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犯罪与刑罚 读后感

论犯罪与刑罚 读后感（共8篇）

篇1：论犯罪与刑罚 读后感

《论犯罪与刑罚》读后感

读了《论犯罪与刑罚》，我对法律有了更深的了解。它勇敢地揭露了旧的刑事制度的蒙昧主义本质，依据人性论和功利主义的哲学观点分析了犯罪与刑罚的基本特征。并且从《论犯罪与刑罚》中我们可以看到以贝卡里亚为代表的刑事古典学派的影子。这一派概括起来有3个基本点:（1）罪刑法定主义。这条原则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基本内容是：法无明文规定的不为罪，也不处罚；法律条文的解释应当严格，不能适用类推和扩张解释；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刑法对罪和刑要有明确规定，不能规定不定期刑。（2）罪刑相适应。这条原则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平等”思想，基本内容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身份等级差别，犯同样罪受同样处刑;刑罚的轻重与犯罪的轻重相适应。（3）刑罚人道主义。这条原则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博爱”思想，基本内容是：废除或限制死刑；废除残废刑；建立以自由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适用轻刑；改良监狱。

书中提出了刑法三大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人道化原则；并且呼吁废除刑讯和死刑，实行无罪推定；此外，贝卡里亚在书中否认了法官拥有解释法律的权利。时至今日，书中的许多论点仍有现实意义。接下来，我将对书中的一些部分诉说我的观点和看法。

（一）罪刑法定

1.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本书明确提出了“罪刑法定”原则，第三篇写道：“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只有代表根据社会契约而联合起来的整个社会的立法者才拥有这一权威”“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罚就不再是一种正义的刑罚”。

此外，在逮捕一篇中作者提到：只有法律才能确定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应受刑罚。因而，法律应指出：应根据哪些嫌疑而羁押罪犯，强制他接受审查和刑罚。并且证明嫌疑的证据也应该由法律来确定，而不是由法官来确定。

因此每个公民都应当有权做一切不违背法律的事情，除了其行为本身可能造成的后果外，不用担心会遇到其他麻烦。

2.对法律的解释

要使抽象的法律规范正确地适用于具体的法律事实需要对法律进行解释，法官在此过程中担任着判决的角色，那么其是否有权对法律进行解释呢？贝卡里亚对此的回答是：刑事法官根本没有解释刑事法律的权利，因为他们不是立法者；法官对任何案件都应进行三段论式的逻辑推理，大前提是一般法律，小前提是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结论是自由或者刑罚。由此可见，法官唯一的使命就是判定公民的行为是否符合成文法律而无权进行法律解释。否则，法律的精神可能会取决于一个法官的逻辑推理是否良好，对法律的领会如何；取决于他感情的冲动；取决于被告人的软弱程度；取决于法官与被害者间的关系；取决于一切足以使事物的面目在人们波动的心中改变的、细微的因素。倘若如此，人们得到的将不是持久稳定的而是飘忽不定的法律解释。

3.刑罚的公开性、明确性

明确性原则要求立法者必须具体地并且明确地规定刑罚法规，以便预先告知人们成为可罚对象的行为，使国民能够预测自己的行动，并限制法官适用刑法的恣意性。否则，如果规定的刑罚法规含混不明，就不能达到上述目的，是违背刑法定主义的宗旨的，从而认为是无效的。贝卡里亚在书中也提到：如果说法官对法律进行解释是一个弊端的话，那么显然，使人不得不进行解释的法律含混性本身是另一个弊端。因为刑罚的捉摸不定会帮助欲望强词夺理。而且作者认为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此时如果刑法规定的含混不清又怎能让人确切地预测到自己是否必定会受到法律的处罚呢？

在刑罚规定必须明确之外，为了足以科处刑罚，犯罪则也应当是肯定的。即，一定要构成犯罪才能科处刑罚，不能存在或然性。

（二）刑罚的宽和

1、贝卡里亚在书中说：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但是在处理罪犯的过程中，人们仿佛已经背离了刑罚的目的，统治者往往更喜欢用最残酷的方法来惩罚犯罪的人，然而残酷的惩罚结果只会让罪犯更想逃避惩罚，同时刑罚若变得日益残酷，人的心灵也会越来越麻木，刑罚将会失去它最初的目的，变成暴力与暴力的较量。刑罚的宽和就要求我们有一个宽松的生活环境，一个人如果触犯了法律，让他尝受到他所承受的后果大于他所得到的好处，刑罚就达到了目的。

对于刑讯逼供，我觉得这完全是没有能力也没有人性的暴政者所热衷的。他希望用手中的权利，用肉体的惩罚来弥补自己在侦查过程中的不足，不讲求事实证据，而是期待嫌疑人承受不了肉体的折磨而自己承认自己的罪行。这种行为很容易将无辜者屈打成招。不讲求证据，对于无辜者不论怎样都是不公平的，如果承受不住酷刑，他将坐牢，如果承受住了，免受牢狱之灾，他所受的肉体刑似乎也是白受的。反而真正的罪犯，若承受住了肉体刑就将逃避了更重的刑罚。所以对于执法者要更讲究证据与事实，不要随便用手中的权利，将刑讯严酷的加在无辜者身上。现在有很多智慧的询问人员，深知心理战术和观察一个人的神态，从一个人的语言，动作就可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在说谎。所以我们要加强学习新的审讯手段，用智慧有效的方法查明时间真相。

2、关于死刑

贝卡利亚是第一个对死刑的合法性提出争议的学者，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系统的提出废除死刑的理念。这位法学家终其一生都在为人道尊严和生命价值而工作着。

在《论犯罪与刑罚》中，贝卡利亚用了将近1/10的篇幅来宣传自己关于限制以至废除死刑的观点，他把死刑的弊端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死刑的威吓作用是多余的。只要刑罚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刑罚就可以发挥其作用。

第二，死刑容易引起旁观者对受刑人的怜悯。统治者为了加强死刑的威慑 作用，一般都公开以残酷的手段执行死刑。因而在部分人眼里，死刑等酷刑已成为一种表演。

第三，死刑的影响是暂时的。贝卡里亚从心理效应的角度论证说：“对人类 心灵发生较大影响的，不是刑罚的强烈性，而是刑罚的延续性。因为，最容易和最持久地触动我们感觉的，与其说是一种强烈而暂时的运动，不如说是一些细小而反复的印象。

第四，死刑可能造成不良的社会环境。这是贝卡里亚等启蒙学者反对死刑 的主要理由。他们认为，很多人犯罪是由于缺乏起码的人道主义情感，心灵很残酷，而这同社会环境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死刑起着纵容人们流血、树立残暴榜样的作用。以暴行镇压暴行，只能造成暴行的恶性循环。

第五，死刑的错误是不可挽回的。由于司法错误是难以避免的，死刑的适 用就使这些司法错误成为无可挽回的。

（三）关于犯罪

在近现代刑法学中，“社会危害性说”发端于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在该书经典性的论述中，贝卡里亚明确指出，犯罪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并指出三种错误观点：犯罪时所怀有的意图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被害者的地位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而不是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影响；罪孽的轻重程度是衡量犯罪的标尺。

作者认为法律不惩罚意向，并不是说，当罪犯刚开始以某种行动表露出实施犯罪的意向时不值得处以刑罚，即便是一种比实施该犯罪所受的要轻的刑罚。为了制止犯意，需要借助刑罚。但是对犯意的刑罚与对已遂犯罪的刑罚之间可以有一个区别，这样，针对已遂犯罪的较重刑罚就可以促使人们悔罪。

犯罪如何被止于最初的阶段，如何在源头上制止犯罪，这是立法者所追寻的终极目标。我觉得在预防犯罪中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我们不应该一味的打击犯罪行为，也要适当的停下来思考一下造成这些人犯罪的根源是什么，从制度上进行一些改变。对此作者提出以下几种预防犯罪的方法：

（1）应该把法律制定得明确和通俗；让国家集中全力去保卫这些法律，而不能用丝毫的力量去破坏这些法律；使法律少为人的某些阶层服务，而让它为人服务；让人畏惧这些法律，而且是让他们仅仅畏惧法律。

（2）应该让光明伴随着自由。知识传播得越广泛，它就越少滋生弊端，就越加创造福利。当光明普照国家的时候，愚昧无知的诽谤将停息，丧失理性的权威将发抖，法律的蓬勃力量将不可动摇。

（3）应该使法律的执行机构注意遵守法律而不腐化。组成执行机构的人越 多，践踏法律的危险就越小；每个人所享有的权威越小（尤其是同冒险相比较），他们对于提高自己的权威就越不感兴趣。

（4）奖励美德。在明智的分配者手里，荣誉的奖金总是用之不竭，一本万 利的。

（5）预防犯罪的最可靠但也是最艰难的措施是：完善教育。教育起着正本清源的作用，教育通过感情的捷径，把年轻的心灵引向道德。

（四）总结

法国启蒙派思想家伏尔泰曾经评论《论犯罪与刑罚》这本书，称这本书有宝贵的精神价值，好似服用少许就足以缓解病痛的解药一样。贝卡里亚是启蒙时代的产儿，他接受了启蒙思想中的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并以此作为其理论出发点。在此基础上，对犯罪、刑罚、刑事程序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学说，最后总结出一条有益的普遍公理：“为了不使刑罚成为某人或某些人对其他公民施加的暴行，从本质上来说，刑罚应该是公开的、及时的、必需的，在既定条件下尽量轻微的、同犯罪相对称的并由法律规定的”。这本书对于后世的刑事制度的改革以及发展，有着极大的指导意义。

篇2：论犯罪与刑罚 读后感

贝卡里亚这样描述死刑的场景和由此人们的心理状态：聪明的司法官员和严厉的执法牧师用泰然自若的仪式将犯人缓缓带向死亡;不幸者在最后的抽搐中等待着最后的致命一击;而法官却熟视无睹，漠然视之，或许还暗暗地对自己的权威感到得意，品味着生活的惬意和乐趣。人们看到这种场景会怎么想呢?他们将感叹到：“咳，这些法律不过是施加暴力的借口，煞费苦心，残酷横暴的司法手续只不过是为了更稳妥的把我们当做牺牲品，奉祀给贪得无厌的暴政偶像所订立的协约用语罢了。”“杀人被看做是滔天大罪，我们却看到有人正心安理得地实施它。通过这一事例使我们受益匪浅。过去，通过一些描述，我们把暴力致死看做一种可怕的场面，然而现在，我们却把它看作一瞬间的事。对于那些并不等待死亡，因而几乎尝不到死刑痛苦的人们来说，死亡这种事情就更不算什么了。”

我不禁想起了我国历史名著中描写各路英雄好汉砍头时在刑场上的大气凛然。这里不对英雄行为的正义与否，当时法律是良法恶法进行道德和价值评判。而是从该行为在当时的法律下构成犯罪并被判处死刑并由此造成的社会影响来分析，死刑并不能带给人足够的恐惧而阻止人们犯罪。并且，从古今中外历史可看出，人们对酷刑的态度从来都不是委曲求全，总有一天会引发冲突和革命。那为什么在和平的现代社会还要增加死刑呢?

贝卡里亚关于限制以至废除死刑的论述总结为以下几点。

其一，他认为死刑的影响只是暂时的：“对人类心灵发生较大影响的不是刑罚的强烈性，而是刑罚的延续性。因为，最容易和最持久触动我们感觉的，与其说是一种强烈而短暂的运动，不如说是一种细小而反复的印象。”因此他认为跟人们总感到扑朔迷离的死亡观念相比较，漫长的监禁和劳苦更具有力量。

其二，他认为刑罚的目的之一规诫罪犯以外的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可在大部分人眼里，死刑已变为一种表演，激起的只是愤愤不平的怜悯感。而不是法律所期待的健康的畏惧感。

其三，他认为法律不应该纵容人类流血，应当制止此种残暴事例。“酷刑场面带给人们的通常是一副铁石心肠，而不是教人悔过。”由此造成的社会环境会影响人们的心灵，使其更加残暴，缺乏人道主义精神，从而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贝卡里亚的学说受卢梭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影响较大。比如关于法律应制止残暴孟德斯鸠从宗教和法律的关系中论述过，当法律过于严苛导致人民怨怼的时候，宗教应出面调解，并将宽和的思想植入人心，穆罕默德就曾制定过教义，即当一个人杀人判死刑时，被害者可以选择赔偿或报复刑，而不能同时要求赔偿和报复刑，不然，死后便会受到无穷的审判和折磨。他还举马来作为反例，他们的人们逮谁杀谁，一片混乱和残暴。所以，为社会整体公共利益考虑，死刑实在无益。

而《论犯罪与刑罚》中也出现卢梭《社会契约论》当中的观点，即人类是把自身一部分的自由贡献给整个意志联合体(即国家)以换取其保护剩下来的更多的自由。贡献出来的那一部分自由赋予了联合体相应的刑罚权。但是从牺牲小的自由换取更大自由的性质来看，我们每个人并没有把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生命权交给国家。因此，联合体不应剥夺我们的生命。尽管卢梭也认为在必要时候，是可以剥夺某个人生命的，但他认为那个时候这个人已经不属于意志联合体的一份子，不能称之为公民了。这种必要时候，贝卡里亚称之为会对政府体制引发危险**和混乱取代法律的时候。但在和平安宁的法律王国是完全没必要的。

论犯罪与刑罚读后感5

“对于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艰难的事物，人们不应期望播种与收获同时进行，为了使它们逐渐成熟，必须有一个培育的过程”，贝卡利亚将培根这句格言作为了卷首引语，而这又成了《论犯罪与刑法》的日后的真实写照。

从1763年开始，贝卡利亚就开始构思写一本对当时刑事立法批判的书，但当时贝卡利亚对刑事制度缺乏直接和深刻的了解，所幸在这方面，贝卡利亚遇到了亚历山德罗，在亚历山德罗和拳头社同伴的帮助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论犯罪与刑法》这本日后震动全世界的书籍终于在1764年4月完稿，这本书也奠定了其刑事古典学派创始人的地位。

在这本经典著作中，贝卡利亚深刻揭露了旧的刑事制度的愚昧主义本质，依据人性论和功利主义的哲学观点分析了犯罪和刑罚的基本特点，并且明确提出了后来为现代刑法制度所确认的三大刑法原则，即：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人道化原则。而这三大原则，后来成为了刑法中非常重要的三个原则，我国刑法总则中就采用了这三大原则，其影响力十分深远。对于我们每一个学习法律的人而言，这三大原则就是刑法的精髓。

在论述罪刑法定原则时，贝卡利亚认为“每个公民都应当有权做一切不违背法律的事情，除了其行为本身可能造成的后果外，不用担心会遇到其他麻烦”。“这一信条培养着生机勃勃的自由心灵和开明头脑;它为了使人们变得善良，赋予他们一种无所畏惧的美德，而不是逆来顺受者所特有的委曲求全的美德”。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只要不违背法律，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去做的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必担心自己的行为是否会受到惩罚，这种确定性，具有很强的指引性和规范性。

贝卡利亚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谴责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的精神统治，批判传统的刑法的报应观。他认为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次犯罪，刑罚只是社会防卫的一种工具，它应当是“必需的”和“尽量轻的”。这种法律理念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视觉，在理解法律精神上，可以更好的掌握法治精神，从而真正的学懂法律。

尤为重要的是，贝卡利亚用了大量篇幅来宣传关于限制以至废除死刑的观点，他认为死刑并不是一种权利，只有根据两个理由才可以把一个公民处死，第一个理由是“某人在被剥夺自由之后仍然有某种联系和某种力量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安全;或者他的存在可能会在既定的政府体制中引起危险的**”。而第二个理由是“除非处死他是预防他人犯罪的根本和惟一的防范手段”。这种观点，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对于从事法律的人而言，可以更加理性的思考法律。

贝卡利亚这些振聋发聩的论述，很快引起了宗教和保守势力的惊慌。在1765年1月由法基内撰写了《对题为<论犯罪与刑法>一书的注评》，例举了贝卡利亚七大罪状。所幸的是，当时米兰的行政首脑费尔米安伯爵给予了贝卡利亚很大的帮助，贝卡利亚才没有遭受实际的宗教迫害。尽管贝卡里亚自己也曾表白：“我希望做人类的保护者，但不愿为此做殉道者”，但其为刑法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永远不可磨灭。

人类社会的发展充满着艰辛，而《论犯罪与刑法》也充满着曲折，从1766年起，这本书被列入天主教会的禁书目录中，理由是它过份的宣传理性主义哲学。直到1962年，在教皇召集的教会全体会议上，才正式废除《论犯罪与刑法》为禁书目录。

百年易逝，斗转星移，虽然贝卡利亚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是贝卡利亚这些智慧的声音将永不褪色，在历史长河里，贝卡利亚注定万世流芳。

篇3：论经济犯罪刑罚的改革

关于经济犯罪的范畴有不同认识, 有学者认为经济犯罪“是指刑法第三章所规定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不是这一章所规定的犯罪, 不属于经济犯罪。”笔者认为基于不同的研究需要, 对经济犯罪可以进行有目的的界定。结合我国现行1997年《刑法》的规定, 本文将经济犯罪限定《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规定的犯罪之内, 对于其他各章如侵犯公民财产罪、贪污贿赂罪等章中规定的与经济有关, 但同时侵犯其他客体的犯罪不做讨论。

我国现行《刑法》第三章从经济犯罪侵犯的类客体的不同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又分为八大类, 即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 走私罪, 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 金融诈骗罪, 危害税收征管罪, 侵犯知识产权罪, 扰乱市场秩序罪。针对这些犯罪, 刑法规定的最多的刑罚方法是罚金刑, 对生产、销售假药罪,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伪造货币罪等经济犯罪规定了最重刑为死刑。针对刑法的这些规定, 引起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的极大争议, 主要争议集中在:罚金刑能否对犯罪者真正起到惩罚的作用?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有无必要性和正当性?

二、对经济犯罪应强化罚金刑的适用

经济犯罪是人追求利润、贪利之心的极端表现。制止此类犯罪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使其得不偿失, 让其因为犯罪失去的利益远远大于其通过犯罪得到的利益才能真正对犯罪起到惩罚和预防作用。刑法大师贝卡利亚在其专著中曾说过:“对那些大发他人之财的人应该剥夺他们的部分财产”。目前我国刑法规定的罚金刑过于轻缓, 而且在实践中真正能使罚金刑得到落实的比例并不高, 对于某些经济犯罪高手, 往往在罚金刑实施之前采取转移隐匿资产, 或通过其他非法的手段使罚金刑无法实现。针对此种逃避罚金刑的做法, 法律上必须采取合适的措施予以防止, 避免罚金刑形同虚设的尴尬局面。对于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来说, 金钱的得失在于他们的准备之中, 商场如战场, 输赢得失乃惯常规律, 单纯的对经济犯罪者实施金钱上的惩罚根本起不到威慑和惩罚作用。对于很大一部分不是十分严重的经济犯罪者, 司法实践中可能对其单处罚金, 或者判处有期自由刑缓期执行。对于单处罚金或者判处实刑而未实际剥夺经济犯罪者自由的, 单靠罚金刑根本无法对经济犯罪形成有力的打击。马克思曾对人追求利润的心态有过精辟说明, 最经典的说法莫过于“资本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 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 它就敢犯任何罪行, 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对一些实力雄厚的经济犯罪分子而言, 判处罚金和生意失败区别不大, 对其起不到惩罚的作用。

三、对经济犯罪判处死刑缺乏合理性和必要性

近年来, 理论界废除死刑的声音几乎达到一致, 除了对暴力犯罪是否废除死刑有些学者持犹豫或者反对态度之外, 绝大多数学者主张应从经济犯罪开始废除死刑, 即认为经济犯罪最不应当设置死刑。近些年来实务界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也越来越谨慎。笔者认为对经济犯罪判处死刑缺乏合理性和必要性, 应当尽早废除经济犯罪的死刑。让一个人为其非法获取的经济利益付出生命的代价, 本身就是对生命权的极端不尊重。无论多少钱财都不能和人的生命画等号, 在一个文明的社会决不能树立财物至上的观念, 在刑法中对经济犯罪设置死刑并在实践中判处一部分经济犯罪者死刑, 无形中贬低了人的生命价值, 过分夸大了物的价值, 这和人类文明不相匹配。另外, 对贪财图例者, 正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 “如果仅仅因为追求一种彻底性, 而不顾已有措施在合理配置后能有效预防经济犯罪的情况下, 仍以死刑来强化这种惩罚与预防效果, 那将是非常可怕而专制的刑法。”而且适用死刑, 是否能对犯罪分子起到预防作用、对其他危险分子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目前还没有得到实践的证明。

四、对经济犯罪增设资格刑

为了有效地惩治经济犯罪, 预防经济犯罪的发生, 笔者认为除了加强对经济犯罪适用罚金刑之外, 应该增设对于经济犯罪的资格刑。我国现行刑法明确规定的、能够普遍适用于我国公民的资格刑只有剥夺政治权利一种, 而且缺乏对单位犯罪的资格刑。经济犯罪大多不属于刑法规定的能够适用资格刑的情况, 而且对经济犯罪适用现有的资格刑根本起不到应有的惩罚作用, 也不符合根据犯罪种类判处相应轻重的刑罚, 即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于广大的单位犯罪来说, 一般对单位只是处以罚金,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附加刑罚, 对于很多以单位名义从事经济犯罪者来说, 现有的刑罚难以起到应有的惩罚作用。因此, 根据经济犯罪的性质, 应当增设剥夺犯罪人从事特定职业比如再次经营同类营业或者申请从事某方面工作的资格的权利, 或者在刑法中设立不同于行政处罚的吊销公司企业营业执照, 宣布公司破产等资格刑。另外, 像有些学者所提出的增设剥夺犯罪的自然人或者单位的荣誉称号的资格刑, 笔者认为这符合现实需要, 能对犯罪者起到真正有力的惩罚, 确实能起到保护经济秩序良性运转的作用。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 人们的物质需求反映在多方面, 而且对产品质量要求越来越高, 人们也越来越注重产品的品牌商家的信誉, 如果对投机钻营, 不诚实守信, 采取种种欺骗或者其他弄虚作假手段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的行为人, 判处剥夺其荣誉称号的资格刑, 无疑对其是一个重创, 因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荣誉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商品的生命力的强弱及未来发展, 让非法盈利的商家收到如此的处罚, 合情合理亦符合刑法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陈正云.经济犯罪的刑法理论与司法适用[M].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 第1页。

[2]、[意]贝卡利亚, 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第78页。

篇4：浅析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

关键词：废除死刑；预防犯罪；罪刑相适应；犯罪与刑法

中图分类号：DF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8-0068-01

贝卡利亚，全名切萨雷·贝卡利亚（Beccaria， Marchese di ）1738-1794年），被国际标榜为近代资产阶级刑法学鼻祖。是意大利经济学家、法理学家和刑法改革者。首次提出应当保障囚犯应有的人权、改革法律以及改善监狱条件。并且在人类文明有史以来第一个提出废除死刑的观念。1767年，他完成了举世著作——《论犯罪与刑罚》。这篇论文影响了当时整个欧洲，给美国的建国先驱者造成巨大的思想冲击。世人给他的评价是：开辟了人类法律史一个全新的时代。

《论犯罪与刑法》可以说是贝卡利亚对犯罪学研究的精髓，他不仅对刑罚的概念进行全新的论述，而且明确了刑罚的起源、目的，更是提出刑罚的具体运用。因此，通过研究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对贝卡利亚的犯罪学思想最好的认识，他在文章中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论述了自己独有的刑罚思想：

一、关于刑罚及刑罚权的产生

刑罚，“各部分自由的合法受托者和管理者”感性地仅让犯法的人失去某些自由，从而换取绝大多数组成社会的人们的大部分自由而产生；刑罚权的产生则是由于人们出于这种必要，通过“割让”自身的少部分自由，交给“公共托管机构”。

正因如此，贝卡利亚为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只有法律才能规定惩治犯罪的刑罚，而且颁布法律的权力只颈项有属于立法者——根据社会契约形成的整个社会的代表。任何法官——他只是社会的一个成员——都不可能既为社会的其他成员规定刑罚而又不違背公正的精神”。这便是今天，罪行法定原则的早期内涵。

刑罚及刑法权正是这样相互产生相互影响的关系。

二、刑罚的标准

贝卡利亚并没有直接在文中提出量刑的具体规范，而是以通过其它方式来表达如何使刑罚变得更加公正。因此，关于如何使得执行刑罚更加标准，他在文中主要从四个大方面进行论述：

从法律的制定角度看，他认为法的解释应当是一个规范性的准则，并且不是根据主权者或者法官的单方面认识。法律本身的含混不清是影响刑罚是否能够达到其应有的目的最大弊病。因此他提出法律应当以最广泛应用的文字以及最通俗易懂的语言来撰写，从而是法律获得最广泛的认知度和公信度。以免在执行刑罚时产生不同的分歧以至于影响公正的的执法。

从执行刑罚的角度看，法官作为这一权利的生命代表者，应当严格遵守法律字句以最大的减少产生刑罚的弊害，而不是一味遵循法律的精神。那是因为，法律的精神在社会事实中并不客观，它往往因当事人的意志而转移。正如文中所说，“法律的精神就会取决于法官的逻辑性的强弱，取决于他的消化的好坏，取决于他的精力是否充沛，取决于他的弱点，取决于他同被害人的关系，取决于能改变人们容易变化的头脑中的每个事物形象的各种极微小的原因”。

从刑罚的判定角度看，贝卡利亚认为，“刑罚本身就产生犯罪”，以犯罪人的意图来衡量犯罪标准时错误的。因为，人的意图受环境及意志而转移，在不同的情形会产生不同的意图。而有些人是由于良好的意图而使社会产生了严重的危害。因此他提出，“人和人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只有欲望的冲突和利益的对立才产生了公共利益的观念——人类正义的基础”，“使民族遭受到的危害是衡量犯罪的唯一真正的标准”。

从罪的分类角度看，《犯罪与刑罚》文中提到，各种犯罪之间及其刑罚的区别会因为时间而转移。因而贝卡利亚从一般的规律出发，谦虚的指出，自己只是解释最基本的原则，从而指出最有害和最普遍的错误的观点。他认为，犯罪根据所侵害的目标、产生的危害及所造成的影响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有些犯罪行为是直接破坏或者使它的代表者死亡的，而另一睦犯罪行业是侵犯公民的个人安全、生命、财产和荣誉的；第三种罪行是同法律为了社会的福利而规定的每个公民应当作或不应当作的事情相抵触的行为。”

在贝卡利亚认为，无聊那种犯罪都会直接或间接对社会产生危害，同样也无论是客观上或精神上。因此，犯罪行为无法具体细分，只能根据一定的形式来加以区分。

三、预防犯罪及刑罚人道

贝卡利亚认为，“惩罚犯罪不如预防犯罪”。因为罪刑一直在变化而且无法用现有的法律明确确定，而预防犯罪是能够做到的，制定刑罚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了预防犯罪。

在他认为刑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惩戒犯罪者，而是为了给社会予以应有的警示。并且认为对犯罪者采取同犯罪行为均衡的刑罚能够给社会产生的积极效应最好，并且最久。

从文中提到的具体罪行以及法律行为上看：

第十六部分关于严刑拷打，文中明确指出——任何人在没有判决之前都不能称之为罪犯。同时，对不能确定是否犯罪的人进行严刑拷打是多余的。因为，当犯罪嫌疑人的罪行能够予以确定时，则不需要进行严刑拷打，并且其它的供述因为无法确定而多余。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人们对于严刑拷打主要的三种理由，诸如：政治恐吓，目的是为了避免犯罪，其结果是导致更多的无辜人受害；嫌疑人的无罪辩护以及多个相关嫌疑人之间公诉不一致。他认为至今还发生这样的情形是“古代的野蛮立法”——古罗马立法，应当予以禁止。

第二十八部分关于死刑，其首次提出了废除死刑的观点。认为是不人道，用今天的话说，即侵犯人权，以及不能产生积极的法律目的。

在贝卡利亚认为刑罚制度应当有必要的限度，而这个限度以能够对社会产生最优积极效应为目标，超出这一限度的刑罚即是暴政。他认为，刑事审判的效力来自刑罚的确定性，而不是残酷性。他认为由国家来夺去一个人的生命是不公正的。而这个限度因根据不同的社会群体的文明程度而决定，也不是一概而论。

例如，对于野蛮的较为落后的社会群体应当要以强烈的印象来刺激，以此产生最佳的效果；而对于比较温和的较为文明群体则应当减少刑罚的力量，以保持事物和感觉之间的关系。并且在文章结尾提出了一个一般定理——“要使刑罚不成为一个人或许多人对个别公民的暴力行为；刑罚必须是公开的、即时的、必要的、在该种情况下可能判处的刑罚中最轻的、同所犯的罪相均衡的、在法律中有明文规定的。”

他在《论犯罪与刑法》一文中虽然没有直接阐述犯罪的原因，但通读全文可发现，在他认为人们犯罪是由于某种心理需求或客观原因。即，人们或因各种生活的困境不得已而做出的损坏他人或大部分人利益从而使自身达到某种物质或精神需求的行为。这一观点引起当时的人们从一定程度上以另一个的角度去认识犯罪行为。贝卡利亚的犯罪学思想，突破了封建刑罚的阴暗，为今天的法律奠定了基础，建立了新刑罚的光明，深深影响之后几个世纪以来的法律观。

篇5：论犯罪与刑罚 读后感

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带给了我深深地震撼。看惯了艰深晦涩、旁征博引，听腻了风-花雪月、山盟海誓，呈现在眼前的这些抒情诗般的文字使我体会到新鲜的原始感，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呼喊，一种对封建专制制度对人性的残酷压制、宗教神学统治的愚昧以及传统刑事法的恐怖、荒唐与不公正的谴责。

他首先在致读者中写道：“神明启迪，自然法则和社会的人的契约，这三者是产生调整人类行为的道德原则和政治原则的源泉。神明启迪和自然法则——尽管这二者是神圣的和不可改变的——早已被虚伪的宗教和无数随意的善恶概念说亵渎了，因此，看来需要单独的研究根据共同需要及功利加以表述或设想的纯人类协约的产物。”“神学家的任务是根据行为内在的善或恶来确定行为的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公法学家的任务是确定政治上的正义与非正义的关系，即行为对社会的利弊关系。既然每个人看到纯粹的政治美德会屈从于上帝颁布的永恒的宗教美德，上述对象就绝不可能相互妨害。”这样，他就为自己的下面探讨划下了正当的领域，即这种探讨既是必要，又不违反上帝的意志。

我们都知道，刑罚的功能不仅仅在于惩罚，还有教育和预防。法律强调它的威慑作用，要求人们对它怀有敬畏之心。而随着社会的进步，现代刑事法学的发展，刑法更加重视对生命尊严的维护——保障人权。我们不要追求强权，信奉弱肉强食，藐视别人的存在并习惯于这种被藐视的社会，不要由一群“呆痴和欲望”的群体所构成的社会。正如“每个公民都应当有权做一切不违背法律的事情”这样的信条一样，法律还需要赋予公民“一种无所畏惧的美德，而不是逆来顺受者所特有的委屈求全的美德。”这样的法律还可以教育人们增长“人的心灵在社会状态中柔化和感觉能力”，这是多么激动人心啊，这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理想国”!

篇6：读后感《论犯罪与刑罚》

拜读了培根的《论司法》，感慨颇深，惊叹于这样一篇隽永的短文中蕴含如此丰富的法律智慧。其中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这样一句话：“不能把法律变成使人民动辄得咎的天罗地网。”这让我对于“严刑峻法”进行了一系列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统治阶级倾向于采用严刑峻法，认为被统治者会因为出于对严刑峻法的畏惧而顺服他们的意志，不敢肆意妄为，如此社会秩序就安定了，统治更加稳固了。然而，严刑峻法真的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吗？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纵观中国历史，多少朝代因为推行严刑峻法导致社会动荡甚至走向灭亡的命运——正是暴秦严苛的法律规定“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才萌生“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之念，发动了起义；隋文帝杨坚晚年“用法益峻”

“无殊罪而死者,不可胜原。”

他颁布诸如“盗一钱以上皆弃市”“三人共盗一瓜，事发即死”之类的苛刻刑法，致使百姓惶恐不安。而隋文帝推行严刑峻法也是导致隋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将中国历史上这一屡见不鲜的现象进行了概述：“中国的著述家们有一种永恒的评述，在他们的帝国里，刑罚愈严厉，革命就愈接近。”

由此可见，当法律严苛到了变成“使人民动辄得咎的天罗地网”的程度，此时非但不能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法律变成压迫人民的工具时，人民便会奋起反抗。这里的“反抗”蕴含着两层意味，一是指人民无法忍受因为法律使人动辄得咎而不得不每日生活在提心吊胆、惶惶不安的状态下，于是企图用包括推翻统治者统治的各种手段来摆脱这种状态；二是指当法律规定情节较为轻微的犯罪与情节严重的犯罪所面临的恶果相差无几时，人们就更敢于逃避刑罚甚至犯下更多的罪行，以“破罐子破摔”的心态蔑视法律。但无论是前者或是后者，对统治者的统治秩序都有着极大的破坏力。

尽管“法律就是取得胜利并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此话不假，不过我们更需要意识到，“虽然统治阶级意志是由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决定的，但其形成和调节也必然受到被统治阶级的制约。统治阶级在制定法律时，不能不考虑被统治阶级的承受能力、现实的阶级力量对比以及阶级斗争的形势，也不能不考虑在实行阶级统治的同时，执行某些公共事务职能和社会职能。”由此可见，法作用的对象始终是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制定法律以限制约束被统治阶级的行为应该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法律的存在的意义是让人们遵守而不是去违反，一部让人们动辄得咎的法律只有强制性而没有规范性，实际上缺失了作为法律的一部分价值。

我们始终应该谨记贝卡利亚的教诲，他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如是说：“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因此，法律不应过于严苛，只需维持在“罪刑相适应”的限度即可。除此之外，贝卡利亚在刑罚的及时性和不可避免性方面的主张也为我们提供了启示。“刑罚的适用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效。”“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这也为统治阶级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若想要法律达到应有的效果，不必力求“立法必严”，不妨转换思路力求“执法必严”。在严刑峻法下，部分违法犯罪者仍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自己可以躲避法律的制裁，如此他们依旧肆意妄为。但如果加强执法力度，保证每一位违法犯罪者都能及时地、必然地受到刑罚的惩罚，不再有人逍遥法外，此时的法律实际上对人们的规范效果也许要比一味地推行严刑峻法大得多。

那么什么样的法律才是最理想的法律呢？既然我们都深知严刑峻法不可取，而过于宽松的法律也无法很好地发挥作用，那么是不是遵循中庸之道的法律就是最理想的状态呢？这个答案看似十分合理，其实不然。最理想的法律这一概念只能是相对而言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同样的法律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推行取得的效果是各不相同的，这世上没有一部法律可以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因此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最理想的法律，应该是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法律。我们抨击严刑峻法存的其固有的弊端，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一无是处。在发展程度较低、刚刚摆脱野蛮状态的国家，人们的道德观念较为薄弱，比起用道德潜移默化地教化来约束和规范他们的行为，显然是严厉的刑罚更能直接带给他们震撼，见效也更加迅速。

但随着国家文明程度的不断发展、国民素质的不断提高，刑罚的严厉程度应该逐渐下降。因为当文明发展到了一个较为先进的阶段时，此时我们对于法律的观念也应该随之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我们应该把关注重点从如何惩罚犯罪转移到预防犯罪上去。因为“预防犯罪比惩罚犯罪更高明，这乃是一切优秀立法的重要目的。立法是一门艺术，它引导人们去享受最大限度的幸福，或者说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们可能遭遇的不幸。”对于如何预防犯罪，贝卡利亚指出有如下几条途径，分别是：把法律制定的更明确和更通俗；崇尚科学，能用理性、逻辑的头脑来判断所做之事的对错；司法机构严格执行法律；奖励美德和完善教育。这些观念在现如今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在中国法治建设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阻碍。每当有恶性的案件曝光时，社会上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声音呼吁要恢复“严刑峻法”，对犯罪分子动辄就要死刑处理，若是能施加“满清十大酷刑”就更好不过了。这些言论真实地反映了普罗大众最朴素的情感，但却缺乏理性，颇有罗马法最原始时期“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意味。提倡用严刑峻法折磨罪犯又何尝不是一种恶行呢？我们始终要明白，法律从来都不是折磨人的工具，它设立的目的并不是让我们受到惩罚，而是希望我们能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避免惩罚。如果严刑峻法存在的意义仅仅是为了惩戒，那么它便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篇7：论犯罪与刑罚读书心得

为了实现这种心理强制作用，必须：

①制定对特定犯罪行为将处以特定刑罚的刑事法律;

②预先公布刑法，借以抑制其犯罪冲动;

③有罪必罚，使大家对法律有现实感，从而加强人们的畏惧。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使人们明白，什么样的犯罪将受到什么样的刑罚。

对于死刑，每次以死刑为国家树立借鉴都需一次犯罪，可是，有了终身苦役刑，只一次犯罪就为国家提供无数长存的借鉴。那么，死刑为了变得有用，即不停保持威慑力，就必然要改变它本应达到的目的，即使犯死刑罪的人从无。“这就意味着它要想是有用的，就应当同时是无用的。”这也应构成贝卡里亚赞成死刑废除的一原因。“对思想实行强迫命令，获得的只能是弄虚作假和随之而来的意志消沉，为什么这种强迫命令尽管看来可恨，却仍然是必要的的呢?”如果不确立他们中的某一主导地位，他们就会干扰公共利益，社会似一盘散沙，没有凝聚力和聚合力。但是实行强迫命令的人应凭借一种公认权威，这样才符合人类真正利益。

对于通奸，同性恋，溺婴等难以证明的犯罪，作者虽然么有认为应减小对他们的正当威慑，却也提出“只要法律还没有采取在一个国家现有条件下尽量完善的措施去防范某一犯罪，那么，对该犯罪行为的刑罚，就不能说是完全正义的。”看来贝卡里亚对这类犯罪的刑罚还是有微词的。如通奸是异性间强烈的吸引，按这种取向却与不应与他结合的人重叠了;同性恋是从在青春汇集处所进行的教育中获得力量;溺婴则是屈从于自己的软弱或禁受不住暴力打击的人所犯下的罪。“对于从本质上来讲往往可以不受惩罚的犯罪来说，刑罚变成了一种刺激。”

以贝卡里亚为代表的刑事古典学派概括起来有3个基本点：

(1)罪刑法定主义。

这条原则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基本内容是：法无明文规定的不为罪，也不处罚;法律条文的解释应当严格，不能适用类推和扩张解释;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刑法对罪和刑要有明确规定，不能规定不定期刑。

(2)罪刑相适应。

这条原则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平等”思想，基本内容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身份等级差别，犯同样罪受同样处刑;刑罚的轻重与犯罪的轻重相适应。

(3)刑罚人道主义。

篇8：论我国环境犯罪刑罚制度的完善

1 环境犯罪刑罚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刑法》第六章第六节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 共包括9个条文, 14个罪名, 同时《刑法》的第三章也规定了一些环境犯罪的相关罪名, 比如走私珍贵动物罪、走私废物罪等, 这些内容与一些环境单行法中的内容构成了我国的环境犯罪体系。其中大部分罪名都根据情节严重与否规定了多个量刑档次, 也都规定了具体的量刑幅度, 便于在审判过程中的适用。通过分析可以得知, 刑的基本模式是“主刑+财产刑”, 有的是自由刑+财产刑, 有的是单处自由刑或者财产刑。其中主刑主要是以短期自由刑为主, 比如有期徒刑、拘役。附加刑包括罚金和没收财产, 其中罚金刑适用广泛, 没收财产只有在情节特别严重情况下的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时适用。

2 环境犯罪刑罚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刑法经历了多次的修改与完善, 其中环境犯罪的规定与之前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 但是我国环境犯罪刑罚制度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2.1 刑罚力度整体偏轻

在我国的刑法条文中专章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 以及其他的一些环境单行法, 通过分析可以得出, 在我国环境犯罪的刑罚体系中, 对犯罪人的刑事处罚力度整体上是比较轻的。

从刑罚的种类来看, 针对环境犯罪的主刑中主要包括有期徒刑、拘役、管制。附加刑主要包括罚金和没收财产。与传统的自然犯相比, 环境犯罪的刑罚力度实在是轻太多, 主要为财产刑、短期自由刑。从刑罚的幅度来看, 环境犯罪的刑罚一般为三年或者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除非情节严重五年或者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尽管刑法的修订一直遵循轻刑罚化、以人为本的理念, 但是亦要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环境犯罪具有潜伏性、广泛性和严重危害性等特点, 一旦造成环境污染, 构成环境犯罪, 其后果不堪设想。所以环境犯罪的刑法力度需要调整, 以更好的适应法律的理念, 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2.2 罚金刑设置不合理

我国《刑法》中规定, 对环境犯罪的每个罪名当中都设置了罚金刑, 表现为“单处”或“并处”罚金。罚金刑的设置对于惩治环境犯罪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 罚金数额不明确。虽然《刑法》中规定了罚金刑, 新环保法也规定了按日计罚的制度, 但是都没有对罚金的具体数额和幅度做出规定, 也就是无限额罚金制。在司法实践当中, 主要由法官根据犯罪行为的具体情节、主观恶性以及经济状况做出相应的处罚, 自由裁量权较大, 再加之地域分歧, 罚金刑有较大的差别, 产生不公。其次, 罚金刑执行难度大。我国《刑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罚金在指定期满后不缴纳的, 强制缴纳。不能全部缴纳的, 人民法院应当随时追缴。但是由于没有期限的限制, 也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 比如罚金刑易科制度, 因此在实践当中, 罚金刑的制度一般都不了了之, 并没有充分发挥其对于打击和预防环境犯罪的作用。

2.3 资格刑的缺失

资格刑是指剥夺某种资格的刑罚。在我国的刑罚体系当中, 资格刑主要包括剥夺政治权利和驱逐出境, 其中驱逐出境是适用于外国人的特殊刑罚, 对我国公民并不适用, 所以, 对我国公民只有剥夺政治权利这一资格刑可以适用。此外, 由于环境犯罪的自身的特殊性, 剥夺政治权利不能完全适用。在实践当中, 环境犯罪多是以单位为主体, 但是该种资格刑并不对单位适用, 因此不能有效打击和预防单位环境犯罪, 保护生态环境。

2.4 对单位环境犯罪的处罚方式过于单一

我国同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 对单位环境犯罪犯罪也采用双罚制, 也就是不仅对单位处以罚金, 而且按照《刑法》第六章第六节的规定对自然人进行处罚。然而由于我国对于罚金刑的规定笼统, 缺乏具体的规定, 所以在实践当中, 存在着“违法成本低, 实际收益高”的现象, 有关法律规定对于单位环境犯罪没有威慑力。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 对于单位环境犯罪的处罚只有罚金刑, 方式比较单一, 缺乏多元化且合法有效的刑法措施。

3 我国环境犯罪刑罚制度的完善

3.1 提高刑罚力度

环境犯罪行为人的目的往往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 追求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根据我国的刑法规定可知, 环境犯罪的刑罚多为短期自由刑, 并且多在有期徒刑3年或5年以下, 这违背了我国刑法罪责刑相一致原则。所以, 笔者建议可以通过提高我国的刑罚力度, 比如提高罚金刑, 自由刑的设置和相似的人身类、财产类犯罪相一致。例如, 非法捕猎、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与破坏财产罪。当然, 对于情节极其严重的环境犯罪, 刑罚力度甚至可以高于相似的人身类、财产类犯罪。

由于环境犯罪自身的特殊性, 其危害性可能很久之后才会显现出来, 目前对我们的切身利益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损害, 所以很多人并不赞同提高对环境犯罪的刑罚力度, 认为这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 提高刑罚力度, 提高环境刑法对社会的威慑力, 不仅符合环境法中强调的代内公平, 代际公平的立法理念, 而且可以更好的保护生态环境, 促进经济良好有序的发展。

3.2 建立科学的罚金刑体系

3.2.1 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 明确规定罚金数额

在环境犯罪中过失犯罪占有相当大的一部分, 因此对于环境犯罪中的过失犯增设罚金刑, 可以起到提高环境犯罪的处罚效果的作用。另外, 由于无限额罚金制度使得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变大, 容易出现实质不公的情况, 所以应当明确判处罚金刑的数额, 为罚金刑设立具体的区间, 使得法官在审判过程中有明确的法规可依, 同样也可以使行为人预见自己犯罪后果的无利可图性, 降低环境犯罪的可能性。

3.2.2 建立罚金刑易科制度

在司法实践当中, 罚金刑在执行过程经常出现犯罪人不愿意缴纳或者无力缴纳的情况。针对罚金刑执行难的问题, 可以建立罚金刑易科制度, 即给规定犯罪人在一定期限内缴纳罚金, 期限过后犯罪人仍然不缴纳的, 可以用其它的刑罚手段代替罚金刑。通过灵活运用现有的刑罚手段, 选择最适合的刑罚措施, 不仅可以达到惩治环境犯罪的目的, 而且也符合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适用过程当中, 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比如, 对于确实无力缴纳、犯罪情节较轻的犯罪人可以用劳动服务或者社区服务代替, 对于有能力而故意逃避罚金执行的犯罪人可以用自由刑代替。

3.3 增设资格刑

资格刑是惩治环境犯罪的一种有效手段。由于环境犯罪的主体多为单位, 其一般都有一定得经济基础, 并且以盈利为目的, 所以如果对其实施资格刑, , 使其丧失再次实施犯罪的条件, 对于惩治环境犯罪有很好的效果。建议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对于单位环境犯罪, 可以增设停业整顿、勒令解散、吊销营业执照等措施, 既可以限定期限, 也可以永久禁止。当然, 由于规定比较严重, 为了不给单位的生产经营造成困扰, 在审判过程中要慎用;对于严重的自然人犯罪, 可以限制其某种从业资格, 从而更好的达到处罚效果, 实现环境犯罪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

3.4 完善非刑罚处罚措施

非刑罚处罚措施的合理利用不仅符合我国刑事立法的理念, 而且也缓解了我国司法资源紧缺的现状。结合我国的国情, 环境犯罪可以增设以下两种非刑罚处罚措施:第一, 增加责令补救措施。该措施与民事责任中的“恢复原状”相似, 主要是为了减少损失, 防止环境进一步恶化, 也符合前文提到的注重环境恢复的理念。由于该措施适用范围比较广, 与罚金刑等刑罚相比较而言, 治理环境污染或者破坏的效果更好。第二, 增加限期治理措施。限期治理要求犯罪人在一定的期限内, 对其所造成的环境污染进行治理、环境破坏进行恢复。这种惩罚措施既符合惩治与预防相结合的环境刑事立法理念, 又使得环境保护意识深入人心, 用有限的资源实现利益最大化。

摘要：协调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虽然我国的环境刑事立法一直在不断地完善和修改, 但是目前我国的环境犯罪刑罚制度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制约了其打击和预防环境犯罪作用的发挥。通过分析我国环境犯罪刑罚制度, 建议提高刑罚力度, 完善罚金刑, 增设资格刑, 充分运用非刑罚措施的手段来完善环境犯罪刑罚制度。

关键词：环境犯罪,刑罚制度,罚金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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