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犯罪非刑罚处罚研究论文

【摘要】对于单位犯罪的双罚制根据曾经众说纷纭，且“连带责任说”似乎早给出了定论。然而，单位犯罪的问题仍需要讨论，而单位犯罪的双罚制根据又是其首要问题。用“两个主体说”来解释单位犯罪双罚制的根据并不符合系统论，而单位犯罪双罚制的根据可从“系统矛盾论”中找到答案。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剖析犯罪非刑罚处罚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剖析犯罪非刑罚处罚研究论文 篇1：

论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

摘要：各国的刑事立法中，对犯罪未遂形态的规定多有不同，归纳起来主要有狭义和广义两种不同的规定和理论解释。其中广义的犯罪未遂包括狭义的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本文中所讨论的是狭义的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的区别。如何区分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在刑法理论界似乎已成定局，即成立犯罪中止须是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然而，何谓自动 ？ 却是众说纷纭，有主观说，限定主观说，客观说，折衷说之争，至今尚无普遍接受的标准。理论上的争议反映在司法实践中，必然带来判例的极不一致，而此种现象显然有悖于法治的基本精神。本文将运用比较法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各国对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不同立法规定的剖析探寻两者的本质区别，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关键词：犯罪中止；犯罪未遂；自动

一、简述世界各国的普遍立法状况

（一）欧美国家的立法概况

在英美法系中，对犯罪中止通常作未遂罪处理，在处罚上也不作任何特别考虑。但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有大约半数的州的刑事制定法允许被告人把非因外来障碍致犯罪未完成的情形作为无罪辩护的理由。在大陆法系中，对于未遂犯多规定得减或必减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也有例外。如 1951 年的《保加利亚刑法典》和 1919 年的《苏俄刑法指导原则》就规定未遂犯与既遂犯同等处罚。但是，对于中止犯，各国刑法的规定几乎是一致的，即不是免除其刑，就是减轻其刑。例如日本刑法第 43 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而未遂的，可以减轻其刑，但基于自己的意志而中止犯罪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刑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刑法典第 23 条第二款规定：“未遂可以比照既遂从轻处罚”。第 24 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自动中止犯罪或主动阻止犯罪完成的，不因犯罪未遂而处罚。如该犯罪没有中止犯的行为也不能完成的，只要行为人主动努力阻止该犯罪完成，应免除其刑罚”。意大利刑法典第 56 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分别规定：“未遂犯处罚之程度如下，法定刑为无期徒刑时，未遂犯应处 12 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他情形，以依本刑减轻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处罚之”，“如果犯罪人自愿中止行为，只有当以完成的行为本身构成其他犯罪时，才处以该行为规定的刑罚”，“如果自愿阻止结果的发生，仅处以犯罪未遂规定的刑罚并减轻三分之一至一半。”

（二）我国得立法现状

从我国刑法的规定来看，第 23 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第 24 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防止犯罪结果發生的，是犯罪中止。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显然，我国刑法也同许多国家的刑法一样，对未遂犯和中止犯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规定。对未遂犯，是“可以”从宽；对中止犯，是“应当”从宽。并且，从宽的内容也差异极大，中止犯至少可以得到减轻的待遇，而未遂犯却是原则上至多得到减轻的待遇。

（三）各国对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规定的共同点

以上的论断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但必须考虑的是，各国对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的区分是否一致呢？如果在根本上不一致的话就不能作上面的比较。必须指出的是，各国对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区分方式并不相同：一是把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视为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和制度，从定性到处罚均加以严格区分；二是在犯罪未遂的概念和制度内将犯罪中止与其他类型的犯罪未遂，主要是普通未遂和不能未遂从处罚上加以区别。然而就其实质，各国对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所指称的事物，却是大致相同的。首先，区分方式的不同并不等于内容的不一致，“因己意而停止”的中止与“因障碍而停止”的未遂早已是各国立法界、司法界、学术界达成的共识，其内涵和外延是清楚明晰的。其次，从理论上讲，尽管第一种区分方式的犯罪中止包括了犯罪预备阶段的中止和犯罪未遂阶段的中止，时空性上不同于只包含犯罪未遂阶段的中止的后一种区分方式。

二、解析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的区别

显然，各国对犯罪中止的处罚均远远轻于对犯罪未遂的处罚。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东西方文明的激烈冲突，各国法文化传统以及刑法价值观的巨大差异，在这一点上都烟消云散。各国立法者庄严宣布：对中止犯就应大幅度从宽处理。尤其在我国刑法中，犯罪中止不仅比犯罪未遂、犯罪预备的处罚轻，而且与整个刑法所规定的其他法定从宽情节相比，也是独一无二属于最轻的。是什么因素促使各国立法者不约而同地给予中止犯如此宽宥的处罚？这是否隐含着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存在重大的、根本性的差别呢？仅仅局限于刑法条文，我们似乎很难找到答案。然而，拓宽视野，深入刑事责任的根基，进入刑罚目的论研究与刑事政策学的领域，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一）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原则

从客观归罪到主观归罪，再到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原则，人类在刑法思想史上经历了大致相似的变化路程。根据相对意志自由论的观点，人的活动是具有自觉能动性的，但这并不等于意志的绝对自由，人的认识和活动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受客观存在和客观规律制约的，人只有在正确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时才获得意志的相对自由。

具体落实到犯罪上，首先，犯罪人的犯罪行为是根据本人的意愿选择的，这种选择使自己立于与社会公众相对立的地位，必然会受到刑法的否定评价与谴责。因此，犯罪人应该对本人危害社会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这种刑事责任乃是建立在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行为人的人身危害性相统一的基础之上的，这是相对意志自由论的必然结论。考察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构成要件模型，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言，两者虽均未发生构成要件所要求的实害结果，但前者较后者多出具有正当性的中止行为，平衡了先前行为之不法，恢复了先前行为所否定的法律意思，故两者对法秩序的破坏程度并不相同。而就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而言，一是出于己意而停止，一是因障碍而停止，主观恶性不同，人身危险性之差异自不待言，故刑法为了更好地完成尊重人权与社会防卫的功能，必定会对其规定不同的待遇。其次，犯罪人的这种犯罪意愿的选择又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之上的，不能脱离一定的时空环境而存在。那么，对于犯罪人，国家显然不能将其完全消灭，这是不人道的，也是不可能的；而应对其进行教育改造，使之自觉遵守法律，早日复归社会。

（二）试析犯罪未遂和中止的情节

立法对中止制度与未遂制度的不同规定是为了奖励中止犯，反向思之，认定中止犯的关键即是其在立法上有值得表彰之处，这也是判断中止犯与未遂犯最根本的标准。运用这种标准，不仅可以解决许多在犯罪论注释层面争议不休的问题，而且简便易行，便于司法实践操作。例如在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等犯罪中受害人为了得以脱身答应日后满足犯罪人的要求，犯罪人信以为真，遂停止犯罪，该种情形如何认定。从注释论层面看：一方面，犯罪人放弃其犯罪意图时，并不存在什么外界障碍致使其行为无法完成，他本来完全可以将犯罪进行下去，这种因己意而停止的情形应认定为犯罪中止无疑。另一方面，犯罪人听到受害人假意许诺后停止犯罪的情形，实质上与犯罪人在实际上不存在障碍而误以为有妨碍其犯罪行为的障碍，因而致犯罪未遂的情形一样，都是犯罪人对事实认识错误的结果，只不过，后者以为犯罪已不能完成，前者以为犯罪已不必完成；但其共同点是，两者对事实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而放弃犯罪行为，是违背犯罪人的真实意志的，故应认定为犯罪未遂。两种观点，各执一方，理由都很充分，但又似乎难以驳倒对方的观点。笔者以为，对大部分犯罪人而言，遇熟人而放弃罪行并非出于真诚悔悟及对法律价值的重新承认，而为了保护自己。因为以熟人为侵害对象会使自己面临极大的身败名裂乃至锒铛入狱的危险，故此种停止行为不符合中止制度设立的立法本意，宜认定为犯罪未遂。又如对于共同犯罪中部分成员中止犯罪的，有学者认为共同犯罪人中一人或数人要成立犯罪中止，除了自己放弃犯罪行为外，还应说服其他犯罪人也放弃犯罪行为，或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之发生。因为从主观上讲，共同犯罪人之间存在犯意联系，从客观上讲，其犯罪行为互相支持，故每人对全体成员的行为都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一人迳自中止了犯罪行为，若其他人仍将犯罪实施完毕，因为犯罪已达既遂，故对独自中止犯罪行为者也无认定为中止犯的法律依据。也有学者主张只要犯罪人消除了因自己的参与而给其他犯罪人完成犯罪带来的有利影响，即应认定成立犯罪中止。当然，鉴于共同犯罪的复杂性，还必须考虑该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若其是教唆犯，组织犯等，只有当他说服他人放弃犯罪意图，或有效地防止了犯罪结果发生的，才能认定为犯罪中止。国家规定抽象的危险犯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这种危险状态的实害化，从而更好地保护合法权益，也正因为如此，才有犯罪中止成立之必要。试想，若该类犯罪否认其存在犯罪中止，則必然令行为人产生回头无望的消极心理，因而对危险状态听之任之，直至发生危害结果，而这显然不符合立法本意。故立法为了有效地保护合法权益，必然会对自动有效地消除危险状态的行为人给予犯罪中止的奖励。这是立法应具备的精神，也是刑事政策的需要！

三、结语

无疑，在司法实践中以“立法上是否有值得鼓励之处”为标准来区别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是十分便捷有效的。然而，人类建立的概念系统永远不能穷尽生活本身，生活的彩色与立法的灰色是一对永恒的悖论：一旦规范本身模糊（与具体行为相比较）或行为性质模糊（与二值规范相对照）或行为本身的事实不能查清（受认识条件限制），则很难判断一行为在立法上是否有值得鼓励之处。而且，“刑法如双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因此，这一标准的适应还必须以谦抑原则作补充。也即是说，在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界际线上采取紧缩的态度，两可情形下，定犯罪中止为宜。应该说，这既非违背法律的擅断，也非放弃法律的怠为，这是人类为应付复杂的社会生活而在最坏的两难境遇中做出的最好选择，也是人类应当具有的宽容精神的体现。

参考文献：

[1]陈忠林主编《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2]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9年版

[3]张明揩主编 《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4][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年版

作者：蒋东

剖析犯罪非刑罚处罚研究论文 篇2：

再论单位犯罪双罚制的根据

【摘要】对于单位犯罪的双罚制根据曾经众说纷纭，且“连带责任说”似乎早给出了定论。然而，单位犯罪的问题仍需要讨论，而单位犯罪的双罚制根据又是其首要问题。用“两个主体说”来解释单位犯罪双罚制的根据并不符合系统论，而单位犯罪双罚制的根据可从“系统矛盾论”中找到答案。

【关键词】单位犯罪 双罚制 主体 直接责任人员 系统矛盾论

单位犯罪双罚制，是指对单位犯罪，既要处罚犯罪单位本身，又要处罚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责任人员。单位犯罪双罚制的根据问题曾经有过热烈争论，但此问题仍需深入讨论。

单位犯罪双罚制根据的理论介评

双罚制的根据问题曾有如下代表性观点：“双层犯罪机制说”：在表层结构，单位犯罪就是单位犯罪，而犯罪单位便是“表层犯罪者”；在深层结构，单位犯罪是单位的决策者和执行者的共同犯罪，而决策者和执行者便是“深层犯罪者”。此说采用的是与危害后果关系远近这一标准，且两个层次之间体现一定的因果性；①“双重意志双重行为说”：单位犯罪是单位和自然人双重意志和双重行为的结果，故处罚犯罪单位和直接责任人员体现了罪责自负原则；②“单位犯罪的双重性说”：之所以采用双罚制，是因为单位犯罪是作为独立主体的单位的犯罪的同时，又包含着作为直接责任者的自然人犯罪，亦即作为独立主体的单位的犯罪和作为直接责任者的自然人犯罪的“一体两面”；③“复合主体说”：“复合主体”意指单位和单位成员的“合二为一”，但在量刑时又可以“一分为二”。立于单位犯罪的整体犯罪构成，复合主体就是一个主体；而若立于单位的整体犯罪构成与单位直接责任人员的个体犯罪构成的相对区分，则复合主体便是两个主体；④五是“犯罪主体的两大组成要件说”：单位犯罪主体是由犯罪单位本身和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责任人员所构成，且此两个部分缺一不可，而双罚制应由此寻获说明；⑤“一个犯罪两个犯罪主体两个刑罚主体说”：单位犯罪存在着单位本身和作为单位要素的自然人这两类犯罪主体，因为单位的人格化主体特征意味着单位整体意志的形成和整体行为的实施都离不开作为构成要素的自然人。至于刑罚主体，如果刑法规定的是两罚制，则存在两类刑罚主体；⑥“单位的刑事连带责任说”：单位犯罪的连带刑事责任源于单位民事连带赔偿责任。那么，当单位犯罪后，之所以同时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是因为其对单位犯罪也负有责任。⑦

如何评说前述诸说？对于“双层犯罪机制说”，我们认为其立论站不住脚，因为“表层犯罪者”与“深层犯罪者”的划分所采用的与“单位犯罪的受害者”的远近这一划分标准本身，就难以成立，因为单位犯罪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原本就是单位的有机组成分子，而当他们为了单位的利益以单位的名义实施犯罪行为时，他们的行为同时就演变成了单位本身的行为。这时，何来单位和单位成员与“单位犯罪的受害者”远近的比较？所谓“表层犯罪者”与“深层犯罪者”的划分以及这两个层次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质是人为地割裂犯罪单位与其负有直接责任的成员之间整体与部分、系统与元素的辩证关系而使整体与部分相并列，系统与元素相并列，最终结果“当然”便是“两个犯罪主体和两个刑罚主体”；对于“双重意志行为说”，我们认为，正因为如果没有单位内部自然人的意志和行为，则单位便是一个“虚体”，故单位内部自然人的意志和行为才在本质上就是单位的意志和行为。因此，此说是在单位内部自然人的意志和行为到底是自然人的意志和行为还是单位的意志和行为上纠缠不清，而其所导致的也是“两个犯罪主体两个刑罚主体”；对于“单位犯罪的双重性说”。我们认为，既然单位犯罪包含着自然人犯罪，而自然人犯罪又可因其独立性而可从单位犯罪中抽取出来，则单位岂不因成了“虚体“而难以成为犯罪主体？既然单位难成犯罪主体，单位犯罪及其包含自然人犯罪又从何而来？至于其“一体两面”的说法，也难经推敲，因为所谓自然人犯罪实质只是单位犯罪一个有机的但却是异质的组成部分而已。我们怎么可以把一个事物的有机组成部分视为该事物整体的，本是说明其特征或特性的方面呢？该说必然也虚构出“两个主体”；对于“复合主体说”，正如前文指出，如果单位没有自然人便是“虚体”，故单位本是包含自然人的实体。那么，何需“复合”？又如何“复合”？假使论者的“复合”意指自然人和本已是实体的单位的“复合”，恐怕就不是单独的单位犯罪了，而是由自然人和单位作为共犯的共同犯罪了。该说在立论之前就已虚构了“两个主体”，有循环论证之嫌；对于“犯罪主体的两大组成要件说”，该说最明显地犯了上述四种说法已经犯过的错误：把单位的部分与单位的整体相并列，把单位系统元素与单位系统相并列，因为其关于单位犯罪主体是由犯罪单位与直接责任人员所组成的说法，可以还原为单位是由单位本身与其组成人员所组成的说法，而还原后的说法显然是荒谬之极；对于“一个犯罪两个犯罪主体两个刑罚主体说”，尽管其关于单位是一个人格化的社会关系主体以及单位的整体意志和整体行为都有赖于作为其构成要素的自然人的说法符合单位的运作机理，但这仍然只能说明单位的整体与其部分之间或单位的系统与其元素之间的关系，从而难以支撑“一个犯罪两个犯罪主体两个刑罚主体”的立论；对于“法人的刑事连带责任说”，论者是误用了民法上的连带责任理论。在民法上，连带责任是指共同责任人中的任何一人均有义务就共同责任向权利人全部承担，然后再向其他共同责任人追偿。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连带责任有共同侵权人的连带责任、保证人的连带责任、合伙人的连带责任和代理人与被代理人的连带责任。显然，共同责任人或连带责任人须是法律地位相互平等，各自独立而不存在整体与部分的隶属关系的两个或两人以上的当事人，但单位与单位成员却存在整体与部分的隶属关系而难说两者各自独立。倘若单位所追究的单位成员的责任也叫连带责任，那么，《民法通则》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企业之间或企业、事业单位之间联营，共同经营，不具备法人条件的……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协议的约定负连带责任的，承担连带责任”中的“连带责任”，还能叫连带责任吗？所以，所谓单位的刑事连带责任与单位的民事连带责任并不存在相同的法理。再进一步提问：如果用民法上的法人成员因其职务过错而受到法人的内部责任追究来比照刑法上的单位责任成员承受刑事责任，岂不是说是单位而不是国家来追究刑事责任吗？

以上七种关于单位犯罪双罚制根据的学说可谓异曲同功—“一个犯罪两个犯罪主体两个刑罚主体”，它们都会在单位犯罪是否由单位和自然人作为共犯的共同犯罪的质疑下捉襟见肘，它们更是在“一事不再罚”原则面前不能自圆其说。特别是“单位的刑事连带责任说”，该说将“一个犯罪两个犯罪主体两个刑罚主体”隐藏得更深。因此，它们都不能让人折服。单位犯罪双罚制根据的正确提法在哪里？

单位犯罪双罚制根据的新提法：“系统矛盾论”

在我们看来，单位犯罪双罚制的根据可将系统论和矛盾论结合起来即运用系统矛盾论予以诠释。

单位犯罪中的单位本是个人和物质所构成的系统，这一点无需再另论证。因此，当单位犯罪的时候，单位分别构成犯罪主体系统和刑罚主体系统，而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责任人员当然就是单位犯罪主体系统和单位刑罚主体系统的元素。正因如此，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责任人员才不是独立的犯罪主体和独立的刑罚主体，他们所承受的刑事责任才不是纯粹自然人犯罪的刑事责任，而是分担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的一部分，即他们是犯罪单位的刑事责任的分担者。由于这种分担，在双罚制中犯罪单位实际所负的刑事责任只是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的“总额”扣除直接责任人员分担的那部分刑事责任后的“余额”而已。那么，为什么要直接责任人员去分担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呢？即为什么要处罚直接责任人员呢？我们认为，直接责任人员对单位犯罪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之类的说法显然是蜻蜓点水。相比之下，令人满意的答案似乎在系统论中，具体讲，是在系统论的矛盾论中。我们可以肯定，犯罪单位中总有一部分人员对单位犯罪事先一无所知或对本单位犯罪持否定态度。这些人员可以看成是单位这一系统中的非犯罪因素，而直接责任人员则是该系统中的犯罪因素。于是，犯罪因素与非犯罪因素便构成了犯罪单位这一系统中的一对犯罪矛盾，并且犯罪因素是该犯罪矛盾的主要方面，非犯罪因素是该犯罪矛盾的次要方面。那么，处罚直接责任人员正是试图通过抑制或消解犯罪因素这一犯罪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抑制或消解犯罪单位这一系统中的犯罪矛盾本身。而之所以如此，又是因为正是直接责任人员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单位的犯罪属性。这里便引入了一种理论即系统论的矛盾论，即在有中心系统中，系统的性质与行为主要地由“领导部分”及其结构所决定，而它就是有中心系统矛盾的主要方面。⑧因此，处罚直接责任人员就通过抑制或消解单位犯罪矛盾的主要方面来抑制或消解单位的犯罪本性。在这一抑制或消解的过程中，刑法报应犯罪的正义价值和预防犯罪的功利价值便从根本上得到实现。于是，我们可以把处罚直接责任人员的根据称之为“系统矛盾论”。

至于处罚犯罪单位本身的根据也可用矛盾论来展开。无论是自然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都可以视为社会主体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那么，与处罚犯罪自然人一样，处罚犯罪单位便有了哲学上的合理性：当单位犯罪已经危害或威胁到社会时，则犯罪单位已经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而社会则已经陷于矛盾的次要方面。那么，处罚犯罪单位同样是试图通过抑制或消解犯罪矛盾的主要方面来抑制或消解犯罪矛盾本身。在这一抑制或消解的过程中，刑法报应犯罪的正义价值和预防犯罪的功利价值便有所实现。

如果把处罚犯罪单位的根据和处罚直接责任人员的根据结合起来，则可作如下理解：处罚犯罪单位是着力于解决社会主体与社会之间的犯罪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处罚直接责任人员则是着力于解决该犯罪矛盾的主要方面，即从表层和深层来“合力”解决该犯罪矛盾。由此，立于系统矛盾论，单位犯罪双罚制的根据也就从犯罪单位的直接责任人员和犯罪单位自身两个层面得到解答。在哲学上，我们不敢妄言系统矛盾论是个新提法，但若对于理解单位犯罪双罚制的根据，则称系统矛盾论为新提法并不为过。

“一个犯罪两个主体说”的问题所在

对于双罚制的根据问题，我们在上文所列举并予以评述的几种观点都或多或少体现了对法人系统论或单位系统论的认识。我们认为，运用系统论来分析单位犯罪及其双罚制的根据无疑是个得当的方法。然而，如果运用系统论所得出的结论最终被归结为“一个犯罪两个主体说”，则难免陷入了视角是对的而结论是错的，或曰南辕北辙，因为“一个犯罪两个主体说”明显地犯了如下错误：

一是只重系统的相对性而轻系统的确定性。系统之所以有不同层次，是由系统和要素的相对性所决定的，故应根据单位犯罪活动所涉及的时空范围来确定哪一个层次的单位系统作为犯罪主体承担刑事责任。⑨我们认为，尽管随着时空范围的变化系统和元素可以互换位置，但是系统论告诉我们：在确定的界域或时空内，系统只能是系统，元素只能是元素。这是系统的确定性。探讨双罚制根据的时候，我们是把已经犯了罪的单位或法人作为既定界域，在此界域内，作为单位或法人有机组成分子的直接责任人员只能是元素而非系统，而犯罪单位本身只能是系统而非元素。由于论者抛开了这一既定界域，所以，论者又把法人组成人员提升为一个独立的系统，以致最后导出“一个犯罪两个犯罪主体两个刑罚主体”。

二是割裂了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如论者指出，单位犯罪即单位整体犯罪，而直接责任人员负刑事责任的根据仍在于单位系统整体的犯罪，且其主观上有罪过而客观上实施了犯罪行为，故符合犯罪构成。但是，他们是作为单位系统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参与实施犯罪的。⑩我们认为，既然论者再三强调直接责任人员负刑事责任的根据仍然是单位整体犯罪而非作为自然人的独立犯罪或作为单位有机组成部分参与实施犯罪，再言他们有罪过，有犯罪行为且符合犯罪构成，这岂不是前后矛盾吗？而这矛盾的结果就是把部分从整体中割裂开来。

三是把系统质等同于元素质。如论者指出，系统质是指系统作为统一整体的性质和功能。系统质与要素质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把系统质归结为还原为要素质。一个单位的整体性能不等于其中某个部门的性能，也不等于其各个部门性能的简单相加。我们认为，由论者的说法可推出：单位的性能是一种系统的整体的性能，不能归结或还原为单位成员的性能。由于单位成员是单位的系统元素，由于单位成员参与实施的行为是单位行为的有机组成部分，故把单位成员参与实施的行为和单位行为都说成是犯罪行为，把单位成员和单位整体都说成是犯罪主体和刑罚主体，这不是把单位的性能归结或还原为单位成员的性能又是什么？这不是把系统质归结或还原为要素质又是什么？

深入剖析“一个犯罪两个主体说”的问题所在，无疑是在“先破后立”之后而“再破再立”，从而“系统矛盾论”这一单位犯罪双罚制根据的新提法能够在对比中显得更有说服力。离开了系统矛盾论，我们就不可能深刻理解单位犯罪双罚制的立法规定。

“喜新厌旧”，特别是喜欢追踪所谓热点问题，从而导致对刑法基本理论研究浅尝辄止，可谓中国大陆刑法学的一贯“作风”。那么，本文最后需要强调的是：“系统矛盾论”从“社会”这个大的系统到“单位”这个小的系统给了单位犯罪双罚制这个单位犯罪的根本性问题以社会结构性的或层次性的解答，这对于我们更加宏观地把握单位犯罪或许能够带来一种突破，特别是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而“系统矛盾论”或许能够在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对我们如何预防单位犯罪有所启发，因为社会管理创新对公法制度也提出了变革的要求，而单位犯罪预防又必然涉及刑法等公法的建构与运作。

（作者分别为江西警察学院警察培训管理部副教授，扬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后；本文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度规划基金项目“新形势下单位犯罪刑罚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FX1306）

【注释】

①④《首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选》，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0年，第184～185页。

②马克昌：《中国刑事政策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68页。

③ 张春：“双罚制的根据—法人犯罪的两重性”，《法学》，1990年第9期。

⑤⑨⑩娄云生：《法人犯罪》，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 76页，第49页，第50页。

⑥ 何秉松：“人格化社会系统论”，《中国法学》，1992年第6期。

⑦ 张文，刘凤桢，秦博勇：“法人犯罪若干问题再研究”，《中国法学》，1994年第1期。

⑧张华夏：《物质系统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9页。

湛中乐，苏宇：“社会管理创新与行政法形态之变革”，《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1期。

责编 / 张蕾

作者：王能武　马荣春

剖析犯罪非刑罚处罚研究论文 篇3：

醉驾犯罪成本之法经济学分析

摘 要：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驾行为纳入犯罪行列，醉驾不但要受到行政法和民法的调整，还会受到刑法的制裁。这就提高了醉驾的犯罪成本，作为一个理性的犯罪人来说，即使不是很明确地计算出犯罪成本，也会在潜意识里有所权衡和比较而不贸然醉酒驾车。进一步理性分析会更明确醉驾的犯罪成本高在何处，我们如何利用提高此行为的犯罪成本来遏制醉驾行为，虽然醉驾入刑以来，醉驾情况以及由于醉驾引发的其他犯罪有所减少，但仍可从犯罪成本角度来进一步遏制醉驾犯罪。

关键词：醉驾；犯罪成本；惩罚成本

一、犯罪成本的提出

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首次用经济学方法研究违法犯罪问题，并提出了系统的犯罪经济学理论 [1]。犯罪成本说是其犯罪经济学理论的基础，这也标志着经济学理论发展到第三阶段即广义经济学阶段，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从单纯研究经济问题扩展到人类的全部行为，从婚姻家庭到政治活动、犯罪行为等各个领域，从此角度来看待犯罪问题，可以说犯罪也是一种“经济活动”，犯罪人也有“成本”与“收益”的计算与权衡比较，只不过这种成本与收益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心理的。在狭义的经济领域中，商人要减少消耗、压缩开支、提高效益，受利益最大化的驱动而努力降低成本，在犯罪成本中则相反，为达到遏制犯罪的目的要尽量提高犯罪成本。除了两者目的不同，两者的成本构成也不一样，犯罪成本主要由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惩罚成本构成。犯罪学中把犯罪人假设为“理性的犯罪人”，即犯罪人实施犯罪是一种理性的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行为，理性犯罪人在动机冲突过程中，之所以选择犯罪动机而舍弃别的动机，是受利益的驱使和制约，即当犯罪可能比从事其他合法行为带来更大利益而只需付出较小的代价时，犯罪人就会选择犯罪，在这一过程中犯罪人主要考虑到犯罪收益和犯罪成本的权衡与比较[2]。

二、对醉驾犯罪成本的分析

1.醉驾犯罪收益的分析。犯罪收益即犯罪分子从犯罪中获得的“收益”，包括物质利益、精神利益、权力利益、生理快感等，在财产类犯罪中表现为贪污、受贿、盗窃、诈骗等得到的经济利益，而在杀人、伤害类案件中也会获得一定的心理“效用”。犯罪收益的高低取决于满足犯罪人需要的程度，犯罪收益越能满足犯罪人的需要，那么犯罪收益就越高，犯罪动机就越容易产生。这就是财产类犯罪猖獗的原因所在，财产类犯罪收益很高很容易满足犯罪分子的需要。在醉驾犯罪中，醉驾者没有获得直接的经济收益，有一定的间接收益，酒后自己开车，可以省了因醉酒而打车回家的钱：醉驾犯罪中醉驾者的犯罪收益主要是一定的心理效益或者说精神利益，明知醉驾而故意为之，是醉驾而逃脱刑法追究的挑衅或者侥幸心理的满足，或者是醉酒后驾驶寻求某种刺激的心理需要的满足等等。通过对醉驾的犯罪收益的分析可以看出，醉驾犯罪收益不是很明显，主要取决于醉驾者的需要。

2.醉驾犯罪成本的分析。犯罪成本包括直接成本、犯罪机会成本、服刑成本。直接成本，是为实施犯罪而直接用于犯罪的开支，包括作案工具、作案经费、作案时间的投入，也包括作案后的心理负担（后两者通过“消费者均衡分析”折合为一定的货币流量）[3]。犯罪的直接成本对犯罪人是否决定犯罪来说只起很小的作用。犯罪直接成本体现犯罪的难度，在实践中可以通过犯罪人作案是否顺利来体现。机会成本，是指因从事犯罪活动而舍弃了其他利益。比如说罪犯在追求犯罪利益的同时舍弃了正常生活中从事合法行为可获得利益，如稳定的职业收入、安宁的家庭生活、名誉尊严、行动自由等，这些被舍弃的就是机会成本。不同的人犯罪机会成本会不同，因而犯罪产生的概率也就不同，社会地位越高、经济收入越高、生活条件越好的人一旦犯罪，将会舍弃更多的利益，因此他们往往在权衡利弊后不会选择犯罪，而选择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惩罚成本，是指因为犯罪被暴露而追究刑事责任所付出的代价，有直接的经济处罚、剥夺犯罪分子的自由使其受到经济损失、剥夺犯罪分子的生命以及由刑罚引起的名誉的损失等。还有间接的惩罚，如被法律惩处而遭受的良心上的、名誉上的、精神上的、经济上的、肉体上的损失与痛苦等。从此可以看出，惩罚成本的前提是要逮到犯罪分子，所以，惩罚成本受破案率的影响，破案率越高，受处罚的几率越大，犯罪分子越不敢轻举妄动；反之，破案率越低、受处罚几率越小，人们越容易以身试法。这样，犯罪成本的公式就出来了，犯罪成本=犯罪直接成本+犯罪机会成本+犯罪惩罚成本×破案概率[3]。用这个公式分析醉驾犯罪，醉驾的直接成本比较低，其投入的是酒席上的觥筹交错以及因醉酒而驾车时的心理负担，要时刻想着会不会被逮到以及警醒着自己不要发生交通事故之类的心理负担，以及驾车所费油、汽车保养等，醉驾远不如其他类犯罪投入的直接成本高。醉驾犯罪的机会成本也不高，因为即使醉酒后不开车而从事其他合法活动，从其他活动中可取得的利益也不是很高，大部分是非直接经济利益，因为在醉酒的状态下即使不开车，也很难保持良好的状态从事其他涉及到经济利益的活动，但可以获得有限的精神利益，如醉酒不驾车而选择与亲人散步或者醉酒不开车而免受损失名誉与非财产利益。醉驾的犯罪成本之提高主要在于犯罪的惩罚成本，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其中有直接的经济性处罚——罚金，剥夺犯罪分子的自由时间——拘役，以及犯罪分子本可以在拘役那段时间从事合法行为而获得收益的间接惩罚，间接惩罚成本还包括因服刑而带来的心理惩罚和社会惩罚的间接惩罚，醉驾犯罪后醉驾者内心会感到悔恨和不安，而更为重要的是醉驾者要接受社会的惩罚，社会的惩罚虽然不如判处罰金和拘役来的明朗，其严厉程度不亚于前者，它是潜在的、无处不在而又伴其终生的，这在中国尤为明显，犯罪的人被社会贴上标签而无处掩藏，乘火车查个身份证见有犯罪记录，就要多纠缠一些时间，同时周围的人用异样的眼光打量，即使衣冠楚楚也不免遭人白眼；如果是公务员，就将失去一份体面的工作了，如果打算考公务员也因此丧失考试资格。

3.醉驾犯罪效益的分析。如同商人在计算利润时用收益减去成本一样，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行为时，特别是在实施预谋犯罪时，也在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进行效益评估，当有利可图时，就敢以身试法。在这里，犯罪纯收益等于犯罪收益减去犯罪成本，犯罪行为的可能性与犯罪收益成正比与犯罪成本成反比，理性犯罪人如同精明的商人在权衡后，只有当犯罪收益大于犯罪成本时才选择犯罪，尤其是当两者差异明显时，但对于大多数犯罪人来说，这种权衡比较的过程是不明显的，而是分散于犯罪与否的反复思考之中。如果一个犯罪的收益很低，而成本又很明显过高时，一般情况下犯罪分子会仔细考虑是否有必要去犯罪，或者一个正常人会慑于过高的犯罪成本而避免做法律禁止的行为。犯罪收益因各个罪不同而有所不同，就醉驾这类犯罪收益较低的犯罪而言，让犯罪分子打消犯罪念头的最佳办法就是提高犯罪成本。通过前文犯罪成本分析，可以看出，犯罪直接成本由犯罪分子自己掌握，不能通过外部途径提高；提高犯罪机会成本就意味着要增加就业机会和其他的合法的经济机会，以及提高社会的幸福指数等。这些情况的改善要靠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在短期内犯罪机会成本仍然是相对为稳定的常量，所以不应该成为我们提高犯罪成本的主攻点；犯罪惩罚成本中法律规定的部分是稳定的常量，“醉驾入刑”就是靠提高犯罪惩罚成本来提高犯罪成本而减少醉驾行为的，在醉驾入刑之前，调整此类行为的主要是行政法，虽然不能用“犯罪成本”来描述对此类行为的罚款、暂扣证件、吊销证件的行为，但醉驾者为此付出的的确不大，以至于没有什么威慑力。将醉驾纳入刑法之列，提高了惩罚成本，不仅仅提高了直接成本——醉驾“处拘役并处罚金”，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懲罚的间接成本，人们慑于的不仅是罚款、扣证处罚还有被刑法惩罚后的精神和社会损失，这一点在上文有所分析。

三、结论：对醉驾进一步入刑可能性的探析

通过上文对犯罪成本、犯罪效益、犯罪收益的分析，可以看到立法者如何利用经济学来减少醉驾行为，也清楚地看到了立法者如何利用“醉驾入刑”来提高醉驾的犯罪成本而遏制醉驾行为。我们借助于经济学的犯罪分析，得出“醉驾入刑”可以有效地遏制醉驾行为，同样我们再次借助于经济学的犯罪分析，可以得出醉驾可以“进一步入刑”的结论。

醉驾“进一步入刑”需要上文分析的公式，回头看犯罪成本的公式，立法者和司法者可以掌控的是“犯罪惩罚成本”与“破案率”，进一步分析“犯罪惩罚成本”，可以得出：犯罪惩罚成本中的直接惩罚成本与立法者有关。首先，现行法律关于犯罪直接成本规定是“处拘役并处罚金”，这一方面有提高犯罪成本的空间。因为此种处罚仅针对醉酒驾车行为，如果醉酒驾车情节严重虽未造成交通肇事或者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但存在严重威胁他人生命健康安全和财产安全的情形的，也仅处拘役并处罚金，这样没有体现“罪责行相适应”的原则。笔者认为对此问题可以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醉驾问题规定“情节严重”的制裁，当然这有待于司法实践总结工作经验来完善“醉驾入刑”，使对于醉驾的惩罚更具体和可操作。此外，在惩罚成本中的心理惩罚和社会惩罚也是可以提高的，可以通过法制教育和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等方式加大对犯罪分子的压力，但是这也是一个长期而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还需要整个社会的配合。其次，提高破案率是打击犯罪的重要一环，是给犯罪分子严厉打击的必要前提，当破案率达到100%时，便可将犯罪率控制在很低的水平上。

“醉驾”是因犯罪成本而“入刑”，通过对犯罪成本的层层剖析得出：醉驾入刑的威慑在于惩罚成本高于此前的处罚。然而，治理醉驾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醉驾在实践中刚开始起步，在操作中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有待司法者总结司法经验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来解决这些问题，而犯罪成本中的惩罚成本对于醉驾者的制裁还有适用的空间，在以后司法解释时，可以考虑这个问题；另外，提高犯罪率也可以有效打击醉驾。

参考文献：

[1] 宋晓明.理性犯罪的犯罪收益与犯罪构成[EB/OL].http：//www.cnk.net，2011-11.

[2] 谢旻获.贝克尔犯罪成本学说对犯罪统计的启示[J].中国统计，2007，（1）.

[3] 郑志瑛.研究“犯罪成本”严厉打击犯罪[J].理论与现代化，1996，（8）.[责任编辑 吴明宇]

作者：付林　夏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