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改进医药管理论文

2022-04-18

医院改进医药管理论文 篇1:

“消失”的医药代表


如今,很多医院已不允许医药代表进入门诊办公室。

2018年,做了3年医药代表的魏萌感觉,这个行业有点干不下去了—有这想法的人不只她一个。

2015年,魏萌入职一家位于南方省会城市的外企制药公司,从事心血管疾病相关药物的推广。彼时,心血管产品在整个市场里的份额还非常可观,药企对治疗药物的投入很大,从业人员规模也相应较为庞大。在魏萌等医药代表眼中,那个阶段是心血管药物的“黄金时代”。

魏萌用3年时间将一种药物在一家医院从零开始推广开来,迎来她职业生涯中的高光时刻。但3年后,随着“4+7带量采购”政策的到来,她负责的产品被纳入到集中采购的范畴,魏萌所在的整个团队都不再被需要了。

2018年11月,《4+7城市药品集中采购文件》发布,在中国11个城市,针对仿制药、过了专利期的原研药,国家试点集中采购。招标公告中会公示所需的采购量,即“带量采购”,投标过程中,药企除了要考虑价格,还要考虑能否承担起相应的产能,然后再报价及议价,价低者中标。

事实上,带量采购相当于一次规模较大的“团购”,公立医院将所需采购量上报给各试点地区的联合采购办公室,有点像“拼团”,目的就在于降低药价。

该政策带来的结果很直接。进入带量采购的药品不再需要药企向医院直接推广,药企与医院中间的沟通环节被简化;价格而不是医药代表的能力成为药品能否被采用的最重要因素,医药代表的作用从而被削弱;被纳入带量采购的药品降价幅度平均超过50%,所创造的利润大为降低,很多药企都因此调整甚至干脆取消了这类药品的产品线。

魏萌不得不重新规划职业方向—这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建立在职业晋升的目的上,而是迫于环境的不得已而为之,“这属于降维打击,直接就把你‘团灭’了,更别提职业发展了,我们只能去寻找别的机会。”

每一次相关政策变化都会给作为医疗行业中一环的医药生产和推广带来不小影响,医药代表作为其中的个体,更容易在变革的“大浪”中受到冲击,甚至如同沙粒一样被“吞没”。

2020年12月1日,《医药代表备案管理办法(试行)》正式执行,对医药代表的定义、主要工作内容都做了规定。这个在中国内地发展了20多年的职业,似乎在新的“浪头”打来时,迎来了关乎存亡的重要时刻。

1980年代末期,医药代表这个职业首次出现在中国内地。第一批聘用医药代表的药企基本都是外资。与外资公司医药代表相伴的是高收入、靈活的工作时间,以及相对透明的晋升机制,这促使很多医生离开医院稳定的工作涌入医药销售行业。

陶亮就是其中之一。1993年,陶亮从北方一所医学院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外科医院做临床医生。但工作3年后,他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收入和晋升空间都十分有限—刚毕业时,陶亮的月薪是170多元,如果表现较好,一年以后能涨到300多元,但这基本已是在他那个阶段医生月薪的“天花板”。

在他同届的同事和同学中,有人更早投身医药代表行列。从他们那里,陶亮了解到,做医药代表基本工资能拿到2000元,再加上奖金,月薪达4000元左右。

与如今不同的是,因为基本都是医疗专业人才,医药代表当年具有较高的职业门槛,相应的,职业地位和口碑也较高。1990年代中期,外企对于医药代表招聘的基本门槛是大学本科,企业培养一个医药代表往往要经过严格的筛选和不断的考核,“当时是把我们向行业专家这个方向培养的,起码能在一个领域里和医生探讨病情、对医生有所帮助,在此基础上才是销售推广,所以这个职业还是能带来很多成就感的。”陶亮对《第一财经》杂志说,“我一直觉得自己做的事,更多是医疗服务,而不是销售。”

1996年,陶亮进入一家日资制药公司。最开始的两年,他负责在临床推广神经内科相关药物产品。当时的医药代表,每个人手里会被分配到几家重点维系的医院,即所谓的“客户”。一款药品的入院流程相较于后来更为严格,推广的手段也更为学术化。

首先,医药代表需要找到所负责药品对应科室的负责人(一般是科主任),得到负责人对药物的认可,这个过程往往需要医药代表做大量的学术工作,例如在医院科室组织学术会议,提供足够多的文献资料作为药物疗效的参考。

医生认可后,会先提出药品入院的计划,药剂科再根据医院所需要的数量来统一招标采购,这也需要医药代表做进一步沟通,而等药物真正入院之后,医药代表还需要深入临床去观察病人使用药物的情况,对药物的改进做出反馈。

给医药代表行业带来冲击的主要政策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这家日资制药公司当时将医药代理分为两个部分。学术部会更专精于药物的学术探讨,薪资固定;陶亮所在的销售部,与薪资直接挂钩的就是销售业绩。“每个人的任务量是不一样的,会根据你所掌握的医院资源或前一年销售额每年做调整,比如头一年的任务量是500万元销售额,那么第二年就可能要求20万元的增长。”

和如今没有太大变化的是,医院和医生相对于医药代表来说仍是“甲方”一般的存在。陶亮至今记得他所接触的一个科主任,在一次早会之后因为与院长发生争执,把气出在了他的头上。不尊重的态度让他沮丧过一段时间,后来,他调整了心态,在这个主任生日的时候送了礼物,加深了关系。

20多年来,“客情”仍是医药代表维系与医院、医生关系从而更好开展药物推广的一种手段,无论是本地企业还是外企,这种手段都是常见的。在魏萌看来,如今,与医生维系关系的环节更加不容易,需要医药代表有着更强的社交能力和足够的耐心。

她曾经在一个省会城市排名前三的医院推广一款药物时,遇到不允许医药代表进入办公室的规定。魏萌只能在医生上下班出现在院门口的两分钟时间里向他们介绍药物信息,“能交流的信息非常有限,可能需要通过二十个这样的两分钟,让他知道我是谁,我要做什么,再花十个两分钟来让他熟悉自己,答应去参加某个会议,或者是跟请的某位专家做一些交流,然后再通过院外的拜访来得到他对科室情况的一些反馈及建议。”往往是在这样繁琐且重复的“苦功夫”之后,魏萌才能开始做真正的药物推广。

医药代表的推广手段通常被分为三类—带金、客情与学术推广。相对于后两者,“带金”的手段在医药代表出现的初期还被运用得较少,直到2000年前后,这个词才逐渐与医药代表如影随形。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的《医药代表营销—医药代表实务》一书显示,1990年至1996年,中国的医药品消费一直保持着年均15%至20%以上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物价上涨指数的3至5倍,也远高于GDP的同期增速。所以,1994年国家提出了“总量控制,结构调整”,1997年,医药消费增长过速的势头被有效遏制。

这是医药代表第一次受到大环境与政策的冲击。当时,各地都有大量的药企药厂,在没有民营医院和药房的情况下,药品销售的渠道只有公立医院。为了保证自己的销售业绩,很多医药代表开始采用“带金”手段。

“带金”,即按照每支/盒药给予处方及分管医生一定金额的现金回扣作为报酬。依靠这种手段,医药代表可以无需医学背景甚至医学知识就能推广药品,职业门槛由此降低,从业人员的资质也变得良莠不齐,它开始逐渐沦为一个纯销售的职业。

前期超速增长衍生出的大量药企则导致行业内出现恶性竞争。在陶亮的记忆里,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是在2000年前后,那个时候,他在那家日资药企已做了3年的医药代表,并已晋升为区域经理。在他看来,这种竞争更多是因为越来越多国产药企加入市场,一款外资药品刚生产出来,很多类似的国产药就随之出现在市场上,而价格低是它们的最大优势。“国家药监局当时批了好多产品,很难有一个标准,很多同类型的产品就雨后春笋一样出现了。”

陶亮表示,也是在那段时间,很多人脱离了大的制药公司,开始以个体的形式涉入药品生产上游,他们借助“关系”,从药监局申请到一种药品的批文,随后找代工厂代工生产,这样的药品以更低的价格大量流入市场,搅乱了市场的正常秩序,同时,这些个人承包的“药企”,往往没有大公司那么严密的制度规范,市场上不正当行为由此变得常见,这些造成了医药市场和药代行业的恶性循环。

2001年,卫生部(今卫健委)、国家计委(今发改委)第一次制定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规定医院作为集采主体,节省下的藥品开支,可以留取部分用于自身发展。然而这个“留取部分”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数据,所以这项政策对于当时的医院和医药代表没有产生实质性的约束作用。

在做医药代表的第七年,陶亮从日资制药公司辞职。期间,也有其他制药公司为他提供过更好的薪资待遇和晋升机会,但随着市场业竞争越来越激烈,陶亮认为,这个行业已出现“天花板”。他也并不想和很多同行一样自己承包一个药品,虽然这样做收入会有大幅提高,但他不认可这种行 为。

与小型药厂药企相伴出现的还有大量的经销商和代理商。已成规模的制药公司往往有完善的营销体系,有人数众多的销售队伍和分布较广的销售网络,这些都是小厂无法承担的成本部分。在小厂生产的药品流向医院的过程中,往往不止一层代理商或者经销商,每个环节为了获得一定的利润会层层加价,最后就会形成药品生产成本极低,但医院的售价却大幅上涨的情况。

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药价虚高的现实问题,“看病难看病贵”则成为医药行业多年来一直力图求解的困境。

2017年,“两票制”问世。

当年1月11日,国务院医改办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在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推行“两票制”的实施意见(试行)》,提出逐步推行“两票制”,争取到2018年在全国全面推开。

“两票制”是指在药品从药厂流通到医院的过程中,只能开两次发票:药品从药厂卖到一级经销商开一次,经销商卖到医院再开一次,并且每个品种的一级经销商不得超过两个。随着这个政策的执行,药品的流通环节被大大压缩。

这对于那些缺乏品牌说服力、没有能力建构自己销售终端的中小药企来说,打击几乎是致命的。这些药厂在一级经销商的流通之后,不再有大量的二级代理和经销商促销铺展市场,业务会随之减少,面临着被淘汰或被上游更大的医药企业收购的命运。陶亮身边很多个人承包药品生产的“小老板”,都在这一轮变革中被淘汰了,连带着他们的代理商和经销商。

但“两票制”对于经营规范、有完整生产营销链条的药企影响并不大。在魏萌的印象中,“两票制”更多是出现在同事们的某些讨论中,从未对她的工作产生实际影响。

事实上,正是“两票制”在全国推广的初期,魏萌入职了一家外企制药公司做心血管产品线的推广销售。她做的更多是学术型推广,“医院也都知道外企不搞‘带金’销售,尤其是在心血管这种领域,我们的患者是在很多科室都能找得到的,所以我们不依赖于仅有的几个医生。”

但这也要进一步取决于推广的药品种类。魏萌所推广的药品属于普药,它们往往是在临床上已经广泛使用或使用多年的常规药品,而在特药(指对某种疾病有特殊疗效的药物)领域,因为药品针对的可能是更特别的疾病,使用的病人也时常以个位数记,这时候,医药代表不只需要争取医院,还需要争取病人。

“我们要对医生做产品和竞品的充分比较,然后划出一大类病人,作为我们药品的适用人群。但销售特药要求医药代表去每个医生那里拿到准确的病人信息,还会和病人完整沟通收集反馈。”魏萌说。

辛一涵的第一份药代工作就是做类似特药的推广。她在2018年进入医药代表行业,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基因检测公司,负责向肿瘤患者推广公司的基因检测方式,除了与医院和医生沟通外,她还需要跟踪每个患者的病情、治疗方案和疗 程。

在这家基因检测公司工作两年后,辛一涵跳槽到一家全球500强的外资药企。在经过严苛的应聘流程之后,辛一涵却发现这份工作与她之前想象的差距很远。领导不停更换她负责的市场,辛一涵既难理解又难完成。

对于药代来说,更换市场和产品就需要重新做一次学术上的功课,甚至需要沟通新的医院和科室,“这就等于在还没做出成绩的时候,不停重复起步的一二三步,却得不到结 果。”

产品线的频繁更换背后是新的市场动荡。这种动荡的源头就是2018年发布的“4+7带量采购”政策开始逐步在全国推行。

“帶量采购”并非一蹴而就的政策,从2016年要求在全国推进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并推进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使得一致性评价成为药品进入集采名单的门槛,到国家医疗保障局成为医疗服务和药品的“超级采购方”,医保目录收归中央,国家对于药品进医院的准入机制越来越严格。

在这样的变革中,部分药品被淘汰,不再被医院准入,部分药品进入带量采购的范畴内,不再需要医药代表这个中间环节,而是直接通过招标竞价采购—这两类药品的销售渠道和产品营销线就会被调整甚至取缔。

“带量采购”政策出来的几个月后,魏萌才逐渐意识到公司里的变动。她负责的心血管整条产品线都面临着营销团队被拆分的命运,“当时公司开始裁员,如果不愿意离开,可以选择被调去另一条还未进入‘带量采购’的产品线。”

2019年,魏萌最终选择离开这家她毕业后一直工作的公司,她认为,随着“带量采购”政策的持续推广,公司里的所有普药产品线其实都不安全,之前一直带她的地区经理也因此离职了。“跟的人都不在了,我为什么还要在那里呢?”

在美资猎头公司Kelly Services做医药行业猎头的严秋告诉《第一财经》杂志,魏萌之前所做的“心血管”这条产品线,红利期已经过去,这个板块里的医药公司想要挣钱很难。即使像勃林格殷格翰这种糖尿病、心血管类普药做得比较好的药企,如今也基本上都处于“绝地求生”的状态。

对于药企来说,“4+7”将它们置于一个进退维谷的境地:“不中标”意味着药品将失去医院市场准入资格,产品线会面临消失的风险;“中标”则意味着产品将被“杀价”,利润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同时产品线的销售团队也不再被需要。

在大药企里,很多普药销售线由此被直接撤销。今年前两个月,辉瑞的血液肿瘤、抗生素,赛诺菲的中枢神经、抗生素类药品基本上是全线裁员或竞聘上岗的状 态。

相对于普药,特药的产品线要稍微安全一些,但相关药企也在观望“带量采购”的辐射力。今年2月3日,第四批国家集中带量采购正式开标,最终中标落地结果还需要等一段时间,企业往往要等新的一批“带量采购”名单出来,才会再一次考虑招聘人才的问题。

“有些特药药企,之前招聘药代还会考虑专科生,或者普药销售出身的人,但现在要求越来越高,因为如今就是职位少、医药代表多的状态。”严秋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根据严秋观察,先前只有国内药企履历的医药代表能够跳槽到外企的人只是少数。在她看来,这是因为国内药企尤其是小型企业,销售制度并没那么严格,有很多“带金”推广的手段,这在外企几乎用不上,而随着“带量采购”政策的逐步落地,这样的形式还可能会被永久取缔。

根据医药服务应用知药客发布的《2020医药代表年度报告》,因为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国家集采、按病种付费等政策,医药代表的心理压力加大,整体行业的流动性提高,并且有一部分医药代表开始选择兼职。数据显示,27.17%的医药代表存在兼职情况,3. 49%的人正在创业中,也就是说,超过3成的医药代表已不满足当一个全职代表,正在寻找新的出路。

魏萌离职后,也选择跳槽到一家制药外企,但这次她没有再做一名医药代表,而是成了一名商务经理。工作的流程事实上与医药代表差别不大,仍然需要与医院沟通联络,开展各种学术会议,但不再推广某种特定的产品,而是更注重了解政策和整个市场的框架。

在魏萌看来,这项工作才是未来的“大势所趋”,因为集采的产品品类越来越多,企业需要从整体的角度去和医疗机构沟通,“只做一个产品,关注几个客户,不关注外部的变动,这种人将会被淘汰,因为现在决定你产品生死的可能不是那些医生了,而是政策,一定要去适应这些环境,适应变 化。”

即使政策还未影响到辛一涵现在推广的药品,她也在未雨绸缪。她表示,未来选择市场或职业的时候,她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负责的产品进入“4+7”的概率有多大,这决定她还能在这个岗位上做多长时间。

而医药行业这些政策变化,给医药代表带来的好消息或许是,它们正促使这个职业回到最初的样子。

最明显的就是“带金”这种销售手段的逐渐边缘化,“客情”和“学术”推广则会殊途同归。在“带量采购”政策之后,药企通过医药代表直接向医院销售的药品越来越少,医药代表这个中间环节的功能或许能变得更加纯粹。当然,要彻底杜绝“带金”这样的方式,还需要一系列相关配套的措施去阶段性解决这个问题。

新出台的《医药代表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就扩展了“医药代表”的内涵:凡是给医疗机构人员做信息传递,学术推广,不良反应收集反馈的人员均可称为医药代表。更重要的是,它还明确规定,医药代表不能承担药品销售任务、药企也不能向医药代表分配销售任务等。

事实上在国外,医药代表需经过很多考核。比如美国的医药代表要通过国家医药代表协会申请专门的培训和考试,内容包括行业和产品知识、销售准则和技巧、药物和疾病背景知识,拿到执照后方能上岗;而入职后,公司也通常会要求从业人员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参加继续教育,掌握新的医疗进展。而在日本,医药代表则要通过MR认证中心培训、认证和考试,并且该认证系统还需要从业者不断学习并定时更新认证。数据显示,日本的医药代表中约1/10拥有药师资格。

由此可见,医药代表行业不会消失,它只是在“洗牌”中回归理性,而对行业价值的重新认识,是转型期里每个从业人员所必须面对和思考的。

如今,一些医药代表名片上的title已经改为“学术代表”。辛一涵就发现,很多医生现在也更倾向于用学术的方式与药企交流。辛一涵如今的工作中多了很多学术会议,以及与专家交流与病人沟通的日程,这给她带来了紧迫感,“需要不断学习,更新自己的知识,这个行业的压力越来越大了,如果不努力不前进的话,随时会面临被淘汰的危险。”

作者:倪妮

医院改进医药管理论文 篇2:

医药院校图书馆与医院及药企的合作新模式

关键词:医药院校;图书馆;医院;医药企业;合作新模式

摘要:文章分析了医院和医药企业现有图书情报信息资源不足的不利影响,提出医药院校图书馆与医院及医药企业进行新模式合作的必要性,并对如何创建医药院校图书馆校企合作新模式提出了建议,即树立对药企的服务品牌意识与态度,建立医药院校图书馆与医院及药企的图书资源信息共享网络,成立培训与交流中心,合作开发医学专利信息和行业竞争性情报,从而促进医药院校图书馆在校企合作中发展壮大。

1医药院校图书馆开展对外合作新模式的必要性

医药院校图书馆大多数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建设起来的,所在的单位是国有事业单位,尽管国内市场经济已经发展了多年,但医药院校图书馆却受计划经济的思维与运作模式影响较大。目前,不少医药院校图书馆被动依赖的思想尚存,其改革的力度不大。特别是在对外合作方面,与相关的医院和医药公司发展新型合作关系、构建合作新模式等有待改进和完善。

对于上述问题,有必要更新传统的旧观念,采用新的思路重新审视医药院校图书馆与医院和医药企业的相互关系,发挥图书馆在图书情报信息资源、人力资源、硬件设施等方面的优势更好地为医院和药企服务。医药院校图书馆在为医院和药企服务的过程中,应坚持互惠互利的原则,既帮助它们解决相关的难题,也获得它们一定的经济回报,合作各方自主自觉地尽一己之力,从而达到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图书馆在市场经济和信息化的时代大潮中发展壮大自己,获得强大的竞争力。

2医药院校图书馆与医院的合作新模式

2.1医院现有图书情报信息资源不足

医院的主要任务是检查和治疗病人,与医疗有关的图书情报信息资源不全面也不系统,即使配备有医院图书室,但是规模太小,医学教材、期刊、报纸、影像以及网络电子资源均有限,至于外文类的医学期刊和教材等资料就更少。另外,医院拥有医学背景的资料管理人员太少,这就给医院技术与管理人员查阅与咨询医学专业资料带来了不便。

2.2医院员工对图书情报信息资源的渴求

随着环境与自然生态的改变,出现了较多的疑难病症,医院工作者要通过不断学习才能更新知识与技能。同时,他们在国内要与本单位和外单位交流,也有机会去国外与同行交流,交流的前提是医务人员必须在工作过程中,不断查阅有关的医学文献,知晓国内外医学最新动态,有的还要撰写相关医学论文,特别是对于医院重点科室,搜集和浏览大量的医学资料以及信息资源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与国内外医学同行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然而,医院的图书信息资源不能满足医生对于医学新知识与信息的渴求。

2.3医药院校图书馆具有硬件与软件服务能力

医药院校图书馆建设了大体量的储存、查询和阅览的场馆,安装了无线和有线网络设备,采购了丰富的图书、期刊、报纸以及影像,电子虚拟资源也越来越多。在配备的图书馆工作人员中,既有经验丰富的检索和培训人员,也有医学情报技术专门人才,图书馆在硬件与软件方面均可以较好地满足医院对医学图书情报信息资源的需求。

2.4医药院校图书馆与医院进行新模式合作

第一,建立医药院校图书馆与医院的图书资源信息共享网络。医药院校图书馆要积极与地方网络信息服务商以及医院进行三方合作,建设医药院校图书馆与医院的图书资源信息网络共享系统。这样,以图书馆作为网络信息服务中心枢纽,以各个相关医院作为网络信息节点,既让各医院可以便捷获得医药院校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又可以使各医院之间互通有无,使医务工作者能够充分高效地利用图书信息资源,同时也将促进医疗水平的提高。第二,成立培训与交流中心。医药院校图书馆拥有经验丰富的文献检索人员,可以利用图书馆的场馆为医院工作者进行资料检索培训,或者开展网络在线培训教学,使他们更快更好地掌握查找图书资源的方法与技巧。另外,图书馆可以作为中介联络机构,将各医院协调组织起来,利用院校的有利条件举办学术交流会议或疑难病症专家会诊会议。第三,为医学课题研究提供查新服务。级别与规模较大的医院在日常工作中遇到的医学难题较多,为了解决难题和发展医术,医院支持医生和有关科室积极开展课题研究。而医生的时间有限,查阅和检索国内外的重要医学数据库不方便,特别是对新的医疗科技与动态不清楚,这就给医药院校图书馆情报人员提供了机会,可以帮助进行科技查新。另外,医药院校图书馆还可以将国内外重要期刊和报纸每期的目录制成篇目索引,提供给医院,方便医务人员浏览,如果发现有兴趣的篇目,可以向图书馆索取原文,快速而有效。第四,合作开发医学专利信息。世界医学技术市场越来越开放,医疗科技的开发竞争越来越激烈,要在医疗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并不断发展壮大,医学专利的开发是一条重要途径。医学专利信息时间性强,申请与报道及时,每年公布和出版的医学专利说明书数量巨大,如果医院工作者既要完成本职任务,又要查阅专利文献,会遇到很大困难。医药院校图书馆既有医学情报专业人员,又有大型资料信息库,还可以与专利局建立合作关系,从而可以为医学技术研究与创新者提供专利的信息分析与深加工,为专利的开发与申请提供针对性强的专利信息服务。

3医药院校图书馆与医药企业的合作新模式

3.1对医药企业的科技信息需求认真调研

医药院校图书馆除了与医院合作之外,还应重视医药企业的服务需求,医药企业与医院的需求侧重点有许多不同,有必要进行详细调研。医药涉及高新技术,生产企业之间竞争激烈,它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越来越重视医药研发、生产以及流通方面的专业信息资源,但许多医药企业科技情报人员与信息资源远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所以,医药院校图书馆有必要利用自身的条件和优势,抓住机遇与医药企业进行合作,针对企业在药品研究、设计、制造、销售过程中对全球和全国甚至本区域医药技术以及情报信息了解不全面、不深入的状况,帮助它们对国内外的医药研究与技术进行调研,使它们在调整药品结构、开发系列新药等方面找到思路与对策,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3.2树立对药企的服务品牌意识与态度

在深入调查医药企业对科技信息资源的需求后,医药院校图书馆要着手树立服务品牌意识,从管理层面上进行体制改革和创新,将图书馆的各种软硬件建设都提升到高标准的品质,在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的同时培养图书馆员工良好的服务态度,营造全新的院校图书馆服务形象,从而提升和传播图书馆的良好声誉,吸引更多医药企业关注医药院校图书馆,并且通过优良的品牌服务,使图书馆的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保值、增值[1]。

3.3针对药企培训馆企人才和提供优质信息

医药院校图书馆与医药企业合作,需要培养相应的馆企合作人才,这类人才既要在图书情报学、计算机、互联网、外语、信息管理等方面具有扎实的基本功,又要在医药信息学、药理学、制药学等方面有较全面的了解。这类复合型人才自学成才的数量太少、成长太慢,图书馆有必要制定全方位的规划和详细的计划,在人力资源建设方面搞好馆企合作,培养适应医药企业的技术和服务团队。有了相关的馆企合作团队,就可以精心检索国内外医药方面的期刊、专利成果、图书、年鉴、会议资料以及医药数据库等资源,对资源进行分类整理和加工,为医药企业提供优质的医药科技与市场信息[2-3]。

3.4与药企合作开发行业竞争性情报

医药院校图书馆除了提供上述涉及面较广的普遍性信息资源外,还有必要在涉及面窄但研究深入的专题方面提供竞争性情报服务。许多医药企业缺乏竞争性情报意识,不重视竞争性情报工作,竞争性情报专业人才稀缺,没有设立专门的竞争性情报机构,这将给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障碍。医药企业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占据一席之地,必须有独特或者特色产品,所以,医药企业有必要根据自身条件确定优先或者重点研究的医药课题,而在确定这些课题之前,行业竞争性情报能够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可以大大减少与其他企业产品的雷同或重复,避免人、财、物以及时间的浪费。医药院校图书馆可以和医药企业合作,根据企业的实际需要,聘请专家培训竞争性情报人才,建立竞争性情报机构,对各竞争对手在相关专题领域的研发、生产、市场销售等方面的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加工和分析,为企业提供相关的竞争性情报咨询服务,帮助医药企业高效、快速地获得竞争性情报信息资源。

4结语

目前,许多医药院校图书馆基本上局限在为校内师生提供图书和情报服务,还没有把如何利用自身优势和资源参与社会服务以及拓展服务对象等提上常规日程。医院与医药企业涉及人们的健康,提高它们的医疗水平与药品质量,对于全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服务企业与社会是医药院校的重要职能之一,医药院校图书馆要适应时代潮流,树立改革和发展意识,主动与医院和医药企业开展校企合作,协助它们发展医疗与医药事业,同时,在为社会服务的同时也不断地发展和壮大自己。

参考文献:

[1]黄丹.构建图书馆服务品牌之管见[J].河南图书馆学刊,2015(10):22-23.

[2]周伟.面向企业创新的高校图书馆特色数据库服务模式研究[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4(7):161-162.

[3]刘菊珍,杨飏.校企合作模式下的图书馆服务创新[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4(6):237-238.

(编校:崔萌)

作者:文卫

医院改进医药管理论文 篇3:

浅析新医改方案下公立医院融资决策

摘要:新医改即最新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指国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2009年3月17日向社会公布的有关深化医药卫生体质改革的意见,来引导医院用药的标准以及完善医院的卫生制度。由于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主要部分,在新医改方案具体实行之后,对公立医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资产经营、服务形式和人事调动等,国家对于公立医院的财政支持也逐渐减少,造成公立医院的经济效益越来越低,因此,现阶段公立医院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如何在新医改的形势下增加医院资金,维持医院的稳定发展。文章主要基于新医改方案,以此来分析公立医院如何进行融资决策。

关键词: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公立医院;融资决策

近几年来,由于国家政策的改变和社会经济水平的提升,对很多国有企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公立医院就是其中之一,人们到医院看病,经常出现排很长的队却见不到医生,又或者看病的成本越来越高,以致医院出现了很多医药纠纷,对医院的整体声誉产生了消极影响,再加社会公众的议论和指责,使医院的发展举步维艰,因此,国家在2009年实行了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完善基本的医药卫生制度,方便人们看病以及享受优惠的医药服务。在新医改方案下,出现了融资渠道的多样化,降低了公立医院资产融资的有效性,所以现在公立医院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改善实现原有融资机制的创新,来促进公立医院的稳定发展。

一、公立医院融资的形式

融资是金融学的专业术语,是指为了实现获得资产的目的,通过收集资本所使用的货币交易方式。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部分,主要通过病人购买药品或者做机器的检查来获取收入,具体而言公立医院的融资为医院在整个治疗服务流程中直接开展收集资本的行为,是基于医院现在的经济和发展,然后依据将来的发展目标,做出具有相应可行性的决策,向医院的债务人和债权人进行收集资本进行医院内部的累积,以此来维持医院医药治疗服务体系运行的经济方式,来增加医院的经济效益。

在原来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资源分配和商品营销等各种经济活动,都是由政府首先开展计划,然后才实施,政府对医院的资产进行整体化的管理,医院融资主要是围绕政府计划来开展,将个体性的政府投入作为基本依据。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发展,国内的市场经济不断顺应时代发展进行变革,政府对医院的管理逐渐分散化,不再整体控制,医院原来的资金来源是国家财政补助和医疗服务收入,但是在市场变化的环境中,医院的融资途径逐渐多样化。现阶段,医院融资主要有五种手段,分别是:医疗服务除去成本后的利润;国家财政补助;内部债权融资;银行的借贷行为;商业信用。

二、新医改方案下公立医院的融资决策

新医改方案是国家国务院通过会议商讨公布的有关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2009年至2011年具体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案,这个方案基于国家经济发展现状,目的是使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主要有四方面的目标,分别是:全面加强建设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完善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医疗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医药的供应体系。新医改方案为公立医院的医药卫生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基本依据,确立了公立医院的融资权责,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开展公立医院的融资决策。

(一)保证资源合理分配在医院的发展中

我国每年的财政收入都有具体的来源和使用方向,依据的是专款专用的原则进行下放分发和拨款补助,对于医院而言,国家的财政补助也有针对的具体事物,比如:医院的楼层建设、房间数量、每个房间的床位规定、医院人员的补助、医院整体面积、医院的科学研究等进行专项补助,因此,医院的占地面积越大以及医院的级别质量越高,国家下发的补助资金就越多。随着国民经济消费水平的上涨,医院需要不断完善医疗服务体系来满足人们日益变化的需求,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医院不断进行医疗卫生的建设,造成多方资源的浪费,降低了医院的经济效益。

依据有关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资料显示,国家原计划对医院机构拨发近9000亿资金,来完善医药卫生制度、基本医药设施建设、医药供应保障等基础医药卫生体系改革,国家的这些补助资金都有具体对象事物,不会因为医院增加其他方面的设备或者扩建医院而增加资金投入,只要医院的建设和改革超出了国家设定的目标,超出的资金国家不会进行补助,因此,就要求医院的发展要合理和适度,保证资源合理分配在医院的发展中,合理使用国家的补助资金,来促进医院医药卫生体系的建设。

(二)完善医药价格制度,促进医院业务发展

医院融资分为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内部融资主要是向债权人进行融资,就像医院进行身体内部的能量补充,维持医院自身的发展和运行,外部融资主要是进行业务融资,同时内部融资的数量和医院自身的发展也会影响外部融资的进行。

医院开展业务融资,主要是通过医药、医疗器械和服务来进行,在原有的医药卫生体制中,会制定价格较低的医药标准,保证人们可以享受价格较低的医药,却忽略了医药研究的成本以及医生看病的成本价值,医院就会增高其他方面的价格,来对研发和医生成本进行互补,从而导致低价药品政策并没有体现出相对应的价值,致使社会的整体医疗价格较高,因此,医院需要增加基本的医疗费用来进行整体资金的收集,无论怎么进行业务融资,都不能解决医院基本的资金需求,医院的发展就会一直用业务融资来填补内部融资,然后这样一直重复,不能解决医院发展的实际问题。只有不断完善医药的价格制度,形成稳定的模式,医院才能进行高效的外部业务融资,以此来促进医院的业务发展。

(三)合理利用商业信用和银行贷款,规避风险,便于医院资金的流通使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医院可以进行的融资渠道越来越多,利用银行贷款和医院的商业信用就是基本的融资渠道,依据相关资料显示,公立医院的资产负债变化一般维持在30%进行变化,资产的流动范围在1.6~1.9之间,出现负债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公立医院在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形成良好的商业信用,满足银行的贷款要求,以此来进行银行的贷款,实现公立医院的融资,增加其发展的经济效益。在合理进行银行贷款和商业信用融资之后,还要明确对市场中的风险和利益进行规划和分析,了解市场的变化,对未来投资的方向进行评估,规避风险,保证公立医院融资的开展。

公立医院的业务融资,主要是利用医药和医疗器械来开展,而这些药品和医疗器械的主要需货方是医院,医院就可以在购买这些医药和医疗器械后拖延支付,由于公立医院所属国家管理,有政府的基本保障,以及公立医院自身的良好信誉,公立医院就可以利用这笔资金进行短期融资,来促进医院资金的流通使用。

三、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研究新医改方案下公立医院的融资,在国家发展的现阶段,融资已经成为了一个行业发展必不可少保证资产的手段,我国在2009年实行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为公立医院的多途径融资指明了方向,公立医院为了应对这种基本制度的改革,必须要将自身的管理方法和融资形式进行改变,来适应时代的发展,保证医院医疗服务的稳定体系的稳定运行,以及实现每个人都能享受基本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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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辽宁省营口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心医院)

作者:陈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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