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视角下大学通识教育论文

2022-04-27

摘要：通识教育旨在突破传统大学教育过度拘泥于专业教育的限制，力图从更广的视野完成对大学生全面学识和完整人格的教育。经典教育则赋予学生广阔的胸怀和理解力，是通识教育中的重要力量。通识教育与经典教育的结合既可以完善大学教育的全面性，又可以扩充学生的知识和视野。游学课程作为一种全新的通识课程模式，为通识教育和经典教育的结合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新途径。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美学视角下大学通识教育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美学视角下大学通识教育论文篇1：

哈佛大学通识教育改革的新动态及其启示

摘要：哈佛大学是美国著名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其通识教育历经上百年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性与权威性。2018年秋季，哈佛大学将实施通识教育新方案。文章研究并分析哈佛大学通识教育改革新动态，以期为我国高校通识教育发展提供启示。

关键词：哈佛大学；通识教育；课程改革

通识教育内涵丰富且具有多维性，从提出至今已有两个世纪之久。高校通识教育是指大学的一种办学思想或观念，教育内容既包含专业性知识又包含非专业性知识，是旨在全面培养和训练大学生的一种教育[1]。就现阶段国际高校通识教育发展现状而言，美国拥有最完善的通识教育体系，哈佛大学是美国高校通识教育的发源地，其通识教育改革长达百年，是美国乃至全世界高校通识教育的典范。2018年，哈佛实行通识教育改革新方案，以此来适应社会发展对高校提出的新要求。深入研究哈佛大学通识教育改革新举措对发展和完善我国高校通识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通识教育溯源

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源于哈佛大学原校长查尔斯·威廉·艾略特提出的自由选修制度，进而逐渐发展成通识教育的雏形。二战期间，时任校长詹姆斯·布莱恩特·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首次明确提出“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理念。经历了多次改革和发展，哈佛大学通识教育理念与模式才基本成型，并逐渐走向成熟。

（一）早期通识教育的历次改革

哈佛大学通识教育的第一次改革由时任校长科南特发起并完成。科南特认为大学教育不应是专门的专业化或职业化训练，也不应是单纯的博雅教育或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在此教育理念下，科南特任命哈佛学院时任院长保罗·巴克（Paul Buck）来领导改革委员会，并委任教育学院的12位教授为核心成员，历时两年于1945年完成改革报告书《哈佛红皮书》（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2]，此报告书将通识课程划分为三大领域：自然科学、人文学科、社会学科[3]。20世纪70年代，时任校长德里克·博克发起了第二次改革，时任文理学院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被任命為主要负责人，罗索夫斯基在《哈佛红皮书》的基础上提出《核心课程报告书》，该报告书将此前通识课程的三大领域具体划分为六项内容：外国文化、历史研究、文学与艺术、道德推理、自然科学、社会分析[4]。2002年，在时任校长劳伦斯·萨默斯的领导下，文理学院时任院长柯伟文发起了哈佛大学第三次通识教育改革，提出《通识教育特别工作组报告》，并于2009年正式推行（见表1）。报告中建立了新的课程结构，将所有学科领域分为四类：人文学科、逻辑推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增加“逻辑推理”是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逻辑学”单列为独立学科。这四大领域下面又设置了八大门类课程，即审美与阐释能力、文化与信仰、实证和数学推理、伦理和推理、生命系统科学、物理宇宙学、世界诸社会、美国与世界的关系。

（二）通识教育目标

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以一种自由探究的精神来进行教育，旨在为学生提供新的学习机会，同时为教师提供新的教学机会，以跨越传统院系和大学内部的界线[5]。哈佛学院前院长哈瑞·刘易斯教授在接受访谈时提出，通识教育有四大目标：一是教育学生如何成为社会的一员，在行使公民权利的同时履行公民义务，承担自己应负担的责任；二是教育学生如何传承并发扬传统文化，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正确处理不同文化差异引起的冲突，能够跨越这些不同，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和谐相处；三是使学生能够对身边发生的变化作出批判性或建设性反应；四是使学生更好地理解伦理、道德的涵义，对自己的道德观、价值观持批判态度，选定将来能够指导他们行动的道德原则，用理性的方式捍卫自己的理念[6]。总之，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是为学生的未来生活做准备的，在面对社会中不同的冲突时，要能使学生正确思考，做出正确的决定。

（三）通识教育管理

哈佛学院是哈佛大学最古老的学院，也是其目前唯一的本科生学院。哈佛大学成立之初就是哈佛学院。18世纪末，哈佛开始授予学士以上学位，从此哈佛学院改称为哈佛大学。哈佛大学所有的本科生都由哈佛学院统一管理。哈佛大学还有九个只培养研究生的“专业学院”[7]。哈佛学院只是本科生的管理机构，而本科生进行通识教育的主体在文理学院。文理学院负责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是哈佛大学的学术核心[8]。2007年5月，哈佛文理学院教师会成立了专门的通识教育课程管理机构——通识教育常务委员会（Standing Committee on General Education），且下设由教师和学生代表共同组成的监管各学科领域的委员分会。通识教育常务委员会负责全科教育项目课程的研发和教学监督。委员会会听取通识教育教员的建议，并据此改革教育措施或政策。目前，杰森·米切尔教授（心理学）是通识教育常务委员会的主任和主席[9]。此外，哈佛大学还设有通识教育评审委员会，领导各专门委员会进行课程评估。参与评估的委员包括教师和学生。评估过程中会发布动态评估信息，发动全校师生共同参与，并且积极邀请校友参与。[10]

二、通识教育课程改革特点

（一）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多样化

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有三个课程体系，分别是春秋学期课程、暑假学期课程（校内学习和海外学习）、研究生研讨会[11]。《通识教育特别工作组报告》规定，在暑假学期课程中，只有修读校内暑期班的课程才能得到通识教育学分。而将在2018年秋季推行的报告规定：校内七周的暑假学期课程和哈佛暑期的海外学习班课程能够满足当前通识教育要求或是新的分配课程要求，学生可从中获得相应的学分。需要注意的是，在线课程不能获得通识教育学分以及哈佛大学的学分。表2、表3分别是2018年哈佛大学暑期校内通识课程和海外通识教育项目。[12]

（二）通识课程设置结构更合理

哈佛大学通识课程是学校面向本科生的在入学阶段的一系列基础课程，学生必须从中选出一门或数门感兴趣的课程作为必修课，在培养知识素养的同时，学生可以发现自己喜欢的或者有天赋的专业领域，以便确立适合自己的专业发展方向。当前哈佛大学通识教育要求每一个哈佛本科生必须在《通识教育特别工作组报告》提出的通识教育的八大门类中各选择1门课程。

2015年11月，通识教育评审委员会发布了对哈佛大学通识教育审核的最终报告。基于最终报告，2016年3月，哈佛文理学院批准了一系列新的课程要求，这些要求将于2018年秋季开始实施。如图1所示，新的课程要求哈佛本科生修读4门通识课程，且必须在美学与文化、伦理与公民、历史社会个人、社会科学技术四个门类中各选择一门课程。除了这4门通识教育课程，还要选择3门必修的非通识教育的院系课程，这3门院系课程由哈佛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以及约翰·保尔森工程和应用科学学院提供，分别是艺术与人文、科学与工程应用、社会科学。报告还要求必修一门实证与数学推理的课程，主要为了培養学生的量化分析能力。

如图1所示，哈佛学院通识教育采用 “4+3+1”的新课程模式，对原有的通识教育项目进行了切割，课程范围有所缩小，解决了以往通识课程范围宽泛、内容杂糅的问题。

（三）更注重学习者的兴趣和需要

哈佛通识教育改革减少了对学生的限制，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自主选择课程的机会，满足了学生个性化成长的需要。为了有效培养学生，减少课业负担，哈佛为学生提供了灵活的通识课程学分计算方式，在必修的4门通识课程中有3门需要计入平均学分绩点（GPA），剩余1门通识课程不计入GPA，采用合格或者不合格的方式考核。并且新方案规定，学生可以自主双向地计算学分，在修读完审美与阐释能力、文化与信仰、生命系统科学、物理宇宙学、世界诸社会、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六大门类课程后，可以自主选择计入通识课程学分或者院系课程学分。

三、启示

（一）指导通识课程体系建立及创新

诚如耶鲁大学原校长理查德·莱文所言：“每一种教育模式都具有文化的适应性，通识教育模式也是如此。”通识教育在美国历史悠久，并在发展中不断改革完善，逐渐形成了经典的教育模式。在中国高校施行通识教育不能生搬硬套，应根据目前中国高校通识教育现状，明确我国高校通识教育的培养目标，培养国家需要的优秀人才，参照哈佛大学通识教育改革实践，在我国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资源基础上建立适合自己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进而发展通识教育。

（二）改进通识教育课程设置

就课程结构而言，我国个别高校出现了对专业课程重视，对通识课程轻视的现象，造成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分割对立。就课程内容而言，我国高校通识课程对于公民基本素养、兴趣爱好的培养力度不够；通识课程多为“概论”“常识”，忽视对学生合理知识结构和思维能力的培养。哈佛大学新的课程方案很好地融合了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为学生提供基础性、综合性、全面性、系统性的知识，可为我国高校通识教育改革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李曼丽，汪永铨. 关于“通识教育”概念内涵的讨论[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9，（1）：99-104.

[2][7][8]过勇.本科教育的组织模式：哈佛大学的启示[J]. 高等教育研究，2016，37（1）：64-73.

[3][4]倪东.基于课程视角的美国大学通识教育对我国高校的启示[J]. 法制与社会，2017（10）：228-229.

[5]Harvard College. Program in General Education[EB/OL].https：//generaleducation.fas.harvard.edu/current_requirements，2017-12-13.

[6]崔金贵.大学的卓越灵魂：通识教育、教学改革与管理——哈佛大学哈佛学院前院长哈瑞·刘易斯教授访谈录[J]. 高校教育管理，2014，8（4）：1-6.

[9]Harvard College.Standing Committee on General Education[EB/OL]. https：//generaleducation.fas.harvard.edu/committee，2017-12-13.

[10]熊耕.哈佛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及其教学的管理[J]. 考试研究，2012，8（4）：27-31.

[11]曹盛盛，王晓阳.哈佛大学通识课程改革及其运行管理服务体系研究[J]. 中国高教研究，2015（5）：33-40.

[12]Harvard College. New Requirements（Beginning Fall 2018）[EB/OL]. https：//generaleducation.fas.harvard.edu/new-requirements-beginning-fall-2018，2017-12-13.

编辑朱婷婷校对许方舟

作者：宁宇卢丽华

美学视角下大学通识教育论文篇2：

中国传统文化与通识教育学术研讨会综述

关键词：经典教育；通识教育；传统文化；岳麓书院；游学课程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8-01-10

作者简介：陈岘（1988-），男，山东淄博人，哲学博士，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助理教授，岳麓书院通识教育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经学研究。

2018年1月2日，在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召开了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和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传统文化与通识教育”学术研讨会。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湖南大学等著名高校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研讨会，就“经典教育、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和“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通识教育结合的意义和途径”两大主题展开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一、通识教育、经典教育与大学教育

通识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现代大学专业化教育反思的产物。复旦大学郭晓东指出，现代大学的教育虽然专业、精细，但缺失了对人的培养。这导致学生既不能从人文经典的学习中获取人类文明中的文化穿透力，也无法通过思索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而具备世界公民意识。北京师范大学刘笑敢认为，传统教育之所以在如今的知识爆炸时代仍然具有意义，便在于它将教育理解为健全人生的过程。在专业教育中，知识传授占据了主体，而忽视了对人的培养、关心和教育。因此，通识教育要注意把知识和老师的言传身教转化为内在力量，并进一步转化为勇气、智慧或者技巧，引导学生认识世界、培养能力。

复旦大学韩昇强调，通识教育既要回归教育的本来意义，也要阐发通识的基本含义。复旦大学将通识课程分设为七大模块，文、理、医科的老师全部参与。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突破教育困区，回答中国大学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的问题。究其原因，工科院校缺乏人文素养，文科院校缺乏对当代世界的全面理解。所以，通识教育必须包含两方面：一是对人的教育，培养学生的胸怀和理解力；二是带给学生看透、看穿知识的能力，通过提高眼界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因此，通识教育和知识教育并不存在体制设置之外的矛盾。

邓志峰、曾亦等曾共同在复旦大学开设了国学、西学经典导读的通识课程。他们认为，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应该以经典教育为主。中国古代的大学、小学都会教授经典，经典教育承担了传统教育大部分的功能，但在如今的大学教育中则严重缺失。我国政府如今对传统文化非常重视，这也造就了通识教育的建设与发展。所以，除了人才培养，通识教育还要与中华民族复兴相结合，发挥经典在文化教育中的作用。曾在湖南大学、中南大学两所高校长期教授通识课程的陈力祥则指出，在工科学校中，学生的功利性心理强大，对缺少实际功用的传统文化缺乏兴趣。如何将通识教育、经典教育开展到理工科高校和一般高校是一个难题。

湖南大学邓洪波指出，无论东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教育应该是一体的。无论是乾隆年间岳麓书院的读经六法还是现在岳麓书院正在实施的本科生四维导师制，都旨在培养学生的理解力和担当精神，甚至能够尝试在知识爆炸时代进行全人类层面上的文化融合。湖南大学陈仁仁也认为，一门好的通识课程不但需要教师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准，还要求教师能加入自己的认识和批评，从而带给学生生动的体验，真正实现通识教育的目的。湖南大学张俊认为，对通识教育的反思不可或缺。通识教育吸引了很多思想家、社会活动家的关注和推广，他们对此的理解和立场与一线教师并不相同。经典教育和通识教育在我国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历史意义，又应该怎样进行，都是所有教育从业者应该进一步思考和关注的问题。

二、经典类通识课程的发展现状与问题

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与复旦大学是较早贯彻通识教育理念的代表性高校，相对较早、较完备地构建了各自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而基于古代经典的传统文化课程，都成为了这三所高校通识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梁美仪介绍了香港中文大学从1963年以来开展通识教育的发展历程。该校拥有哲学、历史、艺术等系所，但如何将这些专门性研究带入通识教育则是一个难题。中国文化的传承，不仅依靠文史哲专业的学生，而且要所有学生都能够懂得传统文化，这个任务必须通过通识教育完成。香港中文大学的通识课程设置曾多次转变，但唯一未变的就是中国文化课程。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引导学生理解中国文化，二是引导学生认识到中国文化对于现代人类面临的挑战所具有的重要启发意义。中国学生不但需要了解中国文化，还要思考怎么把中国文化变为对人类可以有贡献的资源，从而更好更广地传播出去。

但中国文化模块的课程在香港中文大学也面临学生评价不高的问题。对于学生来讲，经典非常遥远、古老，与现实生活没有太大关系，因而很难说服他们去读经典。而对于专家学者来说，其一是经典选读课程仅为期一学期，其效果往往非常肤浅；其二是师资力量，如果老师没有足够的专业水准，那么便难以在通识课程中去讲授这么高深、广大的学问。

台湾大学陈昭瑛结合自己曾开设过的先秦美学、台湾儒学等课程，回顾了台湾通识教育中传统文化课程的发展。她指出，在黄俊杰等老师的推动下，传统文化课程曾一直是台湾通识教育中的核心。在现在的台湾大学，易经、书法等课程也依旧非常受欢迎。但总的来说，传统文化课程的数量和质量都在走下坡路。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教师数量不足，造成每门课程的上课人数众多，教师负担极大且教学效果不佳；其二是许多高校对通识教育的重视程度非常有限。通识课程的理想是由该专业领域专精的老师去教授，但在没有设置人文学科的学校，其课程只能由年轻老师甚至业余老师教授，教学质量便难以保障。

传统文化教育课程的另一挑战则来自学生，他们对现代人为什么要学习古代学问、自然科学学生为什么要学习人文社会科学、台湾人为什么要学中国传统经典抱有疑惑。而台湾各大高校也因此纷纷降低了通识课程在学分中的比重。如台湾大学便将通识课程从十八学分降到十学分。还有很多学校将专业必修课作为通识课程充数，有些老师会将因质量问题而在本系无法开设的课程申请为通识课程。这些做法都大大降低了通识课程的质量。

任军锋介绍了复旦大学从2005年开始推行通识教育的经验。复旦大学通过文化传承、批判精神、文明对话、科学精神、生命关怀、审美体验六大模块完成了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基本建设，搭建了复旦通识教育的基本格局，并从2014年开始提出“复旦通识2.0”的“六大标准”。通识教育是从欧美移植来的，如何以之主动去接续中国的传统则是接下来的使命。这一过程要求老师、助教的不断积累和学生的全力投入。要想方设法打破原有专业领域的局限，既发挥专业课上的优势，也注重多学科、多专业的视角，引导学生学会深入浅出地思考问题。这样，才有可能培养出具有知识视野、可迁移能力、人格完善的学生。

作为大陆地区最早开展古代经学研究的学者，岳麓书院姜广辉指出，无论学界、社会对经学的评价，还是经典教育回归大中小学课程的速度，在20年中都有可喜的巨大变化。但大陆地区如今的经典教育还存在着两个非常大的缺陷：其一是内容过于陈旧和教条化；其二是未能充分考虑学生的接受心理。如今的教师存在明显知识缺陷，因此人文学科的研究也应该关注自然科学中最前沿的问题和最敏感的社会问题，将通识课与这些问题相联系，激发学生的兴趣。岳麓书院章启辉认为，课程的教条化会引起学生反感和挑战，尤其在与传统文化有关的课程中，如果不加批判、不结合现实地照本宣科，那注定无法取得正面的效果。

三、游学课程模式对通识教育的拓展

2017年12月23日到2018年1月1日，复旦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湖南大学三校联合主办了首届“中国传统文化与古代书院”系列游学课程。来自三校的80位优秀学子参与其中，先后接受了经、史、子、集四部及中国古代书院与文化、马王堆汉墓的考古发现与文物价值等七堂专题课程的学习；以“现代人如何理解和学习古代经典”“我所认识的书院”为主题组织了两次小班讨论和南浔古镇、中华艺术宫、上海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岳麓书院的参观访学。游学课程受到了三校学生的热烈欢迎，十天的游学活动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与会学者对这一课程模式给予了高度肯定，并希望这一模式能够积累更多经验，并在适当的時候向更大的范围推广。

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表示，岳麓书院一直在本科教学上投入巨大精力，秉承传统书院教育注重品格养成、因材施教的理念，借鉴海内外一流高校本科生导师制及其举措，建立了具有书院特色的四维本科生导师制。目前，岳麓书院也正在积极探索本科生导师制和通识教育的结合。此次三校联合举办的游学活动，也正是岳麓书院在通识教育方面的积极尝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作为中华文化千年文脉的传承者，岳麓书院也借此机会整合资源，成立了“岳麓书院通识教育中心”，并将进一步加强与复旦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合作，探索、完善游学课程模式，为我国通识教育、经典教育的结合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任军锋认为，复旦通识2.0教育仍需依靠大量细致的工作和创新尝试来推进。此次游学课程就是一次范例式的试验。复旦大学也将对此给予更多的推动和建设，并希望在岳麓书院设立通识教育学习基地，以此次游学为契机和开端，努力把通识教育推进到整个中华文明的新高度。这也是时代对大学教育的期待，是高校教育工作者的责任。

梁美仪也认为此次游学课程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经典教育在通识教育中推广的最大难点就在于学生缺乏兴趣。但此次游学活动受到了学生们前所未有的热烈欢迎，他们在学习中迸发出了巨大热情。经典、文化对如今的学生来说确实显得遥远、古奥，但游学课程可以在文物、建筑前拉近他们与历史的距离。因此，游学活动很有意义，为我们怎样从年轻人的生活经验中感受中国文化探索出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与会学者大多认为：通识教育不同于一般教育，应该是能让学生具备思考能力、批判精神、时代眼光的教育；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不矛盾，但两者间存在很大区别。通识教育是对专业教育的反思和补充；经典教育是通识教育的重要方面。经典的意义和经典中所提出的问题，是人类共同面临和思考的问题；通识教育和经典教育在我国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面临如何激活经典的意义这一根本问题。这也是未来的经典教育有待继续思考的。

Review on the Seminar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General Education

CHEN Xian

Key words： Classical Education； general education； traditional culture； Yuelu Academy； study tour

（责任编辑李震声）

作者：陈岘

美学视角下大学通识教育论文篇3：

浅析医学专业院校通识教育困境及应对建议

摘要：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阶段素质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对于培养当代医学专业院校学生的人文精神和综合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医学专业院校的通识教育面临的各类困境和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建议，以期能落实通识教育的真正作用，改善医患关系，培养优秀全面的医学专业人才。

关键词：通识教育；医学院校；专业教育；自由教育；师资建设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有时也译为普通教育、全人教育或通才教育，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其基本理念为在被教育对象掌握基本知识、技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培养其对自我以及自己和社会、自己和环境等各种关系做正确判断、正确选择的能力。通识教育与使学生将来能够从事某种具体职业的专业教育相辅相成，同样都是现代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具备基本人文社会科学素质和自然科学知识的通才，在整个教育过程中注重通过广泛传授使被教育对象学会现代社会所需的各类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构建合理的知识体系框架和综合能力，从而使学生拓宽心灵、视野和知识领域，为将来完全融入并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打下良好根基。一般而言，通识教育具备三大显著属性：（1）知识的基础性和经典性；（2）内容的综合性和广泛性；（3）教育形式的多样性和灵活性[1]。

一、通识教育对于医学专业教育的重要性

医学作为一门研究探索人体奥秘的学科，其打交道的对象是人，所以在医学研究和实践中，“人”无疑是医学的核心。现代医学认为医学应该以人为本，重视人的尊严，把人作为一个具备生理属性、心理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有机整体加以看待，而不是简单地由各种组织器官拼装起来的组合个体，所以现代医学从诞生之日起，其内在本质属性就是一门兼具医学和人学的学科。作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有机统一体，现代医学具备以下几个显著特征[2]：首先，人道主义原则是现代医学的重要指导，因此现代医学不仅要拯救生命，还要维护人的基本尊严；其次，各种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是现代医学的重要构成，掌握丰富的跨学科知识，有助于包括医生、护士、药剂师和生物医学研究人员等在内的各类医学从业人员从更多元的角度去探索疾病、了解病人，以及思考生命和死亡；再次，医患关系是现代医学的重要内容，因此现代医学重视医患间的情感交流，重视在临床医疗实践中沟通的技巧性和艺术性。基于以上本质特征，我们不难看出现代医学的根基建立于广泛跨学科的非专业学科知识基础之上，因此在医学教育中穿插通识教育从而将通识教育与医学教育两者相互融会贯通是现代医学教育的内在本质需要[3]。

二、现阶段困境及原因

（一）对通识教育的根本目标和理念缺乏正确认知

通识教育根本目标是培养具备较为全面知识体系的人格健全的通才，正如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多所常青藤名校之前所提出的，通识教育应该包括“心灵的熏陶、思考批判能力的培养和公民教育”等多个层面[4]。但是，在当前高等教育过分强调专业化技术化的大背景下，许多高等医学院校对通识教育的根本目标缺乏正确认知，直接将通识教育简单地等同于人文教育或者思想政治教育，因此只是单纯地增加人文课程或者思想政治课程，认为只要加大人文课程和思想政治课程的学时数就算是完成通识教育任务[5]。这种片面的做法明显混淆了通识教育和人文教育，实际上通识教育远不止包括有人文教育，既然通识教育以培养“全人”为目标，那么其中既包括培养社会道德和历史使命感等人文教育内容，也包括其他各类综合的人类文史自然科学知识。以上错误做法的弊端也显而易见：一方面极易对授课教师造成误导，使其对通识教育认识产生偏差，从而无法正确把握授课重点；另一方面也会直接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然而却无法达到预期的通识教育培养目标，背离了通识教育的初衷，最终事倍功半。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医学专业院校，通识教育理念始终深受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影响，长期将通识教育视为专业教育的附属品，是为了学生将来正式职业化做准备。错误的通识教育理念，使得通识教育定位不清，概念混淆，常常有院校将专业课程加以扩展后作为通识教育课程，最终多数医学专业院校的通识教育成果也就自然可以预见。依据之前一项对广东地区一所综合性大学（中山大学）和四所医学院校（包括南方医科大学、广东医学院、广东药学院和广州医科大学）的实地调研，医学生对通识教育概念、通识教育目标、课程设计原则和课程教学要求的了解程度普遍不高，约有40%的医学生表示对通识教育目标“非常不了解”或“不了解”，而对课程设计原则表示“非常不了解”或“不了解”的更是高达75%，调研结果不容乐观[6]。

（二）通识教育地位低，课程设置不合理

众所周知，医学专业所需要掌握的知识既有广度也有深度，因此直接决定了医学生需要识记背诵大量的专业课程内容，学业考试负担沉重。通识教育本身所囊括的课程内容实用性有限，对医学生将来就业或深造并无直接助益，因此对于深受当下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影响的全国各大医学专业院校学生而言，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医学专业学习中而舍弃通识课程就成为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有医学院校的学生就在調研中表示他们仅会按照校方现行的教学要求去完成课程修读并获得学分，而较少关注该课程是否在通识教育体系内[7]。显然，这种十分缺乏主动性的被动学习方式会直接影响通识教育效果。此外，由于高校评价体系中毕业生就业率长期被视为一项重要评价指标，而对于医学院校而言，毕业生的专业能力与就业率直接相关，所以各类医学院校校方重专业教育轻通识教育也成为通病。校方普遍将重心偏向医学专业课程教育，将医学专业知识考核成绩作为评判学生合格与否的重要标准，但是对通识课程的重视程度却十分有限。此前有研究表明我国医学院校的人文通识课程的学时数仅占总课时数8%左右，远低于美国和德国的20%-25%，也不及英国和日本的10%-15%[8]。

许多医学专业院校的通识教育流于形式，课程设置方面同样存在明显问题，杂乱零散的现象十分普遍：首先是缺乏系统性和渐进性。我国高等教育中的通识教育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很多通识课程最初设计时便生搬硬套其他国家的通识教育体系，并没有去认真比较反思探讨中外教育环境差异，直接导致课程设置散乱缺乏合理性，各种课程内容之间的衔接度不佳，无法构建成一个完整的通识课程体系，再加上当前任职通识课程的部分教师本身在其成长阶段所接受通识教育的局限性，很容易使得学生无法真正理解并融会贯通所学知识，对通识教育产生诸如“枯燥说教”“不知所云”和“云里雾里”等不良印象并滋生抵触情绪，极大地降低了学生的学习效率和积极性。此前有调研数据揭示医学生对通识教育课程整体满意度不足，其中满意度得分最低的是“课程教学效果”，得分仅为2.56分（Likert scale 5点正向计分法），而得分略高的“课程教学方式”（2.95分）和“通识课程设置”（3.04分）也不过徘徊在一般评价水平上下，由此可见一斑[9]；其次是课程时间安排不合理，大量的通识课程集中在第一和第二学年，到高年级阶段仅有少量医学衍生类课程，这样的时间安排使得通识教育无法贯穿整个大学阶段，在许多学生眼中通识教育成为一种“走过场”应付为主的形式主义课程；最后是课程分配不合理，思想政治课和外语课作为国家规定拥有统一教学大纲和教学课时的必修课程，占据最多的学分和学时，这一点院校方面虽无太多可以调整的权限，但可完全以针对性的在课程内部对不同内容的课时进行调整，除此之外占据较高比例的就是医学衍生相关课程例如医学伦理学等，而注重培养学生个人修养和人格情操的课程明显偏少，进一步削弱了通识教育对学生成为“全人”的培养作用。以南京医科大学2015—2016学年选修课调研为例，社会历史方向的人文学科课程仅有5门，而医学衍生类课程则多达24门[10]。

（三）缺乏统一的通识教育组织规划，教学资源薄弱

当下，许多医学专业院校并无专门的通识教育组织管理机构以便于施行通识教育教学研究和经验总结，相关通识教育工作的建设和管理基本交由教务部门全权设计负责。由于教务部门人手有限，又需要负责全校所有学科专业各个方面课程的统筹管理，难免时间和精力不足，无法合理有效地去统筹协调安排通识教育课程，难以在校级层面上整合各种现有资源和人才，进而导致许多通识课程设计欠缺合理且课程之间缺少逻辑联系和层级递进，课堂组织混乱，通识教育表面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此外，由于缺少通识教育组织管理机构作为中间协调部门，师生之间缺乏良好的通识教育交流沟通平台，教师的教学质量没有合理的评价体系，教学成果也欠缺及时有效的反馈渠道，以上这些都极大制约了通识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这可能是部分医学专业院校大量通识教育课程数年没有明显改进的重要原因之一。

通识教育师资力量不足且师资结构不合理在医学院校中也十分普遍。严格意义上来说通识教育对于教师的要求甚至要高于专业教育，因为它既要求教师拥有较为广博的知识面和宽广的视野，又要求教师对专业学术知识有所涉猎，同时还需要拥有灵活机动的意识以及熟练运用各类知识综合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因为历史上我们国家高等教育系统曾经较长时期以实用性技术性为首要导向，而现阶段多数高校的教师很多都来自这样的教育背景，故而能够真正符合以上通识教育要求的教师可以说是非常有限，而且如前文所述通识教育地位低不受重视，有部分教师即便符合要求也不愿意花费时间参与通识教育课程，而宁愿将精力放在更容易评职称晋级的科研工作上面。因此，教学经验相对不足且毕业于非医学院校的年轻教师承担较多的通识教育任务是许多医学专业院校的普遍现象。这些年轻教师有相当一部分缺乏足够的基础和临床医学知识储备，无法生动地将通识教育联系整合入医学专业教育，常使部分原本就比较抽象的人文和哲学通识课程更加枯燥，学生缺乏兴趣应付了事，教师为完成教学任务疲于奔命，最终将通识教育流于形式和应试。

三、应对建议

（一）明确教学目标，强化理念宣传

医学院校开展通识教育时，应当回归到通识教育的根本目标并贯彻通识教育的核心精神。这就要求从教师到学生都要深刻理解通识教育的根本目标和核心精神，减少现实功利取向的负面影响。所谓根本目标，就是“以人为本”，促进医学生全面发展，所谓核心精神，就是教育学生如何成为一个具备独立自由思考能力、批判精神和全面健全素养的人，是教会学生如何思考，而非去机械地教会学生记住什么。基于校方的角度而言，要明确学校并非制造医学专业人才的加工厂，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应该地位同等，并驾齐驱。具体而言，一方面可以定期开展各类专题讲座和研讨会，邀请各个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与教师和学生进行分享和交流，通过长期可持续的互动，激发教师将通识教育理念和专业课程教育融会贯通的灵感，加强教师对通识教育目标、理念和内涵的理解，促进学生学习专业外各科知识的热情；另一方面也可以加强校园通识教育文化熏陶，积极推动通识教育的理念宣传工作。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有利于潜移默化地营造通识教育氛围，全面地宣传通识教育理念，作为校方可以尝试多去拓展具有通识教育属性的校园文化活动，例如知识画报、趣味竞猜、校园广播和好书推荐等，制定相关政策鼓励校园内建立各种各样的兴趣小组和学生社团。基于教师的角度而言，由于教师直接负责学生的教育工作，某种程度上来说医学专业院校的教师就是大学生进入社会正式工作前的“灵魂工程师”和“领路人”，教师的言传身教对于学生有着直接关键影响，这就要求教师做好承接工作，既要領会校方在贯彻通识教育时的精神和部署，并及时做好反馈和建议，又要构建学生重视通识教育的基本思想，纠正错误或偏颇的认识，有意识地将其导向正确的方向。基于学生的角度而言，要从根本上体会到通识教育对于个人全面发展的重要性，通识教育课程能加强学生本人的综合素质，拓宽其职业前景。医学专业未来就业后普遍工作压力较大，通识教育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心理压力并预防心理问题的产生，也有助于帮助本人维持较好的人际关系和全面的职业发展。落实到日常学习生活，就是要多参与通识教育的相关课程和讲座，时常与专业外的学者和同学进行交流和探讨，发现并培养兴趣点，之后通过坚持和努力将自己发掘的兴趣点由点及面进行多维扩展，从而获得知识和精神层面的滋养甚至受益一生。

（二）合理调整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提升通识教育课程地位

针对此前所述目前医学院校通识教育课程普遍存在的问题，建议进行相应地调整和改进，使之更加符合医学专业院校的教育特点。

首先，建议设计循序渐进的系統性通识教育核心课程。通识教育中，应该有一系列必修的核心课程作为整个体系的主体框架，从而便于受教育对象对通识教育建立整体认知，同时系列核心课程的建立对于提高师生对于通识教育的重视程度也有所帮助。核心课程设计时，应该着重体现出医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特色要求，既要使其具有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比如增加哲学和文史等社会科学的比重，又要培养其孜孜不倦求索的学术精神。这一点哈佛和复旦大学的宝贵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11]。哈佛大学于2007年将核心课程设计调整为八大学科模块，并于2009年9月实施，包括美学和诠释理解（Aesthetic and 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文化信仰（Culture and Belief）、经验推理（Empirical Reasoning）、伦理推理（Ethical Reasoning）、生命系统科学（Science of Living Systems）、物理宇宙科学（Science of the Physical Universe）、世界社会（Societies of the World）、世界中的美国（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等。以上模块相对独立，但之间又有所联系，例如经验推理对于物理宇宙科学的学习大有裨益，而理解世界社会又能为学习世界中的美国打下基础。复旦大学此后充分借鉴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多所美国名牌大学并结合中国国情，设计了六大模块，包括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哲学智慧与批评性思维、文明对话与世界视野、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和艺术创作与审美体验，这六大模块以“模块固定、学分必修和课程选修”为原则，在通过模块固定和学分必修提升通识教育课程地位的同时，也通过课程选修给予了学生一定的自主选择权，从而更利于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当然实际操作中，由于独立建制的医学专业院校与综合性大学相比较，非医学方面的相关资源往往有所欠缺，这就需要因地制宜地与其他综合性大学进行协商，借用他们的力量和资源完善通识教育。

其次，对于目前大多数院校思想政治课和公共外语课程普遍占用了大量时间的现象，可以依照实际情况并结合师生反馈进行调整。思想政治课可以走“少而精”的路线，完全可以通过理论联系社会实践、课堂实践和科研实践等强化教育效果，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同时根据各所院校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学时[12]。至于公共外语课程，毋庸讳言大学外语是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有诸多研究揭示在我国过去几十年的教育实践中，大学公共外语的教学已经走入应试教育和死记硬背的误区，耗费了学生大量的学习时间却没有达到应有的成效。对于校方而言完全可以考虑减少枯燥不实用的应试部分的比例，增加实际应用和知识实质内容部分的比例，无论是校方、教师还是学生，都应当认识到，英语是交流工具，是拓宽视野的窗口，而不是考试工具，正确认识英语学习在通识课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扭转当前过于强调英语纸面成绩的误区，减轻课业压力，回归英语教学的初衷。

最后，改进教学模式。现在许多院校的通识教育仍旧是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被动接受的传统教学方法，这种照本宣科的“填鸭”模式使得师生之间交流互动不足，严重限制了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的能力，无法有效调动学生积极性，再加上前文所述的课程设置不合理，课程联系不紧密等不足，很容易使学生觉得枯燥和厌烦。实际上，已经有不少院校开始逐步推行更为灵活的教学模式，比如实践教学法、讨论教学法和案例教学法等[13]。这些教学方法与多媒体教学、校园文化和各类公开讲座相结合，能够极大地改善通识教育的教学效率。具体实践时，可以参考如下方案：（1）专业课程教学中渗透通识教育思想。古今中外的医学大家常常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通过自身的广博学识和高尚修养潜移默化地教化影响学生，因此应当积极鼓励教授专业课程的任课教师在专业知识的传授过程中发挥言传身教的作用，教会学生客观理性地去综合应用自己掌握的各类知识来对待人和事，教会学生以专业外的视角来思辨，这种通识教育的方式可以起到很好的“润物细无声”的作用；（2）改进教学方法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识教育教师在实施通识教育的过程中要尽可能避免照本宣科的枯燥说教，旁征博引各类案例，灵活机动地引入多种情景教学，搭配声光电等多媒体现代教学手段，在轻松有趣的课堂氛围中培养学生对通识课程的求知欲；（3）将通识教育延伸课堂外。诚如《大学》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教育不应该仅仅限于课堂内，更应该包括课堂外，通识教育作为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符合这样的规律。作为教师，要有意识地将课堂上的通识教育加以扩展成课外实践和课后思考，更要尽己所能去配合学校营造浓郁高雅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学术氛围，诸如举办文史、艺术和心理健康等各类讲座，作为评委嘉宾参与评价学生各类综合技能比赛，充分利用课余时间指导学生参与其所感兴趣的社会实践。

（三）建立通识教育组织管理机构，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建议有条件的医学院校逐步建立通识教育组织管理机构，对全校的通识教育进行统一管理，从而设计科学合理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并统筹协调与通识教育课程相配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保障，确保通识教育质量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国外的诸多知名大学通常都有专门的“通识教育中心”（general education center）或者“通识教育委员会”（general education committee）类似机构专门负责起草设计课程、协调校内各部门院系合作、执行教学考核工作和统计评价教育效果等，此外还会指导学生进行选课。近几年，国内多所知名大学也开始尝试学习国外大学建立独立的通识教育组织管理机构，为进一步优化通识教育提供了良好的经验借鉴。复旦大学于2005年成立复旦学院，全面负责实施通识教育的教学、研究和管理，新生入学后将统一进入学院接受全校性的系统通识教育；浙江大学于2008年成立本科生院，目的在于高效管理多部门协作，全面负责本科教学运转与日常教学事务，其中也包括安排管理通识教育课程，大一、大二的本科学生将被统一安排完成系统性的通识课程学习；中山大学也成立了通识教育指导委员会和通识教育部，全面负责贯彻全校的通识教育工作，包括医学专业在内的全校本科生需要完成至少16学分的通识教育共同核心课程学习[12]。从以上各校施行至今的成果来看，以上组织机构的建立有助于清晰通识教育教学目标，改善课程体验，为通识课程教师提供了良好的研讨、交流和反馈平台。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也是保证学校通识教育健康有序推进的重要环节，据此有如下建议：（1）以通识教育组织管理机构为主要负责部门，审慎研究制定出台与本医学院校实际情况相贴合的激励政策，例如提供适当的经济补贴或通识课程教学计入考核绩效等，吸引具有一定教学经验和相关医学背景的教师参与到通识教育课程中；（2）为有志于参与通识教育的非医学专业年轻教师提高医学素养提供进修平台，使其能更好地结合医学生所学专业知识灵活机动地进行举一反三的通识教育，从而更易于接受；（3）持续定期开展教师专项培训和通识教育研讨交流会议，邀请国内外名师讲座指导，增加国内外访学机会和奖励机制激发教师的通识教育教学热情；（4）制定合理的通识课程教师遴选制度，在选拔通识课程任课教师时一方面要注重其学术素养和知识维度，另一方面也要兼顾其教学热情和教学经验。具体遴选方式可以依据实际情况灵活制定，曾有学者建议同行推荐、竞聘上岗和学生投票三者结合[14]，可以作为参考；（5）针对医学专业院校非医学专业人才相对不足的特点，建议出台相应举措外聘周边综合性高校、企事业单位、研究机构和社会团体的知名优秀人才担任兼职教师或者客座讲师，这样做可以节约人才培养时间和成本，发挥长处，最大程度地做到多赢的局面。

四、结语

通识教育并不是医学专业教育的对立面，无论通识教育还是医学专业教育，本质上都是以培养具有高素质综合人才为最终目标。作为高等医学专业院校，应该有意识地在日常的医学专业教育中自然而然地融会贯通通识教育理念，提升教师素质并注重结合学科特色营造通识教育氛围，从而培养具备独立思考能力、批判能力和创新精神的综合医学人才，使其更好地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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