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轻缓化研究论文

摘要：刑罚轻缓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是我国立法和司法都需要遵循的规律。刑罚轻缓化在未成年人犯罪上更应予以凸显。未成年人因心智的特殊性，在法律上对其犯罪应与成年人犯罪区分对待。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施行前，我国刑法已然对未成年人有着特殊的保护，虽然不够完善和全面。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对于对未成年人的刑罚轻缓化有了更多的制度设计。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刑罚轻缓化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刑罚轻缓化研究论文 篇1：

刑罚轻缓化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必然要求

一、刑罚轻缓化是古代慎刑思想的延续

慎刑观念作为刑法量刑首要的价值观，其思想的提出可以追溯到我国西周时期。为了谋求长治久安，周朝统治者继承了夏商以来的神权统治学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政治法律主张，即要求统治者首先以“德教”方法治理国家，在适用法律、实施刑罚时应当宽缓、谨慎，而不应一味用严刑峻罚来迫使臣民服从。汉朝中期以后，董仲舒独尊儒术为统治者接受以后，儒家慎刑思想开始得到重视和推广。到唐朝后期时期，慎刑的思想更是贯穿于立法和司法实践之中。《唐律疏议》开宗明义指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尤昏晓阳秋相须而成也。”[1]深刻阐明了德礼与刑罚是本与用的关系，也就是说治理国家不能没有刑罚，但是刑罚的适用必须慎重。在这种指导方针下，唐朝不论是从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体现出“宽仁治天下，而刑法尤慎”[2]的思想，比如“同居有罪相为隐”和唐太宗的死刑“集议审定”等等。在后来明朝《慎刑宪》中我们也能看到诸如“申冤刑狱之情”、“慎青灾之赦”、“存钦恤之心”、“戒滥纵之失”这类体现慎刑思想的字句。只是这些慎刑思想还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未从制度上得到根本的实现，中国古代仍然是以“重刑主义”闻名于世。

而刑罚在世界范围内的演变，不只是一个时间序列的问题，还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在长达数千年的刑法史中，刑法之进化的最明显的趋势就是刑罚的轻缓化。回顾中西方刑罚的发展历史，其共同之处表现在它们都走过了一个刑罚体系由以身体刑为中心到以自由刑为中心；刑罚由严酷到缓和；刑罚由注重过去到注重未来这样一个过程。可见，刑罚的轻缓化是刑罚文明而理性的重要体现。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显著增强，就更应当注重吸收古代和西方现代文明的精华，并将它们发扬光大。

二、刑罚轻缓化是刑事政策科学化的要求

如前所述，刑罚轻缓化泛指刑事政策的实际趋向。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和核心。目前关于刑罚的执行定位，学术界提出了很多有益的理论。比较熟知的有“两极化的刑事政策”，即严格的刑事政策（hard criminal policy）与缓和的刑事政策（soft criminal policy）。其主张对轻微犯罪及有改善可能性的犯罪人采取后者，以抑制刑罚权发动为出发点，采取各项缓和处遇以替代传统刑罚，达成促使罪犯回归社会并防止再犯的积极目的。[3]我国学者储槐植亦提出一种“严而不厉”的刑事政策思想，严指刑事法网严密，刑事责任严格；厉指刑罚苛厉，刑罚过重。其基本思想在于扩大犯罪的圈，增加刑罚规模，同时降低刑罚强度，实行刑罚轻缓。[4]这两种刑事政策都充分体现了刑法谦抑的思想。

所谓刑法的谦抑，日本学者大谷实将其含义分为三个内容：刑法所具有的保护法益的最后手段的特性被称为刑法的补充性；刑罚不介入市民生活的各个角落的特征被称为刑法的不完整性；既使现实生活中已产生犯罪，但从维持社会秩序的角度来看，缺乏处罚的必要，因而不进行处罚的特性被称作宽容性。这三者的结合就称作谦抑主义。[5]刑法谦抑原则要求刑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要讲究刑罚资源投入的必要性、经济性、有效性，尽力避免不必要、不经济、无效甚至是有害的刑罚资源投入，特别是应当使刑罚成为其它法律制裁手段功能不足时的补充手段，并且应当是抗制不法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简单的说，现实生活中犯罪的客观存在表明刑法是一种不得已的恶。[6]若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7]刑罚作为抵制不良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应作为最后选择的调整手段，能不用刑罚就不用刑罚，若能用较轻刑法手段调整的就尽量不用较重的刑法手段调整。

我们知道，刑事政策是人类理性在刑事领域觉醒的产物。[8]刑事政策是否合理直接制约着惩罚和预防犯罪的效果。新中国建立五十多年来，出现过几个犯罪高峰，刑罚也相应随之攀升。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公众和决策机构要求继续加大刑罚力度的范围已经极为有限，刑罚几近极限。面对此种状况，形事政策再不进行合理化的调整，必将付出沉重代价。而其合理化调整的核心就在于一个“度”字。现代社会所倡导的刑罚的轻缓化就符合了这个度的要求，意味着刑事政策的一种宽松的选择，充分体现了刑法谦抑的思想。

三、刑罚轻缓化是对刑法目的深入认识的产物

在传统重刑主义观念的影响下，我国历来在实践中比较重视直接目的、一般预防，基于刑罚所具有的威慑作用，迷信刑罚的威力，潜藏着导致重刑的可能性，容易忽视尽管更困难但更有效的预防性和社会性的补救方法，忽视了刑法的根本目的和特殊预防。如果刑罚过重，重到罪刑远不均衡，那么对于犯罪人来说，既然都是严刑峻罚，与其犯罪行轻一点的犯罪，不如犯罪行重一点的犯罪。就一般预防而言，重刑的意义主要在于威慑，这种威慑其实强调的是刑罚的严厉和残酷，与时代精神望项而背。其实，刑罚只是社会用以自卫的最后手段，以刑去刑的重刑主义历来为人所病诟。对犯罪更有威慑力的是刑罚的及时性与确定性。在这个层面上，刑罚以罪刑相应为己足，在能有效预防和控制犯罪的标准下，刑罚应当尽量缓和与轻缓。所谓的刑罚万能主义和重刑化的倾向，作用于司法实践只能导致刑罚调整范围、刑罚量的投入与犯罪率同步攀升。刑罚功能的有限性正是深刻反思得出的结论。“事实上，对刑法一般预防目的意识的弱化，反映在刑事立法上正是使刑罚倾向轻缓化的理论导因。”[9]刑罚只是社会用以自卫的次要手段，启蒙思想家荷兰学者格老秀斯就曾明确指出“惩罚的目的是改造。”[10]如果能够不通过严刑峻法就达到改造和预防犯罪、保障社会秩序的目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不选择轻缓的刑罚呢？

四、刑罚轻缓化是达到刑罚经济的必要条件

刑罚会带来对罪犯的惩治这种正当而又必要的代价，刑罚功能的发挥与目的的实现要通过对罪犯的惩罚包括剥夺罪犯的自由、财产甚至生命等权益来达到，因而，刑罚的适用具有代价性。[11]刑罚轻缓化是刑罚经济的必然选择，达到国家刑罚资源的效益最大化之必由之路，这是从经济分析法学得出的必然结论。这一法学流派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最大的特征就是采用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法律问题。经济学以“效率”为研究核心，当一个行为主体以尽可能少的投入（成本）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时，我们则认为是有效率的。法律经济学上的“人”是一个理性最大化的个体，他不断的寻求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经济分析法学看来，刑法的创制并运行是国家进行的一项法律活动，有着高昂的成本支出。而犯罪人受到惩罚，被害人得到安抚，广大民众得到教育警戒，这无疑是刑罚付诸实施后得到的收益。司法成本投入本质上就是一种司法资源的分配。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刑罚资源是有限的，国家不应该也不可能在刑罚执行上投入无限量的成本，国家刑罚执行机关在改造罪犯的过程中，应当贯彻经济学的思想，尽量降低成本，以求以最小的行刑成本来获得最佳效果。通常情况下，轻重不同的刑事案件国家投入的司法资源并不相同，重罪案件国家一般要投入比轻罪案件更多的司法资源。由此，经济的动用司法资源和以最小的刑罚成本求取最大化的刑罚效果便成为人们的理性追求。[12]

由以上可以看出，刑罚适用成本的高代价决定，必须树立刑罚经济性的观念，摒弃重刑主义和泛刑化的观点，坚持刑罚最后化原则。一個有效益的刑罚运行，是将刑罚合理的、适当的、有效的适用于对象，避免刑罚的滥用和过于昂贵，以最小的刑罚投入——少用或不用刑罚来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的预防和控制犯罪，使这种“必要的恶”与刑罚的付出成本都减少到最低，提倡刑罚的轻缓化。

五、刑罚轻缓化是对重刑主义的反思

我国是重刑主义的国家，我国的刑法是重刑主义的刑法，单看死刑的罪名就有六十个以上，世界罕见。即使这样，我国还在“罪刑法定”之上推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严打”政策——针对改革开放社会流动性增强，犯罪率特别是暴力犯罪发案率大幅度上升，社会治安严重恶化的现实，依法从重从快，稳、准、狠的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暴力犯罪、经济犯罪、黑社会犯罪等刑事犯罪活动。

重刑主义的原因很复杂。直接原因来源于罪的构成，即我国刑法中犯罪成立含有数量因素。《刑法》十三条指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也就是说危害大的行为才构成犯罪，相应的刑罚就不会轻宽。[13]

马克思认为“残酷是怯懦所制定的法律的特征。”[14]重刑主义可能在短时期内扼制一部分犯罪，但从长远来看，弊大于利。宏观上说，它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有损司法的公正和公平；不利于犯罪的改造和归纳人心，造就了极少数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死硬分子；增加了不必要的司法成本；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有损于我国的国际形象。[15]从微观上看，重刑主义直接导致了刑法的僵化，尤其是当司法实践遇到情与法相冲突时就缺乏灵活处理机制。政治的民主就成为空谈。

另外，回顾1983年我国严打政策出台后的犯罪发展情况，其结果并不容人乐观。虽然这一政策对于遏制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变革过程中犯罪率的大幅度上升，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犯罪问题也日益严重，特别是大案要案数量迅速增加。经过多次“严打”以及各种专项斗争，犯罪增长的势头并未得到控制，至多只是在短期内有一定的成效，接着便就是犯罪数量的迅速回升并迅速增长。

鉴于上述理由，我们提倡刑罚轻缓化，倡导以尽可能轻的刑罚来惩罚和控制犯罪，克服重刑主义的种种流弊。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刑罚的轻缓化是历史的选择，理性的选择，文明的选择。“严峻的刑罚比较适宜于以恐怖为原则的专制政体。而不适宜于以荣誉和品德为功力的君主政体和共和政体。在政治宽和的国家，爱国知耻，畏惧责难都是约束力量。……人们害怕丧失生活，甚于畏惧死亡，所以刑罚只剥夺他们的生活就够了”。[16]今天的中国，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法治大路前景宽广，和谐社会构建如火如荼，所以我们更要牢记现代意义上的刑法不仅仅是传统的“刀把子”，而且是时代的“宪章”，更是体现社会主义的天平。[17]

[参考文献]

[1][2]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名例.北京中华书局,1988.

[3]严励.刑事法律观念的转换.政治与法律,2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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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大谷实.刑事政策学.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0-11:86.

[6]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10:17.

[7][德]耶林语，转引自徐久生著.德语国家犯罪学研究.中国法律出版社,1999:39.

[8]储槐植.刑事政策：犯罪学的重点研究对象和司法实践的基本指导思想.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5).

[9]李娜,罗欣.略论新刑法中的轻刑化问题.湖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4).

[10]西方法律思想史資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158.

[11]王明,康瑛.刑罚轻缓化的正当根据及其实现.人民司法,2003,(4):63.

[12]游伟,谢锡美.非犯罪化研究.刑事法评论,2002(10):378.

[13]储怀植,汪永乐.再论我国刑法中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法学研究,2000(2).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1997:149.

[15]刘家琛.关于刑罚适用及价值取向,2002-12-3“刑罚适用及价值研究会（北京）”上的讲话.

[1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81.

[17]梁根林.“刀把子”“大宪章”亦或“天平”.中外法学,2002,(3).

作者：冯霜

刑罚轻缓化研究论文 篇2：

刑事司法中刑罚轻缓化探讨

摘 要：刑罚轻缓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是我国立法和司法都需要遵循的规律。刑罚轻缓化在未成年人犯罪上更应予以凸显。未成年人因心智的特殊性，在法律上对其犯罪应与成年人犯罪区分对待。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施行前，我国刑法已然对未成年人有着特殊的保护，虽然不够完善和全面。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对于对未成年人的刑罚轻缓化有了更多的制度设计。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刑罚轻缓化；刑法修正案（八）

一、未成年人犯罪与刑罚

（一）未成年人犯罪

未成年人是相对于成年人而言的，成年标志着身体、心智的成熟，代表着可以完全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未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犯罪”的含义其实是不一样的。“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人。而“未成年人犯罪”中的主体是与刑法中的“刑事责任”密切相关的，是指在十四到十八周岁间实施的，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刑法因为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应区别于成人犯罪，各国法律都对其有特殊的定罪量刑规定。

（二）刑罚及重刑的弊端

刑罚是国家创制的、对犯罪分子适用的特殊制裁方法，是对犯罪分子某种利益的剥夺，并且表现出国家对犯罪分子及其行为的否定评价，并起到改造罪犯、保护社会和警示世人的作用。但是适用刑罚有其弊端：第一，刑罚使罪犯交叉传染，“染缸效应”。尤其是本来犯轻罪，主观恶性较小的，在监狱里被犯重罪，主观恶性大的所影响。反而给社会带来更多隐患。第二，对于国家，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的投入。监狱系统的建立和维持，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那些本可以在社会中创造经济价值的人，在监狱中则无法达成，于是间接的减少了整个社会的财富。第三，犯罪分子重返社会的适应问题也成为如今社会热议的问题。犯罪分子的再就业在档案系统的背景下成为一个难题。犯罪分子难以融入社会，容易造成再次犯罪。第四，对于罪犯的亲人的间接伤害。

重刑，从司法方面可以理解为在法定刑幅度内选择较高的刑罚。回顾人类历史，所谓的“重典治国”，往往使得人民苦不堪言，过重的刑罚导致法律失去威信和威严，让人们对法律丧失尊重。罪责刑不相适应，是对法律最基本的价值的悖逆，过分突出了刑罚的惩罚功能，而忽略了刑罚的教育功能。重刑也会产生一种犯罪人而言的恶性循环，一旦犯罪，因会受到重罚，便无所顾忌的犯下更大的罪行。重刑使得惡性相差较大的犯罪的刑罚趋近，刑罚的阶梯体现不出来。

二、刑罚轻缓化

刑罚的轻缓化是个不可悖逆的整体趋势。简单地说，刑罚轻缓化即是刑罚的从轻、从缓。刑罚轻缓化降低了刑罚的严厉性和残酷性，是刑罚走向人道化的表现。刑罚轻缓化包括两方面：第一，立法方面，刑法是其他法律的保障法，只有当其他的法律的调整已不能胜任时，才能动用刑法来调整。即提高刑法的门槛。第二，司法方面，不到必要时不使用刑罚，或在必须使用刑罚时选择较轻的刑罚。本文拟在司法方面来探讨刑罚的轻缓化。

当代中国司法中刑罚轻缓化的可行性分析：

（一）司法中的重刑主义倾向对刑罚轻缓化提出要求

我国在刑事立法、司法和执行方面都有重刑主义倾向。在此，我们主要讨论司法方面的重刑主义。我国司法方面的重刑主义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首先，重刑主义传统思想。重刑主义在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由来已久。数千年的封建统治是以刑罚为其工具维持统治，因此中国人延续了这种重刑思想。其次，我国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极易造成重刑主义。重定罪轻量刑是法官审判时的普遍现象。再次，近年来的“严打”的实践造成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重刑习惯。对于一定期间内严重的形势或社会问题，就用严厉刑罚来控制。最后，死刑过多，刑罚过重。在世界废除死刑的潮流中，中国依旧保持死刑，且死刑罪名居世界前列。虽然目前我国刑法对死刑罪名进行了删减，并设有死刑复议制度，从程序上控制了死刑执行的数量。但是不可回避的是，我国依旧是死刑大国。

（二）社会经济发展对刑罚轻缓化的要求

政治上，国家职能的转变势必要求国家以更人性化的方法实施刑罚，从而体现了对人权的保障。我国以政治国家为核心的一元结构开始进化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立的二元结构。随之发生的国家职能的转变使得国家的存在意义在于为保障个人权利的实现。国家职能的转变在刑法上的体现就是刑法的调整范围的限制，市民社会的领域不可随意侵入。经济上，目前我国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刑法应与社会经济情况相适应，刑罚轻缓化应控制在一个合适的限度内。刑罚的轻缓化是伴随物质、精神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化方面，社会文化发展，在中国，体现为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要求。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的文化水平上升到一个较高水平。可以说，我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刑罚轻缓化的社会条件，只是条件还不是特别充分。虽然目前完全实现刑罚轻缓化仍有难度，不过只是在提醒我们刑罚轻缓化在中国语境下切不可操之过急。刑罚轻缓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得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的推进刑罚轻缓化的进程。

三、刑法修正案（八）中对未成年人刑罚轻缓化的体现

（一）轻罪前科免除报告义务

刑法第一百条第一款：“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第二款，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也就是说刑法修正案（八）免除了未成年人的前科报告义务。

（二）取消了未成年人累犯制度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或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

（三）缓刑的适用

刑法修正案（八）之前，刑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是“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刑法修正案（八）对此进行了修改“对于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刑法第七十六条进行修改，规定对缓刑犯实行社区矫正。

四、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轻缓化的完善

目前我国刑法虽然对未成年人犯罪与一般成人犯罪区分对待，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国依旧在某些方面存在缺陷，与世界先进国家存在差距。

（一）刑罚种类方面的改革

目前，对于未成年人适用的刑罚包括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不适用的包括死刑、管制、拘役、没收财产。对于刑罚种类，我认为可以在如下方面进行革新：

第一，剥夺政治权利不应适用于未成年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除刑法规定‘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外，对未成年罪犯一般不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如果对未成年罪犯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權利的，应当依法从轻判处。”也就是说，法律虽规定一般不判处或从轻判处，却没有禁止对未成年人剥夺政治权利。

笔者认为仅仅一般禁止和从轻判处不足以对未成年人造成保护，而应全面禁止对未成年人剥夺政治权利。首先，未成年人大多未进入社会工作，剥夺政治权利意味着对其前程的限制，让犯罪人回归社会适应社会造成困难，尤其是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因此对未成年人剥夺政治权利对其极其不利，实在无此必要。其次，对未成年人剥夺政治权利没有实际意义。选举权被选举权在18周岁以后方享有，故剥夺未成年人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形同虚设。担任国家机关职务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也几乎是不可能。

第二，对未成年人没收财产应废止。没收财产也是一种财产刑，但它不同于罚金，是适用于罪行严重的犯罪分子的刑罚方法。刑法中并没有禁止对未成年人适用没收财产刑。国际普遍做法是不对未成年人适用没收财产。我国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对未成年人罪犯实施刑法规定的“并处”没收财产或者罚金的犯罪，应当依法判处相应的财产刑；对未成年人罪犯实施刑法规定的“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或者罚金的犯罪，一般不判处财产刑。但是很明显对未成年人判处没收财产存在执行问题。未成年人一般未进入社会工作，而由父母亲人抚养，一般无个人财产。所以对其判处没收财产刑，会遭遇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尴尬。

（二）刑罚适用方面的改革

第一，未成年人有期徒刑的期限应区别于成年人。我国对于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犯罪的有期徒刑的最高刑都是20年，没有区别对待。而观各国做法，部分国家对未成年人和成年人进行了不同的规定。1951年保加利亚刑法典中规定的有期徒刑最高刑期是20年，而未成年人有期徒刑最高刑期仅为5年，显示出了明显的轻缓化倾向。

第二，执行场所的特殊化。对于未成年人的执行场所，可以与成年人分开执行。《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专设了“物质环境和住宿条件”一章，规范了对未成年人罪犯剥夺自由的监管场所及条件。其规定，少男拘留所的设计和物质环境应符合收容管教、改过自新的目的，并应适当顾及少年的隐私、感官的保持灵敏、与同龄人的交往、参加体操和休闲活动的需要。少年拘留所的设计和结构应尽量减少火灾危险，确保能从房舍中安全撤出。应装置有效的火警系统，建立正规的经常演戏制度来保证少年的安全，拘留所不得建造在明知有害健康或有其他危险的地区。由于我国司法部颁布的《现代化文明监狱考核评审细则》没有对未成年犯管教所做出特殊性要求，致使有的管教所在监区建设及辅助设施布局建设方面均与成年人监狱格局一样，高墙、电网、武警守卫，容易在未成年犯心里留下阴影，对其健全人格的成长和形成不利。因此，构建优美、宽缓的物质环境，流畅、自然而与社会接轨的生活氛围，体现和适合未成年人心理特征的建筑风格，是对未成年犯监禁场所基础设施的基本要求。

参考文献：

[1]王牧.根基性错误：对犯罪学理论前提的质疑[J].中国法学，2002，（5）.

[2]王牧.犯罪学论丛：第一卷[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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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冯卫国.行刑社会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6]曲新久.刑法的精神与范畴[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7]张志辉.刑法理性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8]姚建龙.长大成人：少年司法制度的构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

[9]林亚刚.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若干规定的检讨[C]//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第二卷，2004：669.

作者：郭维嘉

刑罚轻缓化研究论文 篇3：

少年刑罚轻缓化的程序设想

[摘要] 本文从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出发，探究少年刑罚轻缓化适用的法律基础、伦理学基础和审判实务基础，指出了现有实体法难以切实保障少年刑罚轻缓化现状下，就实现少年刑罚的轻缓化应建立快审制、诉辩交易、专门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恢复性司法等程序模式的设想。

[关键词] 少年刑罚；轻缓化；程序设想

一、少年刑罚轻缓化的适用基础

刑罚轻缓化是相对于刑罚的严厉、残酷而言的，是刑罚进化过程中的发展趋势，少年刑罚轻缓化有利于从小培养公众对于法律的信仰，使守法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需要。

（一）少年刑罚轻缓化——适用的法律基础

《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8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些原则性的规定为少年刑事审判的轻缓化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少年刑罚轻缓化——适用的伦理学基础

社会公众在谴责犯罪的时候，他们会轻易地宽恕孩子（未满16周岁）的犯罪行为。每个人都有孩子，“子不教，父之过”儒家思想的长期渗透，形成了亘古不变的真理。这种思维必将渗透至下一代，从而少年刑事审判的轻缓化不仅不会降低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久而久之还会形成人们对良法的内心确信。

（三）少年刑罚轻缓化——适用的审判实务基础

实践中被害人参与附带民事赔偿诉讼常会使被刑事诉讼所忽视的被害人的权利得到保障，未成年被告人也容易被被害人所宽容，案件处理也就有了轻缓化的基础。正如贝卡利亚所言：“刑场与其说是为罪犯开设的，不如说是为观众开设，当怜悯感开始在观众心中超越了其他情感时，立法者似乎就应当对刑罚的强度作出限制”[1]。

二、实体法在保障少年刑罚轻缓化中的欠缺

（一）判决直接缓引的法律不利于保障少年刑罚的轻缓化

我国的刑法典是以成年犯罪为基准制定的，刑罚体系也是以成年人为主而设置的，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适用仅为细微调整，在一些刑罚制度的适用上两者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刑法第49条规定，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其余各类刑种均可适用。对于未成年人而言，无期徒刑仍属可用之刑罚，且在司法实践中也有应用。这却暗含了一个逻辑上的重大矛盾：由于法律明文规定死刑的不可适用，使得无期徒刑的适用在体现应当从轻、减轻的问题上存在着矛盾之处。

刑法第65条规定了累犯制度，累犯应当从重处罚，少年犯罪也适用累犯制度并予以从重处罚，这与累犯制度创立的立法初衷相悖，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批判 [2]。其对少年罪犯的再社会化和一生的成长都将产生不良影响。

2006年1月出台并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少年刑罚轻缓化具有里程碑意义。但作为司法解释，它仅就在一些实践反映强烈的“强索类”、盗窃类以及抢劫转化等问题予以了统一明确，且仅是纲领性的涉及，用来指导层出不穷的少年审判显然力不从心。

（二）两部专门的未成年人立法属原则性规定，操作性不强

《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两部专门的保护未成年立法，规定了少年刑事审判所要坚持的“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以及专人审判、与成年人分别关押、不受歧视等原则。这些原则性的规定，对具体的实务操作仅具有指导意义，对于审判实务的作用不大。

三、少年刑罚轻缓化的程序设想

如前所述，在现有司法框架下，实体法未能很好的保障少年刑罚轻缓化的实现，于是我们放眼于程序法，希望构建少年审判的正义程序，来实现轻缓化的判决。

（一）建立以“被告人自愿认罪”为前提的少年审判“快审制”

快速审结案件、提高办案效率体现了法律的公正和谦和，对于少年被告而言，判决因羁押失去自由的痛苦和对未来判罚捉摸不定的猜测是折磨心灵的两把利刃。故建立相关少年审判的快审制度，除了能提高办案效率外，其深层次的意义还在于能减少少年的心灵痛苦，实现刑罚的轻缓化。

对未成年人案件的快审制度不能牺牲被告人辩护的权利，不能牺牲法律客观真实，其在查清案件主要事实基础上应以“被告人自愿认罪”为必然条件。仅在法院审理阶段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和简易程序来实现快审，对于缩短诉讼周期效果不明显，故必须将快审的观念贯穿至整个诉讼阶段。第一，从刑事侦查入手，扩大案件的范围，一开始就确定快审原则，在侦查环节我们要大胆告知未成年人如果自愿认罪，可以适用快审制，即可向法院申请从轻处罚又在程序上对案件简化审理。如果未成年人及法定代理人同意适用，可以确立快审制，在案卷上贴“快审标签”。对于带有“快审标签”的案件，在侦查、起诉、审判三个环节均予以简化，规定较一般程序更短的诉讼周期。第二，如果在公安侦查阶段未适用“快审制”，而未成年人在公诉阶段向公诉人认罪，公诉人审查认为案件事实清楚的，也可以适用快审制，在起诉、审判环节予以简化。第三，如果仅向法官认罪的，法院可以决定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简化，在审判环节予以简化，缩短庭审的时间，尽早判决。

（二）将诉辩交易率先引入少年刑事案件

协商性的公力合作，是指被告人方与刑事追诉机构通过协商、妥协来决定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诉讼模式[3]。而产生最早、影响最大的协商性司法当属美国的诉辩交易。诉辩交易与我国目前的法律原则和法律框架都有较大的冲突，在现阶段不宜适用，但基于少年审判的特殊性，即少年刑审判所坚持的“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和被告人、法定代理人和辩护人几乎参与了案件侦查、起诉的全过程，有利于辩方在权衡证据后，与控方就刑罚“讨价还价”，可将诉辩交易率先引入少年审判。

少年刑事案件诉辩交易的运行程序可以作以下规范：由检察机关与辩护人在开庭前协商是否适用诉辩交易。律师在征得被告人、法定代理人同意后，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请或接受检察机关的建议。辩诉双方随后进行协商，协商时除了辩方律师外被告人、法定代理人均应参加，如双方达成一致，即被告人明确表示认罪，愿意接受法院的判决，检察官同意建议法院对其从轻、减轻或不反对辩护方的量刑请求，辩护人、法定代理人、被告人同意检察机关认定的事实、证据和罪名。诉辩双方达成协议后，由检察官在开庭前向法院提交诉辩交易申请，请求法院对双方达成的协议予以确认。在开庭审判时，法官仅审查协议的合法性以及事实根据，在确定少年被告人有罪答辩是出于自愿、不明显违法事实和法律的前提下，宣布法庭对于交易协议予以确认，并宣告确定刑期。对于此类案件的量刑应控制在原判刑期的60％到80％，达到最大幅度的从轻。诉辩交易应当在法庭上宣布，并记入正式的法庭记录。

（三）引入“恢复性司法”、刑事和解等私力合作模式

司法机关根据被告方和被害方达成的和解协议，从而作出终止刑事诉讼或从轻量刑的裁决，称之为私力合作模式[4]。私力合作模式，体现了刑事案件当事人特别是被告人可以通过自己真实的悔罪、经济上的付出，为自己适用刑罚的从轻作出努力，其直接后果就是得到从轻处罚，甚至免于诉讼。

私力合作模式要求被害人参与，其雏形是刑事和解制度，最初刑事和解主要在轻伤害案件中适用，但随着一些检察机关对“恢复性司法”理念的逐渐接受，这种新刑的刑事程序逐步扩展到未成年人犯罪、过失犯罪、在校学生涉嫌犯罪的案件之中，所涉及的刑事案件类型也从最初的轻伤害案件扩展为盗窃、抢劫、重伤、杀人等案件。对于私力合作模式在少年审制中的引入，我们建议：

第一，建立专门“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作为少年刑事和解制度的主要模式。建立专门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来调解少年刑事案件，对于某些调解成功的案件可以作非刑化的处理，是目前解决刑罚轻缓化较好的选择。具体建议如下：（1）组织机构可设立在县司法局或所属司法所的社区矫正办公室；（2）吸收一些退休干部、退休法官和基层法律工作者来担任；（3）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对于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协议予以确认，对少年加害人作出撤销案件、不起诉或免除、从轻处罚的裁决。三机关对于调解协议最后予以确认，尽量适用撤销案件，也应作出不起诉决定或免除处罚，如认为案件仍需追究刑罚的，也应最大幅度地对少年被告从轻处罚。

第二，引入 “恢复性司法”，达到少年审判最佳的社会效果。“恢复性司法”最大程度吸纳特定案件的利害关系人参与司法过程，以求共同地、确定地、承认犯罪所引发的损害、由该损害所引发的需要以及由此所产生的责任，进而最终实现对损害的最大补救这一目标[5]。对于少年刑事案件“恢复性司法”，我们可以确立被害方、加害方和社区三方为当事人，通过司法机关主持，促成加害少年深刻认识自己的行为，促成加害少年向被害人进行道歉，提供经济赔偿，让被害人的愤怒之情得到宣泄，使双方的仇视得到缓解，最终使因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得到修复。“恢复性司法”的运作促成了少年犯的认罪悔过之情，促成了法律对其的轻判，真正做到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如果在侦察或起诉阶段撤销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就可实现未成年人的前科消灭、废除累犯制度，真正实现对少年刑罚的轻缓化。

[参考文献]

[1] 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42.

[2] 杜文俊、安文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我国未成年人刑罚制度的完善[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7,(2).

[3] 马明亮.正义的妥协－－协商性司法在中国的兴起[J].中外法学,2004,(3).

[4] 陈瑞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81.

[5] 狄小华、李志刚.刑事司法前沿问题——恢复性司法研究[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5.46.

作者：李章军　赵　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