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投资风险防范分析论文

2022-04-22

【摘要】“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着力于打造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为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途径。“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后,我国的对外贸易和海外投资金额得到了大幅提升,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力度明显增大。在海外投资活动中,中国企业如何有效地规避投资风险、实现企业的健康稳定发展,是企业和相关机构的长久课题。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海外投资风险防范分析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海外投资风险防范分析论文 篇1:

论我国海外投资的保护

摘要:我国自1999年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海外投资及投资市场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在全球投资市场,遇到的安全和风险问题日益增多。文章分别从国家和海外投资企业两个不同的视角,论述了我国海外投资市场的风险防范和利益保护。

关键词:海外投资;投资保护;投资协定

一、海外投资的国内法保护

1.完善我国海外投资法律体系。我国海外投资及其整个市场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我国应迅速制定一部统一、全面的《海外投资法典》。这部海外投资法典应包括:①应对我国海外投资实践作出宏观的、指导性的规定。规定立法的目的和宗旨,明确我国海外投资和海外投资企业的概念和性质、海外投资市场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的地位和跨国经营对我国国内投资市场建设所具有的积极作用。②明确投资的审批和管理办法。规定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标准,比如企业的投资领域、组织形式、设立资金要求、投资期限、外汇管理要求等。③对海外投资企业的鼓励和优惠措施。这些措施涉及资金、税收、外汇、技术人员培训、情报咨询、外交保护等方面,比如对海外投资企业如何提供各种贷款进行扶持,并尽可能地实行优惠利息等。④对海外投资企业的保护。包括保护的原则要求、保护的方式、保护的范围、与东道国的合作等。

2.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又称为海外投资保证制度。这一制度可以有效保护本国的海外投资,促进海外投资市场的发展,从而提高国内市场的国际竞争力。目前在国际投资市场,已有20多个主要的资本输出国确立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比如美国,私人海外投资者向与美国签订有双边投资协定的国家投资,便可以申请投资保险,一旦出现商业风险,便可以由政府行使代位求偿权,由政府出面取得赔偿,从而有力地保护了本国的海外投资,促进了其海外投资市场的发展。德国、日本、法国、韩国等资本输出国也相继建立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尽管我国的海外投资市场不断地增长,但是却没有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来为其保驾护航。

二、海外投资的国际法保护

1.国际双边条约的保护。资本输出国为了鼓励与保护本国的海外投资,激励海外投资市场的发展,需要借助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以保证其国内的海外投资立法的效力和作用。而资本输入国为了吸引外资,在国内创造良好的投资市场环境,尤其是法制环境,保证外国投资者投资的安全和利益,也必须借助国家间的双边投资协定。截止到2006年底,我国已经和115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还和美国、加拿大分别通过换文签订了投资保证协议。相对于多边投资条约而言,双边协定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更容易达成一致,更有利于照顾中外双方当事国海外投资者的利益,促进双边投资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中外双边投资协定为对方缔约国,也为中国的国民或企业预先规定了建立海外投资关系所应遵循的法律规范,避免和减少了海外投资的法律障碍,促使海外投资的顺利进行。如前所述,中国的海外投资立法几乎是空白,如果没有这些中外双边投资协定,我国海外投资市场很难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2.国际多边条约的保护。中国已经是《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和《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的公约》的成员国,可以尽量利用这两大公约来保护自己的海外投资市场。在MIGA的法定10亿特别提款权中,中国认购了3138万股,名列MIGA全体成员国第6位,在第二类会员国中居第一。充分利用《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对于中国海外投资及投资市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①为中国海外投资者提供政治风险保险。因为中国作为资本输出国,尚未在国内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设立国内投资担保机构,使中国的海外投资者所遭受的非商业性风险得不到有效的补偿,这将严重阻碍海外投资市场的发展,进而影响国内的投资市场。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则为中国海外投资者弥补了国内立法的不足。②即使中国国内投资市场已经建立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设置了相应的担保机构,按照国际惯例,海外投资市场的某些项目也可能没有投资担保机构可供利用。例如海外能源开发、矿藏采掘等,因工程庞大、投资数额巨大,可能需要从国内外两个资本市场来融资,包括多个不同国籍的投资者一起参与方能完成,而国内担保机构可能因其国籍复杂而不予承保,私人投资担保机构因财力有限则更是难以承担。但是,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则可以对不同国籍的投资者投资于同一项目的投资实行承保。③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作为一个政府间的国际组织,比国内投资担保机构更加有利于消除海外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猜疑。现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对国际投资法的影响还是有限的,但是随着国际投资在当今世界经济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日益提高,妥善解决投资争议对于维护和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意义也越来越重要。

三、海外投资企业的自我风险防护

1.投资企业应充分了解相关的法规政策和投资市场环境。投资者应了解我国规范海外投资市场的法律法规。目前尚没有一部系统的法律规范我国海外投资市场。大部分法规,都散落于各部门性规范文件中。国内用于调整海外投资市场的主要法规有:《关于在国外开设非贸易性合资经营企业的审批程序和管理办法》、《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关于用国有资产实物向境外投入开办企业的有关规定》、《境外投资联合年检暂行办法》等。这几部法规都属于行政法规,效力不高。我国海外投资市场的双边协定与多边公约:①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方面。截止到2006年底,我国已与世界115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以及一系列双边的保险协定和税收协定。②多边公约方面。中国先后加入了《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和WTO组织。投资者充分了解并利用公约,对促进海外投资市场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了解投资东道国有关的法律和政策。投资东道国规范外资的法律包括其本国的国内法、与我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东道国的多变投资条约等。中资企业对以上的法律法规应当深刻理解。除此之外,东道国对外资市场的限制条件、税收待遇、优惠政策等关系我国企业切身利益的政策,要特别地予以关注。

2.海外投资企业应提高投资市场的风险防范意识、增强风险防范能力。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遭遇的困难,在很多情况下是因为没有做好“走出去”的准备工作,因此企业在决定投资之前,应当对投资市场有充分的分析和认知,在选择合作伙伴和咨询机构时要保持谨慎,减少盲目性,争取主动性;对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出口信用保险业务要熟悉,在投资走出去之前尽量取得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和保障;对投资市场所在国家、地区的法律规范、文化传统、消费者的偏好、消费习惯有深刻的了解,增强针对性,争取把风险降至最低点。在海外投资市场的项目运营过程中,企业及其员工要注意同当地有关的政府部门、工会、行业组织,甚至当地居民保持良好关系,提高自我风险防范和自我保护意识。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陈庶.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审批与管理制度的立法思考[J].南京大学学报,2006(3):55-57.

[2]陈安.中外双边投资协定中的“四大安全阀”不宜贸然拆除[J].国际经济法学刊,2006(13):69-71.

[3]陈安.MIGA与中国[M].厦门: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123-128.

[4]黎四奇.ICSID、MIGA、WTO争端解决机制评述[J].云梦学刊,2005(25):66-68.

作者:王军杰

海外投资风险防范分析论文 篇2: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管控

【摘 要】“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着力于打造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为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途径。“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后,我国的对外贸易和海外投资金额得到了大幅提升,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力度明显增大。在海外投资活动中,中国企业如何有效地规避投资风险、实现企业的健康稳定发展,是企业和相关机构的长久课题。

【關键词】一带一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

1 引言

“一带一路”战略是在我国丝绸之路的基础上,增进与相关国家经济、文化交流,促进国家间经贸、文化发展的战略。“一带一路”战略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创建了良好的环境,为企业资源的合理优化和利用提供了更好的途径。

2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风险

2.1 外部风险

第一,政治风险。据《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2014)》蓝皮书指出,政治风险目前已经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政治因素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失利的影响因素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在中信保的风险分析评估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区域风险等级上属于中等偏高,总体来说,市场投资环境不是很好。一方面中东国家由于民族、宗教和地理因素等,有的国家政治形势动荡,企业投资安全难以得到保障;另一方面,东南亚部分国家在中美关系中不明确的态度,增加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第二,安全风险。安全风险主要包括自然风险、极端势力威胁等因素。自然灾害和环境风险是对企业海外投资影响较大的因素,自然灾害和生态环境破坏的发生,容易对企业海外投资造成严重的打击。另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存在的极端恐怖势力,也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埋下了隐患,一旦爆发将造成严重的损失。海外投资项目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自身保护能力不强,极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第三,法律风险。法律风险主要是由于海外法律体系与国内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有很多未知和不确定因素。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家存在不同的法律体系,在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基础性法律与国内有着很大的差别,中国企业原有的投资开发模式难以得到有效的应用。另一方面,有的沿线国家法律建设不完备且变数较大,使得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法律基础不完备[1]。第四,汇兑风险。“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海外投资中,企业由于货币、税率以及消费水平的差异,同时还承受着这些因素带来的汇兑风险。“一带一路”涉及的国家都有着自己的货币种类,而不同国家的汇率政策和监管政策都有着较大的区别,这为企业的投资活动带来了较大的风险。我国现阶段仍属于外汇管制国家,企业在国内的生产经营活动使用的货币都是人民币,由于人民币升值、物价上涨等因素,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也将会加大[2]。

2.2 内部风险

内部风险主要是从企业内部角度来衡量,由于企业经营管理手段、企业资源等的变动会对海外投资造成影响。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是否能采取有效的方式对海外资金和分支进行管理,对海外资金的投入和使用是否具有完备的体系,对海外投资的人力资源是否能够进行保障,这些都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中存在的内部风险。

3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成因

3.1 海外投资的相关服务机构专业水平不足

企业海外投资活动的开展需要相关中介服务机构的保障来进行,行业协会、保险担保公司等相关机构的工作质量对海外投资活动的开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目前,我国的中介服务机构在对企业海外投资的指导和帮扶上专业性很是不足,不能够对企业的海外投资活动进行有效跟进和科学分析。这使得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活动存在一定的盲目性。

3.2 企业风险防范意识不足

很多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受到外界环境政策的影响和鼓动,并未对自身的发展经营进行有效的考量,在进行海外投资活动时缺乏专业的风险防范意识。部分企业在开展海外投资活动前,并未对海外市场环境进行细致调研,对海外投资的风险没有进行有效的评估,使企业的海外投资活动存在着不可预知的风险,极易使企业遭受到严重的经济损失。

3.3 海外投资的理念和专业人才不足

很多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将国外投资环境与国内的投资环境同等视之,没有认识到国内投资与海外投资在思想理念上的差异。另外,我国的很多企业,在将企业资金进行投资后,对专业的跨国人才建设不足,不能够实现对海外资产的有效管控,海外投资项目和企业分支管理混乱,使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增加。

4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应对策略

4.1 外部风险的应对和管控

针对海外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企业首先可以采取投保出口信用保险的方法,将海外投资的风险进行转移和分担。政治风险保险能够对企业海外投资可能遇到的战争、暴乱等因素进行保险,使企业承担的政治风险得以减轻。另外,多边机构担保服务也是国内企业有效规避该投资政治风险的重要方式,通过多边投资担保机构能够对企业海外投资中的政治风险进行有效转移。除了保险担保类的手段,企业还可以通过增强本土实力等手段,强化自身的实力,对海外投资的风险进行有效规避。

针对企业海外投资的自然灾害等安全风险,企业要加强对投资地的全面了解,对可能存在的危险因素進行保险和规避,降低企业可能遭受的经济损失。同时,在对安全风险进行有效的调研分析基础上,建立完善的风险应对机制,强化风险应对能力。另外,企业在投资建设活动中,要对投资地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进行有效的保护和管理,强化自身的环保和社会功能,为投资环境的改善创造条件。

针对我国企业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在政府层面上,要加强与相关国家的沟通与交流,强化对海外投资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为企业海外投资活动创设良好的法律环境。从企业角度来说,首先要对投资地的法律法规进行详细的调查了解,对投资地法律建设与我国的差异进行细致的分析,强化对相关法律法规风险应对策略的建设。其次,企业要强化对自身法律风险防控体系的建设,增强自身的抗风险能力,使企业海外投资中法律层面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

针对货币、汇率以及税收等不同带来的海外投资风险,企业应在投资活动开始前,对投资国家的货币政策、汇率以及财政监管措施等进行细致的了解,为企业投资活动的开展奠定基础。另外,企业还要将汇率的波动列入到企业成本核算以及风险管控体系中,对汇率波动进行合理的分析和掌控,并通过与海外客户交流沟通进行风险分担,将汇兑风险降至最低。

4.2 内部风险的应对和管控

在企业内部经营风险的防控上,首先,企业要对自身的海外投资决策、监控和追责机制进行有效的建设,使企业海外投资活动的开展在科学管理体系的指导下进行。其次,企业要对自身在海外投资中的地位进行明确,采用现代化的眼光去看待海外投资活动,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和项目,增强海外投资的实效性。除此之外,企业还要加强对海外投资专业人才的建设,培养具有跨国经营管理能力的专业人才,使企业对海外资源能够进行切实的管控,对海外投资活动进行有效的规划和管理。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我国企业在开展海外投资活动时,会受到政治因素、安全因素、法律因素以及自身经营管理因素的影响,对这些因素的有效管理和优化,能够使企业在海外投资活动中对风险进行有效的规避和防控,为海外投资活动的健康长效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1】潘雅琼,赵娉婷.企业海外投资风险评估研究[J].财会通讯,2013(08):21.

【2】王晓静.论企业海外投资的经营风险[J].社会科学家,2012(11):5.

作者:王晓波

海外投资风险防范分析论文 篇3: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现状、成因与对策

摘要:近十年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频发于美澳等发达国家的能矿资源行业,而且中央企业是受害主体。究其原因,资源掠夺论、技术窃取论、不公平竞争论、国家安全威胁论等四类质疑成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主要外因。对此,我们应当坚持互利共赢的原则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在国家政策指引下不断优化海外布局,在国企改革背景下强调市场主体地位,并结合经济外交战略增进战略互信。

关键词:海外投资风险;国有企业;国家安全

近年来中国海外投资发展迅猛,已成为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来源地。但在投资大国的光环下,中国海外投资失败受阻的案例比比皆是,海外投资风险居高不下。有鉴于此,我们应当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分析风险成因,寻求解决之道。

一、 数据解读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风险

根据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数据库,2005年1月到2014年6月(以下简写为2005年~2014年),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共发生风险案例(troubled transactions)130起,涉及金额高达2 359.7亿美元,平均每起风险案例涉及18.2亿美元。

1. 地区集中度高,主要分布在美澳等发达国家以及社会动荡的发展中国家。2005年~2014年,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风险发生在全球59个国家或地区,但地区集中度比较高。首先,不管是案例数量还是涉案金额,澳大利亚和美国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高发地,共发生风险案例40起(占总数的30.8%),涉及金额837.7亿美元(占总金额的35.5%)。其次,在社会动荡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也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典型代表是利比亚,仅2011年的动乱就给中国企业造成损失106.9亿美元。

总体来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澳等发达国家以及社会动荡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按涉案金额排序,在排名前十的国家里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共发生风险案例67起,涉案金额1 690.1亿美元,分别占51.5%和71.7%,可以看出地区集中度相当高。

2. 行业主要集中在能源矿产领域。2005年~2014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行业分布也较为集中,主要分布在能源和金属行业,这两个行业共发生风险案例77起(占总数的59.2%),涉及金额1 522.6亿美元(占总金额的64.5%)。不难看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行业集中度相对较高,过分集中于金属和采矿业,属于相对低端的资源型行业,但却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金融业,该领域的海外投资风险虽然数量不多,但涉及金额都比较大,如果按照平均涉案金额计算则高达27.3亿美元,居于首位。(能源和金属行业的平均涉案金额分别为22.3和17.2亿美元)

3. 频发于中央企业。2005年~2014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案例主要发生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中央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案例共发生73起,涉及金额1 596.6亿美元,分别占总数的54.1%和总金额的67.7%。另外,中央企业的投资风险涉及金额比较高,平均每起风险涉及21.9亿美元,高于中国企业的均值18.2亿美元。如果按金额对海外投资风险案例进行排序,前十大失败案例里中央企业占了一多半。

近十年来中国海外投资几乎每年都有央企巨亏的风险案例,企业层面造成了利益损失和声誉影响,不利于其全球化经营,产业层面延误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国家宏观层面则拖累了“走出去”战略和海外能源布局。

二、 四类质疑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主要外因

为了避免海外投资风险及其连带负面影响,我们有必要从源头出发进行因果分析。内因的角度,大而不强的尴尬窘境无疑是一重要原因,但我国从投资大国向投资强国的过渡还需要一定的积累和漫长的过程,短期内难以实现。外因的角度,现实中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大都遭遇过资源掠夺论、技术窃取论、不公平竞争论和国家安全威胁论等四类质疑。海外投资的互惠性、国有企业以及国家安全是美国决策机构在审查来自中国的海外投资所要考虑的三大因素,事实上这也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主要成因。

1. 资源掠夺论。2005年~2014年,中国企业共进行海外投资项目599起,总金额5 152.9亿美元,其中金属和能源行业307起,涉及金额3 429.6亿美元,分别占总数的51.3%和总金额的66.6%。不难看出,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是资源寻求型,但在国外政府和民众眼中,很可能是“资源掠夺型”。

中国企业投资的海外能矿项目基本上都是不可再生的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而且海外开采的能矿又大都以贸易的方式运回中国。海外买矿固然是为了满足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能源需求,但从稀缺性角度考虑,全球资源总量是固定的,中国在海外大量购买能矿资源,必然会导致其他国家的资源储备受到影响,海外项目受到质疑和阻碍也就不难理解了,现实中能矿资源的海外投资的确更容易遭受政治风险。

另外,相比于发达国家的能矿企业,中国的海外投资过于强调战略布局和经济利益,忽视了互惠性和社会责任,容易招致东道国政府和民众的抵触,我们在互利共赢方面的工作和努力还远远不够,往往让对方误以为仅是中国单方面受益。

中铝并购力拓、中海油并购优尼科等一系列失败案例无不深受“资源掠夺论”的毒害。能矿资源行业的稀缺性、敏感性及其重要战略意义,再加上中国企业的巨额投入,容易使得“资源掠夺论”被西方媒体、政客、NGO、民众不断夸大并妖魔化,继而造成海外投资风险。

2. 技术窃取论。随着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国际竞争力提升,中国跨国公司开始在全球价值链上做文章,高端制造业和高科技行业的跨国并购屡有发生,其动机可以理解为技术获取型,但可能被国外政府和企业误认为“技术窃取型”。

中国跨国公司起步晚但发展快,为了赶超欧美发达国家竞争对手,往往通过跨国并购的方式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由于欧美发达国家对高科技的垄断和控制(如美国严格限制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加上中西方文化差异以及国外老牌跨国公司对中国新兴跨国公司收购行为的排斥,技术获取型的海外投资往往遭遇众多阻碍,国外媒体舆论的“技术窃取论”宣传也无异于火上浇油。

最典型的风险案例莫过于华为公司在美并购受阻,在收购3com、2Wire、3leaf、Sprint等美国公司时相继失败。美国在审查外资并购时,对“关键技术”(Critical Technologies)的并购审查十分严格,而且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对来自中国的技术并购审查尤为严苛。结合一直以来美国对华的高科技出口限制,不难看出美国在技术领域一直提防中国,不仅给我们扣上“技术窃取论”的帽子,而且肆意诋毁中国企业。

3. 不公平竞争论。国有大中型企业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凭借其强大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在海外投资领域逐渐崭露头角。但中国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常常在海外备受质疑和批评,原因之一在于“不公平竞争”。

中国国有企业享受了中国政府在财政、税收、金融、保险等领域给予的各种优惠政策,尤其是在资金融通、政府补贴方面的便利和优惠,而且国有企业在各自行业都拥有政府批准的不可撼动的垄断优势。为此,欧美发达国家常常以妨碍公平竞争为由拒绝中国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认为东道国企业在与中国国有企业竞争中明显处于弱势,是非市场因素或政府干预导致的。事实上,国外政府近年来频繁将中国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当作政治问题讨论,海外投资活动泛政治化的倾向不断加剧,国外政府经常以“国家资本主义”、“竞争非中立”等借口对中国国有企业强加指责,将正常的市场行为视为非商业化运作。

“竞争中立”原则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实际上是美澳等发达国家发起的、针对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不公平竞争”的国际新规则。2015年10月TPP取得实质性突破,其中包含了约束国有企业的限制性条款,具体来讲可能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要求TPP成员国强化反垄断法的要求,二是要求各国定成员国政府不得对国有企业进行不当支持,三是要求成员国政府提高支持和控制国有企业政策措施的透明度。

4. 国家安全威胁论。在审核外来投资的时候,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都会进行国家安全或国家利益审查。美国主要审查重要基础设施、关键技术以及国有企业,加拿大以“净利益”标准进行判断,严格限制或者禁止金融、能源、交通及文化与通讯等敏感行业的外来投资,澳大利亚重点审查投资金额较大、目标企业员工众多、市场份额较大、涉及敏感行业或拥有特殊资产的外资项目。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是欧美发达国家在审核外来投资时所考虑的首要因素,会从经济、社会、政治、军事等多重维度综合考虑,权衡利弊得失,一旦认定威胁国家安全就加以严格限制。

中国国有企业一方面会面临不公平竞争的质疑,另一方面也会引发国家安全的担忧。国有企业代表的是中国政府,自然很难割舍同政府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常常会被误以为是政府战略意图的实践者、行政命令的执行者。由于在社会文化和政府管理理念等方面存在的诸多差异,再加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中国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更容易招致东道国政府对产业和金融安全、政治和军事安全、社会和就业稳定等各个层面的顾虑。

另外,在发展中国家谣传的“新殖民主义”,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出中国海外投资在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国家安全威胁论的质疑。

三、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应对策略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大规模走出去的发展态势已不可逆转,但如何规避海外投资风险,如何走出去、走进去、走得稳成为迫在眉睫的难题,我们应当基于风险的特点和成因做出有针对性的积极应对。

1. 坚持互利共赢、践行社会责任。与国际贸易不同,海外投资是一项细水长流、放长线钓大鱼的长期工程,应当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走进东道国政府、企业和民众的心坎里,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基业长青的持久回报。因此,中国企业不仅要抓经济利润,还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不仅让自身受益,也要让东道国政府、企业和普通民众分享投资合作的收益。只有最终实现互利共赢的正和博弈,才能让海外投资可持续发展下去。

面对“资源掠夺论”的质疑,我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海外能源战略势在必行,短期内我们也无法改变我国海外投资的资源获取型导向,但我们要坚持和践行的是互利共赢和社会责任,通过双赢的本地化经营和良性互动的公关宣传,让东道国政府、企业、工会、NGO、社区民众等利益相关方(Stakeholder)都能认可我们的海外投资,不能仅局限于股东(Shareholder)的一亩三分地。

2. 优化海外布局、跟进国家政策。为了解决海外投资风险难题,扫除“资源掠夺论”、“技术窃取论”等质疑,一方面我们要立足长远,不断优化海外投资的行业和地区布局,别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不要集中于某个行业和某个国家,既要朝着价值链高端行业迈进,避免过分集中于能源金属等低端的敏感性行业,又要选择政治和外交关系较好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另一方面,我国海外投资企业要紧跟国家战略步伐,尤其要结合当下的“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做到企业投资与国家战略相融合,及时掌握和学习国家各部委发布的有关政策法规、投资指南和风险预警信息。当然,紧跟国家政策不是等靠要,绝不是让企业完全依托政府优惠政策进行海外投资,要坚决杜绝“不公平竞争”的因素。

3. 淡化政府背景、强调市场主体。国外政府和社会非常重视市场公平和竞争机制。因此,面对“不公平竞争论”的质疑,我们一方面要继续深化国企改革,减少过多的行政干预和政策扶持,让国有企业在国内和国际真正成为市场主体,淡化政府背景和国有色彩;另一方面要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开展海外投资,给予民营企业适当合理的财政税收、金融保险和信息服务支持,并探索“抱团式走出去”的新模式(民企与民企抱团取暖、民企与国企联合出海、中外企业强强联合等多重模式),同时要充分发挥国内外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银行、保险、咨询或公关公司以及战略投资者的作用。

4. 借助经济外交、增进战略互信。为了更好地应对“国家安全威胁论”的质疑,国家层面要依赖政府的外交斡旋和国际协调,尤其要借助双边投资协定对海外投资的保护和促进作用,借助经济外交途径增进战略互信,通过对话和磋商消除不必要的误解和猜忌,必要时可使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这也是解决“技术窃取论”的手段之一);行业层面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NGO的力量,进行非官方或半官方的良性互动和有效沟通,我国在这方面尤为薄弱,未来应多向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行业协会学习取经;企业层面要适当开展积极主动的公关宣传,封闭运行、与当地相隔绝的海外投资项目是不能长久的,要避免因不了解而产生的猜忌和误解,应当与东道国政府、企业、民众和媒体进行及时有效的交流。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要通力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增进国家互信、提升企业形象,减少东道国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并保障我国海外投资的合法利益。

参考文献:

[1] 李友田,李润国,翟玉胜.中国能源型企业海外投资的非经济风险问题研究[J].管理世界,2013,(5):1-11.

[2] 陈强,刘海峰,李建昌,余文璨.中国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现状、问题和政策建议[J].中国软科学,2013,(11):18-25.

[3] 潘镇,金中坤.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J].财贸经济,2015,(6):85-97.

[4] 国家风险评级课题组,2013年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J].国际经济评论,2014,(1):123-136.

[5] 杨娇辉,王伟,王曦.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风险偏好:悖论还是假象[J].国际贸易问题,2015,(5):133-144.

[6] 盛思鑫,曹文炼.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情况的再评估[J].宏观经济研究,2015,(4):29-37.

基金项目:外交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防范机制研究”(项目号:3162015ZYQB02)。

作者简介:李锋(1984-),男,汉族,山东省潍坊市人,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讲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跨国公司与对外直接投资。

收稿日期:2016-01-10。

作者:李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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