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的执行论文的结尾

刑罚的执行论文的结尾（精选5篇）

篇1：刑罚的执行论文的结尾

江苏省高淳监狱 江苏南京 211300 徐亚洲

【内容摘要】：社区矫正制度作为一种新的刑罚执行制度，其由产生、发展到在我国的试行、适用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社区矫正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性质和执行情况有所不同，而在我国它作为一个刑罚执行方式的概念。为了落实和完善我国的非监禁刑刑罚，社区矫正在我国是势在必行并且我国完全可以作为它实行的载体，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社区矫正在具体的选择适用、刑罚执行时期存在的误区和不足，所以我们在不断试行的同时应亟需加以改革和完善。

【关键词】： 社区矫正、罪犯、刑罚、执行、

一.社区矫正制度的历史演进

(一)社区矫正制度的含义

社区矫正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方式的总称，它是指将特定对象的罪犯放入社区，让其提供一定的劳动服务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是一种属于包含监督和控制的刑罚执行方法。在我国进行的社区矫正的试点中，社区矫正作为一种与监禁刑相对而言的刑罚执行方式，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是当今世界各国刑罚制度发展的趋势。

在国外，社区矫正还被称为“社区矫治”、“社区服务”、“公共利益劳动”、“社会服务令”、“强制工作”等。

(二)社区矫正制度在国外的历史演进

世界刑罚史是以肉刑和生命刑为主导转向以监禁刑主导然后发展到从监禁刑向非监禁刑过度的历史。由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来刑罚指导思想中出现了基本帮助罪犯复归社会的指导思想;同时，由于犯罪率的增高，监狱人满为患，监狱需要的费用越来越多，迫使各国从注重监内关押转向寻求更多的监狱外的非监禁的处罚措施来矫正罪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逐步采用非监禁刑，其在刑事制裁体系中的地位逐渐加重。社区矫正即为非监禁刑的一种，也就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应运而生了。

实际上社区矫正公认是英国最早发展起来的，英国是全世界第一个建立和推广社区处罚措施的国家。该国在1972年的《刑事司法法》中规定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实行社区服务。下面就是发展情况，在1977-1995年间，英国因犯可起诉罪而被判处社区服务的犯罪人的数目：1977年10.2千人，1983年31.4千人，1991年29.5千人，1995年30.5千人。⑴

社区刑罚在逐渐上升，比重在不断增加，在1975-1995 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成年犯罪人(21岁以上)因犯可起诉罪被判处社区服务的情况：1975年，成年男性1人、成年女性0;1980年，成年男性1人，成年女性2人;1985年，成年男性7人、成年女性3人;1990年，成年男性7人、成年女性4人;1995年，成年男性11人、成年女性7人。⑵ 随后，在1976年欧洲理事会部长会议根据《欧洲犯罪问题委员会报告》通过了(76)10号决议，要求成员国积极通过社区服务来改造罪犯。联合国第六、七届预防犯罪与罪犯待遇大会，对于社区服务在世界范围的扩大起着重要的意义和推动作用。在1990年12月24日的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的《联合国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东京规则)的第三部分就涉及社区服务令⑶。在1998年7月28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的第44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开展国际合作，以求减少监狱人满为患和促进替代性刑罚》中也涉及社区服务，并所载的附件一《卡多马社区服务宣言》和附录《卡多马社区服务宣言行动计划》中详细介绍了社区服务的具体实施方案⑷。以上这些都是社区矫正发展的标志和助推器，顺应时代潮流，顺应刑事制裁和人类发展的趋势，是刑罚人道和刑罚社会化的具体体现。

如今，社区矫正这种刑罚执行方式已在世界各国被广泛使用，是对犯人的开放式的执行刑罚方式与封闭式监狱相比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

(三)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的历史演进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我国相继建立了各类少年矫正制度，其中有政府管理的少年管教所、工读学校，也有属于社区性的、群众性的帮教制度，这应该是我国社区矫正的雏形。在1989年8月30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加强对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监督考察工作的通知》(【1989】高检会(监)字第7号)中规定“罪犯所在单位、基层组织可以作为具体负责监督考察的执行机关”，“要依靠群众对监外罪犯逐个建立监督考察小组，切实落实监督考察措施”。还有在1995年2月21日颁布的《公安机关对被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保外就医罪犯的监督管理规定》第八条中规定罪犯居住地街道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所在单位协助进行监督。而在2002年10月香港艺人谢庭锋因触犯刑律被判做240小时社会服务而免于入狱的消息，才让中国民众第一次接触到“社区矫正”这个新鲜词。在今年3月“两会”上，人大代表把引进社区矫正方式作为推进中国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提上议程。于是在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其中规定社区矫正适用于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暂予监外执行的，被裁定假释的，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5种罪犯。

实际上在中国，社区矫正不是刑种概念，是刑罚执行方式的一个概念。我国法律明文规定了以社区矫正为主要执行方式的刑罚或刑罚执行方式，其中可以用社区矫正方式执行的刑罚种类主要包括管制和剥夺政治权利(必须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使用“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方式包括缓刑、监外执行和假释。现在提出社区矫正是为了更加科学、有效的执行相关法律规定。社区矫正有利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刑罚执行制度，有利于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区矫正会以更强大的生命力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二.建立社区矫正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建立社区矫正制度是犯罪人更好的改造和回归社会的需要

1. 社区矫正可以祛除在监狱中执行刑罚的弊端，有利于提高罪犯改造质量，符合刑罚教育功能

(1)社区矫正可以防止罪犯的交叉感染。执行监禁刑的罪犯在监狱里会相互影响，他们不一定在改造上“扬长避短”，有可能在犯罪技术上“扬长避短”，所以历史上有人称“监狱是犯罪的学校 ”，而把罪犯放在社区来服刑就可以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

(2)社区矫正可以削弱罪犯在监狱服刑所产生的孤独感，增强罪犯的社会责任感。社区矫正可以使罪犯与自己信任的亲属、朋友经常性的沟通和交流，可以建立平等的人际关系，这样不与社会隔离，可以使罪犯感到社会的温暖。罪犯在社区中服刑，他既是

服刑改造，又为社会劳动，既受执行机关的管理，又受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监督和管理，这有利于增强罪犯的社会责任感，促进其改过自新、重新做人。

(3)社区矫正有利于保护罪犯的合法权益，维护基本人权。社区矫正可以使监禁刑的罪犯再监狱内被无形剥夺的一些权利(并不是法官所判的)得到维护，如结婚权、离婚权、继承权、辩护权等或者部分剥夺或者全部剥夺。虽然现在也传来某些罪犯可以在监狱内结婚的消息，这是对监狱改革的有效探索，但毕竟是极少数。如果罪犯在社区中服刑，有些权利不要刻意追求就可以得以保障(继承权)，许多权利有了得以保障的平台(离婚权)，这可以有效的稳住罪犯的心，维护罪犯家庭的稳定，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这体现了社区矫正的社会效益。

2.社区矫正可以使刑罚对罪犯进行“因材施教”，体现对犯罪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结合

社区矫正的出现使不需要、不适宜监禁或继续监禁的罪犯有了更有利的执行场所，而使需要监禁的罪犯在监狱内能够充分的利用刑罚资源。社区矫正和监禁刑的并行使特殊的罪犯得到了自己需要的教育和改造，这样能更有针对性的实现罪犯的教育改造，体现了刑罚的.特殊预防。监狱对广大群众来说就是高强、电网，罪犯在监狱内服刑的具体情况一切都是陌生的，最多也只是从电视、电影等媒体中知道一些表面现象。然而社区矫正使社会上的群众能够清楚的看到罪犯服刑的全过程或具体经过，这对群众特别是对潜在犯罪人来说就是一座警钟，体现了刑罚的一般预防。

3.社区矫正是行刑社会化的发展，有利于罪犯的再社会。

行刑社会化是指尽可能对罪犯适用社会化的刑罚，对于必须监禁的罪犯也要尽可能多的让其接触社会，而社区矫正就解决了行刑社会化而去寻找过度性处置、半社会性处置方式的困难。社区矫正可以使不需要、不适宜监禁的罪犯在社会上服刑，而使监禁的罪犯或不需要继续监禁的罪犯得以施展行刑社会化的平台。社区矫正可以使罪犯尽可能多的接触社会，使罪犯适应社会的飞速发展，有利于罪犯重新回归社会。

(二)建立社区矫正制度是解决监狱拥挤，节省国家资源的需要

据统计，至2002年底，我国监狱押犯总数已高达154万余人，超过我国实际关押能力28万人，超押率为22.22%。另外，通过对山东、江苏、浙江、河北、河南和宁夏6个省(自治区)的24个监狱进行调查，罪犯人均居住面积占5平方米以上的仅占13.1%⑸。而《犯人生活卫生管理办法》中规定，对在押犯应保证其人均生活设施面积在5平方米以上。所以我国监狱人满为患，并且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而过度的增长使监狱爆满，监狱的物质、文化等方面的要求都得不到满足，罪犯的心理受到不利影响，从而影响罪犯的改造质量。

从1982年到2002年监狱在押犯人从62万增加到151万，增长率为150%，而同期人口增长比率为20%，国家对监狱系统的财政拨款从1992年14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108亿元⑹。而社区矫正可以大大减少监狱人口，缓解监狱压力，提高罪犯改造质量，另外监狱人口的减少使财政的压力也得到了缓解，从而节省国家资源，这是符合刑罚经济思想的。国外有资料证实社区矫正是最经济的刑罚方法，加拿大联邦矫正系统1992-1993年度的统计，可以看出社区矫正的费用大大低于执行监禁刑的费用。下面是犯罪人每人每年费用：妇女矫正机构为91753加元，最高警戒监狱为70236加元，中等警戒监狱为42155加元，最低警戒监狱为36227加元，平均值为47760加元，社区矫正中心为28269加元。⑺ (平均值为每名犯罪人的平均费用仅仅包括与矫正机构的运行有关的费用，而不包括与假释有关的费用、矫正工作人员的训练费用、矫正管理机构的费用和加拿大矫正公司运行费用。社区矫正中心主要关押执行日间假释的罪犯，它是按照最低警戒度监狱的标准设计、建造和管理的。)

(三)建立社区矫正制度是完善我国刑罚执行体系，使我国非监禁刑执行落于实处的需要

我国的刑罚种类比较齐全，配置较合理，但是在执行方面有不足之处。为了顺应国际刑罚趋势，我国不断的加强非监禁刑的实行。但许多刑种或执行方法，由于缺乏可操作性，几乎流于形式或形同虚设。然而社区矫正就可以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弥补和救助。

我国的非监禁刑种主要有管制和剥夺政治权利，非监禁刑执行方法主要有缓刑、假释和监外执行。下面有它们的执行情况，管制适用率1999年为1.23%，2000年为1.21%，2001年为1.26%，2002年为1.45%，2003年为1.58%;缓刑适用率1999年为14.86%，2000年为15.85%，2001年为14.71%，2002年为16.98%，2003年为18.47%，并且有些法院几乎不使用缓刑这种刑罚方法;假释适用率1996年为2.58%，1997年为2.90%，1998年为2.06%，1999年为2.11%，2000年为1.63%;监外执行适用率为2001年1.13%;;⑻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上执行的)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统计，1997年该省共对29919人判处刑罚，但没有独立使用剥夺政治权利的，1998年共判处犯罪分子33114人，独立使用剥夺政治权利的仅为1人，1999年判处犯罪分子38503人，也没有独立使用剥夺政治权利的⑼。

从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在非监禁刑执行方面是微乎其微的，而国际刑罚却截然相反。据我国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统计的数字，2000年就缓刑和假释两项，适用社区矫正的比率，加拿大为79.76%，澳大利亚为77.48%，美国为70.25%，韩国为45.90%，俄罗斯为44.48%。在瑞典，1998年刑罚执行系统有罪犯19400余人，其中近16000人在社会执行⑽，非监禁刑适用率达到82.47%。这与我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在 中国社区矫正势在必行，并且要有迅猛扩大和发展的势头。

非监禁刑执行数量微乎其微的原因主要在于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不合理，执行机关不协调，各顾各的。比如管制刑、缓刑等，由公安机关作为主要执行机关，但是公安机关的职责不断扩大与警力不足，公、检、法、司等部门沟通不畅，使社区矫正未试行之前的社会刑罚的理念革新、管理大打折扣，使它们存在漏洞，出现“真空”现象。而社区矫正是由公、检、法、司、社区工作人员和社会志愿者等共同执行，这就能使非监禁刑落于实处。

(四)建立社区矫正制度是建设更好的教育和挽救未成年罪犯方法及有效预防未成年犯罪的需要

实施社区矫正制度更有利于对未成年罪犯的矫正。在教育和挽救未成年罪犯的方法上增加了社会实践这一课或直接在社会上服刑，把单纯的说教拓展为多种方式综合运用，使他们增强了自我教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为未成年的心理素质和理性认识能力较差，但可塑性较强，更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所以让未成年罪犯在社区中服刑，从事公共事业，让其在健康的社会环境里开展正常的人际交往，接受积极的教育感化，对其心理的成长无疑是积极的，有利于他们树立自尊、自重的心态，让他们彻底悔过自新，回归社会。社区矫正是吸收社会各种力量来参与预防未成年犯罪的活动，形成政法机关、

社会机构、家庭、受害人多位一体，齐抓共管的合力，强化特殊预防功能。实施社区矫正让未成年罪犯在社区中接受教育，可以使其他未成年看到未成年罪犯服刑的具体情况，这活生生的现实就是一条警戒线，强化了一般预防的功能。

(五)建立社区矫正制度是发展受害人、社区、刑事司法系统与罪犯之间的建设性关系的需要，适用恢复性司法的需要

1.社区矫正为罪犯弥补受害人的损失提供经济来源、精神安慰。

罪犯可以利用社区服务或社区服务以外的时间劳动获得报酬，从而实现对受害人的经济赔偿。即使无力赔偿罪犯也可以在社区中形成一定的公共基金，可以用于国家赔偿，缓解国家一定的财政压力。

如果适用监禁刑，受害人就看不到罪犯服刑的具体情况，因为监狱是不开放的;但是罪犯在社区中服刑，受害人不仅可以看见服刑具体情况还可以监督罪犯的服刑。这体现了社区矫正给予受害人的精神安慰和补偿。

2.社区矫正可以给社区提供额外的人力资源，可以减轻社区公众的复仇欲望。

社区可以通过社区矫正获得额外的人力资源，补充社区人力资源的不足。罪犯在社区中的公益劳动，可以改善社区的社会环境、生活环境、自然环境。

人们通常把罪犯看成是违反社区标准或规范的人，因此他们认为罪犯应该对社区进行补偿。所以罪犯在社区中完全履行规则要求完成社区劳动时，人们就容易接受他们而重新回归社区。这样社区公众就会因为罪犯的符合要求的社区劳动而减轻对罪犯的复仇欲望，这符合刑罚的安抚功能。

3.社区矫正可以为刑事司法系统节省资源，改变刑事司法系统的自身形象。

社区矫正的行刑成本严重低于监禁刑行刑成本，并且社区矫正在刑事审判时较普通刑事案件省去了好多环节，节省了刑事司法系统在刑事执行时所耗的费用。

社区矫正的执行活动有助于改变受害人、罪犯、社区公众对刑事司法系统的态度和观念。而罪犯在实施犯罪的时候，往往也使社区遭受侵害，但是以往的刑事司法活动并不关注这一点。社区矫正会使社区以不同的途径直接或间接的受益，从而使刑事司法系统会获得更多的支持和配合。

4.社区矫正使罪犯本人免受监禁之苦，有助于罪犯培养良好习惯。

社区矫正使罪犯不必去监狱服刑，可以避免受监禁之苦，从而避免由于在监狱服刑而产生的家庭问题、感情问题等。因为在社区中服刑犯罪人可以清楚的看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受害人、社会带来的损失，就有可能感到愧疚，就不得不努力工作，来抚平受害人的创伤。所以犯罪人不仅要辛勤的工作，还要合理安排自己的开支，作好生活预算，勤俭节约，这就有利于培养犯罪人养成良好的生活和行为习惯。“获得自由是一种梦想，囚犯总是为此而思虑。如果他们看到有一条比逃跑更保险和更可及的阳光大道，他们会立即奔向那里;他们做好事仅仅是为了获得自由，但他们毕竟是在做好事。不断重复的运动会变成第二本性，他可能使人养成习惯。⑾”

(六)建立社区矫正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特色罪犯改造制度的需要，是刑罚执行发展的必然趋势

20世纪前后，世界行刑思想逐步从报应刑的思想向教育刑的思想转变，国际上大量采用非刑罚化、非监禁化的开放式处遇的行刑方法来处置犯人，增加罪犯与社会的接触，缩短罪犯与正常生活的距离，成为一种行刑理念。社区矫正不是主观意愿的产物，而是一种客观发展的产物，是监狱制度发展的一定时期的必然、积极的选择。而我国在这方面比较保守，行刑政策落后于国际行刑发展趋势，所以我们要积极开展社区矫正等形式的开放式处遇措施，开展社区矫正是我国刑罚执行的需要。

从尝试引入社区矫正之初到如今的广泛试点，中国刑罚制度拉开了从监禁刑到非监禁刑发展的序幕，为探索特色社会主义刑罚制度，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社区矫正制度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要求，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

三.社区矫正制度在具体操作中的误区及完善

(一)社区矫正制度在具体操作中的误区

对越来越大范围的试点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室主任韩玉胜表示了他的担忧：“在立法还没有启动的情况下，试点不宜过多。一些地方的做法有些超前，缺乏法律依据，基层社区矫正机关的合法身份得不到确认，缺乏强制力;更重要的是，法院认定犯罪并处以社区矫正执行的判决权没有法律条文规定，容易滋生腐败。⑿”笔者认为，在立法和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社区矫正在实行中容易产生以下问题和不足：

1.社区矫正制度在具体操作中有可能出现司法不公与司法腐败

(1)在选择适用时期的司法不公与司法腐败

①社区矫正被法官作为一种折中做法。一方面，法官对于某些罪与非罪的疑难案件进行处理的折中做法，当他处于两难之中时，选择社区矫正来作为台阶。另一方面作为平衡各方面关系的折中做法，有些案件被告人背景深厚，有可能被减轻判为社区矫正;而有些受害人背景深厚或受害人不正当要求或迫于民愤的压力而加重判为社区矫正。这就引起司法不公与司法腐败。

②社区矫正有可能让法官法外恤情或被法官作为创收的工具。有些案件，被告人其情可悯，群众要求轻判，但事实并不符合社区矫正而法官法外恤情选择社区矫正。另外法官可以进行“辩诉交易”而利用社区矫正创收，用社区矫正换钱。

⑵ 在刑罚执行时期的司法不公与司法腐败。

①在执行主体与执行对象的回避问题上。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矫正工作人员与执行对象――社区服刑罪犯之间在回避问题上有可能产生司法不公与司法腐败，有些矫正工作人员公报私仇，加重或变相加重罪犯的劳动强度;有些矫正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减轻或变相减轻罪犯的劳动强度。

②在执行期间，基层司法所将成为权利最大的基层单位，更容易滋生腐败。“一切有权力的人们都容易滥用权利，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⒀”往往罪犯被判社区服刑以后，他们及其亲属就会不择手段的去缩短其执行时间，或不择手段的让其做轻一些的社区劳动，这也有可能导致司法不公与司法腐败。

2.社区矫正缺乏必要的法律支持、缺乏专门的工作人员，有可能导致其成为“花架子工程”。

实施社区矫正必将涉及如何实现行刑社会化、经济化、开放化的问题，更是一个长久的、极富挑战性的命题。然而在我国大面积试点的同时，立法滞后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没有法律支持社区矫正就无法可依，依法执法和不断探索之间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会产生分歧。没有必要的法律支持，也会使工作人员无法可依，会出现管理尴尬问题或局面，如：一些试点前就住在社区内的假释、缓刑犯并不服从新设立的社区矫正，并不愿意参加这份“额外的劳动”。另外因为社区矫正是一项专业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所以没有专门的、专业的工作人员就很难达到既定的、预想的效果，很难达到真正改造罪犯的目的。

3.社区矫正在建设不完善的基层社区中被盲目的效仿、施行、变相施行或超前施行，而使社区矫正流于形式，给社区矫正的实施和推广带来负面影响。

有些基层社区建设根本不

够施行社区矫正的条件，但是为了“面子”、“赶时髦”也盲目效仿或施行。它们的条件不许可，各方面建设不到位，制度不完善，使社区矫正根本不能落到实处，而导致罪犯刑满释放后感觉不到刑罚惩罚性进而重新犯罪，使公众对社区矫正失去信心。如美国的70年代，公众认为犯罪已失去控制，而对社区矫正的热情骤然下降。另外，有些基层社区不考虑实施社区矫正时公众的想法而强行上马，使社区公众不能接受，产生疑虑和歧视或产生对立情绪，则他们就不可能很好的配合相关的工作。社区公众就会对社区矫正失去信心，给社区矫正的全面实施和推广带来困难。

(二)改革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建议

1.社区矫正的立法完善

(1)修改《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制定《社区矫正法》，让社区矫正有合法的“户口”，让矫正工作人员有法可依。

现在的管制、缓刑、假释、剥夺政治权利、暂予监外执行的五种刑罚的适用范围太窄，适用条件太原则、太抽象，缺乏可操作性，适用程序不完备，执行机关权利分工不明确，所以这种局面导致执行难、流于形式，使用数量太少的问题。要修改《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制定《社区矫正法》扩大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笔者建议撤销管制刑、拘役刑和缓刑，设立社区矫正刑并将其作为主刑之一。取消现有的减刑制度，扩大假释适用率，扩大对轻刑、未成年罪犯，激情犯，偶犯，义愤犯的适用率。具体制定社区矫正使用条件、操作细则，让法官尽可能让它们的判决使用社区矫正。

(2)依法建立社区矫正专门机构，配置专门的矫正队伍，可以明确规范社区矫正机构及矫正工作人员的职责和义务。

在司法部设立社区矫正局，司法厅设立社区矫正局，市司法局下设立社区矫正局，各县(市)司法局设立社区矫正处，乡镇司法所设立社区矫正办公室。配置专门的具有资格的社区矫正队伍，在中央司法警官学院设立社区矫正专业主修社会学、心理学、法律学、矫正教育学，罪犯改造学等必备学科，为蒸蒸日上的社区矫正工作供应合格人才。这样一方面可以使中国非监禁刑真正落于实处;另一方面，给社区矫正一个合法身份，避免无法可依而引起的执法尴尬。

2.社区矫正的操作完善

(1)在制定《社区矫正法》的同时，要制定每种罪犯和判处每种刑罚的罪犯以专门的矫正方案、实施细则

要首先考虑每个社区的特长及可以矫正罪犯的种类，还应考虑罪犯的特长，然后对罪犯和社区具有针对性的“各就各位”，充分利用社区和罪犯各自的长处和优越条件进行矫正，优势互补。在每个罪犯被判处社区矫正刑之前，要对被告人能否适用这一刑罚方法进行调查，调查包括其犯罪原因、犯罪动机、犯罪目的、个人情况(包括文化程度、身体状况、年龄、性别、婚否等)、家庭情况(包括成员和睦情况、成员结构、是否完整、经济情况、经济来源等)、工作、生活环境及其主观恶性，悔改心理及受害人意见和社区公众的意见(有可能或将要在此服刑的社区)做出一个具体的、全面的报告;结合罪犯的改造情况及其他多种因素对罪犯进行再犯预测。法官在裁判时要主要参照这两份报告，进行社区矫正听证制度(人员包括同监室罪犯、亲属、被侵害社区公众、将要服刑社区的公众、一些专家学者等)，然后具有针对性的判处在某一个特定的社区服刑;然后矫正工作人员根据这个报告制定具体的操作方案，具有针对性的罪犯改造方法，有利于提高罪犯改造质量。

(2)不断加强社区建设，制定考量矫正效果的一系列标准

在罪犯服刑的同时要不断的加强基层社区建设，为罪犯创造一个加快再社会的良好条件。在《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61条规定“囚犯的待遇不应该侧重把他们排斥于社会之外，而应该注重他们继续成为组成社会的成员。”⒁ 制定矫正效果的评估体系，一方面防止矫正工作人员在操作中的徇私舞弊，要形成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工作责任制，充分调动矫正工作人员工作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预防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消极的“行政不作为”，不切实履行职责而放任自流的情况，另外还可以考评罪犯改造状况，适用减刑、加刑的必要，有利于调动罪犯的改造积极性，以致于罪犯迅速再社会。

注释：

⑴⑵转引于吴宗宪等著《非监禁刑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第314、273页。

⑶ 徐景峰主编：《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活动与文献纵览》 [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266-267页。

⑷ 吴宗宪等著 《非监禁刑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140~143页。

⑸ 鲁加伦 主编：《中国罪犯人权研究》 [M] 北京：法律出版社 第107页。

⑹ 王鸿谅 《社区矫正：行刑方式的经济计算》[J] 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03年第38、39期合刊 第52页。

⑺ 转引于 吴宗宪等著《非监禁刑研究》 [M]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第105-106页。

⑻ 司法部监狱管理局：监狱工作简报 [Z] 1996、1997、1998、1999、2000、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Z] 2003年第2、4期，2004年第3期。

⑼ 同⑦，第508页。

⑽ 田越光 ：《瑞典刑罚执行制度》 [J] 载于《犯罪与改造研究》2002年第六期。

⑾ [意]切萨雷・龙勃罗梭著，黄风 译《犯罪人论》 [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年版 第352页。

⑿ 引自：news.sina.com.cn/o/2003-08-02/0623489168s.sht

⒀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M] 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重印本，第154页。

⒁ 刑法改革国际编，于南 译《〈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详解》 [S] 北京：法律出版社 第244页。

参考文献：

[1] 吴宗宪 等著《非监禁刑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2] 何家弘 主编《当代美国法律》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3] 美国量刑委员会编，量刑指南北大翻译组 译 《美国量刑指南》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

[4] 郭建安、郑霞泽《略论改革和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J]《法治论丛》2003年第3期。

[5] 王增铎 等主编 中国监狱学会、加拿大刑法改革与刑事政策国际中心 合著《中加矫正制度比较研究》 [R]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6] 高芸 《社区矫正的价值论》[J] 载于《犯罪与改造研究》2003年第四期。

[7] 司法部社区矫正制度研究课题组《改革和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之研究》[J]载于《中国司法》2003年第5期、第6期。

[8]上海市监狱管理局社区矫治工作课题组《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治工作》[J]载于《中国监狱学刊》20

04年第1期。

原载于 江苏监狱网 www.jsjy.gov.cn/newsfiles/34/2005-03/5152.shtml

篇2：刑罚的执行论文的结尾

山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

张传伟

在一定意义上说，刑事法律制度的主要任务是发现犯罪、证实犯罪、定罪量刑和刑罚执行，所以，定罪量刑之后的刑罚执行是刑事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①数千年来，从世界范围看，刑罚执行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一些国家刑罚执行先后出现过惩罚(报应)模式、康复模式、矫正模式等。但是，目前中国的行刑体制具有分散执行、监禁率过高、效率低下、承担了过重的经济职能等诸多特点，虽然以前曾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但就行刑制度来说，存在着严重的弊端，迫切需要改革。

一

我国刑罚执行的现状

（一）我国刑罚的种类及执行机构

我国刑法规定刑罚分为主刑及附加刑。主刑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附加刑，也叫从刑，在我国有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和驱逐出境。我国行刑体体制实行分散行刑方式。行刑体制即刑罚执行权限的配置以及行刑机关之间的关系等是行刑社会化的体制保障。②刑事诉讼法、监狱法规定，对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犯罪人，在监狱执行刑罚；被判处有期徒刑，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由看守所代为执行。未成年犯罪人，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刑罚。在我国以自由刑为中心的现实条件下，执行刑罚的主要机关是监狱。死刑执行由作出一审判决的人民法院（主要指中级人民法院）执行。管制、拘役由公安机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驱逐出境由公安机关执行；罚金、没收财产由法院执行。被判处缓刑的犯罪人、被假释的犯罪人由公安机关执行。由此可以看出，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在我国具有行刑权的机关有：监狱、法院、公安机关。刑罚执行主体的多元化导致刑事执行工作的分散与不协调，我国行刑体制的现状严重制约着社区刑罚制度的适用力度，宏观统筹较差。其中，在我国实行重刑主义的现实情况下，监狱负责执行的监禁刑，是目前我国刑罚执行的中心。

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规定，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是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从此，在司法行政机关的主导下，21世纪的中国刑罚制度又增加了社区矫正的新鲜血液，给暮气沉沉的中国刑罚执行界带来了一缕春风。

我国刑罚刑罚现状，今天，我们主要就监狱监禁行刑现状和社区矫正现状展开讨论。其余的刑罚执行，如死刑的执行、财产刑的执行、驱逐出境的执行等，限于时间关系，我们不予讨论。

（二）我国监狱监禁行刑的现状

总体来讲，目前中国的监狱行刑属于极端封闭模式。当前我国的监狱行刑模式仍属于传统的监狱管理方式，监狱行刑手段的特点是封闭性、粗放性、简单化。传统监狱管理方式的特点是人治色彩浓厚，法治化不足。就监狱布局和设施来说，大多数监狱地处偏僻，而且有高度隔离的封闭设施，高墙电网、武警岗哨、戒备深严。这种高度警戒、高度隔离的模式，①② 赵喜臣：《刑罚执行法律监督论纲》，载《英才高职论坛》2006年第4期。周静：《我国行刑社会化的现状及其思考》，中国法院网2007-07-19。既不利于罪犯的分类处遇和再社会化，也不符合刑罚经济原则。①

1、中国监狱结构现状

中国监狱组织罪犯执行刑罚的手段最主要的是劳动改造。其主要内容是组织罪犯在监狱内劳动场所进行生产劳动。监狱生产活动的传统运行模式是，监狱通过自身经营活动，把监狱劳动产品转化为社会需要的商品，从而实现其市场价值，而经营所得则直接用于弥补监狱经费的缺口。因此，几乎所有中国监狱都兼备监狱职能和企业职能，形成了一个组织两类职能的情况。这堪称中国监狱的特色。以使用罪犯劳动力为主的企业，称之为“监狱企业”。需要说明的是，现在监狱内的企业不仅包括上述的“监狱企业”，还包括不使用罪犯劳动力的所谓“工人企业”。这些企业涉及行业广泛，包括农业、采掘、机械制造、建材、冶金、化工、纺织、食品等国民经济的多数行业。近年来，还出现了一种以“来料加工”为内容的监狱生产方式，即为监狱体系外的企业提供罪犯劳动力进行来料加工。这样，现行监狱的资金来源就有四种主要渠道，即国家拨款、经营监狱企业、经营工人企业和进行来料加工。

许多监狱因远离大中城市内而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许多监狱承担了诸如监狱警察、职工及其子女教育、医疗卫生、治安等社会服务。因此，目前监狱的职能包括了行刑职能、社会职能、企业职能三类职能。监狱中人员成分也非常复杂，除了警察（公务员）和罪犯之外，既包括生产、生活在监狱内的工人（非公务员），也包括生活在监狱内的家属，还包括到监狱打零工的外来人员，甚至还有刑满释放但滞留监狱的人员。其中，警察和罪犯是监狱永恒的主题和决定监狱职能的主要力量，但也不能排除其他人对监狱职能的影响。

2、我国监狱刑罚执行的工作手段

提高罪犯改造质量主要依靠三大手段。一是监管手段，主要通过限制罪犯的人身自由，强制罪犯遵守监狱规则，从而发挥监狱的威慑作用，强化罪犯的规则意识，维护监狱的安全与稳定。二是教育改造手段，通过教育让罪犯获得更多的知识，全面提高其文化思想素质。从20世纪80年代，潍坊监狱在全国率先成立潍坊特殊学校，后来监狱作为特殊学校迅速在全国推广，成为刮遍中国监狱的一道风景。三是劳动手段，通过劳动改进其思想素质，提高其劳动技能，达到改造罪犯的目的，使罪犯成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这三种手段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互相渗透，互相支持的，某些时候还可以互相替代。

然而，在关于如何让罪犯劳动的问题上，却有针锋相对的争执。一部分观点认为，罪犯的劳动不能创造价值，罪犯劳动只能是一种习艺性的，或者消耗精力的劳动。通过劳动可以让罪犯获得谋生的技能，有利于出狱后适应社会。还可以消耗其精力，防止罪犯在监狱内制造事端，重新犯罪。当然地，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监狱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剔除其企业职能，国家应当对监狱的各项经费给予足够保证，不能从（监狱）企业的经营中获得补充（经费）。另一部分观点认为，罪犯的劳动应当创造价值，只有创造价值的劳动才能达到改造罪犯的目的。笔者持后一种观点，即认为罪犯应当从事创造价值的劳动。

3、现行监狱的体制矛盾

以“罪犯劳动改造”为宗旨的监狱制度设计奠定了我国监狱体系的现状：我国绝大多数监狱兼备监狱职能和企业职能。监狱的企业职能既为罪犯的劳动改造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监狱经费投入的严重不足。这种监狱运行模式由解放初延续至今。同一个监狱组织内监狱职能与企业职能并存是我国社会主义监狱体系的特色之一。在监狱体系外的人看来，监狱既有国家经费支持，又可使用罪犯劳动，还享受国家税收和投资等多方面的优惠政策，监狱应该资金充裕、效益上乘。然而，除少数监狱之外，事实并不如此。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现行监狱运行模式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像所有现代社会问题一样，以资金问题为中心集中表现出来，就是所谓监狱运行资金紧张。

① 周静：《我国行刑社会化的现状及其思考》，中国法院网2007-07-19。首先，把现行的监狱职能和企业职能进一步细分为四项具体职能，即监管职能、教育职能、生产职能和经营职能。生产职能对于监狱来说是一项具体职能，对企业来说是履行经营职能的前提和基础，生产职能是监狱职能和企业职能的交集。

其次，现行监狱效率低下的症结在于监狱职能和企业职能在同一组织内处于并重地位或者企业职能还略占上风。国家一方面对监狱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另一方面又要求监狱企业搞好生产经营，并将生产经营所得补充监狱经费不足。在实际工作中，监狱资源和企业资源可以实现某种程度的互补和替代。监狱工作的特点是避免经营风险的，企业经营的特点是偏好风险的，至少不能回避风险。在监狱职能和企业职能并重的情况下，由于普遍存在的经营风险的作用，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各种资源的配置重点在两种职能之间摇摆。现行监狱的监狱职能将因为不得不承受企业职能所带来的风险而降低效率，增加成本，国家不得不承担逐步增长的监狱经费；企业职能将因为监狱职能的掣肘而不能充分接受不确定性的挑战，难以把握市场机遇，降低企业的效率。监狱职能和企业职能就如同跷跷板的两端，在经营风险的作用下此起彼落，两种职能的效率都维持在不理想的水平上。

4、监狱行刑内部管理一直处于僵化状态。比如除减刑、假释外，监禁刑的变更执行基本上取决于受刑人的个人综合能力，而不是他的悔改程度，加上人们对假释适用的保守态度，以及减刑制度本身的不合理，导致其整个行刑法处于低水平运行。具体结果是短期徒刑犯的重犯率高居不降，长刑犯的增多导致行刑成本的急剧上升，受刑人重新犯罪率与社会犯罪率呈现超常规的正增长现象。以减刑比例问题为例。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减刑工作中存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各地法院或监狱机关规定了对监狱在押罪犯的减刑比例，而且各地规定的减刑比例还不一致，如每年某监狱的罪犯减刑比例控制在18%或者20%以内，不能突破此规定的减刑比例。这种减刑比例制的做法，既没有法律依据，也缺乏科学根据，而且有失公平。每年限定一个比例，受比例所限，既可能使具备减刑条件的罪犯得不到减刑，也可能使不符合条件的罪犯“锉子里拔将军”凑数。比例制可能在操作上是简便的，但它显然不符合刑罚目的，不符合矫正工作的规律。

5、对监狱中罪犯与警察角色心理的关注不够 监狱在行刑过程中，对罪犯与警察的角色的认识和研究较少，对其内在心理的关注和认识程度远远不够。1971年，美国心理学家Haney、Banks和Zimbazdo进行了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这是一个模拟监狱实验，其目的是想了解监狱环境对人心理的影响。实验通过心理测验挑选了一组人格和心智健全的大学生作为被测验对象，并被随机分配到“犯人组”与“看守组”。“犯人”经历了与真正犯人类似的程序：“犯人”被“逮捕”后，替察给“犯人”戴上手铐，带到“警察局”，签字画押、验明正身之后，“犯人”被蒙上两眼，带到斯坦福大学地下室的一个模拟监狱里。“犯人”也经历了真正犯人才会碰到的种种事情，如戴脚镣、手铐，全身喷消毒剂、脱去平常穿的衣服、换上监狱里统一制作的“布袋服”，“犯人”不再有姓名，只有一个数字代号。监狱内每班有三个“看守”负责监视“犯人”的行动。研究者用闭路电视与录音装置观察“犯人”与“看守”的反应，并定时与他们进行个别谈话。在实验过程中，被测试者都清楚这只是一个模拟实验，并可以随时退出。①九名受试者是从大量的学生志愿者中挑选出来的，他们经过面试和心理测验，被确认为是“遵纪守法、情绪稳定、身体健康的普普通通的平常人”。他们通过随机掷硬币的方式被分配担任囚犯或者看守的角色，囚犯整天呆在监狱里，看守则8小时轮值上班。这些学生接受了随机分派给他们的角色之后，发生了什么情况呢？处于看守角色时，原本温文尔雅的大学生变得盛气凌人，有时甚至残酷成性。作为囚犯，原本心理稳定的大学生很快就行为怪异，表现出严重郁抑、情绪失控或者思维紊乱。这个实验是社会心理学的一大发现，这种角色模拟很大程度上再现了真实监狱可能发生的情形，使人们对于社会角色的互动有了新的认识。人们惊奇地发现，① 朱新秤、舒莹：《监狱环境的心理负效应—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启示》，载《政法学刊》，2001年第4期。普通的志愿者一旦进入特定的角色，性格和行为判若两人——看守的专横、敌意以及权力欲望，与囚犯的消极抵抗、屈从乃至丧失自主，形成鲜明的对比。平常遵纪守法、心理健康的大学生，为什么穿上看守的制服之后，就咄咄逼人、专横残酷呢？看守的这些行为与其本身的道德品质似乎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受试者都是随机产生的。社会心理学家给出的解释就是角色和规则的作用。不同的社会情境，需要不同的角色。而规则（rule）则是以外显或者内隐的方式传达给行为人的一套规范和准则。这些规则是社会对角色行为的期望。在该实验中，九名被测试者从温文尔雅的大学生变成了专横的看守或者消极的囚犯，这种角色的差异主要在于人们对于看守和囚犯的角色认同不一样，看守被认为是这样一类人，他们限制囚犯的自由，管理囚犯的行为，以权力限制囚犯的反抗；而囚犯被认为是失去自由、服从管制、丧失自主性的一类人，他们没有任何权势。因此，人们对于看守和囚犯的社会期望也不一样，人们通常希望前者能控制和管理囚犯的行为，维持监狱的秩序。希望后者能老老实实呆着，不要企图做任何反抗。志愿者们显然自我认同了这些期望。①

斯坦福监狱实验，向我们展示了模拟条件下的相对真实监狱中的警察和罪犯角色的形成过程。我们没有警察和罪犯经历的研究者和政策、法律的制定者往往根据正常人的想像来判断监狱的行刑状况，却很少有站在长期从事监狱管理的警察的角度和长期被剥夺自由的罪犯的角度来制定规则，往往很难接近真实。我国的刑罚执行法律的制定者、刑事法律制度的研究者应更多地走进行刑机关，考察真实的监狱现状，了解警察和罪犯的心理变化，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行刑法律制度，促进现代监狱向文明、人道、民主的法治化方向发展。

（三）我国社区刑罚的执行现状

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规定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山东六省进行首批试点；到2005年试点扩大到18个省市区。通知规定：

1、被判处管制的；

2、被宣告缓刑的；

3、被暂予监外执行的，具体包括：（1）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2）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3）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

4、被裁定假释的。5．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在符合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对于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以及罪行较轻的初犯、过失犯等，应当作为重点对象，适用非监禁措施，实施社区矫正。

1、社区矫正工作刚刚起步，适用率低，城市乡村适用不均衡，农村举步为艰

2001年,我国在社会上的缓刑犯和假释犯有25万人左右,而同一时期被监禁的罪犯有150万左右,监禁罪犯占缓刑犯和假释犯的600%左右。而在美国,被监禁的罪犯总数不到社会区矫正罪犯总数的1/3。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我国社区矫正刑罚的适用率极低。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上述行刑观念和立法上的因素以外,还有社区矫正刑罚适用机制不畅的因素。对此,以假释制度实际运行中监狱、法院、公安、检察机关间的互动关系与心态为例可以窥见一斑。许多监狱在向法院建议假释时,都要求直接管教罪犯的监区干警作出“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分析结论和保证,这使得许多符合假释条件的罪犯不可能被提请假释。法院在接到监狱的《假释建议书》后一般要征求罪犯户籍所在地基层公安机关的意见,而基层公安机关出于警力紧张、辖区内治安形势不乐观等考虑,一般不愿意再接纳从监狱放出的假释犯。基层公安机关的这种态度又影响到法院假释决定权的行使,法院一再限制假释的比例或附加更严格的假释条件。一旦假释犯被发现重新违法犯罪,有关领导就要求检察机关对假释犯的假释过程及所涉及的监狱改造、法院裁判、公安执行等环节逐一重新审查,这又增加了检察机关的工作量。于是,监狱、法院、公安机关、检察机关都不乐意适用假释,法定的假释制度就这样在每个环节上被限制得近乎消失。② ①② 吴丹红：《角色、情境与社会容忍——法社会学视野中的刑讯逼供》，载《中外法学》，2006年第2期。孟晓燕：《我国社区矫正的现状与法治完善》，载《中州学刊》2006年第3期。农村社区矫正举步维艰。众所周知，我国农村有近2亿的剩余劳动力(据亚洲银行统计的数据)自寻出路，医疗与养老保险得不到基本保障，子女义务教育名不副实„„。另一方面，城乡差距在扩大，一个城镇居民的年收人水平相当于三个多农民的年收人，并且农民的年收人的20%要用来扩大再生产的支出。据世界银行资料显示，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城乡收人之比为1.5:1，而我国的城乡收人之比的实际值则达到了5:1甚至6:1。对于具有几千年“平均主义”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大多还持有“不患赛，而患不均”的意识理念。历史上的“均贫富”口号，在现代中国仍然具有一定的感召力。因此，对于农村的社区矫正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

2、中国社会尚未完全接受“矫正犯罪人是社会的责任”的理念

由于社区矫正需要将犯罪人放在开放的社会中, 尤其需要社会和公众的支持。没有社会的支持,社区矫正的发展必然受到制约。我国社会生活水平平均程度不高, 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制度发展迟缓, 推行社区矫正显得尤其困难。我国具有浓厚的重刑主义思想传统。在重刑主义思想的熏陶下,社会公众对待犯罪和犯罪人表现出浓厚的报应情感,杀人偿命、犯罪坐牢被看做是毋庸置疑的天然公理。在公众眼里, 甚至在很多司法执行人员的眼中, 真正的刑罚就是将犯罪人关进监狱, 让他们为自己的犯罪而受失去自由、感受痛苦;而社区矫正把犯罪人放在监狱外面, 放在社会上, 人们心目中这不是刑罚。尤其当社会治安形势紧张的时候, 公众会对社区矫正很担心, 认为罪犯失去管束、处罚太轻, 会影响社会治安稳定, 并进而对社会治安好转失去信心。对于公众的宣传, 树立公众的信心, 推广社区矫正, 是政府迫急的任务。关键的问题是立法者和执法者最需要首先以正确的理念武装自己, 引导更多的普通百姓认识到这些, 并使他们从中受益。尽管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充分准备好去全面接受并以实际行动普遍支持社区矫正, 但有必要通过强大的宣传攻势, 使越来越多的中国公众认识、接受并支持社区矫正

3、社区矫正适用率过低

我国在进入21世纪以来，全国适用社区矫正的人数呈微弱的增长态势。据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监狱管理局的统计，我国法院对犯罪人适用社区矫正的比例明显偏低。一是管制适用率低得可怜。2000年全国各级法院判处刑罚的罪犯人数为646431人，其中被判管制刑的有7822人，占罪犯总人数的1.21%；2001年被判刑罚罪犯总人数为751146人，其中被判管制刑的9481人，占罪犯总人数的1.26%。二是缓刑适用率低。1999年我国的缓刑适用率为14.86%，2000年为15.85%，2001年为14.71%。有一些法院几乎不适用缓刑这种刑罚方法。三是假释率过低。2000年全国假释23550人，假释率为1.63%，比亚太一些国家和地区低很多(见下表)；2002年全国假释罪犯20781人，2003年全国假释罪犯22178人，基本保持了大体相当的比率。四是适用监外执行的罪犯数量太少。2001年全国监狱系统监外执行的罪犯占押犯总数的1.13%，2002年和2003年也基本保持了大致比率。

作为社区矫正体系重要制度的假释虽然在我国刑法中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我国与亚太地区许多国家相比，我国的假释率显然太低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发展的缓慢与无奈，同时反映和我国的司法机关和行刑机关对行刑制度的基本态度，说明了我国的行刑理念与世界行刑趋势相比还相当落后。

对现有非监禁刑增加公益劳动的执行内容很有必要。理由是：我国当前非监禁刑的惩罚性不足，监禁刑与非监禁刑之间在轻重衔接过渡中出现断层，无法实现从监禁刑到非监禁刑的“软着陆”，致使法院在判决中很少适用非监禁刑，而且在很大一部分社会公众眼里，被判缓刑和被判无罪并没有本质差别，这种观念对缓刑等非监禁刑来说是致命的。因此，必须加强非监禁刑的惩罚力度，这也是为了非监禁刑在我国刑罚体系中存在和发展的长远考虑。①

① 邢文杰：《社区矫正中的公益劳动如何规范》，载《中国社会导刊》2007年第14期。

二

我国刑罚执行前瞻

（一）前瞻之一：改革刑罚结构，使轻重刑趋于均衡，刑罚执行由分散走向集约

1、轻重刑均衡化。中国目前的刑罚属于重刑结构，以死刑、无期徒刑和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刑在刑罚结构中比重较大，而以管制、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罚金和资格刑为代表的轻刑在刑罚结构中地位偏低，死刑、自由刑与财产刑、资格刑等非监禁刑的比例严重失调。在西方国家流行“结构刑”，讲究不同的刑罚与不同犯罪和罪犯的适宜性。大家的共识是，死刑仅仅适用于谋杀，监禁多数情况下适用于暴力犯罪，中间刑罚或者社区刑罚适用于非暴力犯罪。中国应该从西方国家的许多成功做法中得到启示。我们应当将死刑和监禁适用于罪行严重的暴力犯罪，至于非暴力犯罪或者没有引起死亡的案件，严格禁止死刑和长期监禁刑的适用。修改刑法时，科学地设计刑罚结构，扩展非监禁刑的内容，增加非监禁刑的种类，为法官提供更多的量刑选择，增加了刑罚的针对性和实效性。①

在中国，法官不愿意选择适用非监禁刑的的最主要原因是没有专门的机构实施法院的判决。按照法律，管制、缓刑、假释、和监外执行由公安机关负责监督和执行，真实情况却是公安机关由于忙于治安事务和侦查事务，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履行这项法律职责。结果是这些罪犯释放后没有任何监督，形同不判，社会效果很坏。基于以上理由，建议改革我国非监禁刑的执行体制，把非监禁刑执行的职责从公安机关转移给司法行政部门，授权司法行政部门组织机构和人员自上而下执行非监禁刑，积累实践经验并为有关部门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实现刑罚的目的。

2、根据行刑一体化的改革思路,明确规定行刑(包括生命刑、自由刑、财产刑、资格刑的执行,暂予监外执行,社区矫正)统一交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②在权力分散的情况下，行刑部门的内部体制调整，的确无法根本解决我国刑罚执行中的整体板结现象，统一行刑权则可以把行刑视为一个整体，这显然是调集现有权力资源，提高行刑整体效益的一种方式。因为形成能够控制各类刑事执行起关键作用的权力，及时反馈和完善行刑法的薄弱面，实现刑种、刑罚与非刑罚方式之间的联动，对带活整个刑事法机制的运行，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客观地说，目前行刑一体化只是一个初具轮廓的大思路，它距离制度性实践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行刑一体化的理论主张中，有关行刑法与制度发展的具体设计存在着较大差异，这表明对各种现实方案还存在一个具体辨析、论证的过程。并且，我们在行刑实践中发现，行刑权作为刑事法的后位性权力，有一定的被动性，它的启动来自于裁判权的行使。集中统一后的行刑权要发挥出效率，仍然要以刑事法已经完善为假设基础，这显然是不现实的。③

（二）前瞻之二：借鉴国外经验，对目前我国的监狱运行机制进行革新

1、监狱应分类型与类别。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监狱系统内，现在关押着10种不同类型的犯人，分别涉及暴力犯罪、谋杀、性侵犯、入室盗窃、抢劫、行窃和销赃、诈骗和造假、毒品犯罪、不支付罚款和其他罪行。根据犯人的年龄或性别，将监狱分为成年男性监狱、成年女性监狱和青少年罪犯机构；根据犯人安全风险的差别，将监狱分为高戒备等级监狱、当地监狱（即羁押审前未决犯）和培训监狱等。成年男性监狱根据戒备等级又分为Ａ、Ｂ、Ｃ、Ｄ四个类别，分别关押不同安全要求及风险的犯人。成年女性监狱和青少年罪犯机构分为封闭式、开放式、戒备等级Ａ三种类型。我国监狱目前仅作了成年男犯、成年女犯和未成年管教所的区分，没有再将成年男犯监狱再进行戒备等级的划分，而这却是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因此我国有必要将成年男犯监狱按照关押不同类型的犯人划分戒备等级不同的监狱。

2、监狱监督制度需要法治原则进行创设。英国监狱监督机构制定了明确的检查和评估 ①②陈超：《中国和美国的非监禁刑比较及其启示》，中国法院网2004-07-09。转引自宋新国：《对〈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若干问题的思考——以刑罚执行为视角》，载《中国司法》2007年第7期。③标准，他们称之为“健康监狱”的四项测试，包括罪犯的处境是否安全，他们所受到的待遇是否有损于他们的人格尊严，他们是否能够从事有目的性的活动以及他们是否已准备好重返社区等。根据以上四项标准对每所监狱定期进行检查和评估，并写出评估报告向社会公布。英国监狱的监督机构有内部监督部门和外部监督机构之分。内部监督部门有监狱总局审计部门、监狱专职监察人员等，外部监督机构有监狱和缓刑特别巡视专员、监狱督察院、监狱监察专员等。监狱和缓刑特别巡视委员会是一个民间组织，委员会成员都为志愿者，来自社区，不拿薪酬。委员可以到所有的监狱及非法移民拘留中心巡视，可自由出入监狱，与任何犯人谈话，并有权查看监狱所有资料。对监狱存在的问题，他们有权提出责令整改的意见。巡视专员主要对被关押人员处遇状况进行监督，有权对囚犯死亡个案进行独立调查。英国监狱督察院是国家机构，完全独立于政府和监狱管理总局。该机构人员均是熟悉监狱工作的专家。他们主要负责对监狱条件和囚犯待遇以国际人权标准进行评估，提交专门报告，监督的内容主要有罪犯人权、处遇、人格尊严、管理目标等四个方面。所有督察员都配有监狱的钥匙，以便能够随时进入监狱的任何地方进行独立检查。英国监狱监察专员制度是1990年曼彻斯特监狱发生暴动以后设立的，暴动的起因是犯人的权利受到侵犯。监察专员主要职责是接受调查监狱罪犯的投诉，调查监狱、移民拘留中心发生的人员死亡事件。罪犯在向监察专员投诉之前首先要向狱政管理部门投诉，如果监狱管理部门不接受、不改正，才可向监察专员投诉。①很显然，我国目前没有上述制度，由于监狱的封闭性，监狱的行刑监督由驻狱检察室进行，基本上形同虚设。我国应借鉴国外的做法，设立专门的不受监狱制约的，甚至不受司法行政机关制约的独立监督体系，将监狱行刑活动纳入到阳光下，促进监狱行刑制度的完善和对人权的保障。

（三）前瞻之三：行刑方式由机构行刑向社会化行刑的合理转向

1、对立行刑前及行刑过程中的人格调查制度。首先改善犯罪人分类技术，科学地对罪犯进行分类是对罪犯进行个别化处遇的基础，在西方被称为“人格调查”；我国在罪犯分类方面仅停留在按性别、年龄等简单的分类层面上，罪犯分类工作处于较低的工作水平，直接制约着行刑改造的质量，因此要加快完善分类制度，向人员专业化、调查科学化、分类细密化方向发展，吸收相关领域的专家参与分类工作，尽可能将分类标准量化，提高操作性和准确度。其次要发展心理矫治，通过设置心理门诊、建立心理矫正工作室，使心理矫正成为一种新的改造犯罪的手段；第三要重视罪犯的情商培养，提高其自我调控能力和对社会的理解度与宽容度。最后科学运用亲情教育手段，运用亲情的力量感召和激励犯人。②

2、扩大社会化行刑的功利性作用在于减少监狱的人数，避免狱内拥挤。犯罪数量不可能在近期减少，所以监狱接受犯人的数量不断增加。这可以从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的人大报告中得到证实，该报告说在1998到2003年的5年间，全国法院共审理了2830000宗刑事案件，判处3220000名罪犯，分别比前5年上升16%和18%。可以预测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犯罪率还会继续上升，如何利用有限的监狱资源容纳不断上升的犯人数量，是中国政府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必须认真对待。从美国的经验教训看，光靠扩大监狱规模来处理监狱拥挤问题，是不明智的做法，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才是一条现实的解决途径。③

3、重视经济制裁的作用。经济制裁是让罪犯背上经济负担的一种惩罚方法，罚金是最常用的形式。罚金之所以没有充分运用，部分原因是罚金这种惩罚方式的结构问题。一般来说，法官判处罚金刑时，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关税制罚金，一定的犯罪被课以事先设定好的一定数量的罚金，在这种情况下，不管犯罪人的经济情况如何，罚金额是一样的，因此关税罚金对罪犯说来，要么定得太高，要么定得太低。经济差的罪犯不能交纳所判罚金，而经 ①② 《英国监狱管理理念在转变》，载《检察日报》，2007年11月5日。周静：《我国行刑社会化的现状及其思考》，中国法院网2007-07-19。③陈超：《中国和美国的非监禁刑比较及其启示》，中国法院网2004-07-09。济富裕的罪犯，罚金额显得太低，不能发挥罚金的惩罚目的。另一种是估计罚金制，是指法官要获得有关信息对罪犯经济能力进行估推，譬如罪犯居住区在哪里，是否有工作，要支付几个辩护人的费用等等，然后相应课处一定数额的罚金。这种罚金制和关税罚金制一样，存在着罚金额高低不平衡的现象，难以实现刑罚目的。而且，这种估推定罚金的方法经常导致不公平的现象，同等境遇的罪犯被课处的罚金额相差很大。为了避免罚金量刑不公和高低失度的问题，美国的少数司法区向欧洲国家学习，采用日罚金制，因而大大扩展了罚金这一刑事制裁的潜力。日罚金的计算分两步走。首先，要根据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确定与其相适应的日罚金天数，然后量刑法官根据具体犯罪人的收入和财产状况，确定每天应交纳罚金的数额。

另一种常用的经济制裁的方式是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相当于中国的附带民事诉讼赔偿。法院在裁定赔偿时面临的挑战是不能影响被告人的改造。如果赔偿额超出被告人的赔偿能力，就会招致引诱犯罪人不择手段，拆东墙补西墙。考虑到这些问题，许多赔偿法案要求法官考虑被告人的经济能力和需要做判决。近些年来，美国又增加了一些新型经济制裁措施。其中一个是否决某类罪犯享有政府权益。政府权益是指政府机构或者基金会提供的赠与、契约、贷款、专业执照或者商业执照。在中国，经济刑罚是非常敏感的话题，因为公众总是埋怨法官对被告人以罚代刑。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逐渐从心理上接受了经济刑罚的概念，罚金的使用频率也随之增多。罚金和没收财产的使用比以前广泛得多，但多数情况下，他们是与监禁附加适用，很少单独适用。这就导致愈来愈多的判决没有办法执行，因为法官在量刑时明知被告人没有经济能力甚至根本没有财产，也不得不按照法律的规定课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刑。另外，刑事立法也不够科学和精细，非常原则，难以把握。我国应该考虑采用“日罚金”结构，避免量刑不公，量刑失衡，发挥罚金的有效性。①

篇3：浅谈对刑罚交付执行的监督

关键词：交付执行,检察监督,新《刑事诉讼法》

交付执行, 是指刑事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 人民法院及时将交付执行法律文书送达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在法定期限内将罪犯交付刑罚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一种刑事诉讼活动。 (1) 作为连接审判活动和刑罚执行活动的重要环节, 交付执行是刑罚执行的第一步, 是惩罚和改造罪犯的开始。然而长期以来, 交付执行的监督工作规定抽象、手段单一、效力不强, 一直是困扰和制约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从整体上强化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能作用, 为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如何将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有关交付执行监督的规定具体化, 是贯彻落实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

一、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交付执行的规定

关于交付执行,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213条第1款规定:“罪犯被交付执行刑罚的时候, 应当由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将有关的法律文书送达监狱或者其他执行机关。”

该法第2款规定:“对于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 由公安机关依法将该罪犯送交监狱执行刑罚。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 在被交付执行刑罚前, 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 由看守所代为执行。对于被判处拘役的罪犯, 由公安机关执行。”

二、1996年《刑事诉讼法》体系下交付执行存在的问题

刑罚交付执行活动涉及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多个部门、多个环节, 由于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较为笼统, 导致刑罚交付执行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较多。

(一) 人民法院存在的问题

1996年《刑事诉讼法》关于交付执行规定的最大问题是人民法院向公安机关、监狱等执行机关送达交付执行的法律文书期限不明确。根据1996年《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 人民法院在刑事判决和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 应及时将有关法律文书送达执行机关交付执行。由于法律没有明确法院送达交付执行法律文书的具体期限, 实践中一些法院不能及时将生效判决、裁定送达公安机关交付执行, 甚至对判决缓刑、管制、剥夺政治权利以及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长期不交付执行, 由此引发了诸多问题:

1. 留所服刑犯增多

当前, 我国的犯罪率比较高, 各地看守所的工作压力比较大。对生效判决、裁定不及时交付执行, 延长了看守所的羁押周期, 增加了看守所的负担。而且, 由于实践中各地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适用比率比较大, 法院拖延交付执行往往造成看守所收到执行通知书时, 罪犯的剩余刑期已不到一年, 进一步造成留所服刑犯增多, 给羁押容量有限的看守所带来了诸多隐患。

2. 损害了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

看守所作为临时羁押未决犯的场所, 不论是在警力配备、设施经费还是狱政管理方面, 相对于监狱都比较薄弱。据调查, 各地看守所对留所服刑罪犯的教育改造形式一般为通过看电视、读报纸接受教育, 多数看守所无法组织留所服刑罪犯开展生产劳动, 因此很难达到高质量、高效率改造罪犯的目的。 (2) 此外, 在押罪犯刑满时, 法院未及时送达执行通知书, 会致使看守所无法及时执行释放, 侵犯罪犯的合法权益。

3. 导致法官权力滥用

由于交付执行无具体期限规定, 法官即使在判决、裁定生效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交付执行也不算违法。从而使得个别法官受人情关系影响, 为达到“交付执行时余刑一年以下”而留所服刑的目的, 利用权力故意迟延送达时间, 为想留所服刑的短刑犯开“绿灯”。

(二) 公安机关存在的问题

1. 依照法律规定, 公安机关应该在一个月内交付监狱执行刑罚, 但一些公安机关不严格执行, 不少看守所存在下列问题:如将各种类型的罪犯混关混押、违法截留余刑一年以上的罪犯等等。这些问题给看守所监管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 加大了看守所的羁押压力。 (3)

2. 当前一些看守所依据《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 (试行) 》第56条的规定, 将大量余刑一年以上的罪犯留看守所服刑, 有的甚至将无期徒刑罪犯留所服刑。该条规定不仅突破了其上位法《看守所条例》, 也与后来相继实施的刑事诉讼法、监狱法以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法律相抵触, 而在实际工作中看守所仍然在使用。同时, 由于留所服刑罪犯较多, 各地看守所不同程度地存在已决犯与未决犯、拘役犯和徒刑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成年犯混关混押情况, 形成了诸多不安全隐患, 如串供、非正常死亡、成年犯教唆未成年犯再犯罪等, 致使留所服刑犯在服刑期间互相感染, 有的抗拒改造情绪得到强化, 刑满释放后重新犯罪现象突出。

(三) 监狱存在的问题

监狱违法拒收交付执行的罪犯, 甚至拒收法院已经作出收监执行决定的罪犯, 导致罪犯长期滞留在看守所不能正确及时执行刑罚。

1. 监狱拒收罪犯的理由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因罪犯年龄较大、生活自理能力较差而拒绝收监。二是因交付执行文书有瑕疵而拒绝收监。三是对送罪犯的时间、人数要求过于苛刻。据调查有的监狱在节假日前后一段时间、农忙季节, 人数少于5人的, 不予收监。四是对患有一般性疾病并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的罪犯, 监狱要求将疾病治愈后再送交执行。 (4)

显而易见, 监狱拒收罪犯的主要出发点在于减轻自身负担, 这显然是于法无据的。此外, 近几年监狱拒收无期徒刑罪犯的情况也比较典型。

2. 因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患有严重疾病、或是怀孕或是正在哺乳期, 监狱拒收罪犯的情况时有发生。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214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暂予监外执行: (一) 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 (二) 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见, 对于被判处无期徒刑且患有严重疾病、怀孕或者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不可以暂予监外执行。然而1994年《监狱法》第17条规定:“监狱应当对交付执行刑罚的罪犯进行身体检查。经检查, 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暂不收监: (一) 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 (二) 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虽然依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 应该按照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执行, 然而经过实地调研发现, 部分监狱从自身利益出发, 拒绝接收罪犯, 导致多起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长期滞留在看守所。

(四) 检察机关存在的问题

由于1996年《刑事诉讼法》没有细化人民法院交付执行的规则, 检察机关无法确定人民法院在判决生效后多长时间内交付执行即为违法, 增加了人民检察院对交付执行监督的难度。此外, 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交付执行监督缺少有效的程序保障, 导致在实践中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的效力和权威性不强。

1. 缺失诉讼程度的保障, 导致检察机关无法正常履行法律监督职能。

根据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做出有关暂予监外执行、减刑、假释活动的裁定, 应将裁定书及时送达同级人民检察院, 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书面纠正意见应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但对于人民法院刑事判决裁定生效到监狱收监执行的整个刑罚交付执行活动, 1996年《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程序。

2. 违法责任的模糊, 导致检察机关监督效力的不足。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224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情况, 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然而对于纠正的后果以及救济措施却没有规定, 导致检察机关纠正意见的法律效力具有不确定性。

三、新《刑事诉讼法》对交付执行的规定

2012年3月14日,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这是刑事诉讼法继1996年之后的又一次重大修订, 在更高层次和水平上实现了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统一。基于交付执行存在的问题, 《决定》作出了以下修改和完善。

(一) 《决定》第98条将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213条改为第253条, 修改为:

罪犯被交付执行刑罚的时候, 应当由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在判决生效后10日以内将有关的法律文书送达公安机关、监狱或者其他执行机关。

对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 由公安机关依法将该罪犯送交监狱执行刑罚。对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 在被交付执行刑罚前, 剩余刑期在三个月以下的, 由看守所代为执行。对被判处拘役的罪犯, 由公安机关执行。

对未成年犯应当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刑罚。

执行机关应当将罪犯及时收押, 并且通知罪犯家属。

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的罪犯, 执行期满, 应当由执行机关发给释放证明书。

(二) 对《决定》第98条的理解

从《决定》第98条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 《决定》一方面严格执行及时交付执行的规定, 另一方面严格执行留所服刑适用的范围。

1. 严格执行及时交付执行的规定。

按照《决定》的规定, 人民法院在判决生效后, 应当在10日以内将有关的法律文书送达公安机关、监狱或其他执行机关, 以便移送罪犯, 执行刑罚。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应加强责任意识, 规范制作文书并按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向执行机关交付执行法律文书。

2. 严格执行留所服刑适用的范围。

按照《决定》的规定, 看守所代为执行有期徒刑的刑罚范围缩小至“三个月以下”, 这一规定有利于缓解看守所当前的监室、警力不足与在押人员多、难以有效执行刑罚的矛盾, 也使更多的罪犯被交付监狱执行刑罚, 能够更好地接受教育和劳动改造, 有利于保障罪犯的合法权益, 保证刑罚执行效果。从长远看, 缩小看守所代为执行刑罚的比例, 有利于羁押与刑罚执行功能的分离, 对完善刑罚执行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四、修改后《刑事诉讼法》体系下检察监督职能的发挥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拓展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范围, 赋予了检察机关新的职责和任务, 对检察机关完善工作机制、加强科学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检察机关只有积极主动地顺应发展变革, 才能牢牢抓住机遇, 通过正确应对挑战来更新执法理念、完善工作机制、转变办案方式、提升监督能力, 将克服挑战的过程变为不断提升认识和能力的过程。

(一) 加强对人民法院交付执行的监督

按照《决定》的规定, 人民法院在判决生效后, 应当在10日以内将有关的法律文书送达公安机关、监狱或其他执行机关, 对于判决生效后10日以内没有交付的, 检察机关要及时口头或书面纠正, 对于故意迟延送达, 存在违法或犯罪嫌疑的, 应及时立案调查或侦查。

(二) 加强对看守所代为执行刑罚的法律监督

在监督看守所代为执行刑罚工作中, 检察机关应注意以下几方面:一是对违法留所服刑加大检察力度, 对罪犯在违法留所服刑期间又犯罪的, 应当建议有关机关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党纪政纪责任。对一般违法情况, 应及时通过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或检察建议等形式作出处理。二是支持和配合看守所开展教育改造活动。检察机关在开展看守所法律监督工作的同时, 要配合看守所做好留所服刑罪犯的教育改造工作。检察人员应经常深入监区, 了解和掌握罪犯的思想动态, 配合做好时事形势教育、认罪服法教育、权利义务教育, 督促教育罪犯开展坦白检举、探挖犯罪活动, 维护监房的正常秩序, 共同做好维护看守所稳定工作。三是加大对余刑3个月以上罪犯的刑罚交付执行监督力度。监所检察部门要与公诉部门建立经常性的联系沟通和信息共享制度, 及时了解公诉案件的判决、裁定情况, 督促法院将生效判决书、裁定书和执行通知书及时交付看守所, 督促看守所及时将余刑3个月以上的已决犯送监狱执行刑罚;发现看守所违法将余刑3个月以上的罪犯留所服刑的, 要做到及时发现及时纠正。对其中涉嫌职务犯罪的, 应依法立案侦查。

(三) 加强对监狱暂予监外执行的检察监督

检察机关应当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暂予监外执行检察, 发现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通过贿赂等非法手段被暂予监外执行的, 或者严重违反有关暂予监外执行监督管理规定的, 或者在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消失后没有及时收监执行刑罚的, 应当及时提出检察建议, 要求决定或批准机关及时作出收监执行的决定。

注释

1 参见包耐兵、王成柏:《罪犯交付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检察监督》[J], 载《人民检察》2005年第4期, 第26页。

2 参见杨光华:《刑罚交付执行活动中的问题与对策》[J], 载《人民检察》2009年第6期, 第47页。

3 参见王洁平:《刑罚交付执行中的问题与对策》[J], 载《中国检察官》, 2012年第1期, 第30页。

篇4：完善刑罚执行监督机制的对策思考

[关键词]刑罚执行;监督;对策

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下称“减假保”)等刑罚变更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它在保障刑事判决得以切实执行,确保刑罚功能的有效发挥,促进罪犯的教育改造和维护司法公正等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当前立法、行政执法执法和检察机关自身方面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刑罚执行监督工作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为完善和健全刑罚执行监督机制,实现刑罚目的,很有必要找出现行刑罚执行及法律监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思考解决对策,从根本上加强刑罚执行监督工作。

一、当前刑罚执行监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一)立法上存在缺陷和不足,导致了监督乏力

目前法律关于刑罚执行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刑事诉讼法》、《刑法》和《监狱法》,虽然公安司法机关曾出台过一些司法解释,但有关刑罚执行的规定过于原则、简单和分散,可操作性不强,仍然不够完善,某些方面规定甚至出现冲突现象。立法上存在的缺陷和不足,给刑罚执行和法律监督工作带来了很多困扰和难以解决的问题,导致了检察监督乏力。

1.立法规定存在冲突、不完善和滞后。表现为:(1)法律上存在冲突现象。主要是《刑事诉讼法》、《监狱法》和《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之间某些规定不一致,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对象规定不相同,监狱法规定适用于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的罪犯,而新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只适用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明确将无期徒刑罪犯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二是对保外就医的疾病鉴定机关要求不一样,《监狱法》规定由监狱医院或县级以上医院进行检查鉴定,《刑事诉讼法》规定须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作出鉴定;三是对检察机关刑罚执行监督的方式规定不一致,《监狱法》规定检察院认为法院的减刑、假释裁定不当的,可以提出抗诉,刑诉法则规定检察院只可以提出纠正意见。(2)法律规定不完善。第一,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监狱法》对刑罚的执行及监督规定比较原则和简单。如对“减假保”只是规定了基本的法定条件和办理程序,对何为“确有悔改表现或立功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等没作具体说明,虽然最高法院作出了一些司法解释,但并没有细化和量化,对减刑的起始时间、减刑幅度、间隔期和“减假保”的具体办案程序也没作明确规定,缺乏可操作性,造成执法上出现很多不规范的地方。第二,暂予监外执行制度存在缺陷。如交付执行和监外监管机制不健全,法律文书、人犯遣送脱节,日常监管不到位,致使保外就医罪犯出现脱管失控现象;收监制度未建立,收监执行的条件、程序和职责分工等规定不够明确,执法部门之间的认识存在偏差,造成了执法推诿,使一些符合收监执行条件的罪犯逍遥监外。这些问题的存在,给执法工作带来很多影响,既有损执法严肃性,又加大了监督的难度,急需通过立法来完善和规范。

2.法律对刑罚执行监督的规定存在先天不足,导致监督功能弱化。现行法律对检察机关的职责权限、监督范围、监督方式、监督程序及监督的法律保障等都没有明确详细规定,导致了监督功能弱化。(1)监督方式的改变,制约了监督权的发挥。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的监督方式由抗诉改变为提出纠正意见后,直接影响了监督的力度和效果。抗诉可以启动再审,为纠错提供了更多的法律程序,而提出纠正意见虽然也可使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若法院维持原裁定,检察机关也无可奈何,因为法院作出的是生效的最终裁定。(2)监督权缺乏法律保障,使检察监督显失权威。现行法律虽然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刑罚执行活动进行监督,但检察机关提出监督意见后,被监督者必须于何时做出何种作为并没有详细规定。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违法执行所应承担的责任后果,另一方面是检察监督权缺乏法律上的保障措施,对被监督者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3)事后监督的定位,使监督权受到约束而导致监督不力。从现行立法来看,检察监督的定位实际上是一种事后监督,相对同步监督而言,事后监督会导致监督时机错失,措施滞后,效率降低,监督的力度和效果自然会大打折扣。事实上,即使检察机关及时提出了纠正意见,但有的罪犯因已经减去余刑、假释或者保外就医已经出监,一时无法找回,客观上给监督和纠错带来了难题。

(二)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多实际问题,造成了监督困难

1.减刑、假释的裁定程序过于简单,检察监督作用难以有效发挥。法院目前办理减刑、假释案件是以书面审理为主,一般是依据执行机关呈报的书面材料去认定罪犯是否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很少主动去调查核实罪犯的改造表现和奖惩等情况,法院的审理只不过是程序性审查而已,而且使检察机关对法院裁定的监督也同样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

2.办理“减假保”的程序运行相对封闭,罪犯没有主动性和参与性。现行“减假保”的审批模式是先监所呈报,后法院或公安、监狱管理机关裁决,这一做法的弊端有三:一是审批程序的运行比较封闭,公开性和透明度不高,缺乏来自外部的监督制约;二是裁决机关的通常做法是书面审查为主,容易使裁定或者审批流于形式;三是将“减假保”的对象——罪犯完全排除在程序之外,罪犯在启动程序上没有主动性与参与性,在法律上并没有诉讼权利和司法救济的渠道。

3.执行机关与法院在执法上出现分歧,检察机关难以监督协调。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目前监所关押的罪犯普遍爆满,警力不足,经费紧张,监管压力很大,为解决以上问题,执行机关就充分利用减刑、假释机制来激发、调动罪犯接受教育改造和参加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呈报减假的案件就越来越多,给法院的工作增添很大压力。第二,近年来,法院系统加大了对罚金刑的执行力度,使一些罪犯因为无钱交纳罚金而得不到减刑或者假释,这一措施对罪犯产生强烈影响,有的因“减假”无望而消极或抗拒改造,给监管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不及时解决法院和执行机关之间的分歧,必将对监管改造工作和刑罚执行及监督工作产生不良影响。检察机关如何去协调和监督?监所检察工作已经遇到新的课题和挑战。

(三)检察机关自身存在着困难和问题,制约了监督效果

1.对监所检察工作重视不够,监督工作受到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人员配备少,有的基层单位监所部门普遍只有两三人,而且多为年龄大、学历低,存在量少质弱现象,造成工作被动;二是派驻检察室的办公装备差,软硬件建设有待加强,影响了工作的开展;三是有的领导对监所检察工作重视不够,未能有效调动监所检察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2.案多人少任务重,监督工作难以到位。由于当前在监管场所服刑的罪犯激增,“减假保”的案件数量也随之水涨船高,一般基层院常年驻监检察人员才两三人,还要开展安全防范、教育转化罪犯、打击再犯罪活动、监管执法监督、办理控告申诉、侦查和预防职务犯罪等工作,监所业务点多线长,工作开展起来难免顾此失彼,使监督难以到位。

二、完善刑罚执行监督机制的对策建议

(一)修改完善法律,保障刑罚执行和监督有法可依

1.制定统一的罪犯保外就医制度。对现行法律关于罪犯保外就医的规定进行修改完善,制定统一规范的罪犯保外就医制度,以解决执法上的困扰。立法上要明确规定保外就医的适用范围、法定条件、办理程序、疾病伤残范围、病残鉴定的机构和责任、保外就医的期限、交付执行、监管考察、撤销收监和检察监督等内容。

2.在程序上增强减刑、假释的透明度。第一,推行公示制度。为打破“暗箱操作”嫌疑,执行机关应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和利于监督的原则,将符合资格、推荐评审、呈报和裁定减刑、假释的罪犯名单在监所内外张榜公示,让罪犯和社会公众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申诉权,在程序上增强减刑、假释工作的透明度,实现阳光执法。第二,给予罪犯一定的参与权。如享有申请权、辩解权、申诉权和司法救济渠道等,使罪犯摆脱被人操纵的命运,维持法律关系平衡,体现社会公平正义,有利于调动罪犯的改造积极性。

3.考虑设立新的刑罚执行制度。刑罚执行是刑事诉讼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为解决刑罚执行工作中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可以借鉴现行刑诉法关于审理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和外国司法制度的一些做法,可以考虑设立如“减假保”暂缓执行制度、撤销制度、收监执行制度等,这些制度的设立,一是有利于及时发现和纠正不当或违法“减假保”问题,完善纠错机制;二是有利于警示和教育罪犯要遵规守法,积极改造;三是有利于破解当前刑罚执行和法律监督工作中遇到的各种疑难问题。

4.完善检察机关的刑罚执行监督权。具体从以下三方面考虑:一是立法上要赋予检察法律监督保障权,明确被监督者应负的法律义务和后果,强化检察机关纠正违法的功能,树立监督权威;二是要确立检察机关随时加入的同步监督机制,使罪犯的改造奖励情况、执行机关的呈报和法院的审理活动全程受到检察监督,使违法行为得到及时发现和纠正,增强执法监督的时效性和节约司法成本;三是要健全法律监督方式,第一,将抗诉与提出纠正违法意见确定为检察监督的两种法定方式,在“减假保”裁决前发现不当或违法的以提出纠正意见的方式进行监督,裁决后发现不当或违法的使用抗诉方式进行监督,另外,对于过了法定期限发现裁定不当的,根据有错必纠的司法原则,应当规定检察机关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第二,赋予检察机关减刑、假释建议权,对于有重大立功、悔改或立功表现特别突出、或者有特殊贡献的罪犯,检察机关可以建议执行机关报请法院裁定减刑或假释,其好处在于有利保护罪犯的合法权益。

(二)加强检察自身建设,提高法律监督能力和水平

1.加强对监所检察工作的领导。刑罚执行监督是检察机关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进行法律监督的最后环节,它为刑罚的正确执行和目的的实现起到保障作用,刑罚执行监督工作只能加强而不能削弱。一要加强领导,为监所检察部门配备足额的高素质检察人员,改善工作条件和加强业务培训;二要建立岗位责任制,健全工作制度,突出工作重点,加大监督力度;三要加强派驻检察室的规范化建设,充分发挥检察室在监督第一线的优势作用;四是监所检察人员要增强责任感和事业心,积极、大胆、依法开展执法监督工作;五是监所检察人员要加强业务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和法律监督能力。

2.建立重点罪犯监管制度。要突出工作重点,对涉毒、涉黑、涉恶犯罪、职务犯罪、侵财性犯罪和留所服刑的罪犯、多次获得减刑的罪犯,要逐人建立监管档案并重点进行监督,掌握他们的改造表现情况,注意发现其刑罚执行变更背后可能隐藏的司法腐败行为。

3.强化检察侦查职务犯罪职能。当前重点要通过检务公开、设立检察信箱、公开举报电话、谈话教育、出入监问卷调查、接访、约见和办理控告申诉等方法和渠道,主动发现线索和查办职务犯罪,以办案促监督,以监督保公正,树立检察机关刑罚执行监督的威信。

篇5：刑罚的执行论文的结尾

201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 》中, 对被判处管制、缓刑、假释的罪犯进行社区矫正等问题进行了明确规定, 这标志着社区矫正法律制度已经基本确立, 并且为我国法律法规完善和改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次相关条款的修改将改变过去由公安机关执行或监督、考察此类犯罪人的规定, 而是采用社区矫正的方法, 这是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的一项重要改革, 目的是对这部分犯罪人采取更加有效的监督管理方式, 有利于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 同时在刑法中规定社区矫正, 确立了社区矫正的刑罚性质, 解决了社区矫正的法律依据, 从制度层面上升到法律层面, 有利于推进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完善, 对推动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开展具有特殊的实践意义。刑法修正案中规定了社区矫正后, 社区矫正的刑罚方法将逐步得到完善和发展, 更加深入地融入到社会生活, 在刑罚的执行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当前社区矫正工作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在实行社区矫正的工作实践中, 仍然存在诸多现实性的新问题和难题, 主要表现如下:

(一) 社区矫正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虽然相关法律明确规定了社区矫正, 把社区矫正的制度提升到了法律的最高层面, 但是我国目前却没有和其相配套和相适应的具体法律法规, 社区矫正机构或人员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实践中, 社区矫正的组织机构没有正式建立、社区矫正的法律地位尚未明确、还没有具体的工作制度, 实践中实施起来难度非常大, 在没有建立合法完善的社区矫正机构的前提下, 社区矫正的工作无法正常开展, 所以社区矫正制度和组织机构亟待我们建立和完善。

(二) 社区矫正执行难度大

社区矫正的形式一般是监督符合社区矫正罪犯的日常生活, 而日常生活一般都是八小时以外的个人生活空间, 执行难度大。刑法原来关于社区刑罚执行和社区矫正的内容总体上还是比较粗糙, 社区刑罚执行内容进一步细化, 尤其是增加了管制、缓刑中关于禁止令的规定;在管制、缓刑适用过程中, 可根据具体犯罪性质和严重程度, 禁止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从事“特定活动”、或者进入特定的场所、或者接触特定人员。其中, 上述规定不准进入和接触的地方、人员, 应当理解为与原犯罪人员、犯罪行为有关联的事物, 以便对犯罪分子进行监管和矫正。比如对于未成年因为迷恋上网经常上网吧而导致的犯罪, 被限制进入网吧;经常在娱乐场所寻衅滋事导致的犯罪, 被禁止进入娱乐场所、酒吧或KTV吧等。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有个案例:被告人郭某原是济南市槐萌区一家废品收购点业主, 因贪图便宜, 收购明知是赃物的农用拖拉机、三轮车、家用电器、水泥搅拌机等等各类机械设备, 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五年, 处罚金2万元, 并禁止其在三年内从事废品回收等相关经营活动。对于这样的监督, 执行起来需要大量的时间、精力、人力和财力。不过, 采取这些禁限令, 能够从根源上教育和感化罪犯、预防犯罪分子继续再犯罪、预防罪犯重操旧业再入歧途起到积极的作用, 也只有实施社区矫正才能更好地贯彻落实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制度。但是, 对禁限令行为监督的方式和时间又很难掌握, 被监督人员的行为去向也很难掌握, 行使社区矫正监督时, 是否象“私人侦探”般紧随其后进行监督, 这些都是社区矫正实践中最难处理的问题, 如处理不好, 有可能无法监督罪犯甚至侵犯罪犯的其他合法权益 (尤其是个人隐私权、生活权) , 从而导致新的违法行为的产生。所以在实践中, 实施社区矫正工作应慎之又慎。

二、实施社区矫正的刑罚措施及建议

为有效实施社区矫正的刑罚措施, 笔者提供以下一些建议:

(一) 不断完善社区矫正相关法律制度

实行社区矫正目前还没有具体的实施办法, 建议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 将社区矫正进一步规范化, 建立和完善社区矫正的法律制度。虽然现在将社区刑罚与社区矫正的执行权交由司法行政机关来行使, 在理论界已经达成共识, 在实践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符合刑罚执行发展的规律。但是社区矫正制度还没有建立, 下一步应当是制定相配套法律法规、制度、具体实施方法、步骤和措施的阶段, 以适应社区矫正的执行和发展。

(二) 加强对社区矫正人员的健康教育

社区矫正的目的是为了执行刑罚, 惩罚、教育和改造社区服刑人员, 预防和减少犯罪。社区矫正要坚持惩罚与教育相结合、惩罚改造与社会生活相统一的原则, 采取日常监督和重点监督的形式, 做到罪犯日常生活就是改造的方法和过程, 让罪犯的改造融入社会生活。在社区开展各种形式、多种渠道, 强化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法制教育、思想道德宣传教育, 帮助社区服刑人员解决就业、生活等方面遇到的问题, 矫正罪犯的犯罪心理和行为习惯, 使他们悔过自新、弃恶从善;促进社区服刑人员就业和基本生活保障工作, 让罪犯尽快地适应社会生活, 成为守法公民。

(三) 建立社区矫正犯罪人员档案, 加强监督

建立社区矫正犯罪人员档案, 进行跟踪监督, 发动社区居民尤其是罪犯的家庭和亲属共同监督罪犯的日常生活, 让罪犯能融入到社会生活当中, 同时又在广大社会居民的监督之下, 确保罪犯遵守社区矫正的行为规范, 杜绝罪犯有违法违规行为, 达到改造罪犯的目的。这样既可有效减少、或者避免监禁场所中, 犯罪分子之间产生矛盾或“交叉感染”, 又可以消除犯罪分子的对立情绪, 从而调动和激发他们自觉接受教育、自我改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对于调动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对他们的监督、矫正, 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那些犯罪情节相对轻微, 而且主观上存在的恶性不大者, 若法院判其受社区刑罚, 则其法律和社会效果会更好一些。比如, 邻里之间因纠纷而造成的轻伤害案件, 建议对被告人采取社区刑罚处罚, 这样有利于其积极履行相应的民事赔偿义务, 为被害人尽可能争取合法利益, 同时对于双方矛盾的缓解或者消除, 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再如, 若被告人是家中的唯一依靠, 如果不施行社区刑罚措施, 则家中的其他成员将难以维持生计, 造成的社会问题和影响将更为严重。因此, 只有采取社区矫正方法, 才能更有利于犯罪分子的教育和改造。

(四) 构建完善的社区矫正的组织机构和组织体系

建立和完善社区矫正的组织机构和组织体系, 做到组织机构设置完整、分工明确,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牵头, 积极组织基层社区开展各种类型的社区矫正试点, 会同公安机关搞好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 组织协调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和帮助工作。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派出机构,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组织应支持配合专门国家机关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群策群力、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支持和配合社区矫正工作。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要建立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2014年4月, 中央领导在听取司法部工作汇报时又明确地指出, 社区矫正已在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开, 应当持续跟踪、不断完善社区矫正制度, 加快和推进国内立法进程, 理顺各项工作机制, 加强矫正机构和执法队伍建设, 从而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质量和效率。

三、结语

社区矫正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必然产生的刑罚新方法, 完成非监禁刑服刑期内的监督管理和教育, 矫正罪犯心理和行为习惯, 将刑罚和教育融入社会生活。社区矫正对正确执行刑罚、教育和改造社区服刑人员、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发生, 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作为刑罚适用的新方法, 顺应了社会发展和刑罚改革的需要, 同时在实践中会遇到很多新问题和困难, 亟待我们去解决, 在实践中只有不断地总结和探索, 社区矫正这一刑罚新方法, 将在我国刑罚执行体系中发挥其独特的魅力和作用。

摘要：我国刑法修正案 (八) 中明确规定, 凡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以及裁定假释的犯罪分子, 可依法对其采取社区矫正的措施。社区矫正是社会发展和刑罚执行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在实践中如何贯彻实施社区矫正制度, 通过社区矫正实现刑罚与社会生活相结合, 推动刑罚的发展顺应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促进刑罚执行与社会生活的和谐。文章提供以下一些意见供参考。

关键词：社区矫正,刑罚执行发展的新形式,刑罚执行与社会生活相融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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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沈亚庆.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4 (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