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正义话题分析论文

[摘要]正义是人类的永恒追求，在人类思想史上对正义的思考从未间断过。正义是什么，它和利益有着什么样的辩证关系，就是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来，正义和利益密不可分，利益是正义的内容，正义就是实现一种利益的平衡。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马克思主义正义话题分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马克思主义正义话题分析论文 篇1：

分析马克思主义正义问题上的理论价值和思维困境

摘 要：分析马克思主义在探讨社会正义问题时聚焦于马克思与正义关系问题的探讨并形成了“马克思反对正义”和“马克思赞成正义”两大基本论调。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人物无论持哪种观点都认为平等是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之处，他们的目标是为了寻求一套可行性的能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正义方案。分析马克思主义流派对社会正义问题研究在探索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正义理论方面做出了许多贡献，但也存在着思维上的困境。

关键词：分析马克思主义；平等；社会正义

作者简介：王桂艳，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387）

一、分析马克思主义论正义问题

20世纪70年代末主要崛起在英国和美国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自其创立以来就非常关注正义问题。虽然上世纪末由于苏东剧变，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事业整体受到影响，但是，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艾伦·伍德（Allen W. Wood）、布坎南（A. E. Buchanan）、G﹒A﹒科亨（又译科恩或柯亨，Gerald Allan Cohen）、胡萨米（Ziyad I. Husami）、约翰·罗默（John. E. Rome）等都能从马克思的文本中吸取灵感和智慧。他们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批判意识，运用分析哲学的研究方法对正义问题进行了探讨。

1. 为了应对新古典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分析马克思主义聚焦于马克思与正义关系问题上的研究

马克思到底怎样看待正义问题，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内部爆发了“马克思与正义”的争论并逐渐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马克思反对正义”和“马克思赞成正义”，双方争议性的话题主要有：马克思是否根据正义的价值来批判资本主义？用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所表达的到底是对同一正义观的不同理解还是两种不同的正义观？马克思的正义观与社会存在的生产方式是否存在本质上的联系？判断是否是马克思正义观的标准就在于强调经济活动与社会的生产方式的一致性吗？

马克思反对正义的“非道德论者”伍德认为马克思并没有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看成是非正义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不是根据正当、正义这些道德上的善。伍德认为“正义”概念是有历史局限性的，不能错误地把“正义”概念看作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标准，总之，马克思对正义观念持一种反对态度。他说：“当我们为了寻找对非正义的详细解释而查阅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时，我们会再次发现，在他们的著作中根本不存在谴责资本主义为非正义的论点，甚至也没有确切说资本主义是非正义和非公平的，或者说它侵犯了某个人的权利。”{1}在伍德看来“正义”概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根本就不是一个“道德”概念，而是一种“法权”观念，因此，不能用它来说明物质生产方式。伍德认为，马克思主张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不是因为这一制度的不公正和出于道德的诉求，而是通过内在于其中的生产方式和它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的全面分析得出的客观结论{2}。也就是说，马克思是把正义放置于特定的社会现实中去进行评判，其依据在于正义是作为“法”的范畴、是上层建筑的内容，必须适合于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由于资本主义的正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的产物，因此，必然要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方式。“正义不是人类理性抽象地衡量人类行为、制度和其他社会事实的标准。它只是每一种生产方式衡量自身的标准”{3}。依据马克思所阐述的正义问题，我们可以对马克思的正义标准做出这样的概括：尽管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是罪恶的，但却是正义的；共产主义是一个超越正义的社会；因此，谈正义必须与社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马克思认为随着人类社会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正义存在的环境也将会消除，正义问题也将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科亨、罗默、胡萨米等赞成正义的“道德论者”认为马克思不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现象进行了批判，而且还在对未来社会的构建中以一种新的正义标准去规范社会生活。胡萨米认为马克思用了“无产阶级的标准或者资本主义之后的标准去评价资本主义”。然而“非道德论”者没有注意到在“马克思论述规范时仅联系生产方式，但事实上，马克思还联系了生产方式内的各阶级”。由于阶级因素的存在使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基于不同阶级立场的人所持的正义观是不同的，因此，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下，特有的制度安排是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相一致的，因而对这种制度下的统治阶级来说是正义的，对被统治阶级来说则是非正义的。正如胡萨米所说，伍德和塔克“由于只注意到规范的社会决定，而忽略了规范的阶级决定，他们便由此认为，对马克思来说，规范与生产方式相适应时，它是正义的；而当它与生产方式不相适应时，它就是非正义的”{4}。其实，当马克思言说生产方式决定制度的正义性时只是针对这一制度的统治阶级而说的，因此，阶级的代言人的道德观念不能孤立于历史发展和阶级利益而存在，资本主义的正义是需要拯救的，我们需要社会主义的正义。

2. 关于社会主义的正义目标问题

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对正义持有强烈的信念，而且对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也怀有强烈的信念，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不公正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平等。对于不公正的问题科亨认为剥削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在流通领域不存在剥削，因此他把不公正归结于生产资料的初始分配的不平等。科亨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归资本家所有，而私有财产侵犯了人的“自然的权利”，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一种不平等的分配。科亨主张资源应当共同所有，也就是说每个人对社会的资源都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在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社会正义问题可以理解为真正平等原则的实现。科亨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密切关注的是对平等的要求，和生产能力强、天赋较高的人对那些生产能力较弱或天赋较差或有特殊需要的人的义务。”{5}科亨强调为社会主义平等作辩护的关键在于把平等本身看作是一种目的，并认为马克思主义最富有成效和最重要的成果是平等主义思想，这种平等主义思想不管是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还是作为一种价值取向都有优越于资本主义之处。总之，“平等本身就是好的”{6}。科亨强调社会在利用市场的竞争优势来增加社会的财富时必须保留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在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的情况下，科亨认为对平等的要求更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新基础。在罗默看来平等既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所要追求的目标，对于实现平等主义目标的最佳途径的回答上，罗默给出的答案是：市场社会主义。罗默认为剥削损害了平等，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剥削的真正根源在于它基于不平等的财产关系之上。罗默认为由于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剥削是不道德的，因此，应该消灭这种剥削现象，而对于基于天赋所获得的个人收入，在罗默看来则是合理的，必须加以有限的保护，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可能地实现平等，保障正义的实现。他说，“如果一种收入分配源于对私有财产的不平等的初始分配，我们就认为它是非正义的”{7}。因此，“社会主义的目标最好被考虑成一种平等主义，而不是被考虑成一种具体财产关系的实施”{8}。那么，社会主义者需要什么样的平等？罗默认为社会主义者所需要的平等是包含自我实现、社会福利、政治影响和社会地位的机会平等。他认为在‘社会主义者需要什么’的任何清单上加上机会这一项是很重要的”{9}。科亨也这样认为，他推崇对天赋的或生来的不利条件这些非选择社会背景强加的不平等进行纠正的社会主义机会平等，并认为社会主义机会平等的目标在于“社会优势人人可及”{10}。至于为什么把机会平等看作社会主义者的目标，罗默指出：“如果把福利的平等而不是把福利的机会平等当成目标，那么就必须向那些选择非常浪费的、不现实的目标的人提供巨大数额的资源财富”{11}。

3. 为了能为社会主义作价值辩护，分析马克思主义勾画了一套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不公正问题的社会主义蓝图

分析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批判是离不开平等原则支持的，因此，从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的目标出发，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们设计了一套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柯亨的方案是提倡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克服人的贪婪和自私自利，在平等互利的社会氛围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体”，并在其中能自觉地践行平等主义的价值观。他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下才能避免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个人才不会因为某些天赋或特长而处于优势的地位，从而也才能保证实现社会主义的结果平等。为了实现平等的正义，科亨还倡导一种“超越正义规则”的崇尚平等正义的社会风尚。

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想。罗默设计了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的模式，并认为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是通向社会主义目标的唯一可行的道路，他试图用这种模式来解决资本主义的不公正问题。罗默说：“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长期目标之间存在着一个比某些类型的市场社会主义更好的阶段吗？我认为没有。”{12}通过对苏东剧变教训的总结和对资本主义所取得的经济成就的分析，罗默得出：市场体制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可以有效地防止苏联模式的低效率和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的缺陷，进而提高社会的效率并最终实现社会的平等。

二、分析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正义问题上的理论价值

分析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正义问题的分析和研究，尽管距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正义理论还存在着一段距离，但其对社会正义理论的探讨在当代仍然具有一定价值。

1. 分析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正义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极大地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正义理论

分析马克思主义流派与其他马克思主义派别的最大区别在于其方法论是分析的。这一流派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不是用辩证的方法而是以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马克思主义试图为马克思的理论奠定“科学的基础”，其流派的理论家大都推崇理论建构的清晰和严谨性。分析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上致力于概念清楚，除述清晰，论证严谨，这一方法有助于我们准确地界定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在正义问题上所使用的基本概念，使概念清晰化，并在此基础上澄清一些有争议的基本命题。这样分析的结果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得到精确的表述和严谨的论证，而且也对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评价标准。科亨就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对马克思所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进行了界定和区分。罗默也从技术性和非技术性上对剥削概念进行了区别，并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模型分析和均衡分析法以及博弈论来揭示了剥削的内涵。总之，分析方法的引入不仅可以使我们能更加精确、更加全面地了解马克思主义，而且可以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正义理论的研究向着更科学和客观的方向发展。

2. 分析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正义理论的修正和发展对我们分析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代西方社会的历史条件变化对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各种挑战，分析马克思主义对正义问题的分析和研究，不仅拓展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而且对这些挑战的回应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如罗默的社会必要剥削的思想在对资本主义非正义的批判过程中就是通过对剥削的批判实现的。他指出：“我一直主要感兴趣的是对剥削进行研究的这样一条渠道，通过这一渠道，马克思主义从道德的视角建立起它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批判。”{13}科亨对社会主义平等的辩护（主要体现在对诺齐克和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的剖析）也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前提下展开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数都持有这样一种信念：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存在着剥削不公正的社会，但是在如何理解剥削问题上，这一流派却与唯物史观背道而驰。大家知道，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抽象地谴责剥削，对于剥削问题历史唯物主义持的是一种历史发展观点。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方式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决定的作用，而每一种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剥削方式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只能这样说每次社会革命都只是完成了它自身的历史使命，即只是消灭了与其所对应的制度条件下所特有的财产形式相关的不平等，私有财产总的来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步减少。分析马克思主义反对主观式的胡说，反对僵化的教条主义，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意，这在一定的程度上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

3. 分析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非正义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有助于坚定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

分析马克思主义这一流派在对资本主义的非正义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的不公正分析中承继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价值取向，并突出了正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分析马克思主义对正义问题的分析和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在面对资本主义的一系列新变化过程中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重建来更好地解释现实，并彰显了社会主义价值的优越性。这种努力对具有社会主义事业坚定的信念这一点更加显得难能可贵。罗默在其著名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中这样写道：“为了记住人类反对不平等、不正义的斗争是如何持续不断，以及为了认识到那些几乎在两个世纪以前就引发社会主义思想的问题是如何持久，今天对社会主义者来说信念是个关键问题。并非好像我们只有从苏联70年的经验中学习：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很多。鼓吹资本主义已经胜利的论调，或者鼓吹我们已经走到历史终点论调的人，只能暴露他们自己的短视。资本主义可能赢了，但毫无疑问，这样说为时尚早。”{14}

三、分析马克思主义在正义问题上的方向偏离

1. 对正义问题的分析缺乏唯物史观的视野

虽然分析马克思主义平等主义的正义理论确立了以分析思维为基础来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但从其思维的原则上看是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其理论基础也经不起推敲。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是以一定的历史条件为前提的。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则不然，例如他们在对剥削问题的分析上就片面强调剥削的道德内涵，从而表现出了一定的反历史主义倾向。从表面上来看，剥削不是一个正义的概念，而是一个交换概念。在马克思的论述中从来就没有使用过平等、权利和正义等概念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相反，马克思把剥削看成是与资本主义制度密切相关，是一种“对抗性”的生产关系，是对“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不公正的典范之一就是剥削。对于剥削问题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被剥削者值得同情，另一方面，在马克思看来，剥削有一定的历史作用。可以看出马克思是从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观点出发，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这两大贡献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批判，马克思并没有诉诸绝对的正义标准。分析马克思主义这一流派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认为不是因为客观的“历史必然性”，而是因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平等。这一事实表明，在一定意义上，分析马克思主义质疑和放弃了旨在揭示“历史必然性”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科亨就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关于社会结构与历史发展的一种经验主义的学说，尽管历史唯物主义对规范伦理学有意义，但它本身与价值无关。分析马克思主义放弃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他们企图用分析的方法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这样的结果只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归结为“科学”的领域，从而导致因其缺乏“哲学”的视野而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

2. 对正义问题的理解缺乏辩证的思维方式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辩证法在推理上是无法与分析方法相媲美的，对此科亨说，“我们认为，没有一种辩证形式的推理能够挑战分析推理”{15}。因此，他们对辩证法持拒斥的态度，这种态度造成了其对正义问题的理解缺乏辩证的思维方式，正如科亨所说：“就广义的‘分析’而言，发现的思维是反对所谓的‘辩证的’思维的”{16}。分析马克思主义为了追求分析的精确性和清晰性主要致力于抽象的分析并认为只有从小的思维才能更好地为马克思主义辩护。当然，对分析对象的抽象能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正义问题的本质，同时也能使我们在阐述正义问题时清晰地界定与正义问题相关的基本概念。不过，如果把对事物的必要抽象与具体事物绝对分割开来，忽视社会现象与历史的联系，无视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剥削看成是历史进步性与本质非正义性相统一的方法论特征，更无法把握马克思主义正义观所坚持的事实与价值的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分析方法是我们分析正义问题的方法之一，但马克思并没有把分析的方法绝对化，而是把它置于辩证法之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解剖学所要做的那种琐事。”{17}然而，分析马克思主义由于过分推重分析的方法而拒斥辩证法，因而在对马克思的文本分析中只注重分析而不注重综合；只看到文本表面的对立，没看到实质上的统一；同时也不能历史地看待马克思的思想。这种非辩证的、非历史的思维方式是导致分析马克思主义曲解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对剥削问题的理解就是如此。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看来，剥削上不公正的根本就是分配不正义，分配的不正义就体现在财产的不平等。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固守着“剥削不公正”、不道德”这一立场来看待一切剥削现象。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建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坚持上对剥削进行的深刻发现。仔细看来，罗默把剥削的不道德归因于初始财产的分配不公这一点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追问的问题：初始财产分配的不平等在道德上为什么就是不公正的？可以看出，罗默对这一问题的判断没有以与生产力发展的状况相联系而作出其判断。由此，我们认为罗默的“一般剥削理论”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思想与伦理思想之间的关系把握上具有片面性和机械性。事实上，分析马克思主义“更多地从道德方面为社会主义辩护”{18}，这样的分析和辩护将无法对不断涌现的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作出科学的解释。

注 释：

{1}转引自汪行福：《超越正义的正义论：反思“马克思与正义”关系之争》，《江海学刊》2011年第3期。

{2}Allen W. Wood：“The Marxian Critique of Justice”，in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Vol.1，No.3，Spring，1972.

{3}Allen W. Wood：“The Marxian Critique of Justice”（1971-2），in Karl Marx’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critical assessments，pp.339.

{4}齐雅德·胡萨米：《马克思论分配正义》，林进平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5期。

{5}A﹒科恩：《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段忠桥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6-27页。

{6}{18}段忠桥：《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在于它更平等——科恩对社会主义的道德辩护》，《学术月刊》2011年第5期。

{7}{13}约翰·罗默：《在自由中丧失——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导论》，段中桥、刘磊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45页，第111页。

{8}{9}{11}{12}{14}约翰·罗默：《社会主义的未来》，余文烈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7年，第113-114页，第14页，第10页，第107-108页，第118页。

{10}柯亨：《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李朝晖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144页。

{15}陈伟：《在马克思主义和分析哲学之间——访G.A柯亨教授》，《哲学动态》2007年第11期。

{16}A﹒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9-100页。

作者：王桂艳

马克思主义正义话题分析论文 篇2：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正义与利益

[摘要]

正义是人类的永恒追求，在人类思想史上对正义的思考从未间断过。正义是什么，它和利益有着什么样的辩证关系，就是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来，正义和利益密不可分，利益是正义的内容，正义就是实现一种利益的平衡。

马克思主义在正义的利益平衡上与其他正义观完全不同，它实现了衡量标准的根本改变，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根本的立足点和衡量标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

社会资源依然具有有限性，社会关系并非完全和谐，人们的利益也并不完全一致，因此还

存在着产生正义问题的前提条件，在社会建设中必须协调好各方利益关系，给予同等关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我们的根本立场。

[关键词]

正义；利益；利益平衡；社会主义正义

正义和利益的关系是一个纠缠不清的话题，不同的哲学流派对两者关系的认识大不相同。有的主张正义与利益无关，正义是不谋取利益的，也即“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然而接着就有人说：“正其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1]（P163）。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儒家哲学一直倡导：“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这一观念可谓影响深远，甚至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我们依然羞于谈论利益，只谈论道德、道义、奉献，结果带来社会中长期存在一种道德虚伪主义、假仁假义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资本的控制逻辑凸显，人们又开始出现“见利忘义”的迷失，带来一系列社会道德危机，甚至出现倒地的老人没人敢扶等现象，可谓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避免人们在正义和利益关系上的认识混乱，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一定的指导规范，我们很有必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梳理出马克思主义对正义和利益关系的理解。

一、利益是正义的根本内容

从语义学和词源上来看，正义本身是和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只是后人对两者进行了剥离。在中国哲学中，正义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荀子·正名》，该文曰：“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荀子是说，如果一个人出于功利的目的去行为是做事，而为了义的目的去行动则是德行，做事和做人结合起来就是儒家的人生目的，也是一个人的“正义”事业。而正义的英文是Justice，本身就是指一种裁判或衡量，裁判什么、衡量什么，当然指利益。

正义和利益的纠缠，或者说正义表达了人的利益诉求，这一观点也为现代多种正义理论所支持，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正义观就是如此。

功利主义是现代社会较有影响的一个学派，其他各种正义理论虽然都宣称反对功利主义伦理学，但仔细分析会发现，其实在其理论内部都有功利主义的“影子”。他们或许会反对功利主义的基本观点，但他们绝对不会反对人们对正义的考量，尤其在发生正义冲突时，这种考量和选择就是必然的，而考量本身就带有功利主义的因素。功利主义的主要信条是：判断我们行为对错的主要依据是能否增进幸福或者减少不幸，也即增进福利。当然，功利主义的增进福利或者幸福主要不是行为者本人的，而是全体相关人员的[2]（P14）。这种以福利和幸福作为主要内容的伦理学，在其正义理论上，必然要以利益作为根本内容。在功利主义者看来，“一切正义的问题也都是利益问题，这始终是显而易见的”[2]（P80）。

自由主义的正义观也是如此，把利益作为正义的内容。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当代代表人物罗尔斯和诺奇克，虽然他们在正义问题上不约而同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他们反对的只是功利主义正义理论标准的狭隘性，并不反对正义去关注利益。在罗尔斯看来，正义就是我们在一个具体的社会制度下，如何分配人们的权利和义务才是公正的问题。也即，罗尔斯的正义就是一种分配正义，是一种社会财富、权利和资源的分配方式[3]（P7）。而诺奇克的正义理论则是要捍卫权利，捍卫我们合乎正义所持有的东西，捍卫我们对属于我们的事物和权利的持有，以此来对抗团体和他人对此的干涉，尤其是国家借助社会整体利益或者弱势群体的利益，来对社会权利和利益进行的再分配调节。

作为为人类谋取幸福和解放的一种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更是和利益密切相关，它把利益的公平合理分配作为其主要内容。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正义作为一个事物，它也应该由内容和形式组成，正义的形式是公平，或者说给一个人他所应得的东西。那正义的内容是什么呢？每个人的应得是什么？毫无疑问，应该是利益，利益是正义的内容。正义虽然不完全等于利益，它还有其他的要素，但正义无法离开利益，离开利益谈论正义，那只能是纯理论上的，或者说是抽象层面的。回到社会生活层面，扎根于社会关系下的正义，其实就是对人们社会利益的合理分配和调节，就是一种社会利益的分配标准。

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4]（P82）毛泽东更是明确指出：“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5]（P566）这些都言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正义离不开利益，离开利益谈正义，就是一种空谈。因此，马克思主义在思考未来社会发展时，就把利益的分配和共享作为一个关键因素。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把实行按劳分配视为正义的，每个人主要依据自己对社会的劳动贡献来取得自己的收入，也即社会资源。邓小平曾着重提出，我们过去只讲奉献和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是不对的，是有问题的，是一种唯心论，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在他看来：“为国家创造的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6]（P146）甚至，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我们也必须讲利益。实行按需分配本身，也就是根据个人的自我实现需要来享受社会资源的配置，个人的自我实现需要也是一种利益。更何况，个人的自我实现需要未必就是完全和谐的。比如，我们人类有朝一日开发了某个星球，那个星球比地球还美，美到几乎每个人都想移居过去，但那个星球太小，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移居过去，怎么办？这就需要根据共产主义的正义原则进行排序，按照顺序先后满足个人移居发展的需要。由此可见，无论是按劳分配，抑或是按需分配，分配的都是社会资源，都是一种利益。只是对利益的分配标准前后有所差异，前者还带有资本主义的“痕迹”，后者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义所在[7]。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考察正义问题产生的条件，就会更清晰地看到利益是正义的内容。人类社会正义问题的产生一般来说依赖于两个条件：其一，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也即无法满足每个人的需要；其二，就是人们的社会关系存在着对抗性。社会资源也就是利益，由于它的有限性，人们就会去争夺，正义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能够尽量合理地分配社会资源和利益，不至于导致人类在争夺对抗中走向集体毁灭。而对抗性社会关系存在的前提就是人们在利益上的对立，尤其是在阶级社会里，因为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同，从而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外一个集团的经济利益，也即劳动果实，从而产生强烈的阶级关系对抗。

正义的存在还依赖于人的本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性是一切社会设计的逻辑起点”[8]。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是一种双重性存在，既有社会性，也有自然性。所谓自然性，也即是一种本能存在。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时期能够把自然性从人的存在中祛除。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中，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的精神境界会得到极大提高，这是一个真正的人类社会，以前都是“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但无论马克思本人，还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没有断言，共产主义社会下人的自然性、人的本能会消失。笔者认为，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本身的进步，人的社会性会越来越强，人的自然性会逐渐弱化，但不会消失，除非把人抽象到天国，变成一种纯而又纯的存在。但这只是抽象的人，或者说是神，他们不是现实中的人，不是现实社会关系下的存在者，不是我们观察和思考的对象。只要是现实中的人，就难以摆脱利益，因为利益“是人性的本能需求”[8]， 正义是对人的本能的调节和限制，是为了防止人的自然性摧毁人的社会性。作为人的本性的调节的正义，就在于调节利益，在于调节利益需求。

因此，可以说，正义和利益密切相关，正义就是对利益的调节，一定的利益关系就是正义的客体和内容[9]。在社会关系下，谈论正义，就不能不涉及利益，以及对利益的调节。

二、正义就是实现利益的平衡

既然正义和利益密切相关，不可分离，利益就是正义的内容。那么我们如何借助利益来理解和界定正义呢？什么样的利益状态才是正义？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利益是一个关系范畴，在利益问题上会涉及双方或者多方，而正义就是实现双方或者多方之间的社会利益的平衡。如胡锦涛所言：“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10]。“妥善协调”也就是使之平衡，失衡状态不可能是一种妥善协调状态。

当然，主张正义就是利益之间的平衡，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根本特征，也不为马克思主义正义观所独有，很多思想家都意识到社会利益失衡不可能是正义的。罗尔斯的正义论也是主张一种利益平衡，平等分配社会权利和义务，平衡人们在社会合作中所得利益和负担。马克思主义正义观与其他正义观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利益平衡本身，而在于如何才能实现这种利益平衡，也即当利益发生冲突时，以谁的利益为衡量标准和立足点才是正义的。这一点才是最关键的。不同的思想家对此的主张大不相同，甚至可能是完全对立的。

在《理想国》中，色拉叙马霍斯提出了一种影响深远的观点：“正义不是别的，就是强者的利益。”[11]（P18）在他看来，在任何一种社会里，统治者都只会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法律，并且规定遵守统治者制定的法律就是正义，违背法律就要遭受惩罚，就会背上不正义之名，统治者显然属于强者，所以正义就是在守护强者的利益，是强者利益的表达[11]（P19）。虽然，色拉叙马霍斯这一正义观点在历史上多次被人批判，包括柏拉图本人就反对这种观点，这一观点在《理想国》中是作为被批判的对象出现的。但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事实来看，色拉叙马霍斯的正义观是很有“市场”的，以往人类社会的统治往往就是强者的统治，以往人类的历史又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历史，这些少数人往往会制定对自己最有利的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则处于被统治的地位，利益被剥夺，统治者往往借正义之名来维护自己的统治，镇压人民群众对“黑暗统治”的反抗。这时，正义就成了强者利益的护身符。

与这种把强者的利益作为正义的标准不同，也有理论家提出正义应该“照顾”弱者的利益，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就有这层含义。罗尔斯的三个正义原则中的第二个是差别原则，它强调的是社会和经济利益的不平等的安排应该切合每一个人的利益，尤其是要优先关照那些社会地位最不利者（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3]（P61）。也即是说，正义的安排要符合每个人的利益，理想的状态就是把社会经济利益在人们中间进行完全平等的分配，但这种理想状态往往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按照完全平等分配，最后有可能带来的是利益的失衡，走向不平等。由于许多人类无法控制的自然因素的偶然参与，我们很多人天生就处于不平等之下，如果坚持绝对的平等分配，甚至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就有可能加剧这种天生的不平等，造成事实上的绝对不正义。在罗尔斯看来这种天生的不平等具有任意性，是自然的，个人是没有责任去承担这种不幸的。因此，我们在制定政策和利益分配时应该适当向那些不幸的人、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进行倾斜，把照顾他们的利益作为参考的标准和重要依据。

马克思主义在正义的利益平衡上与其他正义观完全不同，它实现了衡量标准的根本改变：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根本的立足点和衡量标准。对于这一点，江泽民指出：“我们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都应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但是，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12]（P279）。习近平更是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群众的福祉视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13]（P6667）。

这一根本立足点和衡量标准的产生是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紧密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坚持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因此，我们的一切革命和建设都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解放和根本利益。

不过，虽然马克思主义正义观提出了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正义平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这只是一条原则。在面临具体利益争执的情况下，谁的利益应该受到关注，在社会主义社会下依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毕竟在社会主义社会下，全体居民中的大多数都属于人民群众的范畴，我们处理的往往是广大人民群众内部的利益纠纷问题。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利益争执，怎么做才是正义的，还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具体化，由原则“下降”为一种规范，一种具体的操作方法，来指导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实现人们之间的利益平衡。

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看，利益争执是一个关系范畴，它揭示的是双方在某物或者某种行为的占有或收获上的差异，也即矛盾。利益平衡就应该是化解这个矛盾。对此需要我们正确理解和对待。首先，利益平衡的要求不是消除矛盾，也即不是消除差异，应该是求同存异。按照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只有消除利益主体的多元存在才有可能消除矛盾，也即只剩下矛盾一方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矛盾。但是一方取消另一方的存在是一个激烈的斗争过程，不是处理矛盾的生活常态，更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正常方式。而且，矛盾对立面的不存在，也导致同一的取消，同一也是以双方的共在为前提的，没有对立和同一，也就等于没有了利益，就没有必要宣布对某物或者某事拥有利益。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事物也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因为矛盾双方的对立和同一就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所在。其次，我们还不能使矛盾双方在利益争执上扩大，以至于影响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应该使它们处于一种和谐状态，使他们在正义天平的两端不至于严重失衡。也即矛盾双方的利益都能得到照料和保护，不能牺牲一方利益去“奉献”另一方。最后，利益平衡更是一种感觉，在处理具体利益纠纷时需要照顾这种感觉，避免采取简单粗暴的工作方式来处理正义问题。正义本身就有情感的一面，在利益的平衡问题上，不能忽视这一点。许多时候，人们怀疑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利益没有得到保护，很可能仅仅是一种感觉，而事实上也许不存在不正义问题。大量不正义感的存在就有可能使原本正义的处理发生改变，走向不正义的结局。正义感的确立主要靠论证和说服。以司法裁判为例，即使它是公正的，如果它没有给出论证，不进行说明，人们照样会对它的公正性产生怀疑。

三、社会主义社会下的正义问题

一直以来，由于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正义问题观点的一些片面的、非辩证的理解，导致人们长期不重视，甚至排斥对正义问题的言说。在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看来，马克思恩格斯曾对正义问题进行过严厉的批判，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正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要素，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要素。产生这种理解的原因大概有三点：其一，认为正义问题属于道德范畴，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你有你的正义观，我有我的正义观，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加入正义的问题，就会产生无休止的争论，从而减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其二，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是超越正义的，没有正义存在的条件和必要，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对正义的需求也很微弱，很不重要；其三，如果我们大谈和特谈正义问题，就会中资产阶级理论家的“诡计”，从而把双方的争论引入到意识形态领域，走入道德伦理之争，使工人的注意力从革命领域转到一种道德批判。

这种传统理解既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这种做法虽在形式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结论，但却因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而在实质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14]（P3）马克思恩格斯只是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正义观，并没有否定正义问题本身，他们都有明确的正义立场和正义观点，尤其是马克思，他对正义问题进行过深刻的思考，有着卓越的洞见。他们正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正义理论来反对资产阶级理论家所谓的正义的抽象性、狭隘性、虚假性，对他们的谬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正义是人类的永恒追求，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人类正是凭借这一“合法理由”，不断地对旧的、不合理的、非公正的社会关系“开火”，打破其对人的自由的束缚，建立起新的、更合理的、更公正的社会关系。总之，正义是人民群众打碎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的理论支撑。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正义的终结，它是正义发展的一个阶段，一个更高阶段。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的理解：“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社会更应该注重正义建设，把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更加公正的、更加正义的社会，这是它存在的理由之一，也是它值得人追寻和拥护的重要理由。一个显失公正的社会，无论它有多么美妙动听的名字和多么科学的理由，人们都不会热爱它，并为它献身。

如前所述，一般认为正义问题存在的条件有两个：一是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二是社会关系的对抗性。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两个条件都是客观存在的。首先，社会资源依然具有有限性，生产远远无法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无法实现“按需分配”。我们还只是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高，并不富裕，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状态。其次，社会关系并非完全的和谐，人们的利益也不是完全一致的。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必然带来人们经济利益的差异和多元，有时甚至会产生激烈的对抗。最后，除了生产资料多种所有制并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不能忽视，那就是社会的分层现象，这种现象客观存在。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等因素长期没有根本改变，这种分层现象甚至开始固化，在分层现象明显的社会里，人们的利益差异和对抗难以避免，如何实现不同阶层的利益平衡也是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

社会存在的现实状况要求我们必须重视社会正义问题，处理好人们的利益纠纷，保持利益平衡。近些年来，我们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公正社会和和谐社会就是对这一问题的有力回应。但是，社会主义社会下的利益衡量和平衡与以往的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因为它是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根本立场的，这个总的原则不能动摇。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永远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利益和最高追求。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全党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教育实践活动都是警醒广大的党员干部，必须牢牢地树立党的群众观，时刻不忘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基础，谁是我们的依靠，我们的发展是为了谁。近期开展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就是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巩固和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成果，进一步解决党员队伍在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便更好地实现、发展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

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基础，没有千万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也不可能有伟大“中国梦”的实现。同时，我们的一切奋斗，一切建设事业也都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正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的那样：“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15]（P5）正是基于此，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发展成果应由广大人民充分共享的发展理念：“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充分共享”[15]（P9）。

当然，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本身是多种的、多重的，有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等。这些利益本身有时也会发生冲突。作为社会主义正义观的重要“功课”之一就是必须妥善处理这些利益，实现一种协调和平衡。“要坚持在全国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妥善协调各种具体的利益关系和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10]

参考文献：

[1][清]颜元.颜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英]约翰·穆勒.功利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3][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5]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葛宇宁.马克思正义理论的伦理特质[J].理论探索，2015，（3）.

[8]靳志强.论“正义”的思想逻辑、框架结构及其政治归宿[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5，（4）.

[9]孙国华.法的正义逻辑[J].江淮论坛，2012，（5）.

[10]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0627.

[11][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2]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4]林进平.马克思的“正义”解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5]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张新颜

作者：葛宇宁

马克思主义正义话题分析论文 篇3：

分配正义：中国的理论与实践

[摘要]在中国，分配正义是社会主义中国正义理论的核心问题。中国的分配正义以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为理论依归，具有自我的、内在的诸如正义的分配必须是对物质财富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按照可以量化的标准进行的公平的划分；建立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区分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兼顾人道主义、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等几个方面的规定性。中国的分配正义实现需要通过实现每个人基于人的基本平等权利而应从社会获得的利益的均衡、进一步强化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上调控作用、建立全面系统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法治、实现资源的代际分配正义等政策和行为来实现。

[关键词]分配正义；利益分配原则；分配行为

[作者简介]陈毅君，川北医学院学报编辑部副主任，讲师，政治学理论硕士；曾恩全，川北医学院法医学系讲师，四川南充　637100

[文献标识码]A

社会分配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行为，从古至今，人类对它的理性反思和多样的实践从未停歇，赋予了它极为丰富的内涵。不过，在人类历经的如此众多的分配实践中，有一个甚至比物质匮乏条件下分配还要麻烦、还要更挑战人类智慧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正义地分配。因为如何正义地分配是每一个分配者在分配时必须考虑的问题，一个甚至最终关乎人类未来走向、关乎人类终极追求的一个重大话题。今天的中国，分配的正义随着中国经济、政治发展所引发的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利益主体和可分配对象的多元化、利益格局的大调整而愈来愈引人关注。在中国，社会分配是否正义，对于国家理念而言，已经演变成为一个促进社会矛盾和解、达成社会和谐的政治哲学问题；对于政府而言，已经成为衡量其政治良心的政治伦理问题；对公民而言，就是一个其判断是否真正享有国民待遇的标准问题。中国需要从观念、价值、制度、实践等多层面对分配正义进行全方位探讨，以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稳定健康发展。

一、分配正义研究不应该仅仅是西方正义理论的传统，它更应该是社会主义中国正义理论的核心问题

“有一种东西，对于人类的福利要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重要，那就是正义。”在人的社会中，“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思想家们的这些表达体现了人类对正义的钟爱。由于正义本质上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评价，它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等权利的平等实现，而分配行为恰恰在对人类这些社会关系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因为每一种社会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关系表现出来”，所以人们通常把社会正义狭义地理解为分配的正义。正义理论关注分配行为更是西方正义的传统，一直为西方学者所热衷。现代西方正义理论就是主要研究分配的正义问题下以便提供在社会的基本制度中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办法，确定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的适当分配，从而使个人权利、社会基本利益更臻于公平合理。

在现代西方大多数正义理论研究者们的眼中，正义的现实性是功利的，因此分配的正义成为现代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无论是罗尔斯、诺齐克，还是沃尔泽，都十分注重对分配正义的研究。并且他们各自设定的分配原则都是有针对性地面对西方社会的实际现实，如怎样保护弱者、怎样保障个人权利、怎样实现共同体的最大价值等。应该说这些分配的原则尽管有缺陷，但通过对不同境况的选择使用是能够缓和西方那种贫富悬殊、个人与社会的利益差异等社会冲突的。并且他们对于西方社会处理国家在分配中的作用、政府和社会的关系、社会福利政策以及社会对平等、效率的价值选择等问题上是发挥了突出作用的。

这种对分配正义的关注反映了现代西方正义论对社会秩序的追求。在他们看来，当分配满足了正义的原则，社会也就实现了基本的稳定，而不会出现大的危机与冲突了。因此这些分配的原则被视为社会矛盾的调节器，推动西方社会的有序发展和正义现实的达成，从而论证了民主制度的正义性质，保证了西方社会体系的稳固。

相比较于西方分配正义研究，中国的分配理论研究是相对缺乏那种西方历史上的社会正义理论传统的。然而，“分配是所有社会冲突的关键”，迈克尔·沃尔泽一语道出了公正分配的价值。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分配正义的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现在，我国社会步入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000美元这样一个“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以及“政治风险高发期”并存、改革和发展所引起的我国社会原有统一和平衡被打破，而新的统一和平衡尚未建立起来的社会转型期的特定环境，抑制住现阶段我国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等社会动荡因素的生长这样一个背景，提出了对分配正义的急迫要求。我国在分配方面未能很好地体现这种合理与适当，诸如社会的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仍在继续；城乡二元结构的继续存在导致农村在分享社会发展成果上的劣势；权力寻租现象对市场公平配置资源的挑战；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引发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带来的代际分配問题；等等。导致社会潜在一些不和谐，局部有恶性冲突的可能。

上述现象和问题的存在客观地对社会分配正义提出了现实的要求，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社会分配正义得到普遍体现的社会，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弄清分配正义与社会和谐的内在关联，从而为我们最终落脚于重视正义的分配制度建设打下更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现阶段中国分配正义的内涵

分配正义核心是利益的分配。利益是一个价值范畴，与人的生存与发展密切相关。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有人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就有人的利益矛盾，而利益矛盾的产生与解决与否最终取决于分配。然而，在社会范围内进行分配并做到让利益的最终流向符合不同的社会成员的意志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因为从来也不存在单一的一种控制所有分配的决定者或一套作出决策的机构，从来不存在一个适用所有分配的单一标准或一套相互联系的标准，利益的分配始终是在一种无形之手之下进行的。

那么，怎样保证分配被有序合理的落实，让利益的分配产生最佳的社会效果呢?我们在复杂的分配方式和高难的分配结果的要求面前是不是就无能为力呢?无疑用公平正义的原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社会成员和睦相处、互助共济、各得其所的社会，应当是让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成员在享受到必要的物质生活保障的同时，感觉心情舒畅，没有这样或那样的太多顾虑和担忧的社会，这样的图画只有在正义的分配之下才成为可能。社会主义应该在此问题上有着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强烈的要求。

1．社会主义的分配正义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为理论依归。分配正义是社会正义理论的重要部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中国，其分配正义理论必然在马克思主义正义思想

的范畴内。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内在规定性为中国分配正义提供宏观价值判断标准，中国的分配正义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来统摄关于分配问题上的冲突。分配正义往往由于正义概念既抽象又具体，既主观又客观而显得十分复杂，这使得我们必须找到一个理论基点，由它来统摄关于正义的冲突，提出解决冲突的最高原则或分配正义的根本主题，找到正义的答案。这个基点就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正义论。

相比较于历史上其他正义观，马克思主义正义观以人和人性为基础，以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性完善的目标来统领其正义体系，以人对人自身的理想追求以及人的发展为根据，把对利益的追求与正义的追求协调起来，真正建立了获得利益与功利的正义原则，克服了利益关系的矛盾与不合理现象，使每个人获得了生活的机会与生活的意义，并由此妥善解决了个人正义和社会正义关系的矛盾，为分配正义找到切实的理论支持。

正义是对社会状况的肯定评价。这种评价是基于人们对社会分配体系给予自己的财富、地位、名誉等利益的状况而产生的。如果从分配过程中的获得满足了个人的主观期望，那么人们就会说这个社会是正义的，反之就是非正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对于社会分配方式的评价不是任意的，而是受到社会存在的深刻影响。在一个比较狭小的范围内，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在分配中得益的人容易提供积极的评价，而在分配中受损害的人则容易作出消极的评价。但是从一个宽广的范围来看，人们的评价并不完全受个人得益与否和得益多少的影响。事实上，一个社会能够存在下去，就证明了多数人对它的评价是肯定的，如果社会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社会是非正义的，那么这个社会必定会发生变化。可是，人们个人头脑中抛开个人私利的标准之外是否有一个依据以此来评价社会的总体正义与否呢?从最根本的方向说就是生产力。一种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分配形式，必然会得到多数人的肯定。总归说来，生产力标准和历史进步标准是决定分配正义与否的最客观统一的最终根据和最高标准。只要分配能够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符合人之为人的理性要求、符合千百年来人格平等的至善要求，能给予每个社会成员以人道主义的安排、实现人的良好发展，体现一种全社会范围内的统一安排，并不接受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社会自然竞争结果；而是社会整体将对弱者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条件视为义务和美德，这样的分配就是正义的。

2．中国分配正义的内在规定性。正义是功利性的，围绕生活利益确立正义原则是很多正义理论的共同點，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定人对利益的追求。问题的难点是如何评价个人利益的获得以及社会给予个人利益的方式。在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看来，分配的最主要、最核心问题是全社会范围内对利益的分配，要体现个人的主体性，激发人创造历史的主动性，有力推动历史行进，又要努力寻找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并将这种平衡所带来的社会发展与社会的稳定秩序视为分配正义的基本条件。什么样的分配才能被称为正义的分配呢?从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前述规定性以及人类正义思想的传统和现实社会的基本要求，从分配行为本身的构成来看，分配正义蕴涵着分配尺度的经济合理性、分配程序的社会正当性、分配结果的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哲学诉求。为此，中国的分配正义应始终围绕以下这些目标、原则进行：第一，正义的分配必须是对物质财富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按照可以量化的标准进行的公平的划分。这是正义分配的核心内容。所谓公平的分配，一般公认的原则是：一个人所获得的收入分配份额应与其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相当。只有依据个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来确定报酬额才是公平的分配方式，其他的分配方式则是违背公平原则的。第二，正义的分配应建立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即分配的结果应该是在起点公平、机会均等的条件下竞争的结果，只有在公平的竞争条件下，分配的结果才与个人的努力程度正相关；否则，如果大家的竞争起点、发展机会不公平，那么，竞争的结果也难以公平。第三，正义的分配应区分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兼顾人道主义。现实社会机会是不均等的，它包括社会益品和自然益品拥有的不平等。有的人出生于大都市，父母高官大贾，社会关系广泛，而有的人则出生在贫困山区，饥寒交迫，社会关系缺乏，加之各地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信息的获得能力相差巨大，这样，在不同的人群之间就存在着发展的起点与发展机会的不均等。这种差距导致的竞争结果与个人责任无关，而与社会责任有关，因此，个人不应该承担因此而造成的不利竞争后果。在可预见的将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差距将会逐渐缩小，但并不能立即根除。另外，由于自然的天赋，性格、外貌、体质、特长的不一样，使人们所拥有的自然益品也不一样，那些拥有自然优秀的人，其优势与其本人的努力基本无关。因此，从公平考虑，应该对自然劣势群体给予补偿，对老弱病残施以救济。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因此，个人的基本生活应该得到保障。第四，正义的分配应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在旧福利经济学家看来，由于富人收入的边际效用低于穷人的收入边际效用，通过财富的再分配有利于增加全社会的总福利，缓解社会矛盾。在凯恩斯主义者看来，社会再分配有利于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防止整个社会的崩溃，因此，富人有必要用社会保障来购买安宁，以实现双赢。第五，正义的分配应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分配的合理性也应有利于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基于市场的初次分配是合理的，不仅在于其与个人努力紧密相关，而且在于能促进经济发展。在他们看来，正常的收入差距有利于资本积累，扩大投资；另外，合理的收入差距有利于刺激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而且，通过滴漏效应，收入差距最终会自动缩减。如果强行进行收人再分配，不仅会损害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压制资本积累，而且会造成拉弗曲线所谓的效率损失。发展经济学家则认为：适度的收入调节会促进社会的人力资本提高，刺激消费，保持社会稳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应该说，这五大因素都是进行正义分配必须考虑的问题。从当前来看，人们对伦理与道德上的正义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异议，认为正义的分配应建立在起点公平、机会均等、人道的基础上。因此对于补缺式的社会再分配人们基本上没有异议，虽然在对于怎样实现机会的均等上还有一些分歧，这是因为社会益品占有上的不均等通过生产力的发展会逐渐减小，而对于自然益品占有上的不均等人们很难解决。因此，对于自然益品占有上的均等该怎样进行补偿，补偿到什么程度还有争论。

三、实现中国社会分配正义的行为分析

分配正义是解决分配领域矛盾的主要价值标准，在中国，除了运用好市场经济这支无形的手在经济领域的分配能力之外，还需要有一个力量更多地在政治和社会领域施加影响来体现社会分配正

义，而承担这一重任的最直接的力量就是政府。只有它才能在最广泛的领域，以最强力的保障，最深刻的影响来体现社会分配正义。通过政府的切实措施，采用包括制度上的或舆论导向的，刚性和柔性的，直接的或间接的手段，都会产生比单纯通过个人的力量来实现正义要好得多的效果。只有用政府的力量去推进正义的分配，去约束不正义的分配，那样才会形成社会的普遍正义。

在给人以应得这一正义分配原则下，中国社会应该着重通过以下一些政策和行为来促使社会分配正义的达成。

1．在宪法的框架内。给予中国农村人口切实的国民待遇，实现每个人基于人的基本平等权利而应从社会获得的利益的均衡。今天中国所存在的分配矛盾相当程度集中在城乡差别问题上，而这个差别产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现实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村人口在享有一些基本权利上与城市人口之间存在差距，如户口和身份的差异、享受各种社会公共设施的差异、享受社会保障的差异、农业劳动条件、居住条件、生活医疗条件的差异等。分配正义的目标是追求所有国民在基本权利方面利益的平衡，至少不是倾斜得太厉害。为此，需要社会选择一种均衡发展的社会发展理念，取消横亘于城乡之间的户籍管制，通过对农村社会的资金注入、政策倾斜，完善有关公民实体权利的保障机制，包括进一步完善劳动就业、教育、身份户籍、私有财产等基本权利的法律法规，作到标准统一，机会均等，让写进宪法中的权利能够在农民身上真正得到体现。

2．進一步强化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上的调控作用。社会的再分配是体现分配正义的最敏感的指标，最易为民众所觉察和评价。所以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和方式就必然成为社会分配正义的最直接体现者。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税收和福利是政府进行再分配的重要手段。通过对高收入者的税收和对低收入者的福利的调节，应该可以缩小收入差距。另外，有力的财政转移支付通过对落后的西部等区域经济的扶植，弥补这些地区与发达地区经济的差距，提升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起点和层次，以缩小区域收入分配差距。国家还要增加对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基础教育投资，对农业进行补贴，整体提高人口素质，让广大农村人口也可以享受到差别不大的公共资源投入。另外，要特别加大对绝对贫困人口的扶贫力度，将消除绝对贫困作为近期目标，既要通过包括总体发展模式的宏观政策和公共政策，也要通过一些微观手段直接提高贫困户摆脱贫困的能力。

3．建立全面系统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对低收入者的保护。人道主义的、公平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器，进一步探求符合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实现分配正义的社会调剂原则的重要措施，也是解决因失业、疾病和年老等因素所带来的贫富不均的重要政策措施，同时也是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的必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首要的一点是要扩大其覆盖面，逐步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到基本的社会保障，同时要建立完善的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保险、优抚安置等社会服务在内的多内容、多功能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养老、医疗、失业保障、最低生活保障等都有完善制度保障。

4．加强法治。打击非法获利者。非法获利即不是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利益。无论是权力寻租的获利，还是非法垄断、违法犯罪的获利，都是对分配正义原则的根本违反。他们的存在挑战着社会的价值观和稳定度，对此，政府和社会必须以法律为准绳，以实现利益的合法取得为法制目标，对官员、对非法获利者严格执法，使争议的分配建立在法律保护之下。

5．保护环境，实现资源的代际分配正义。资源的代际分配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紧密相连，对分配正义的认识应该有一个更长远的眼光。社会的正义不仅仅只是横向的比较，而同样包括了纵向的考虑。能不能为后代预留足够的发展资源是每一代人都必须接受的正义拷问，环境保护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生态问题，而已经上升成为一个保障人类能否后续发展的正义问题。

[责任编辑：荷　叶]

作者：陈毅君　曾恩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