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系统调适研究论文

[摘要]网络政治参与是将政治参与融入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新型政治参与形式,正在逐渐衍生成为一种影响公民政治生活的潜在力量。尝试分析中国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现状,探索治理和调适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依赖路径以助力于网络政治参与面临的困境,成为笔者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政治系统调适研究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政治系统调适研究论文 篇1：

我国公共行政系统分析法:可能性必要性及局限性分析

摘要：系统分析方法来源于系统科学，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横跨自然科学与社会学科的新兴学科，它的产生和发展并引入政治学，为我们建立科学的政治学提供了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支持。目前，系统分析已经成为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有力工具，那么，公共行政学能否像政治科学一样引进系统分析方法，公共行政的系统分析法有何意义，系统分析视域下的公共行政主体及过程是怎样的，公共行政的系统分析法的局限性又在哪里?本文拟对上述问题作一论述。

关键词：公共行政系统分析；可能性；必要性；局限性

系统分析方法来源于系统科学，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横跨自然与社会学科的新兴学科，它的产生和发展并引入政治学，为我们建立科学的政治学提供了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支持。传统公共行政作为政治学的一部分，相应地也纳入了系统的结构功能分析当中，开辟了公共行政学新的研究视野。

一、公共行政系统研究法：一种新的分析视角

(一)系统分析及政治系统分析法的渊源

1，系统及系统分析法(System Analysis Method)

1968年，贝朗塔菲发表了一般系统论的代表著作《一般系统理论——基础发展与应用》，在文中贝塔朗菲把一般系统概念定义为：处于一定相互关系中的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成分的总体，或：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要素组成的具有整体功能和综合行为的统一集合体。钱学森把极其复杂的研究对象称为系统。其后，“系统”一词风靡各门学科。

系统分析法是在克服还原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还原论主张对研究对象不断进行分析，恢复其最原始的状态，化复杂为简单。随着科学疆界的拓展，大量非线性相互作用的子系统组成复杂大系统，子系统之间以及子系统与大系统之间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使系统在整体上涌现出新的性质和功能。还原论无法对这种新特性提供一个满意的解释而面临挑战。系统分析法是在揭示还原论不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上强调要把整体论和还原论、局部分析与整体描述、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描述、定性与定量刻画相结合的特点。应用在一般学科领域，系统分析法就是指把要解决的问题作为一个系统，对系统要素进行综合分析，找出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的方法，它从系统的着眼点或角度去考察和研究整个客观世界，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它的产生和发展标志着人类的科学思维由主要以“实物为中心”逐渐过渡到以“系统为中心”，是科学思维的一个划时代突破。

2，政治系统分析(A System Analysis of Politics)

政治系统论者之一的莫顿，卡普兰(Morton Kaplan)认为，分析政治现象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看作是系统整体的组成部分，他曾说：“只有当政治活动根据活动系统来处理时，科学的政治才能发展起来”。最先使用系统方法对政治进行分析且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大卫，伊斯顿pavid Eastonl917--)，1965年他在其代表作《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A System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中，运用系统理论与方法对政治生活进行分析。“科学是通过形成可以描述世界的概念人手的。……没有概念的形成，科学也无从谈起。”“在政治学发展的当前阶段，谁想把自己的一套观点标之以理论，那他就必须集中关注概念形成和革新”，因此他的政治系统分析也是从概念结构的创立开始的。他创建了一整套政治系统分析的概念结构，如政治环境中产生的要求和支持的输入、干扰和压力下的反应与输出、信息反馈、穿越政治系统边界的交换与交动等。而系统(System)、环境(environment)、反应(response)、反馈(feedback)则是伊斯顿应用的四个主要概念，这四个概念把政治生活作为一个有机系统联系起来。

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一书中，伊斯顿主要传达了以下几层意思：第一，伊斯顿认为政治生活理所当然地是一个系统，这是无须争辩的。因为“一个社会中的政治互动构成了一个行为系统”。第二，政治系统是社会总系统的一个部分，环境会通过输入对政治系统形成干扰(disturbances)、造成压力，系统有一定的适应性的能力(通过输出)对干扰、压力作出反应，并改变或适应其所处其中的条件。第三，一个系统能在压力条件下得以维持，通过反馈而实现的信息功能不可或缺。正是系统的反馈给决策者提供了一定的信息，政治系统才能作出自动或被动的调适自身来延续其发展。

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要解决的是一切政治系统是如何设法在稳定的和变化的世界上持续下去的这一问题。而所谓政治系统的生存过程及其持续不可或缺的功能，是与其试图由以自我维持的典型反应模式相联系着的，对这些过程和反应的本质及条件的分析，是伊斯顿理论的核心问题。作为一种宏观理论，政治系统分析具有较广的适用性，它提供了研究政治的一般原理和概念工具，它适用于一般的政治系统。

政治系统分析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点和局限。首先，政治系统作为一种理论框架，本身还不够成熟(如对政治边界模糊、内部要素界定不清、运动过程过于简单等)；其次，到目前为止，系统分析只限于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政治的研究。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政治体制、政党的特性、政治集团的作用和数量、政治参与的程度与方式、大众传媒的状态等等，均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按西方国家政治形态所建立的系统分析模式显然不能搬用；再次，系统分析是描述型理论，使政治这个有强烈阶级和价值色彩的名词变成了一个中性的系统，其价值中立色彩不能反应政治生活的本来面目。

(二)我国公共行政系统研究法及其可能性

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没有专著来专门探讨公共行政系统分析，但事实上在没有充分的理论验证公共行政能否采用系统分析法之前，系统分析作为一种新视角或分析工具已经引入到公共行政的分析中，“行政系统”、“行政输入”、“行政输出”“行政反馈”等名词已广泛见于论文及著述当中。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笔者个人认为主要原因还是行政学科脱胎于政治学的历史影响和行政学自身学科发育不充分的现实。另外，新公共行政学派诞生之后，民主、互动、公平、正义等政治价值成为行政学的追求和导向，行政价值又回归到政治领域中来，行政学似乎有回归母学科的态势。20世纪80年代，尽管效率的价值取向还是新公共管理的主导价值，但是新公共管理学派倡导的民主价值一直没有被抛弃，政治与行政的分野更显示出模糊性，公共行政学领域难以自立门户创建出区别于政治学独有的概念和理论框架。

那么，我国公共行政领域能否采用系统分析法？笔者认为我国已初步具备使用这一工具的条件，因而公共行政系统分析方法是可行的：第一，我国公共行政生活是个

大系统，这是公共行政系统分析的前提。根据系统的概念，毫无疑问，行政生活是个大而复杂的流动系统，它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行政系统具有自身的结构，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组织；行政系统有自身的外围环境，在环境中不断地吸收信息、转化、加工、输出信息，环境也不停地将支持、要求和反对等信息输入行政系统，要求当局做出反馈。第二，我国政治集团等社会主体得到了发育成长，这是公共行政系统分析的基础。我国已经基本具备行政系统的若干构件，如政府当局、政治集团、社会利益集团、民间共同体等，这是行政系统运行的主体。高效办事的政府当局就将环境信息吸收、加工和转化，对要求做出反馈；政治集团、社会利益团体和民间共同体是社会各种利益和要求的集中者、综合者和表达者，它们在行政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三，我国行政组织是较为开放的系统，这是公共行政系统分析的保证。开放的行政系统是社会要求、支持等信息快速穿越行政组织边界、到达政府当局信息加工厂的基本条件。开放的系统需要一系列通道实现信息的流动和跨越，我国的政党执政参政、新闻媒体反应民情社意、民众的行政参与等都是行政系统与外界环境交流信息的通道。

(三)我国公共行政的系统研究法的必要性

首先，我国公共行政必须扬弃对静态行政模型的描述研究法，引进动态权变的系统分析法开拓研究视野。公共行政系统分析法改变了传统行政学研究的静态模式，把行政行为引入了系统分析，有助于深入了解各种行政现象及其深层次原因。传统行政学只注重组织内部的、制度、结构、规则、原理等静态研究，系统研究法则把行政生活看成一种行为系统，把社会成员和社会环境对行政生活的影响作为变项，通过系统模式考察它们对行政系统的作用以及政治系统对它们的反作用。这就从动态上把握了行政行为和行政过程。

其次，我国公共行政学科的发展需要新的具有说服力的概念和理论来加强学术性研究，同时为实践提供大众化的指导理论。系统分析具有一般理论的适用性，能对古今中外的行政系统进行一般性的描述，提供研究行政组织，了解行政结构的一般原理和概念工具，对于行政行为、行政参与、行政过程、行政文化、行政沟通等具体问题，系统方法也同样具有说服力。

再次，我国的公共行政学不仅是一门规范性学科，而且也是一门描述性学科，公共行政系统分析方法主要作为一门描述性分析工具，能适应我国社会行政生活的外在显性特征。系统论的整体观点，系统的要素之间、环境与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观点，都是把人的行政行为放到与外在环境和人际间的普遍联系中考察，这符合行政生活普遍联系、动态发展的外在特征。

所以从理论上来看，将系统分析法引入公共行政学领域，不仅必要，而且重要。系统分析法的引用已经丰富了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视角，也必将发挥着方法论的重大影响。

二、系统视角下的公共行政：主体及过程

行政系统在与外界环境之间的信息交流过程中实现自身的调节和进化，那么这种调节的和进化的主体是什么，又遵循何种过程?按照伊斯顿的分析，我们也可以将行政系统运动的主体分为：行政共同体、典则和行政当局。将行政系统运行的过程分为行政输入、信息转换、行政输出，也即是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利益落实和实现的过程。

(一)行政系统主体——行政共同体、典则与当局

1，行政共同体。共同体是个宽泛的概念，它首先是人的集合，由相关成员个体按照地域、文化和政治等因素而组合成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共同体。家族、社区、公司、民族、国家甚或是整个人类社会都是个体的不同组织形式，也是共同体的不同表现。在政治学的视野中，历史上的城邦、城市、王国、民族国家是独立的个人在一定地域内基于共享的观念和文化而通过参与形成的政治共同体。其中，个人的利益关系构成这种共同体的组织脉络，个人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和对公共事务的承担赋予这种共同体以生命。在伊斯顿看来，政治共同体是“政治系统的一个方面，它由政治劳动分工联合在一起的人群团体……他们都参与公共结构和一系列的过程，但连接的纽带(政治共同体感)可能是紧密的，也可能是疏松的”。与此类似，行政共同体就是享有相同行政观念或文化的利益集合体，这种集合体用或松或紧的行政认同感将社会分散的个人连接在一起，对行政系统发挥综合性的影响。

2，典则。伊斯顿并没有给典则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但是却侧面描述了典则的特征和组成部分，“只要一个团体的成员在政治共同体中显露出最为强烈的互相认同感，那么他们就会一直面临建立某种规范化的方式来理顺彼此之间政治关系的任务……成员需要接受某种基本的程序和规则…”；“典则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部分：价值(目标和原则)、规范(习俗、法律)和权威结构(对合法性的普遍信仰)”。由此我们可以初步推断典则即为正式制度(法律、法规、规章等)和非政治制度(习俗、传统、惯例、禁忌、神话等)之和，也即典则是广义上的制度的含义。形形色色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将环境中看不见的需要转化为支持或消损性力量，穿越行政组织边界，成为系统的输入。

3，当局。当局在伊斯顿笔下是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如果我们可以用‘当局’这个概念来作为权威角色的承担者，一般来说，当局还包括符合下列标准的系统或成员：他们必须涉足一个政治系统的日常事务，大多数的系统成员都承认他们对这些日常事务负有责任；在大多数时间内，他们的行为将被认为是合法的而得以认可，只要他们是在他们的角色所限的范围内行事，他们必须使大多数成员认可他们的行为。”伊斯顿按照自由程度的大小和权威的范围，把当局作了划分，“当局可以被划分为两个阶层，已经取得决策权的当局处于一个连续统一体的一极点之上，……另一极可能包括的是那些邮递员或农业工人”，可见，当局也即是指对行政系统产生影响的系统内外部人员，包括国家首脑、议员、内阁僚属等正式的权威角色，也包括社会的较低阶层(如邮递员，农业工人等)。

(二)过程——行政输入、信息转换、行政输出

在我国，行政输入、信息转换、行政输出过程实际上就是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利益实现、利益落实的过程。

利益表达过程是行政主体的个人或集团向当局表明他们的利益要求以期望从将要出台的政策中获得利益的过程。当利益表达得到一定程度的社会支持后就以行政输入的形式进入行政决策机构。

利益综合过程是社会大小角色纷呈亮相的过程，也是一个复杂而往往漫长的过程。为使利益表达变得强而有力，各个政党、利益集团、政治共同体就必须广泛地争取社会支持，使其主张成为行政机构不能忽视的行政要求，这种将共同利益和力量集合起来的行为过程，就是利益综合的过程。

当“利益表达”经过“利益综合”被强化后，再以行政输入的形式出现在行政决策机构时，便作为政府的备选方案之一进入议事日程。政府经综合权衡、慎重考虑而权威性选中其一的做法称为“决策”。利益决策过程在伊斯顿

的分析中是一个被忽视的领域，因而其理论往往被视为“黑箱理论”。

行政系统政策法令的实施和裁决将行政决策以行政输出的方式投放到社会中，这实质上是利益实现和落实的过程。如果政策在实行中遇到阻碍和困难，这种信息便以负反馈的形式，回输至监督和决策机构。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行政系统主体及其运行过程都是在相互作用、相互调适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发展的，从而行政系统就表现出动态的平衡性特征。系统呈现的这一特征是建立在各个构成部件功能和性状相对稳定的基础上的，某一个部分或构建发生变化，系统平衡就被打破，因而研究行政系统各个构成要件对于更好地应用系统分析法有积极作用。

三、我国公共行政系统研究法的局限性

我国基本具备公共行政系统的构成要件(前已论述)，也具有引入的必要性和现实性，但是作为自然科学的一种有力分析工具，系统分析法移植到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应用到我国的公共行政领域后，也未免遭到“水土不服”的常见病，这是与我国公共行政系统自身构成要件发育的不完善直接相关的，因为在引入系统分析法后。面临着诸多挑战，也即表现为系统分析法的应用局限性。

(一)局限性之一：公共行政系统主体发育不足

首先，公共行政系统支持流向的对象之一的行政共同体发育不健全。行政共同体是建立在共同文化和信仰基础上的人员和集团，我国行政共同体已经在行政领域发挥着相应的作用，但是仍旧发育不良，主要表现在我国民间组织不发达，民众自组织能力不强，地缘和血缘相当大程度上仍旧是维系社会民众的主要力量，行政共同体感较弱，大范围内的社会性共同体较少，因而民众社会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能力较弱。

其次，公共行政系统支持流向的对象之二的典则(制度)发挥的作用也较为有限。我国的正式制度存在一定程度的形式主义，制度、法令、政策的制定意旨与执行现状脱节，制度、政策的权威性力量难以完整发挥；传统、习俗、社会潜规则等非正式制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调节着信息流向，侵蚀着正式权威的力量。

再次，公共行政系统支持流向的对象之三的行政当局(权威的承担者)整体素质有待提高。正式权威承担者(权威承担者包括自上而下的一系列阶层，上至总理、行政部门等正式权威承担者，下至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受制于官僚体制的各种特性(如封闭性、僵化性、终身制、缺少责任等)，难于发挥信息刷新(改革)和信息传递(摄取社情民意)的作用；非正式权威承担者的普通民众也缺少表达自身利益的公民能力和公共精神，二者力量都较为薄弱。

(二)局限性之二：我国公共行政系统信息传递过程阻力较大

1，行政系统的开放性有待进一步扩大。系统的封闭性驱使系统走向无序或僵硬，只有充分开放的系统才能使信息流穿过通道流入系统内部。用系统论观点来看，我国的行政体制仍然是封闭系统。从宏观层面来看有，我国传统的政府是封闭型、控制型政府，行政权力的过于集中，强化了政府的信息特权和决策的倾向性；从微观管理层面来看，行政体系内部的官僚制是一种封闭性的结构。部门分工、层级节制、职业训练都是以权力的不可侵犯为基础，权力的绝对集中才能保证金字塔式的结构稳固存在，是一套权力对行政的控制机制。

2.行政参与(信息通道)渠道不畅通。我国已经建立了诸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舆论信访制度等。但是，执行这些制度的具体措施尚不完善，执行过程中还存在诸多的问题，一些地方选举过程不公正，只是走过场，不能真正反映民意或代表民意；一些地方在信访或听证过程中，对群众的一些合理化的意见或建议不予重视或不予采纳等，从而影响了政府行政行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这些问题都阻碍了公民有效地进入国家行政领域，最终影响了信息输入行政系统。

3，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和利益落实机制不健全。许多领域民众的真实需求难以得到反应，信息传达渠道不畅通导致虚假信息流的出现。社会利益整合机制常因社会潜规则等传统力量的影响而走形变样。

(三)局限性之三：系统分析法作为一种中性工具与公共行政作为一门规范性学科的冲突

系统分析法起源于自然科学领域，是一种中性分析工具，它可以很好地分析不带感情色彩和价值取向的客观物质“粒子”，但是对公共行政进行系统分析上存在学科特色上的隔膜。实践证明，公共行政学是一门实践性的学科，具有规范性和描述性的双重特点，如果用系统的方法把行政生活看作是纯粹非人格化领域，那么这种分析未免又重回到政治一行政二分、行政“价值中立”的老路上去，而实践证明这种老的研究思路是不符合各国的客观实际的。因此，只有将涉及到公共行政价值的这张皮去掉，赋予公共行政作为纯粹技术性活动的特征，系统分析才可能真正地引入进来。事实上伊斯顿的系统分析倾向于注重经验描述的因果理论或描述性理论，它没能揭示政治生活中利益、权力、国家等的本质特征，具有淡化价值、美化资产阶级、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倾向，这也是伊斯顿的政治分析法受到批判的一个方面。

尽管系统分析法在公共行政领域遭遇“水土不服”的常见病，但其自身较强的说服力和公共行政主体及运行机制自身的发展完善，它仍旧以不可阻挡之势侵入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之中。随着系统学及系统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系统分析法与公共行政学的结合将会更密切而不会是更疏远。

参考文献：

[1][8]马德礼，马克思哲学视野中的政治系统分析[D]2002优秀硕士论文，

[2][3]王大辉，在复杂中寻找简单的科学：系统科学[J]，科学中国人,2001,(6)，

[4]艾伦，C，艾萨克，政治学：范围与方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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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刘学铭，陈敏，试论行政系统论[J]，行政与法，19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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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文嵘

作者：梁玉兰

政治系统调适研究论文 篇2：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困境治理与调适

[摘要]网络政治参与是将政治参与融入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新型政治参与形式,正在逐渐衍生成为一种影响公民政治生活的潜在力量。尝试分析中国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现状,探索治理和调适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依赖路径以助力于网络政治参与面临的困境,成为笔者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

[关键词]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困境;治理;调适

※本文系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传统文化意识对吉林省农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及对策研究”（编号：２０１２Ｂ２９）、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实现机制研究”（编号：１３ＹＪＣＺＨ０１７）、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马工程专项项目“‘中国梦’宣传教育的路径与方法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急剧扩张,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及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而网络正在逐渐衍生成为一种影响公民政治生活的潜在力量。网络政治参与以其自身的特质得到更多人的认可,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之一。政治参与是维系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和衡量民主政治的重要指标,其发展状况决定着政治民主的实现程度。网络政治参与是在传统政治参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然就成为了对传统政治参与的某种延伸和补充。因此,研究网络民主时代的政治参与问题,特别是分析中国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现状、明确中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困境、探索治理与调试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出路等对于总结公民政治参与的经验和教训,在客观评价民主建设成效的基础上加快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网络政治参与发展现状概述

政治参与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何为政治参与?学者王浦劬在《政治学基础》一书中把它定义为“公民通过合法的手段试图影响政治过程的行为”[1]网络政治参与的概念来自于对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参与的延伸,由此,借用王浦劬对政治参与的定义,可以把网络政治参与通俗理解为公民以法律为准绳,以网络为媒介参与政治活动的行为。对于网络政治参与的概念,学者们在进行界定时一般都是从网络政治参与的主体、参与目标以及参与的方式手段等方面展开[2],学者李斌认为网络政治参与就是“网民及虚拟团体通过网络平台影响和推动政治决策过程的活动”[3];学者郭小安认为“网络政治参与是公民借助于网络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治生活的行为,表现形态非常多样化,只要参与行为是以网络为中介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政治生活,如政治交流、政治谣言、政治传播、政治宣泄、政治选举、政治结社等,都可以成为网络政治参与”[4]。以上对网络政治参与的界定比较宽泛和笼统,本文在赞同上述界定的基础上认为网络政治参与具体指的是网民及虚拟团体通过网络信息技术平台影响和推动政治决策过程的一系列活动。其途径主要有以电脑网络和手机网络为媒介,通过政治信息网上发布、网上投票和选举、网上利益表达、网上评论、网上民意调查、网上信访以及对社会事件的实时追踪等方式参与政生活并试图影响政治过程的行为。综上,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包括三个因素:一是参与主体是网民或虚拟团体;二是参与载体是互联网;三是参与内容和目标是与政治有关的活动、行为。

就当前我国的网络政治参与来讲,中国网络政治参与尚处于初级阶段。近年来,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速度突飞猛进,人们已经认识到网络信息技术对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各级政府部门也在积极加快信息化步伐,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客观来讲,相比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信息化水平依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其表现是网络的普及化水平不高,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的老少边穷地区更是如此,“信息鸿沟”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传统的政治文化观念依然对人们产生很大的影响;公民的政治社会化水平亟待提高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可能会影响中国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总体而言,中国的网络政治参与尚处于初级阶段。

(一)网络政治参与发展不均衡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参差不齐,网络发展规模、网络普及水平差距大,特别是在广大的边远贫困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落后、消息闭塞,网络的普及率很低,公民受教育的程度和政治社会化水平不高,因而网络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必然不及发达地区。本文仅以中国东、西部地区互联网发展状况为例说明互联网发展的非均衡性。中国东、西部网民数量及网络普及率等分布不平衡,如表1所示:北京、上海、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东部发达地区,网民数均超过1550万,而除云南省外,新疆、青海、甘肃、贵州等西部欠发达地区网民数均不足1500万;北京、上海、广州等省市的互联网普及率相对较高,超过65%,而甘肃、贵州、云南等省份的互联网普及率则相对较低,均不到35%。

(二)网民的网络政治参与能力亟待提高

目前,网络参政在中国的发展还不够成熟,网民的网络政治参与实践不够充分等因素使得中国网民的政治参与能力相对较低,具体表现为:第一,网民缺乏较强的网络政治信息甄别能力。网络上既有大量反映和揭示政治真相的真实信息,又有众多歪曲政治事实的政治流言,还有来自西方国家和一些敌对势力带有破坏性的政治煽动言论,网民只有具备一定的政治知识和政治洞察力才能够从纷杂的政治信息中筛选出有用的、积极的信息。然而,长期以来,以政府为主导的各级新闻媒体充当着政治信息的过滤器和传声筒,削弱了公民个人在多种信息渠道中独立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当网民忽然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政治信息时,会因对网络中流动的政治信息的甄别能力较差而感到迷茫和无所适从,甚至以假为真;第二,网民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自控能力较差。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公民的政治行为要接受国家法律的规范,公民也必须要对自己的政治行为负责。当公民以一个虚拟的网民身份出现在网上参与政治活动时,网络的身份隐匿性使得国家法律规范的效力难以发挥,网民采取的政治行为主要取决于自我控制和自我约束,而我国网民对自身参与政治行为的自我控制能力较差。例如,一些人在网上发表、不负责任的政治攻击、政治抱怨,甚至有些网民随意“黑”掉某些官方网站,挂上自己所谓的政治口号;第三,网民运用网络政治参与的意识、技能不高。网民对网络所具有的政治参与功能认识不够,有许多网民至今尚未认识到网络具有政治参与的功能,更多的网民只是把网络作为一种新的媒体、新的娱乐场所或通信平台。许多网民主要利用网络来浏览信息、交友购物、休闲娱乐,很少利用网络参加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由此可见,网民尚未充分认知网络的政治参与功能,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政府有必要重视网络的政治社会化作用,提高网络政治社会化的水平。

二、当前中国网络政治参与的困境

“网络政治参与是网络技术广泛运用于政治过程的产物,孕育着民主政治理念、制度、技术创新的机遇”[5],网络政治参与作为一种新兴的参与形式不断拓宽和丰富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但其也不是完满的,还存在一些问题,面临诸多困境。

(一)网络政治参与受制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对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制约和影响非同一般,可以说经济因素决定了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甚至是参与的动机和心态。具体来讲,网民自身的功利倾向、网络政治参与的物质条件及经济发展运行机制都在不同程度地制约着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首先,在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许多公民在选择是否参与网络政治或如何参与时,往往以这种参政活动能否给自己带来经济上的直接利益作为判断,这种参与具有功利色彩且被动性很强,容易导致政治冷漠和政治被动,也许有一些人会狭隘地认为网络政治参与不能带来吃穿,因而忽视网络的政治作用,对网络政治参与产生漠视、麻木的心理。其次,当前,我国西部地区和偏远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依然滞后,这就使得支撑网络政治参与的物质条件严重匮乏,具体表现为信息通讯基础设施不健全、支撑教育发展的财力薄弱等,在客观上形成了对该地区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制约。一个地区只有同时具备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覆盖范围广泛、安全的网络信息系统以及全民良好的政治社会化水平,才能保证网络参政的持续、高效发展。最后,“经济发展运行机制的市场化尚欠成熟造成了政治参与的灰色化、畸形化”[6],通俗来说,就是人们在网络政治参与的过程中更加看中的是“关系”、“人情”等一些非制度化的方式,参与的动机为经济利益所驱使,参与的目的也仅限于经济利益的实现,这种错误的参与动机本身就在客观上制约了网络政治参与的健康发展。

(二)政治参与主体的非理性化影响网络政治参与的健康发展

由于网络本身具有匿名性和隐蔽性的特征,网民的网络政治参与通常都是采用匿名制,“这种空间的虚拟性同现实社会相分离,弱化了公民在网上自我约束的观念。因而网络政治参与始终伴随着感性与理性、宣泄和表达、极端与适度等诸如此类的矛盾”[7],随之而产生并不断表现出来的便是公民在网络参政过程中的非理性化。笔者把公民网络参政的非理性化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网络政治参与中公民的政治盲从、政治冷漠兼而有之。网络政治参与中的政治盲从和政治冷漠反映了部分公民在政治参与上的不成熟和非理性,政治盲从在网络上的基本表现就是对网络政治信息缺乏判断力,或者“人云亦云”、“随大流”、随意跟帖、附和评论。政治冷漠的直接表现就是对政治生活漠不关心,只是把网络当成一般的媒体看待,或者简单地将网络视为一种娱乐工具,没有认识到网络的政治功能。其次,网络上存在扩散度高的政治谣言和政治抱怨。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体,网络上传播的信息缺少了传统媒体信息传播的审查机制,信息发布者具有虚拟性,这使网上的信息鱼龙混杂,既广含了正面意义的信息,又充斥着负面意义的政治谣言和政治抱怨。这些政治谣言和政治谩骂一般集中在网站的各种论坛中。近年来,以微信、微博、人人网等为代表的网络论坛成为网民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成为各种政治谣言和政治牢骚的滋生地。网络牢骚用一种直接的方式和强烈的不满来表达,这些牢骚、抱怨与个体利益息息相关,因而极易引起网民的共鸣,有时话题一出,立即跟帖如潮。网络牢骚的蔓延和不断升级使正面舆论面临严峻的挑战,容易导致信任危机和造成网络空间的无序和混乱,进而影响现实社会的政治稳定。最后,网络政治参与中的非制度化参与表现突出。当前我国的网络政治参与仍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相应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所以网络政治参与中非制度化的参与表现较为突出,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了一些关于互联网管理的规章制度,然而总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网络言论相对自由、审查机制不够健全等缺陷在网上发动网络攻击,传达不满的政治情绪。当这种攻击的对象直指政府网站或国家官方网站时,可能造成对个人、集体乃至国家的伤害,也可能破坏社会的政治稳定,造成混乱的社会关系和秩序。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也暗含了社会大众对社会政治现象、政治事件及政治人物的一种非理性的评价取向。

(三)网络政治参与和参与主体自身素质、参与能力的矛盾化

网络政治参与把政治参与融入现代网络信息技术,作为一种新型的政治参与形式,它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因而对网络政治参与主体的素质如权利义务意识和网络政治参与技能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素质有赖于政治参与主体的政治社会化水平,而现阶段我国公民的政治社会化水平亟待提高。此外,当前中国公民在网络政治参与的过程中所存在的网络政治参与能力困境日益凸显。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能力指的是公民利用网络平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表达自己权益诉求的能力。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熟练程度通过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能力得以体现,同时,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能力也能够直接决定网络政治参与的质量和成效。公民只有不断提高网络政治参与能力,普遍而充分地享有网络知情权、网络参与权、网络表达权和网络监督权等网络基本权利才能够自主、理性地表达自己的权益诉求,合法有序地开展网络政治参与活动。而当前,在社会实践中,如图1①所示,经济地位、居住区域、教育背景、民族、年龄、职业、收入等因素制约着公民对信息资源的掌握和利用,使其在信息资源掌握和利用的数量、质量和能力上出现严重的分化,形成“数字鸿沟”,它的产生往往会导致两种信息群体的分立,即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两种信息群体在实现网络基本权利、掌握网络政治参与技能方面的差别巨大,极易使网络信息霸权掌控在信息富有者手中,而信息贫困者的网络政治参与被日益边缘化,进而最终影响了全民网络政治参与的质量和成效。

三、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治理与调适

(一)网络政治参与治理与调适的必要性

网络政治参与正日益成为公民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形式,它具有能够改善公民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手段,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兴趣和能力,促进公民的政治社会化,降低政治参与的成本,优化政治监督的环境等正面价值。然而,正如任何技术都具有两面性一样,网络以其独特的技术推动网络政治参与发展的过程中也带来了日益严重的负面影响,比如网络政治参与可能导致非理性参与和非法参与扩大化,引发政治认同危机,“导致‘参与爆炸’,使政治参与陷入无政府主义;导致‘信息霸权’,使政治参与处于不均衡状态;导致‘政治流言’蔓延,影响政治参与的客观性;导致‘政治欺骗’,使政治参与流为程序化形式”[3]等一系列参与危机。显然,网络政治参与本身是利弊兼具的。虽然网络政治参与的正负面影响不是本文所论述的重点,但是如何有效治理和调适网络政治参与,帮助应对和处理网络政治参与面临的困境和网络政治参与的负面影响,成为本文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同时,网络政治参与的有效治理和调适也日趋成为当前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和学界关注、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二)加强经济建设,为网络政治参与的健康发展奠定物质基础。

如前所述,中国目前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状况表现出发展不平衡、普及程度不高的问题,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除了“制度供给不足,多维度利益表达机制缺乏”[6]等,部分地区经济发展的落后和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成为中国互联网络发展呈现一定的非均衡性的重要原因。网络政治参与作为信息时代政治参与的新形式,需要国家在宏观上实施有效的调控和治理,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制约网络政治参与健康发展的这一“瓶颈”问题,需要不断加强经济建设,特别是重视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尽快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为网络政治参与提供资源利用上的均衡性。国家在经济政策上,要加大西部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落后地区通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大对这些地区教育事业的投入力度,不断提高该地区的教育信息化水平,提高社会成员的自身素质,通过这些努力为网络政治参与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如果把区域间互联网发展状况的不均衡性消除掉,公民就会拥有均等的网络政治参与机会,“数字鸿沟”也会随之而缩小,这不仅有利于网络政治参与的健康发展,而且使网络政治参与更好地体现了现代民主精神。

(三)依法治网,确保网络政治参与运行、发展的法制化

一个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离不开社会治理的法制化,而网络空间作为信息时代人类生存空间的进一步延伸和现实社会的反映,与现实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其治理也必然离不开完善的法律、法规。依法治网,确保网络政治参与的法制化,因此成为了网络政治参与治理与调适的必然选择。依法治网,就是“网络政治参与主体依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保证网络政治参与行为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网络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法律化,保证这种制度和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和有效性”[6],具体来讲,依法治网,确保网络政治参与的法制化包括下述几个方面:第一,网络政治参与法制化的实现需要有法可依、执法必严。立法机关要严格按照《立法法》制定网络参政方面的法律,并逐步建立起完备的法律体系,使网络政治参与有法可依。中国在制定网络法规时,要考虑到网络政治参与发展的基本特点,使网络立法兼具强制性和激励性。“在确定否定式的消极性法律后果时,应确定肯定式的积极性法律后果,从而起到网络立法的激励作用。”[8]第二,加强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当前,规范中国网络发展、监管网络信息传播的职能是由政府来承担的,全面履行网络时代这一政府的新职能要求政府机关必须依法行政,特别是依法处理网络空间中政治主体的行为及关系,通过法律手段规范网络政治参与主体的行为并切实保护网络政治参与主体的合法权益。第三,增强网络法制队伍建设。国家要特别重视网络法制队伍建设,建立专业的“网络警察”队伍维护网络空间秩序,防范和追踪网络犯罪行为,保障政治稳定,这就要求网络警察必须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意识和精湛的网络专业技术技能,把握并且跟随网络技术和网络空间以及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发展趋势,维护网络政治安全。

(四)加强网络道德建设,为网络政治参与主体提供行为规范

道德约束是网络政治参与不可或缺的内在行为规范,是一种“自律”,而法律手段属于刚性的“他律”,当他律失灵或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时,只能以道德伦理规范为载体的“自律”方式来弥补。首先,要想对网络政治参与实现有效的治理与调适,就需要构建完善的网络道德规范,形成有效的网络行为规范机制。制定一整套的网络道德规范,具体来讲就是让网民明确的认识到,即在网络中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什么是善的、正确的、可为的,什么是恶的、错误的,不可为的,并将这些规范逐步内化为网民的自觉行为。此外,要形成网络行为规范的有效机制,就是要在网络空间中对网络失范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共同的抵制和严厉的声讨。其次,加强网络道德建设需要加强网络行为主体的网络道德教育。良好的道德素质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只有经过道德教育和实践才能不断内化为人们的自觉。通过对网络行为主体进行教育培养才能使其拥有良好的网络道德素养。具体来讲,网络道德教育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树立网络行为主体的网络道德意识,使其了解道德的基本原则、规范和义务、把握基本的价值取向标准,能够正确明辨是非曲直,践行“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古训;二是遵守网络道德规范,面对形色各异的网络话题,网民或网络共同体必须遵守网络道德规范,按照网络道德规范的普遍要求来约束自己的网络行为。最后,加强网络道德建设还需要开展网络文明创建活动,为网络道德建设营造良好氛围。通过创建一大批网络文明示范网站,宣传一些网络道德家的形象,树立道德榜样,表彰典范,用榜样的力量影响人、感染人。要充分利用网络媒体,大力正面宣传中国的主流文化,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道德品格来淹没非主流的、腐朽落后的文化。此外,要特别加强对青少年网络行为的道德教育,增强其网络道德自律意识,自觉规范自己的网络言行。

(五)加强网络政治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网络政治参与氛围

扩大而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的实现与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密不可分,良好的网络政治文化能够为网络政治参与营造良好的氛围,因此加强网络政治文化建设是网络政治参与有效治理与调适的必然选择。首先,增强网络政治文化建设,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中心,才能把握住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充分调动积极因素,凝聚力量。作为一种全新的媒体和信息传播工具,网络可以通过图文并茂、声形兼备的形式展现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使受众在浏览学习的过程中自主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并逐步内化为自身的自觉行为。这就要求我们在充分发挥和利用网络资源优势的同时,采取有效举措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网络政治文化的中心,增强网络文化队伍建设,通过造就一支结构合理、品质优良的网络文化队伍来建设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网络文化。在此基础上,加大对网络文化的监管力度,“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思想教育、行业自律等手段,加快形成依法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规范有序的互联网信息传播秩序,切实维护国家文化信息安全,以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9]其次,通过培育新型网络政治文化,为网络政治参与营造良好氛围。政治文化对于人们的政治参与行为有着深层次的指导意义,而网络政治文化是传统政治文化不断转型和创新的结果,那么培育新型的网络政治文化就显得尤为重要。新型网络政治文化的培育需要坚持继承与创新并举的原则,也就是要做到在始终保留主流政治文化主体地位的基础上,不断解放思想,摒弃僵化的,不适应社会政治发展的政治文化,注意汲取和吸收政治文化的精华。此外,新型网络政治文化的培育,还需符合网络政治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对于网络政治信息的传播,不能采取简单化的卡、堵、删的方式,而是要以疏导、引导、规范的方式,正确引领网络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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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何精华.网络空间的政府治理[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69.

[9]赵惜群、吴毅君.培育网络文化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DB/OL]光明网,http?押//www.gmw.cn/content/2008-04/02/content_752394.htm.

责任编辑宋桂祝

作者：王广义 张鸣春

政治系统调适研究论文 篇3：

党内政治文化对党员角色冲突的调适功能

〔摘要〕 当前少数党员存在着政治纪律散漫、贪污腐败以及脱离群众等问题，主要可以归因于少数党员在工作和生活中的角色冲突，并采取了错误的调适策略所致。党员角色冲突的类型包括基于多元角色价值产生的角色冲突、基于角色规范产生的角色冲突、基于角色期望产生的角色冲突。党内政治文化具有表征党员的正确角色期望、筛滤错误的角色文化信息和契合党员角色冲突的调适需求等功能。因此，要结合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相关战略部署，基于价值形塑、规范厘定与期望协调来强化党内政治文化对党员角色冲突的调适功能。

〔关键词〕 党员角色冲突，党内政治文化，调适功能

〔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党内政治生态渐趋清正。黨的十九大关于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相关论断，更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指引了前进方向。然而，当前依然有部分党员存在腐败、作风问题，其主要表现为角色行为脱离了正确的轨道，并未按照党员角色应有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导致党员角色行为偏离标准的成因中，家人与自身的不当需求占据较大比例。近年来腐败行为与家人有关的案例占贪腐官员总案例的八成 〔1 〕，党员因个人贪图享乐而违反党纪与国法的案例也不胜枚举。这些党员之所以违反党纪与国法，是因为其在角色扮演方面存在一个共同问题，即在扮演政治角色的过程中受到了角色丛中其他角色的干扰，因为亲情角色、职业角色、自我角色和其他社会角色的扮演需求而利用手中的权力、金钱与地位等资本获取不当利益，导致党员这一政治角色扮演失败，具体表现即为党员消极运用权力、利用职务便利牟取不当利益及其他违反党纪与国法的行为。

个体在生活中往往会扮演不同的角色，如政治角色、亲情角色与职业角色等，每一个角色都代表个体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所形成的特定行为模式。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认为，现代人所需扮演的多重角色身份的总和即为“角色丛” 〔2 〕。由于角色丛中的不同角色对个体有不同要求，因此这些角色间往往会互相干扰并在角色扮演中造成个体心理层面的冲突。其他角色干扰政治角色扮演，导致扮演角色丛中不同角色时产生冲突，这种角色冲突往往体现为由于角色之间的矛盾、个人或角色相关者对于角色期待所引起冲突而造成个体产生的心理失常或角色扮演困难等现象 〔3 〕。角色冲突会使个体寻找调适策略，进而选择一种自身能接受的行动方案，调适策略的选择会对个体的角色扮演产生较大影响。在这种个体角色扮演中，其他角色对政治角色形成干扰的实质是扮演不同角色的需求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可能是利益方面的，可能是价值方面的，也可能是二者兼有。党员作为社会中的一分子，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其在扮演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一政治角色的同时，也可能兼备其他不同角色，如亲情角色、自我角色与职业角色等，其产生角色冲突的可能性亦较高。这些角色具有不同的价值体系与行为规范，亦因此而具有不同的需求与追求。党组织吸纳的是社会精英分子，其一般掌握一定的各类社会资本，但是大部分党员工作在体制内，其收入水平、获取资源的能力均处于社会一般水平。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应当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反对小集团与阳奉阴违等。但是伴随着社会转型期贫富差距的凸显，在拜金、功利等错误价值文化的影响下，部分党员因自身的享乐、攀比心理、权力地位乃至亲属的医疗保健、教育就业与留学移民等需求，很可能与扮演党员角色的要求产生冲突，如果党员对于多重角色冲突的调适不当，那么其在价值排序与个体行为方面很可能会脱离党员的应有标准，从而走上阳奉阴违，不作为甚至违纪违法的道路。

上述现实问题凸显了党员角色冲突研究的重要意义，然而当前对于党员角色冲突这一命题的研究在学术界尚不充分，对冲突的类型与成因并无细致剖析，基于问题而构建的具有针对性的调适策略更是阙如。对党员角色冲突的类型与成因进行梳理，并据此探究调适党员角色冲突的策略，就成为当前治理党员腐败与作风问题亟待回应的重要命题。

二、党员角色冲突的类型及成因分析

对党员角色冲突的调适应基于对冲突类型及其成因的梳理与分析之上，只有切实把握角色冲突的类型及其成因，才能有的放矢、对症施治。角色冲突理论认为，个体角色冲突的形成可能由多方面因素导致，学者根据研究侧重给出了不同解释，但总体上主要包括对角色定位与价值认知出现问题、各类规范模糊与失范、他人对其角色期望过高与多重期望对个体造成困扰等几类原因，这些解释为归纳党员角色冲突的类型与成因提供了基本框架。结合党员政治角色的自身特征与其角色冲突的现实表征，党员角色冲突的类型可以被归纳为基于角色价值、角色规范与角色期望而产生的冲突。党员角色冲突的类型及成因如图1所示。

（一）基于多元角色价值产生的角色冲突

角色价值体现了扮演某种角色对于个体价值性需求的满足，是角色对于个体意义的高度抽象，其引导个体对于某一角色的基本定位。不同的角色对于价值的追求与认同标准存在差异，因不同角色的价值需求而形成的价值冲突是导致角色冲突的重要成因。国内学者张彦指出，价值排序反映了主体选择和评价周围客观事物的准则与看法，是行为的内部动力 〔4 〕。角色价值导致的冲突往往导致个体以价值排序的方式加以调适，而这种角色排序决定了个体的行为取向，成为个体行为的重要动力。党员的角色定位要求党员在自身各层次的需求出现冲突时，应当首先以满足自我实现层次的需要为第一要务，在价值排序中将奉献、公正、廉洁等价值置于首要位置。在这一过程中，党员会获得归属、尊重等其他层次需求的满足。然而在现实中，随着享乐、逐利等价值与传统政治文化糟粕对党员角色价值的侵蚀，当不同角色价值之间产生冲突时，部分党员与党组织这一共同体的价值排序出现了不一致。因此，当少数党员进行错误的角色价值排序后，政治身份、职业权力难免就会异化为其谋求自身享乐、为亲朋谋取利益与经营交际圈子的工具，党员违纪违法等现象的接踵浮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基于角色规范产生的角色冲突

角色规范是指社会所决定的角色的行为要求或行为模式 〔5 〕53，是个体在角色扮演中必须依循的规则。角色的社交规范是角色规范中的重要部分，这里所讲的角色社交规范是指党员处理自身与他人社会交往关系时的规范，包括社会交际的对象、内容与形式等。党内法规对党员的社交规范有较为详细的规定，如组织老乡会、老友会、婚丧嫁娶操办的桌数、礼金等均有“红线”规定，越过“红线”要受到相应处罚。中国属于人情社会，也是重视面子的社会。面子催生了人情交换，而人情作为社会交往的重要媒介完成了社会资本的交换功能，关系网在人情交换中逐渐形成，并成为人情交换的重要渠道。关系网络成为人们获取人脉资本、物质资源及社会资源的捷径，也为通过权力寻租、利益输送、裙带关系等方式违法牟利提供了重要的滋生土壤 〔6 〕267，因此对党员社交行为的规范与引导是不可或缺的。但是部分党员干部却表现出了角色适应困难，这些党员干部错误地认为这是一种矫枉过正，并对此产生了抵触情绪。如2015年深圳市记者暗访该市部分退休党员干部遭到殴打及武汉警方晒吃盒饭照片叫板媒体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都体现了在对党员社交进行严格监管的情境中，部分党员干部出现的角色冲突与适应困难。

（三）基于角色期望产生的角色冲突

奚丛清将角色期望的内涵界定为角色扮演者或角色相关者对于个体在扮演角色中应有行为的期待 〔7 〕100，是对角色行为的具体权利、义务与责任等内容的概括，由不同角色相关者对于角色的期望与个体自身对于角色的期望两部分组成。基于角色期望的冲突包含了上述两方面的冲突。党员这一政治角色被赋予了社会优秀分子的内涵，其往往被亲人、朋友及社会赋予较高期望，而且由于光环效应的影响，外界与个体往往对角色扮演者的物质收入水平也具有较高期望。外在的角色期望对于个体的角色扮演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这一过程并非表现为机械性的作用，而是因个体对于角色规范、期望的理解与接受程度的不同而呈现多元化的行为结果。现实中，一方面，党员很多从事的都是体制内工作，工资待遇比照私企低，物质生活质量与角色期望可能存在偏差；另一方面，党员是对于个人思想先进、业务精进的一种肯定，但并非升官发财、寻租牟利的“护身符”。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偏差可能会使部分党员心态失衡、自尊受损，导致其进取意识、奉献意识与自律意识遭受损伤。因此当部分角色相关者与党员个体对党员这一角色认知与期望出现偏差时，出于满足自尊需求、弥补收益差距等动机，有些党员便会“另辟蹊径”，以通过违纪违法的手段谋取的收益来维持自身或外在对于党员角色的错误期望。

三、党内政治文化：调适党员角色冲突的可行路径

党内政治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内部形成并传播的一种政治文化，具备政治文化的基本属性、特征与功能，但呈现出更为显著的特殊性，即其蕴含的对优秀道德品质、高尚政治信仰、高度政治觉悟及积极实践精神等品质的追求 〔8 〕。关于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目前国内学术界尚未给出一个统一的界定。在探讨党内政治文化对党员角色冲突进行有效调适的可行性之前，应当首先对党内政治文化的学术内涵进行清晰界定。党内政治文化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文化，其内涵核心是与政治文化的结构与功能紧密相关的。关于政治文化，国外学者与国内学者从两个进路对其内涵展开界定。国外学者一般将政治文化界定为个体对于自身在政治系统中所扮演角色的认知与态度，并探讨了个体对于政治体系的评价等方面内容。国内学者则从政治制度、政治思想与政治心理多个层面来对政治文化的内涵进行界定 〔9 〕11，不同学者从不同层次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的视角来探讨政治文化的内涵。当前我国党内政治文化的主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 〔10 〕，虽然当前党内文化场域中还存在少量圈子文化、码头文化等传统政治文化的糟粕成分，但伴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推进，党内文化中的少量糟粕成分终将得到彻底净化。结合上述学界对“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与党内政治文化自身的特征，对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可以界定为：党内政治文化的本质是党内思想文化环境与经济社会制度，经过长期政治社会化过程而积淀于党员心理层面的政治态度和价值取向，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汇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文化内核 〔11 〕，以党章对于党员的要求来形塑党员个体对于政治体系及在体系中自我角色的态度与评价，对党员扮演政治角色者的行为、政治要求的内容与对法律的反应具有正面影响。

（一）党内政治文化表征了党员的正确角色期望

角色定位是党员个体对于角色认知的核心。角色定位蕴含着角色价值，体现了角色的社会地位，也决定了角色扮演者和他人对于该角色的期望 〔12 〕。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宗旨与信仰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核心构成部分，涵括了角色背后高尚的政治价值，如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等，是党员角色价值的集中体现。党内政治文化亦对党员权利与义务具有认知、教化与规训功能。权利与义务是角色构成的重要部分，是角色行为规范的核心要件。作为党内重要的制度文化，党章及一系列其他党内法规对党员政治生活、党员权利保障等方面进行了规定，亦确立了对党员违法违纪行为的监督、问责、处分等，为个体如何扮演党员角色提供了指引。此外，党内政治文化是纠正角色期望偏差的有效路径。党员在角色实践中往往会遭遇与角色预期不符的情况，从而产生心理上的落差体验。这种偏差可能基于自身对于角色的期待，亦可能是来自他人或社会对于角色的期待，均会对个体的行为造成影响。强调无私奉献、艰苦奋斗与担当使命的角色价值与规范已经印刻在党内政治文化之中，新时代的党员精神与优秀党员典型等文化符号都为如何协调角色期望偏差与克服角色扮演困难提供了榜样，并通过社会化过程内化到党员的认知结构当中。

（二）党内政治文化对错误角色文化信息具有筛滤作用

黨内政治文化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信息场域，其具备一定的信息筛滤功能，这些筛滤功能通过培育党员屏蔽错误角色文化信息的认知偏好、构建稳固有效的信息筛滤路径等机制来实现。首先，政治文化对信息筛滤机制的典型作用机制是政治文化对早已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文化价值信息可能形成心理上的抗拒 〔13 〕145，这一机制通过文化对党员归属感的满足发挥作用 〔14 〕。作为归属感维系的结果，党员会认同这一文化的文化传统及其蕴含的价值观念，并坚持这一文化传统 〔15 〕97-99。对党内政治文化这一特定文化传统及其价值观念形成归属感的党员个体会形成稳定的文化接受偏好与价值体系，当错误的角色文化信息与这一偏好与体系冲突后，党员个体往往会坚持既有文化传统，将错误的角色文化信息筛滤后加以排除。其次，各级党委、官方媒体等具备信息社会化功能的组织或路径往往发挥着对信息源的筛滤作用。政治精英的意见在通过政治文化要求信任的群体、组织或路径传播后往往能够左右公众的意见，而与这些意见不符的信息则往往会被上述群体、组织或路径筛滤排除。党内政治文化要求全体党员服从中央权威与指示精神，服从各级党委的政治、思想与组织领导，积极通过各类官方媒体了解与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与指示精神。在党内政治文化的作用下，各级党委与官方媒体通过各种方式将党中央对全体党员的思想、作风与纪律等方面的要求传播到党员个体这一接收端，一些错误的角色文化信息则被上述组织筛滤排除，从而使党中央的相关要求更为有效地内化到党员个体的认知与行为当中。

（三）党内政治文化的社会化功能契合党员角色冲突的调适需求

党内政治文化具备社会化功能，即执政党通过各种途径和策略， 向广大党员宣传党的政治信仰、价值观念、政治倾向，党内政治文化为党员习得正确角色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场域，这一场域为党员学习调适角色心理、调节自身角色冲突提供了主要的信息源，从而在形塑党员的角色价值观、角色行为观、角色期望观与提供角色冲突调适策略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角色定位、角色规范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核心构成，无论是从党的历史中积淀而来的党内政治文化传统，还是党内法规的制度文化及思想政治教育所培育的精神文化，都是围绕着培育党员角色意识、强化党员角色价值认同、明晰党员角色规范及引导党员的价值等方面来展开的，党内政治文化作用于党员关于角色的认知、情感与行为倾向，形成了关于角色的态度，继而形成了协调角色间关系、预防角色冲突趋向与调适角色冲突的策略。这些策略信息将作为替代性经验，在党内政治文化这一信息场域中被党员习得，从而为党员调适自身存在的角色冲突提供了可靠依循。

四、强化党内政治文化对党员角色冲突的调适功能

党内政治文化对于党员角色冲突的调适功能应以冲突类型与成因为标靶，并在党内政治文化既有功能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强化。围绕上文所述的三种党员角色冲突类型，党员角色冲突的调适功能可以从价值、规范与期望维度进行强化。强化党内政治文化对党员角色冲突调适功能的核心逻辑如图2所示。

（一）基于角色价值冲突的调适功能

角色价值是党员满足自我效能需求、评估角色意义以及获得角色扮演动力的核心要素，由角色价值而导致党员角色冲突的根源在于个体价值体系存在缺陷，这些缺陷导致党员个体对角色价值的认知与评价偏离正确轨道。价值体系是文化结构中的核心内容，文化更容易通过社会化过程形塑个体的价值体系。党内政治文化应当充分将调适党员角色冲突与自身的角色价值形塑功能相结合，通过调整与形塑党员个体对于角色价值的认知与评价来调适其存在的价值冲突。

第一，角色价值的清理功能。价值清理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现实生活本质的洞察和对中国社会历史方位的准确判断的基础之上的价值体系净化 〔16 〕。受工具理性的影响，少数党员的入党动机是错误的，即入党是为了获取体制内工作的通行证，是为日后更好的职业发展积累资本。上述错误的价值认知是与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相背离的，因此必须得到纠正。这就要求党内政治文化针对部分党员错误的入党动机与角色价值认知，在对党员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清除部分党员在政治角色上附着的利己、特权等错误价值，严正指出遵循这些价值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并强化党员对于正确政治角色价值的角色认知与正向情感。

第二，角色價值的排序功能。党内政治文化如果要充分发挥角色价值排序功能，就必须在结构中构建价值排序的标准。角色价值排序标准的拟定必须考虑到党员的主体性，即在充分考量党员主观认知与情感后方能设定排序标尺。党内政治文化可以在综合考量党员的主观体验后拟定标准，这些主观体验包括成就感、存在感、获得感与归属感等。这些主观感受分别在不同方面满足了个体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尊重需求与自我实现的需求，推动了党员不同角色价值的实现，有效缓解了党员因角色价值冲突而导致的紧张感。党内政治文化对于党员角色价值排序在强调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的同时，亦需兼顾党员其他物质、精神与关系价值的需求，将家庭幸福、职业发展、个人享受等利益价值诉求与遵纪守法相统一，在以政治角色价值为最高价值的同时，确保其成就感、存在感、获得感与归属感的体验，从而使各个角色价值统一在党员政治角色的自我实现当中。

（二）基于角色规范冲突的调适功能

社交规范是角色规范中的重要部分，也是党员角色冲突调适应当着重关注的领域。这一功能的强化需要通过拟定正常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的标准，同时纠正部分党员对于相关党内法规的错误认知来完成。党内政治文化在调适政治角色冲突方面，应当以树立对相关党内法规的正确认知态度为核心，辅之以对于错误认知的纠偏与对于公民社会契约文化的教化，最终将传统文化中关系文化的部分糟粕成分清除出党员的认知结构与价值体系当中。

第一，厘清政治角色社会关系的判定标准，即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内容与社会交往形式是符合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规定的，不违反中央政治纪律设定的“红线”。如老乡会等聚会问题，中纪委就曾为党员领导干部设立过标准，如不能组织、参加各种联谊会及借机编织“关系网”等。关于婚丧喜庆事宜的操办问题，中央和各地出台的规定与细则基本内容均包含了限定人数桌数、限定礼金金额与限定宾客身份等多项内容。这些细则与解释明晰了全面从严治党关于社会关系的具体要求与正常的社会交往的边界，既让广大党员干部有章可循，又消除了部分党员心中对于规定的不解与抵触情绪，确立了党员正确的政治角色规范。

第二，以牢固树立党员的契约意识来破解人情关系对社交规范的负面影响。中国是熟人社会，人情关系在社会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如果在获取利益的过程中将人情置于法治之上，那么人情关系难免会蜕变成为利益输送的链条，成为破坏法治的因素。法治社会的核心精神之一是契约意识，即认同以契约作为社会资本交换的主要媒介，崇尚自由合意、公正平等、权责对等与互助公益等价值取向，提倡依靠法律规范约束进行交换，其在价值取向、依循规则等方面都与人情意识相左①，牢固树立契约意识将有效破解人情关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中西方的平等、立信等契约文化资源都可以被整合到党内政治文化当中，以政治文化的认知、教化与规范功能来培育党员角色的契约意识，剔除错误的人情意识，使党员以党性思维、党纪思维与法治思维来指导自身角色行为。

（三）基于角色期望冲突的调适功能

角色期望往往会给角色扮演者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即如果角色扮演不符合期待，那么其可能会被认为在能力或态度方面存在问题，从而对角色扮演者的自尊造成一定损害。在角色扮演与自己或他人期望严重相左的情境中，个体在压力体验之下很容易产生角色冲突，调适不当则很可能导致角色扮演的失败。党内政治文化对于角色冲突的调适可以从调节个体角色期望压力入手，通过调整导致党员个体压力源的相关因素来强化其调适功能。

第一，外部期望信息的筛滤功能。外部的角色期望被党员个体接受，要经历信息的接收、加工和认知结构整合等诸多过程。当前社会“官本位”意识、特权思想及封建小农意识等传统政治文化的糟粕依然存在，工具理性等思潮亦有抬头的趋势，这些都造成了不良外部角色期望的形成，部分党员正是由于这些错误期望信息而导致了角色认知的偏差 〔17 〕。党内政治文化系统是一个内部文化环境，通过党内政治生活与思想政治教育等形式对党员产生影响。其应当针对上述两种外部角色期望建立筛滤机制，明确将其清除出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并应当在内涵中积极整合正确的外部角色期待，如在角色地位方面，强调党员不是特权阶层；在破除利己意识方面，强调党员与其他群众存在于一个共同体当中，奉献社会就是造福自己与家人等。党内政治文化应当以正确的外部角色期待作为筛滤机制的一部分，进而对社会氛围、党内氛围进行正向、积极的引导，破除因外部错误的角色期望而造成党员角色扮演失败的可能。

第二，党员个体角色期望的形塑功能。首先，对于少数入党动机错误的党员来说，当政治角色期望与角色实践不符时，这些党员可能会产生沮丧、畏难等情绪，形成关于角色的错误态度，进而形成了种种角色错位的表现②，如权力寻租、为官不为等违反党纪与国法的行为。作为自我期望形塑功能的一部分，党内政治文化需要提升个体关于党员这一角色期望的明确程度，并纠正党员错误的自我角色期望。其次，绝大部分党员的入党动机是正确的，认为投身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是实现自我的途径；但是理想与现实需求的冲突、现实中的角色与自身扮演的其他角色的冲突又往往令部分党员对自身本初的角色期望产生质疑。党员对于角色期望的清晰程度会对其实际工作产生重要影响，如果党员对于角色认知模糊，将很容易在工作中形成焦虑情绪及工作压力，进而导致角色冲突。这就需要党内政治文化充分提升党员对政治角色期望的清晰度，使其对未来可能遇到的挫折形成准确预期，并对挫折所具有的意义形成积极态度，掌握预防与调适角色冲突的有效策略，从而提升其政治角色的扮演能力。

注 释：

①与人情社会交换中的特殊主义、熟人原则及道德约束等特征不同，契约社会崇尚平等、协商与一视同仁，且依循契约、依靠法律保障来完成交换。因此，反映到意识层面，契约意识与人情意识在价值取向、处事原则以及行为规范等方面都是相左的。参见冯必扬：《人情社会与契约社会———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社会科学》 2011年第9期。

②角色错位是指角色扮演者的实际表现与社会、群体、组织、他人的期待和要求不相符合的行为。参见奚丛清：《角色论——个人与社会的互动》，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年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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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 鹃

作者：王立峰　潘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