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分析论文

【摘要】《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宣告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诞生。长期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为探讨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积累了经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步伐迈得很大。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取得了新的飞跃。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分析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分析论文 篇1：

浅谈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过程

摘 要：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综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发展史，并结合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发展过程中与哲学、政治的关系，同时提出新时期十八大精神的感召下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展望，可以宏观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道路有参考意义的法律理论、观点。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发展史;与时俱进

一、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法理学

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概念包含两个部分，首先是法理学的定义，法理学或称法哲学既指称思想体系，又指称学术领域。在思想体系的意义上，法理学是关于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的价值、信仰、认知和评价等观念系统，属于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在法律渗透于社会生活的现代国家，法理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社会意识形态的全部属性，并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巨大功能[1]。再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三个大的方面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但仅仅从这三个方面理解马克思主义是不够的，马克思主义是一部人类发展过程的百科全书式样的理论和体系，浓缩着人类发展史上珍贵的知识和内容，涵盖着历史学、政治学、哲学、法学、人类学、军事学、伦理学等等。

二、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与哲学、政治学的联系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发展过程，就不能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对于法理学的重要导向作用。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并没有单独成为一个体系，马克思在揭示和批判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同时，阐述了大量的法学理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产生的最初形态。其次，马克思批判的继承了历史上优秀思想家的理论，在同唯心主义做斗争的过程中，总结工人运动的最新经验，提出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下宝贵的法学理论。

任何学派的法学理论，总是以某种哲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明确的宣布“法学是哲学的一个部门”。19世纪中期以后，法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这样不意味着法学与哲学的脱节。事实上，法学始终受着哲学的巨大影响[2]。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有自己独特的原理和方法，它是以哲学为指导，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知识资源。因此，哲学不能代替法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如果照搬哲学思想中的历史唯物主义，那只能导致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发展的僵硬化。

法学与政治学的联系。在历史上，政治学和法学是一体的，比如我国封建时期，法律是统治阶层束缚人民群众的重要政治工具，反映着封建皇权贵族的政治愿望，比如西周统治者提出的“以德配天，敬天保民”东周战国时期提出的“以刑治国，明法重刑”再到唐朝“礼法合一”“一准礼乎”都体现着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政治手段。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是法治，这一政治目标的发展目标是由人治逐步过渡到法治，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实现依法治国。因此，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治发展的基本战略就成为我国政治上和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结合的契机。

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发展史

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杰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法学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在建立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提出了很多过住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一些理论。但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法制建设不是重要的任务。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初步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中主要矛盾的法律问题，正确的处理了民主和法律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我们在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人民犯了法，也要受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这是若干个别的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作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3]这些讲话和论述中提到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法制原则，以法律为准绳的诉讼哲学，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重大发展。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我们党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不断创新。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特别是1982年宪法的修改与实施，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事业全面推进的历史进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依法治国确定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在根本大法中确立了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地位。江泽民同志的法学思想为我国法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推进了法学的理论创新，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法学。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局的高度，在认真总结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实践，充分借鉴人类法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崭新概念，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五代领导集团，在最近召开的两会中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部分，意味着我们国家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新的时期要焕发新的活力。

四、新时期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发展需要注意的问题

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学主义法学理论的发展史，目的是为了将历史性视野和整体型视野应用于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研究，从而利于扩展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现代化和中国化的视野。中国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在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需要正确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和实践为指导，核心是实践

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的社会理论,其最终目的还在于研究中国的实践和中国的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和作用,既不取决于其在中国的宪法地位,也不是因为其具有绝对真理的性质,关键在于它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指导和影响。正如马克思主义所认为:“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很明显,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核心因素是实践。选择什么样的理论为指导,是由实践的需要决定的;对理论指导作用的评价,不是根据理论本身,而是看其能否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4]。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道路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源脉。根据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汲取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精华，解决问题。同时理论也要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完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是与时俱进的思想，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其分析指导遇到的问题，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历史继承与国际接轨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古代注重礼法合一，注重执法者的道德品质以及对国家的责任感和使用，主张对天理、国法、人情的有机结合等等方面的法制思想和价值意义在如今看来仍然充满智慧，我们对中国法律文化资源重视程度并不高，开发的并不好，相反，在国外很多国家觊觎中国的传统文化遗产，纷纷申报为自己国家的产权。日本曾经说过，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种现象要在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发展中杜绝。一方面，我们要加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总结和梳理的基础上，取其精华进行现代化的适用。把中国几千年遗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融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当中。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除了继承古代优秀的法律文化的同时，要高度重视对国外先进法学思想的借鉴，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绩印证了开放和交流的重要性，文明从来都是相互渗透和影响的，在和平和发展作为时代背景的今天，交流沟通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和途径。我们国家在迈向更深层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上，国际化的研究法理学更具有现实意义。

（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学术繁荣与学术创新

文化领域的学术繁荣并不影响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决心。胡锦涛说：“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5]。这个前提下，我们应该支持学术上的百家争鸣，自由的学术氛围才能促进学者思想的解放，要鼓励不同学术的相互交流切磋，从而在思想的碰撞中推动学术的进步。民主、平等、活跃的学术环境，有利于推动不同认知兴趣、研究方法、理论风格的学派的形成和发展。这样经得起实践检验和认知的学说和学派才得以改进和发展。

改革创新是一个民族前进的不竭动力。党的十八大把改革创新放在了民族命运攸关的高度，为新时期的改革创新把了方向、定了调子。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是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部分，在中国不断发展的同时，要紧跟时代的脚步，改革道路上会遇到非常多空前问题，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不断创新，与时俱进，以历史的唯物主义辩证的角度分析问题，寻求出路。改革的过程坚持按照马克思主义人权观、自由观，并坚持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的理论，去丰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学体系。

参考文献：

[1]张文显.马克思主义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时宜.哲学与法学的关系[M].商品与研究，2011.

[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6.

[4]付子堂.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新拓展[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

[5]胡锦涛.不走封闭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邪路[EB/OL].（2012-

11-08）.[2013-12-31].http://news.sina.com.cn/c/2012-11-

08/104525536876.shtml.

作者：段伟

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分析论文 篇2：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发展历程初探

【摘要】《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宣告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诞生。长期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为探讨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积累了经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步伐迈得很大。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取得了新的飞跃。尤其是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推向了新的高度和新的境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述中，逐步创建了历史唯物主义法学，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诞生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包括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中国化历程。党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与时俱进，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法治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取得了理论创新和革命实践的伟大胜利。

一、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的传播探索阶段（1919年—1949年）

长期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救国救民，振兴中华民族为己任，不断探讨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其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是最早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人。此后，提倡法学理论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导的是李达。他认为，法律制度是建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有着特殊的发展法则。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后，使其成为了科学的法律观。

最早促进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的人是毛泽东。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作为一个十分紧迫和重要的问题。在战争年代，毛泽东从江西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了宪政探索，1931年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宪政》中指出：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1941年，通过了根据地第一个宪法性文件《陕甘宁边区宪法法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形成法哲学思想，将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作为解析中国法律问题的金钥匙。

二、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的曲折发展阶段（1949年—1978年）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之前法学理论的基础上，开始法学理论革命，批判了旧法观念、旧法制度，学习和借鉴了苏联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刑法观去分析解决实际的刑事法制问题，形成了以刑事策略思想为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刑法学说。

这一时期，董必武是促进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他继承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使得国民党的六法全书被废除，法律制度被摧毁。同时，领导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基本问题的讨论，结合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律的实践，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认识。

从1957年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研究成为禁区，甚至被视为束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绊脚石。这使得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的研究陷入停滞，直至改革开放后才步入正轨，科学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的飞速发展阶段（1978年—1999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步伐迈得又大又快。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相结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同时，积极修改宪法并形成了1982年的新宪法，这标志着中国法治建設开始进入一个新的轨道。

以江泽民同志为总书记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1997年，党召开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1998年在我国初步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取得的成果。

四、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的开放创新阶段（21世纪新时期以来）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在法治工作中加强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提出科学发展观，形成了以人为本的新的法律观。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2011年在我国终于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也预示着将依法治国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2014年10月，党中央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明确了依法治国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加强顶层设计。这是对国家治理模式的深刻思考与有效变革，也将进一步推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支撑，使得法律的强制性与道德的信仰性互相依托，不断向前发展。

五、结语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同时代特征、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洞察世界发展趋势，做到与时俱进，在实践中发展它，实现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证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1.

[2] 李 达. 法理学大纲[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84.

[3]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2.

作者：张建峰

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分析论文 篇3：

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法哲学价值

摘要：《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一部哲学著作，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奠基之作。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创立了唯物史观，与黑格尔唯心史观决裂，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的创立开辟了道路。科学揭示了法的本原、本质、产生与发展规律，深入阐述了法与自由的关系，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法学；唯物史观；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宝库中，有两颗耀眼的明珠：一颗是唯物史观，另一颗是剩余价值论。后者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从而使资产阶级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不可避免；前者开辟了哲学社会科学的新天地，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应运而生，掀起了各个学科的革命，其中就包括法学领域的革命。《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唯物史观的经典之作，更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奠基之作，当然，这并不排斥该书成为其它学科的开山之作。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问世170周年之际，我们纪念这篇著作，不仅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伟大功绩的肯定，而且是对这一巨著的大力弘扬，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真诚拥护与坚持！

一、关于法的本原的发现

毫无疑问，《德意志意识形态》首先是一部哲学巨著，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论证哲学的基本问题唯物论与唯心论时，理直气壮地站在唯物论的高度，继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和鲍威尔的唯心论之后，又一次联合起来针对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论和人本主义作了深刻的批判，从而完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政治思想的两个转变，于1848年在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宣布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因此，当马克思与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时，就标志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理论基础已然形成。随之相生相应的是，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也在该书中都得到明确提及，在本文后两节中将详细提到。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巨大功绩就在于它系统、完整地发现并论证马克思主义法学关于法的本原：人的物质生活条件。正是这个本原引伸出特别是派生出马克思主义法学一系列观点：如法的阶级本质、法的产生与发展、法的作用等等。

马克思主义法学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位革命导师共同创立的，历经了民主主义法律观向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的历史转变。马克思出身于法学世家，其长辈包括祖父、外祖父、父亲都精通法学，其父亲还是当时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兼任莱茵省省长的法律顾问。良好的家庭教育，使马克思从懂事开始就对法学发生了极大兴趣，并在大学学法学专业。特别是他从当地的波恩大学转到柏林大学后，他对法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学习中，他敏锐地发现，过去的法律，过于苛刻与残酷，而且非常繁琐。于是马克思从大学二年级下学期开始，力图建设一个新的、符合人民意愿的法律体系，并撰写了近三百个印张的法学大纲，后来自己在复查中发现，他写的提纲与康德的形而上学大致相同，既无新意，也无创造，于是决心全部推倒。他深刻地省悟到：他之所以失败，关键是哲学没有过关，于是他在写给他父亲的信中，认真地表达了学好哲学对法学的重要性。他说：“没有哲学就不能前进”。从此，马克思开始偏重于哲学学习，毕业时写的论文是哲学论文，后来申请的学位也是哲学博士。

1841年，马克思毕业后进入莱茵报当编辑。一年后，该报海选马克思为主编。这时《莱茵报》的影响越来越大，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特别是马克思站在人民立场，与莱茵省总督进行两场辩论后，揭露了反动当局的面目，该报很快被查封。同时，也使马克思深深感到，学校学到的东西与德国的现实反差极大，就是说黑格尔哲学特别是法哲学所讲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是看不到的；不仅理论与实践差距越来越大，而且有时根本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两回事。马克思便“带着苦恼的疑问”，一方面向书本寻找答案，一方面在现实里寻求回答。这时，恰好著名的“人本主义者”和“机械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发表了其极具影响力的文章：《哲学改革提纲》。马克思深受费尔巴哈的影响，在利用自己已有的理论武器基础上，再加上运用费尔巴哈的相关理论，向黑格尔这个显赫一时的哲学家的思想开火。他写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并在该书中隐藏了一个重要思想，即法的本质。正如马克思自己评价的那样：法的关系是来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并且是这种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法的关系就好像其形式一样，不可能看其本身，也不可能从人类精神来诠释。[1]p32这一事实告诉我们：早在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便隐藏着法的本质的思想。该书虽然尚未明确提到物质生活条件，但字里行间却充满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气息。这一事实告诉我们：早在几年以前，马克思在构造法学理论体系中，已经埋下了“物质生活条件”的种子。但明确使用物质生活条件这个词语，还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因此，该书是马克思法学的奠基之作。

当然，在该书之后，在马克思著作中，还有不少著作提到了物质生活条件——这个法律的本质问题。如在《共产党宣言》中，便明确地提到这个问题。该书在谈到资产阶级法律本源问题便指出，资产阶级的法不过是阶级的意志，而正是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才决定了其内容。[2]p389

法的本质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与非马克思主义法学的重要分水岭，也是能否发挥法的作用的分界线。因为物质生活条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客观存在的表述。重视它的客观性，就能使法律真实地反映经济规律，从而推进规范法律的发展，反之，则起反作用，正如马恩两位导师所指出那样，就会在“硬绷绷的东西上碰得头破血流”（马克思标语）。

二、关于法的本质的揭示

《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法学上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它对法的本质的科学揭示。在该书出版前，法的本质问题一直被剥削阶级特别是被资产阶级学者搞得糊涂不堪。为此，列宁先后作了两次论国家的报告，明确揭示了国家与法的本质。当然，列宁所使用的武器，也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宝库中学来的。

法的本质一直是法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直到现在还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以往，剥削阶级法学家，不是把法的本质归结为“神的意志”、“公共意志”、“民族精神”，就是把法说成是神秘的东西，他们的目的在于掩盖法的真正本质，以便麻痹劳动人民从而使其驯服在他们的法律面前。马克思主义法学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科学地揭示了法的本质，促使人们看到剥削阶级法的本质，从而反对它，并用人民的法律取而代之。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显著特点之一，就在于她确信和坚持法的阶级性。而这一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首次提出的，在该书有明确表达，国家的现实基础是“非意志”的、不可转移的个人物质生活即互相制约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这些现实关系本身创造了国家政权，同时将特定关系决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即法律。[3]p377-379两位导师在该书中所讲的主体“他们”，从行文和逻辑上看，就是统治阶级。从该书的相关论述，我们至少看到了四个基本观点：1.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2.法律不仅仅代表统治者一个人的意志，而且代表整个统治阶级共同利益的共同意志；3.法律的内容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是统治阶级共同意志的体现；4.统治阶级的共同意志决不是统治阶级内部个别人的任何“任性”，而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法则所决定。

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统治阶级的所有意志并不是法律，仅仅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那一部分统治阶级意志才能成为法律。即居于统治地位的个人必须以国家形式建构个人力量，从而演进为由这些力量决定的意志即国家意志——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3]p389这可以概括为：国家意志即法律。它首先表明了法律的阶级性。同时，从全文来看这种阶级性，最终又受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有少数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本质的观点仅仅是阶级性，而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阶级意志的内容背后是其物质生活条件。这些少数人甚至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本质说法的科学性，并以此否认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创始人马克思与恩格斯及其法学专著与专论。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30多篇论文中，便有四分之一是法学论文，仅论述宪法的论文在全集中便有8篇，至于专著那就更明显了。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都是公认的法学专著。

事实清楚地表明：马克思既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独树一帜的法学家。他与恩格斯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是法学史上的伟大革命，使法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独立学科。法的本质是法学的核心，是区别马克思主义法学与非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分界线。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我们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三、关于法的产生与发展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法学是完整的科学体系，《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关于法的基本理论的奠基之作。她不仅论证了法的本原，揭示了法的本质，还科学地论证了法的产生与发展规律。整个西方法学都把法律看成是永恒的东西，并代代相传。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就是因为宣扬“法律永恒”论出名。马克思主义法学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破除了法律迷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公开宣称：法律是不断发展的，是社会发展到阶级的产物。法律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永恒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武器，考察原始公社部落所有制，明确提出并论证了“私法和私有制是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形式的解体过程中同时发展起来的。”[3]p71接着，他们以罗马法的兴衰为例，说明所有制与法律的内在联系，进一步揭示法律的规律，他们写道：“在罗马人那里，私有制和私法的发展没有在工业和贸易方面引起进一步的后果，因为他们的生产方式没有改变。”[3]p71伴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深入发展，罗马才推进了所有制发展，从而恢复并重振了罗马私法的权威。[3]p71。

后来，马克思在晚年研读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并作了详细的笔记，还加上自己的批评和评价。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研读了一些关于原始文化史的著作，如梅因、佐姆、泰勒等的著作，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没有实现自己写一本关于国家与法起源的书，之后恩格斯花了一年的时间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比较详细和深刻地论证了国家与法律的起源，全面论证了法律的产生与发展规律。

历史正如两位导师所揭示的那样，法律在产生之后，历经奴隶制法律、封建制法律和资产阶级法律的长期演进，已有一些国家建立了全新的社会主义法律。我国相关建设的步伐则更快，正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建设。人类社会正着它固有的规律，不断向前演进！

在法律发展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这就是是否存在继承的问题。当法律由一个历史类型取代另一个历史类型时，必然涉及到法的继承这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作过回答，他们指出：“法和法律有时也可能‘继承’”[3]p379这个回答对我们国家现在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有直接指导价值。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法律和依法治国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当然不存在直接对法的继承问题。正因为如此，在建国前夕，我国就已公开宣布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我们不可能直接继承剥削阶级那些法律，包括中国古代的和近现代的法律，也包括西方国家的法律。这是因为两者阶级本质不同，不可能继承。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讲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其中多数是不能继承的，但也有极少数的精华值得考虑，如人本思想、慎刑思想等等。即使对于西方国家的法律与法律思想，也是可以考虑选择性借鉴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在今天还是适用的。肯定一切是错误，不加分析否定一切也是不对的。

四、关于法与自由的辩证关系

法与自由的关系是一个法学基本命题，多数法学家都从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总结以往论述的基础上，以唯物史观为武器，全面阐释法与自由的辩证关系，论证了如下两大问题：

首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由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并公开否定了抽象的自由观。他们认为自由是对客观事物必然性的认识，随着对客观事物认识加深，就能随之获得更多的自由。他们说：“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容许的范围内取得自由。”[3]p507因此，自由应该是具体的历史现象。他们认为自由包括对客观必然的认识，更包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而这个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是链接“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纽带。法律在这里起着规范、引导和保障的作用，离开法律的保障自由是很难实现的。

同时，马克思与恩格斯还对自由从哲学意义以及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两个方面来解读。从哲学意义上看，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与改造，即客观世界的认识与改造；从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看，自由的获得是通过将个人融入“真实的集体”之中实现的。在法学上讲，公民的自由与法律的规定有直接关系，这一点连一些剥削阶级法学家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都已经认识到，公民个人的自由与遵守法律直接相关，他们甚至说：对法律的遵守，就是自由。当然，马克思、恩格斯讲的公民自由是指人民的自由、大众的自由，同样离不开对法律的遵守。马克思甚至公开说过：法律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这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世界上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具体的自由，只有与法律直接结合的自由，而没有离开法律的自由。因为法律确定了自由的界线、范围以及自由的空间与时间。离开对法律的遵守，就没有自由。就是说，世上只有具体的自由，而没有什么抽象的自由。自由只能在法律范围内自由，否则，个人就会妨碍他人的自由。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

五、关于法学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法学问世之前，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法学都是将法学理论建筑在客观唯心史观的基础之上。如自然法学派认为法是理性的产物，早期归结于所谓自然理性，最终捧出自然神；而古典自然法学派则说什么法是人类理性的结晶；分析法学派则是认为法是统治者命令，后来又认为法是由最高法律规范派生出的。而马克思主义法学则破天荒提出：在阶级对立中，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把法学理论建筑于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之上。

当然，马克思原来是民主主义者，他是借助于两个转变来实现的。特别是第二个转变中，费尔巴哈起了很大作用。费尔巴哈是德国著名的唯物主义者，但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唯物主义者，而一向以“人本主义者”自居。因此，马克思后来与他决裂时，便集中力量批判了他的人本主义思想和宗教观，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专门写了一章对其宗教观与人本主义作了批判，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针对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马克思明确地指出了历史的前提是人，并对人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明确指出：“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3]p30，概括地讲，就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个人，是他所影响和作用的物质生活条件。[3]p30，这也可以说是总结了人的“生存论”，[4]p68[5]p13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从物质生活、生产出发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清楚地表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整个历史的基础是来自于不同阶级的市民社会，即由与生活紧密关联的物质生产到现实的生产过程。同时市民社会的活动必须在国家生活范围内，宗教、哲学、道德等理论和意识形态都应该着力于市民社会。[3]p42-43这里讲的市民社会，当然是指经济基础。这就是说，唯物史观的核心是经济基础，即物质生活条件，其决定上层建筑的内容、变更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和前提。因此，我们不能孤立地去研究与分析法律现象，而是要从产生它的基础去探讨与分析。

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犀利地指出了法离开经济基础而带来的严重后果，同时具体提到并批判剥削阶级法学家的幻想和当时德皇威廉四世的幻想，指出：“后者也把法律看作是统治者意志的一时灵感，因而经常发现在世界的硬绷绷的东西上碰得头破血流。[3]p379

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观点，在他们之后的著作中，得到了补充与发挥，在坚持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的同时，也指出国家法律等上层建筑对其基础所起的反作用。事实证明：上层建筑特别是国家与法对经济基础有着重要的反作用，尤其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新时期，这种作用更具体、更全面。如我国正在进行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改革开放起着引导、规范、促进和保障作用。正是这一巨大作用，使我国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了奇迹！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不仅是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其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还开辟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新天地。特别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所进行的法学论证，是法学史上的伟大革命，使法学真正成为改天换地的思想武器，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科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刘兴章.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生存论演示-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再解读[J].湖湘论坛，2000，（4）.

[5]邹小华、牛汉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生活化路径——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存论视角[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

作者：李龙 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