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法律价值追求论文

2022-04-23

【摘要】谈到法律正义和法律价值，从概念上讲，可以作一下阐释：法律正义在人们的印象中，一直以来有着其深厚的内涵，然而它却不能完全的得到独立的解释，必须借助其法律价值才能加以具体说明，使人们通过对其具体价值的了解从而形成对其正义内涵的认知。而法律的内在价值正是公平正义。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社会主义法律价值追求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社会主义法律价值追求论文篇1：

论法律价值冲突及其解决原则

【摘要】法律价值冲突理论是法理学研究中的重大课题之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本文分析了法律价值冲突的概念及其形成的原因，总结了前人的解决法律价值冲突的几大基本原则，最后，提出了如何解决法律价值冲突的几点意见。

【关键词】法律价值体系；冲突原因；解决原则

一、法律价值冲突释义

所谓价值，是指外界事物的客观属性对人的所发生的效用和作用以及人对之的评价。法律价值是社会价值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表征法律与人的关系范畴。法律价值也具有一般价值的属性，标志着法律所追求的一定目标，包含着需要和理想的成分。法律价值应当是法律的内在状况和人对法律的需求的结合。综上所述，所谓法律价值，就是法作为客体对主体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是法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及其程度。

法律价值是一个多元化的庞大体系，价值与价值之间经常发生摩擦和冲突，他们是不可能完全无涉的。粗略地说，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有三种状态。一是无涉状态，即两种价值之间不存在直接关联，既没有正相关关系，也没有负相关关系；二是耦合状态，存在正相关关系，两者之间任何一个变量的增减都意味着另一个变量的增减；三是竞合关系，存在负相关关系，两者交集在一个点上并相互竞争，彼此消长之间呈现出反向的关联，彼长则此消，此长则彼消。当法的不同价值在特定场合处于竞合状态时，法的价值冲突就出现了。二、产生法律价值冲突的原因

法的各种价值之间为什么会产生冲突？是人类社会生活本身的特殊性导致了价值冲突的必然性。

第一，人类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是导致法律价值冲突的主体原因。首先，法律价值具有主观性，各个利益主体对法律的评价和期望都有所不同，不同的群体、个人，在法律实践和理论上就会产生不同的法律价值观念。比如一些人强调自由优先，期待法律不要过多干预个人自由，应当给予当事人更多的自由权利。而另外一些人强调公平优先，法律应当更多的向社会公共利益倾斜。由此就会产生不同种类的法的价值冲突。其次，即使是面对同一种法律价值，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也完全可能发生竞争，例如，财产利益是法律所保护的目的价值，然而，提高关税的法令在使国内制造商得到更多利益的同时，必定会使进口商的利益减损。

第二，社会生活的广泛性和复杂性，社会条件的多重性与变化性，是导致法律价值冲突的社会原因。一方面，人要生存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社会给予每一个人以及给予不同的社会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和精神条件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这些都有可能导致人们在法律价值上的冲突甚至对立。另一方面，在同一社会中同一个人或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不同的社会需要或者多层次的社会需要，从而形成对法律价值的认识、理解、愿望、要求等的不同。

第三，法律对于满足人们需求的有限性。法律本身的宗旨与目标是有限的，法律不可能调整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对人们的需求的满足不可能是无限的。在很多的情况下，它无法完全避免顾此失彼、百密一疏情形的出现。在具体的一个法律内部，它对于互相冲突的目标只能通过适当的协调来进行一定程度的平衡，某些法律价值必须让位于特定的法律价值，但平衡的后果并不能完全消除不同的法律价值目标之间的冲突。另外，社会实现法律目标的资源和机会却是有限的，而法律价值具有多元性，在法的价值发生冲突的所有特点场合，其背后都存在这样一种情形，即稀缺的资源和机会不足以支持所有价值目标同时得到实现。三、解决法律价值冲突的几个基本原则

解决法律价值的冲突，在理论上，是法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在实践中，是立法、守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诸环节的重要问题。法学家们曾提出过了关于解决法律价值冲突的许多原则，如价值位阶原则、个案平衡原则，比例原则，等等。（一）价值位阶原则

所谓价值位阶原则，是指在不同位阶的法的价值发生冲突时，在先的价值优于在后的价值。在具体的法律条文中，法律价值冲突可能分为三种情形：一是本条文提供明确的指引且未与上位法相冲突；二是本条文未提供明确的指引，但可以从条文的上下文结构中获得推理；三是可以从制定本条文的目的与宗旨或者本法律的立法宗旨、立法目的、立法依据中获得某种推断。

1.在上述的第一种情形中，法律已有明确的规定和指引，如果各主体对条文确有提供明确的指引不存在什么异议的话，那么法律价值冲突的解决应当遵循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审理的“焚烧国旗案”。在该案中，国旗所象征的国家尊严与公民以烧国旗的方式来进行的象征性表达的自由权利相冲突。由于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即是对公民表达自由的保护，所以表达自由的价值位阶要高于国家尊严，除非两者的不平衡和对抗发展为“明显而现实的危险”，否则就应当保护宪法所确认的高位阶的法律价值——公民享有的表达自由权。

2.在上述的第二种情形与第三种情形中，法律没有明确的指引，则可以根据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一贯价值取向作出推理。虽然立法不等于民意的直接选择，但立法必须将民意作为参考对象并予以重视。而且，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往往包含着这个民族的价值取向，整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及社会秩序莫不遵守着这一“公序良俗”。因此，在无实在法可依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从民间找出诸法律价值的位阶来决定取舍。（二）个案平衡原则

所谓个案平衡原则，是指处在同一位阶上的法的价值发生冲突时，必须综合考虑主体之间的特定情形、需求和利益，以使个案的解决能够适当兼顾双方利益。在现实中，法律价值之间最具体的、最激烈的冲突无疑来自于法律专业人士之间，尤其是法律的实施者，包括执法人员与司法人员，他们在具体的执法或司法过程中，面对千差万别的案情，在法律缺乏明确规定时，就离不开执法人员与司法人员的执法与司法裁量权，他们必须综合考虑主体之间的特定情形、需求和利益，以使个案的解决能够适当兼顾双方利益，这就是个案平衡的解决方式。具体来说，个案平衡方式一般也要遵循一定的具体原则，其中包括：

1.利益兼顾原则

所谓利益兼顾原则，是指在处理具体的案件当中，应该对各种法律价值都给予充分的考虑，协调兼顾各方价值的利益。比如，在交通规则中，除了规定“红灯停，绿灯行”外，还可在繁忙的交通路口，安排交警指挥，对人流和车流的通行时间作出不同于红绿灯所提供的通行时间的调整，以在保证交通秩序、交通安全的前提下提高交通通行效率。这就既兼顾了效率价值，也兼顾了安全价值，实现效率与安全的统一。

2.风险比例原则

所谓风险比例原则，是指在具体的案件当中，在不得已要对不同的法律价值做出取舍之前，应当确认其风险大到非得如此取舍不可，并且由此采取的手段是必要的与影响最小的。比如，对于一个逃跑的传染病患者，如果其传染给别人不会导致他人残疾或者死亡的，我们就不能采取可能导致他人残疾或者死亡的过激的追捕措施，因为其风险尚未达到必须采取如此措施的地步。（三）利害原则

在实际生活中，社会主体的利益往往不能完全得以满足，人们经常需要进行各种价值选择。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也必须面临法律价值的选择，这时，可以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原则，做出最优选择。在历史和现实中，该原则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利与利相比较时取其大；二是害与害相比较时取较小之害；三是利与害相较时，取利而弃害。利害原则，是无论依据立法的价值位阶原则还是个案平衡原则来解决价值冲突都需要进行的最后的收尾性审查分析。如果通过前两种冲突解决原则取舍的法律价值与通过利害分析而取舍的法律价值不同或恰相反，则要进一步来分析具体情况，既要避免墨守成规与实质正义的实现相悖，又要避免完全基于不确定的利害分析而违悖法律自身的确定性与稳定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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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慧华

社会主义法律价值追求论文篇2：

论法律正义与法律价值的辩证关系

【摘要】谈到法律正义和法律价值，从概念上讲，可以作一下阐释：法律正义在人们的印象中，一直以来有着其深厚的内涵，然而它却不能完全的得到独立的解释，必须借助

其法律价值才能加以具体说明，使人们通过对其具体价值的了解从而形成对其正义内涵的认知。而法律的内在价值正是公平正义。法律的最初制定和形成是源于社会的非正义性，

也就是说法律的最本质基础是正义，而其最终目的和最高价值也正是达到社会的公平正义，正义价值可以说是法律诸多积极价值中的最高价值。其原因则是正义是公平、公正、公

开的象征，也是使人们形成很好的道德习惯，提升社会文明的重要制度。在法律制定的过程中，法律的正义价值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衡量标准。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法律

正义与法律价值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关键词】法律正义；法律价值；辩证统一

法律正义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法律无论在制定还是执行过程中都把正义作为了所坚持的一项原则，正是把正义当作了重要的价值目标，法律才得以以正确的方向引导人们的行为，

约束人们的行为，改变人们的行为，从而使人民在法律正义的基础上平等公正的享受自身合法权益，使社会达到安定团结，国泰民安的状态。法律以正义为最高目标，当其真正实

施过程中，我们也能看到其正义的价值所在，换句话说，就是法律以正义为基础产生其正义价值，法律的正义价值又反作用于法律正义，将其升华为更高层次的精神和社会原则，

得以实施。法律的正义价值是判断法律自身优劣不可或缺的标准，一项正义的法律对改善人民行为，促进社会进步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一项缺乏正义的法律则可能将整个社会

引向一个阴暗面，甚至导致整个国家陷入一种严重的精神困境。法律讲求其正义价值的最大实现，有助于确保社会的民主正义与和谐发展。一、法律正义与法律价值概述（一）法

律正义的含义

法律是正义之剑，正义是法律之魂，法律和正义是密不可分，相互联系的。法律正义就是法律和正义的集合，是他们的统一体所以要想理解法律正义，首先必须先去搞清楚什

么是正义。

何为正义？一般人可能都认为自己了解这个概念。但是要是让你给“正义”下一个准确的定义的话可能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其实，一直以来，直接给“正义”下具体定

义的很少，而大多是一些作家、思想家、学者等在他们著作中谈到的对正义的理解和自己观点。

例如，《韩诗外传》卷五中“耳不闻学，行无正义。”、《史记.游侠列传》里“今游侠，其行虽不轨於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

以及朱德《过图门江怀朝战》诗中的“奋起援朝倡正义，雄师百万复开州。”这几句都把“正义”认为就是“公正的”、“正当的”意思。而汉代王符《潜夫论?潜叹》中“

是以范武归晋而国奸逃，华元反朝而鱼氏亡。故正义之士与邪枉之人不两立之。”和毛泽东《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中“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

何敌人都攻不破的。”又把其认为是“公道正直，正确合理”的意思。总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不仅我国对“正义”的理解是众说纷纭，西方也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和看法，例

如，法国经济学家蒲鲁曾经说：“正义、公道、自由，关于这些原理的每一项，我们的观念一向是模糊的”。确实如此，正义确实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很难能用一个具体的一种

物质形态的东西来表达或者记录下来，也更不容易用一个具体的概念来描述它。相反，法律正义往往会具备一定的成文形式或者记录载体。

法律正义包含了法律和正义两方面的内容，是把制度规范和更高层次的伦理规范二者的完美结合，它把法赋予了正义化的意义。所以不能把法律正义看作是单纯的正义，因为

正义只是道德层面上承认和保证的正义，是纯粹的正义，而法律正义则是法律认可并予以保障的法定化的一种正义。法律正义为社会正义提供了前提和保障，而法定化的正义则是

把法和正义相结合的正义。所以，当正义如果上升到了法律的层面的话，法律的形式和精神内涵都会因之而得到升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就多了一个确定的、更便于遵循的有力

依据。（二）法律价值的含义

法律价值同样是涉及“法律”和“价值”两个方面的内容。那我们就先来看价值的具体含义。“价值”是人类对于自我发展的本质发掘、创造和创新的特定的要素主体，它包

括许多各种各样的具体的物质形态。因此，我们可以在很多领域认识到它所包含的特定的形态，比如我们经常提到的社会价值、经济学价值等等。这些价值的存在是人类在社会不

同领域发展中各种范畴性规律的本质存在。而法律价值是指在法律作为主体的人的关系中，法律对一定主体需要的满足状况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人对法律性状、属性和作用的评价。

它和其他形态的价值有相似的地方，但也有自身所特有的一些性质。

我们不能把法律价值简单的看作是将法律作为一种实现工具，它也不是与法律自身性状属性、作用无关意义上的社会理想状况。它所指的是法律的存在、作用及其发展变化对

一定主题需要及其发展的是和、接近或者是一致。在作为主体的个人、社会团体、阶级、社会和国家等与作为客体的法律之间，且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止会由于法律对人们的

行为或社会关系的调整而形成一定的社会控制关系，而且会在主体及其内在尺度的作用上，使客体更加趋向于主体或者是接近主体，并为主体的需要及其发展服务，最终形成一定

的价值关系。用法理学家张文显先生的话说，就是“法的价值具有双重性质。它一方面体现了作为主体的人类和作为客体的法律之间的需要或者是满足的对应关系，也就是法律价

值关系；另一方面它又体现出法所具有的，对主体有意义的、可以满足主体需要的功能和属性。”二、法律正义与法律价值的成因和实现（一）法律正义的成因和实现

法律正义存在于法和正义之间。所以，它既和法和正义有一定的相同性和联系性，同时又有一定的区别性。这好像是存在于法和正义之外的一种特殊形式。那么，为什么在法

和正义之间出现了这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一种特殊形式呢？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法需要把正义作为一种基本的价值目标，并为其所追求和体现，进而使之在基本

路向上达到比较理想的情况；第二，可以把正义作为检验或评判法的优、良、恶、劣的标准；第三，正义是促进法的进步性变革的重要力量，一旦正义与法相融合，就可以使法得

到与时俱进的新的活力，使法律正义得到进一步的张扬；第四，在法有缺失的情况下，正义可以起到很好地弥补作用。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实现法律正义呢？要想实现法律正义，首先必须用一定的方式将有关正义的规范在法中确定下来，再形成能体现正义的、合理的、富有理性的社会制度，特

别是要形成社会资源配置制度，来使正义充分得到彰显。而利用法律正义形式确立的以社会资源配置为主要内容的的各种社会制度，仅仅是体现或者说是实现了分配正义或社会正

义。所以，其次就是应以一定的方式在法中形成合乎正义的、合理的补偿制度和惩罚制度，且通过法的实施来实现这种正义的补偿制度和惩罚制度，以此来恢复正义，使法律正义

获得实施。最后，为了在这个意义上实现法律正义的价值，还需要建立合理的、符合理性的诉讼制度。（二）法律价值的成因和实现

如同追求经济价值、精神价值一样，正是人们对法律价值有一定的心理愿望或者是一定的要求，希望能通过法律价值来满足一些需要，认为对法律价值的研究才越来越多。因

为法律价值指的是法律的存在、作用及其发展变化对一定主体需要和其发展的适合、接近或是一致。当我们要求社会具有正义、平等的社会性状属性，并希望通过法律来实现这种

理想状态的时候，我们就必须使法律自身具有正义、平等的形状和属性。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法律价值呢？我们首先得明白，法律价值的实现是一个实现法律主题化的过程。要想深入理解“法律价值”这个概念，就必须了解它与“法律的作用”这个

概念的关系，并正确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由于法律本身就具有很多方面的作用，比如说法律的阶级性、法律的强制性等等，这些都是能够形成法律价值的基础和形式。也正是因

为如此，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容易把这几个概念混淆，分不清什么是法律价值，什么是法律的作用。就比如严存生就认为，“法律价值标志这法律与人的关系的一个范畴，这种关系

就是法律对人的意义、作用和效用，和人对这种效用的评价。”由此就可以看出来，它是把法律的作用看作是法律价值或者是法律价值的一个因素了。所以我们要避免把它们混淆

开来。又因为在法律主体化的过程中，不论是法律的研究、制定还是法律的教育、普及、执行甚至是遵守，无处不体现着主体的加之目的、利益和需求。所以，又可以说，法律价

值的实现过程就是法律“人化”的过程。三、法律正义与法律价值的辩证关系

了解完了法律正义和法律价值的意义之后，我们就可以分析它们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了。通过前面了解，我们知道法律正义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没有一个固定的定义。但是，

法律正义的生成需要有一定的价值来作为依据，比如，法律正义可以通过自由、平等这些价值来作为具体的说明。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价值证明的对象是正义，而价值又是证明正

义的工具和手段，正义又得通过价值来证明。这就阐明了法律正义与法律价值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要用哲学上的观点来表述这种关系的话就是

一种上位概念和下为概念的关系，但不能看作是同位的关系。人们往往对法律都会有一定的心理愿望，或者说是需要一种“正义”，虽然这些也都可以看作是法律的价值，但是它

又不同于其他的法律价值，因为它不是一种具体的法律价值，而是在具体的法律价值的基础之上进行综合之后抽象出来的价值。

法律的正义价值和作为正义标准的法律价值虽说都是价值，但它们完全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因为，正义价值是一种比作为正义价值标准的法律价值更高层次的价值。而且

法律正义和正义标准的价值根本就不是同位概念，他们是一种上、下位的关系。正义价值不排斥自由、平等、公平这些价值，还对它们有包容性。原因是，上面所说的正义理论都

是在“正义”这一概念的基础之上讨论其具体的标准问题。而所有的正义标准，所依据的价值就是自由、平等、安全、效率等。所以，正义、自由、平等等这些具体价值之间的关

系问题是抽象的。由此可以看出，法律的正义价值和作为正义标准的价值不是同位概念。因此，要彻底搞清楚他们的逻辑关系。法律以正义为最高目标，在其真正实施过程中，我们也能看到其正义的价值所在，换句话说，就是法律以正义为基础产生其正义价值，法律的正义价值又反作用与法律正义，将其升华为更高

层次的精神和社会原则，得以实施。所以我们要辩证的看待法律正义与法律价值的关系，不能但从一个方面独立的看待，必须把他们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去理解。四、结语

通过以上的论述和研究，我们知道了法律价值和法律正义的含义，并初步了解了它们是怎样产生并实现的，最后也简单的总结出了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总之，随着现在不同

领域对它们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它们应用范围的逐渐扩大，我们必须理解并掌握它们的含义，而且必须清楚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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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大平刘丽

社会主义法律价值追求论文篇3：

马克思劳动哲学视阈下法律价值论思想

摘要：以往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研究受苏联《联共党史·四章二节》中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阐释的影响，将马克思哲学理解为物质本体论，进而也将马克思的法哲学本体论理解为物质本体论，基于法哲学物质本体论将马克思法哲学价值论也理解为物质价值论或客观价值论。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是实践本体论或者叫劳动本体论，从社会实践出发或者从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实践即劳动出发认识世界才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特点。马克思的价值论不是物质价值论或客观价值论，而是主客观统一的实践价值论或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的法律价值论也不是客观价值论，而是基于实践价值论的主观统一价值论。马克思认为法律价值是主体与客体、个体与社会、抽象与具体、阶级性与人类性以及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对立统一。

关键词：马克思；劳动哲学；价值；法律价值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8.01.004

我國马克思哲学研究者受苏联《联共党史·四章二节》中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阐释的影响，多年来一直将马克思哲学确定为物质本体论。本体论是哲学的基础，它直接影响人们对方法论、价值论和历史观的理解和阐发。将马克思哲学确定为物质本体论，使人们在把握马克思法律本体论、法律方法论和法律价值论上都产生了一定的偏差。

一、马克思法律价值论的哲学基础

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法律价值论以正确理解马克思的价值哲学为基础，正确理解马克思的价值哲学以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本体哲学为基础。马克思的劳动哲学价值论是马克思法律价值论的哲学基础。

本体论是方法论和价值论的基础，是哲学家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我国马克思哲学研究者受苏联《联共党史·四章二节》中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阐释的影响，一直将马克思哲学确定为物质本体论，从物质本体论出发，不仅不能正确解释自然世界，更不能正确解释社会、人和实践，不仅将自然界的本质看成是物质，甚至将社会、人、人的社会实践的本质都看成是客观的、物质的，他们说：“实践在本质上是物质的、客观的。因此，价值作为实践关系的产物，必然是客观的。”[1]7

在哲学本体论上，马克思认识到单纯从物质出发认识世界的物质本体论和单纯从精神出发认识世界的精神本体论都存在严重缺陷，强调要从社会实践出发认识世界，要在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对立统一中把握世界。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

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发展了，但

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2]503马克思还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诱入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够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501

马克思以前的很多哲学家曾经对价值问题发表了真知灼见，但是他们的价值论，要么是基于唯物主义物质本体论的，要么是基于唯心主义精神本体论的，都不能真正解释价值问题的本质。只有马克思哲学摆脱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偏见，既不单纯从主观出发，也不单纯从客观出发，而是从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对立统一出发，才能够真正解释世界，真正解释实践、价值等哲学的核心概念。以往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者将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确定为物质本体论，不能真正理解实践，也不能正确解释价值概念。

社会实践是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对立统一，将实践在本质上理解为物质的、客观的，也就在本质上否认实践的主观性，也就否认了实践的自觉性、能动性和目的性，这恰恰是马克思揭示的旧唯物主义哲学的问题所在，即“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不能正确地理解社会实践的本质，也就不能正确理解价值的本性，关于价值也只能一方面强调它是主客体之间的效用关系，另一方面又强调价值在本质上是物质的、是客观的。

马克思劳动哲学价值论强调从社会实践，特别是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社会实践即劳动出发去认识和把握价值，提出了劳动价值论。马克思说：“可见：人们实际上首先是占有外界物作为满足自己本身需要的资料，如此等等；然后人们也在语言上把它们叫做它们在实际经验中对人们来说已经是这样的东西，即满足自己需要的资料，使人们得到‘满足’的物。如果说，人们不仅在实践中把这类物当做满足自己需要的资料，而且在观念上和语言上把它们叫做‘满足’自己需要的物，从而也‘满足’自己本身的物（当一个人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时，他就对自己的需要、因而也是对自己本身，处于一种不满意的状态），——如果说，‘按照德语的用法’，这就是指物被‘赋予价值’那就证明：‘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因而，这也是‘价值’的种概念，而价值的其他一切形态，如化学元素的原子价，只不过是这个概念的属概念。”[3]406全面准确理解马克思这段话的精神实质，应该包括以下含义：价值在社会实践中形成，价值是劳动生产实践中客体与主体之间的效用关系，所以必须在主客体的对立统一中把握价值。强调在主客体的对立统一中把握价值，要突出价值是个体与社会、抽象与具体、理想与现实的对立统一。

首先，价值是个体性和社会性的对立统一。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主流价值取向，他们大都认为只有个人才是实体性存在，所谓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不过是个人利益的累加，所以只有个人才是真正的价值主体。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超越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反对将个人和社会对立起来，主张个人和社会都是价值主体，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是对立统一关系，对立性和统一性的哪个方面居于主导地位取决于社会实践及其社会历史条件，也就是说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突出个人价值还是社会价值导向取决于社会实践的历史条件，特别是取决于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实践的具体历史条件，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和劳动者都是历史的具体的，对价值性质和价值量都有决定性影响。

其次，价值是抽象性与具体性的对立统一。所有社会实践都是历史的具体的，所以从社会实践出发把握价值，当然要强调价值的历史性和具体性。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劳动工具以及作为满足人需要的劳动成果的价值都以它们的客观性为基础，劳动主体的劳动能力即他们利用劳动工具从自然界获取有用价值的能力也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因此不论是从主体说还是从客体说，对所有价值的把握都不能脱离具体历史环境，这正是马克思劳动历史观把握历史问题的特色，他也是以此来批判资产阶级的抽象价值论。但如果因此得出结论，说马克思根本否认抽象价值的存在，也就犯了马克思最反对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我们时时刻刻也不能忘记基于实践本体论的辩证方法论是马克思哲学的灵魂，是其思维方式的最根本特点，也是我们必须坚持的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只要有具体就可以对具体进行抽象，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一般性存在于个性之中。况且，以价值的具体性否认价值的抽象性，在社会实践中也会产生重大危害，不承认价值的抽象性，必然导致以价值的阶级性否认价值的全民性、以价值的民族性否认价值的人类性，而否认价值的全民性和人类性则必将导致人类社会建设难于确立不同阶级和不同民族之間的价值共识，加剧阶级之间以及民族之间的冲突，影响和谐有序社会的建立。

再次，价值是理想与现实的对立统一。社会实践具有客观历史条件，社会实践必须从现实出发，尊重客观实际，现实性是价值具体性的客观基础。社会实践又都是在主观价值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人的主观价值观念中必然蕴含着人类永恒的追求，人类的价值追求有的可以落实于当下，而有的则只能是应然状态的存在。不可否认，在阶级社会，价值的阶级性、民族性往往是现实的，而全民性和人类性则更可能是一种应然存在，然而应然的价值不会因此失却其价值，应然的价值超越具体历史环境、超越现实，它作为理想为人类指明发展的方向。

二、基于物质本体论对马克思法律价值论理解的偏差

以往马克思法学研究者都是从物质本体论出发的，而不是从社会实践，从主客体的对立统一出发，把握马克思的法律价值论，对马克思法哲学出发点理解的偏差，导致了对马克思法哲学主要观点的理解都存在一定的偏差。

首先，基于物质本体论夸大马克思对法律价值的物质性和客观性的重视。

以往马克思哲学研究者基于物质本体论，强调社会实践在本质上是物质的、客观的，所以价值也是客观的，在哲学上对于价值的这种总体把握，自然而然影响到对具体价值问题的把握。他们既然认为价值在本质上必然是客观的，那么自然也就认为“从价值论意义上看，法学价值论意味着一定的社会主体对一定法律现实的评价、选择及其价值取向”[1]8。也就是说法律价值也必然是客观的。

然而，马克思的劳动哲学强调从社会实践出发、从劳动出发把握世界，其根本思想就是强调不要单纯从物质出发，也不要单纯从精神出发，而要从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统一中把握世界。在劳动哲学看来，世界不是完全客观的世界，而是作为人的对象的世界，作为人的对象的世界是“人化自然”。在劳动哲学看来，必须从主客体的对立统一去把握法律，即使是现实中的法律也不是完全客观的，它既是主体的创造，又要不断被主体改造，当然这不意味着说，法律是完全主观的，不可否认，主体创造法律不能脱离客观环境，其对法律的改造主要也是因为客观环境的变化。在主客体的互动中，主体不能摆脱客体的束缚，但是主体也在不断落实自己主观的价值追求。因此，法律价值论不仅意味着一定的社会主体对一定法律现实的评价、选择及其价值取向，而且还包含一定的社会主体在制定法律制度时，影响立法行为的主观价值观念以及社会主体在执法、司法和守法过程中，影响其行为抉择的主观价值观念。也就是说，法律价值论不仅是社会主体对现实法律的价值评价，更重要是社会主体信守的法律价值观念，即影响社会主体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行为主观价值导向。当然，这些价值观念也不是完全主观的，它们也是社会主体对客观社会生活的反映，只是它们不是对社会生活完全客观的反映，它们也包含着主体对客体的批判。绝对不能忽视法律价值对社会客观生活的批判，只是客观反映社会生活的法律价值只能使法律适应社会现实生活，而不能具有对社会现实生活的批判、矫正、改造和引导的功能。

其次，没有将辩证思维贯彻到马克思法律价值论研究中。

只有基于实践本体论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精髓。世界观就是方法论。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或者说劳动本体论，强调哲学的实践本体概念，强调在主客体的对立统一中把握世界，劳动本体论为劳动辩证法思想提供了世界观基础。以往马克思哲学和法学的研究者，都是将物质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概念，所以也将辩证法作为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不理解马克思辩证法的核心是强调在主客体和主客观的对立统一中把握世界，辩证法就其本质而言是社会实践的规律。因为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所以在马克思法学法律价值论研究中不能做到真正贯彻辩证思维，偏离了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核心精神。公丕祥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通史》一书中将我国法学界法律价值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归结为两个方面，他说：“近几年来，我国法学界逐渐开始重视对于法的价值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一些较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但是也存在着两种偏向：一是截然否认法和法律的价值存在，抹杀法和法律与一定社会的自由、平等、权利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走上法律价值虚无主义；二是把法和法律的价值抽象化，把法和法律的价值看作超时空的现象，或者看作是主体心理活动的一种功能或产物。”[1]8

法律价值论中的虚无主义和抽象主义的偏向是确实存在的。法律价值论中的虚无主义在西方法学中影响甚广。在20世纪西方社会，实证主义成为西方社会科学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在社会学、经济学、法学领域中，学者们都强调要将价值判断从学术研究中剔除，要建立真正的科学的学术研究体系。改革开放后西方实证主义法学思想对我国法学界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实证主义对西方社会科学发展当然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其缺陷也显而易见，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法学界接受实证主义的时候，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的风头已过，社会科学研究开始向人文主义回归。在我国的法学研究中，与法律价值虚无主义相对立还存在另外一种错误思想，即法律价值绝对主义思想，将西方法律传统中的自由、平等等价值绝对化为任何社会法律制度建构必须遵循的价值导向，将西方社会多年法治建设的成果，作为其他民族法治建设的前提条件，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自由平等与西方社会的自由、平等的价值观不能有差别，至少实质相同。忽略了每一种价值观产生的环境都是具体的，其适用的社会也是历史的、具体的。法律价值虚无主义和绝对主义都是错误的，法律价值虚无主义是法律价值相对主义的极端化，是相对主义的直接产物。法律价值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在法律价值问题上看起来是针锋相对的，实际上他们的错误却是共同的，即都没有在法律价值问题上贯彻辩证思维，没有认识到法律价值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

法律价值抽象主义实质是法律价值绝对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即通过将法律价值抽象化而把它绝对化，忽略到法律价值存在的具体时间和空间条件，而将某些特定的法律价值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标准。我们在反对法律价值抽象主义的时候，也要反对法律价值的具体主义，即否定法律价值的抽象性，否定法律价值具有超越阶级、超越民族的共性。法律价值也是抽象性和具体性的对立统一。法律价值抽象主义和具体主义是将法律价值的抽象性和具体性绝对化的体现，这种思维方式显然也是违背马克思辩证法的基本精神的。

只有从劳动哲学出发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法学价值论思想。法律价值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对立统一，也是抽象与具体、个别和一般的对立统一。法律价值虚无主义和法律价值抽象主义确实都是错误的，但是同时需要强调的是在批判法律价值虚无主义和抽象主义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走向其反面，即陷于法律价值绝对主义和具体主义。辩证法强调在对立统一中把握事物，事物的对立性和统一性的关系也是对立统一的。

三、马克思基于劳动价值论的法律价值论

马克思哲学的价值论是实践价值论或劳动价值论，他主张从社会实践特别是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实践即劳动出发去把握价值，即在主客体的对立统一中把握价值。在价值问题上，主客体的对立统一表现为个体与社会、抽象与具体、理想与现实的对立统一，同样，应该在主客体的对立统一中理解法律价值，即在个体与社会、抽象与具体、理想与现实的对立统一中把握法律价值。

首先，法律价值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对立统一表现为，法律作为保护社会成员权利的方式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机制的对立统一。

在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超越了以往哲学家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整体主义、社群主义的对立，强调个人与社会彼此相互依存，个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社会也不能脱离个人而存在，个人和社会都是价值主体，社会整体利益不是个体利益的机械累加，社会成员个体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都应该得到社会文化的维护，马克思的社会哲学思想贯彻到法律价值论中，表现为个人和社会都是法律价值主体，法律既要维护个人利益，也要维护社会利益；法律既是保护社会成员權利的方式，也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机制，或者说法律的核心价值就是追求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平衡，为个体的自我实现创造必备的环境和条件。

法律作为保护社会成员权利的方式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机制，两种价值追求既有对立性也有一致性。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的自我实现都需要和谐的社会环境，和谐的社会环境需要每个社会成员都接受社会规范的约束和限制，卢梭所谓的“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4]4就是此意。法律为了保护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不得不给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划定合理界限，为了保证人们不会践踏、破坏这个界限就需要国家发挥警戒、监督乃至强制执行和惩罚的功能。和谐的社会环境是个体自我实现的前提条件，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该力求使自我的价值追求与法律制度的价值导向相契合，法律制度的总体价值导向则应该是在维护社会和谐的前提下，给予社会成员最充分自由权利保障。

法律作为保护社会成员权利的方式与维护社会和谐的稳定机制，两种价值追求发生矛盾的时候，是侧重于维护社会利益还是个人利益，不应该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实践问题，在理论层面个人自由主义价值观与社会整体主义价值观永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只有从社会实践出发才能超越二者的对立。社会实践是历史的、具体的，在保护社会成员权利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之间，何者居于矛盾主导地位取决于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特别是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活动即劳动的具体状态，这是因为物质生活资料是生存的前提，人首先要满足衣食住行的需求，才能从事其他历史活动，物质生活资料是由生产劳动实践提供的。这就是马克思基于劳动历史观的法律价值论的根本精神。

回首东西方传统法律文明，西方传统法律重民法、注重社会成员的权利保护；东方传统法律重刑法、注重社会秩序维护。东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的差异理论上看是个人自由主义价值观与社会整体主义价值观的差异，实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生活差异的反映，是农业生产还是手工业生产的物质生产方式、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交往方式的差异，在法律文化中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自然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历史转型中选择的道路，契合这种重大的社会历史转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价值观必须彰显的价值导向。

其次，法律价值的抽象性与具体性的对立统一表现为，法律作为统治阶级意志与法律作为公民公意的对立统一，以及法律作为维护国家内部和谐手段与法律作为维护国际和谐手段的对立统一。

法律作为统治阶级意志与法律作为大多数社会成员公意的对立统一，以及法律作为维护国家内部和谐手段与法律作为维护国际和谐手段的对立统一，也是马克思超越个人自由主义价值观和社会整体主义价值观的社会实践辩证价值观即劳动价值观在法律价值论中的体现。

在阶级社会中，社会成员被统治者强迫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掌控国家机器，法律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地位和权利设计的社会制度，法律体现的当然是统治阶级的意志。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虽然是相互对立的社会阶层，其利益追求具有根本性冲突，但是彼此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利益一致性。统治阶级为了稳固统治地位，不得不将剥削和压迫程度限定在被统治阶级可忍受的范围内，所以，法律也不得不体现一定的被统治阶级的意愿。马克思说：“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2]536-537另外，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尽管是相互对立的两个社会阶层，但他们毕竟都是人类社会成员，法律也要体现维护基本人性的价值观念，人本主义是任何时代法律应该具有的价值追求，只不过是这种价值追求体现的程度不同。所以，法律总是统治阶级意志也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公意的体现。总体上说，统治阶级意志在阶级社会的法律价值中居主导地位，大多数社会成员公意在不同时期的法律中体现程度不同，一般来说，在一个历史阶段的上升期公意能够得到更多体现，历史没落时期公意难得体现，这也是人民起来革命推翻这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原因。随着社会发展，法律价值中公意应该得到越来越多的体现，社会主义社会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不存在了，法律从根本上来说不应该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而应该是公民公意的体现。

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民族形成了不同文化，社会人际关系具有不同性质，法律作为协调社会关系的机制，要从社会实际出发，必须彰显民族价值观念特色，才能实现既和谐社会关系又保护社会成员权利的社会功能。法律价值有很强的地域性。但是各民族的文化，也有共性，民族国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人类是一个更大的利益共同体，民族文化的共性和民族间的共同利益是法律价值人类性的基础。保持民族文化多样性同时促进民族文化融合是人类总体文化发展的方向，法律文化发展也不例外。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每一个民族都应该在人类社会整体秩序建构中贡献富有民族特色的法律价值观念，同时放弃与人类文明发展相悖的法律价值观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法律价值导向必须保持民族性和人类性统一。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社会法律制度建设在很多方面是从无到有，不得不借鉴其他民族法制建设的经验，这对中国社会法治进程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因为缺乏中国特色的法学研究，没有凝练出民族特色的法律价值观念，所以，在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中，只能被动接受其他民族制定的规则，还要不断接受不能完全符合规则的指责。加入WTO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十几轮谈判与其说谈判不如说是接受审判，即使最终签约还要附带一系列责难。

中华法系是与中国数千年农业文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其与现代社会有诸多的不契合，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是它也凝结着中国人数千年的法律智慧，全面否定其价值，显然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提炼其精粹，并赋予其现代内涵，正是中国人可以为人类法治文明做出的特殊贡献。中国要想真正融入世界秩序，就不仅要学会遵循世界规则，而且要利用中国智慧为世界规则体系设计提供中国方案，为和谐的世界秩序建构奉献中国特色的法律价值观念。

再次，法律价值的理想性和现实性的对立统一表现为，法律的社会规范价值和社会引导价值的对立统一，以及在公民内在价值系统中法律的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的对立统一。

法律是最基本的社会行为规范体系，要发挥社会行为规范体系的约束、调节和惩罚的社会作用，法律价值要契合社会实际情况，既要契合社会客观环境条件，也要契合社会成员内在价值的当下状况。同时，法律也要彰显对社会核心理想信念的维护，法律不仅要协调、规范社会关系，也要引导社会不断发展。在一般社会历史时期，法律规范性和理想性价值，尽管也会有一定取向差异，但是基本导向一致，在社会历史转型期，维护当下社会秩序与引导社会进步就可能产生比较大的价值冲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就是处在中华民族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关节点上，规范社会秩序与引导社会进步存在巨大张力，社会立法、执法和司法者都应该培养辩证思维，准确把握法律规范价值和理想价值的对立统一。

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将人们合理性的行动分为工具合理性行动和价值合理性行动。工具合理性行动是行为对于实现目的的手段意义，其合理性标准应该是效率，越是有利于目標实现的，合理性就越高；价值合理性行动是立足于信念、理想的合理性之上，衡量行为的价值合理性的标准应该是行为体现的价值观念与本身的价值信念的契合程度。韦伯关于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观念与伦理学理论中功利主义与义务论的分歧有相似性，功利主义评价行为善恶时更重视工具合理性，而义务论则更重视价值合理性。作为社会基本规范体系的法律其价值必须是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统一。

法律价值必须彰显工具合理性。彰显工具合理性要求法律要注重时效性，作为保障个体权益和社会和谐的手段，立法、执法和司法都应该重视法律落实的社会实际效果，为此，法律价值既要契合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也要契合社会成员内在价值观念的实际状况。法律价值也必须彰显价值合理性。彰显价值合理性要求法律在维护人类文明的基本信念上，不能苟且，要坚决打击当下社会陋习。社会法制教育要引导社会成员接受法律规范的约束，更要促使社会成员将法律价值内化于心，形成基本信念。美国法学家哈罗德·J·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它不仅包含有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还包含了他的情感，他的直觉和献身，以及他的信仰。”[5]3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6]

劳动哲学本体论和辩证法是马克思法律价值论的哲学基础，只有坚持劳动本体论、劳动辩证法和劳动历史观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法律价值论。

[参考文献]

[1]公丕祥.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论述[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2]马克思，恩格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6]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4-10-29.

On the Theory of Legal Valu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Philosophy of Labor

HUANG Yi-chao，TIAN Hai-jian

（College of Marxism，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