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性别视域分析论文

2022-04-22

摘要：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其塑造的人物不胜其数，个性复杂多维。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马克思主义性别视域分析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马克思主义性别视域分析论文篇1：

奥康纳的环境正义思想探析

[摘要]奥康纳立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视域，揭示了全球化背景下侵害环境正义的根本因素，提出环境正义实现的路径在于从“分配性正义”到“生产性正义”的转换。奥康纳对环境正义及其相关问题所作的分析，对于当前环境正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奥康纳；环境正义；分配性正义；生产性正义；启示

[作者简介]张乐民，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山东济南250100

进入工业社会以来，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日趋严重，众多关注这一问题的理论家和实践家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然而，在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奥康纳看来，这些剖析和批判或者是从文化观念人手反对“消费主义”，或者是从经济增长人手反对“盈—亏式言说模式”。“资本与劳动以及它们对地形、河流、邻里、种族、性别等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却很少被历史学家，社区、环境或劳工方面的活动家，区域规划的设计者以及政治策略的制定者们在政治的维度上加以认真的考虑。”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实践的高歌猛进，奥康纳认为，资本对自然的冲击变得越来越复杂化和隐蔽。原有的批判视角已很难把握住损害环境的真正因素。在他看来，必须增强政治生态学的批判力度，深刻揭示并着力消除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的各种环境不正义。才能使人类社会逐步转向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公平的社会。

一、侵害环境正义的根本因素：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和新自由主义的广泛传播

在政治意识形态维度上，奥康纳把资本和新自由主义称为一唱一和的“孪生兄弟”。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和新自由主义的广泛传播相辅相成。进一步加大和加深了对人和自然的控制，它们试图在当今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占据支配地位，由此造成了对环境正义的全面侵害。

首先，在种际正义层面上，对于自然的存在价值缺乏应有的承认和尊重。一方面，资本主义在经济发展上最突出的特征是它的自我扩张性，其目的是无限增长。或者说钱滚钱。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它需要永不停息地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由于生产资料和生产对象以及再生产的资料和对象都是以不同的方式从地球上获得的，因此决定了资本须臾离不开对于自然的利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奥康纳形象地把自然界称之为资本利用的“水龙头”。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的实践中，自然界并没有被作为交换价值的财富的来源而得到应有的承认和尊重，资本家只把自然界视为“自由商品”而不充分估量它对人类的慷慨赠予，自然被资本利用之后反过来又成为随意污染的“污水池”。最终，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中，“自然界作为一个水龙头已经或多或少地被资本化了；而作为污水池的自然界则或多或少地被非资本化了。水龙头成了私人财产：污水池则成了公共之物”。然而，资本主义为了自身的缘故追求积累和增长可以不顾一切地进行自我扩张。自然界作为“水龙头”却不可能永远拥有满足它的一切需要的能力，因为自然界本身发展的节奏和周期根本不同于资本运作的节奏和周期。由此带来的必然结局只能是：由于资本低估自然界的存在价值，因此，它只有通过经济危机的形式来触及到生态维度上的局限性。

其次，在代际正义层面上，对于后代人的权益缺乏应有的责任和义务。很长时间以来，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视域中，一直认为地球上的资源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伴随着“征服自然”的号角，资本对于自然资源进行了无度的索取和无节制的耗费。但是，在奥康纳看来，“水龙头”里的水是有可能被放干的，“污水池”也是有可能被塞满的。资源贫乏、能源短缺、全球变暖、遗传多样性减少、热带雨林丧失、沙漠化、有毒废料扩散、海洋污染、环境健康下降等等，这一切都表明人类的破坏程度已使大自然的大部分难以为继，并已严重威胁到人类社会自身的生存、发展与延续。对此，奥康纳指出，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有效改变的话，那么，我们的后代将遭遇更糟糕的命运。为了不使人类的延续者一出生就沦落为物质上和环境上的贫穷者，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想要与亿万未出生的、他们在当今的市场以及政府的委员会中还没来得及捞到发言机会的人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坚持无节制的扩张的资本主义和无限制的所谓“民主”的新自由主义显然无法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在对总体上的资产阶级经济及其政府机构的观点作出批判性评析时，奥康纳引用了生态经济学家贾安·马丁尼茨·艾略尔的话：“经济学出于一种短视的行为，内含着把废弃物和越来越有效的资源移植给子孙后代的理论思路，在它的内容中并不包含有建立在几代人之间的相互谅解之基础上的资源配置的思路……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遭遇了一个不可逾越的本体论困境。即如何面对我们的后代。”

最后，在代内正义层面上。对于穷人和弱势群体的侵害缺乏应有的担当和补偿。生态危机是全球性问题，然而，人类却并非是平等地承受着由此所造成的灾难，最糟糕的人类和生态灾难通常发生在南部国家以及北部的那些“内陆殖民地”。乡村的穷人，城市中的失业者和就业不充分的人。再加上北部的那些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和穷人，他们往往最先成为生态恶化的牺牲品。这种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呢?通过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考察，奥康纳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就已经开始了其危机的全球转移，经济危机所付出的代价已经被转移到了南部国家、被压迫的少数民族以及北部国家中的穷人那里。这是通过忽视、损害或毁坏资本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条件，即通过在总体上对南部国家和世界范围内的穷人欠下一笔“生态债”来完成的。今天，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更是实现了联合的发展，形成了所谓的“新全球经济”，它所体现的是19世纪的劳动条件及政治形式与21世纪的技术之间的结合，或者说，是把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在一种新的统一体中结合了起来。从环境正义的角度讲，这种联合的发展是对欠发达国家的一种深远的侵害，联合的发展意味着污染的出口以及危险性产品的出口——既有生产资料的因素又有消费资料的因素，从北部国家转移到南部国家去的，不仅仅是资本和技术，而且还有一连串的社会和环境成本。

二、实现环境正义的路径选择：从“分配性正义”到“生产性正义”

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和新自由主义的广泛传播对环境正义造成了深度伤害，同时也损害了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所需要的生产条件。这种生产条件主要包括外在的自然界、人的劳动力和基础设施与空间三种类型的要素。其基本内涵在于：它并不是作为商品，并根据价值规律或市场力量而生产出来的，但却被资本当成商品来对待的所有东西。奥康纳指出，为了积累的需要，资本在使人类劳动力异化、外在自然和基础设施与空间资本化等

方面所采取的形式是自我破坏性的，它引起了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包括生产力)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从而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由此使得资本主义的合法性以及可持续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为了解决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生态瓶颈，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大力倡导一种所谓的“分配性正义”，即主张对于环境利益和环境危害、风险与成本在不同人们之间进行平等分配。比如，有毒废弃物的生产者以及那些从生产有毒物质的工厂中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中获益的人，应该对受压迫的少数民族以及靠近有毒废弃物倾倒场所的其他一些居民提供补偿等。

在奥康纳看来，这种分配性正义所遵循的依然是用资本或者说金钱来衡量一切的逻辑。“分配性正义(‘生态性的社会民主’?)是以当前视域中的市场，以及根据市场对人的生命和健康(濒危物种等等的生命就更不用说了)的估价所作出的有关罚金与红利、税收与补助金的核算为前提的。”然而，在社会客观现实中，随着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体制的日益社会化。已经根本没有办法去找到一个可靠的标准来合理的测定和计算各个个体和团体的利益和成本，这也就意味着分配性正义这个概念在消除环境不公等问题上越来越没有适用性，同时也越来越无法加以真正地实施。因此，要想纠正环境领域里的不正义做法，唯一可行的方式就是实现从“分配性正义”到“生产性正义”的转换。分配性正义的关注点是社会交换关系，而生产性正义的关注点是包括劳动关系在内的社会生产关系。因此，“生产性正义强调能够使消极外化物最少化、使积极外化物最大化的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例如，如果某个公司致力于社区建设、工作中自我发展的可能性、对有毒废弃物的拒斥等，那么生产性正义就对其持赞成态度”。

通过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分析，奥康纳进一步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把其生产的社会和生态成本进行大规模外化的基础上的。如今，资本的全球化非但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用外在的方式拯救自身”这一趋势，反而有变本加厉之势，“尤其是在如今这个过度资本主义化的世界中，货币或金融资本不会为(生产条件的)维护去做哪怕是一点点的事，但却可以为尽可能快地实现自我增殖去做任何事”。由此也决定了生产性正义不可能在当前的资本主义模式中得到实现，而只能寄希望于他所倡导的生态学社会主义模式。与不具备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本主义不同，生态学社会主义在密切关注生态问题的同时，也关注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关注女权主义问题、反种族主义以及社会正义与平等问题。因此，正义之唯一可行的形式就是生产性正义；而生产性正义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生态学社会主义。

在西方社会，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的各种流行组织或运动对于生态学与社会主义的联姻大多持否定态度，奥康纳则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和生态学根本不是相互矛盾的，它们恰恰是互补的。社会主义需要生态学，因为后者强调地方特色和交互性。并且它还赋予了自然内部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以特别重要的地位。生态学需要社会主义。因为后者强调民主计划以及人类相互之间社会交换的关键作用。各种流行组织或运动局限于社区、都市或村庄，仅凭他们本身是不可能同时有效地应对全球资本主义在经济和生态维度上的破坏性特征的。立足于全球化视野，奥康纳指出，在政治力量对比的当前局面下，要想同全球性的资本和那些不断壮大的维护资本利益的全球性准国家组织相抗衡，建设一种没有剥削的、社会公正的、生态型的社会，就必须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必须发展某种统一的政治策略。对此，他满怀信心：“生态学社会主义已经来临，它们形式迥异，并且丰富多彩。在激进绿色主义对资本主义世界的阐释以及它就业已存在的极度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全球经济所提出的各种替代性方案中，我们将听到更多的生态学社会主义的声音。”

三、对当代环境正义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启示

环境正义问题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美国兴起的环境正义运动。1991年。在华盛顿召开了“第一届全美有色人种环境保护领导人峰会”，通过了由17项原则所构成的环境正义基本原则，对环境正义的思想内涵和实现目标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揭示。时至今日。环境正义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同时也遇到了一些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困难。奥康纳立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视域对环境正义及相关问题所作的分析，对于我们认识和克服这些困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首先，环境正义关怀的主要对象是人类还是自然，或者说环境正义应当在人与人之间展开还是应当在人类与自然之间展开?这一问题在当前环境正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中存在着不小的争议。批评以当代环境伦理为指导的环境正义过度聚焦于自然的观点认为，探讨在人类与自然之间实施正义原则具有抽象性和虚假性，表达的只是一种浪漫情怀和环境幻想，在现实生活中对于保护环境的实践并无益处。“在当代环境伦理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仅仅将‘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作为其言说的主题，而对由环境问题引发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特别是正义问题)却甚少关注。”而立足于社会正义角度把环境正义限定在人与人之间展开的观点同样受到了质疑，把环境正义的本质归属于社会正义，可以彰显现实生活中有差异的利益主体，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维护自己正当的环境权益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但是，这样的研究范式往往矫枉过正，“从学理方面来看。环境正义的本质是社会正义，是对人的正义而非对自然环境的正义，其不以自然环境为对象，将自然环境排除在正义安排之外，用对人的社会正义代替对自然环境本身的正义”。在笔者看来，无论是把自然还是把人类作为环境正义关怀的主要对象都有其合理性，但如果过度强调一方而有意无意的忽视另一方则会有失偏颇。奥康纳坚持把环境正义和社会正义结合起来，_方面倡导不能低估自然界的存在价值，特别是要尊重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作性；另一方面又强调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环境正义问题深刻的现实根源在于社会问题，过多的浪漫情怀和公正幻想无益于环境正义问题的解决。奥康纳分析环境正义关怀对象时所坚持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思维，无疑有益于我们厘清上述争议的问题所在。

其次，环境正义关注的重点是分配性正义还是生产性正义?回顾环境正义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环境正义关注的主题主要是分配性正义，即不同民族、国家、区域、阶层特别是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享受环境权益、分担环境责任问题上的公平对等。在全球化的今天，立足于分配性正义视角去研究环境正义问题的缺陷日益显现。“大多数研究或侧重于各自国家的环境权利之分享，或仅停留在单纯的分配正义范围，直接沿用照搬已有正义理论去阐释环境正义，利用权利分配式正义模式去解决环境保护与社会正义双重难

题。较少从全球化背景中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和文化价值观念转变以及人类生存方式的变革即‘类’的角度去研究环境正义理论基础等问题。奥康纳对于分配性正义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传统社会主义，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都是不正确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是为了满足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数量重于质量；传统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本应该导向“生产性正义”，但事实上却同样导向了分配性正义的要求。因为传统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了批判，但后来却致力于改革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虽然说奥康纳过度推崇生产性正义而彻底摒弃分配性正义在现实世界中同样带有应然性和乌托邦的色彩，但他的这一结论立足于全球化生态危机这一最新时代背景，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因而又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为我们今天进一步推进环境正义的研究开启了新的视域。显然。为了应对环境保护与社会正义这一双重难题，仅仅把源远流长的分配正义思想作为环境正义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基础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做毕竟带有把人际伦理强加进环境伦理的色彩，无法做到真正地尊重和重视自然环境的存在价值，当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全面解决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环境正义只有既重视分配性正义又重视生产性正义，从社会历史和自然等多重维度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实现其自身既立足于现实又着眼于未来的发展要求。

最后，环境正义发展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其他?长期以来，在生态学问题上，马克思以及在他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更多地是被质疑和批评。在许多生态主义批评家看来，生态学者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而马克思固守人类中心主义观点，他不喜欢自然界，因而马克思是反生态的。在这样的攻击下，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可信度被推翻。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后马克思主义开始粉墨登场，试图指导包括环境正义运动在内的生态运动的斗争实践。后马克思主义遮蔽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整体性概念、革命思想以及辩证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方法，他们在环境正义等运动中坚持非阶级性或多元阶级性，坚守“差异性”，不再把传统的工人阶级视为历史转型的法定代表，不再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认为任何普遍性的政治要求都成为不可能。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困境是显然的，在全球化的今天，像资本的反生态本质，它对自然的利用和滥用所造成的世界性生态危机和环境不公正等问题，后马克思主义根本无法作出透彻的分析和批判。实践也已证明，后马克思主义试图把社会正义要求与自由主义调和在一起。并进而把这两者与市场和市场激励机制调和在一起的做法只是虚妄的臆想。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缺陷决定了它无法担当起指导包括环境正义运动在内的生态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重任。要摆脱这一困境就必须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的联姻，特别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环境正义等生态运动。奥康纳把这一联姻所产生的新理论称之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以环境正义等为主题的生态运动中的指导作用深信不疑。“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思维方法：马克思主义既避免了那种不可实现的纯粹乌托邦，也没有沦为一种空想式的思想，它完全有能力确定什么才可以被称为‘内在(规律)’，即哪些社会的和生态的运动将肯定获得成长和发展，哪些则可能会中途夭折。”

作者：张乐民

马克思主义性别视域分析论文篇2：

性别政治的透视：《红楼梦》“性别操演”下的文化反思

摘要：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其塑造的人物不胜其数，个性复杂多维。本文试图从性别政治的内涵阐释《红楼梦》中的性别意识，立足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围绕以林黛玉、薛宝钗和王熙凤为代表的女性人物，考察其在生理性别上的女性特点，挖掘其在性别身份建构过程中的社会性别的文化动因，探究她们的社会性别在父权身份的缺席、生理性别的隐匿下的操演路径，并以此解读文本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反叛。同时，超越朱迪斯·巴特勒的女性主义立场，将性别操演理论延伸至以贾宝玉为代表的男性形象中，从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强烈女性化倾向出发，探寻个体的理想追求在性别意识中的实现模式，进而用以说明小说对当时伪儒文化的批判意旨。

关键词：《红楼梦》性别操演文化反思

一、性别政治视域下的性别操演理论

英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家科拉·卡普兰从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三个层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分析文学中建构的主体性的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文学集体”的成员，她认为性别差异“总是已经通过其他社会和文化形式，通过其他差异范畴而被编排和打破……从反面来看，阶级和种族的意识形态也浸透着性差异的语言”a，性别不是社会关系中的孤立存在，也不能作为理解身份政治的唯一范畴，而是与其他文化政治结构中的身份相互联系。其次，她认为主体的身份认同是一个心理体验过程，女性特质并不是统一稳定的。

在性别政治的视域下，针对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20世纪90年代朱迪斯·巴特勒在《性别烦恼：女性主义与认同的颠覆》中提出了“性别操演理论”（Genderperformativity）。朱迪斯·巴特勒从福柯的系谱学研究方法中汲取营养，吸纳了其“系谱学真正探究的是，将那些有着多元性、分散性的起源，而实际上却是制度、实践、话语的产物的身份范畴，指定为某一种起源或原因，这样做的政治着眼点是什么”b的观点，认为“主体”和“性别身份”的性质和特征都不是由生理因素所决定，而是受到“话语”“权力”和“实践”的建构和影响。在这里，朱迪斯·巴特勒援引福柯的理论，论述了其性别操演理论的核心思想是话语对性别形成的建构。此外，朱迪斯·巴特勒对性别主体的先在性提出质疑，认为主体的性别身份具有操演的特质，而正是由于具有这种操演的特性，主体通过对社会性别规则的反复操演，从而暂时获得一种性别身份。但与此同时，话语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又会导致这种操演而形成的性别身份无法形成固定和完整的性别身份。因此，在朱迪斯·巴特勒看来，性别由于在社会文化制度中不断被操演而具有了不稳定性。由于“性别操演理论”的提出，打破了“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的区分，暗示了生理上性别化的身体和文化建构的性别之间的一个根本的断裂”c。朱迪斯·巴特勒认为传统女性主义理论过于强调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间的区别，便会造成女性主体身份的分裂。对此，她强调社会性别不是生理性別的必然结果，也不存在与生理性别绝对对立的二元关系。这一观点消解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间的鸿沟，为性别身份的解读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以个体的差异代替了性别的差异，在人的价值维度下完成了对性别身份的体认。

尽管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与《红楼梦》的创作在时空上相隔甚远，但二者在女性主体，乃至人的价值上都给予了热切的关注，试图在模糊性别分殊的过程中彰显人的主体追求。在《红楼梦》中，小说围绕四大家族展开叙述，塑造了众多人物形象。其中，在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和贾宝玉的人物刻画上，作者赋予了其与其生理性别截然相反的精神气质，使人物突破了传统儒家文化熏陶之下的男女形象的桎梏，以社会性别的外在彰显构成了对儒家入世文化的决然反叛，以社会性别的建构，解构了生理性别所与生俱来的政治使命，借助性别的张力宣扬人物主体的自我追求。与此同时，小说还暗示了作者对传统儒家文化精义的推崇，流露了作者对清朝伪儒文化现象的强烈批判，寄寓着深刻的文化反思。

二、女性身份的男性操演：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反叛

《红楼梦》被认为是一首“中国古典小说最热情、最有才情的妇女颂”d，其最突出的特点便是聚焦了贾府一众女性的生活状态，体察了女性真实的内心世界，挖掘了她们迥然相异的个性色彩。其中，在林黛玉、薛宝钗和王熙凤等人物的书写上，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游离于其女性性别身份之外的男性特质，使得人物背离了儒家文化倡导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初衷，抑或是使她们被赋予了男性具有的权力。女性人物社会性别层面的文化特征在小说中不断被“操演”、强化，其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界限随之模糊，继而突出了女性作为人这一主体的价值和尊严，折射了作者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性别省思。

林黛玉在《红楼梦》的女性人物中极具文采，她才思泉涌，倚马可待，从一开始便与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相背离，加之她张扬好强的个性，更流露了她巾帼不让须眉的男子气质。作为闺中少女，林黛玉却在寻常赋诗中都想要“将众人压倒”，她锋芒毕露的行为不仅体现了她争强好胜的个性，而且与儒家文化传统要求女子的内敛矜重背道而驰，流露了林黛玉女性生理性别之外的社会性别的男性化倾向。如果溯源林黛玉男性气质的“操演”过程，一方面，源自林黛玉自身有别于其他女子的独特个性追求，另一方面，则源于林黛玉父亲的缺席。在儒家传统文化的维度下，三纲五常成为女子克己复礼的重要标准。林黛玉丧母之后，本可以遵循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规训，安于闺阁，与父亲相依为命。然而，当林黛玉被送入贾府后，她的父亲林如海便处于悬置的缺席状态，这为林黛玉融入大观园的女儿世界、挣脱父权为中心的话语体系营造了女性身份言说的空间，也为林黛玉打破女性生理身份的限制提供了可能。小说寥寥几笔便勾勒了林如海的一生，将林如海这个父权文化的代表从林黛玉的成长历程中逐渐淡化，乃至搁置于缺席的位置，从而为林黛玉在贾府中的种种男性化气质的操演奠定了伦理的基础，同时也暗示了作者对儒家传统文化中压抑女性个性的反思与批判。

与林黛玉相似的，还有薛宝钗，同样是幼年丧父，父权话语的缺失率先为薛宝钗女性身份的个性确认提供了自由的空间，使她的言谈举止中“操演”出异于她自身生理性别的男性化色彩，充斥着对当时儒家传统文化的反叛精神。虽然薛宝钗被认为是恪守封建伦理道德的大家闺秀典范，但她的个性与诗性却流露出传统儒士的高洁品格，与清朝日渐衰微之后的伪儒文化有着天壤之别。薛宝钗的博闻强识同样违背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儒家礼教传统。无论是作诗，还是对诗歌理论的思考，薛宝钗都能信手拈来。诗歌打开了薛宝钗抒情言志的闸门，塑造了其不同于传统女子“无德”的博学多才形象，赋予了薛宝钗这一闺阁女子以传统儒士的风雅气韵，正是在“诗言志”的传统中，宝钗在生理上的女性身份汇入了儒家文化中的男子气质，并通过诗歌的题旨意蕴，在承衍传统儒家文化提倡高士的基础上外化、操演成新的社会性别。薛宝钗的诗不仅寄寓了托物言志的文人情怀，而且深蕴了借古讽今的济世胸襟。在儒家传统文化中，朝堂政治向来由男性话语主导，女性则作为男性的附属隔绝在庙堂之外，更鲜少发表讽谏之言。而在《红楼梦》第三十八回，薛宝钗通过所作的《螃蟹咏》一诗，讽刺当时的黑暗社会现实，流露了深切的政治关怀。在这个过程中，薛宝钗以借古讽今的气魄，针砭时弊，透过带有男性色彩的文人视角，挣脱了原始生理性别的藩篱，主动介入了朝野政治的社会现实中，在人这一主体身份的自我确认下建构起新的社会性别，完成了女性的生理性别到男性气质的社会性别的操演过程。

与林黛玉、薛宝钗鲜明的外在女性形象不同，王熙凤的泼辣性格完全颠覆了传统女性的柔弱特性，超越了儒家道德规范下对女子的约束。王熙凤尽管出身于金陵贵族王家，但却未像寻常贵族少女一样受到当时儒家文化的熏陶，她未读过《烈女传》《女孝经》等宣扬女德的作品，甚至连字也不认识几个。如果说林黛玉和薛宝钗的生理性别受到父权教养的缺失而趋向男性化的社会性别操演，那么王熙凤在自小被当作男儿教养的教育模式下，其生理性别从一开始便处于隐匿的模糊地带，因而王熙凤的女性身份意识从一开始便以缺席的姿态被文化塑造。无生理性别意识的王熙凤从小便以男性的身份特征为尺度，喜欢穿男装，喜欢与男子为伍，从而逐渐被赋予了儒家道德规范之外的男性化的社会性别，为其成年之后的男性化行为举止提供了操演的路径。在男性权力支配的封建社会，女性在经济上往往沦为男性的附庸，但王熙凤的形象一改往日传统女性的处境，不仅掌握贾府的经济动向，而且对权力的追求趋之若鹜。第三十六回中，王熙凤不仅收了几家仆人送来的东西，而且想着“等那些人把东西送足了，然后乘空方回王夫人” e。不仅如此，王熙凤还把月钱拿去放高利贷，久而久之仗财欺人，仗着贾母和王夫人的看重随意责骂下人，其强势的男性化社会性别在贾府这一文化氛围中愈演愈烈，最终将她推至万劫不复。另一方面，王熙凤作为金陵贵妇，并未安于传统儒家文化礼教之下的端方持家思想，而是在自我的主体追求中向男权话语体系发出激烈的反抗，甚至在意圖唆使张华告发丈夫的事件中完成对夫权的彻底颠覆。这张扬了凌驾于男权之上的女性人权，使得社会性别的文化建构摆脱了生理性别的制约，投射了突破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的二元对立思维为旨归的性别操演理论，暗示了作者对女性真实内心欲望的正视和对人的尊严的体认，更是在女性形象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反叛中传达了作者对儒家传统思想塑造女性的文化思考。

此外，在《红楼梦》的其他女性人物身上，亦饱蘸了作者对女性主体意识的关怀，蕴含着背离儒家文化传统的性别操演轨迹。小说聚焦了贾探春高雅志士般的情怀、史湘云的女扮男装、平儿不拘小节的男性吃相等男性化的举止习惯，较为全面地刻画了无论地位尊卑皆有男性气质的女性形象，展现了超越女性生理性别之外的社会性别上的人格追求，流露了男权中心话语下的对传统儒家文化女德的集体反叛。

三、男性身份的女性转向：对伪儒文化的批判

虽然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但其理论的内核却始终萦怀于全人类的无生理性别差异下的社会性别的构建，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在从社会性别层面挖掘人的主体价值的过程中，生理性别上的男女都被赋予了同等的权力，即男女在性别倾向、情感、欲望上皆具有自由选择和表达的权力。

作为《红楼梦》中众星捧月式的男主人公，贾宝玉的形象从一出场便是在大观园的众女性视域中被建构的，因而贾宝玉身上流露的女性气质正是人物自身个性与外在文化双重作用的结果，尽管其生理性别曾被贾府传递的现实儒家文化一度纠正，要求贾宝玉身为男子应入仕为官，但其社会性别并未屈从于生理性别文化的规范，反而忠于自己内心的追求，渴望成为贾府女儿们不离不弃的姐妹。贾宝玉的生理性别受到早期儒家文化的仁义教化，因而当他洞察了清朝日渐衰微的伪儒文化后，便会对伪儒文化进行主体的反抗，将真正的儒家品格寄托在女儿身的高洁不染上，进一步在性别身份的认同上流露出女性化的社会性别，并以此展现性别操演过程中的男性向女性的转向。

除了贾宝玉之外，《红楼梦》中的诸多男子形象皆在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层面上具有强烈的女性化特质。小说既刻画了贾蔷的风流俊俏、北静王的俊美、蒋玉菡的妩媚等女性化的容貌性格，又展现了贾琏惧怕父亲、贾环受气等一系列缺乏男子阳刚气概的情节。这不仅体现了作者对人物复杂性格的敏锐捕捉，而且体现了作者立足人的个性与尊严角度，在创作中给予人物强烈的性别关怀，并从传统儒家文化的立场对人物性别操演的深层文化原因展开剖析，揭示了清朝儒文化盛行下人的生存困境。

四、结语

通览《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才华与美貌并重，女性特征与男性气质兼备。在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的观照下，以林黛玉、薛宝钗和王熙凤为代表的女性人物，尽管其在生理性别上呈现出女性柔美、秀妍的外貌特点，但在其性别身份的建构过程中，她们的社会性别逐渐在父权身份的缺席、生理性别的模糊界定中被重新赋予新的性别身份，并以此作为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反叛纳入社会政治话语的阐释中。而以贾宝玉为代表的男性形象，则在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层面均流露出强烈的女性化倾向，尤其在真儒的抱负破灭后，试图将个体的理想追求寄寓在性别身份的社会建构中加以实现，从而折射了对当时伪儒文化的强烈批判。从性别政治的意义而言，《红楼梦》借助人物形象的多维塑造，映射了作者对人突破生理性别桎梏的深刻思考，进而层递了人这一主体的个性追求和欲望表达，体察了人丰富多思的内心世界，流露了横跨古今的现代性别意识的自觉。

a 〔英〕科拉·卡普兰：《潘多拉的盒子：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中的主体性、阶级和性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

bc〔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5页，第8页。

d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81页。

e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06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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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冯宪光.新编马克思主义文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5]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作者：刘璇，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

作者：刘璇

马克思主义性别视域分析论文篇3：

习近平调查研究思想初探

[摘要]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注重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习近平的调查研究思想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调查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它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密切联系群众的主要途径、科学决策的基本前提和提高执政本领的重要方法;调查研究的总体要求是全面、准确和深入;调查研究的两大基本保障是身怀爱民之心、增强党性修养，强化问题意识、提高执政本领。

[关键词]习近平; 调查研究;科学决策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2015-01-23

[基金项目]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构建科学有效制约权力运行的保障机制、防范机制和惩戒机制”（13AZD007）;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视域下执政党对民意资源的尊重和运用研究”（14YJC710040）。

[作者简介]王高贺（1980 -），华南农业大学思政部副教授、博士，广东高校廉政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从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党的建设研究。

调查研究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也是做好领导工作的有益经验。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调查研究，习近平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并体现出一系列新特点、新突破。

一、调查研究的重要价值

习近平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认为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1]。

（一）调查研究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为党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党的发展历程来看，要有效发挥马克思主义对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指导作用，需要以调查研究为桥梁。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都要求我们的领导工作和领导干部必须始终坚持和不断加强调查研究。”[1]调查研究是一种认识和实践有机统一的实践活动，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通过调查研究，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全面了解特定对象，掌握社会真实情况，探寻改造社会的方法，使主观符合客观，达到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目的;另一方面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探寻新的血液和营养，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丰富和发展。实践充分证明，离开了调查研究，就难以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党的工作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偏差、失误和错误。对领导干部来说，“进行各种形式和类型的调查研究，非常有益于促进他们正确认识客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转变工作作风、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1]，要学会善于运用调查研究这个有力“武器”。

（二）调查研究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主要途径

共产党的突出特征体现在它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与剥削阶级性质政党不同，共产党人真正把人民群众看作历史的创造者，并紧紧依托于人民群众，服务于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共产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力量和智慧的源泉。共产党最基本的一条经验就是一刻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2]（P146）党把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系统地运用到各项活动之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事实充分证明，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我们要始终牢记，心系群众鱼得水，背离群众树断根。”[2]（P267）密切联系群众的关键在于“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3]。调查研究就是这样一个“联系群众，为民办事的过程。通过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我们可以了解到群众在想什么、盼什么，最需要党委、政府干什么”[4]（P534）。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进行调查研究，要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深入田间地头和厂矿车间，同群众一起讨论问题，倾听他们的呼声，体察他们的情绪，感受他们的疾苦，总结他们的经验，吸取他们的智慧”[1]，与群众保持“鱼水”般联系。

（三）调查研究是科学决策的基本前提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终要通过各项决策及其执行来完成。调查研究作为决策相关信息传递的“中转站”，对实现科学决策至关重要。“什么时候全党从上到下重视并坚持和加强调查研究，党的工作决策和指导方针符合客观实际，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而忽视调查研究或者调查研究不够，往往导致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领导意志脱离群众愿望，从而造成决策失误，使党的事业蒙受损失。”[1]从一定程度上讲，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的过程。“正确的决策，绝对不是一个人或者一堆人，不作调查研究，坐在房子里苦思冥想就能产生的，它要在人民群众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才能产生。我们担负领导工作的干部，在对重大问题决策之前，一定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和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迈开步子，走出院子，去车间码头，去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研。”[2]（P154）“调查研究多了，情况了然于胸，才能够找出解决问题、克服困难的办法，做出正确决策。”[2]（P61）关于调查研究对决策的影响，习近平还在多个场合引用陈云同志的一句话：“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5]（P189）决策者必须把调查研究作为决策的必经程序，使之贯穿于决策的整个过程，不能图省事、嫌麻烦。

（四）调查研究是提高执政本领的重要方法

执政本领的高低决定着执政党的前途命运。党之所以能成功应对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艰难险阻，关键在于党拥有克服、战胜和驾驭它们的本领。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新形势新任务对党的执政本领提出了新要求。习近平认为与新要求相比，党内很多同志出现了“本领恐慌”，他们“有做好工作的真诚愿望，也有干劲，但缺乏新形势下做好工作的本领，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由于不懂规律、不懂门道、缺乏知识、缺乏本领，还是习惯于用老思路老套路来应对，蛮干盲干，结果是虽然做了工作，有时做得还很辛苦，但不是不对路子，就是事与愿违，甚至搞出一些南辕北辙的事情来”[6]（P5）。提高执政本领是一项“综合工程”，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要注重调查研究。调查研究的过程“是一个自我学习提高的过程”[4]（P534），是一个“领导干部提高认识能力、判断能力和工作能力的过程”[1]。领导干部要善于到群众中间进行多种形式的调查研究，从群众的实践中寻找应对各种难题的答案。“好措施、好办法从哪里来？答案是从群众中来。群众的实践是最丰富最生动的实践，群众中蕴含着巨大的智慧和力量。……要解决矛盾和问题，就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拜群众为师，深入调查研究。”[2]（P61）习近平强调：“调查研究多了，基层跑遍、跑深、跑透了，我们的本领就会大起来，我们的认识就会产生飞跃，我们的工作就会做得更好。”[4]（P534）

二、调查研究的总体要求

调查研究具有显著的动态性，调查研究的要求和内容不断更新变化，调查研究的方法和途径不断丰富发展。在新时期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必须准确把握每时都在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要“积极探索新时期调查研究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努力在提高调查对象的广泛性上下功夫，在提高调查研究内容的针对性上下功夫，在提高调查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上下功夫，在提高调查研究成果的有效性上下功夫”[4]（P536）。根据习近平关于调查研究的系列言论和实践，可以把调查研究的总体要求概括为“全面”“准确”和“深入”三大方面。

（一）全面

“全面”就是调查研究要多方位、多层次、多渠道地进行，“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既听取干部汇报，又听取群众反映，既听取正面意见，又听取负面意见，深入分析问题，掌握全面情况”[4]（P535）。

1.多方位

我国幅员辽阔，由于受历史、地理位置、经济基础等多种因素影响，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突出，不同区域群众的利益诉求不尽相同。调查研究“既要到工作局面好和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验，又要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研究问题”[1]。领导干部要尽可能地跑遍自己的任职范围，“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7]。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跑遍了全省90个县市区，在上海工作时走访了全市19个区县，到中央工作后去过31个省区市。在成为党的总书记两年多来，习近平又到了广东、河北、甘肃、海南、天津、四川、湖北、辽宁、湖南、山东、内蒙古、河南、北京、新疆、上海、福建、云南等地考察调研，足迹遍布东部发达地区、中部发展地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

2.多层次

调查研究的多层次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调研对象的多层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转型，我国原有“两阶级一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显著分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诉求差异日益明显，利益表达能力也强弱不同。即便在同一阶层、群体内部，由于受年龄、性别、生活背景等影响，成员之间的利益诉求和表达能力也有差异。调查研究要注重“对象的广泛性、不能以点概面，以偏概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2]（P166）。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调研对象非常广泛，涵盖了工人、

农民、知识分子、军人、新的社会阶层和宗教界人士等各个阶级和阶层。二是调研内容的多层次。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以后，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产生了新的更高层次的需求。调查研究除了要一如既往地重视经济问题，还要更加重视人民群众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呼声。纵观习近平十八大之后的调查研究，调研主题涉及到改革、经济、扶贫、农业、旅游、海洋、就业、科技创新、企业、生态、民生保障、群众路线、基层党建、军队建设等，涵盖了治党、治国和治军三大方面。三是调研信息的多层次。信息具有正反、喜忧、好坏之分。习近平在2012年12月考察广东时强调：“下去调研，要去一些困难多的地方、问题多的地方，调研不光是看好的。”[8]（P126]领导干部要敢于正视现实，“既要听群众的顺耳话，也要听群众的逆耳言;既要让群众反映情况，也要请群众提出意见”[1]，鼓励讲真话，不能报喜不报忧。

3.多渠道

丰富的调研方法是调查研究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党“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调研方法，如召开调查会、研讨会、走访调查、蹲点调查、典型调查、实地考察等”[4]（P537）。这些宝贵的调研方法在新时期依然管用，我们对其要加以继承和完善。同时，随着交通通信手段和社会信息网络化的发展，我们要“学习、掌握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调研方法，如问卷调查、统计调查、抽样调查、专家调查、网络调查等，并逐步把现代信息技术引入调研领域，提高调研的效率和科学性”[1]。

（二）准确

“准确”就是“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要科学、准确，不仅要全面深入细致地了解实际情况，更要善于分析矛盾、发现问题，透过现象把握规律性的东西，提高调研结论的科学性”[4]（P535）。

1.恰当选择调查研究问题

选择问题是调查研究的基本前提。问题选择是否恰当，直接影响着调查研究的准确性。有的领导干部准备不足，没带问题或者带着不恰当的问题就去调研，偏离了实际需求，效果自然难以保证。要确保调查研究取得实效，必须要带有恰当的选题和明确的目的。当前，总体来说，调查研究应“深入研究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深入研究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深入研究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深入研究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点问题，深入研究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等领域的重大问题”[1];具体而言，领导干部调查研究的选题必须要“紧扣现实工作需要，出发点是为党委、政府工作提供所需的对策建议，落脚点是解决经济社会中的具体问题”[4]（P535）。

2.调查研究前不能预设调子

有的领导干部在调研之前就定好调子，期望调研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结论，这会严重影响调研的准确性。一方面，这将致使调研者在调研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重视与预设调子相符合的信息，忽视与预设调子不一致的信息，调研结果必然会出现偏颇;另一方面，“现在有的干部善于察言观色，准备了几个口袋，揣摩上面或领导的意图来提供材料。很显然，这样的调查是看不到实情、得不到真知、做不出正确结论的”[1]。调查研究不能带着预设调子下去，而应从客观实际出发，坚持先有调查研究后有结论的基本程序，把结论建立在严密的科学论证之上，做到有一是一，有二是二。

3.安排性和随机性调查研究相结合

当前，我国领导干部的调查研究大多属于“安排性”的，即提前定好调查研究的地点、时间、人物、路线等相关事宜。“安排性”调研有利于为调研做好准备，促进调研有序进行。但与此同时，我们应看到“安排性”调研也存在着一些弊端，它为调研过程中的造假行为留下较多机会。一些领导干部为了让调研者看到他们预想的“画面”，对拟调研的地点、路线、人物、语言等进行“包装”和“彩排”。调研就像一部电影，有剧本、有导演、有演员，调研结果必然会失真。对此情况，习近平指出，“调研中可以有‘规定路线’，但还应有‘自选动作’，看一些没有准备的地方，搞一些不打招呼、不作安排的随机性调研”[1]。随机性调研不仅有利于调研者了解真实情况，也有助于树立领导干部的亲民形象，增进党群、干群关系，领导干部应提高随机性调研的比重。

（三）深入

“深入”就是调查研究要“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善于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人士交朋友，到田间、厂矿、群众和社会层面中去解决问题”[4]（P535）。调查研究包括调查、研究和解决问题三个主要环节。“深入”既体现在每一个环节上，即调查防止“蜻蜓点水”，研究切忌粗枝大叶，解决问题不能一劳永逸;又体现在这三个环节之间，它们环环相扣，逐层递进，缺一不可。

1.调查防止“蜻蜓点水”

有的领导干部调查研究具有明显的应付性和旅游性，每到一处仅是听听、看看、转转，来去匆匆。群众把其讽喻为“夹着小包抽着烟，东看看来西转转，指手画脚说一番，拉着架子等吃饭”。这样的调查研究无助于解决问题，必然受不到群众的欢迎。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调查研究不能走过场，要“身入心入，不要蜻蜓点水，被表面现象所迷惑”[4]（P534）。“有的地方待上一天也可以，把情况摸透了，心中更有数。搞得深一些，比浮光掠影、走马观花走好几个点效果更好。”[8]（P127）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执行党中央《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中的相关规定，拿出足够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省部级领导干部到基层调研每年不少于30天，市、县级领导干部不少于60天，力求深度掌握调研问题的相关材料。

2.研究切忌粗枝大叶

通过调查收集上来的材料处在原始状态，还不能直接拿来作为解决问题的现成方案和决策的基本依据，必须对其进行研究，“把大量和零碎的材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分析、综合，加以系统化、条理化，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找出它的内在规律，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在此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决策”[1]。有的领导干部把调查和研究截然分开，只有调查没有研究，回来汇报一下就把相关材料束之高阁;有的领导干部缺乏科学的研究方法，分析粗枝大叶，准确度不够。这两种情况都没能处理好“调查”和“研究”之间的关系，调查研究“关键是调查后要善于研究，抓点时要善于管窥全豹，跑面中要能够见微知著，综合提炼”[4]（P538），找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方法。

3.解决问题不能一劳永逸

调查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习近平认为：“衡量调查研究搞得好不好，不是看调查研究的规模有多大、时间有多长，也不是光看调研报告写得怎么样，关键要看调查研究的实效，看调研成果的运用，看能不能把问题解决好。”[1]调查研究在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之后，只是暂告一段落，并不是彻底结束。一方面，这些方法是否切实有效，能否把问题解决好，还需要在实践中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另一方面，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形势和情况会产生新的变化。即便是同一个问题，解决方法也会有所不同，需要再进行调查研究。实践永无止境，调查研究周而复始。

三、调查研究的基本保障

党的调查研究主要是领导干部和群众的接触交流。领导干部以什么样的感情和态度对待群众，以什么样的能力和本领分析和解决问题，是调查研究能否取得良好效果的重要条件。

（一）身怀爱民之心，增强党性修养

“在调查研究中能不能、敢不敢实事求是，不只是认识水平问题，而且是党性问题。”[1]领导干部要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身怀爱民之心，自觉摆正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不断增进与人民群众的真挚感情，设身处地、换位思考，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9]。习近平多次提到郑板桥的一首名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党的领导干部更要有这样的仁爱之心，努力培养和增强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树立五种崇高的情怀：一是学习邓小平同志把自己当作中国人民儿子的情怀感;二是学习雷锋同志把为人民服务当作最大幸福的幸福感;三是学习孔繁森把爱人民当作爱的最高境界的境界感;四是学习郑培民“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的责任感;五是学习钱学森把群众口碑当作无上光荣的光荣感[4]（P537-538）。习近平在调查研究中充分展现了为民情怀，被群众亲切地誉为“平民书记”。

1.轻车简从不扰民

“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就是对人民群众的情感问题。”[4]（P544）习近平要求领导干部调查研究要轻车简从，不能兴师动众。在习近平担任党的总书记的次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出台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其中关于调查研究的规定有了新特点新突破，充分体现了“不扰民”。第一项规定要求调查研究“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不张贴悬挂标语横幅，不安排群众迎送，不铺设迎宾地毯，不摆放花草，不安排宴请”。第五项规定：“要改进警卫工作，坚持有利于联系群众的原则，减少交通管制，一般情况下不得封路、不清场闭馆。”[10]（P2）习近平在调查研究中严格执行了这些规定，我们看到了许多习近平与群众近距离接触的画面，如在深圳与群众一起登莲花山，在庆丰包子铺与群众共同进餐，在开封与群众合影留念等等，为全党领导干部做出了表率。

2.扑下身子心连心

调查研究重在领导干部与群众谈心交心。群众心中有杆秤，群众在领导干部心中有多重，领导干部在群众心中就有多重。领导干部对群众有感情，群众才会对领导干部有感情。领导干部调研只有扑下身子，将心比心，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群众才会敞开心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讲到：“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11]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同吃苦的情况不常见了。但领导干部在调研时，不能在生活上搞特殊，应融入群众的生活，“做人民群众信赖、尊敬的贴心人”[2]（P139）。习近平在调研时，总是深入群众之中，体验群众生活。如他在2014年3月18-19日到兰考调研时，吃的是河南烩面、胡辣汤和大烩菜等，并专门托人交了两天160元的餐费，住的是焦裕禄干部学院的普通学员宿舍。这与普通群众的饮食住宿标准没有区别，赢得了群众好评。

3.语言朴实接地气

领导干部在与群众接触交流时，使用的语言风格传递着党群、干群关系信号，影响着调查研究效果。习近平认为：“语言的背后是感情、是思想、是知识、是素质。不会说话是表象，本质还是严重疏离群众，或者是目中无人，对群众缺乏感情。”[2]（P146）领导干部在调研时，要从思想和感情深处真正把人民当主人当先生，使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与群众打成一片。习近平朴实、生动的语言体现在方方面面，如“中国梦”“实干兴邦”“打铁还需自身硬”“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等。在调研时，习近平保持亲民的一贯风格，使用群众耳熟能详的语言与群众聊天、拉家常，问寒问暖。这样的语言群众爱听，增加了党群、干群之间的感情。

（二）强化问题意识，提高执政本领

调查研究是一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提出解决问题方法的过程。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干部的执政本领。“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调查研究能力是领导干部整体素质和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1]领导干部应强化问题意识，提高执政本领，做好调查研究这门“致力于求真的学问”“见诸实践的科学”和“讲求方法的艺术”[2]（P166）。

1.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调查研究要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否则就难以准确地发现和分析问题。对党来说，调查研究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也是领导干部必须普遍掌握的工作致胜的看家本领”[6]（P7）。一是领导干部要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来源。习近平指出，在难以脱产学习的情况下，领导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精选精学，着重学习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这两部权威性教材中的代表性篇目，同时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12]，做到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懂学通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二是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实际问题，是新时期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灯塔”。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深入学习领会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系统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13]。

2.深刻把握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是进行决策和解决问题的重要依据。习近平认为：“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这是领导干部开展工作的基本准备，也是很重要的政治素养。不掌握这些，你根据什么制定决策、解决问题呀？就可能会在工作中出这样那样的毛病。”[6]（P8）领导干部在调研时，深刻把握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具有三大好处：一是防止调研结果偏离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在调查研究过程中，调研者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对同一个调研对象，不同的调研者得出的调研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深刻把握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有助于防止调研结果偏离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促使调研者在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因地制宜地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二是防止重复性调研。有的问题既有政策已经进行了回答，如果不懂相关政策，就可能进行重复性调研，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三是为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的修改和完善提供相关材料。实践在发展，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也应随着形势变化而进行调整。深刻把握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有助于调研者及时发现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面临的新问题，从而为其修改和完善提供必要信息。

3.全面拓展综合知识

在现代社会，伴随着知识总量的猛增和更新速度的加快，调查研究需要运用的知识越来越广泛。从调查技术来看，统计调查、抽样调查、网络调查等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在调查研究中的比重不断增加;从研究方法来看，调查研究运用的学科理论不断增多，如政治学、经济学、信息学、社会学、系统论、控制论、协同论等。在新的条件下，面对调查研究这门大“学问”，领导干部全面拓展综合知识，显得日益必要和迫切。领导干部“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有针对性地学习掌握做好领导工作、履行岗位职责必备的各种知识，多读与本职工作相关的新理论、新知识、新技能、新规则的书，努力使自己真正成为行家里手、内行领导”[13]。只有这样，才能对新情况新问题做出客观调查，弄明白它们产生的原因和发展变化趋势，进而做出正确决策，促进党和国家事业的顺利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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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7]新华社.“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J].文明，2013，（11）.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

[9]习近平.结合新的实际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J].求是，2009，（10）.

[10]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八项规定资料文件汇编[G].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3.

[11]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2-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