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风险防范的企业投资论文

摘要：以2006-2016年沪深两市A股86家食品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内容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构建基于5类指标的企业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指数。运用面板效应模型和断点回归模型，就外部特征、内部特征对企业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基于风险防范的企业投资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基于风险防范的企业投资论文 篇1：

企业并购风险及防范措施

摘 要：在目前世界最为活跃的企业交易和组织结构调整方式中，并购无疑是为众多企业所选择方式中的一种。它可以帮助企业在短时间内扩大市场占有率和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从而实现资本的扩张。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趋向于以并购的方式达成企业的规模扩张和延伸的目的。但是，由于我国资本运营起步较晚，存在一定的缺陷，导致企业并购的风险显得更大一些。因此，对企业并购中出现的风险进行研究与防范，有利于我国企业的良性发展，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利的。

关键词：并购；风险；防范

一、并购的发展背景

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张，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生产率得到显著提高，众多公司纷纷崛起，很多大公司为了扩张资本占有市场都卷入了企业并购的热潮之中。而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后，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公司制的日渐完善，企业并购重组活动也日趋增多。不得不承认并购是企业快速成长的一条有效途径，众多企业都乐意选择并购的方式帮助其发展，实施并购对我国企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企业并购也成为当今我国经济生活中一个引人讨论的热点问题。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有着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是否能推动我国经济进一步持续发展，取决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而企业并购对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转换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又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所以，研究企业并购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在研究并购风险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并购风险的含义。企业并购风险广义上是指由于企业并购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造成的未来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之间的偏差。而在实际情况中我们研究的主要是狭义的并购风险，是指企业在实施并购行为时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这种损失既可能是企业收益的负收益，也可能是企业收益的下降，其中最大的亏损是导致企业破产。了解企业风险的概念，是为了更好的识别风险，只有认识风险，了解风险，才能更好的防范风险。

在经历过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企业也受到了一定冲击。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市场和公司体制还没有得到完善，社会生产率也因为资源配置的限制不能得到更好的提高，所以怎样才能更好的提高社会生产率成了企业关注的重点，而企业并购的出现正是解决了这样一个难题。企业并购使得资源重新配置，企业通过并购重组也能突破自身积累和来自外部投资的限制，通过结合其他企业的优势使自身得到发展。企业并购也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所以良好的企业并购对企业和经济的发展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

二、并购的风险分析

企业并购是一项复杂的经济行为，它属于企业发展战略中的外部交易战略，与企业通过与其他相关企业的联合使自身得到完善与发展。但因为我国资本运营的起步时间晚于发达国家，并且我国的资本市场存在一定的缺陷，并购的外部条件不是很成熟，在并购过程中可能存在着很多风险问题。企业并购风险因产生的原因和条件不同，有以下几种不同类型：

一是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又被称作不可分散风险，是指由于全局性的不确定性所引起的并购风险。这类风险的产生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所有企业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事件的影响。这种风险的产生与企业本身的经营战略无关。企业无论采用哪种投资运营策略也不能分散此类风险。这类风险主要分为法律风险、社会风险和一般经济风险等。法律风险主要发生在跨国并购中，因为不同国家所采用的法律条文不同，如果发生跨国并购的企业不了解对方国家的法律条文和管理方法，就会导致损失的发生。为此，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府为了防止出现垄断现象，维持市场的平衡性，也采取了很多限制的措施，如果有外国人想要取得控制权，就必须由政府的外国投资机构审查；社会风险是指由于社会因素如文化、宗教、伦理等因素而引起的资本经营风险。由于有些企业在进行跨国并购活动时，缺乏对对方国家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了解，从而在并购运作中发生了一些冲突，导致并购活动受阻。因此在进行跨国并购过程中，不仅要对对方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有所了解，还要了解对方国家的文化传统；一般经济风险主要包括经济波动风险、利率风险和购买力风险。

二是非系统性风险，非系统性风险与系统性风险相反，系统性风险不可分散而非系统性风险是可分散的，因此又被称为可分散风险。这种风险是基于企业本身所产生的，它是由于企业自身内部控制的缺陷性和经营方式过于单一所导致的，所以企业只有依靠自身调节来克服这类的风险。它主要包括财务风险、交易风险、营运风险和价值评估预测风险等。财务风险的发生时因为企业在完成并购这项活动时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并购者当本公司的资金不足时，往往通过向外借债来完成并购。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都会存在一定的并购风险。并购企业通过杠杆收购解决资金问题时，因为企业通过债券方式融资，成本过高，但是在并购后企业所获得盈利的多少不能可靠估量，如果企业不能再并购后及时收回收购时所付出的资金来缓解融资债务，并购公司可能会因为资不抵债而破产倒闭；交易风险是由价格风险与投资风险两部分组成。在收购过程中，如果收购对象是上市公司，收购消息一外传，立刻会引起该公司股票价格的上涨，从而增加了收购的难度。这种情况在非上市公司中也会出现。这种由于收购行为所产生的价格变动，就叫做价格风险，这种风险相对比较难以预测。营运风险是因为企业在并购后没有合理的处理公司在营运方面出现的问题，导致企业在并购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盈利，财务协同效应也没有很好的发挥，资本在并购与被并购企业之间并没有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反而导致企业市场份额的减少，因公司规模过大而导致因管理公司有效运转产生过多的费用导致规模不经济。美国LTV钢铁公司并购共和钢铁公司并购后就产生了营运方面的问题，LTV在并购时预想的企业的发展是减少两个公司的低效工厂，将生产同类产品的工厂进行内部合并，两个公司的销售系统合二为一，以节约营运费用，降低营运成本实现规模经济，创造协同效应。但事实却是，在两大排名前列的公司实行并购后产生新的LTV公司因持续亏损而不得不申请破产保护。并购虽然能形成规模经济，集中生产经营，但并购后创造出的新公司因为规模过大，也会因为规模不经济的而导致“规模越大，效率越低”的问题；价值评估预测风险是由于企业在进行并购时对目标企业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未来收益等状况进行评估预测时，由于评估预测的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不能准确的得到目标企业的情况，就产生了评估预测风险。

三、并购的风险防范

企业若想并购顺利进行，在并购后的企业中获得良好的协同效应，发挥资源配置优势，就要采取合理的措施防范风险。如何防范风险，通常有以下几个措施：

一是企业并购文化整合。企业在收集目标企业的文化信息时，既要收集企业的公司文化，企业的各种标志和管理团队的组织风气，又要在此基础上，通过外在的显性文化区挖掘隐藏其背后的组织哲学，和该企业的企业规范，估量对方企业的文化是否能与本企业的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一种新的优势文化，吸取目标企业的文化长处弥补本企业的局限性，促进并购后的良性发展；企业在并购前后，要想尽快实现文化统一，获得目标企业的管理层支持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应该给管理层人员合理的职位安排，安抚职工情绪，稳定公司，并且在处理与目标企业的文化冲突时，应当妥善处理，协调双方企业功能和文化之间的冲突，找到双方文化的相同点，通过正确的方式领导对方，而不可采用压制方式强迫灌输自身企业文化，要和谐的将两者文化结合起来，缓解冲突，才能更好的推行本企业的经营理念，管理文化，使并购实现统一，发挥良好的文化效应。

二是财务风险的防范，在并购风险的分类中也提到过财务风险主要是因为在收集并购企业的财务信息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影响了并购的进行，所以收购企业应充分重视并购前的禁止调查，获取有关目标公司的更多信息，尤为重要的是目标公司的财务状况调查。财务状况调查可以分几个步骤进行，首先对股本规模和结构进行调查，然后对股票市场价格进行分析，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对财务状况的正确分析。在评估目标企业的价值时也要选择合适的价值评估方法，因为采用不同的价值评估方法，对同一目标企业可能会得到不同的并购价格。在评估目标企业的价值后，企业便要开始融资的筹划。首先，企业可以测算本企业可以利用的现金流量，若并购成本超过企业自身承受能力企业要采取融资的安排，企业在融资时要考虑自身的偿债能力，不能进行盲目融资。合理的控制资产负债率是融资的基本，优化企业并购融资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合理的融资是避免企业在并购后因为现金不能及时回流或并购企业经营状况不佳导致企业资不抵债而破产的有效途径。

三是信息风险的防范，为使企业避免错误信息的引导导致并购出现问题，企业应聘请专家对信息的真伪进行区分，防止目标公司提供的错误信息而导致资金的滥用，此处风险虽然不是特别大但是也是不可忽视的，企业在这方面的费用也是不可避免的，不可因小失大；四是经营风险的防范，虽然并购能帮助企业实现资本的扩张和市场份额占领的扩大，但如果不在并购前对自身的经营能力进行审慎的考量，盲目的为了企业发展而并购，反而会造成相反的后果。所以在经营方面企业也要做出正确的战略安排，对被并购方的相关业务，高级管理人员和从事技术和市场的人员做出相关约定，在竞业方面做出适当的法律安排，保证并购后企业的发展。

四、结论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公司制的不断健全，并购已经成为企业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种高技术策略和合理的手段。如果企业合理操作，并购所带来的效益是不可估量的。但与投资一样，高收益不可避免的面临着高风险，这种风险是每个并购企业无法避免的，所以企业必须面对并购的风险，在享受并购带来收益的同时，正确的对待和处理并购所带来的风险，不要盲目并购，对并购带来的每一项风险无论大小都谨慎对待，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企业要想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使自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发展，并购是必经之路，所以企业应充分认识和意识到并购的风险，做好防范措施，帮助企业成功的实现并购。

参考文献：

[1]施金影.企业并购中财务风险问题的思考.财会通讯：理财版，2008（12）.

[2]赵翠芝.企业并购的整合研究.安徽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11.

[3]王开胜.企业并购风险及其防范探讨.现代商贸工业，2010（19）.

作者简介：朱雅文（1994.09- ），女，安徽黄山人，毕业于长江师范学院，学历：本科，研究方向：财务管理会计

作者：朱雅文

基于风险防范的企业投资论文 篇2：

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影响因素分析

摘 要：以2006-2016年沪深两市A股86家食品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内容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构建基于5类指标的企业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指数。运用面板效应模型和断点回归模型，就外部特征、内部特征对企业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基于外部特征角度，企业所在地经济水平、法律环境对企业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基于内部特征角度，公司规模、高管薪酬对企业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权力集中度对企业的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有显著负向影响。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法律政策对企业信息披露水平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政策效果存在1年的迟滞期。因此，政府有必要拟定颁布相关的政策法规，规范企业在年报、社会责任报告或者内部控制报告中的披露标准；企业应在合理范围内增加对高管的报酬，提高高管的企业归属感；企业应尽量避免总经理与董事长由一人兼任，提高董事会对经理层的监管效力。

关键词：外部特征；内部特征；食品安全；信息披露

引 言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物资的极大丰富，人们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观念也发生了巨大转变，即对生活品质的关注逐渐取代了对物质数量的需求，其中，与人们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食品质量安全更是成为消费者热议的话题。食品质量安全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的发展，更关系到大众健康、社会信任及国家稳定。目前，在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同时，食品安全事故也频繁爆出，如“毒奶粉”“地沟油”“瘦肉精”等事件，在危害公众安全的同时也将食品生产企业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随着大众安全意识的提高，企业已将信息披露作为树立良好企业形象、建立良好公共关系的重要手段，这对企业和利益相关者来说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食品行业“柠檬问题”的出现损害了消费者的身体健康[1]，信息披露能让公众了解食品生产各环节安全状况，弱化信息不对称问题，改善劣质食品充斥市场的现状；另一方面，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具有信号作用，反映管理层对食品安全的信心[2]，帮助企业获得公众好感，提高企业在公众内心的信任度[3]。若企业的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达不到公众的期望，可能引发公众的不满情绪[4]，增加企业的违法成本[5]，影响企业绩效。因此，企业不但要加强安全生产，更要积极披露食品安全信息。

本文将从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寻找食品安全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并验证法律政策对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的断点效应，为规范食品企业信息披露、维护公众安全的决策制定提供可供参考的理论依据。

一、文献综述

（一）信息披露行为的外部影响

关于信息披露的外部影响，许多学者进行了探讨，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利益相关者、制度环境、媒体、经济发展水平等。Tilt、Fernandez-Feijoo认为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压力是影响企业信息披露的主要来源，有利于提高企业报告的透明度[6-7]。Gray等认为企业进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遵守信息披露法律法规的需要[8]。陶莹等将制度环境分为法律环境与法律外环境[9]，其中法律外环境按Dyck等人的观点包括市场竞争、媒体关注、道德规范约束、文化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法律环境对信息披露有正向影响，法律外环境对信息披露有负向影响[10]。Piotroski、Muhammad、谢康等认为媒体可以对企业起到监管作用，促使企业加强安全生产，增强信息披露水平[11-13]。陈慧敏认为企业的信息披露水平受地区经济的制约，经济水平高的地区企业披露食品安全信息的意愿也相对较高[14]41。

（二） 信息披露行为的内部影响

信息披露行为不仅是外部压力的结果，更受公司内部特征的影响[15]。影响公司信息披露的内部因素很多，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公司规模、高管报酬、股权集中度、董事会特征、权力集中度等。刘想、宋林等发现公司规模与信息披露有正向关系，规模越大的公司信息披露的意愿越强[16-17]。陈素云认为高管报酬对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有正向的影响[18]。Barnea 、陈素云等发现股权集中度越高，信息披露程度越高[18-19]，而Chau等认为大股东持股比例高会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减小企业自愿性信息披露程度[20]。Haniffa等发现董事会特征可以影响信息披露水平[21]。Yermack认为董事会机构越臃肿，运行效率越低[22]。刑雅林等发现过大的董事会规模会降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23]119，而刘想等却认为董事会规模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没有显著影响[16]。丁丽华发现独立董事比例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负相关[24]，而马连福、王建玲发现独立董事比例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不显著[25-26]。Bialek提出监事会成员、管理人员、政府机构和投资者等形成的所有权结构对公司的控制程度能影响信息披露水平[27]。

综上，现有文献对企业信息披露指数以及信息披露水平影响因素的构建对本文起到了重要的启示作用，但这些研究方法及研究结论仍有待进一步发展和深化。第一，企业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因素既来源于企业外部，又来源于企业内部，现有文献多以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割裂研究为主，尤其对外部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不足，缺乏理论支撑。第二，本文在文献梳理过程中发现，由于所用数据来源、频率及长度的差异，对于相同的影响因素，不同的学者对其影响机理得出了相反的結论。本文试图克服上述不足之处，从企业的外部特征和内部特征出发，利用内容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构造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指数，并采用面板效应模型和RD断点回归模型研究企业食品安全信息披露行为的主要推动力量，为提高食品企业信息披露水平、制定信息披露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研究假设

（一）外部特征与食品安全信息披露的关系

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所在地经济状况的制约，处于发达地区的企业面临的发展机遇更多，发展前景更好。企业考虑到持续经营的需要，会积极披露食品安全信息，满足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陈慧敏认为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更强[14]41。另外，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人民生活水平高，公众在维持基本生理需求的基础上更注重食品品质，更关注食品质量安全问题。Grunert提出发达地区消费者在食品选择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食品生产企业为了迎合消费者，需要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提升产品质量以区分劣质产品[28]。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1：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与企业所在地经济状况正相关，企业所在地经济状况越好，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越高

企业作为社会组织，会时刻受到来自外界的关注。随着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的日渐兴起，自下而上的社会监管模式成了食品安全的重要监督力量。企业受到的社会关注度越高，承担的社会责任压力越大。Fernandez-Feijoo、Prado-Lorenzo、Jessica等均认为外部利益相关者压力会影响企业的信息披露行为[7，29-30]。在外部利益相关者压力下，企业会积极主动披露食品安全信息，一方面配合社会监管，满足信息需求；另一方面赢得公众口碑，为企业树立正面形象。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2：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与社会关注度正相关，企业受到的社会关注度越高，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越高

法律是一种行为规则，对个人、企业和整个社会都起到了强制性的约束作用。我国关于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起步较晚，2009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强制性的手段对食品行业产品质量进行了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披露食品安全信息起到督促作用。Gray 等认为遵守法律法规是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主要动因之一[8]。法律法规的颁布不但警告生产企业加强食品安全生产，更是提醒消费者食品安全有法可依。法律对企业的约束作用不可小视，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3：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与法律环境正相关，法律越完善，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越高

（二）内部特征与食品安全信息披露的关系

公司规模是影响公司信息披露水平很重要的因素。与中小公司相比，大公司的公众可见度更高，可能会披露更多食品安全信息来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尽管中小企业希望通过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为其保持声誉，但其会面临时间、资源和信息披露成本的限制。Jenkins、Basu等均认为公司规模会影响其信息披露行为，公司规模越大，披露的与社会责任相关的信息越多[31-32]。此外，大公司会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来自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压力促使大公司积极披露食品安全信息，满足公共信息需求。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4：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与公司规模正相关，公司规模越大，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越高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代理人为了个人利益可能会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损害委托人的权益。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委托人可以给予代理人一定的薪酬激励，将高管报酬与企业绩效挂钩。一旦代理人与股东的利益趋同，就会弱化委托代理问题，降低发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可能性。Kaplan、刘绍娓、Sigler等均认为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正相关[33-35]。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5：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与高管薪酬正相关，高管薪酬越高，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越高

董事会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董事会的执行能力和运行效率，进而影响企业的信息披露行为。董事会人数并非越多越好，董事会规模越大，人与人之间容易产生互相推诿责任、搭便车等现象，影响董事会的执行力。Yermack、刑雅林等认为企业的董事会规模会影响董事会决策效率，董事会机构越臃肿，决策效率越低[22-23]。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6：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与董事会规模负相关，董事会规模越大，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越低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董事长与总经理由不同的人担任能保证各自职责的独立性，董事会能够监督总经理的受托责任履行情况。不少企业为了降低代理成本，将董事长与总经理二職合一，难以实现权力的制衡。若董事长与总经理由一人兼任，企业信息透明度降低，总经理可能出于个人利益隐瞒企业的不良信息，不利于企业食品安全信息的披露。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7：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与权力集中度负相关，董事长、总经理由同一人兼任，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低

三、数据选择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选择

本文以2006-2016年沪深两市A股食品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择依据如下：（1）为保证数据的齐整性，企业上市日期均在2006年以前；（2）按证监会2012年行业分类，包括农、林、牧、渔业，制造业下的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烟草制造业以及餐饮业。根据上述标准共选择食品类公司86家，横跨11个年份，共得到观察样本946个，形成一组平衡面板数据。这些公司分布于全国中部、东部、西部的各个省市自治区，具有较高的样本代表性。本文的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君安数据库（CSMAR）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各企业年度报告。

（二）变量设计

1. 因变量设计。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衡量方法主要有4种：基于年报内容分析的衡量、基于专业机构数据库的衡量、基于声誉指标的衡量、基于问卷调查的衡量[36]。本文借鉴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衡量方法，采用内容分析法衡量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将将非定量的文字转化为定量数据的方法。本文选取产品质量标准、第三方检测、企业内部监督检查、风险预警和风险防范5项作为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的衡量指标，这些指标从企业内部和外部2个角度，呈现食品生产事前、事中和事后整个过程的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情况，相对于前人研究来说，选取指标更简洁，概括的方面也更加完善。5个指标均来源于观察样本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量化方法为：若观测指标在年报或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为了保证因变量设计的规范性和合理性，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指数（FSDI）。首先进行巴特利特球度检验和KMO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巴特利特检验结果在1%的水平上显著，拒绝原假设，认为相关系数矩阵与单位矩阵有显著差异；KMO的值为0.618，说明原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其次，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因子变量，最终提取出2个因子，其中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43.12%，第二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27.24%，累积方差贡献率为70.36%，能比较好地反映原披露指标的大部分信息。再次，按照最大方差法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结果表明产品质量标准、第三方检验、企业内部监督检查在因子一上有较高载荷，可将因子一命名为监督因子；风险预警、风险防范在因子二上具有较高载荷，可将因子二命名为风险因子。最后，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得到因子得分，再以各因子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可得到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指数（FSDI）：

FSDI=（0.4312F1+0.2724F2）×100

该指数反映了各企业的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FSDI得分越高，说明企业对食品安全信息的披露内容越充分，披露水平越高。

2. 自变量设计。本文将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影响因素分为外部特征与内部特征两类，外部特征包括企业所在地经济水平、社会关注度、法律环境；内部特征包括公司规模、高管薪酬、董事会规模、权力集中度。各个因素对应的变量及其具体含义如表1所示。

3. 变量描述性统计。对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情况和各影响因素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各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指标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均值基本小于0.5，说明各企业对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较差；解释变量中，企业所在地经济水平最小值为4.94，最大值为11.28，说明样本企业在全国不同地区分布比较均衡；广告费用两级分化比较严重，说明不同企业对待社会关注度的态度不同；总资产、高管薪酬最小值、最大值相差不大，说明各企业规模接近，保证了不同企业的可比性；董事会规模均值9.3，说明大多数企业董事会规模适当。

（三）模型构建

1. 面板效应模型。面板数据通常有3种选择模型，即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混合效应模型，从本文数据来看，不同的企业对应的截距不同，适合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又分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时刻固定效应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本文每个截面有86个企业，时间跨度为11年，截面数量远大于时间跨度，并且不同企业信息披露水平差异较大，因此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以上述各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构建模型（1）。

2. 断点回归设计。在本文构建的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影响因素中，法律是最强制的手段。为了研究法律对企业披露食品安全信息的重要影响，本文就颁布《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信息披露的影响进行断点回归。本文认为，在2009年《食品安全法》未颁布之前，企业对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的变化应该是平滑的，《食品安全法》颁布之后，若企业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存在显著跳跃，就可以认为这种变化是由法律的颁布引起的。

由于不同的企业上市日期不同，本文假设所有企业都是2006年上市，每个企业在每一年的上市年龄相同，因此将age设置为分组变量；lawi=（0，1）表示是否颁布《食品安全法》，当age大于或等于断点，law取1，否则取0。为研究颁布法律對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令：

由于《食品安全法》的颁布是强制性地对所有食品生产企业起作用，因此本文应该采用精确断点回归。模型构建如下：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为了防止模型出现“伪回归”的问题，需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方法分为相同根情形下的单位根检验和不同根情形下的单位根检验。本文分别用LLC检验和Fisher-ADF检验代表两类检验方法来判断变量序列是否存在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企业所在地经济水平在LLC检验上存在一个单位根；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企业所在地经济状况、社会关注度、法律环境在Fisher-ADF检验上存在一个单位根。需要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

对原序列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面板数据Kao检验结果显示P值小于0.05，拒绝原假设，说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不存在伪回归问题，可以对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

（二）假设检验

本文采用hausman检验方法，先假设原模型为随机影响模型，即个体影响与解释变量不相关，结果显示P<0.01，拒绝原假设，认为个体影响与解释变量相关，原模型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本文分别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时刻固定效应模型对模型（1）进行回归，结果显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757，时刻固定效应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353，说明本文的模型适合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满足构建模型时的假设。为了消除异方差对模型的影响，本文采用面板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由表5可知，模型（1）调整的R2为0.757。F值为33.034，P值为0，说明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在整体上显著。

根据模型（1）的回归结果，企业所在地GDP的回归系数为正（P<0.01），假设1成立，说明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与企业所在地GDP正相关，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和能力更强，愿意披露更多食品安全信息。社会关注度回归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假设2不成立，说明社会关注度对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没有显著的影响作用。从理论上讲社会关注度高的企业迫于外界压力会披露更多的食品安全信息，但本文回归结果显示二者无显著关系，原因可能与选取的指标有关。本文选取的指标为企业的广告费用，在广告宣传上投入过多的企业可能更关注企业的销售业绩、经济效益而忽视对食品安全信息的披露。法律环境回归系数为正（P<0.01），假设3成立，说明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与法律环境正相关。《食品安全法》的颁布无疑给企业和消费者都敲响了警钟，提醒企业加强食品安全生产，积极披露食品安全信息。 公司规模回归系数为正（P<0.1），假设4成立，说明公司规模对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有正向的影响，来自外部的压力促使大公司积极披露食品安全信息，满足公共的信息需求。高管薪酬的回归系数为正（P<0.01），假设5成立，说明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与高管薪酬正相关。给予高管更高的薪酬能弱化代理问题，增加高管对企业的归属感，使高管的生产经营决策都以维护利益相关者权益为出发点，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披露更多食品安全信息。董事会规模检验结果不显著，假设6不成立，说明董事会规模对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没有显著影响。董事会的执行效率不仅仅囿于董事会规模，更是取决于董事会成员的办事能力，若董事会成员都能恪尽职守，无论董事会规模大小，均能帮助企业发展。权力集中度的回归系数为负（P<0.01），假设7成立，说明董事长与总经理若由一人兼任，对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有负向作用。一人兼任董事长与总经理会破坏职位的独立性，董事长不再能监督总经理受托责任履行情况，影响董事会的监管能力，不利于食品安全信息的披露。

（三）政策效应断点回归检验

根据模型（1）回归结果，法律环境在所有的变量中回归系数最高，说明政策效应对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有重要影响。《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理论上应将断点设置为2009年，但考虑到法律从颁布到被公众接受需要一定的过渡期，本文将断点设置在2009年和2010年，比较两个断点的回归结果以说明法律对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作用。本文通过最小化均方误差选择最优带宽h，根据最优带宽以及两倍的最优带宽，选择三角核函数对模型（2）进行断点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由断点回归结果可知，当断点取2009年时，无论是1倍带宽还是2倍带宽，回归结果均不显著，当断点取在2010年时，1倍带宽和2倍带宽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法律的颁布对信息披露确实有促进作用，但从法律颁布到发挥作用有一定的过渡期。随着《食品安全法》的出台，企业应该加强对食品生产经营过程的管理，一旦食品质量安全得到有效控制，企业将更愿意披露食品安全信息以释放利好信号。但回归结果显示，在《食品安全法》颁布的短期内，企业的信息披露水平并没有明显变化，反而在食品安全法颁布的一年后有显著提高。这是因为企业出于生产经营习惯或侥幸心理，可能会忽视法律的约束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企业因为违反法律受到惩戒对其他企业起到警示作用，迫使企业开始重视法律的作用，依法生产经营，并主动披露食品安全信息，因此跳跃点在法律颁布后的一年内是合理的。

模型中加入协变量可以减少扰动项方差，断点回归的隐含假设是协变量的条件密度在断点处连续，以证明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在断点处的变化是由处理变量引起的。为验证此假设，需要检验协变量的条件密度是否在断点处连续，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由表7可知，所有协变量均在断点处连续，说明各协变量在断点处无显著跳跃，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指数在断点处的变化是由颁布法律造成的，验证了《食品安全法》与食品安全信息披露的因果效应。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2006-2016年沪深两市86家食品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企业外部特征和内部特征两方面出发，基于面板效应模型和断点回归模型，就食品企业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基于外部特征角度，企业注册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法律环境对企业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关注度对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无显著影响。第二，基于内部特征角度，公司规模、高管薪酬对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权力集中度对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有显著负向影响，董事会规模对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无显著影响。第三，断点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法律政策对企业信息披露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存在一年的滞后效应。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性的建议：第一，外部环境对企业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具有重要影响，尤其是法律对信息披露的强制性作用不容小视。随着《食品安全法》的颁布，企业对食品安全信息的披露水平有明显的提高，但食品类企业对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仍然参差不齐，也没有明确的披露规范。因此，政府有必要拟定颁布相关的政策法规，规范企业在年报、社会责任报告或者内部控制报告中的披露标准。第二，根据研究结果，高管薪酬对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有正向影响，增加高管薪酬可以提高高管对工作的满意度，弱化委托代理问题。因此，企业应该在合理范围内增加对高管的报酬，提高高管的企业归属感；第三，董事长与总经理二职合一会降低信息透明度，削弱董事会对总经理受托责任的监督，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因此，企业应尽量避免总经理与董事长由一人兼任，提高董事会对经理层的监管效力。

尽管本文在现有水平及能力下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受条件限制，仍存在不足及需深化之处。首先，受数据寻找难度的限制，本文选取的解释变量有限，尤其是外部环境的角度，由于诸多外部因素难以量化，导致本文在外部环境的因素选择时，舍弃较大，这是本文的一大遗憾。其次，本文构造了一组平衡面板数据，跨期11年，选取了11年中均有上市交易和信息披露的企业，一些企业在某些年份存在被ST的情况，为保证数据的平衡性本文并没有剔除这些企业，但被ST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对食品安全信息的披露有一定影响，而本文并未将这一因素纳入考虑。最后，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构造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由于统计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内容的过程带有较强的主观性，稍有不慎便會漏掉企业披露的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所构建的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指数的准确性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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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海霞 陈利斯

基于风险防范的企业投资论文 篇3：

论现金流管理对于企业生存的现实意义

摘要：2011年以来，“老板跑路”事件不断被媒体披露，这些“跑路老板”中有很大一部分创建的企业都曾是地方龙头企业或利税大户。如今，无一不是因为资金链断裂、不能偿还到期债务而走到经营难以为继的地步。看来再好的盈利能力若无正常的现金流作保障，企业都不可能健康持续地发展下去。本文通过揭示现金流量管理对企业的重要作用及如何进行现金流管理，来说明现金流管理对于转型时期企业生死存亡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现金流管理 现实意义

良好的盈利能力并不能保障企业良性持续地发展下去，而拥有正常的现金流，能够如期偿还到期债务，才是企业持续经营的前提。现金对于企业，尤如血液与氧气对于人类一样，须舆不可离，要想在复杂多变、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谋求生存与发展，有效地经营管理不可或缺，而现金流量管理更是其中的核心与关键。现金流管理对于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现金流管理是维持企业生存的第一要务

现金的流入与流出贯穿于企业各项经营管理活动中，无论筹资、投资或利润分配均以现金为纽带。而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由于受到各种不确定因素影响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这势必造成现金流入量与流出量的极大不平衡。所以，唯有加强现金流管理，及时掌控现金流动信息，加强对现金流量分析与预测，在经营中不断修正现金使用方案，最大程度地提高资金利用率，维持现金流入与流出间的平衡，保障正常经营及到期债务所需的资金，才有可能防范财务支付风险，避免威胁企业生存情况的发生。

二、现金流管理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助推器

“现金流量”指的是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现金及其等价物流入以及流出的金额，揭示了企业当前的偿债能力和付现能力，以及投资和理财活动的经营成果，是按照收付实现制原则计量的且与资金运动相一致，较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核算出的“利润”指标更能说明企业的盈利质量。如果企业在运营活动中现金流充裕、活跃，那么企业的财务状况就是优良的。

在现金流量表中，“现金净流量”这个指标反映了企业自我积累能力的高低，预示着企业的发展潜力；“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这个指标数额越大，意味着企业投资扩张培植未来竞争优势的能力就越强。在宏观流动性趋紧的今天，现金的流动性在提升企业运行速度、抵御经营风险和不确定因素造成的影响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高效的现金流量管理可以使企业保持良好的现金流动性；合理的现金储备量，可以保障企业在发展中具备将资金及时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具有良好的资金利用率和较高的资金回报率，可以放大资金的杠杆效应；资金流的快速运转，可使企业承接更大的业务，这样企业就可以有更多的剩余资金用于再投资，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助推企业发展壮大，打造企业核心竞争优势。

三、现金流管理可以为企业决策提供真实有效的依据

基于权责发生制原则核算出的会计利润并不全是可供企业实际支配的资金流入，而通过现金流量表的编制及分析，却可以对企业的财务状况、盈利水平、未来发展能力等进行真实反映，并与基于权责发生制原则核算出的会计利润指标一起为企业的经营决策者提供更为可靠、准确、全面的财务信息。此外，现金流量信息也是企业进行成本控制、风险防范活动的主要依据。如果企业的经营者不把握现金流量表的内在信息，就不可能通过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做出快速和准确的判断，从而做出相应的决策。

财务管理的目标是使股东财富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但近年来，随着企业资金面的普遍趋紧，以资金运动最优化，即实现现金流增量最大化和资金存量最优化作为当前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被越来越多的财务界专家所认同。笔者认为，实践工作中，企业应围绕此目标，综合运用预测、决策、预算、控制、分析等手段，来开展现金流量管理工作，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树立全员参与现金流管理的意识

经济下行对企业正面的冲击点是现金流，为了避免企业出现盈利能力很强但是现金流匮乏的尴尬局面，就要扭转上至高管层下至一线员工固有的“利润至上”观念，把现金流作为评价企业运营成果的金标准，牢固树立“现金为王”的理念，强化全员参与现金流管理的意识，一方面要求每项支出都应有充分的理由，适时、适当、适量支出。另一方面要求提高收益意识，无论在经营活动还是投资活动中，都要以能否收回足够的现金收入以弥补资金的投入为决策依据，而不能单单考虑未必变现的利润指标。

其次，使各层级管理人员乃至一线员工都认识到现金流管理不只是财务部门的事情，而是关乎到企业运营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位员工，只有全员重视现金流动效益，才能进一步提高企业整体的资金管理水平，从而在保持良性现金流的前提下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再次，企业的管理人员或现金流的掌管者要及时培训和更新自身的财务知识，提高现金流风险管理意识。在进行企业的战略投资时，应考虑资金的占用率和回收率，降低资金的使用成本，做好与客户、供应商沟通，减少坏账的发生，确保资金来源顺畅。注意宏观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资金使用策略，防范风险。

（二）以现金预算统领企业全面预算

当今，市场变化无常，企业经营环境复杂多变，以现金流入、流出控制为核心的企业财务管理，离开了现金流量预算管理，也就失去了管理的依据和管理重心。科学合理的资金预算成为企业统筹安排资金，降低资金成本的当务之急。现金预算在全面预算管理中具有龙头作用，如果能够精确地预测现金流，就可以保证现金充足的流动性。

实践操作中，每年12月份，就可以顺应企业战略规划及参考生产、销售、投融资等部门以往的业务收支数据进行来年预算编制，使全面预算各项指标与现金流紧密衔接，将资金的战略流向纳入到严格的预算管理程序当中，确定一个合理的现金预算额度和最佳现金持有量，全面规划企业的现金流量管理活动，为企业筹资用资做好准备。与此同时，更应注重做好将年度预算细化为季预算、月预算乃至周预算的工作，以便及时做出筹资方案、资金调度和使用方案，用于指导约束企业整体的经营及投融资活动，以此确保全年预算目标的实现。

在预算执行过程中要做好跟踪管理，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预算及现金使用策略，从而进一步提高资金运营效益，降低资金使用成本，保证资金的安全性与完整性，充分发挥预算的指导和控制作用。

（三）注重对经营性现金流的管理，提高资金周转效率

现金流管理内容涵盖对存货、应收款、应付款的管理。有效的现金流管理，就是要在满足企业运转的前提下，尽量缩短现金转换周期。缩短现金转换周期通行的途径有：（1）缩短存货周转期；（2）缩短应收账款周转期；（3）延长应付账款周转期。

存货管理是一个对现金收支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应本着“以销定产”的原则，充分发挥存货功能的同时降低库存成本、增加收益，实现存货成本与收益的最佳组合。实践中，可以采用最优经济定购量、最低订货量等方法，根据测算出的存货的采购周期、存货日销售使用量、存货周转率等指标来确定安全最优存货持有量。由于市场供求变化频繁，数据要每月更新，这样才不会造成库存积压和欠料、减少存货占用仓储及利息支出、规避可能承担的存货贬值风险。

财务管理DSO理论告诉我们：当企业付款周期比收款周期长时，现金流就是良性的，两者之间的差异越大，企业价值的增长也就越快。为此，要注重对应收账款的催收工作。可以通过设计销售人员的收入与销量、货款回收率挂钩的考核指标体系，并层层落实到每一位销售人员，让销售人员感到回款与订单同样重要。注重账龄分析工作，加强对陈欠货款的催收。严格执行应收账款回收制度及赊销收账政策，对于那些信誉不佳、靠压占对方企业的资金来做生意的企业，坚决将其从信用名单中剔除出去，必要时提起诉讼，确保自有资金来源，管好用活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另一方面着重拓展新的客户来源（一般新客户都是现金交易），一个企业接触的新客户越多，那么它的现金流运转就会越正常。

对采购业务进行比较严密的监控，充分利用付款信用周期，巧妙安排现金付款时间，最大限度地节约对自身资源（包含仓储）的占用，但同时要注意不能一味地延迟付款日期，以免给供货方留下不够诚信的印象，影响未来采购折扣优惠政策的争取，得不偿失。

（四）加强现金流内控管理，确保资金的安全性、完整性、合法性、效益性

为了加强对资金的内部控制，应当建立科学的现金管控制度，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严格控制现金流在筹集、投放、营运过程中的重大风险，保证资金的安全，防范资金链断裂。具体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1.建立资金业务岗位责任制，相关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应当科学合理；职责分工、权限范围和授权审批程序应当明确规范，明确审批人对货币资金业务的授权批准方式、权限、程序、责任和相关控制措施，规定经办人办理资金业务的职责范围和工作要求，严格执行不相容职务相分离的原则，做到钱账分管、钱证分管、现金定期盘点、领款授权审批等一系列制度。

2.做好内部审计。内审是企业自我评价的一种活动，内部审计可协助管理层监督控制措施和程序的有效性，能及时发现内部控制的漏洞和薄弱环节。内部审计力度的强弱同样影响资金内部控制效果。

3.注意防范筹资与发展战略严重背离，企业盲目扩张，引发流动性不足，可能导致资金链断裂。现金短缺的状况会在经营中周期性呈现，若能及时筹措到必要的现金，就能稳渡“难关”。这其中要着重对筹资风险的防范，首先要做好筹资预测，结合短期生产经营活动和中长期企业发展规划来预测资金需求，按资金运用期限长短来安排和筹集相应期限的负债资金，对各种筹资手段进行比较，积极寻求资金成本最低的筹资方式。遵循先内后外、先债后股的原则制定相应的筹资方案，尽量用所有者权益和长期负债来满足永久性流动资产及固定资产的需要，坚决摒弃短贷长用的做法；用短期负债来满足临时性流动资产的需要，如随借随还的短期循环贷款方式，保持适度的融资规模，来降低现金库存和贷款余额，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减轻财务付现压力。

4.投资决策失误或资金配置不合理可能导致投资损失或效益低下；资金无法收回或支付，可能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或债务危机。

在企业现金需求缓和时，可以将富余现金进行短期投资（如购买短期证券、理财基金等），以获取较银行活期更多的现金收益，这样既有利于解决现金短缺时的困难，又可增加企业盈利。但要注意以下几项原则：

第一，对宏观经济政策保持敏感，扬长避短，多采用对内投资方式，包括对新产品试制的投资、对技术设备更新改造的投资、人力资源的投资等，对没有把握形成企业新优势及新的利润增长点的行业或产品，坚决不能进入。对于拟投资的市场和产品，要进行充分的可行性论证，在投资初始期，净现金流量一般情况下都会呈现为负值，这时尤其要加强资金使用效率的管理，维持现金流不短缺。

第二，要加强对所投资产品和业务获取现金能力的财务分析，考虑未来收回现金的能力，项目能否实施要根据其未来经营性现金净流量的判断才能决定，而不应该单单局限于对项目账面盈利能力的评价。科学的投资决策不应以片面追求最大回报的经营利润为依据，而应与现金流量相结合，不能由于现金流管理不当而出现资金链断裂。

四、总结

综上所述，企业要实现健康快速发展，必须有恰当量与质的现金流来支撑。通过对现金流量管理的关注，企业管理决策者可以正确分析企业在不同时期的支付能力，优化企业的决策行为，客观评价企业的真实实力，从而管好、用好企业的现金，使现金流管理成为企业生存发展道路上的助推器，充分发挥在防范财务支付风险、提升企业整体价值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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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安阳市民间借贷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作者：王雪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