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理论法律论文

摘要：经济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一个非常年轻的法律部门，经济法的产生是经济法基础理论中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关于经济法产生的理论，学者的分析多集中于经济法产生的经济与社会基础，较少论及其思想基础。然而，法律思想在新的法律部门产生中起着重要的影响，追溯影响经济法产生的法律思想，对加深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意义重大。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经济法理论法律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经济法理论法律论文 篇1：

中国经济法的定位及基本架构探析

【摘要】传统经济法在把法律的调整对象作为划分不同法律部门的主要标准，以及以法律的调整方法来作为划分不同法律部门之间的界线上存在着局限性。文章认为可以从经济法的作用、法律部门拓扑化等方面入手，找出经济法新的定位方法，进而采取加强有关经济宏观调控方面的法律的制定、完善有关外汇管制方面的法律等措施，不断加强我国经济法建设。

【关键词】经济法 基本架构 局限性 建议

中国目前已经形成了经济法的基本框架，然而究竟应该如何定位经济法，经济法在我国经济运行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以及怎样更好地履行经济法的使命，笔者拟通过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法对比，对我国经济法重新进行定位，并针对我国经济法架构方面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经济法的定位

一般来说要对一个事物进行定位，必须对其所处的外围关系予以判断，只有这样才能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

我国法学理论界比较一致地把法律调整的对象和法律调整的方法作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根据。法律部门，一般而言是指调整因其本身性质而要求有同类调整方法的那些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这个标准是我们判断和构建内部协调统一、内容缜密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把尺子。它为我们如何划分法律部门、确定彼此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石，推动了部门法学的繁荣和发展。但也在我国法律实践过程中表现出了一定的局限性。

传统经济法定位的局限性。首先，在把法律的调整对象作为划分不同法律部门的主要标准的时候，往往表现为顾此失彼。例如在我国，《劳动法》与《反垄断法》、《税收征收管理法》同属于经济法范畴但是彼此调整的对象大相径庭。如果想严格地区分不同性质或不同类别的社会关系必然以社会关系能进行严格的割裂为前提，但是社会生活是复杂的，这也决定了不同事物从不同角度看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如果固守以调整对象作为划分不同部门法的根据，将必然导致经济法的单一维度，难以满足法律实践的需求。

其次，以法律的调整方法来作为划分不同法律部门之间的界线的时候往往也表现出一种方法为多个部门法公用，或者是一个部门法之内有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调整方法，即出现跨域的现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例，其第四十条直接规定了“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本法另有规定外，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这也就是说民法的调整方法如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恢复原状、返还财产等一样适用于经济法领域。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产品，下同）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罚款”“吊销营业执照”同样是行政法的调整方法。

经济法新的定位方法。鉴于法律部门划分的传统理念在面对现代社会的要求所表现出来的局限性，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定位经济法，同时也为划分法律部门提供参考。

第一，从经济法的作用入手，以经济法所应该担负的任务为旨归，设定经济法的范围，而不要纠结于社会关系的划分。笔者认为经济法的任务应包括：首先，维护国民经济安全、健康运行，落实国家经济宏观调政策。其次，规范市场主体经济运行准则，维护消费者利益。在当下企业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作为行为准则的环境下，此点尤为重要。衣食住行的危机使得社会稳定面临威胁，这不仅不符合践行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甚至是与其背道而驰的。因此法律作为实现政治主张的手段需要担负起这方面的任务。再次，维护社会公众利益，在当代立法实践中出现一种社会法，即它不明显地表现统治阶级的意志，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社会公众的利益。

第二，法律部门拓扑化，即不以严格的定性定量为标准，而是以它符合几个特定的要求为标准来界定法律部门的构成，这是客观现实的需要。笔者认为经济法的标准可有以下几方面：首先，主体间的不平等性；其次，法律关系内容上的经济性；再次，调控手段的多样性。

我国经济法的基本架构设想

第一，从调整内容的角度，我国经济法可以分为经济主体法和经济行为法。

经济主体法，是市场经济的活的灵魂，没有主体就没有生产交换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基础。这方面法律包括《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国独资企业法》等等。

经济行为方面的法律。经济行为方面的法律是经济主体法的延伸，它是对经济主体的进一步规范。这方面的法律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等等。

第二，从经济维护利益的归属角度，我国经济法可以分为维护国家利益的法律、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法律和维护部分人利益的法律。

维护国家利益的法律。在当今中国，这方面的法律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审计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统计法》等等。

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法律。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维护相关的利益使之得到保障和实现，经济法亦是如此。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法律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等等。

维护部分人利益的法律。在一般保护的基础上加强对薄弱环节的保护，这是非常必要的，认为整齐划一能够解决问题的想法是不成熟的。这方面的法律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等。

完善我国经济法的建议

第一，加强有关经济宏观调方面法律的制定。2011年1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4.1%。其中，城市上涨4.1%，农村上涨4 .1%。民众存款出现了负增长。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以借鉴日本市场“间接”规制的方法，加强政府行政指导，利用法律手段打击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行为。

第二，制定有关外汇管制方面的法律。2011年7月末，外汇局下发《关于核定境内银行2011年度融资性对外担保余额指标有关问题的通知》，这是控制跨境资金涌入，打击热钱的又一措施，同时配合了国内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我国现行外汇管理方面的法律规范是1996年1月29日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最近的一次修订也是在5年前。因此，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程度日益增高，及国际金融大鳄大量进入的局势等方面显然力不从心。如果我们能够参照世界其他国家外汇管理方面的管理法规和经验制定一部系统综合的外汇管理法，这对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确保国民经济的安全显然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三，加强对社会公益的调控。紧跟对高房价的担忧，生活必需品的质量安全更让人们担心，瘦肉精、假鸡蛋、染色馒头、地沟油等等，极大地危害到了人们的健康，也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生活必需品价格大幅震荡，更是让工薪阶层难以面对。突出法律维护社会公众利益，以我国现有的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为基础，加大对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尤其是严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行为处罚力度，势在必行。

结语

对于经济法的构建和完善，需要学界和业界根据现实经济生活中发生的问题，总结他国和本国的历史经验，以法律人敢于担当的责任心和缜密的思考，在新的视角下审视经济法，对经济法的架构进行不断的调整。只有这样，经济法才能够在维护国家利益、公众利益，促进国民经济安全、健康发展的过程中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作者：龙欣

经济法理论法律论文 篇2：

追溯影响经济法产生的法律思想

摘要：经济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一个非常年轻的法律部门，经济法的产生是经济法基础理论中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关于经济法产生的理论，学者的分析多集中于经济法产生的经济与社会基础，较少论及其思想基础。然而，法律思想在新的法律部门产生中起着重要的影响，追溯影响经济法产生的法律思想，对加深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意义重大。

关键词：经济法；法律思想；产生；意义

作者简介：惠建利(1974-)，女，陕西富平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经济法研究。

经济法的产生是经济法基础理论中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有学者认为：“正确地把握经济法产生、发展的线索和逻辑，是进一步准确地把握经济法的概念及其性质和地位的前提条件。”(潘静成，刘文华，1999)综观以往关于经济法产生的理论，多集中于经济法产生的经济与社会基础，而较少涉及经济法产生的思想基础。“迄今为止，人们对经济法的研究，大多只重视经济法律制度、法律规范及运作方式等，而对经济法的内在精神却探讨甚少。即使涉及。也没有作系统深入的研究。”(咎淑珍，2003)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需要追溯影响其产生的法律思想，因为从认识论的层面讲，任何理论研究都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和结果。而且，从伦理的角度看，法律的发展应该有它的终极关怀和最高理想。美国法学家佛里德曼有句名言：“法典背后有强大的思想运动。”这句话非常精辟地道出了法律思想对于法律制度的产生、创制及实现的巨大价值和功能。基于此，以下拟运用法理学、法史学和比较的研究方法，对影响经济法产生的法律思想作较为系统、深入地剖析。

一、经济法产生的基础

经济法产生的基础，一直以来都是法学界争论的话题，学者对此提出了各种不同观点。

绝大多数学者突出了经济法产生的客观基础。例如有学者认为：“经济法产生于立法者不再满足于从公平调停经济参与人纠纷的角度考虑和处理经济关系，而侧重于从经济的共同利益，经济生产率，即经济方面的观察角度调整经济关系的时候。”(拉德布鲁赫，1997)有学者认为“经济法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运而生的新兴法律部门，经济法只有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才有产生的理由和存在的意义。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为防止市场失灵而需要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规划，这种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通过立法加以确定，即产生了经济法。”(张守文，于雷，1993)上述各观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均特别强调了经济法产生的客观基础。且这种观点具有代表意义，学者几乎达成共识。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发展、变迁都应以社会经济基础为依托。笔者也认为，经济法的产生离不开经济基础，经济基础是经济法产生的最根本原因。从罗马法到现代各种成文法的产生，无不是以一定的社会、经济等客观基础为基石的。但不能因此而忽视从法律思想史角度探讨经济法的产生，况且，“作为新兴法律事物的经济法，以何种进路对之进行本质界定，达至揭示其内在质的规定性之目的，一直是困扰学术界的难题。多向度的认识视角，可以开启事物分析的诸多路径。”(李昌麒，2003)

对此，部分学者已经注意到，具体反映在他们在论及经济法产生时，既强调经济法产生的客观基础，同时也强调经济法产生的主观基础。例如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形成，仅有社会客观需要和新兴法律现象的出现也是不够的，还要有相应的主观学说形成并为学界、官方和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的认可。”(潘静成，刘文华，1999)有学者也指出：“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是在市场经济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国家组织协调经济的职能被强化，代表国家的政府直接参与和强力干预经济生活的产物，也是法律观点变革的产物。”(张忠军，2002)的确，法律思想是法律制度的核心，法律思想是法学理论和法律学说的实体内容。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一个必然的前提是相关法律思想的形成。然而，有学者对此持反对意见，“有些学者一讲经济法的产生，就先来阐述一番‘经济法’这一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并将其视为经济法产生所必备的主观条件，甚至认为包括经济法在内的法的部门的形成，必须先形成相应的学说，并被人们所接受。这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逻辑。”(杨紫炫，1999)这一反对意见是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即“当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经济法律规范达到相当多数量的时候，也就事实上形成了作为独立的法的部门的经济法，而不论经济法律规范是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杨紫炫，1999)但此理论基础本身的科学性就遭到了众多学者质疑。

笔者认为，就目前对经济法产生的理论研究来看，虽然部分学者也强调了经济法产生的主观基础，却鲜有笔墨作系统的研究。而且笔者认为，在关注经济法产生的主观基础时，从时间维度上讲，不应仅局限于经济法形成时法学家的理论和学说，还需溯及到经济法产生前促使或者说影响经济法产生的法律思想。

二、追溯影响经济法产生的法律思想的意义

(一)经济法法学研究的需要

唯物主义理论和学说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演进的历史，但人类的历史也是一个思想发展的历史。思想在人类历史上产生过巨大的作用，推动着人类社会发生历史性变化和转型，对于新兴法律学科的问世，法律思想的推动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所以，追溯影响经济法产生的法律思想，是经济法法学研究的需要。马克思主义认为法没有自己独立的历史和生命。经济法法学研究的发展，除了研究经济法规范本身之外，还要研究经济法同相应的社会关系、经济制度等客观条件之间的联系，以及经济法同相关法律思想的关系。展望未来，经济法学理论自身的发展与完善，仍需加强总论的研究，影响经济法产生的法律思想是其必要内容。因为法律思想是法学理论和法律学说的实体内容。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用法律史和法学史的研究方法对经济法展开研究，无疑对总结经济法学科发展的成就与缺憾、经验与教训，进一步挖掘经济法的学术陈积，认识经济法现象背后的基本规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我们也要注意到我们还缺少对经济法思想史的研究。对经济法思想史的研究可以从理论根源的角度拓宽拓深我们对经济法的认识，夯实经济法的基础理论。”(李昌麒，2003)

(二)丰富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特征

经济法是社会本位法，这一观点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同。“经济法是社会价值的体现，重在维护社会经济总体结构和运行的秩序、效率、公平、正义，侧重于从社会整体角度来协调和处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并超越统治阶级的‘国家利益’，而关注真正的社会利益，其固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本位。”(漆多俊，2000)金泽良雄也指出：“经济法从本质上说，是适应经济即社会协调性要求的法律。”

(金泽良雄，1985)然而，通过历史考察，经济法社会本位特征的确立，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社会本位法思想的影响。有学者指出：经济法理论产生的条件包括社会物质条件、法思想条件和法律条件，其中法思想经历了从个人本位法思想向社会本位法思想的转变。社会本位法思想，不再以社会契约论和自然权理论为前提，而是以社会权为核心的权利思想。社会本位思想，是经济法理论创立的法思想条件。(刘瑞复，2000)一百年以前，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蒲鲁东就对经济法做出了精确的定位，他在其1865年发表的著作《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中精辟地论证了“经济法”是社会本位的法，即“经济法”是和解社会矛盾的产物，是改组社会组织的基础，是为克服公法和私法的缺陷应运而生的。继蒲鲁东之后，资本主义社会迅速向垄断和社会化方向发展，社会法学兴起，他们强调社会、社会连带(合作)、社会整体利益，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上，相当一部分法学家强调义务，倾向于社会本位。美国社会法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庞德在他所撰的《法律哲学导论》一书中指出，我愿意把法律看成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即它能以付出最小代价为条件而尽可能地满足社会需求的社会制度。目的法学的创始人耶林也认为，法律的目的就是社会利益，社会利益是法律的创造者，是法律的唯一根源，所有的法律都是为了社会利益的目的而产生。美国20世纪初期现实主义法学家卡多佐认为，法律的最终起因是社会福利。总之，这些法律思想都极大地丰富了经济法社会本位的特征，也为现代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三)影响到经济法的实施

经济法的实施，是指经济法主体实现经济法律规范的活动。它包括经济执法、经济司法和经济守法。在经济法的实施方面，虽然经济法律思想不直接引导执法、司法和守法者正确理解经济法的本质、作用和目的，弄清各种法律规范的真正含义和内容，认真贯彻经济法精神，并严格按照经济法律规范从事活动。但它却在培养和增强执法、司法和守法者的经济法意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经济法的有效实施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占统治地位的法律思想不但可以影响一个国家法律的创制，还可以影响到法律的实行和法律的遵守。”(刘作翔，1999)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面临这样的尴尬：明明法律有明文规定，但当我们具体操作，身临其境地追求自己的权利时，却发现事情并不像法律规定的那样。“在法律制定后，如何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已经成为我国法制建设的关键环节。”具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从国外移植了大量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民商和经济法律，这些法律在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从整体上来看，我国新移植的法律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大部分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效用，有的不能物尽其用，有的形同虚设。有人认为“造成我国法律移植的效用较差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在法律移植过程中忽视了法律的技术性，存在着重形式、轻内容和重制定法、轻法律理念的问题。”(蒋岩波，2000)笔者对此表示赞同。因为，法律是社会性的，法律根源于社会，法律只有真正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真正成为社会中每一个人的行为规范，才具有了法律所应有的作用。正如有的经济学家所言：“法律不是凭空产生的，很大一部分渊源于社会规范，许多法律规则是对社会规范的承认和认可。中国古代的法律很多则是来源于社会习惯和风俗，甚至儒家学说，即所谓的‘援礼人法’。”(张维迎，2004)经济法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的法律部门，其社会性更为显著，要解决经济法实施中所面临的困难，必须重视法律思想的影响，使经济法首先从思想领域深入社会。

总之，思想是人类行动的指南，是社会转型的先声，是制度创新的先导，追溯影响经济法产生的法律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探讨经济法的产生基础，探讨经济法的本质，甚至分析经济法现象背后的基本规律，都需要从影响经济法产生的法律思想追本溯源。

三、影响经济法产生的法律思想

根据对经济法产生所起作用的不同，笔者认为，影响经济法产生的法律思想大致可分三大时期。

第一个时期(17世纪～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特点是为经济法萌芽提供消极的思想影响。这一时期西方经济法制的基本观点是：自由、独立、平等的抽象的法律人格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自由竞争范围内，基本权利受到法律的全面保护。这一思想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利润最大化行动和所有权的滥用，为社会危机和国民经济失调埋下隐患。因此笔者认为，尽管这些法律思想没有直接促使经济法产生，但相比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法律思想，其对经济法的产生起了一定的消极的影响。

首先，古典自然法学派思想为西方近代国家制定经济法制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自然法哲学强调对人的尊重，对个人私有财产的保护，其后资产阶级一系列的私法原则的确立与此都不无关系，这股政治法律思潮影响西方长达几个世纪，到目前为止我们也不能说它对我们没有影响，近些年来市民社会的理论就是这种思潮的潜意识的反应。(尚光辉，2002)古典自然法哲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它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法律主要被认为是一种防止独裁和专制的工具，洛克和孟德斯鸠的观点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观点。约翰·洛克(Jhon Locke)的政治法律思想的特点是以理性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他说：国家的目的是保障生命、健康、自由、财产的天赋权利。除此之外，别无他用，不能越雷池一步。孟德斯鸠(Montesquieu)赞同洛克关于人的自由是国家应予实现的最高目标的观点，不同的是，他对自由的关注是通过他所试图设计的政治制度得到表现。理性主义的古典自然法学派推动了近代的思想启蒙运动，它在历史上以极大的力量推动革命，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扫清观念和制度上的障碍。在这种自然法理念指导下，国家的任务限于“国内维持正义、安定秩序”，对外“保卫国土，不受他国侵犯”；经济活动由“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社会经济不存在国民经济运行问题，国家也不存在对经济的职能性调节。其次，自由放任主义思想也影响着经济法制。其中，边沁(Jeremy Bentham)的自由放任主义思想受到了人们较多关注。他认为，政府的职责就是通过避苦求乐来增进社会的幸福，社会由个人集合而成，社会的幸福不过是个人幸福的总和。自由放任主义思想的另一代表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创立了一种有关法律、正义和社会的理论。他的社会有机论希望通过个人的发展而实现社会关系的自发的协调与和谐，个人发展程度越强，社会关系也就越协调，政府也就变得越来越没有必要。边沁与斯宾塞尽管思想上有差异，但是二者都追求个人自由发展，坚持认为管得越少的政府才是真正的好政府。自由放任主义思潮一直主导着西方政府与经济发展的研究。特别是在这一思想学说的影响下，主宰法律理

念的思想为个人本位，主张“自然权利”，亦即“天赋人权”，其最直接结果是私权神圣、政府用“看不见的手”来调节，推动了社会危机包括垄断的产生，从而为经济法萌芽提供了消极的思想影响。

第二个时期(19世纪后半叶，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阶段)的特点是为经济法的产生提供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自然法思想的理想与人们得到权利存在的巨大差距使得现实中的法律受到强烈谴责，19世纪后半叶开始，新的法学思想和流派应运而生，对经济法产生起到重要影响的一个是以约·斯·穆勒(John Stuart Mill)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思想，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律思想。受这些法律思想的影响，尽管对经济进行干预的法律没有改变自由市场机制的基本形态，但推动了传统法律体系的变革，其具有经济法的某些机能，涉及到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的法律调整问题，为形成完备形态的经济法准备了直接法律条件。

穆勒赞同边沁的观点，主张维护经济自由主义，但不同的是，他主张在维持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形态的前提下，国家要介入，这种思潮反映在法律上，是对自由主义市场制度进行改良。德国法学家耶林(Rudoff·Von Jhefing)在其著作《为权利而斗争》中说：“法不仅仅是思想，而是活的力量。”认为背后没有强力的法治，是一个语词矛盾——“不发光的灯，不燃烧的火”，法律包含强力。具体地讲，改良主义主张对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做出限制，强调社会利益和团体主义。就经济领域而言，主张国家应代表社会利益对私人经济进行必要干预。改良主义思想影响到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的变革与进化，在法律领域的影响表现在，从19世纪末开始，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修订或重新制定各种经济法制。在美国，19世纪后半叶，先是各州立法中的限制性立法逐渐增多，后根据宪法授权，美国国会在1887年和1890年相继通过《州际贸易法》和《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对国家经济进行系统地干预。

马克思主义的法律思想认为，法律是不断发展的经济力量的产物，法律被认为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法律的形式、内容和概念工具都是经济发展的反应，上层建筑的各个组成部分(包括法律的规范和制度)都会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例如，国家可以通过保护关税、自由贸易政策或财政措施影响经济发展的进程。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法律的理念和经济法，在这种影响下，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远较19世纪末以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担负的经济职能发达，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其经济职能主要不是作为一种经济调节机制，而是对社会经济全面的组建、组织、管理和控制。

第三个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特点是直接促使经济法形成。这中间，经历了1890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生产社会化和垄断的出现，使得个体同社会的矛盾突出起来，个体权利本位倾向遇到了挑战，社会公共利益显得越来越重要，社会化和国家调解职能越显发达，政府开始转变那种消极、被动的状态，进而积极、主动地干预社会经济事务。当时对经济法产生起到影响的学说主要是以狄骥为代表的社会连带法学和庞德等人的社会法学派，这些法律思想促使经济法全面形成。

狄骥(Leon Duguit)指出社会连带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客观事实，人民必须生活在社会中，必然具有社会连带关系，他认为人为社会之动物，不能离开他人而独立存在，人与人之间有连带关系，公共福利至为重要。罗斯柯·庞德(R·Pound)把利益分为三类：即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社会利益是最重要的利益，是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并为了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和活动而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他主张“社会控制的任务以及我们称之为法的那种高度专门化形式的社会控制的任务，就在于控制这种为了满足个人欲望的个人扩张性自我主张的趋向。”(罗·庞德，1984)同时，他强调维护社会利益应与维护个人自由相协调，而非相抵触，他认为，20世纪的法应是社会化的法，一方面促进个人主动精神，另一方面实现社会合作。在以上法律思想影响下，法的精神开始从以自由权为中心的个人本位转向以社会权为中心的社会本位。这种转变，使经济法理论的创立成为可能。表现在立法上则是，德国1919年制定《魏玛宪法》，它不再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是强调“社会化”原则。其后，魏玛政府先后颁布了《卡特尔规章法》、《煤炭经济法》等一系列经济统制法，对大企业的经济活动和主要物资的供应进项直接地干预和限制，从而开创了把“经济法”这一概念明确运用于立法本身的先例。

四、结束语

影响经济法产生的这些法律思想，不仅丰富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特征，而且是经济法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和经济法制建设的保障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是经济法这一理论尚不成熟的新兴法律部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理论前提。追溯影响经济法产生的法律思想，对加深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很有必要。

作者：惠建利

经济法理论法律论文 篇3：

经济法中的国家干预

摘 要：

典型的经济法的法律文本显示，在经济法的立法中，遵循了国家干预的内在逻辑，在干预主体、干预目标、干预方法、干预边界以及干预责任五个方面都有相当数量的法律规定，这些法律规定不仅客观地证成了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还揭示了经济法的国家干预是一种尊重市场机制的干预。虽然经济法的国家干预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但已成为经济法区别于其他法律的重要标志，也是经济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独立法律部门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经济法；国家干预；法律标志

DF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3.05.07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经济法几经挫折和磨炼，最终被国家确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进程中的一个伟大创举。然而有人仍然对经济法存在偏见，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经济法只注重国家干预，这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相背离，甚至认为经济法的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根本对立。的确，在我国的经济法理论中，一般认为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而立法实践也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活动实行干预、管理或者调控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由此可见，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国家干预都是经济法区别于其他法律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如何认识经济法中的国家干预，无疑就成为一个关涉经济法是否成立的根本性问题。本文不准备从理论的角度对此进行分析，而是选取有代表性的经济法文本进行实证考察，之所以从这个角度进行研究，是因为对于经济法中的国家干预，有人始终不能理解甚至加以否定，究其原因，除了他们未能对经济法中的国家干预理论有全面了解外，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缺乏对经济法文本的研读^[1]。因此，有必要对经济法文本进行考察，发现其中的国家干预事实，并对其进行客观评价，从而进一步证明经济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合法性。

二、经济法中的国家干预事实

所谓经济法中的国家干预，学界通常认为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公权机关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对社会经济生活施加影响的一种状态。笔者按照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纳入经济法部门的法律类别标准^[2]并参照经济法学理论所确定的经济法范围，选取了其中24种凸显经济法特性的法律文本作为分析对象，遵循国家干预的内在逻辑，从干预主体、干预目标、干预手段、干预边界、干预责任5个方面进行实证考察。

（一）干预主体：以政府机关为主导，集中在经济领域

一般来讲，国家干预主体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司法机关以及国家授权的“第三部门”，但经济法的国家干预主要是指作为行政机关的政府干预^[3]。

如果我们对应考察，只有《预算法》1部法律规定了立法机关，但24部法律均设有相应行政部门作为国家干预主体，就“第三部门”而言，它在法律文本中出现的方式为社会团体、行业协会、行业组织、行业自律组织，但均没有被授予权力干预社会经济生活，而司法机关也只是作为专门性解决纠纷的机构被加以规定，由此可见，政府的确是经济法最重要的干预主体，经济法中的国家干预主要是指政府干预。

进一步考察，政府在法律文本中的表达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概括的规定，表达方式为“各级人民政府”、“县以上人民政府”、 “其他行政部门”或“其他有关行政监督部门”， 它们散见于法律责任、监督管理等法律条文之中。具体而言，有9部法律规定为“各级人民政府”，有1部法律规定为“县以上人民政府”，有2部法律规定为“其他行政部门”，有2部法律规定为“其他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法律数量占所选法律文本的58.33%。二是具体的规定，有22个行政部门，它们大多直接在总则中予以明确，包括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行政部门、食品安全委员会、卫生行政部门、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城乡规划部门、财政主管部门、税务主管部门、土地行政部门、建设行政部门、土地管理部门、房产管理部门、电力管理部门、物价行政部门、烟草专卖部门、反垄断委员会、反垄断执法机构、农业行政部门、林业行政部门以及审计、监察等机关，基本上每部法律都有一个对应的行政部门。从表达的结构上看，法律在作出概括规定的时候，也一定同时规定了具体的行政部门。因此，政府干预主体一方面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但同时也具有较强的明确性，从而保障了专门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从具体的22个行政部门来分析，经济法的干预主体主要集中在工商、财政、价格、税务、金融、质监、反垄断、土地管理等领域，贯穿于需要干预经济的各个环节，具有很强的经济性特征，这也契合了经济法干预经济生活的特性。此外，需要强调的是，有8部法律都出现了工商行政部门，占所选法律的1/3，可见这一干预主体的重要性。

（二）干预目标：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以经济秩序为重

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都认为经济法是社会本位法，经济法对经济生活的调整必须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最终的依归，因此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是国家干预的干预目标。

关于社会公共利益，有不同的认识和分类标准，根据对法律文本的分析，经济法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可以分为两种方式：一是在法律中抽象规定为“社会公共利益”，但并不确定社会公共利益的内涵，具有相当的灵活性；二是在法律中直接规定某种具体的社会公共利益，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参见表1）。

统计显示，24部法律全部都有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从这个角度来讲，经济法以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其干预目标，的确有法律依据。如果从类型的角度分析，有7部法律规定了抽象的社会公共利益，有24部法律规定了具体的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有7部法律抽象地规定了社会公共利益，但同时也规定了具体的社会公共利益，因此，经济法维护的社会公共利益，应当说都有明确的指向。进一步分析，经济法保护的具体的社会公共利益，包括经济效率、经济秩序、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四个大类。数据表明，有22部法律规定了经济效率、经济秩序和经济发展，占所有法律的91.66%，因此经济法所保护的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非常强的经济性特征。此外，有21部法律涉及到社会发展的保护，占所有法律的87.5%，可见经济法同时也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如果再进一步考察，经济法保护的社会公共利益的种类还是非常丰富的，例如，经济秩序就包括竞争秩序、金融秩序、价格秩序和房地产市场秩序；社会发展也包括社会就业利益、环境利益、事业发展利益、社会秩序利益、弱者保护利益。当然，在所有的法律文本中，最突出的社会公共利益还是经济秩序，从表1中可以清晰地发现，经济秩序的规定条数在法律文本中是最多的，以《商业银行法》为例，规定经济秩序的法条达到了66条，而经济发展的法条只有3条，经济效率的法条为0条，这说明经济秩序的维护是国家干预最为重要的目标。

（三）干预方法：采用公私综合调整方法，以公权介入为主

在理论上，经济法国家干预的方法有多种分类方式，包括权力性与非权力性干预、直接的与间接的市场干预、正式的法律手段与非正式的法律手段干预等。在我国学界，通常认为包括公权介入和私权介入两种，前者是指国家以公权者的身份，依法对各种经济关系进行调整的措施或手段的总和，又可分为强制性调整方法和指导性调整方法；后者是指国家使用非权力的、私的手段直接介入经济生活的一种方式。下面就遵循这样的分类方式进行文本考察（参见表2）：

统计显示，所有的法律都有体现国家干预方法的条文，这说明经济法普遍采用了国家干预的方法，而且这种方法是一种综合性的调整，既包括公权介入的方法，也包括私权介入的方法。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

从表2中能清楚地看到，经济法的干预方法还是以公权介入为主，所有的经济法都采用了这种调整方式，而私权介入的调整方法只有7部法律采用，占所有法律的29.16%，而且全部集中在宏观调控法领域，这说明此种调整方法的范围相对狭窄，在经济法公权和私权介入相结合的模式中，公权介入仍占主流地位。进一步分析，在公权介入的方法里，所有法律都有指令性调整方法，21部法律有指导性方法，占所有法律的87.5%，这说明无论指令性还是指导性调整方法都被普遍使用，但从条文数量上分析，二者比例悬殊，前者达到了664条，后者只有113条，从占比上讲，前者达到了85.07%，后者只有14.93%（参见图1）。这说明经济法的调整方法主要还是以指令性的调整方法为主，体现了较强的强制性。

从法律的具体规定来看，私权介入的方法主要有：公开市场买卖、国债制度、民主协商、行政合同、国家投资、政府采购，其中政府采购是经济法中最集中体现私权介入干预的一种制度，《政府采购法》也是私权介入条款数量最多的一部法律。《政府采购法》中的私权介入干预方式具体包括：委托代理、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等，并且采购人和中标的供应商通过采购合同的民事关系来确定、履行双方权利义务。公权介入方法中的指令性方法主要有：规定干预主体应当为或不为某种行为，规定市场主体应当为或不为某种行为，规定某种制度、标准或资格。指导性方法在形式上主要表现“XXX可以/有权……”、“国家鼓励/引导/支持……”，前者是对干预主体和市场主体的指导性规范，后者体现出强烈的政策导向。

（四）干预边界：限权与授权相结合，严格界定干预范围

经济法的国家干预不是取代市场机制，而是在经济自主和国家统制的临界点上所作的一种适度干预，因此法律制度的设计就必须关照干预的边界。正如前述，行政机关是国家干预最重要的主体，这就要求法律对行政机关的经济干预权持谨慎态度，衡平政府经济干预权的授予与限制：一方面要求行政部门只能在授权范围内进行干预，另一方面还要对其干预行为进行适当的限制，从而保障适度干预。所以，考察24部法律对经济干预权的设定与限制情况，能较为准确地认识经济法的干预边界（参见表3）。

统计显示，24部法律都对政府干预权的设定进行了规定，22部法律对政府干预权进行了限制性的规定，基本上做到了有授权就有限权。从法条的比例来看，干预权设定占比为53.01%，干预权限制占比为46.99%，二者相对平衡，因此可以认为经济法的国家干预是授权与限权相结合的干预。进一步分析表明，就授权的具体方式而言，一般表现为：专门干预机构及其职权的设置；授予干预主体许可权、核准权和处罚权等行政权；赋予实施细则制定权；概括性授权；配置特殊制度以及其他方式授予干预权。值得说明的是，政府干预主体被赋予经济干预职权时在用语上多采用“应当”一词，以表明其实施职权之职责性质，由此与纯粹行政权力对经济领域的强制介入区别开来。就限权的方式而言，与政府干预权设定相对应，政府干预权的限制主要有：明确政府干预主体的行为要求；设定干预权运行程序；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的监管；权利人之权利确认以及规定行政机关行为规范等其他方式。除此之外，政府干预权的限制体现在内部控制和社会监督等方面。由此可见，政府干预有严格的法律依据和范围，并且有法定的干预要求，而非任意干预。

（五）干预责任：综合设定责任形态，以行政责任为主

“当人们被赋予权力时，他们就会倾向专横。法律从一开始就设法压抑这种倾向，而就整个来说，是做得很成功的。”^[4]笔者认为，法律之所以可以成功地约束权力的专横，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规定了权力持有人的法律责任，使其谨慎行事。鉴于干预主体享有公权强制力，可能在干预经济时侵犯干预受体的经济自治权利，因此干预责任的设定就显得尤为重要（参见表4）。

从表4可以清晰地看出，经济法非常关注干预主体法律责任的规定，有20部法律明确规定了干预责任，只有《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商业银行法》以及《中小企业促进法》4部法律没有相关规定。需要说明的是，两部所得税法虽然没有专门规定干预责任，但其实这两部法律的干预责任在《税收征收管理法》中都予以了集中规定；与之相类似，《商业银行法》的干预责任其实在《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也有规定，所以，应当认为这三部法律都有配套性干预责任的规定。比较特殊的是《中小企业促进法》，由于它是一部政策性很强的法律，更多以指导、引导的方式干预经济，其实施不宜以责任惩罚作为督促手段，这在整个经济法体系中可以看作是一个特例，总之，基本上所有的经济法都有对干预责任的规定。

进一步分析，干预责任分为5类，即：（1）对工作人员、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2）责令退还，损害赔偿；对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3）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对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4）通报批评，责令改正；对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5）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上述干预责任的规定呈现出这样几个特征：一是干预责任是一种综合责任，包括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这也与经济法责任理论强调责任的综合性是一致的。二是主要的责任形态是公权责任形态，因为只有6部法律规定了民事责任，占总数的25%，但有20部法律规定了行政责任，占总数的83.33%，有18部法律规定了刑事责任，占总数的75.00%，这与干预主体的公权机关地位是相匹配的，也说明目前的国家干预主要采用的是公权干预的方式。三是最突出的具体责任是“对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凡是规定了干预责任的法律都有这一责任类型，这说明干预责任主要还是针对行政机关而设置的。四是干预责任有较强的实施性，因为上述的第1类责任本身是直接针对责任人的，而第2、3、4类责任一般会并处对该干预行为责任人的行政处分，第5类责任也落实到了自然人，这说明经济法对国家干预主体的责任并非仅仅指向行政机关，还落实到了具体的责任人，有较强的可实施性。

三、对经济法中国家干预的基本评价

（一）经济法中的国家干预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

从上述文本的考察可知，国家干预存在于所有的经济法之中，并且占全部法条的比例相当大。在此我们以表现“干预方法”的法条为例来进一步说明（参见表5）。首先，有两部法律即《农村土地承包法》和《中小企业促进法》所占比例最高，达到了80%，这说明无论是市场规制法，还是宏观调控法，国家干预的条文都可能占到很大的比例。其次，有13部法律的占比超过了50%，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法律，其国家干预的法条占比超过五成，这说明国家干预的条文普遍较多。最后，24部法律中国家干预总的条文占到总条文的53%（786/1483），这说明总体上国家干预的条文也比较多。毫无疑问，国家干预已经是经济法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也是经济法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重要原因，因此，“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的命题是成立的。

（二）经济法的国家干预是一种尊重市场机制的干预

具体而言，在国家干预的五个方面都体现了国家干预对市场自治的尊重。其一，在干预主体方面，经济法干预主体呈现出法定性的特点，并且在每个领域都有确定的行政机关，从而可以防止公权组织任意干预经济生活的可能性。其二，在干预目标方面，社会公共利益是干预的价值目标，而其中的经济秩序是所有法律文本中最重要的目标，这说明干预的目的不是取代市场，而是通过维护经济秩序从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因此干预本身也受到市场的制约。其三，在干预方法方面，私权方法和公权方法并用。就私权干预而言，本身就是把干预主体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到具体的经济活动之中并通过市场行为达到干预的目的，因此遵循的是市场逻辑。就公权干预而言，指导性调整方法是引导干预主体遵循市场规律参与经济活动，而指令性调整方法一方面控制干预主体在干预过程中的任意性，另一方面要求干预受体的行为符合市场秩序的要求，从而保证市场机制的运行。其四，在干预边界方面，授权与限权相结合，防止干预权力的滥用。正如有学者所言：“从根本上来讲，经济法是国家运用国家权力干预或者说管理经济的法，这就决定了一方面国家必须通过制定经济法来确立国家权力对经济干预的范围和规则，……另一方面要通过制定经济法，建立对经济权力的制约机制，防止经济权力的滥用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经济损害和破坏。”^[5]其五，在干预责任方面，将行政、民事和刑事三种责任形态一并放在经济法中加以规定，其目的在于预防、制止、纠正、限制干预权的行使，确保干预权不被滥用，进而实现干预目标，保障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

（三）经济法中的国家干预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虽然经济法文本中的国家干预在总体上是合理和有效率的，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干预主体方面，还存在多头干预的现象，典型如《食品安全法》，存在6个干预主体，这可能形成“多头”监管进而演变成“无头”监管，导致干预的低效率或无效率。此外，经济法学界所重视的第三部门也没有被法律赋予相应的干预权利，从而可能形成过多的行政依赖。在干预目标方面，如何协调处理社会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也没有相关的规定，但这恰恰非常重要，正如有学者所言：经济法对公共利益的强调，并不是对私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漠视，而恰恰是强调对这些利益的均衡保护^[6]。在干预方法方面，私权介入的比例太少，强制干预的比重太大，这警示着国家干预存在过度干预的可能性，因此应当注意国家干预手段的多元化和市场化趋向^[7]。在干预边界方面，从干预主体的角度进行授权与限权，无疑可以控制干预之度，但国家干预必然对市场主体的经济自治权有所限制，因此还应当注重赋予干预受体经济自治权利，从而反向制约干预主体的不当介入，进而保障干预适度。在干预责任方面，法律文本中确定干预主体责任的条文数量较少，较为模糊；同时责任形态相对单一，以行政责任为主，缺乏创新，没有引入经济法责任的一些新型形态，如“经济法上的国家赔偿” [8]。

总之，经济法中的国家干预已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它是经济法最为重要的法律特征，已成为经济法区别于其他法律的标志，也是经济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独立法律部门的重要原因，而且这种国家干预是尊重市场机制的干预，因此可以达到国家干预与经济自治的相对平衡。在这里笔者想要表达的是：一方面，我们不能再去简单地否定经济法中体现的国家干预，因为这是一种客观事实，也是经济法的法律标志；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我们的思维停留在现有的国家干预上，干预仍需在今后的立法中加以改进和完善。

参考文献：

[1] 李昌麒.李昌麒法治论说拾遗[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316-317.

[2]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法律法规全书[M].10版.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1.

[3] 李昌麒.论经济法语境中的国家干预[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85.

[4]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M].沈宗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60.

[5] 李昌麒.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法律思想及其现实意义[J].现代法学，1991，（6）：2.

[6] 张守文.经济法理论的重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22.

[7] 李昌麒，张波.论经济法的国家干预观与市场调节观——对国家与市场分析范式的一种解读[J].甘肃社会科学，2006，（4）：7-8.

[8] 张守文.经济法责任理论之拓补[J].中国法学，2003，（4）：21.

On e Sae Inervenion in Economic Law：

From e Perspecive of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e Legal exs

GAN Qiang

（Souwes Universiy of Poliical Science and Law， Congqing 401120， Cina）

Absrac：

As i is demonsraed in e ypical legal exs of economic law， e inernal logic of sae inervenion is adered o in e process of e economic lawmaking. ere are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legal provisions on e subjecs of sae inervenion， is arge， meods， e verge as well as responsibiliies， wic no only demonsrae objecively a economic law is e basic legal form of sae inervenion， bu a e sae inervenion in economic law is an inervenion respecing marke mecanism. e sae inervenion， aloug in need of some improvemen， as been a symbol disinguised e economic law from oer laws and also an imporan reason for economic law o be an independen legal branc of socialis sysem of laws wi Cinese caracerisics.

作者：甘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