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益人评价体系公共政策论文

摘要：电商扶贫作为国家投资巨大，参与人群众多的事业，一个合理且有效的绩效评价体系对于推进其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鉴于电商扶贫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活动，我们采用适于分析人类活动系统的软系统方法论，整合电商扶贫过程中所面对的各种困境。作为下一阶段层次分析法要使用的指标体系，通过层次分析法得出各指标的权重。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受益人评价体系公共政策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受益人评价体系公共政策论文 篇1：

多维政策网络视野下的政策环节协调及政策执行力提升途径

摘要：当前社会公共政策间各关联的环节结构已有了很大变化，已从原有单一政策的形成链条上的各环节关联，拓展到了不同层级间政策环节的关联，直至目前已形成了立体的、多维空间下的公共政策网络环节关联。为有效协调好多维公共政策网络中形成的相关政策环节，需要建立一种基于集成化思想的政策网络管理理论模型，进行政策执行创新，包括以整体的观念构筑公共政策网络、加强公共信息资源的互通共享、健全适应政策网络管理的协作型执行团队、建立合理的公共政策执行绩效评价体系等。

关键词：多维政策网络；政策环节协调；集成化政策网络管理：政策执行力

一、多维政策网络下的政策环节协调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都存在一个从产生、发展到终结或被新政策取代的发展周期，表现为一个政策过程，并形成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多个政策环节，它们共同构成公共政策的体系。所谓政策环节是指公共政策运行过程的再细分，也即公共政策从形成到终止过程链条中通常具有的一些相对固定的过程节点，如政策问题的提出、政策方案制定、执行、反馈、评估、调整等。德罗尔在《公共政策制定检讨》一书中，就将政策过程或者政策系统的运行分为了四个阶段和18个环节，即元政策制定阶段的政策分析、价值处理、问题处理、资源开发、系统设计、问题确认、决定战略等七个环节，在政策制定阶段的资源细分、建立目标、价值确立、方案准备、方案选择、评估方案与确定七个环节，在后政策制定阶段的执行发起、执行及执行评估三个环节，在反馈阶段的多层面联结交流与反馈环节。布瑞沃将政策分为六个功能活动环节，即创始、估价、选择、执行、评估、终止。琼斯在《公共政策研究导论》一书中，将政策系统运行看作是由11个环节和阶段所构成的过程，即感知、汇集或累加、组织、表述、确立议程、方案形成、合法化、预算、执行、评估、调整、终结。其他很多政策研究学者也对公共政策的环节做了类似的阐述与分析。这些对公共政策的分析主要是沿着某一政策形成过程各环节的关联为线索，从问题提出、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调整及至政策的终结过程各环节，分析公共政策的产生及发展，分析公共政策的特征和功能。

目前，我国对公共政策的研究一般也是从社会现象出现、政策问题的提出、政策制定、执行、评估、调整与终结这样一个政策过程的环节出发，兼或运用一些定量、定性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理论模型来进行分析。但随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规模经济初见端倪，新的公共问题不断涌现，针对这些问题，产生了大量的有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公共政策。同时，由于公共政策所调整对象的同一性、社会问题间的关联性、以及政府决策体制的层次性等因素，使公共政策之间形成了分层的、网状环节相联的政策结构，这使得原有的以单一政策运行过程为主进行的政策分析有了很大的局限性。政策环节的协调应当随公共政策的产生和发展而扩展，由于公共政策从政策点——政策分层——政策网络的发展，相应的，政策环节的协调也需要从一维——二维走向多维环节协调。

一维政策环节协调——在早期的国家与社会中，社会分工简单、生产力较低，公共政策或相当于公共政策的决策数量很少，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简单，政策显得孤立、分散，主要表现为一个个的政策点。政策协调主要是沿着政策形成过程在一维空间中产生的问题提出、政策制定、执行、反馈及终结等环节间的协调，各环节间相互关联，共同影响政策的形成、执行与存在，即一维政策环节协调。

二维政策环节协调——伴随社会管理的分层、公共事务管理的发展，针对同一政策目标，出现了分层级的公共政策，大致形成从上至下的由框架到细则、上位确定原则、下位确定实施的这样一种二维政策体系。这就使政策环节间的协调从原有一维政策链条上的环节协调拓展到了上下层级间政策环节的关联与协调，如上位政策的制定会影响下位政策的制定、执行、调整，而下位政策如果在执行等环节产生偏差，也会对上位政策的制定、调整等产生影响，也即政策环节间的关联已从一维走向二维。

多维政策环节协调——当社会分工继续深化，科技迅猛发展，社会交流开始全面向纵深发展时，影响社会各方面的公共政策相继产生，由于公共政策相对人的同一性及社会资源的公共性等原因，调整社会各个层面的公共政策开始相互影响甚至相互渗透，逐渐形成多维立体公共政策网络。在这一阶段，相关联的不同公共政策体系相互影响、作用，共同形成公共政策网络，其间各政策环节间联系日趋紧密，从二维关联向多维关联发展。

当多维政策网络构建后，不仅同一类政策上下位政策环节的变动会导致政策问题，相关政策的变动也可能会产生“蝴蝶效应”，大范围波及周边政策，有时会导致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公共政策的执行受到影响，甚至不得已随之做出调整与应对，或被迫陷于停止执行的瘫痪状态。这时，各种公共政策环节已融入到整个社会的政策网络中，不再是孤立、分散的。在这个政策网络的整体运行过程中，如果某个公共政策或政策的某一环节不能适应整个社会的发展，就可能不仅影响该政策的执行，甚至会影响整个公共政策网络的平稳运行。

二、集成化政策网络管理理论模型的构建

由于多维政策网络的构建，使得围绕不同政策目标、面向公众的、多需求的公共政策网络中政策环节间形成了一种多节点的制约与引导关系，因而，政策环节具有了以下特征：

一是系统性。由于公共政策内在关联性，使其相互联结形成了具有一定结构、层次、功能的开放政策体系，网络内蕴含的各政策环节也相应形成一个依赖型联结体，具有系统性。

二是复杂性。由于公共政策网络中政策目标不同，各政策形成的层次结构导致政策环节组成的跨度(层次)不同，因而其间各环节间的关系复杂化。

三是动态性。因社会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导致公共政策的不断产生与更新，使得政策环节也处于不断调整、改进的动态更新状态，具有明显的动态性。

四是面向公众需求性。公共政策是基于对社会管理的需要或社会公民的需要而产生的，其本质是要保障公民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中享有同等的权利与公平的利益分配，因而政策环节应面向公众需求进行调整与重构。

五是交叉性。由于公共政策调整对象的交叉性或同一性，使众多的政策网络形成交叉结构，而政策环节的交叉性又增加了政策环节协调的难度。因而，必须通过整合政策资源，才能发挥公共政策对社会发展的引导与服务作用，促进协调发展。

由于公共政策的提出一般是因社会宏观问题引起的，所以政策最初应是针对某一问题形成的宏观政策目标(一般是以政策或法律等形式出现)，是一种粗线条的设计，并在此基础上，根据现有的层级政府管理体制，依据各级政府或部门的管理权限，制定出相应系列的配套具体政策，通过搭建实现宏观目标的多级政策平台，最终形成针对某一公

共问题的金字塔式的政策体系。多种目标政策体系共同作用于社会，形成相互关联体，又会由于各层级对宏观现象认识层面、所传达信号的敏感度不一致、所调整对象需求的复杂性或公共政策资源的有限性等限制。使得各政策环节间出现不协调的情况。为有效协调好公共政策网络中形成的多维相关政策环节，减少公共政策内部冲突，就需要改革原有政策分析的方式与方法，针对当前公共政策大框架构建的过程及各过程节点调整的过程和需求，通过公共管理理念的融入。建立一种适应网络环节协调的、集成化的理论分析模型(见下图)。

基于集成化思想构筑的政策网络管理理论模型

从该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公共政策的形成及发展过程形成三个层次的回路，即政策制定的核心回路、政策执行的外围控制回路以及围绕这两个回路相关节点形成的促进政策精细化调整的辅助回路。

其中，核心回路即为从政策目标的集成人手建立的中心回路，也就是由“社会需求——集成化计划——政策目标重组——高层政策确立”组成的回路；外围控制回路为通过核心回路的延展建立起的由“社会公众—公共信息共享——调整适应性——协作型执行团队”组成的回路；辅助回路为围绕这两个回路的业务点形成的促进政策精细化调整的四个回路：如“绩效评价——调整适应性——政策目标重组”回路主要涉及政策执行过程的精细化策略制定等问题；“高层政策确定——资源整合——协作型执行团队”的回路主要涉及政策的有效执行，是政策执行资源约束理论在公共政策集成化管理中的应用；“社会公众——社会需求——公众满意度”回路主要是“以人为本”公共行政管理思想在政策制定实践中的体现，“公共信息共享——集成化计划——同步性评价”指公共政策网络内相关公共信息资源的共享及信息反馈渠道的畅通。这三个层次的回路，涵盖公共政策制定及政策分析的各个层面，也体现了公共政策间的系统性、关联性。围绕这三个回路展开对公共政策各环节的评价与管理，有利于构建一个相互协调的、和谐的公共政策网络。

三、基于多维政策网络环节协调性的政策执行力提升途径

1.以整体的观念构筑公共政策网络

从集成化的公共政策网络管理模型的构建中可以看出，公共政策和谐运行的基础是由“社会需求——集成化计划——政策目标重组——高层政策确定”组成的核心回路，这就要求公共政策系统的构建首先要有一个整体的设计，而不是各自为政的公共政策目标的简单罗列。比如对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中，即要便民、利民，又要保证在对流动人口的有效管理的基础上提供有效的服务。而在当前对流动人口综合管理、综合服务的宏观管理政策和相应的财政转移支付等保障体制没有健全之前，单靠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无法要求人员有计划流动，无法及时准确掌握一定区域内流动人口的底数，再加上现有财政分配体制难以保证所需资金及时准确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策执行的阻滞。再如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的执行，同样存在关联政策调整后配套政策的联动调整与执行环节协调不足的问题。近些年面向农村的惠民政策相继出台，这些政策要么是彻底的普惠，要么只是根据个人经济条件进行筛选，基本没有对受益人以是否符合基本国策为标准进行的资格认定。以教育为例，2004年开始实施的教育“两免一补”政策，尤其是2006年开始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群众抚育子女的成本。然而，目前享受政策的贫困学生中超过30％来自双子女或多子女家庭，其中约lO％是违法生育子女，少数还未接受违法生育经济处理(缴纳罚款和社会抚养费等)。这种状况易于对群众产生错误导向：反正读书不要钱了，超生的孩子国家还要一视同仁地补助学费，违法比守法更合算。这种导向对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影响是显然的。

要扭转这种现象，就应转变政策制定思维模式，从原有的一维、二维政策环节协调转向多维政策环节协调，在协调中体现整体利益优先的原则，整合与重构公共政策的整体结构。要注意在政策构建时兼顾各种政策目标，着眼于整体与部分、结构与层次、结构与功能、系统与环境等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对社会问题或事件及其可能的变化进行全面的、多方位的分析、研究、判断和预测，以促进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公共政策的基本目标，构筑一个能够发挥公共管理与服务作用的、结构稳定的公共政策网络。

2.加强公共信息资源的互通共享

在公共政策核心回路建立的基础上，为保证这个回路的有效运转，还需要外围控制回路的支持，而在这个控制回路建立的过程中，目前最主要的一个环节就是适应网络管理的集成信息数据库的建立。

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中，由于涉及基础信息的关联性，常常会形成多部门对同一类信息进行多头采集、整理，各有侧重、相互交叉并且信息不全面、不共享的局面。如在人口管理中，很多公共管理部门如公安、卫生、计生、民政等都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对有关人口的相关信息进行采集、整理，各自建立一套相关数据的信息库，用不同的管理方式实施管理。由于缺乏适应网络管理的集成信息数据库，一方面使同一类或同一种信息在各部门之间形成信息交叉，做重复建设且信息储备各有缺陷，另一方面在日常管理中需要使用相关信息时还需要靠管理相对人重复提供各种证明验证，给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应借助高科技手段努力搭建起一个较为完备的集成信息数据库，做好各相关职能部门信息的综合与整合，建立多个公共服务部门的信息共享制度。

3.建立适应政策网络管理的协作型执行团队

政策被制定出来后，重要的工作是保证执行。而执行的保障则是现有的各级政府部门。但是，当前负责公共政策执行的各级、各类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关联，没能建立起一个协作型执行团队，很多部门在政策共享、联手互动中还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合作。

面对当前社会跳跃性发展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和行政环境的不稳定性，面对非常规问题的大量增加以及科技发展导致的人们对资讯获得的准确与快速，要保证政策的完整、有效执行，单纯依靠原有的一套长期固定不变、看似完整的组织系统就显得僵硬。为适应这种环境的变化，要求执行政策的组织系统适应政策网络关联的现状进行相应的组织系统重构，增加协作型团队意识，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工作联合。

4.建立合理的公共政策执行绩效评价体系

在以集成化思想构建的政策网络管理理论模型中，除核心回路、控制回路外，还有一些配套的辅助回路为政策的正确执行与评价起到重要的作用，在这些辅助回路中最重要的一个回路即是由“绩效评价——调整适应性——政策目标重组”组成的回路，而其中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则是评价政策的关键环节。目前，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绩效评价方法还比较模糊化和简单化，还没有针对公共政策网络体系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政策执行考核绩效评价体系。为保证政策准确执行，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适应于政策网络稳定的绩效评价体系，旨在通过对政策执行过程、结果开展的内容明确、考核指标合理量化及兼顾各考核指标之间关系的一系列的有针对性的评价，使各部门建立起正确的政绩观，根据公众需求的变化与公众本身需求的多样化要求，关注政策执行各环节的执行成本和整体效果，以促进政策网络间各部门、各领域公共政策环节的相互配合与协调，避免单个部门和领导只追求局部和当前利益的情况出现。

责任编辑　文嵘

作者：吴群芳 张宇光

受益人评价体系公共政策论文 篇2：

基于软系统方法论的电商扶贫绩效评价研究

摘要：电商扶贫作为国家投资巨大，参与人群众多的事业，一个合理且有效的绩效评价体系对于推进其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鉴于电商扶贫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活动，我们采用适于分析人类活动系统的软系统方法论，整合电商扶贫过程中所面对的各种困境。作为下一阶段层次分析法要使用的指标体系，通过层次分析法得出各指标的权重。然后采用模糊评价法，将评价者的定性评价转化为定量评价，使得对电商扶贫的定量绩效评比成为可能，这样就使得项目的进展可以得到即时的反馈，并且增加了对项目进程的掌控力度，增强了电商扶贫实施的灵活性。

关键词：软系统方法论；层次分析法；模糊评价法；电商扶贫；绩效评价

引言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习总书记指出：“摆脱贫困，为人民群众谋幸福，是我们党和国家推动发展的根本目的。”以习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为引导，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促进商品流通，不断提高贫困人口利用电商创业就业的能力，拓宽贫困地区特色优质农产品销售渠道和贫困人口增收脱贫渠道，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惠及更多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电商扶贫工作作为我国目前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已在很多贫困地区初见成效，农村电子商务行业已成为农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动力。

1、学界对电商扶贫以及政策绩效评价的研究

梁俊山等详细阐述了互联网扶贫的精确性，灵活性，互动性，高效透明性。精确性体现在互联网扶贫的过程中要借助互联网技术准确定位贫困地区分布，借助数据分析贫困人口同居住环境的内在联系，通过描绘贫困分布的三维空间图，对贫困户建档立卡，运用扶贫综合信息平台的信息追踪机制及时启动符合脱贫条件农户的退出机制。灵活性是根据具体数据的真实反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出符合当地实际的扶贫决策。互动性是指扶贫者，协助者与受助者之间的有效沟通。高效透明性指将所有扶贫决策和信息在监督平台上开放查询，保证扶贫工作在公众的视野下进行，同时进行全方位的扶贫宣传，推动社会各方力量加入到扶贫事业之中[1]。

吴太轩等认为在电商扶贫中面临四大问题，一是贫困群体的思想观念是对电商扶贫的最大制约。二是电商扶贫领域人才的匮乏是影响电商扶贫发挥更大作用的重要因素。三是产品的标准化和品牌化程度低是电商扶贫中特色农产品价值低下，处于产业链下游的主要原因。四是在电商扶贫中需要更多电商企业及电子商务产业链条上其他企业的参与[2]。

颜强等认为农产品电商扶贫存在以下五点不足：一是农产品电商发展与扶贫开发工作机制还未有效建立。二是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薄弱。三是农产品电商人才缺乏。四是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及质量安全体系不健全。五是农产品品牌特色与文化意识不突出[3]。

赵杨等认为政策评价是社会系统运行与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研究课题，随着政策科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与评价方法的持续创新，国内外学者主要采用层次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灰色综合分析法等方法对不同领域的政策热点和实施效果展开评价研究[4]。

对电商扶贫的绩效评价，最直观的方式可以通过脱贫率中电商扶贫的贡献度来反映，但是扶贫作为一个多主体参与的复杂人类活动，分离其中各种因素的影响即使可以做到结果也难以确保准确性。于是我们选择从电商扶贫中面临的困境入手，将在电商扶贫中遭遇的各种困境作为指标项，假设所有困境的解决都会按照一定的权重影响电商扶贫绩效。对电商扶贫绩效的评价就转换为对电商扶贫中困境的好转程度的定量研究。

2、电商扶贫绩效评价的研究过程

2.1 软系统方法论（SSM）及其使用

软系统方法论（SSM）是英国学者Checkland提出的一种适应复杂决策环境的行为决定理论。软系统方法论有助于逐步逐层分析和理解系统所面临的复杂环境，复杂问题，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及评估指标。其在处理复杂社会问题方面具有良好的科学性和灵活性。Liu等将软系统方法论应用到了公共政策的管理评估之中[5]；Hardman等运用软系统方法论提高了大学环境管理效率[6]；Xu等学者采用软系统方法论改进了国家研究院的学术影响评估方法[7]。

对软系统方法论的使用，通常从逻辑和文化两种分析流出发。基于逻辑的分析流是对7阶段模型的修正形式[8]，通常使用CATWOE技术，PQR方法（P： 做什么；Q： 如何去做；R： 为什么）来制定根定义，建立概念模型，通过3E标准（Efficacy、Efficiency、Effectiveness）来评价模型效果。文化分析流可以看作是对方法论的补充。它包含三种分析，分别是干预分析，社会系统分析，政治系统分析。

我们这里开始使用软系统方法论逻辑分析流中的7阶段模型来进行分析：

（1）进入情景，发现问题

首先进入电商扶贫的情境中，对整个情境做出了如下描述：精准扶贫是我国新时期扶贫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和政策创新。电商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的措施之一，在各地脱贫攻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政府作为主导者，在互联网扶贫中扮演引导与掌控的角色。合作者在参与扶贫过程中要平衡自身与扶贫事业的利益关联；电商扶贫强调贫困主体积极主动地参与脱贫政策与措施。以村镇电商服务站为中心，将政府，贫困群众，参与企业结合起来，共享政策信息，通过市场竞争，提高产品品质，倒逼农村产业升级，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增强商品流通[9]。

（2）表达问题情境

为了合理的表达问题的情境，Checkland等人提出了丰富图像的概念来捕捉各种感知。他们明白，仅靠文字是无法充分捕捉复杂情况的，图表和图片要有效得多，而且每平方厘米可以包含更高密度的信息。

我們对电商扶贫的情境表达，用一组丰富图片来实现，如图1所示。

（3）分析相关系统的根定义

根定义是指目的活动系统的核心。这个核心表示为一个转换过程，表述为某个实体，即“输入”，被更改或转换为同一实体的某种新形式，即“输出”。

在定义相关系统根定义时，我们嵌入了文化分析流的框架，分别进行干预分析，社会分析，政治分析[5]，这样使得根定义更加全面。

通过干预分析，我们要找出整个系统环境中的三种常见角色分别是，问题所有者（owner of the issue（s） addressed），寻求问题解决的发起者（client），引导事件发展的角色（practitioner）。

在社会分析中要考虑三大因素：角色（roles），规范（norms），价值观（values）；角色是社会地位，它标志着一个团体或组织的成员之间的差异；规范是与某一角色相关并有助于确定其作用的行为；价值观是判断角色行为的标准。

政治分析是了解权力在一种情况下的配置和控制权力的过程。SSM的政治模型来自于亚里士多德，他认为在任何一个人类不断互动的社会，人们都会追求不同的利益。如果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要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一致而不是分裂成不同的派别，那么不同群体的利益就必须尽量得到满足；整个政治分析是一个关于权力及其行使过程的探索。按照上述文化分析中的三个角度对电商扶贫进行阐释，如表1所示。

通过文化分析，我们对电商扶贫的人文社会环境有了更明确的认知，然后我们使用SSM中的CATWOE方法来确定根定义[9]，如表2所示：

C： 系统的客户是指利益集团，他们是受益人或受害者，受系统活动的影响。

A：系统内执行或组织执行系统主要活动的行为者

T：系统的输入被转换成定义的输出的转换过程

W：从根定义可以看到的世界观和观点

O：拥有使该行为不复存在的最终权力的系统所有人

E：系统的环境受到限制，被认为是给定的，难以影响和改变。

（4）形成概念模型

概念模型中的活动数量建议在5个到9个之间。“活动数量的标准是在7±2的范围。”概念模型的描述采用绘图的形式，每个活动用几个词描述，这些词在“气泡”中描述，箭头连接气泡，表示逻辑关系。活动的顺序可以用气泡中的数字表示。

如图2所示，是电商扶贫活动经过简化的操作流程图。

在构建概念模型的过程中，一般使用3E指标对模型中的操作绩效进行衡量和监控 [10]。Effective有效性，表征系统是否在做正确的事情。Efficacy功效，表征系统提供的预期效果。Efficient效率，表征使系统使用的资源最少。将监控系统加入操作系统，建立起概念模型如图3所示。

（5）概念模型与现实世界比较

为了将概念模型与现实世界进行比较，我们构造了一个有三列的表。第一列包含概念模型中的活动。第二列包含了现实中发生的事情，第三列是我们能做些什么来让现实更接近逻辑上的概念模型，如下表3所示。

（6）分析可行和可取的變化

通过对整个系统的分析，我们得到了在电商扶贫过程中有重要意义的指标，将其分类列出如下表4[11]：

（7）采取行动

至此我们完成了利用SSM的文化和逻辑流程对电商扶贫中的各种主要情景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的分析。提出了对相应问题的描述，并且给出了部分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此活动系统的绩效评价界定为7个方面的39个指标。

2.2 层次分析-模糊评价法（AHP-FCE）及其使用

利用软系统方法论发现的指标，我们构建了层次结构模型如下图4：

这里选择使用层次分析法软件YAAHP，按照流程分别构建了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对5位专家发放调查问卷，专家对准则层的7个准则、各个准则层内的指标分别两两比较重要程度。重要程度按照1-9分递增，专家在1-9分之间选择。将调查问卷的结果导入YAAHP，建立判断矩阵，部分结果经调整一致性，得出每位专家对各项指标权重数值的结果，对最终指标权重的计算使用了群决策的算术平均方法，得到如表5所示五位专家算术平均指标权重数值和如表6所示准则层权重数值：

我们用一个模糊评价评测表，对某一个虚拟实例进行评价。将评价等级的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分别赋予4分，3分，2分，1分。测评人对该虚拟实例的电商业务针对每一项指标选择一个等级，结合AHP得出的指标权重，得到某地的绩效评价值。对这个虚拟实例的综评结果如表7所示，综合评价隶属于一般水平。

3、结论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找到了影响电商扶贫的关键因素，并对这些因素进行评测，实现了对电商扶贫效果的考察。这对于我们对某地的扶贫工作是否开展得当，有实际意义。不足之处在于虽然使用软系统方法论能够较为全面的整理出指标，在实际工作中，依然可能存在某些电商扶贫点各自特殊的情况。评测表在人为的测评中，可能存在不公正的现象，要注意避开电商扶贫过程中的直接利益相关人员进行评测，使评测表尽量客观。本研究将电商扶贫这一项复杂的活动量化为可比较的数值，具有一定的可推广性。

参考文献：

[1] 梁俊山，方严英.我国互联网精准扶贫的现状、困境及出路——以龙驹镇农村淘宝为例[J].电子政务， 2019（1）：76-85.

[2] 吴太轩，葉明智.电商扶贫问题的软法治理研究[J].理论与改革，2018（2）：150-161.

[3] 颜强，王国丽，陈加友.农产品电商精准扶贫的路径与对策——以贵州贫困农村为例[J].农村经济， 2018（2）：45-51.

[4] 赵杨，陈雨涵，陈亚文.基于PMC指数模型的跨境电子商务政策评价研究[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8（6）：114-126.

[5] Liu W B， Cheng Z L， Mingers J， et al.The 3E methodology for developing performance indicators for public sector organizations [J]. Public Money & Management，2010，30（ 5）：305-312.

[6] Hardman J，Paucar-Caceres A.A soft systems methodology （SSM） based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managed learning environments[J].Systemic Practice & Action Research，2011，24（2）：165-185.

[7] Xu F， Meng W， et al. Ranking academic impact of world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s—B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J]. Research Evaluation，2013，22（5）：337-350.

[8] 吕元智.基于软系统方法论的数字图书馆服务绩效评价策略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2，35（6）：92-95

[9] 康哲.基于MOOC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改进研究——软系统方法论视角[J].科技通报，2018，34（11）：278-284.

[10] 张思光，刘玉强，徐芳.基于软系统方法论的政策效果评估研究——以促进科技社团承接政府职能的政策为例[J].科研管理， 2018，39（S1）：67-75.

[11] 李钢，乔海程.扶贫背景下农村贫困地区信息贫困度测评指标体系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7（5）：120-128.

作者简介：

张苑，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主要研究方向：电子商务。

作者：张苑

受益人评价体系公共政策论文 篇3：

亚投行：探索符合发展中国家实际的国际发展模式

[关键词]

亚投行

国际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
关键字（段）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文简称“亚投行”）运行五年以来，已经成功吸纳103名成员，批准实施108个项目，投资总额达220.3亿美元。亚投行是第一个中国主动发起的新型国际制度，也是补充与完善传统多边开发银行体系的产物。长期以来，“国际发展”的内涵几乎由西方发达国家垄断，并通过传统的多边开发银行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的援助实践推行“减贫”“良治”等发展目标，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真实需求，例如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在传统多边开发银行中得不到满足。亚投行在遵循原有国际制度与规范的基础上，将“改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银行宗旨。更重要的是，亚投行在理念与实践上对“国际发展”理念做出了不同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的诠释，更为贴合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实际情况。
亚洲基础设施资金缺口巨大

中国为何发起亚投行？最为直接的原因在于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资金缺口巨大，而传统多边开发银行如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无法满足亚洲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不足已经成为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痛点。当前，亚洲许多国家尚处在工业化与城市化起步或者加速阶段，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发展仍然落后于其经济增长水平，落后的基础设施水平已经为亚洲国家的经济持续发展造成了相当大的制约。本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面临资金、技术以及经验缺乏的困境。

中国为何发起亚投行？最为直接的原因在于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资金缺口巨大，而传统多边开发银行如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无法满足亚洲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2017）的测算，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若保持现有增长势头，到2030年其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总计将超过22.6万亿美元（每年1.5万亿美元）。若将气候变化减缓及适应成本考虑在内，此预测数据将提高到26万亿美元（每年1.7万亿美元）。当前，亚洲有4亿多人口仍然缺乏电力供应，3亿人口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约15亿人口无法享用基本的卫生设施。许多经济体因港口、铁路和道路不足而无法实现与更广阔的国内外市场的高效连通。但是，现行的多边开发机构囿于种种因素的考虑，投入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的资金远远不够。亚洲国家对于基础设施的资金需求巨大。

另一方面，如果亚洲基础设施的缺口得到一定改善的话，亚洲地区将从此获益良多。早在亚洲开发银行2009年的报告中就曾预测，如果在2010～2020年间亚洲地区每年向交通与通信领域投资3200亿美元，交通运输的改善将使印度尼西亚的贸易成本下降1/4，印度下降1/5，中国则下降1/7，亚洲其他国家与地区的贸易成本也将下降1/5;而通信设施的改善则会减少印度11.2%的贸易成本。[1]可见，亚洲地区基础设施的改善降低了地区贸易成本，利于各国的经贸发展。总体而言，基础设施的改善能为本地区带来显著的收益。这正是“基础设施悖论”的生动体现：尽管发展中经济体的基础设施改善带来了假定的高经济回报，但仍然难以吸引足够的资本。[2]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异常困难。亚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众多，政府财政紧张，各国政府向基础设施领域的投入非常有限。而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则以“减贫”为主要目标，投入亚洲地区基础设施的资金也相当有限。

总之，亚洲地区基础设施缺口巨大，且基础设施的改善能为本地区带来显著的收益。然而，传统的多邊开发银行例如世界银行以及亚洲开发银行却并未将工作重点放在基础设施改善方面。这为亚投行留出了空白，也是亚投行成立的最直接缘由。
被冷落的基础设施：冷战后发展理念的转向

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资金缺口巨大已然成为公认的事实，那么，为何传统多边开发银行不增加对基础设施的关注与投入呢？这其中有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例如基础建设投资较高的前期资本、较长的投资回收期，使得其相较于其他投资而言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更大。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私营资本，都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有所顾虑。[3]然而，其中更重要的制度性原因在于，传统的多边开发银行体系所传递的国际发展理念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银行（下文简称“世行”）等传统多边开发银行以“减贫”为目标，而相对忽视基础设施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传统多边开发银行所倡导的以“综合减贫”为代表的国际发展理念在国际制度层面相对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的需求。

传统的多边开发银行体系所传递的国际发展理念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以“减贫”为目标，而相对忽视基础设施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

从当前世行的项目实施和发展知识的宣传上，可以看出世行更为关注“教育”“性别”“卫生”等综合减贫议题，而相对忽视“基础设施”。在世行实施项目的9个行业之中，有4个基础设施行业，分别是“能源与采矿”“信息与通信”“交通”以及“水、卫生与防汛”，几乎占据半壁江山。但是2016年以来，世行推出了按照“主题”进行项目分类，更能体现机构目标与优先事项。按照此分类方式，“经济政策”“环境”与“性别”等综合性减贫议题位于前列，而“城市与农村发展”这类与基础设施相关的主题则处于最后位置。世行对项目分类的方式，明显地体现出其对“软性”部门的偏好以及对基础设施的相对忽视。而类似的情况也发生于亚洲开发银行之中。

世行等传统多边开发银行并非一贯忽视基础设施建设，在其建立初期的确曾帮助一些发展中国家投资于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受到国际政治形势与银行内部的力量博弈等影响，世行以冷战结束为大致分水岭，改变了其主导理念与业务重点。

冷战结束以前，世行认为资本的形成和积累是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因而世行的业务是支持借款国需要大量资本投入的基础设施投资。这一阶段，世行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较大，客观上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而冷战结束以后，减贫的发展理念逐渐居于主流。虽然减贫并不排斥经济增长，但是它强调的是经济增长的再分配可以使贫困人口受益。因此，世行的业务重心从基础设施转移至教育、环境、卫生等综合减贫议题。[4]与此同时，基础设施业务逐渐减少。

此外，为了实现所谓的“综合减贫”目标，原本作为金融机构的世行在推行援助与减贫等工作时加入了过多的“政治因素”。“附加条件”的援助，即援助国与受援国的民主、法治和人权状况挂钩成为世行等多边开发机构采取的主流做法。此后，世行的贷款形式从传统项目投资贷款，转向以支持借款国的结构改革和政策调整为目标的调整贷款，支持社会部门、环境、公共管理等“软性”领域的贷款增加。同时世界银行还以“不与私人部门竞争”为由，逐步减少对基础设施领域的贷款。[5]时至今日，“基础设施”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逻辑已经被“结构性调整引导综合减贫”的逻辑所取代。

为何世行等多边开发银行将关注重点从基础设施转移至综合减贫？其中的原因众说纷纭，尚无定论。其中，国际发展体现霸权国的“利益交换”逻辑是一种解释。有研究指出，“国际发展”从诞生之初就具有利益交换的逻辑，即霸权国家依照发展中国家对自身的战略价值来决定对国际发展进程的支持力度。[6] 由于世行等主流多边开发银行深受美国影响，因此这些机构不同时期的主导理念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从国家利益考量出发采取不同对外政策的结果。随着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给美国带来的利益下降，当地政府的“民主化”改革带来的利益却逐步上升。在霸权国家的利益排序中，欠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向后排序，这可能是国际发展理念相对忽视基础设施的一个原因。

为了实现所谓的“综合减贫”目标，原本作为金融机构的世行在推行援助与减贫等工作时加入了过多的“政治因素”。

此外，国内外的一些研究表明，一国对外援助的偏好和理念与该国国内的产业部门具有相关性。[7]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产业结构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移，并且日益“第三产业化”，相应地，国际发展理念也从“增长即发展”转向了“良治改革”。[8]理念的转变反映的是国内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国内利益集团的偏好。如今发达国家对于“综合减贫”等结构性部门改革的偏好与其国内发达的第三产业不无关系，这就不难理解世行等传统开发银行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选择性忽视以及对“良治”等软性议题的关注，其背后具有主导国家内部复杂的产业结构的利益偏好。

以世行为代表的传统多边开发银行出于种种缘由推行“综合减贫”的发展理念而相对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事实上偏离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真实需求。

综上，以世行为代表的传统多边开发银行出于种种缘由推行“综合减贫”的发展理念而相对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事实上偏离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真实需求，也引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不满。对基础设施的选择性忽视实则是“西方中心”思想的体现。基于“西方中心”的发展理念，传统多边开发银行固执地认为，要获得有效的发展必须基于能确保增长的优化的制度变迁。因此，只有发育出类似于西方的政治、社会与经济制度，发展中国家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9]出于这种视角，使得世行等传统多边开发银行从自身利益与偏好出发，逐渐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发展而关注政府部门结构性调整、性别平等等“软性”议题。

然而，近年来由于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基于发展中国家成功经验的“新发展知识”与经验也逐渐受到重视，西方中心式的国际发展理念遭遇挑战。亚投行正是以上大背景下的产物。亚投行尝试在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相对忽视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不仅在功能上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形成一定补充，也在发展理念上有所创见。这正是亚投行建立的动力之一 ——聚焦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较为忽视的基础设施领域，尝试提供不同于“西方中心”的、更符合发展中国家需求的国际发展理念。当然，在中国官方对于亚投行的宣告之中，并无挑战传统多边体系的“雄心壮志”，而是指出亚投行是对现有秩序进行有益的补充和完善。[10]在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的国际发展理念并不能满足新兴国家需求的背景下，亚投行关注基础设施建设正是对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所倡导的国际发展理念的一种补充与完善。
亚投行的创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新选项

尝试提供新的国际发展理念成为亚投行建立的一大动力。然而，亚投行仍然植根于原有的多边开发体系之中，必须符合国际社会认可的规范与规则，因而在总体的法律规定和项目实践上并无“标新立异”之处，而是在基本制度和规范上与世界银行保持一致，并且遵循国际最佳标准，成为一家高标准的专业化国际机构。同时，亚投行在宗旨与职能上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在股份安排、融资与贷款条件等方面体现出一定程度上不同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的创新。亚投行更关注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不同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的新选项。

亚投行区别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的最显著一点是其宗旨与职能上对基础设施的关注。当然，传统的多边开发银行都会关注基础设施对于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亚投行是第一家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并将促进基础设施投资写入银行协定的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协定》的第一章“宗旨与职能”中，提到银行宗旨在于“通过在基础设施及其他生产性领域的投资，促进亚洲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财富并改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与其他多边和双边开发机构紧密合作，推进区域合作和伙伴关系，应对发展挑战”。亚投行的宗旨开宗明义地表明，其设立的最主要目标正是促进亚洲地区基础设施。而相比之下，亚洲开发银行则以“促进亚洲地区经济增长与合作，以及加快本地区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为宗旨，并且将消除极端贫困写入银行官网的首页。在根本宗旨上，亚投行是对传统多邊开发银行的补充，在其缺乏充分关注的领域发挥作用。

亚投行是第一家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并将促进基础设施投资写入银行协定的多边开发银行。

亚投行格外注意规避基础设施投资相对其他投资而言周期长、回报低、不确定性大等问题。在项目调研与批准上严格对接国际标准，做好风险控制;在项目运营上以主权贷款项目为主，适当采取公私伙伴结合的非主权贷款形式。首先，在治理结构上，亚投行吸收其他多边开发银行的经验，专门设置了风险控制部门与合规部门等高级岗位，由经验丰富的人士担任部门领导，部门直接向行长负责，在管理层面做好风险管理与监督工作;[11]其次，在项目贷款的方式上，亚投行采取主权贷款与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相结合的方式。在运营初期，亚投行主要向主权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主权贷款，以确保贷款安全。针对不能提供主权信用担保的项目，适时引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在目前已经批准的154个项目中，主权贷款项目有116个，仍占多数。非主权贷款项目有38个，其中有一个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当前，亚投行仍然在探索如何在不能提供主权信用担保的时候与私营部门进行有效合作，既规避风险，又能激发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投资的活力。

亚投行仍然在探索如何在不能提供主权信用担保的时候与私营部门进行有效合作，既规避风险，又能激发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投资的活力。

亚投行运营五年为时尚短，与亚行和世行相比，批准实施的项目数量较少，但是可以看出，项目严格聚焦于亚洲国家迫切需要资金的基础设施领域。孟加拉国是亚洲人均收入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长期以来，电力供应不足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严重不足成为制约孟加拉国GDP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改善电力不足状况是该国的迫切需求。孟加拉国是世行、亚行以及亚投行的成员，三家银行都为其提供了相应的发展项目。在世行，孟加拉国共获批399个项目，其中获批项目最多的前三個部门分别是“中央政府政策”（77个）、“社会保障”（55个）以及“工业与贸易服务”（44个），均为政策性的“软性”部门，以上部门的项目在2000年后数量保持增长，2010年到2020年之间保持一定稳定。而基础设施相关的“灌溉与排水”（28个）、“农村与城市间道路”（15个）、“输配电”（6个）则数量较少，尤其是2000年之后的项目很少，近10年来几乎没有相关部门的项目。虽然孟加拉国在世行的项目获批情况只是一个很小的侧面，却能折射出世界银行近年来对基础设施的逐步冷淡与对“软性”部门的重视。以亚洲国家为主要贷款对象的亚行相对而言对“基础设施建设”更为重视。亚行为孟加拉国批准实施的772个项目中，投入资金总量排名前三的项目分别是能源（119个）、交通运输（119个）与教育（78个）。而从项目数量来看，农业与自然资源和乡村建设的项目数量最多，有184个。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附加条件，例如财政紧缩、市场开放和破产清算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带有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偏好，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一些贷款国家原有的动乱不安。

与世行相比，亚行更注重能源、交通领域等基础设施建设，的确为孟加拉国解决了一部分燃眉之急。但在项目构成上，亚行也受到世行影响，逐渐增加对教育等综合减贫部门的关注。对于孟加拉国等亚洲发展中国家而言，世行与亚行的确在很多领域帮助它们减少贫困，但是对于基础设施的关注仍然不足。这为亚投行留下了发展空间。孟加拉国加入亚投行后，得到了很大关注，也获批了不少项目。迄今为止，孟加拉国在亚投行共提出（proposed）与获批（approved）16个项目，其中能源类项目有6个，数量最多，其次则是水利与交通类项目，此外也有金融机构、经济弹性以及公共卫生类项目。2016年，孟加拉国得到第一个由亚投行批准的项目，该项目旨在促进农村地区电力系统的升级。项目投资共计1.65亿美元，预计将有1250万人受益于这项电力系统升级项目。经过几次实地考察验收，该项目运行至今已经基本达成预期目标，切实改善了孟加拉国农村地区的电力情况。根据亚投行官员的描述，孟加拉国在国际发展领域的需求巨大，尽管已经拥有中国、印度这样的双边国际发展合作伙伴，然而，亚投行能够提供的多边合作平台是难以替代的。亚投行在审批项目上有时可以很快，例如，印度古吉拉邦农村的公路项目的审批只用了六个月，相比大多数多边开发银行时间相对较短。亚投行在一些项目的审批上考虑当地实际情况，尽量缩短一些烦琐的程序时间。

此外，亚投行吸取了其他机构的教训，例如在审批项目时只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与经济因素，而不引入政治条件和偏好。[12] 虽然世行也在协定中规定了银行的非政治性，但是银行在项目筛选和审批条件上，不可避免地附加了美国等发达大国的一些政治偏好。例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均有专门的审查机制，亚洲开发银行则成立了一个名为“合规审查小组”的机制，专门对贷款人的资格进行审查。该审查机制受到很多批评，被认为是发达国家按照自己的政治偏好对发展中国家提出“政治要求”的机制。[13]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附加条件，例如财政紧缩、市场开放和破产清算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带有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偏好，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一些贷款国家原有的动乱不安。例如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贷款的希腊在2010年欧债危机后深陷国内政治危局，而乌克兰在2013年危机后发动政治改革“倒向西方”，国内经济低迷仍然持续，此后也引发了乌克兰领导人重新思考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关系。可以看出，传统多边开发机构在贷款条件和项目实施中难免掺杂一些政治色彩，体现某些政治特殊利益，在实践中受到诟病。而亚投行则尽力避免以上问题，在法律协定以及项目实践上均坚持不附加政治条件、不考虑特殊利益，这正是吸取其他多边开发银行教训的表现，同时也为了更贴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

亚投行的股权认缴与分配设计既遵循了国际主流的多边开发银行股权规范，又考虑到亚投行主要服务于亚洲国家需求的宗旨。

除了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在成员股权方面，亚投行平衡了传统开发银行的股权分配设计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亚投行采取了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相似的股权规则，即根据成员国的GDP规模来分配股权，但是同时对域内和域外国家所占的股份做了规定。亚投行法定股本为1000亿美元，域内成员和域外成员的出资比例为75∶25，域内成员认缴股本以GDP比重为准进行分配，而域外成员则参考GDP比重，并尊重各国的认缴意愿。最终，亚投行的前五大股东分别为中国、印度、俄罗斯、德国与韩国。这一排序是国际多边开发机构中首次体现新兴经济体的优势。[14]而相比亚洲开发银行中前三大股东分别是日本、美国与中国，世界银行的前三大股东则是美国、日本与中国，亚投行更能体现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的实力与话语权。如此的股权认缴与分配设计既遵循了国际主流的多边开发银行股权规范，又考虑到亚投行主要服务于亚洲国家需求的宗旨。保证亚洲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亚投行的主要股东，从根源上尽可能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国际发展援助也绝非灵丹妙药，任何国家与机构难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发展问题。而亚投行所提倡的专注基础设施的新发展理念，则是新兴国家寻找更适合本地发展方式的可贵探索。

最后，亚投行在融资来源和融资贷款条件上也体现出一定创新。首先，在融资来源方面，世行与亚行的传统做法是秉承“南北合作”的理念，即发达国家为资金来源国，而发展中国家为受援国，发达国家通过多边开发银行向发展中国家贷款。[15]而亚投行则尽量淡化“援助”和“受援”色彩，提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银行实现共同发展。根据《亚投行协定》，亚投行开展业务的方式包括： 直接提供贷款、开展联合融资或参与贷款、参与机构或企业的股权资本投资、提供担保、提供特别基金的支持以及技术援助等。其资金来源主要包括： 银行股本、借款、银行收益、接受的特别基金及信托基金等。其资金来源并不限于发达国家。在亚投行的融资框架下，通过发展中国家的银行股本投资及储蓄盈余的流动可以实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融资贷款，更加尊重发展中国家真实的需求和自主权。其次，在融资贷款条件上，亚投行吸取了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的经验与教训，承诺贷款从实际情况出发，不对融资贷款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在《亚投行协定》第31条明确提出“银行决策只考虑经济因素”，《融资业务政策》中也申明亚投行业务不干预政治这一原则。这种不考虑政治因素的贷款条件符合亚投行市场化运营的基本定位，从贷款有效性的角度考虑能够使资金迅速流入关键领域，能够尽快在特定领域使受援国免受经济波动的风险。[16]综上，亚投行开辟出相对平等和多元的融资方式：多样化的资金来源、不附加政治条件、充分尊重不同国家的国情和实际需要，其中尤其体现出对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尊重。
结语

亚投行的建立旨在改善亚洲地区基础设施的巨大缺口。长期以来，世行等传统多边开发银行尽管为发展中国家减轻贫困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越来越忽视基础设施改善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转而关注“综合减贫”部门，倡导“减贫”“良治”等国际发展观。这种国际发展观具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色彩，在援助实践中忽视关注发展中国家真实的需求而饱受争议。亚投行专注于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可以填补传统多边开发银行在基础设施方面的不足，也在理念上尝试提出一种不同于“西方中心”的国际发展观。通过贴近本地区发展需求的贷款项目，亚投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选项。虽然亚投行已经批准了108个项目，项目覆盖28个国家，但是相对于103个成员国（包含预期成员国）而言，目前的项目还远远不够，如何满足亚投行诸多成员国的多元化需要是非常重要的问题。[17]作为一家新兴机构，亚投行仍需要时间的考验与进一步研究。

国际发展自从诞生以来，经过激烈的理论争鸣与丰富实践，至今并未探索出普遍适用、全无争议的发展模式。国际发展援助也绝非灵丹妙药，任何国家与机构难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发展问题。而亚投行所提倡的专注基础设施的新发展理念，则是新兴国家寻找更适合本地发展方式的可贵探索。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亚投行第五届理事会年会视频会议上的发言中所提到的一样，“解决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矛盾，各国应该努力形成更加包容的全球治理、更加有效的多边机制、更加积极的区域合作。亚投行应该成为促进成员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在未来，亚投行仍然要坚持共同发展、勇于开拓创新，为国际社会应对风险挑战、实现共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责任编辑：周天悦）

注释：

* 本文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资助。

[1] 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编：《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75～76页。

[2] [3]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sian Infrastructure Finance Report 2020： Investing Better， Investing More， April 16， 2020.

[4] 邹加怡： 《评近年来世界银行政策的调整》，载《国际经济评论》1997 年第 11 期。

[5] 例如，世界银行 2015 年的年度报告显示，在 2015 年国际复興开发银行（IBRD）承诺的 235.28 亿美元贷款中，获得承诺资金最多的依次是金融和私营部门发展（26%） 、城市发展（15%）以及社会保障和风险管理（14%）。参见The World Bank： “Annual Report 2015，” Open Knowledge Repository;邹加怡、莫小龙：《从世界银行政策变化看全球化的矛盾和发展援助的职能》，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 年第 2 期。

[6] 孙伊然：《隐含的利益交换：国际发展兴衰的逻辑》，载《外交评论》2015年第3期。

[7] Caryn Peiffer and Constantine Boussalis， “Determining Aid Allocation Decision-making： Towards a Comparative Sectored Approach，” in Mak Arvin and Byron Lew， eds.， Handbook on the Economics of Foreign Aid， Edward Elgar， 2015， pp.45～63;Elena V. McLean， “Multilateral Aid and Domestic Economic Interes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9， No.1， 2015， pp.97～130.

[8] 王钊：《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援助与国际发展援助的“共生”——援助国产业结构差异的视角》，载《外交评论》2020年第2期。

[9] 李小云：《发展援助的未来：西方模式的困境与中国的新角色》，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53页。

[10] 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投行开业仪式上的致辞中表示，亚投行应当“同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相互补充，应该以其优势和特色给现有多边体系增添新活力，促进多边机构共同发展”。参见《习近平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仪式上的致辞（全文）》，央广网，2016年1月16日。

[11] 《亚投行开张三问：亚投行如何盈利和管控风险？》，中国新闻网，2020年11月20日。

[12] “BSS： Bangladesh proposes 5 more projects seeking funding from AIIB，” Daily Sun， Feb 26， 2018.

[13] 吳婧：《亚投行的贷款标准怎么定》，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09月14日。

[14] 沈铭辉、张中元：《亚投行：利益共同体导向的全球经济治理探索》，载《亚太经济》2016年第2期。

[15] 发达国家通过多边开发银行向发展中国家贷款是早期多边开发机构的常见做法。随着发展中国家的蓬勃发展，近年来，多数多边开发机构的资金来源都不限于发达国家。但是从多边开发银行的早期发源来看，“援助”和“受援”泾渭分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并不平等。

[16] 李晴：《新兴国际金融机构融资制度发展研究》，载《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

[17] 《对话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如何在大风大浪中保持正确的方向》，观察者网，2020年7月30日。

作者：杜心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