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庸俗化分析论文

【摘要】本文从电视图书的产生，发展现状入手，对电视图书的概念做了界定，并分析了电视图书的优势，从媒介范式，文化需求和受众需求等方面分析其畅销的因素。同时也对电视图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娱乐化、庸俗化等问题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电视庸俗化分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电视庸俗化分析论文 篇1：

对中国电视娱乐节目“低俗化”现象的思考与研究

摘要：电视节目的庸俗化始于1990年代。这是一种突变现象，是由中国营销和娱乐媒体的爆炸性增长引起的。这主要是由于电视媒体放弃其社会义务并单方面迎合某些观众的低俗倾向的不良趋势。近年来，电视媒体之间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电视观众对社会责任意识的下降导致一些节目的庸俗化。电视节目的庸俗化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传统中具有完全不同的定义。但是，有一些分歧是可以达成共识的，即毒害年轻人并破坏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

关键词：预科节目;低俗化;思考

一、中国电视娱乐节目“低俗化”现象原因

（一）过度草根化

由于娱乐电视的精英主义太严重，在对传统精英主义的反抗下，电视制作人和观众都在大陆掀起了大规模的电视节目风暴。许多以“喜剧”为幌子的电视节目制作并播放了一系列极富创意的节目。这些程序不再需要大名鼎鼎的导演或社会精英，而是以军衔为主要角色。典型的“草根”节目包括才艺表演，电视相亲节目和情感访谈节目，但是有“粗俗化”的趋势。节目的庸俗形式，例如节目中提出的崇尚金钱和权利的意识形态倾向，严重影响了电视节目的健康发展，并为追求快速成功的社会提供了放纵的心态。 基层群众过多会不可避免地将娱乐电视节目推向庸俗化的深渊。娱乐节目使用各种低俗的方式来吸引观众注意低俗的欢乐和高收视率带来的无聊噪音，完全脱离了电视媒体的核心功能和职业道德。

（二）社会价值觀的迷失

社会价值的丧失也是娱乐电视节目庸俗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许多盲目约会计划中，崇拜金钱的倾向是社会价值丧失的集体表现。在公共生活中，金钱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盲目地崇拜金钱，它将不可避免地增强当今社会中的金钱崇拜氛围。也失去了核心价值。例如，在一个情感节目中，主持人公开声明“为朋友打朋友的男人和为朋友打女人的男人”必须是女孩中最可靠的人。实际上，它助长了暴力和忠诚，是对法律制度的明显挑战。电视娱乐节目中对核心价值观的忽视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错位的价值观甚至是异化的价值观的骚动，从而导致社会价值的丧失。在电视节目制作中，“以人为本”是媒体专业人士应有的那种感觉。无论是演示者还是法官，该意见都应包括在程序中。但是，在选秀的某些阶段，裁判员只是忽略了球员的感受，并经常使用苛刻的评论使球员冷静下来。在某些节目中，房东通过取笑客人的身体残疾来营造气氛。这样的节目不仅严重侵犯了客人的尊严，而且误导了公众，导致公众缺乏人文关怀。

二、应对中国电视娱乐节目“低俗化”的思路

（一）宣扬正确的价值观

娱乐电视节目是广告和社交网络中最重要的节目之一，无疑是国内电视行业最具竞争力的领域，除了新闻和电视连续剧。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好的娱乐节目甚至一个好主意都可以为节目注入生命。因为它可以使人们释放自己的个性，倾吐情绪，传达核心价值并为社会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但是，如果娱乐节目陷入一种庸俗化的趋势并提倡不正确的价值观念，它将成为一种精神上的污秽。娱乐电视节目应以娱乐功能为外观，以教育功能为基础。娱乐节目的经济性质是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但是电视节目的公共利益性质不能忽略。电视节目必须具有一定的标准和标准，并且不能盲目提倡粗俗。此外，尽管娱乐节目的外部表现主要是娱乐，但它应在娱乐的外部形式中在继承文化和促进核心价值方面发挥作用;商业实践可以用来更有效地履行社交媒体的角色。在大众娱乐节目的制作中，使用了更多的社会和文化主题，并且此方法用于结合优雅和共同的欣赏和共同的习俗，并尽可能以流行的外部形式携带真正有价值的知识。

（二）主持人要以人为本

近年来，在一些家庭娱乐节目中，为了引起公众的笑声，一些主持人故意暴露人性的弱点和阴暗面，以挑战道德考量，从而引起公众的笑声。这种旨在满足听众某种黑暗心理的语言已经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并损害了某些社会人士的情绪。可以看出，电视节目主持人应该以人为本，学会同情。同时，节目主持人必须坚持核心价值观，及时引导观众和嘉宾，不得以粗俗的嘲讽为根据。例如，在一个娱乐脱口秀节目中，一位客人表达了对他叛徒父亲的强烈仇恨。允许客人继续判断父亲不仅会破坏表演的顺利进行，而且还会误导年轻的客人。值得称赞的是，主持人当时的话是：“恨来自爱！”他们引起客人的深刻思考。主持人随后引导客人和听众讨论诸如学会宽恕和发展愤怒的判断等主题。成为具有哲学意义的展览。因此，要使娱乐节目有意义，主持人必须掌握正确的方向，主持人的文化和语气也是需要增强的关键点。

结语

对于传统的电视产业来说，娱乐经济本质上是眼球经济和注意力经济，它是市场经济和发展到某个阶段的消费者社会的必然产物。娱乐电视节目应该更明智地利用娱乐浪潮来传播有用的社会信息并促进积极的社会文化，而不是过度娱乐甚至愚蠢，以换取电视前观众的短暂欢乐。当前，娱乐电视节目的粗俗化程度很高，与粗俗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制片人和电视频道不应过分依赖经济利益，也不应沉迷或宣传粗俗的节目以取悦特定的听众，从而导致电视节目缺乏社会责任感。简而言之，为了应对电视节目的低俗化，我们必须从反对电视节目制作人遵守只收看节目的原则开始，辅之以客人和主持人的自律，并加强和管理观众的人文和文化观念。

参考文献

[1]罗治林.电视节目低俗化现象分析[J].电视研究，2019，（6）：49-51.

[2]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编辑部.世界各地广播电视反低俗化法规资料选编[C].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8.

[3]石长顺，王琰.广播电视媒体的政府规制与监管[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8，（1）：29-31.

作者：孙凌丰

电视庸俗化分析论文 篇2：

论电视图书对纸质图书出版的影响

【摘要】本文从电视图书的产生，发展现状入手，对电视图书的概念做了界定，并分析了电视图书的优势，从媒介范式，文化需求和受众需求等方面分析其畅销的因素。同时也对电视图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娱乐化、庸俗化等问题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关键词】电视图书 畅销因素 反思

一、电视图书产生和发展状况

1、传统出版产业的现状

图书作为传承文明传播知识的重要载体，应在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可是，图书出版行业却出现了停滞的状态。根据《第四次全国国民购买与阅读抽样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国民的阅读率和人均图书量近年来一路走低，已经成为了制约出版业发展的瓶颈。原因主要是各类媒体多元化的传播方式分散了读者群体，特别是年轻一代读者倾向于选择网上阅读；另外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也让人们不愿意再多花时间在阅读上，而是选择一些轻松娱乐的文化方式。当今信息时代多媒体竞争激烈，以网络，手机等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分割了传统媒体的图书市场，造成了传统媒体的图书市场占有量下降。图书市场的生存空间在受到电子媒体的挤压下，在倍受多媒体冲击，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时代，它找到了一条媒体互动的生存之路——电视与图书的联姻，开启了电视图书的时代。

2、电视图书的概念和发展历程

电视图书是指与电视内容资源有关的图书，包括以电视台，电视节目，主持人等为主题内容的图书。具体的说，是以电视内容为蓝本，结合纸质平面媒体所擅长的手段，对内容资源进行深度加工和再创作，形成一种既有电视内容的通俗化特征又有图书阅读和文化传承的价值。电视图书的基本特点是内容通俗易懂，题材合适，图文并茂，装帧精美。

电视图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的《话说长江》一书的出版（1990，中国青年出版社），该书是在央视播出5集同名纪录片《话说长江》收视率一路走高后出版的，并掀起了一股销售狂潮。之后也有一些收视率高的电视剧出书，如《大宅门》，《乔家大院》等，但并未引起热潮。电视图书的第二阶段是主持人出书热。由1995年赵忠祥的《岁月随想》拉开序幕，后有如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华艺出版社，2000），陈鲁豫的《心相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等。主持人凭借着较高的曝光率，充分运用名人效应，引发了一股销售的热潮，但是这股热潮并没有长盛不衰。究其原因，这些主持人自传类书籍大多是对于成长经历的描述，主要是事业家庭爱情，缺少对时代大环境的思考和对人生的体悟，从而陷入了一种模式单一的局限性，导致了这类图书市场的生命力短暂。

真正让电视图书达到登峰造极程度的当属《百家讲坛》栏目开播后，一批学术明星带动的传统文化图书的畅销热潮。2004年阎崇年在《百家讲坛》开讲《清十二帝疑案》创下央视科教频道最高收视率，并在社会上形成了“谈清史，说清帝”的热潮。之后《百家讲坛》为传统文化和历史在大众传播中架起了一座桥梁，输送了一批“学术明星”，如易中天，于丹，袁腾飞等人。而这批“学术明星”的系列图书又让电视图书的销售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火热高度，甚至成为了出版业界畅销书的风向标。

二、电视图书的优势特点和传播思考

1、电视图书的优势

（1）克服了电视选择性差的弱点，实现了随时随地的阅读。电视节目只按时间流程依次播出，观众只能在固定时间固定频道收看固定节目。而图书的优势正是以固定的版面为传播空间，可以随时阅读，不必受时间空间限制。（2）克服了电视稍纵即逝的特点，提高了内容的可保存性。电视图书以文字的形式保存了电视的内容，又便于读者随时翻阅，同时克服了电视画面的表层性。（3）克服了图书时效性差的弱点，增强了信息的传播性。图书的制作过程一般较长，要经历选题，组稿，编辑，印刷等过程。而电视图书由于以电视节目内容为蓝本，在选题和组稿上节省了大量的时间，直接可以对节目内容或作者讲稿进行编辑，使得电视图书可以在节目播出后短时间内上市，甚至同步上市。这就大大增强了信息的时效性，可以在电视节目热度的影响下，取得好的传播效果和经济效益。

2、电视+学术：全新的媒介范式

电视最大的特点就是声画结合的实时和非实时的动态图像结合，通过图像画面使观众产生了身临其境的感觉。另一方面，电视内容口语化的传播，转瞬即逝，内容缺乏深度。电视要遏制越来越俗的传播态势，就必须提升电视传播内容的文化品位。而以《百家讲坛》为代表的一批学术类栏目将电视和学术“联姻”，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传播范式，其本质上是文化生产中的同一文化内部的转换。我们对《百家讲坛》栏目的畅销书如《于丹读论语》，《易中天品三国》等加以研究不难发现以下规律，《论语》，《三国》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民间对其中的故事耳熟能详。《百家讲坛》从一开始就把节目确定是文化传播的主体——大众，也就确定了精英文化必须以大众能够接受的方式进行传播。如于丹读《论语》并不是照搬书本，而是从心灵之道，处世之道等方面把《论语》放在了新的文化情景中。在这样的文化转换中，《论语》走下了神坛，成为了抚慰现代人精神的“心灵鸡汤”。在这样的文化转换中，品“三国”，读“红楼”，说正史这些严肃高雅的学术文化转变成了新的文化环境中普通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化。

3、“浅阅读”时代的“营养快餐”

任何一类图书的畅销都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图书市场反映出了一定的社会阶段的文化思潮。当今社会压力加大，激烈的工作竞争和快节奏的生活让大众的“快餐式”文化渗透到了图书领域，造就了大众的“浅阅读”时代。追溯中国大众文化的源头，当属传统的经典文化莫属。电视图书借助电视的优势让经典文化变得通俗易懂，既传播了传统文化，又适合大众阅读。以《百家讲坛》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系列的电视图书选题多集中于古代文学作品和历史解读，对读者而言，一方面丰富了历史文化知识，一方面也契合了他们的现实需求——用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来指导现实人生。另外，传统文化中有许多都是百姓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书中的故事情节所包含的文化符号，常常能引发读者内在的文化情怀，不由自主地产生归属感。而这类图书在表达方式上，将高雅的精英文化用“平民表达”的手法呈现在读者面前，语言通俗易懂幽默风趣，使图书富有亲和力，取得了畅销又好看的良好传播效果。

三、对电视图书的反思

在以《百家讲坛》系列图书为代表的电视和图书联姻的成功之后，让出版人看到了新的思路，同时不良的出版动机也显现了出来，各大出版社都在对传统文化进行“老坛装新酒”跟风。反思我们现在的图书出版，图书内容的主体性被削弱，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1、图书选题同质化

自从《百家讲坛》系列图书成功后，出版业盲目跟风之势愈演愈烈，图书的选题同质化也愈加明显。在图书市场上，打着央视和其他地方电视台图标的书籍比比皆是，稍稍和传统文化沾边的电视节目都会被出版社拿出来炒作。这种图书选题和内容的同质化严重浪费了出版资源，导致图书市场的恶性竞争，读者的阅读兴趣也会迅速下降，不利于出版业的发展。

2、图书内容庸俗化

能够成为畅销的电视图书首先是一个与图书相关的优质的电视资源，但是越来越多的出版运作倾向于内容庸俗化的图书，使图书内容流于表面。如电视选秀类图书，就是以作者的写真性为噱头，内容庸俗化，营销炒作化。再比如《百家讲坛》系列图书，它能够大行其道的很大原因就是迎合了受众的阅读品味，调侃历史人物，将历史情节庸俗化，满足观众对一些历史人物的猎奇心理。但这也使得《百家讲坛》原有的文化内涵和学术品味日益丧失，娱乐化庸俗化倾向日益严重。

3、过度依赖电视资源

图书频频借重电视资源，是希望借助电视强大的传播资源优势打开图书的销路。但从目前电视与图书的互动中，电视资源对图书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图书资源对电视的影响，两者之间的互动是极不平衡的。电视图书的畅销引发了一些图书编辑对电视节目或电视名人的出版价值和出版资源的非理性判断，对作品是否适合出版完全从电视节目的收视率和电视名人的影响力，号召力方面判断，而不是从作品本身的价值内涵。这样跟着电视跑，在无形中一些出版社就会丧失了原有的文化品位和文化追求，也丧失了出版业在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上的深度使命，变成了电视庸俗化娱乐化的附庸角色。

从以上反思的问题来看，我们要注重提高电视图书质量，消除市场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就必须以图书的内在品质质量为本，加强市场竞争力，推动图书市场的良性发展。首先在选题上，出版社和责任编辑在电视图书的选题和图书的内容上要做好“把关人”的角色，要甄别良莠，选择优秀的电视资源。在编辑过程中，不能照搬电视节目或主持人的讲稿，而是应该让电视图书在内容上更为丰富，全面，凸显图书作为文化载体的厚重感。其次是切忌盲目跟风，编辑应该努力提高创新能力和编辑策划的能力，努力发现潜在的优秀出版资源。第三，完善图书与电视的互动机制。对于文化类的电视节目，策划人应该有意识地建立将优秀的电视资源转化为出版资源的观念，从而树立节目品牌，延续节目的影响力和价值。同时，出版界也应该理性地对待电视资源，使得电视图书能够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参考文献

①博茨曼：《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②波德利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③李奉明，《电视图书出版状况以及畅销因素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

④徐琛，《电视图书：敢问路在何方》，《编辑学刊》，2005（3）

⑤樊艳丽，《现代传媒在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优势和局限——基于<百家讲坛>的思考》，《沧桑》，2007（5）

⑥董子明，李芙蓉，《从“百家”到“百姓”——一个纸媒与电煤的联姻神话》，《编辑之友》，2008（5）

（作者：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09级研究生）

责编：周蕾

作者：程晓莉 黄星星

电视庸俗化分析论文 篇3：

邓小平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批判性特征

摘 要：邓小平毕生重视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他在强调正面进行理论教育的同时，还非常注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以及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深刻的批判。这一批判的实质在于强调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它深刻体现了邓小平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与实践的科学性。

关键词：邓小平；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批判性

在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邓小平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形成了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理论观点构成的思想体系。邓小平这一思想具有科学性、务实性、批判性等特征。其批判性特征主要体现在对大众化过程中实际存在着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批判、对割裂毛泽东思想和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批判、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批判等几个方面。

一、对教条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马克思、恩格斯反复指出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他们的理论。马克思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1]433恩格斯在1895年致威尔纳·桑巴特的信中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2]406毛泽东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反对教条主义的态度，就必须做到实事求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全面展开的相当一个时期，我们党逐渐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理论教育和建设实践中出现了新的教条主义。最突出表现就是在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对马列主义作了教条式的理解，认为经典论述和领袖的话“句句是真理”。“文革”结束后出现的“两个凡是”，也继续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两个凡是”是一种典型的教条主义，它表面上是要维护毛泽东的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实质上是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其实际效果只会有损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如果不从根本上反对这种教条主义、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便无法真正科学认识和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可能得到健康发展。面对这种状况，邓小平以非凡的理论勇气批判了“两个凡是”这一新教条。1977年4月10日，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和党中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3]157这封信经华国锋批示，中共中央于5月3日转发至县团级学习，为批判和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打下良好的基础。对于“两个凡是”的提法，邓小平进一步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4]39因此，“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违背毛泽东思想。1978年9月16日，他在谈到如何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时指出：“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4]126

为了更深入、更彻底地批判“两个凡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邓小平把解放思想看作是反对教条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前提。他亲自领导和有力支持了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提出并详细论述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关系，终于突破了“两个凡是”教条的禁锢，重新恢复和进一步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明确了科学的指导思想。

二、对形式主义的批判

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坚持务实、管用的原则，反对和批判形式主义，强调“教育一定要联系实际”，[5]144要围绕党和国家大局与中心工作，用事实说话，进行充分而有说服力的教育。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政治大局，而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6]46理论教育和思想宣传工作者要经常地、自觉地以大局为重，为提高人民和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不懈奋斗。

邓小平认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结合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力戒空谈，不能搞形式主义。他说，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满足于那个热热闹闹，主要的是要做经常的、细致的工作，做人的工作。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5]381 “一句话，就是要落在实处。追求表面文章，不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的形式主义必须制止。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恶习必须杜绝。”[4]100因为只有让“群众从事实上感觉到党和社会主义好，这样，理想纪律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才会有效。”[5]145只有让人民看到实行改革的效果，享受到改革的成果，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人民才会拥护这个政策，才会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接受理论教育和思想宣传。

三、对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批判

片面化、表面化、绝对化地曲解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是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庸俗化。庐山会议以后，党内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急剧升温，出现了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现象。林彪提出：毛泽东就是现在的马克思、现在的列宁。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很多，但不一定要读他们的原著，而毛泽东著作是高级的，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容易学，学了马上可以用，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事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康生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判别一切对错的“最高标准，最后标准”。在林彪、康生等人的影响下，一些报刊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出现了脱离实际、歪曲事实的庸俗化的倾向，把工作中的成绩都简单地与毛泽东思想联系起来，说成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结果。这种庸俗化的做法不仅不能正确地坚持毛泽东思想，促进经济社会建设，反而对当时“左”倾错误的持续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鉴于对毛泽东思想的割裂和庸俗化造成的不良影响，1960年上半年，邓小平在山东、天津和北京等地，多次提出要正确理解、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3月，他在中共中央天津会议的讲话中指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讲了，不少报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他还指出：按照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解，一个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回事。毛泽东思想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里面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所以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地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再次批评了林彪割裂毛泽东思想的错误。1975年，他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林彪主张就学“老三篇”，是割裂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怎么能够只把“老三篇”、“老五篇”叫做毛泽东思想，而把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著作都抛开呢？怎么能够只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1977年5月，在和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谈话时，邓小平重提他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批判，他说：“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看待。”[4]39 1977年7月，在十届三中全会上，他强调说：“林彪否定毛泽东思想，说‘老三篇’就代表了毛泽东思想。林彪还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严重歪曲，极不利于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极不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4]42 同年10月，邓小平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林大光教授谈到毛泽东思想时指出：“林彪和‘四人帮’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说只有毛泽东思想最好，马列主义不在话下。这表面上好像把毛泽东思想抬得很高，实际是否定毛泽东思想。”[3]222 邓小平在批判割裂和庸俗化毛泽东思想的错误的同时，还提出关于毛泽东思想正确的解释是：毛泽东思想是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4]44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始终反对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割裂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

四、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批判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要加强正面理论教育和宣传，又要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文革”结束后，有人借社会主义建设发生失误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本质及其危害作了深刻的批判。

邓小平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 否定社会主义而主张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其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且，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在我们的国家，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统一不起来了。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内部就成了一个乱的社会，不是一个安定的社会，什么建设都搞不成了。在党内，“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党也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7]1162他分析指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遭到干扰尤其引起学潮事件的原因，“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7]1161为此，“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8]168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态度坚决，且认为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是长期的而不是短期的，要“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7]1169

五、结语

邓小平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批判性，其本质在于强调全党要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即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用这一科学理论武装人们的头脑。不论是对“两个凡是”教条主义、理论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的批判，还是对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都始终体现着理论联系实际这一马列主义学风的精神实质，也体现着邓小平“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这一思想精髓。这对于我们当今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着重要的现实启示：一定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以及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在理论教育中紧密联系国内外、党内外的客观形势和人民群众的思想、生活、工作实际，通过现代化的途径、采取科学的教育宣传方法，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人们的头脑，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又好又快发展，不断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思想政治工作[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0.

[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8]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增订版1978.12－2008.3）[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黎 峰]

作者：李政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