒介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

只有相信科学，尊重科学，才能提高效能，节约资源，保证文物保护工作的质量和水平。文物保护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在历史文化名城、文物保护单位的评审，文物保护工程方案、文物保护规划、博物馆陈列方案、考古发掘与大遗址保护方案、文物安全技术防范方案等方案编制与评审，以及建立文物保护单位“四有”档案、文物藏品档案等工作中，都必须聘请有关专家充分论证，严格把关，才能保证工作质量和水平。方案未经论证，仓促施工，不仅会造成资金的巨大浪费，甚至导致文物本体和环境风貌受到破坏、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

只有坚持做好文物保护各项基础工作，才能促进文物事业稳步发展。开展文物普查登记工作、建立规范的文物保护单位“四有”档案和博物馆藏品档案是一项系统性的基础工程，是文物部门主动工作，开拓创新的体现。只有通过普查，摸清各地区现存文物古迹的数量、分布、时代、面积、保存状况、环境状况、文物价值和开发利用价值和馆藏文物的数量、级别、品类、价值和保存状况等，才能为做好历史文化资源保护、规划和利用奠定坚实基础。

只有合理利用文物，充分发挥文物的教育功能，才能更好地保护文物。实践证明，完善博物馆、纪念馆的设施，把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博物馆、纪念馆建设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文化旅游的重要场所，实现文物保护—利用—再保护—再利用的良性循环，是文物事业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只有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文物队伍，充分调动文物工作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是保障文物事业持续发展。文物工作者是文物保护事业的参与者，是保护文物的中坚力量。广东历代文物工作者，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始终坚持依法行政，严格执行和广泛宣传文物保护法律法规，认真学习业务知识和业务技能，在本职工作中积极主动，诚实肯干，甘于奉献，思路明确，使广东的文物保护事业一直向前发展。

四、广东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思路与对策

广东是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大省，但存在着经费严重不足，机构不健全，专业人员缺乏，科研力量欠缺等许多问题，因此，还不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强省。广东要成为全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强省，基本思路与对策是：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将文物保护工作融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工作大局之中，深入贯彻《文物保护法》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认真落实《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和《广东省建设文化大省规划纲要》(2003—2010年)提出的目标和任务。坚持“全面规划、突出重点、统筹安排、加强管理”的原则，以建设文化大省为契机，根据广东文物工作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抓住机遇，统筹兼顾，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整体推进全省文物事业。

大力推进文物保护基础工作，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各项文物保护制度。认真做好《广东省文物保护“十一五”规划》编制、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文化街区、村镇的核定公布、全省历史文化资源普查登记、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四有”规范档案、文物保护规划、文物藏品规范档案、馆藏文物鉴定、文物安全防范等各项基础工作。建立和完善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博物馆登记、重大文物事故责任追究、文物突发事件应急方案、定期检查监督、文物保护方案评审、文物保护奖励等各项管理制度。建立文物保护专家委员会和文物鉴定委员会。

大力推进重大文物保护工程项目和文物示范单位建设，带动全省文物事业发展。抓好全省文博示范单位建设和省博物馆新馆、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南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开平碉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程、河源石峡恐龙遗址公园、曲江马坝人遗址公园、南越国宫署遗址公园、虎门炮台遗址公园等重点项目，树立典型，以点带面，带动全省历史文化保护事业发展。大力抓好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建设，完善红色景区设施，将之建成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抓好虎门上横档炮台、潮州广济桥、始兴满堂围等重大文物保护工程，评选一批优秀文物保护工程项目。在重点项目的选择确定上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积极探索文物保护与利用新模式，总结和推广成功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经验。

大力加强省内合作、省际合作、泛珠三角合作和境外文物合作，优势互补，整合资源。整合全省各级各类博物馆的陈列展览资源，减低展览运作成本，丰富城乡群众的文化生活，解决基层博物馆“门庭冷落”的现象，继续扩大和完善“广东流动博物馆”网络。加强粤港澳交流与合作，整合三地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发挥各自优势，优势互补，共同打造岭南文化品牌，重点做好 “粤港澳文物大展”和合作开展国际博物馆日活动，促进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在成功地举办了《珠联璧合—泛珠三角文物精华展》和《荆楚辉煌—一湖北省楚文物精品展》等大型文物展览的基础上，创新思维，引进新理念，尝试新模式，主动开展多种形式、多渠道和全方位的泛珠三角合作，开创历史文化资源合作的新领域。认真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文物保护管理的成功经验和做法，积极组织文物出国展览或国外文物来粤展览。

大力推进文物保护管理体制改革，充分调动全社会参与文物保护的积极性，加强文物部门自身建设，提高执政能力和管理水平。完善省、市、县(区)三级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广泛建立群众性的文物保护组织，引导群众自觉保护文物，确立以国家保护为主、动员全社会保护参与的文物保护体制。建立文物保护以政府投入为主，鼓励社会参与的多元投、融资机制。切实加强文物部门自身建设，做好人才规划、培养、使用、配置与管理工作，建立一支学历、梯次和门类结构合理，有专业性权威的文物专业队伍。大力组织在职文物人员参加各类培训学习，引进文物高精尖专业人才，培养中青年业务骨干，不断提高行政人员的执政能力和专业人员的业务水平。

大力推进文物信息化建设和文物科学研究工作，提高科学技术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作用。加强文物科学研究工作，加大现代科技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针对文物抢救保护工作中具有迫切性和普遍性的科技难题，有组织、有重点、有计划地开展科技攻关，积极主动地争取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部门的参与合作，研究考古发掘现场有机物提取和保护技术、土质遗址保护、石质文物保护、潮湿环境下木构建筑防虫和防霉技术等课题。积极探索利用现代科技鉴定文物的方法。逐步完善省博物馆、省考古所、南越王墓博物馆等一批修复技术中心。建成全省文物信息中心，实现文物资源数字化、文物管理和信息传播网络化。在全面普查的基础上，编辑出版《广东县域历史文化资源》丛书，作为地方领导进行科学决策和借助文化资源发展地方经济的参考手册，扭转历史文化资源保护被动局面。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专家学者和社会舆论在文物保护中的作用，实现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的程序化、规范化和决策科学化，提高工作效率。

大力发挥文物在弘扬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教育、促进国家统一和推动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坚持把文物工作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力求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妥善处理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文物保护与发展旅游、文物保护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关系。尽快编制区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规划，以有效保护、整合、开发和利用各类历史文化资源。通过规划合理配置各类旅游服务设施，防止擅自改变文物保护管理体制和旅游开发破坏历史文化资源的事件发生，提高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科学性和安全性，使有效保护和永续利用历史文化资源的旅游业成为当地文化产业的支柱。大力发展特色博物馆，鼓励发展行业博物馆和私人博物馆，完善具有地方特点的博物馆体系，对博物馆、纪念馆和文物保护单位的利用进行研究，建立行之有效的文物利用管理制度和方式。大力做好未成年人教育工作，充分利用文物资源，建设一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得益彰的、在全国有影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一步强化博物馆精品意识，为公众提供更多的优秀陈列和展览。在遵守文物保护法律的前提下，鼓励各种渠道的资金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投入，创新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制订优惠政策，有效引导社会资金投资涉及文物保护的环境整治、道路通讯以及各类服务配套设施的建设，充分实现历史文化资源的价值。抓住各地历史文化资源的特色和地方优势，重点建设一批特色鲜明、历史价值高的历史文化景点，打造内涵丰富、知名度高的历史文化旅游品牌，形成一地一品、一地一特色历史文化旅游网络。

大力贯彻《文物保护法》和文物工作方针，进一步加强文物法制建设。广泛宣传《文物保护法》，对积极保护文物的事迹予以表彰，对破坏文物或者保护不力的现象予以曝光，营造一个“爱护文物可敬，破坏文物可耻”的良好社会氛围，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普法部门应当将《文物保护法》列入普法内容，各级党校和行政管理学院应当在法律课程中增设《文物保护法》，提高公务员和领导干部的文物法制观念。大力贯彻《文物保护法》和文物工作方针，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遏制破坏文物事件的发生。颁布实施《广东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完善文物法规体系，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保障。

只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文物保护法》和文物工作方针，牢固树立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造福子孙后代的观念，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积极落实上述措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进取，与时俱进，通过五到十年的不懈努力，广东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必将居于全国前列。

附件：广东省博物馆名录广州市海珠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州市黄埔军事博览中心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广州博物馆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馆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广州市海珠区文化馆邓世昌纪念馆海珠博物馆增城市博物馆番禺博物馆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何香凝美术馆深圳玺宝楼青瓷博物馆深圳市宝安区科技馆深圳市中英街历史博物馆深圳市南山区天后博物馆深圳美术馆深圳市博物馆

深圳市龙岗区东江纵队纪念馆岭南画派纪念馆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美术馆

翁源县博物馆(翁源县客家民族博物馆) 韶关市博物馆新丰县博物馆珠海市斗门区博物馆珠海市博物馆汕头市博物馆汕头市潮阳区博物馆南澳县海防史博物馆揭西县博物馆揭阳市博物馆佛山市高明区博物馆佛山科学馆南海区博物馆佛山市顺德区博物馆佛山市三水区文化馆鹤山市博物馆台山市博物馆江门市科学馆江门市博物馆开平市华侨博物馆恩平市博物馆湛江市博物馆雷州市博物馆徐闻县博物馆遂溪县博物馆广东省电白县博物馆信宜市博物馆化州市博物馆茂名市博物馆广东省肇庆市博物馆罗定市博物馆云浮市博物馆高要市博物馆郁南县博物馆广东省封开县博物馆广宁县博物馆德庆县博物馆惠州市博物馆

惠州市惠阳区叶挺纪念馆梅县博物馆兴宁市博物馆海丰县博物馆陆丰市博物馆河源市博物馆紫金县博物馆广东省和平县博物馆龙川县博物馆清远市博物馆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博物馆东莞市博物馆

鸦片战争博物馆(虎门林则徐纪念馆) 岭南画院东莞科学馆中山市博物馆中山科学馆潮州市博物馆潮州市韩愈纪念馆饶平县博物馆乐昌市博物馆

潮州市湘桥区民居文化展览馆珠海市古元美术馆梅县客家文化博览中心广东客家博物馆佛山市禅城区博物馆叶绿野美术馆佛山市博物馆东莞市莞城美术馆广东书法院

深圳市红荔精神绿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丰顺县博物馆新兴县博物馆

佛山市石景宜刘紫英伉俪文化艺术馆龙门县博物馆广州市越秀区博物馆潮州市八珍楼陶瓷有限公司从化市博物馆梅州市华侨城博物馆四会市博物馆广东华侨博物馆兴宁市优雅美术馆东莞市冠和博物馆广州市荔湾区博物馆(007493602) 潮州名茶馆潮州市仰中美术馆

佛山市高明区世纪钱币博物馆. 顺德展览馆

东莞市科学技术博物馆罗定市鸿峰博物馆梅县精宫博物馆潮州市淡浮收藏院广州市明珠艺术馆有限公司梅州市科技馆东源县博物馆

广东南雄珠玑镇珠玑巷博物馆有限公司广州市仑头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罗虹美术馆惠州市冠和博物馆东莞市观音山古树博物馆韶关市科技馆 ……

第二篇：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问题及建议》

课题报告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我们民族文脉。

关注非遗保护，就是关注民族文化的本真。

第一部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党和政府的关心领导下，十几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已经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成功的范式，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巨大魅力和丰富多彩。

1、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规模、数量居世界首位。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最多的国家，无论是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项目，还是省市区等地方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数量、门类、代表性，都居世界各国首位，一方面展示了中国这个多民族统一大国发掘、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展示了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意志，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形成了国家、地方协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体系。

2、构筑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管理的组织体系。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及其他相关法规的规定，我国已经构筑起由国家文化部牵头、各级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分级负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管理的体系，也初步形成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其传承人进行认定、审核、评估、评审的一套机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初步构建了国家和地方协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经过数年的起草、修改、论证和广泛征求意见，已由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1年2月25日通过，自2011年6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传播及法律责任都做了明确的规定，这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第一部法律，在此基础上，各地先后出台了一些配套的地方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初步构建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体系。

4、初步建立起多元信息整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网络。在整合各地、各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各类信息的基础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已经形成规模，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覆盖全国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利用数字化技术和网络平台展示、传播中国和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提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数字化信息服务。

第二部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

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利用的情况，全国各地存在着一些差异。但通过课题组调研分析归纳，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个方面，非遗保护存在的问题：

1、

非遗保护项目同质化严重，相类项目之间相互模仿日益加深。

随着当代交通、信息和市场经济的主推，尤其是互联网和移动信息快速发展，我国的许多非遗项目在发展中，正在因为大工业手段的介入而泯灭个性，而相类的非遗项目之间，也在相互借鉴中，走向相互模仿、非遗个性化特色正在弱化，而趋同化问题日益严重。

2011年以“中国皮影戏”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各个省市区传统皮影日益趋同化问题严重，各地的皮影戏除了在附加在皮影技艺上的唱腔成为区别各地皮影戏的标识之外，皮影制作作为一种非遗的技艺，在制作手艺、角色造型、表演手法、相关衍生品开发等方面趋同化严重。在2013年中国北方旅游交易会上，来自河北邯郸、唐山、秦皇岛、陕西西安、山西、北京十多个地区的皮影工艺品，其人物造型、色彩、材质几乎没有区别，同质化现象严重。

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蔚县剪纸，也开始被其他地区的剪纸技艺所模仿，而蔚县剪纸在传承、发展、市场化的进程中，也在借鉴其他地域剪纸技艺的一些表现手法，加剧了剪纸技艺的趋同化倾向。这是一个涉及非遗如何保护文化个性的大问题。

2、民间传说非遗项目应景性倾向，助推各地争抢历史名人倾向。

全国各地出现的争抢历史名人的热潮，几乎都加入了民间传说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应景之作。其中很多所谓“民间传说”，都是近年当地文人应景编造出来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河北省临城县“赵云故里的传说”入选河北省非遗项目，引起赵云故里正定县文化界的严重不满，导致一场旷日持久的赵云故里争议，正定县文化学者武威振代表正定县写信给省领导，指责临城县所谓“赵云故里传说”是当代人为了附会所谓“赵云故里”而杜撰的，不具备作为非遗项目的条件。而河北景县、枣强、冀州和山东德州，为争抢董仲舒故里的名份，都编写了与董仲舒相关的民间传说，并分别列入市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并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诸如此类为了争抢历史名人而争抢申报非遗传说的问题，在各地都有不少案例，有些传说有悖历史学的常识，成为非遗保护受到质疑的、影响非遗保护信誉的现象。

3、存在“重表演轻实用技艺” “重市场价值轻生活价值”的倾向，对一些重要的应用型技艺保护不够。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第十八条规定：“国务院建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将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大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名录予以保护。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立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将本行政区域内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名录予以保护。”，但实际上，各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筛查、申报、保护过程中，存在着表演性项目过多的问题，而对直接关系民众生活质量的传统技艺，保护、发掘、关照不够。以广东省为例，第一批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46项，其中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占了29项，民间美术8项，而传统手工技艺只有5项，民俗节庆等只有3项。其他省市区同样存在这类问题。

一些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经典意义的实用技艺，由于世世代代都是群体性传承，造成具体传承人不明确，因此申报非遗保护项目很难。譬如以赵州安济桥、永通桥为经典的中国大型石拱桥建造技艺，在中国乃至亚洲，传承千年，为元大都、明清北京城、明清帝陵、大运河、太行山区、皇家园林中石拱桥建造留下了辉煌的建筑，而且成就了成千上万石拱桥建造技艺的实践者，但这项伟大的实用性建筑技艺，却始终没有一个实体单位或传承人申报非遗保护项目，使得这项在世界建筑文明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技艺，正在丧失技艺文化的标志。还有，传承千年的中国月饼模子制作技艺，是中华民族面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但由于传承文脉久远、支脉繁多，加上“文革”浩劫和现代机械介入，因此，各地制作月饼模子和花馍模子的技艺，没能作为非遗给与保护和传承。还有，具有两千多年传统的中国错金银技艺，曾经是中华民族青铜器装饰领域最辉煌的工艺，但由于失传年久，近些年随着文物修复、古董仿制，这些技艺得到了恢复，但是，由于其中复杂的经济原因和社会原因，这项技艺始终列入非遗保护项目，自然影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另外，因为大工业生产和大量化学粘合剂的使用，导致现代家具的污染物超标，长期严重危害公民健康安全，尤其是儿童血液病患病率上升。尤其是一些假冒的“洋品牌”家具，使用伪劣材料和污染物严重超标的材料，进入越来越多的家庭，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公共卫生潜在危害。但是各地对中国传统家具及其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保护推广不够。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通过对传统家具制作技艺非遗的保护和弘扬，引导中国传统家具回归中国家庭，体现非遗保护对公民生活和人民健康的人文关怀、人文关照，尤其值得高度重视。

4、从国家层面整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体制、机制滞后。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大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可以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提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建议。第二十一条规定：“相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形式和内涵在两个以上地区均保持完整的，可以同时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但实际上，各省市区、地区之间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雷同问题日益严重，而缺少地区间整合，从国家和跨省区整合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机制滞后。

国家和省市区等各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都很高，但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不断累加，出现了类似项目反复申报的问题。譬如遍及中国南北的玉雕、木雕技艺，京津冀和西北地区的中幡、河北省、河南省的“背哥”，在很多地区都有传承，但跨省市区的整合保护协调滞后，各自为政，反复申报，这种倾向使得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看起来名目繁多，而实际上保护的项目局限性加大，而且对日后从国家层面保护一些具有国际意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障碍。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向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组织申请的非遗项目已经积累了130多项，而其中类似、重复的项目不在少数。这对于日后要想把中国石拱桥建造技艺、中国传统节日非物质文化项目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了障碍。

5、非遗传承后继乏人问题日益严重。

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面临后继乏人、难以传承的问题。目前处于非遗保护关键和核心地位、掌握、承载非遗技艺、技能的多为中老年人，传承人年龄结构老化是普遍现象，有的已年逾古稀，随时都有可能人亡艺息。尤其是一些在现代社会失去生存价值的传统手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承人，仅仅靠对历史和社会的责任感，难以维系。诸如传统弓箭制作技艺、传统铁匠、银浆技艺，传统缂丝纺织技艺之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这类技艺，成本很高，其产品要么已经没有商品价值，要么市场价值难以维系传承的成本。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在现代文化、外来文化浸染中长大的青年一代，对属于传统文化的非遗感情淡漠，甚至带有鄙视心理。师徒传承、口传心授的独特方式决定了非遗从艺受业期限较长、难于大规模迅速复制传布。从经济学角度看，传习非遗相对从事其他职业存成本更大。从大多数非遗从艺人员现状来看，仅能勉力糊口，尚不足以养家，更谈不上致富。因而在以追求时尚、高品位生活为主流导向的青年一代，很少自愿继承、研习非遗。，导致诸如此类很多非遗项目传承后继乏人。需要通过多元举措，吸引年轻一代加入到传统非遗技艺传承人行列中，使其有手艺、有收益、有尊严、有成就感。

另一方面，有些非遗传统项目的传承人，由于固守传统的“家规”、“行规”，观念落后，抱残守缺，不肯外传，也是导致一些非遗项目难以后继有人的原因。

6、重申报、重开发、轻保护、轻管理的倾向。

一些地方缺乏科学的保护意识，重视申报、强化开发和利用，推动市场化很积极，但保护、传承措施不落实，甚至出现超负荷利用和破坏性开发，背离了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出发点。

目前，在很多省市区，开发建设大规模的非遗项目博物馆，大批旅游景区创建了越来越多的实景演出场地，引入非遗项目的表演，开发非遗特色餐饮，开发推广非遗技艺制作的艺术品等旅游商品。积极的方面是推进了非遗项目的市场化，提升了非遗项目知名度和认知度，另一方面，加快了非遗项目的破坏性开发，趋利性消费诱发非遗项目的现代化和非传统化，使一些珍稀的地方戏剧艺术庸俗化，一些传统技艺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目前大批传统瓷窑采用电脑制作瓷器、统一贴花装饰的现象，各地出现的玉雕、木雕、石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计算机定制加工，都把传统非遗手工艺技艺，变成了大工业生产的批量产品，传统内画技艺成规模的临摹，成批量生产，导致传统技艺沦为地摊艺术。这种趋利性的开发，引发了非遗传统被现代化泯灭的严峻问题。

7、非遗项目的筛选、申报、审核、评审机制亟待优化。

目前各地非遗项目的筛选、申报、审核、评审的机制，属于逐步建立阶段，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管理都有待进一步优化，制度需要逐步健全，机制亟待优化。筛选、审核、评审的专家知识结构、年龄结构，审核、评审的程序亟待进一步规范。正如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中很多管理领域存在的普遍性的问题一样，就是标准化、规范化、程序化管理滞后，我们在十几个省市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的相关机构调研，发现知道ISO9000质量管理标准的极少。很少有人知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也需要国际质量管理标准的机制。因此，我国各个领域缺少ISO标准化管理精神和观念，是管理机制滞后、申报、评审存在一些随意性、人治倾向和的原因之一。

第二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面临的社会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机制，是为了保证其可持续的传承和健康发展。但在各地非遗保护项目的传承和发展中，面临着一些的社会问题和技术问题，影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传承和健康发展，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发展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

1、

全球化、现代化对传统技艺的巨大冲击。

在全球化、现代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对于传统的坚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面临着技术的挑战、成本的挑战、效率与价值观的挑战。许多传统技艺都在现代化的推动下，不得不被现代化所淹没。杨柳青年画，从画稿描摹、到制版、印刷，在中国传统年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最先被现代化，也就最先失去了自己本真的传统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了传统，基本上就成为现代化年画的印刷厂。

中国传统白酒、食醋、腐乳等食品类酿造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面临着现代化的严峻冲击。传承传统工艺是非遗保护的根本，而传统工艺、劳动强度大、生产成本高、周期长、卫生安全保障难，而现代化的结果，就是大工业生产，机械化工艺，就泯灭传统技艺，失去了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色和价值。目前贵州茅台、山西汾酒、山西陈醋等非遗保护与现代化之间的把握，正在考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的大智慧。

2、

城镇化快速发展对农耕文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冲击。

城镇化的加快，引发了非遗保护和传承的一系列问题。首先是城市化进程加快正在消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环境。

城镇化的发展导致人们生产、生活、居住、行为方式由传统向现代转变，不仅仅是城乡人口结构的简单转化，更重要的是城市群体求新、求洋、求利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会不断消解传统非遗生存发展的土壤。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的17.9%到2014年51%的城市化发展水平，30多年间我国有5亿多人从乡村走向了城市，他们自发地、悄无声息中丢掉、抛弃了自身生活中与土地和农耕相连的文脉。尤其是进城农民的第二代，很大一部分人产生了对传统的鄙视，对非遗鄙视的心态。

其次，城市化的结果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而变化最大的是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群体。而他们恰恰是承载着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的传承“活体”，城市化所引起的巨大变化不仅逆转了千百年来中国社会农村和城市的面积、人口比例，而且正在对农耕文明遗传的文化信息进行潜移默化的溶蚀。

我们敞开国门大胆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文明成果，加快现代化建设、提升城市化水平的同时，也在对国人的观念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一些进城的年轻农民和出生在城市的年青一代，把与土地、农耕紧密相关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视为老土、陈旧、落后，拿海外舶来的洋品为圭臬，日常生活中对时尚的认识都以“洋气”表述。盲目地追逐西洋生活方式，迷恋外国洋节，对圣诞节的向往与操持大大地超过了中国传统春节，这不能不让本土传统文化面临挑战。

在加快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历程中，推行建立现代工业化所主导的城市空间架构、生产组织方式和生活消费模式。而在城市的钢筋水泥间，已经很难见到中国传统的木雕、砖雕、泥塑等文化符号，传统的织染缝纫刺绣、贴纸、窗花。如今都被大工业产品替代。

另外，城镇化的大发展，造成了非遗活动、展示场所的缺失。以传统庙会为载体的传统花会表演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失去了展示场地，虽然城市规划和建设者有意识地布局了广场、剧院等公共空间，但这些十分有限的场所对非遗的传承延续远远不够。以楼房叠层而居的集中化生活方式，压缩了人们在家门口院子里近距离感触非遗的场所和机会，使人们了解、体验非遗的概率大为减少，导致人们对非遗越来越疏离隔膜。

城镇化的经济基础是工业化生产，以新潮、现代为标榜的高楼大厦、宽街广场排斥非遗的装点、美化;注重效率和利益的城市人群，舍弃了对非遗的了解和传缺失。

3、

市场经济潮流引发的非遗传承趋利化

市场经济的趋利化，正在引发非遗保护人文土壤的贫瘠。大批非遗项目被动的接受市场化观念的审视，直接关系到非遗项目保护的价值观。趋利性评判的观念是对文化传承的挑战。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能否申报、审批保护项目，在不少地方官员心目中，就要看能否发挥市场价值，能否给旅游、商业活动带来“亮点”，能否通过非遗的表演获得更大的效益，成为非遗项目是否值得保护和传承的主要取向。

非遗保护是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学者、专家呼吁下，近几年由国家将几个部门主导推动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扩容升格为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但在很多地方公众对非遗的了解和认知十分有限，不少地方领导，看不到非遗保护的效益和利益，对“非遗”保护意义认识不到位，工作不重视，没有为“非遗”保护争取必须的经费和必备的设施设备，经费紧缺，非遗保护仅限于文化部门孤军奋战，没有整合凝聚起社会力量，更没形成全社会的保护意识和自觉行为，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濒灭绝，囿于有限的人力、物力，眼睁睁地看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逐日消亡，却难以进行挖掘、抢救和有效的保护。

4、

食品加工类传统非遗技艺食品卫生安全堪忧。

传统食品加工的非遗技艺，基本上都是农耕文明家庭和小作坊传承的手艺，对卫生安全的控制，大都缺少标准化和规范的操作流程，在操作过程中因人因地而异，环境卫生状况和传承人卫生习惯，都直接影响食品安全质量。在山西、陕西、河北，很多非遗保护项目的食品加工和传统餐饮场所，对食品卫生环境、操作过程，缺少严格的标准和规范性的程序，缺少质量管理标准化意识和食品安全认证的标准化管理理念，这也正是中国大陆传统非遗食品项目和餐饮项目，引发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源。也是中国社会管理方面管理方式和理念整体落后的一个缩影。

第三方面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发展，不仅面临着一系列社会经济领域的挑战，在管理体制、机制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

1.非遗传承、发展的社会价值导向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呈示、储藏、传承的主体是有思想、有感情的鲜活生命，相对于已定型、固化的物质文化遗产，更容易受到现实社会潮流和价值观念等的影响。因此，当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非遗保护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不可小觑。当前不少人仍然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简单地理解为以金钱为中心，经济利益和市场法则的双重驱动下，急功近利、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等等还在主导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在这种趋利、趋新、弃旧思想潮流支配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面临着艰难困境，既不趋利，又难得名的非遗很难得到社会认可，很多父母更多地倾向于让子女学习外语、西洋乐器、舞蹈、绘画等舶来才艺，甚至高等院校音乐专业设置，都没有中国古琴技艺的一席之地。尽管城市里各种各样的少儿艺术培训如雨后春笋蓬勃兴盛，但这些少儿艺术培训和考级活动几乎都与“非遗”保护传承无关。任何家长都不会让自己的子女放弃上大学而从事“非遗”的传习。那些留下来学习、传承“非遗”的只能是被各类大专院校筛选淘汰的人员。这就引发了一种不利于非遗传承人提高社会地位的倾向。而任何文化艺术的发掘、弘扬都离不开优秀的人才，“非遗”传承人由社会自发淘汰优秀人选的悖论，背后反映的是国家人才管理、教育取向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问题，应当引起深刻的反思。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学术伦理问题

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涉及到学术伦理的是非曲直。尤其是近些年大量被列入省市级非遗保护名录的民间传说和民俗活动，涉及到大量的历史真伪和学术伦理。虽然民间传说非遗项目，不是历史学著作，但是，越来越多有悖历史真实的民间传说的大量入选非遗保护项目，直接影响到非遗保护的信誉和对学术良知的挑战。

譬如诸葛亮故里、诸葛亮躬耕南阳旧址、董仲舒故里、赵云故里，曹雪芹故里等历史名人相关的史实，只能有一个真理。但是，正是由于各地为了争抢与这些名人相关的“故里”、“旧址”，一些地方文人编织一些“民间传说”，并且积极地申报为非遗保护项目，助推争抢名人之风，加剧了申报非遗的功利性趋利性趋势。也影响到非遗保护的学术信誉和管理信誉。这是值得深刻反思的。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法治管理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极其丰富的发展中国大国来说，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治管理和依法保护，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仅是依法治理的第一步，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利用的法制环境、依法管理、相关知识产权、民事制度、群体传承人权益的保护等等问题，还需要逐步完善配套法规和执法机制。同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某些关系到民族和睦、维护国家统

一、政权稳定的民间文学表达形式，还需要从法制层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防止有人利用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不正当行为侵害民族和睦和国家利益。

4、

非遗保护国家战略滞后，群体传承人认定和保护机制滞后

在我国，但凡有国家扶持政策和资金的领域，都会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利益分配的不均问题。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领域，也不可能是绝对的净土。因此，在非遗传承人认定、遴选、扶持资金落实等领域，也存在利益追逐现象。这种现象的直接结果就是非遗传承人自然人、家族谱系的较多，社会化群体传承人认定较少。尤其是关系到一些代表国家文化品牌和民族大智慧群体性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传承人的群体性而申报传承人困难。也由此产生了代表中华民族群体智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没有传承人，甚至没有人申报非遗的尴尬现象，进而影响到我国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品质和国家利益。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中国茶文化加工技艺、中国大型石拱桥建造技艺、中国大型石雕、砖雕建筑构件雕刻技艺等代表民族最具世界性意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整合项目，至今没有群体传承人，没有从国家层面整合列入国家非遗名录。而在国家级非遗心目中，诸如“武夷岩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滇红茶制作技艺”、“普洱茶制作技艺”等技艺都先后被列入国家级非遗项目，相关非遗传承人也在非遗项目传承、保护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中国茶文化的整体非遗形象一直没能列入国际非遗保护序列，这对于中国茶加工技艺能够步中国桑蚕纺织技艺之后能够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不利。这其中关键的问题一是国家层面的整合机制滞后，二是国家级大型整合非遗项目的群体传承人认定、保护、扶持导向存在问题，三是地方上各自为政、争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利益，而缺少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国家意识和群体传承整合意志。

凡此类问题，都影响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健康有序的传承和持续发展，应该引起相关部门、非遗保护领域的学者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深刻反思。

第三部分优化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和发展的建议

1、

优化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顶层设计。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整合国家战略，打响中国非遗文化牌。我国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来，十几年间，先后将昆曲(2001年)、古琴艺术(2003年)、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蒙古族长调民歌(中国、蒙古国联合申报(2005：)中国雕版印刷技艺、汉字书法、中国剪纸、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营造技艺、中国朝鲜族农乐舞、格萨(斯)尔、侗族大歌(贵州)、花儿(民歌)、玛纳斯(新疆)、蒙古族呼麦、福建南音、热贡艺术(青海)、中国传统蚕桑丝织技艺、端午节、妈祖信俗、金石篆刻、南京云锦织造技艺、龙泉青瓷烧制技艺(浙江)、宣纸制作技艺、藏戏、西安鼓乐、粤剧(2009年)中医针灸、京剧(2010年)和中国皮影戏(2011年)等38项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纳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于培植中国文化牌取得了战略性的成就。但随着世界各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意识的提高，各个国家相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反复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必须看到，我国的大运河、我国和中亚各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成功经验，再次证明，整合同类遗产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才是明智之路。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创造的民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各民族世世代代群体传承下来的许多传统技艺、传统民俗文化、传统表演艺术，具有世界意义，尤其是诸如中国春节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节日民俗文化、以中国赵州安济桥为代表的石拱桥建造技艺、在世界上最复杂的丝纺织技艺—中国缂丝、以定窑、邢窑、德化窑等为代表的中国白瓷烧制技艺、以传统红木家具为经典的中国传统家具制作技艺、以传统梯田为经典的中国传统梯田、以青铜错金银和景泰蓝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错金银及掐丝镶嵌技艺等等代表中华民族整体文化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纳入国家文化战略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通过整合发掘、传承、保护，才能自立于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林。

因此，从国家层面，要把中国推广我们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文化强国战略，科学审视非遗项目与国际接轨的规划。应该邀请历史学、文化学、管理学、民俗学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知识结构足够合理的团队，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发展的宏观战略，进行专题研究，对非遗保护现状进行研究论证，编制中国非遗保护五年规划，着重将代表中华民族群体智慧和大一统背景下文化传承现象的非遗项目，重点扶持，加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并科学地对现有的国家准备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进行重心论证、评估。认真筛选能够代表中国进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项目和群体传承人，整合那些可能会影响到中国非遗进入世界文化遗产整体战略的具体项目，尤其要限制那些将来会影响中国非遗整合战略的各自为政分散的非遗项目。

同时，各省市区也要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整合保护和传承工作，整合学术界的智力资源，发挥中国历史文献丰厚、地方志浩繁的优势，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传承的追溯研究，整合同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实现整合保护，避免相类项目重复申报。

2、

加快推进标准化管理，引入ISO管理标准认证的理念。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和其他相关项目的传承，最需要把相关技艺程序化，推进标准化管理，实现规范化传承。而世界标准化组织推广的ISO管理标准和管理机制，是人类文明在管理领域最高的成果结晶，中国是ISO组织的常任理事国，但是中国在社会管理和公共管理领域，推广和落实ISO国际管理标准却相对滞后。尤其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传承、管理、发展、推广领域，缺乏标准化管理意识和相关机制，甚至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者、推广者、传承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ISO质量管理标准，更不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ISO质量管理标准的程序化有什么关系。

因此，首先按照《中国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的要求，在国家公共行政管理机关推广ISO9001质量管理标准认证和ISO14000环境管理标准认证和ISO22000食品安全认证等等国际标准认证机制，优化公共行政管理的规范化、标准化、程序化，以此提高中国公共行政管理者的规范化管理意识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规范化管理能力。

在此基础上，讲非遗传承与标准化管理结合起来，通过标准化、规范化、程序化管理，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有序性、持续性，克服某些食品加工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存在的食品安全潜在漏洞，实现非遗传承与食品安全协调发展，也有助于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相关产品的质量、环境保护指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规模化推广和产业化经营，推进非遗项目健康的传承，并创造更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3、

不断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扶持机制。

非遗传承人是直接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沿袭的个人或群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活态载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的关键是对传承人的保护，因此，要从文化强国战略出发，建立一支强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队伍，健全传承人培养机制。最根本的措施是要保护传承人的有序传承。

首要的是，加大扶持群体传承人的传承机制，通过标准化、规范化的非遗技能的程序化管理，纳入社会和学校教育，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传承后继有人。另一方面，要建立适合非遗传承人个性发展和非遗传承的保护制度，在技能传授、生活补贴、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给非遗传承人扶持资助，保护传承人立位仪式和成年礼仪，解决老传承人的福利待遇，鼓励他们对后人的传、帮、带，努力培养和造就新一代的传承人，做好传承人的认定和培训，在社会地位、经济保障、专业技术资格等方面给予传承人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另一方面要建立合理可行的传承机制，帮助建立培训基地，通过授课、带徒授业等方式培养接班人，提高他们的知识技能和文化自觉，使其技艺能够得到完好地传承。

4、

科学地实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开发利用和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健康发展，一定需要开发利用，加强非遗项目传承的内在动力。但是在对非遗项目进行开发利用过程中，要科学分析、理性论证，根据各类不同非遗项目的属性、社会实用性和文化价值等，区别对待。

对于那些从农耕文明传承而来、但在现代社会基本上失去实用性的非遗文化，要通过活化、展示来得以传承。诸如元曲、传统弓箭的制造技艺、传统银器打造技艺等，要整合在旅游活动中活化这些非遗，通过传承人表演得以传承。而传统的民间舞蹈、民间音乐和戏剧，可以通过提供表演场所与旅游活动整合，得以在艺术展示中可持续的传承。

对于那些已经在现实社会失传的中华民族历史上辉煌的非遗技艺，需要发掘历史文化，培养传承人，嫁衣复活，并得以推广和传承。诸如易州制墨技艺、传统月饼模子制作技艺、在世界文明史上和丝绸之路上曾经最辉煌的定州丝纺织技艺、邢窑、井陉窑、建窑、德化窑的传统瓷器技艺，通过恢复、传承、推广、开发和利用，重新走向社会，走进文化，走向市场，走形世界。

代表民族文化多样性的非遗技艺。诸如满族剪纸、蒙古族皮具制作、传统手绘的布门帘、布依族的服饰、云锦纺织等。要实现与旅游商品整合开发战略，通过认定旅游商品开发基地，给与政策、资金、旅游推广等方面的扶持，带动非遗项目的传承和市场化进程，让古老的民族技艺重新回到市场，为旅游购物增添民族的元素和魅力商品。

特别是借势现代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双重拉动作用，加大市场运作力度，充分挖掘和利用非物质文化资源，实现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 “良性互动”,促进“产业链”的整合和延伸。建立起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化的评估、监测、规范等管理机制与收入分配体系，避免单纯以盈利为目的的开发，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制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规划、合理布局，以避免分散经营，延长文化产品的产业链;通过产业化的手段寻求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的环境下传承与传播的空间，真正提高大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和认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产业运作的二元互动和良性循环，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5、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推广的国家战略

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构建“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相关部门对于宣传推介中国传统桑蚕丝纺织技艺，加大的扶持力度。各类媒体都在围绕一带一路战略，推出专题项目和相关产品。这是一种很好的国家战略推广模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推广领域，就应该站在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高度，整合文化、旅游、广播影视、出版、外交等相关资源，谋划我国非遗推广国家战略规划。包括系统地拍摄、推介大中国品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宣传片、系列纪录片、系列图书、影视剧作品，包括在海内外举办相关系列推介活动，开发具有中国品牌特色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商品、食品、饰品、纪念品，提高中国非遗的国际影响力和文化竞争力。做好新媒体传播、活动营销、节庆营销、事件营销和文化营销。尤其是利用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中国北京、张家口申报冬奥会、世界园艺博览会等大型国际活动，把中国旅游与非遗保护和传承推广结合起来，通过媒体关注，一方面唤起国内各界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另一方面大大提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世界影响。

6、

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展览展示国家工程

国家要在首都创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整合为首都的旅游商品展示和文化展览的国家级平台。通过创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带动地方非遗博物馆、展示馆和非遗文化园国家战略。

要克服非遗保护和传承孤军奋战、文化部门垄断的观念，把非遗保护和传承纳入到国家文化发展、商品开发、旅游观光、文化购物的大视野、大事业中，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产业化体系，实施产业化载体保护。通过产业化开发，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可持续性发展，将零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有机整合，创造规模化效益，节约社会和经济成本，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化传承、规模化整合、产业化发展、规范化利用。

第三篇：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及建议

淮安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标志，内含着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想像力和文化意识，承担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族群文化生命的密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关系到文化血脉的传承，关系到精神家园的维护，关系到先进文化的建设，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坚定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捍卫中华民族文化主权的客观需要，也是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构建和谐社会、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体现。淮安历史悠久，自秦时置县，至今已有2200年历史，自古就有“南船北马、入京孔道、九省通衢”的美誉，便利的交通条件为淮安的对外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交流的频繁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淮安人民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不少丰富而又独特的地域文化，并将地域文化与外界文化相交流、融会，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其中，民族民间文化种类丰富，形式多样，经过了多代的传承发展形成了具有独特地域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有金湖秧歌、淮海戏、南闸民歌、博里农 1

民画、蛋雕、草编等。

下面，我主要汇报一下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并提出一点建议。

一、积极探索，逐步实施非物质遗产保护工作

1、对全市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进行了初步调查。从2004年开始，经过细致的普查摸底，初步建立了保护名录，如“金湖秧歌”、“淮海戏”、“南闸民歌”、“十番锣鼓”、“车桥剪纸”、“博里农民画”等。

2、制定规划。在搞好普查、摸清家底的基础上，制定了市、县两级“保护工程”总体规划、实施方案和管理办法。

3、抓好试点。建立市、县两级专业保护试点。通过我们的努力，“金湖秧歌”已被确定为第一批省级试点项目，同时，我们加大对“南闸民歌”、“十番锣鼓”和“博里农民画”的征集、收藏、改编和推介力度，争取省级试点。2005年，我市又委派专业人员改编了3首“南闸民歌”，对“十番锣鼓”的曲谱进行了进一步的加工和整理，购置乐器，使它们能重新登上舞台。在全市群众文艺调演中，有几个南闸民歌、金湖秧歌改编的节目在评比中获奖，进一步扩大了民间文化的影响力。我市还派专业人员对“博里农民画”的题材扩展及包装、推介进行指导，并由市文化局出资进行采购，作为对外交流的礼品，以此加大对“博里农民画”的保护和推介力度。

4、开展教育培训。我市在积极参加上级举办各类培训的同时，还邀请专家来淮对市、县两级工作人员进行教育培训。

5、注重宣传。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以来，我们及时通过媒体对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进行宣传，从今年三月起，我们的《淮安日报》连续登载了季云华的瓷雕、顾瑾的结艺等专题报道。

二、明确目标，扎实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一是要继续建立健全和完善保护工程组织领导机构，负责协调运转工作。继续对全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了解，建立档案资料。

二是要建立专项资金，争取加大投入，为我市“保护工程”提供必要的经费。

三是要组织开展传承工作，培养后继人才。

四是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要充分利用报刊、专业刊物、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各种媒体，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保护工程”宣传工作，重点宣传实施“保护工程”的意义、方法和知识及相关的政策法规，宣传和展示“保护工程”的成果，鼓励和支持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保护工程”。加强对学校开展优秀民族民间文化的教育工作，普及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知识，增强全社会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意识，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三、突出重点，全面带动非物质遗产保护工作

非物质遗产保护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要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需要持久的奋斗和阶段性攻坚结合起来，把全面推进和重点突破结合起来。通过重点项目的建设，逐步形成点面结合，相互链接，结构合理，纵横交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在我市的金湖秧歌被列为首批省级试点项目的基础上，我们要对淮海戏的生存环境、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传承脉络进行深入挖掘，并加大包装和推介力度，让人们更好的了解淮海戏、认识淮海戏、喜爱淮海戏，为淮海戏的传承和发展进一步奠定坚实的基础，力争入选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一点建议：能否将饮食文化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围。中国的饮食世界一流，在饮食制作工艺方面，博大精深，早就形成了淮扬菜、川菜、鲁菜、粤菜四大菜系，现在支系又层出不穷。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定义为“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方式、知识、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被不同社区和群体在适应周围环境和自然的过程中和与其历史的互动中不断地再创造，为他们提供持续的认同感，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参照这个表述，根据《江苏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中的第二条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具体包括：

(五)传统手工艺技能”。我们认为江苏省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完全可以将菜肴(饮食文化)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围。

第四篇：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的调查报告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日益受到政府和民间的重视，近年来也开展了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宣传工作，但其保护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还应当通过公众对于此的了解以及关注、支持程度来看待。我国现有的地方立法与中央立法草案都强调责任与义务，却没有有效解决公众在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时所应获得的对遗产的实际认识与认同，并进而阻碍了有效地保护与传承。本文正是在调查问卷的基础上研究民众对于非遗情况的认知以窥探保护的效果与现状，并就一些问题提出相关的建议。

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日益受到政府和民间的重视，也开展了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宣传工作，但其保护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还应当通过公众对于此的了解以及关注、支持程度来看待，为此本课题组特组织了在宁波与温州两地向市民发放并收集调查问卷进行调研。

在其他国家，早已开展了相关的保护工作，据我们采访过的专家介绍，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则起步较晚。日本在1950年就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韩国也于1962年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一些国家如突尼斯、玻利维亚、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肯尼亚开始在国内层面采取了版权法或者准版权法的模式(quasi-copyright framework)为其本国的民间文学艺术提供法律保护。民众对于其文化遗产的认知、认可程度也较高。

在立法上，我国也已经开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立法，《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现已更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草案)》)有望在今年进入人大常委会议事议程并很有可能获得通过。《草案》将法律的保护范围界定为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第2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下列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社会价值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受国家保护：(1)濒危的古语言文字;(2)口述文学和传统戏剧、曲艺、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杂技、木偶、皮影、剪纸等;(3)传统工艺美术制作技艺;(4)传统礼仪、节日、庆典和游艺活动等;(5)与上述各项相关的代表性原始资料、实物、建筑和场所。(6)其他需要保护的特殊对象。” 而对于此，许多市民其实并不清楚，他们或则没有听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或则不明其义，或则不知其所指。当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寡闻并不是我们担心的关键，最为关键的是民众，尤其是青年人对于一些传统文化的渐行渐远。

浙江省在XX年年通过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并且各地政府部门也积极开展了一些保护、抢救工作，但是由于保护才刚刚开始，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就如我们此次采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专家而言，不少地方政府的“建设性破坏”正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另一种破坏，政府在保护中有一种“重名录申报、轻实际保护”的倾向，许多保护资金难以落到实处，青年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接受度不高，许多地方的宣传工作停留于运动式、政绩式、任务式的宣传，但是收效却甚微等等。并且，现在许多省份也有相关保护条例出台，但是千篇一律在强调责任与义务的时候却鲜有立法者关注保护工作的实际效果，对于公众强调的是“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义务” ，却很少在优秀文化遗产对于公众的受益方面(如获得相应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的切实宣传与教育等)进行有效地建树，公众如果只有保护之义务，而无保护之受益权利，何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在我国政府主导的保护模式之下，对于公众实际情况的了解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对于公众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的探讨显得非常有必要。

有鉴于此，我们组织了本次调查，希望对于保护现状进行客观的了解。调查显示，宁波、温州两市市民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尤其是对于本地的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比较熟悉，但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保护和宣传状况之差异有着不同的际遇，梁祝传说和温州鼓词最受市民关注。可喜的是，虽然绝大多数市民并不了解非遗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但是对于非遗走上法治轨道表达了相当高程度的期待。

第五篇：浙江金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的调查分析

一、调查原因

文明，是一代代人传承、创造和积累的结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从浦江上山文化走来的古婺文明已历经万年沧桑，是浙江中南部的金华山和婺江水，造化了古婺大地的神奇，赋予了婺州独特的民俗风情，哺育了一代代金华的人杰才俊。今天的金华，充满着蓬勃的生机和魅力，崛起在浙江中部地区。金华的先人们在长期生存和发展中，留下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金华火腿、东阳木雕、婺州窑瓷、金华府酒……是古婺先民智慧的见证;炼火、斗牛、婺剧，板凳龙、踩高跷、金华民歌、金华道情、十八蝴蝶……是古婺人民欢庆丰年、祈求幸福、追求平和生活的美好愿望的表现。面对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如何更好地挖掘、保护和弘扬?这是我们当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金华人，更应该挑起保护与弘扬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担。

二、调查目的

具有重要的传承意义。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刻不容缓，抢救和保护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已被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通过研究以寻得更多、更科学、更合理的方法来对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同时，有利于保护我国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三、调查预期

了解本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特色，以及传承意义等等;了解当前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提醒人们注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对当前保护现状进行反思，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四、调查地点

家乡，浙江省金华市

五、调查内容

(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

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

2、我国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

3、各地人民为保护非物资文化遗产所做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