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的理想人格思想教育论文

摘要：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思想，是传统理想人格论和君子观的高度凝练。文章从道德观念养成、价值观树立、价值实现三个维度阐述儒家“三立”思想对当代大学生的重要价值。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论语中的理想人格思想教育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论语中的理想人格思想教育论文 篇1：

浅析古典诗词中意象的翻译策略

摘要：在诗歌创作当中，语言无疑是整首诗歌的精华所在，而意象则是整首诗歌的灵魂所在。诗歌的意象传译是传达诗歌中“意美”的关键所在。本文结合了东西方学者在诗歌意象翻译的成果，在中国传统的诗歌意象理论的基础之上，对中国诗词中的意象翻译步骤和方法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诗歌 意象 翻译

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在传统的诗歌翻译过程当中，翻译者主要是从诗歌的语言学途径、文化途径以及诗歌的诗学途径这三个主要途径进行翻译研究的。但是，在诗歌中蕴含有大量的独创的意象，这些意象是作者思想内涵的体现，是语言文化的精髓，对整个文学作品的成功表现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整个民族智慧的结晶。所以我们要充分地结合古典诗歌的语言和文化来对诗歌作品进行翻译，特别要注重在中国古典诗歌翻译过程当中的意象翻译部分。

一、诗歌意象翻译的主要原则

许渊冲在其所著的《谈唐诗的英译》一文中明确地指出，对唐诗的翻译要尽量保留诗歌的本来面貌，尽可能地保留诗歌的“意美”、“音美”和“形美”。在诗歌的三美当中，最为重要的是诗歌的“意美”。因为中英两种语言的差异，以及两种语言在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历史、意识形态等差异，很难达到诗歌的“意美”、“音美”和“形美”的完全翻译。所以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想要充分地考虑到两种语言的不同之处，尽可能完美地达到原诗的准确翻译。由于汉语与英语在发音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中文讲究抑扬顿挫，在中文中包含着四个声调，这四个声调基本上组成了中文的所有词组。而英文与中文的发声有着很大的差异，因为英语是多音节的词汇，所以英语单词在发音过程中有着上千个音节。在诗歌的格律押韵上，汉语诗歌的格律押韵主要为“平仄律”，而在英语诗歌的格律押韵主要是“轻重律”。在诗歌的翻译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翻译人员如何用系统简洁的语言来实现诗歌的源态翻译，努力用不同的语言种类来展现诗歌原本所表达的“意美”和“诗境”。在诗歌的翻译过程中，“音美”和“形美”都是比较容易实现的。但是诗歌的“意美”所表达的是诗歌的深层次的意思，每个人对诗歌的“意美”都有其不同的理解。“意美”被人们称作语言背后的语言。所以，翻译人员需要对两种语言结构都要了解，对于不同语言环境下的世界进行融合，寻求其中的共通之处，才真正能够达到诗歌的意象翻译。

在中国，文学作品的创作都比较讲究意境美，在这些文学作品当中最能够体现意境美的非诗歌和散文莫属。这些作品的意境主要是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描绘，体现作者当时的心情。意象的表达具有极其强烈的表现力，可以把一些抽象的事物和思想进行物化，可以把自己的思想融合到客观事物当中。意象是展现诗歌魅力的主要表现方式，是评价一个诗歌文学价值的主要评判标准，体现出诗人的主要风格特征。

二、古典诗词中意象的英译策略

在中国的古代诗词中，词汇具有超脱语法规则束缚的极大自由。这种特点使得中国古典诗歌可以呈现出必要的事物和意象，不用或者很少进行加注和注释。然而英语词汇则是抽象的字母构成的语言符号，严格的语法规则使得具有缜密细致、分析演绎的特点。因此，在翻译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象的时候必然要受到英语语法规则的种种限制，比如名词和代词的数和格，动词的语态和时态等等。如果在古典诗歌的翻译过程中没有及时处理好以上的问题，那原诗中的意象就会损失大半，甚至是“味同嚼蜡”了。

（一）直译数字法

此种翻译策略主要适合诗歌中一些数字意象。由于安于古典诗词和英文诗歌中都有运用模糊数字来渲染气氛或者进行夸张，那么进行直译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比如：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Ten thousand years are too long，Be sure to seize the night and day.

在例句中，“一万年”直接被翻译成“ten thousand years”。可以说在意、行、神三个方面都达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但是，对于模糊数字的翻译并不是仅仅局限于直译，另外还可以采取省译、减译、增译、和改译等多种方法，只有灵活运用各种方法，才能将模糊数字运用好。

（二）典故加注法

古典诗歌的翻译几乎很难做到完全对等，一方面是由于中西方的语言差异；另一方面是中西方文化背景的不同。古典诗词简约、委婉、含蓄的问题特征决定了典故、隐喻等修辞手法的广泛运用。由于对典故的理解有障碍和知识的空缺，翻译经常采取忽略的态度，然而谨慎的翻译工作者一般采取加注（加注和尾注）的方式加以说明：比如李商隐的《乐游原》就被许渊冲翻译成为：

On the Merry—Making Plain

加脚注：

“The merry， — making plain，situated to the south of the capital （present--day Xi’an），was the site of the tombs of five emperors of the Han Dynasty”

说明“乐游原来是位于首都（现在的西安）东南面，是汉代五位皇帝的陵墓所在的地方。虽然并没有完全传达出原诗中的文化内涵（乐游原即是乐游苑，地方名，长安城的最高点。汉献帝曾经在此建立乐游庙。每年的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很多人都登楼赏玩。到了唐代，就变成为乐游原），并且翻译得很笼统，不像地名，，但是童谣表达了主要的含义——古代遗址，游玩之地。对于典故的加注，可以弥补原来意象的缺失，使译文读者对原文可以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三）文化空缺转换法

对于古典诗词中隐喻和意象的翻译，很多译者都采取转换的办法。比如把“黄花”转换翻译成“chrysanthemums”，“红豆”翻译成“love seeds”。原因就在于：汉语中的黄花和红豆都属于有特殊文化含义的蕴涵词，汉语读者很容易发生联想，但是英语读者却很难从“yellow flower”与“ red beams”中获得丰富的想象。所以，对于意象的英译，有必要进行不同的转换办法，所以译者也会采取不同的转换策略。所以，这种顺应语境的转换翻译就会减少对原文的误解，加深读者对原诗的理解。

（四）意境释译法

一首令人称颂的诗歌，往往是意中有境，，情景交融，境中寓意，读者读后沁人心脾，耐人寻味。刘禹锡曾经说过：“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和梅尧臣的“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都是在说明竟境是一种含蓄美、朦胧美和模糊美。译者和作者神思契合，译者之“我”与作者之“我”浑然一体，才能再现原文的“意”与“境”。不然，译者就会局限在原文的形式之中，译文也将会貌合神离，韵味全无。对于李商隐的《锦瑟》一诗中的“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原诗中作者通过“珠有泪”、“玉生烟”等意象来抒发自己的哀愁和纯洁，原文里的含义非常模糊，对诗文的解说更是历来众说纷纭。但正是这种不确定性的意境，感染读者，给读者留下了无尽想象的空间。各种译本都采用了释义的翻译方法。

三、结束语

诗歌是中国古老的文学艺术，其中包含着众多的意境。对于诗歌的英译工作，我们要灵活运用，使译文能够更加生动传神地传达出我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为目的。

参考文献

[1]叶洪 论诗歌翻译中的意象对等，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1999，3

[2]谢天振 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3]王东风 文化差异与读者反应——评Nida的读者同等反应论[A].郭建中，文化与翻译[C]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谈《论语》理想人格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价值

江西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工处刘文萍

摘要：通过深入研究《论语》可以发现，孔子追求的理想人格，其实并不是后世儒者所称道的“圣人”，而是“君子”。“君子”，既是孔子《论语》中的主体，更是孔子《论语》的理想人格追求，这彰显着丰富的思想教育理论。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君子 实现价值

君子人格的理想构建，即基于对“礼”的合理性与“仁”的主体性的价值认同，通过道德的修养去完善人格，是人在思想和行动上达到对“礼”的自觉维护的一种预期。立足于现实生活实践，完成对君子人格的模式设计和对人的现实人格的价值提升，即是孔子《论语》思想的基本点和着力点，也是其所能够引领儒家乃至中国思想文化和民族精神前进方向的深层原因。《论语》的理想人格我们应该从中批判地继承，使之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

一、对《论语》中的理想人格进行批判地继承

儒家思想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一直都是占据主流地位的，一直以来儒家思想体系都是作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出现的，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都通过它来作为思想教育的工具。《论语》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而且可以看作是儒家的文化形态逻辑上的起点，其中有着深刻的人文精神与丰厚的文化资源，特别是其中在塑造人的理想人格，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思想道德的形成与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影响。李泽厚先生曾在《（论语今读）前言》中讲到：“我至今读儒学（当然首先是孔子和《论语》），儒学在塑造、构建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过程中大概起了无可替代、首屈一指的严重作用。”

在《论语》中，孔子理论的中心就是仁，通过仁提出了不同层次的人格修养的思想，层次由低到高，分别为有恒者、善人、贤人、惠人、成人、士、君子、圣人。这些对当时的士阶层提供了立身行事的准则，同时也对儒家乃至中国文化人格理想思想的构建，对于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延伸与发展，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孔子在《论语》中所强调的“君子”的理想人格已经在数千年历史下根植到中国人的灵魂深处。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也就是通过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人施加影响，使其达到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品德。所以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下研究人格标准，进行批判性地继承变得非常有必要。

二、理想人格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价值

（一）“君子”型理想人格内涵

孔子所塑造的“君子”型人格是一种能达到“修己以安人”人格，这种人格包含着两个层面：首先是圣人，圣人是孔子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圣人就是道德、智慧与功绩都至高无上的完美的人，其次是君子，君子是道德品质高尚，在精神上有着很高的境界，全面发展的人。在这两个层面之中，孔子最为极力倡导、推崇和不断追求的理想人格典范就是“君子”，因为“君子”是更符合现实的理想人格，而“圣人”则是人们对理想人格想象中的最高境界。所以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在《论语》中前后“君子”这个词汇出现过100次以上之多，通过《论语》中的一些对话，以及对君子与小人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论语》对“君子”的一种理想人格勾勒，给我们呈现出君子的文质彬彬，君子的乐而忘忧，君子对仁义礼智信做到极致的一种修养，有仁爱的广阔胸怀，有中庸的处世准则，有严谨的礼仪规范。总之孔子倡导的“君子”的理想人格是一种由内部的思想意识到外部行为的表现。

（二）“君子”型理想人格的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与“君子”型“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所追求的都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个体发展，其次是社会进步。所以从这两方面以批判性的态度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范畴内，“君子”型理想人格的价值实现，继承有价值的根本精神。

第一，“君子” 型理想人格的个体价值体现。一是有助于激发人的精神动力。“君子” 型理想人格，希望人能自强不息，坚忍不拔。《论语》中就有所体现：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子曰：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这些话都是在弘扬人的主动意识与进取意识，将这样一种积极的精神植入于人的思想中，对于激发人的精神动力还有主观能动性有很大的作用，能够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帮助人们战胜挫折。还有助于塑造健全的个体人格。

第二，“君子” 型理想人格的社会价值体现。一是政治价值，提供了丰富的治国安邦的政治伦理精神。“君子”型理想人格的特点是“内圣外王”，把自身心性的修养体会所得，推广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仁政礼治，行道于天下中。“以天下为己任”，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另外作为君子，要重视德的完善，这样对以德治国也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第三，“君子”型理想人格的局限性。由于孔子所处的时期，生产力落后，人们对社会和社会关系的认识水平有限，“君子”型的理想人格也受到影响，所以在今天不是完全能被适用。一是建立在道德理想状态的理想人格，只能是少数具有高度道德自觉的人的理想人格，过多关注道德价值的合理性，而忽视外在的方式方法，价值理性突出但是工具理性不足，所以只具超越性，不具现实性，二是这种人格是建立在血缘亲情之上，制约了人的个性发展，三是“君子” 的内在道德修养强调的是“私德”而缺少“公德”，在政治上更多强调“人治”，而不是“法治”，不利于社会政治的建设和发展。

（三）《论语》理想人格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论语》中关于“君子”型理想人格的塑造所包含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方法，有很多我们今天可以借鉴的地方，尽管在当时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粗糙，但是也有很多合理的地方，我们应该对合理的地方肯定并且发扬，提高现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对“君子”型理想人格的分析，对我们现如今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特别是如何积极探索新途径、新办法和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都有很大的帮助，以“君子” 型理想人格丰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用这种儒家的“君子”型理想人格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发挥传统经典在整个民族中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总结：

我们要以“君子” 型理想人格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思想政治教育是用先进的意识形态对人们施加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效果是真诚接受与自我改造，在这一点上，传统的儒家思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行动及效果上都证明了这一点。强调人的自觉修养，正是孔子在塑造理想人格中对于君子的要求，这种自我教育的方法，对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巩固思想政治的成果是十分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赵行良 孔子的理想人格论及其当代价值[J]. 船山学刊， 1998，02

[2]杨谦 理想人格与成人之道——孔孟人格论再议[J]. 道德与文明， 2004，04

[3]吴威威 近年来国内关于公民道德的研究综述[J]. 道德与文明， 2005，03

[4]汪凤炎 郑红 孔子界定“君子人格”与“小人人格”的十三条标准[J]. 道德与文明， 2008，04

[5]李谟润 论孔子的君子观[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05

[6]李建伟 李飞 胡凌燕 中国大学生理想中的“君子”人格结构探研——基于4982名大学生的调查研究[J].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2009，03

作者：周秀苗 农雅琪

论语中的理想人格思想教育论文 篇2：

儒家“三立”思想与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建构

摘要：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思想，是传统理想人格论和君子观的高度凝练。文章从道德观念养成、价值观树立、价值实现三个维度阐述儒家“三立”思想对当代大学生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儒家“三立”思想；道德观念养成；价值观树立；价值实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通过演讲、座谈、书信等方式与大学生互动，表达了对当代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要求和期望，通过引用儒家经典，生动阐述儒家思想在当代的价值内涵，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提供了精神指引。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两千多年来为人们成长成才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来源，尤其儒家“三立”思想，即“立德、立功、立言”，将中国传统君子观和传统理想人格论细化并延伸为切实可行的目标和方法论途径，是对价值观树立、人生观塑造的思想凝练。儒家“三立”思想的当代弘扬以及对其价值内涵的丰富，既是对儒家君子论和中国传统理想人格论的继承和创新，也可为当代大学生成长成才特别是价值建构起到启发和促进作用。

儒家“三立”思想，即“立德、立功、立言”，一般认为来源于先秦儒家先驱人物——鲁国大夫叔孙豹的“三不朽”思想。叔孙豹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阐述了以“立德、立功、立言”为理想人生价值追求的思想。从传统意义上来看，“立德”指儒家传统道德的养成，“立功”指建立功名，“立言”指著书立说等将自己的言行记录下来。显然，从道德准则到价值追求再到价值实现途径三个步骤来看，儒家“三立”思想对理想人格的诉求把由个体层面改造主观世界的“立德”扩展到改造客观世界的“立功”、“立言”。立德为基础，功与言是立德的自然推广和方法论延伸，由此可见，儒家“三立”思想本身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由世界觀扩展到方法论的切实可行的理论体系。当代弘扬儒家“三立”思想，将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对指导大学生成长成才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精神层面的客观需要日益凸显，在道德领域社会普遍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对大学生道德观念树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学生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其道德需要的多元化与社会道德观念的多元化趋势是基本一致的。然而当前社会文化的快餐化、媚俗化倾向在高校大学生群体中蔓延，社会存在的浮躁、功利的现实心态，以及道德滑坡现象对大学生群体产生了深刻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学是立德树人、培养人才的地方。”当下弘扬道德观念，研究高校“立德”教育工作新思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儒家“立德”思想是高校“立德树人”的文化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宋代大儒司马光之言：“‘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人才培养一定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而育人是本。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儒家“三立”思想将“立德”作为“成人”之本。《论语》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是指立德是君子必“务”之“本”，只有通过努力修身立德，才能懂得和践行做人之“道”。高校育人工作是一门“立德树人”的学问，育人工作的开展应将道德教育放在首位，运用儒家“立德”思想和儒家传统道德观念的深厚文化底蕴，将儒家“立德”思想作为“立德树人”的德育工作思路的文化根基，赋予高校“立德树人”工作思路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理论渊源，也是对文化自信的凸显。

“立德”需要准确把握道德尺度。“立德”要以正确判断所立之“德”为前提，对于道德标准的辨析也是高校开展德育工作的前提。儒家“三立”思想之“德”是指儒家传统伦理道德观中在社会和人格层面上的“美德”。譬如儒家“君子义以为上”的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以及儒家提倡的重义尚志、贵仁崇德的人生追求等等，都是中国传统道德范畴，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重要源泉。在道德尺度方面，仁是儒家提出的最高道德理想和道德原则之一，是儒教伦理道德思想的核心。儒家道德核心为“忠、孝、仁”、“仁、义、礼、智、信”等等，当下高校德育工作继承传统儒家道德价值观，鼓励大学生对儒家传统道德以更乐观认同的态度，汲取儒家道德观念中精华部分。儒家传统道德观在当代仍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应当将高校德育工作厚植于儒家文化基础，凸显高校德育工作的重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底蕴。

儒家“立德”思想是大学生道德行为养成的内在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青年要把正确的道德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积极的道德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头倡导良好社会风气。”对于道德认知向道德实践的转化，儒家思想在道德养成的践行途径上提出“知行合一”，即道德实践活动的准则。儒家历来看重对道德行为养成能力的培养，而道德行为的养成需要主体的自觉性。儒家更强调对道德主体性意识的培养，为高校立德工作提供了方法论理论来源。当下高校德育工作可以厚植于儒家“立德”方法论要求，把对大学生道德学习主体自觉性的培养以及大学生自身道德观念树立放在德育工作的重点，将道德观念养成作为大学生立德的内在动力。

儒家“立德”思想是大学生道德实践的路径指引。儒家“三立”思想的本质特征是“知行合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核心价值观才能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儒家“三立”思想中“立德”是一种行为准则和价值要求，“立德”关键在于实践，即需要重视在大学生道德行为养成能力的培养。孔子重视“躬行”，强调“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青年要把正确的道德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积极的道德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代大学生初具将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行为的能力，但在道德行为养成观念的树立方面还存在不足，当代弘扬儒家“立德”思想，不能仅停留在喊口号，要让大学生对道德理论的认知拓展到行为实践中去，培养大学生的道德实践的积极性，引导大学生树立严格的道德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

当代大学生受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影响，可能会受错误的价值观影响，成为怎样的人？怎样实现人生价值？是大学生群体亟待明确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高校需要指引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并为其实现人生价值培养坚定的理想信念和责任担当意识。

儒家“立功”思想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功名观。当代，弘扬儒家“立功”思想，赋予儒家传统功名观新的时代内涵，在某种意义上可认为是对树立正确人生价值观的引导。价值观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个人层面上主体自身的价值追求，二是社会层面上主体对其社会价值的追求。对于人的价值，儒家提出了“三纲”和“八目”的要求，所谓“三纲”是指“明明德、亲民、止于善”，“八目”是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强调人自主自律的道德修己是为人立世之根本，是个人层面上主体自身的价值追求。而“治国、平天下”是社会层面上强调主体社会性和社会价值追求。儒家“三立”思想是具有内在逻辑的理论体系，主张立德为根本，立功、立言为途径，功与言是德的实践延伸。所以立功要建立在立德的基础之上，形成道德框架下的价值观。儒家提倡“内圣而外王”的价值追求，将“内圣”即主观世界的改造，作为“外王”即客观世界的改造的前提，把对人自身心性的求索和修炼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作为人格确立的基础，再去追求对客观物质世界的改造即“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实现个体的社会价值。儒家“立功”思想是儒家传统人生价值实现途径和思想凝练，“立功”思想要求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并从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给予大学生价值观指引。

儒家“立功”思想指引大学生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儒家文化中蕴含着关于个人与社会、个人与集体利益关系处理的深刻阐述，“立功”可以是对个人理想的追求，也可以是对社会理想的追求。要运用儒家智慧在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获得平衡，引导大学生正确处理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之间的关系。对于个人价值追求方面，儒家思想注重以社会利益和集体利益至上。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与孔子相似，孟子也提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凸显出儒家理想价值观具有对国家、社会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这种价值观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需要科学合理的工作方法，引导大学生将个人的成长奋斗目标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相结合，是大学生价值观培养的最高旨归。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提出“既要专攻博览，又要关心国家、关心人民、关心世界，学会担当社会责任。”在当下，高校大学生日益倾向个人价值的实现，我们应该弘扬儒家传统价值观中“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思想和奉献精神，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将个人的“梦”汇聚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来。

儒家“立功”思想鼓舞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没有理想信念，就会导致精神上的‘缺钙’”。青年始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关系到党的有关青年工作的基本问题。理想是个体对价值目标的集中表现，信念是人实现其价值追求的精神支柱，理想信念代表着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是价值观的最高层次。树立理想坚定信念的过程也是个体不断追求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人要树立远大的志向。儒家思想还强调要树立自强不息、坚持不懈的坚定信念。《荀子·劝学》中载：“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对于坚定信念，孔子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在树立远大理想的基础上，儒家“立功”思想又指引我们坚定信念、自强不息。“立功”是一个实现人生价值的漫长过程，需要付出无数的艰辛和汗水，儒家“立功”思想从两个层面出发给我们指引。一是在“功”的价值判断上，要求我们以立德为基础，在道德框架内明确正确的、兼具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功名观；二是在“立功”的途徑上，儒家思想又以其丰富的内涵要求我们在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道路上树立坚定的信念，从方法论角度上为大学生树立信念提供了动力引导。由此可见，儒家“三立”思想是儒家传统理想人格论的高度凝练，是兼具价值观指引和方法论指引的重要思想，是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良方。

在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的关系上，儒家“三立”思想主张立德为根本，立功、立言为途径，功与言是德的自然推广与实践延伸。立言是儒家传统思想中对人生价值实现的具体方法论，表现为通过著书立说等方式将自己的言行记录下来，以便于传承后世以达到个人精神的传承后世。当代弘扬儒家“立言”思想需要对其继承并发展，将人生价值实现的具体方法论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大学生“立言”需立“己”言。儒家历来将诚信视为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指出人如果失去诚信将无法立足于社会。在当代，大学生立言的直接途径则是学术成果的体现，而学术诚信是每一个学者的学术道德底线。大学生要做到“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将诚信思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就能获得最大的快乐。儒家道德观念中强调“内诚于心”的诚信观念，是对儒家“立言”思想的内在要求，也是对当代大学生诚信观念养成的警示。由此可见，儒家“立言”思想是大学生学术诚信、学风建设的理论来源。

大学生“立言”需立“新”言。当代弘扬儒家“立言”思想，要将实践路径拓宽，赋予创新思维。《礼记·大学》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能将“立言”的途径局限于著书立说，要从现实中的每个个体出发，实现具有自我性、个体主体性价值实现成果的展示。马克思指出：“这些个人是怎样的，这种社会联系本身就是怎样的”马克思强调个体的多样性和特殊性，个人的创新发展对社会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离不开个人的进步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青年人是社会上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理所当然应该走在创新创造的前列，做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时代先锋。”显然，大学生需要运用儒家思想所提倡的创新精神，将创新理念贯彻到方方面面。

儒家“三立”思想對当代大学生价值观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当代大学生价值观构建是高校育人工作的主要环节，“立德树人”是高校育人工作思路的逻辑起点。儒家“三立”思想将立德放在首位，将道德行为养成作为成人之本，这与高校德育工作思路相同。再者，儒家传统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发扬儒家优秀传统道德观念是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键环节。高校德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道德要求，这与新时代发扬儒家优秀传统道德观念的内容高度契合。

其次，儒家“三立”思想将立功放在立德之后，立功作为儒家传统思想中的人生价值追求拥有丰富的内涵，儒家传统功名观从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要求人要有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要求高度契合。

最后，儒家“三立”思想将立言放在立德、立功之后，是对道德树立要求、价值观构建之后价值实现路径的方法论补充。儒家传统思想对君子立言提出诚信、创新两个角度的要求，与当代大学生学术诚信、创新思路培养两方面内容高度契合，对大学生价值实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综上，就当代大学生价值构建实现而言，儒家“三立”思想在价值观树立和实现途径两个视角给予启发。立德、立功、立言分别从道德诉求、理想信念树立、价值实现路径三个维度给予大学生以理论指导和方法论指引，为大学生价值观构建和人生价值实现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渊源和传统文化底蕴。

参考文献：

[1]张旭新.当代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困境与反思[J].思想教育研究，2013（01）.

[2]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8-05-03.

[3]骆郁廷.精神动力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4]习近平.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5-05.

[5]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05.

[6]习近平.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7]习近平.给华中农业大学“本禹志愿服务队”回信[N].人民日报，2013-12-06.

[8]习近平.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2000.

（作者单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作者：施晓逸伦

论语中的理想人格思想教育论文 篇3：

论屈原诗歌的人格美

摘要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之一,其追求理想的执着态度、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崇高俊洁的品格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中国已知的最早的著名诗人,屈原的诗歌具有独特的魅力:既散发着艳丽奇诡、浪漫恢宏的艺术美,又闪烁着光耀千古、高山仰止的人格美。

关键词:屈原诗歌 人格美 崇高俊洁 上下求索 忧国忧民

屈原(公元前340年-前278年),姓芈,氏屈,名平,字原;又自名正则,字灵均。战国时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他是中国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之一,也是中国已知的最早的著名诗人。其诗歌具有独特的魅力,既散发着艳丽奇诡、浪漫恢宏的艺术美,又闪烁着光耀千古、高山仰止的人格美。“屈原的作品不同于后来的游仙诗和神魔小说,他的《离骚》不同于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他们之间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后来的诗人无论如何精心构制一个神仙家的世界,他们都不是把它们当作环绕着自己的一个真实的世界来描写的。而在屈原的作品里,所有那些我们认为不实的情景都是作为一个真实的世界描写的”。屈原把自己全部的理想、人格,乃至整个生命都融入到诗歌里,使他的诗歌具有了人格的力量和恒久的生命力,即使千载之后,我们读来仍有无限感动。

一 内美外修、崇高俊洁的品格

屈原把“美政”当作人类生存之根本和为政为官的最高境界。为了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屈原朝夕自励,严于律己,注重内美外修,并为形成俊洁高尚的品格而不懈努力。因此,屈原的诗歌伴随其人格的高洁也具有高洁的风格,从内容到形式无不倾注了屈原的崇高俊洁的品格。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其志洁,故其称物芳。”作为诗中抒情主人公的屈原,其高洁伟大的形象和现实中的屈原相互映照。

屈原在《离骚》一诗中多处说到“美”与“修”:如“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

这些诗句都表明屈原对于“美”与“修”并不是一般的喜好和爱好,而是“好”到“虽体解吾犹未变”,“虽九死其犹未悔”。这是喜好到了比生命还重要的程度了。对于美,屈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把“美”上升为道德的内在美高度。早在屈原之前就有人把“美”与道德联系在一起,孔子所谓“里仁为美”、“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墨子“誉明美也,非明恶也”(《经上》)。屈原继承了我国传统朴素的美学观念,视“美”为“善”。“美”是屈原毕生追求的人生目标,也是屈原崇高俊洁品格形成的巨大动力。好修,一方面是坚持实现美好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是培养自己美好的人格。在屈原的诗歌中,既包括内质的纯正,又包括外表的芬芳。诗如其人,屈原深知内美是外修的根本和升华,外修是内美的外现,所以其诗歌坚持内美与外修相统一,努力实现其所追求的完美人格。“《诗经》中的香草美人只是简单即兴的比喻,而《楚辞》中的香草美人却是一个独特完整的象征体系。作者利用这一象征体系来表达自己所追求的内性美、君臣关系及自己所爱的对象或对女性的渴慕等”。

屈原的诗歌最喜欢用“香草”意象,诗中常见采集各种香花芳草,做成衣裳和佩饰的描写,象征在自己身上培植各种美好的品德。如在《离骚》中: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在《湘夫人》中:

“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荪壁兮紫坛,播芳椒兮成堂。”

这些香花芳草,象征着人格的完美与俊洁,内美与外修的合一。在诗人眼里,各种香草显得那么可爱,诗人爱香草几乎到了成癖的程度。“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他把它们佩戴在身上。王逸说:“行清洁者佩芳。”张德纯说:“兰芳秋而弥烈,君子佩之,所以像德,篇中香草,取譬甚繁,指各有属。”(游国恩,《〈离骚〉纂义》)这充分说明了香草的喻义以及它与人格美的关系。

《离骚》中多处提到美女。前人大多认为美女代指明君贤臣。王逸说:“女以喻臣。”李陈玉认为:“言求女者,求贤君之譬也。”(游国恩,《〈离骚〉纂义》)笔者认为美女就是指具有高尚品格、具有内外美统一的女子。屈原想寻求一个与自己一样既有美好之心灵又有动人之仪表的女子,来陪伴自己,安慰自己。然而找来找去,总不能如愿。

诗人对香草美人的追求,不仅表现了诗人对人类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表现了诗人的审美追求。屈原的人格美并非抽象的,而是具体渗透并表现在诗人的各种生活方式上。通过对香草美人的追求,诗人的人格立体化了。屈原的人格之所以是美的,首先是其心灵的伟大,然后我们才倍觉其美,他的追求、爱好无不打上美的烙印。

二 直面人生、上下求索的精神

屈原具有诗人般的热情、哲人般的冷静和战士般的无畏。他大胆怀疑,不懈探索,直面人生,对崇高政治理想虽“九死无悔”,执着追求。崇尚真理,追求美好的人生理想是其人格美的基础,也是其人格美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屈原一生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是“美政”。他主张“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惜往日》),也就是举贤任能,立法富国。楚国本是当时的大国,但由于楚王的昏庸,致使政治日趋黑暗,而屈原的治国方案就是挽救楚国命运的良药。细读《离骚》,我们可以感触到诗中充满了诗人不懈追求政治理想的热情。“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为了楚国的强盛,诗人奔走呼号,希望君王能超越前代圣君,并主动承担起以民为天的重任。

诗人崇高的政治理想,遭到楚国奸佞群小的阻挠和破坏,并直接导致楚怀王对他的冷落。但是,屈原对待孤独的方式是挑战和叛逆,诗人追求“美政”的决心岿然不动,追求“美政”的行动永不停息。诗人反复表示:“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独立不迁,横而不流,百折不挠,宁死不屈,是其崇高人格的体现。信念是人格的支柱,只有确立了坚定不移的信念的人,才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美国思想家埃里希·费罗姆在《爱的艺术》中指出:

“信念与其说是一种特殊的信仰,毋宁说是一种分布于整个人格中的性格特征。”

屈原是楚国的政治家,政治家的激情决定了他要为崇高的政治理想奋斗不息;放弃理想和信念也就等于放弃了人格的底线。屈原不能这样做,也不想这样做,他始终如一,坚定不移追求自己的“美政”理想。

屈原不满足于仅仅对黑暗现实的批判,他不断地探索人生的真谛,思索终极的真理。在《天问》一文中,他一共提出一百七十多个问题,涉及天文、地理、历史、政治等多方面的内容,既显示了他广博的知识,更集中地表现了他深邃的怀疑精神与探索精神。《天问》并非追求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解答,而是以一种诗性的思考、历史的眼光、怀疑的精神来表达诗人对理想的执着和真理的热爱。在《天问》一连串的问号后面,我们能强烈感受到诗人那不苟世俗、蔑视权威的批判精神和孜孜不倦、大胆怀疑的求索精神。

三 忧国忧民、举贤授能的爱国情怀

忧国忧民是屈原诗歌的重要内容,也是构成其诗歌人格美的一个重要方面。爱国主义思想是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常见主题,并且成为我国主流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就有许多篇章充满着爱国的情感。《小雅·采微》是一首反映对外战争的诗歌,读来使人有一种同仇敌忾之气。《秦风·无衣》也因其描写士兵团结卫国的精神而被后人视为最早的爱国诗篇之一。屈原受这些作品影响,必然增强自己的爱国主义热情;反映到他的诗歌中,也洋溢着浓浓而深沉的爱国情感。

屈原诗歌中对故土的留恋,对“美政”的向往,对人民的热爱,对爱国英烈的崇拜都饱含了浓浓的爱国之情。“屈原的爱民,不仅仅是一种初衷,更不是一种口号,而是落实到行动上的”。屈原一生鞠躬尽瘁,辅佐楚王,希望实现“美政”,使楚国国家强盛人民富裕。屈原的爱国思想是和忠君思想连在一起的,在他的心目中,君国一体,密不可分,而他的这种思想主要是由于接受儒家思想教育决定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取向;‘忠’、‘孝’的文化传统;‘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原则以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这些整合着社会秩序的儒家传统中的精髓都被屈原很好地吸纳了”。屈原在《离骚》中首先说明他和楚王同宗的关系,表明自己理应为楚王效力:“岂余射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进一步表明了他忠心报国的信念。然而,楚国当时的政局非常令人失望,楚怀王昏庸无能,不能任人唯贤:偏心祸国殃民的奸佞小人,冷落敢于直谏的辅国忠良。“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屈原,在楚怀王、楚襄王两朝屡遭排挤打击。然而,政治遭遇的坎坷并没有弱化屈原强烈的爱国激情,在《橘颂》中,屈原塑造了一个思念祖国、热爱人民的赤子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一棵不愿迁徙的橘树,深深扎根在故国的土壤里:“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对乡土的依恋、对祖国的挚爱,也成了诗人的精神支柱。

爱国、爱民和同情民生疾苦是分不开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离骚》),“皇天亡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哀郢》),“原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抽思》),这些诗句都表达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和同情,对楚国人民命运的关注;也使其爱国思想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屈原诗歌的爱国思想还体现在宣传举贤授能,实现“美政”统治的用人之道和政治理想上。在《离骚》中,诗人“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意欲表达积极为国家培养人才,举荐贤能的思想。但在那个时代“兰”与“蕙”都“羌无实而容长”,暗示了其“美政”理想、报国之志都无法实现。屈原在《离骚》的最后说:“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为了“美政”理想,诗人不惜献上自己的生命,这种爱国精神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屈原的诗歌中,“祖国”不仅指楚国,而且泛指全中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屈原的政治眼光和政治韬略。不仅如此,在屈原神游的地方中,如“苍梧”、“悬圃”、“白水”、“阆风”、“流沙”等,都是神话传说中的中国疆土,这表达了诗人对天下一统的憧憬,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全球化”思维方式。几千年以来,屈原被奉为理想的化身、爱国的楷模,他撰写的爱国主义诗篇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逸响伟辞,卓绝一世”的屈原诗歌,是我国文学艺术中的瑰宝,它以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完美合一获得了永久的艺术魅力。人们既陶醉于其诗歌的艺术美,更折服于其诗歌的人格美,并从中得到精神上的升华、灵魂上的熏陶和道德上的激励。屈原诗歌志趣高洁,忧国忧民,表达的是一种出污泥而不染的崇高思想。其人如其诗,屈原一生嫉恶如仇,爱憎分明,虽历九死而不改其志,奔跑呼号,苦苦求索,传达的是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批判精神。其诗、其人无不闪耀着人格美光辉,成为其后历代中华儿女心中崇高的象征,精神的典范。

参考文献:

[1] 王富仁:《古老的回声》,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 王增斌:《从香草美人透视屈原的人格魅力》,《文史纵横》,2006年第1期。

[3] 周健:《屈原的爱国思想论》,《四川戏剧》,2006年第5期。

[4] 曹继华:《志在深情求索 魂系悲愤远逝—从〈离骚〉看屈原的文化人格和审美追求》,《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作者简介:常丽娟,女,1980—,河北沽源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工作单位:张家口教育学院。

作者：常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