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价值观法律文化论文

[摘要]位于我国西部边陲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诸多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是多民族国家的有机构成，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容忽视的地缘政治地位和战略地位，由此决定了新疆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既关乎我国的政治现代化，更是关乎国家治理效能、治理现代化的大事。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核心价值观法律文化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核心价值观法律文化论文 篇1：

警察法律文化的特征

【摘要】警察法律文化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警察法律文化的政治属性体现在对统治阶级的忠诚和服从上。其时代属性表现为警察法律文化产生于特定的历史阶段，且不同时代警察法律文化的内涵不同。其服务属性体现在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为国家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其纪律属性体现在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和内务纪律的严格遵守。

【关键词】警察 法律 文化 特征

【基金项目】该论文为湖南省公安厅科技计划项目“警察法律文化构建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称。狭义是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与设施。[1]法律文化作为文化的一个分支，是指一个民族或国家在长期的共同生活过程中所认同的、相对稳定的、与法和法律现象有关的制度、意识和传统学说的总体。包括法律意识、法律制度、法律实践，是法的制度、法的实施、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等活动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智慧和知识，是人民从事各种法律活动的行为模式、传统、习惯。警察法律文化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警察身份和警察职业及警察执法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行为模式和思想模式。

警察法律文化是新时代“文化强警”，全面提升警察素质的软实力工程，对警察执法行为规范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作为警察法律文化，除具有中国法律文化的特质外，还具有其本身的一些固有特征。

一、政治属性

由于法律是由统治阶级制定，并体现统治阶级意志，因而一定社会制度下的警察法律文化必定具有该社会制度下鲜明的政治性特点。在我国新时代，警察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是武装性质的国家治安行政力量和刑事司法力量，担负着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三大政治和社会责任，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基本保障。因此，作为我国当前的警察法律文化，其核心的要求就是政治首位。警察法律文化其政治性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忠诚意识。2017年5月19日，在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政治的全局的战略的高度，鲜明提出“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新时代公安工作总要求。为公安事业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引领、指明了前进方向。其中对党忠诚位居总要求之首，可见，在总书记心里，警察对党忠诚的无比重要性。因此，作为警察法律文化，其鲜明的政治性就体现在对党忠诚。对党忠诚是警察法律文化的政治灵魂，这不仅是公安机关政治建警的根本要求，更决定着公安机关的政治站位。

警察法律文化之忠诚意识具体体现在：各级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要自觉形成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意识，将言行统一到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确保政令警令畅通。要时刻牢记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并形成强烈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把“四个意识”自觉融入火热的公安工作和斗争实践，永葆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政治本色。

（二）服从意识。美国著名的西点军校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只有具有服从品质的人，才会在接受命令之后，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想方设法完成任务；即使完成不了也能勇于承担责任，而不是找各种借口来推脱责任。由此可见，一个人如果连服从都做不到，怎么能具有很强的责任感、纪律观念和自律意识？又怎么能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组织利益之间的冲突？人民警察作为一支党领导的纪律部队，自然是一切行动听党指挥，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

在警察法律文化中，服从意识是警察忠诚意识的具体体现，服从意味着忠于党，自觉听从党的指挥，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警察如果缺失服从意识，则这支部队就会迷失方向，就会丧失战斗力，就无法应对国内外各种严峻形势的挑战。

二、时代属性

警察法律文化的时代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警察法律文化产生于特定的历史阶段。中国警察制度起源参考自欧洲现代的警察制度，于晚清开始取代传统的衙役制度。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古代并没有专门的警察制度， 古代警政合一，军警不分，府、县行政长官兼管社会治安和司法审判等事宜，只是在府、县衙门内设有巡守、捕快等类似现代警察职能的人员，负责社会一线维持治安、抓捕人犯等工作。直到清末中国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警察制度。[2]由于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没有专门的警察体制，因而也就不存在所谓的警察法律文化。随着中国现代警察制度在清朝末期出现，中国警察法律文化才经过漫长的发展慢慢形成。

专职警察制度产生于资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后的欧洲。由于近代西方各国国情不同，因而其所建立的警察制度在形式上又有很大差别。根据这种差异，西方警学界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西方警察制度分为两大主要类型：一类以法国、德国、奥地利等为代表，因其地处欧洲大陆，又都是大陆法的继承者，其警察制度被称作大陆型警察制度（the Continental model或the Police System of Civil Law）；另一類以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为代表，因其地处海洋环抱中，又都延袭了海洋法（普通法），故其警察制度被称作海洋型警察制度（the Anglo？鄄saxon model或the Police System of Common Law）。[3]二战后大陆型与海洋型警察制度在演变过程中已相互靠近，乃至于相互融合。因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警察法律文化同样是在其现代警察制度的确立和演进过程中慢慢培养和形成的。

（二）不同时代警察法律文化的内涵不同。警察法律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在欧洲，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其法学家、社会学家、阐述了一系列的理论和主张。其法律文化追求天赋人权，平等、自由、正义，强调罪刑法定、罪刑均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价值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人权保护成为其核心内容。基于此，其警察职能主要就是打击犯罪，维护公共秩序，具有单一性，因而警察法律文化的核心就是维护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保护资产阶级统治者的既得利益。在资产阶级政权稳固之后，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社会分工更细，民众期望更高，因而警察除了打击犯罪，维护公共秩序外，增加了更多的社会职能。如预防犯罪、保护公民人身和财产免受侵害、保护公民享有宪法赋予的权利、保障交通便利、调解纠纷、保障社会具有安全感、维护社会秩序、紧急救援、为老百姓提供帮助等。而警察这些社会职能的增加，使警察法律文化的内涵进一步丰富。

我国警察法律文化是整个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在警察机关警务活动过程中和日常管理中的呈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公安工作的重点就是打击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残余及敌特分子的破坏活动，维护社会稳定，保护新生的人民主权，因此，当时的警察主要具有政治镇压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两项职能。在此背景下，其警察法律文化的核心内容就是遵从使命，听党指挥，坚决、彻底、干净肃清一切敌特分子的破坏活动，忠诚为新中国的稳定保驾护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警察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在新时代，除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老百姓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之外，人们的思想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每个人的个体意识不断觉醒和强化，人际关系相较于过去也变得更为复杂。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客观压力要求我国的警察部门要对自己的职能做出相应的变革，以适应转型期的社会需求，所以在新的历史时期，服务公众、服务社会已经成为了警察职能转变的一种趋势。警察原有的政治镇压职能减弱，社会管理职能增大。与此相对应，新时代警察法律文化的内涵自然就新增了公平公正、文明服务、核心价值观等新的内容。

三、服务属性

在新时代，随着警察社会管理职能的增加，如何创新管理理念、改进管理模式、增进服务意识，拓宽服务领域，已成为摆在公安机关的紧迫任务。而在警察的社会管理职能中，公众更关注的是警察的服务职能。警察在履行社会服务职能，为社会和人民群众提供警务服务的过程中，以下理念必然成为警察法律文化的重要内涵：

（一）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理念。当前，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人民警察，首先要树立国家总体安全观，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防范和打击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维护新时代国家安全。其次要树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理念，以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构建好社会治理系统工程，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加快信息化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为人民群众提供一个安全、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使人民群众有更多的安全感。

（二）为国家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征程中，人民警察的职责就是保驾护航。因此，新时代公安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就是紧紧围绕经济发展大局思考问题，研究工作，切实增强大局意识、中心意识和服务意识，正确认识和处理发展与稳定、执法与服务的关系。在服务国家经济建设中，要变被动工作为主动服务，自觉当好振兴经济服务的模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着力提高风险防范化解能力，增强对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驾驭能力，为国家经济建设发展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

（三）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理念。目前，影响警民关系的因素较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警察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做得不够好。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因此，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决定着公安机关的性质本色，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是衡量和检验人民警察的重要工作标准。

四、纪律属性

人民警察是在中国共产党绝对带领下的纪律部队，因此，纪律严明决定着公安机关的治警方针，体现着纪律部队的管理特点，是打造过硬队伍的根本路径。在警察法律文化中，纪律性的要求包括以下内容：

（一）政治纪律。政治纪律是有关人民警察政治觉悟、政治行为和政治言论方面的规范。基于人民警察的性质，人民警察有关政治方面的纪律主要有：不得散布有损于国家声誉、形象和威信的口头或书面言论；不得参加国家明令取缔、禁止以及未依法得到批准的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不得参加以反对国家为目的的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不得参加罢工等。政治纪律要求人民警察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完全一致，始终把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最前面。

（二）组织纪律。组织纪律是对人民警察行动上的要求。其基本内容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不参与派性活动，听从组织调度，自觉接受监督，无条件地完成领导交办的工作。确保公安隊伍令行禁止、步调一致，确保法令、政令、警令畅通。

（三）工作纪律。人民警察的工作纪律包括积极履行公务，秉公执法等方面。积极履行公务，一是严格履行《人民警察法》规定的各项职责，尽职尽责，恪尽职守；二是正确行使《人民警察法》规定的各项权力，绝不以权谋私；三是执法不阿，敢于同一切不正之风作斗争。坚持秉公执法、公正执法、廉洁执法。

（四）内务纪律。人民警察的内务纪律涉及人民警察的内部管理与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等方面。一是要求在人事管理各个环节公开公正公平，保证唯才是举，任人唯贤；二是对待人民群众文明礼貌，热情耐心，不推诿搪塞，不敷衍了事，不吃拿卡要，不谋取私利。

参考文献：

[1]《辞海》（下），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4117页. [2]朱健雄.《国内外警察制度溯源及警衔制度概况》，载《公安管理研究》2008年第4期，第53页.

[3]马亚雄.《大陆型与海洋型两大类警察制度的特征、演变和影响》，载《公安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第28页.

作者简介：

徐跃飞（1965-），湖南警察学院治安系主任，教授，法学硕士，主要从事刑事法研究。

作者：徐跃飞

核心价值观法律文化论文 篇2：

新疆现代法律文化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及其实践研究

[摘要]位于我国西部边陲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诸多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是多民族国家的有机构成，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容忽视的地缘政治地位和战略地位，由此决定了新疆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既关乎我国的政治现代化，更是关乎国家治理效能、治理现代化的大事。新疆少数民族成分复杂，民族人口占比较高、分布较为集中，其治理理念、治理制度、治理方式以及治理实践都离不开现代法律文化的引领与保障。因为法律文化可以对各民族的思想观念、行为规范以及社会结构等进行科学调适与有效整合，促使不同群体成员的价值取向、是非评判、行为抉择等趋于理性化、秩序化、规范化，进而推动新疆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关键词]新疆;现代法律文化;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践研究

[作者简介]赵赟，女，兵团党委党校法学教研部教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法、法律文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1年，也是新疆地区现代法律文化建设蓬勃发展的71年。伴随改革开放、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以及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召开，新疆地区的民主法治建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始终立足于新疆社会稳定大局，相继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法律等领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变革实践。法律文化也随之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深刻反映和影响着新疆地区法治建设与社会治理的进度、广度和深度。对新疆地区现代法律文化的发展轨迹、变迁特征的探索，是对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贯彻与实践，更是有效应对新疆特殊形势的迫切要求，并从根本上为实现新疆工作总目标以及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铸牢强有力的思想基石。

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法律文化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性的特性，是引导新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更是实现新疆长治久安的强大杠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1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亦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因此，社会治理需文化力量的有力支撑，更需要现代法律文化的引领与保障。因为法律文化之于新疆的“长治”，可以起到以文化凝聚人心、以文化引导民意、以文化孕育法治共识的不可替代作用，使各族人民群众从中国历史、中华民族法律文化的深厚历史底蕴，从多民族共同构成的大一统格局的宏大背景来认识新疆的发展历程和法律文化的变迁演进，才能正确对待并妥善处置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的关系，从而树立中华民族高于一切、法律至上的精神追求和政治理想。因此，加强现代法律文化建设，充分彰显以文化人的导向功能，才能建新疆“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地区现代法律文化建设取得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关于稳疆治疆、安边固疆的战略总部署以及自治区党委贯彻落实依法治疆的系列重大举措，启动了新时代新疆现代法律文化建设的崭新篇章，将新疆的法治文明建设引领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自治区党委在对党领导人民开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成功做法进行深入阐释和科学归纳的前提下，对依法治疆方略不仅探索并实践创新，还发展完善了符合新疆特性、反映依法治疆客观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新疆各族群众法律价值观的树立、法律制度的制定以及法律实践活动的有效开展均提供了必需的理论与实践指引，有力地维护了社会大局的稳定，保障了各族群众的合法权益，使各族群众紧密地融合為血脉交融、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开启了新疆现代法律文化建设的全新历程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创立的制度，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为新疆的开发建设，形成平等互助、团结和谐的民族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正式成立，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新疆的法制实践中取得了丰硕成就。自治区始终坚决捍卫国家宪法法律的尊严，贯彻执行国家的大政方针，同时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依据，以促进各民族平等与和睦繁荣为目标，大力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建设;并运用法律武器保护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通过各领域的法治建设积极应对市场经济、民族关系及其“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等现象带来的严峻挑战，持之以恒地促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正常有序运行，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显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新的历史时期有效治理新疆的基本政治制度，构成我国边疆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贯彻执行为实现新疆的长治久安提供了必需的制度支撑，不仅使新疆的社会治理在法治轨道内有序开展，而且为新疆现代法律文化的发展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二）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现代法律文化建设得到极大发展与繁荣

在改革开放的深刻影响下，自治区对经济发展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为大力推进新疆经济建设、社会进步的步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相继颁布了一系列规范各类市场主体及其竞争行为、维护正常经济秩序以及加强宏观调控等各个领域的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以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制度遵循。先后制定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经济立法工作的决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规划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管理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管理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农业技术推广法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营科技企业条例》等一大批地方法规，为维护新疆社会经济秩序的高效运转，推动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社会稳定等都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保障作用。

显然，这一时期无论是从地方性法规还是政府规章的立法分布来看，经济领域的立法呈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尤其是城市发展建设与社会管理方面的法规数量上升较快，对法律本质的认识已由以往的“工具论”向现代“治理理念”转变。市场经济和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缜密相连，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与完备是现代法律文化形成、赖以生存成熟的必备前提，现代法律文化、相关经济制度规则的形成与发展又为市场经济的良性运作、新疆的长治久安创建较好的法治氛围。因此，从一定程度来看，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对现代法律文化的产生和形成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反之，符合市场经济需求的法律文化又必然是在市场经济的推进过程中培植和生发的。法律文化所具有的演进性、发展性，也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社会进步而不断完善的。所以，在相关经济法规的全面落实下，新疆地区的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现代法律文化建设得到极大的繁荣，充分彰显出法律文化引领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张力。

（三）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对新疆现代法律文化建设内容的丰富

2010年5月召开第一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疆关乎整个国家安全、核心利益的战略高度出发，毫不动摇的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指示国务院制定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全面深化民族区域自治法在各民族地区的落实，进而推进新疆各项工作的规范化、法治化建设。坚持顶层设计、宏观统筹，动员全国各地倾其之力建设新疆，启动了新一轮的对口援疆工作的全面展开;并从维护新疆稳定的治本之策出发，强化以确保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教育，坚决捍卫祖国领土完整和法治统一。

2014年，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中央科学分析了新疆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明确了新疆工作的主旨、基本任务和主攻方向，并对未来一个时期内新疆工作作出了系统部署和安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疆工作必须要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这个总目标，高擎社会主义法治的伟大旗帜，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的治疆方略，推进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由此可以看出，依法治疆论述是对党中央治疆方略的持续深入与进一步升华，深刻阐释了稳定与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为法治新疆的建设明确了目标和前进方向，更是新的历史时期，中央依据新疆境内外形势和全国安全大局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论断，团结各族人民群众致力于平安新疆建设的首要举措，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和长远性的历史意义，是依法治国方略在新疆的具体法治实践，为进一步拓展依法治国之路开创出一个新的境界，同时也极大地发展丰富了新疆地区现代法律文化的内涵和外延。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多谋长远之策，多行固本之举，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这次会议从历史与现实相贯通的高度对新疆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进行统筹规划，体现了党中央治疆理念和治疆模式的伟大创新，意味着法治是维护新疆稳定的引领和保障，文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植根塑魂工程，发展是新疆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而现代法律文化的构建则是确保新疆持续稳定长期稳定的重要任务，为推进新疆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二、现代法律文化是推进新疆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新疆在国家总体安全观、国家整体利益与国防布局中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地位，其治理能力、治理水平事关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是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历程中的重要内容。增强新疆地区各民族成员的国家认同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要用超越各民族族别利益、反映各民族共同价值理念的现代法律文化为引领。因为现代法律文化是一个内涵价值体系、规范体系以及法律体制机制在内的综合范畴，它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政治文明发展历程最初的、最直接的特质以及本源面貌，也是各族群众对社会活动治理历史经验的深刻阐释与总结，不仅为提升新疆社会治理水平提供有益的借鉴，而且对实现治理高效能提供必不可少的智慧方案。特别是现代法律文化的构建可以引导各民族群众从灵魂深处、思想意识以及法治模式方面为社会治理开拓道路，明确发展方位，为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必不可少的法律知识和法律价值观念。而这些知识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各民族群众的理性思维，增强其明辨是非、善恶判断的能力，从而强化行为的规范化、理性化。

马克思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1可见，现代法律文化的生发、兴盛离不开与先进生产力相适应的物质基石，是在商品经济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背景下形成的，是为满足并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而萌生孕育的一种法治形态的法律文化。从现代法律文化的生成机理及其科学合理、良善可期的法律体系的全面构建而言，对多民族地区无疑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极为有效的内在因素;它以科学民主、理性的法律体系为根本，公平正义、竞争有序的法律实践活动为载体的有机协调、互动融合的完整统一体，不仅有助于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认可，以推动各民族同一法律价值体系的认同，逐步建立各民族共同遵守的规则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而且会成为新疆地区社会治理强大的生命力，每天都在以其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各民族群众的思维模式以及行为选择，对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从而最终实现新疆地区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三、現代法律文化构建视域下制约新疆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突出问题

（一）新疆地区现代法律文化发展较为缓慢，致使其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导向力较低

历史上，新疆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以血缘关系、宗法姻亲关系为主要纽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传统社会，也是民众个体相互赖以生存的基本社会单元，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尽管随着现代文明、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作为共同体传统的“熟人社会”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民众共同生活单元的实质并没有完全改变，因此出现了一个村庄中较为普遍的一个家庭有几十口人的大家族现象。在这种“熟人社会”中，民众的伦理道义、情理教化的观念较为根深蒂固，认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主要靠礼仪道德规范即可，致使法律的重视程度及其适用不够。尤其是少数民族人口布局集中、结构单一，民众的思想保守、观念陈旧，其法律意识与法治观念较为匮乏，加之法律文化建设的起步较晚，现代法治文明的传播力度与推广深度不够，法治环境不完善、法律文化的氛围不够浓厚，致使无论思想基础还是硬件软件设施的基础建设均不足，决定了现代法律文化建设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局限性，在治理理念、制度架构以及法治行为等方面均制约着经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由于现代法律文化的凝聚力、整合力还不够，难免会出现某个民族或多个民族过分强调本民族的特性，激发狭隘民族意识的膨胀，造成不同文化族群间的罅隙越来越大，进而导致微观层面的单一民族文化认同的凸显。因此，如果缺失现代法律文化的正确导向，没有深入到各族群众内心与血液中的宪法法律至上价值观的浸透和传承，就很难实现社会依法治理、系统治理的高效能。

（二）新疆地区市场经济的发展相对滞后，致使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生动力不足

从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视野考量转型期多民族地区法律文化与社会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为新疆的长治久安提供强大的经济驱动力。因为现代法律文化的生发基础是在市民社会、契约社会的土壤中建立的，以市场经济为根基，以责权利明晰的契约关系为联系纽带，尊重与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权益，强调规则意识、程序意识与法治意识。由此决定了市场经济有助于各民族形成较为理性化的交往关系，增进不同民族彼此间的认同及其对国家的认同，并进一步强化各族群众依规则、依程序办事的自覺意识，进而成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内在活力。但是新疆偏处于祖国大西北一隅，无论是自然禀赋条件还是生态环境都比较脆弱;市场化意识、市场经济的基础均较为匮乏，市场主体单一。加之受历史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以及地理环境的局限，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商品经济发展诱因不足，以至于市场化程度较低，使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创新动力不足，延缓了多民族地区迈向现代文明的进程。

尤其自治区少数民族人口多，且整体上接受文化教育的水平不高，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有限，导致很多少数民族群众接触新事物、新知识的机会较少，以至于其更多的秉持着传统的生存发展观念，而缺乏现代市场经济的理念。一些群众考虑较多的只是基本生活需求，而很少思考如何拓宽自身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因此就业能力、竞争能力不足，这既不利于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交融，也不利于少数民族群众融入新社会与现代化治理的氛围中。

（三）境内外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不断渗透，严重干扰了社会治理现代化良好法治环境的形成

当前，伴随国际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我国正处在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复杂的时期，境内外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更是加快对我国的“和平演变”，恣意推进西化、分化战略，妄图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寻找和打开突破口，以达到对我国的长远发展进行牵制和遏制，新疆地区由此成为各种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主攻目标和渗透重点。加之与新疆相邻的周边国家也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安全问题的复杂性、多变性，致使政治安全的维护、文化安全的守护、领土主权完整的捍卫任务更加艰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1因此，意识形态领域是反分裂斗争的重要阵地，是关乎人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行为选择的争夺人心的看不见硝烟的“无形战场”，争夺与反争夺、控制与反控制、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异常激烈，对新疆地区的现代化建设造成严重干扰和破坏。

四、加强现代法律文化建设，推进新疆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

新疆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民族众多的特殊地域，加强以平等互助、公平正义、诚信和谐为导向的现代法律文化的构建是一项复杂艰巨且又不可一蹴而就的系统工程，必须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社会思潮，充分发挥现代法律文化在治理边疆、推动长治久安方面的引领作用。在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以及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的指导下，坚定党的领导，从宏观的全局思维、长远的战略思维、系统的法治思维上去筹谋，切实把现代法律文化中先进的法治理念、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建设各族群众有责、尽责的共享社会治理共同体，才能成就新疆长治久安之大业。

（一）加强党对现代法律文化构建的领导，推进新疆地区依法治理的进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进行了制度体系的系统规划，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亦明确“坚持加强党对新疆工作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定海神针”，要切实贯彻到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而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其本质就是崇尚宪法和法律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威。新疆多民族聚居的实际区情决定现代法律文化的构建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作用，依照宪法和法律法规管理好辖区内的社会事务、管理好经济文化事业。新疆地区法律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构成，也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丰富与完善，是推动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进一步发展创新的重要力量。加强和改善党对新疆现代法律文化建设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国家历史实践以及法治建设规律的必然要求，为法律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指引和方向遵循，从而确保新疆的社会治理始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轨道上前进。

现代法律文化的建设是一个庞大工程，启动这项工程，不仅要将其置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大背景下筹谋，更要坚定党的领导。要弘扬新疆现代法律文化的主旋律，具体而言：一是党要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对新疆长治久安目标下现代法律文化的构建进行顶层谋划，进行科学定位，明确前进方向和努力目标，分解任务，明晰责任，逐步健全和完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理论体系。二是在党的领导下，各级领导干部要从新疆工作总目标的高度重视法律文化的建设，以意识形态安全为着眼点，率先垂范，有目标、有层次的推进法律文化的建设，强化法律文化建设的相关软硬件设施的更新、配置与完善，增强法律文化传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三是党要为现代法律文化的研究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和专业人才队伍，培养一支我们党领导的高水平、高素质的法学理论研究队伍，为新疆的和谐稳定建言献策，发挥法学智库的作用。四是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将社会各方面有效的资源大力整合，形成推动现代法律文化构建的强大合力，不断为法律文化的建设以及相关理论的研究提供技术支持和物质帮助，进而为新疆的依法治理、系统治理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二）强化新疆地区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充分发挥其推进社会治理高效能的引領力

法律文化建设是关乎意识形态安全重中之重的首要环节，必须从国家宏观战略角度以及国家安全的高度来深刻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意义。现代法律文化的构建则是社会有效治理、安边固疆、兴边富民的强大基石，在推进新疆地区长治久安的进程中，必须把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摆在至关重要的地位，充分发挥其在社会治理中的导向辐射作用。

首先，要坚持尊重宪法法律权威、法治统一之下的多样性，传统的、富有民族特色的法律文化的长期存在是不可规避的客观现象，其在本民族群体中所发挥的实际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但凡世界任一民族其文化都具有鲜明的特色，应在兼容并蓄中坚持国家主体法为主干的引导地位，通过各种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法制宣传活动，逐步深化各族群众对国家法的认同，同时在互动中打造并提升区域文化特色，进而不断强化现代法律文化的感染力。

其次，在传统法律文化的扬弃方面，倡导和扶持各民族群众在思想上、制度上重塑传统法律文化，促进它与时俱进，向现代化的方向转型，使其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从而创造适应法治现代化所需要的文明环境。同时，要让各族群众有清晰的识别力，只有强化各民族间的友好交往，才是承继优秀传统文化的正道坦途。而那些妄图将民族习俗宗教化、把宗教活动引入歧途的行为，则必然将民族传统文化导向歪门邪路，必须要态度果决的抵制。

此外，现代化的社会已不可能使任何民族或族群徘徊在文明体系之外或永远桎梏在因循守旧的社会之中。因而决定了新疆法律文化迈入现代化，必须要推进各民族深度交往交流交融的各种活动，使少数民族群众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从农耕文明迈入现代文明。

（三）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法律文化，为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保障

“商品经济这一社会人类学的历史运动，同时伴随着文明社会法权关系与法律文化的深刻改变。”1市场经济即是法治经济，是生成现代法律文化必不可少的前提;而法律文化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内在要求，没有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不会有蕴含现代文明的近现代法治，也就不会有作为法治化标志的近现代法律文化，这是经历史实践充分阐明的客观规律。市场经济秩序的正常化必须通过法律规范形成和维持，离不开法治，也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文化。

首先，充分利用各种援疆力量、有效的社会资源，优化新疆特别是南疆地区的经济结构，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市场经济跟进的步伐，转变革新少数民族群众保守滞后的观念，进而提升自我造血、自我发展的能力。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大力推进，一方面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使闲散、富余劳动力有业可就，增加收入，创造美好生活;另一方面也能带动社会的结构性变化，使基层社会传统的依赖血缘与姻亲牢固维系的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结构受到震动，而代之出现的则是现代化产业所催生出的制度化框架和法治化管理，使各民族群众走出家庭，走向社会，融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去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其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深入推进，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引导各族群众在流动和转移就业的过程中形成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促进传统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变。

此外，市场经济能进一步增强各族群众权利义务相互统一的法治观念。融入市场经济的各族群众实现了农牧民身份的“华丽转型”，从农牧民转变为企业员工、个体工商户等，极大地激发了其市场主体的意识，在严格遵循国家法律法规、企业规章制度的前提下平等的经营运作，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履行法定的义务。在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情况下，各市场主体彼此之间是一种平等互利的关系，这种关系会逐步带动并辐射其他群体，进而深化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意识，成为各族群众之间深度交流交往的重要规则，促进现代法律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

（四）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疆地区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

新疆反分裂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分裂、极端思想是危害新疆各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的最大毒瘤，只有从意识形态领域铸牢各民族群众坚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极大地融汇起各民族的凝聚力，化解离心力，从而彻底根除分裂主义恣意策反活动的空间。

首先，必须要妥善处置好族属意识和公民意识的关系，要着力强化各民族群众的公民意识。针对实践中一部分人个体民族意识膨胀，中华民族意识淡薄，重教民身份轻公民身份，强调自身的民族权利，而忽视或无视公民法定义务的问题，必须要进行教育和引导，否则就会成为境内外各种分裂势力借此挑起民族分裂、制造民族矛盾的有利条件。要通过政府部门、基层党组织以及社区对各族群众进行思想指引，要让群众深切地认识到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公民，必须要认同自己身处的国家，要热爱伟大的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只有确认了自身的公民身份，树立了公民意识，才会孕育出“国家至上”的价值观念，自觉维护集中统一的国家政治共同体。只有各民族群众树立起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真正遏制分裂倾向，铲除分裂主义阴险图谋的空间，消除政治分歧，筑起新疆长治久安的牢固精神堤防。

其次，运用法治资源强化对法治统一的认同，亦是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举措。境内外分裂、极端势力极力消解并侵蚀各民族群众的国家大一统意识，歪曲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执政合法性，割裂新疆地区法律文化与中华民族法律文化的联系，企图达到推翻我国政权的非法目的。对此，要在各民族群众中大力弘扬和传播以国家统一、法治统一为主导价值衡量的历史传统，倡导团结一致维护宪法法律尊严的法治理念，实现中华民族法律文化认同。同时，通过刑法、反恐怖主义法的强制性和震慑力严厉打击惩罚民族分裂犯罪分子，使民族分裂组织及其团伙得以彻底清除。在法律特殊运作机制下将各族群众的行为规范在国家许可的秩序范畴内，进而逐步强化国家认同，由此极大地压缩和根除民族分裂主义滋生的空间和土壤。

此外，以国家法律主导的形式推进“民族互嵌”社会结构的形成，是铲除分裂主义土壤的关键之举。近年来，自治区党委及各级政府发布相关文件，大力推进各地实现“民族互嵌”居民结构的形成，以增强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显然，该项工作属于典型的国家、政府主导的民生工程，会涉及一系列的安置、就业、教育、医疗等诸多生计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仅有政策、文件的依据远远不够，亟需要国家从制度上做出顶层设计，建立起国家法律主导的“民族互嵌”社会结构。依法推进互嵌，依法构建互嵌，真正实现各民族在居住环境以及居住心理上的全方位互动和频繁交往，从而彻底根除分裂主义滋事的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2]梁治平.法辨：法律文化论集[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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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厉声.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7]厉声.中国新疆多民族区域的历史发展[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

[8]张晓辉.多民族社会中的法律与文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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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白京兰.一体与多元：清代新疆法律研究（1759-1911年）[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杨伟民

作者：赵赟

核心价值观法律文化论文 篇3：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启示

摘 要：中国作为一个古老而厚重的国度，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其中的传统法律文化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探讨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德主刑辅”、“无讼”、“慎刑”、“民本”及“天人合一”的思想，以期为我国新时代法治建设探寻历史根源，为全面深入推进依法治国提供历史借鉴。

关键词：传统法律文化;新时代;法治建设

作者简介：司春霞（1979-），女，河南鄢陵人，法学硕士，中共重庆市大渡口区委党校，教师，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法学理论。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中国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史中，一直伴随着法律的发展、继承和扬弃，从而也积淀了丰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指从夏代至清末以来的中国农业社会的法律文化。它是我国五千年法律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总称。它包含着我国古代的法律思想、法律意识、以及历代演变的法律制度。中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历史上为中国的法制发展提供了精神引领，也将为新时代的中国法治建设提供历史参考。习近平总书记说：“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在21世纪的今天，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再次审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期挖掘出宝贵的法律文化遗产，为新时代的法治中国建设提供借鉴。

一、“德主刑辅”思想孕育法治和德治的结合

德治、法治的思想和实践贯穿中国历朝历代，德法合治实则是中华政治文明的瑰宝，是中国古代王朝兴衰更替的基因密码。[1]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主流思想，其核心思想是主张“德治”，从统治阶级层面而言要求统治者必须有高尚的人格，必须贯彻以德教为主，以刑罚为辅的治国方针，必须推行爱民、利民之政，孔子要求统治者，尤其是君主要爱人，要“为政以德”，发挥其表率作用。对被统治者的民众要以道德教化辅之以刑，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由此可见孔子认为道德教化可以防患于未然，而刑罚只能事后惩罚犯罪，而不能从思想上真正消除犯罪。而法家主张法治，在秦二世灭亡的历史实践中法治思想一落千丈，直到汉以后，德治与法治的融合成为中国治国理政的主线。虽然德治与法治的关系与地位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但不可否认这也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宝贵的财富。

当今社会进入发展的快轨道，同时也是各种矛盾的叠加期，社会治理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随着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人们在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道路上，也期盼社会的公平正义、文明诚信。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继承和改造本土法律文化的优秀资源，现代社会治理既需要法治强制规范人的行为，又需要道德滋养人的内心。法律重在惩恶，道德重在劝善，没有法律，道德将穷于应付，没有道德，法律将力不从心，可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新时代中国现实需要的回应，更是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

二、“无讼”思想推动调解制度的创新和运用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提倡“重和轻讼，无讼是求”，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人们“贱讼”、“厌讼”。无讼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无讼并不是指社会就不存在矛盾和纠纷，而是当出现了矛盾和纠纷的时候能够通过其他手段来解决，不是通过诉讼手段解决罢了。为了保持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因而创设了传统的调解制度，调解作为一种长久的文化传统，有着自己的思想观念做支撑，调解是中国古代以“和”为美的古典审美意识和“以和为贵”的传统社会观念在诉讼法律方面的表现。传统调解制度是由无讼思想发展起来的，调解制度在古代作为一种相对健全的制度，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无讼”思想至今仍值得我们去反思去借鉴。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民众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凡事都要有“说法”，通过诉讼维权已经成为常态，但是殊不知，诉讼不仅成本高，而且在某些领域效果也不好，不能实现纠纷双方利益的最大化，甚至审判的结果还可能会进一步激化矛盾，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調解制度有更大的市场，比如对婚姻、债务、继承等领域所产生的民事纠纷以及轻微的刑事案件都可以采用调解的方式来解决。调解既避免了司法资源和自身财产的浪费，又可以在解决纠纷和矛盾上更加人性化。追寻历史中的调解制度，融入现代化的调解元素，创新探索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现代特色、提高纠纷解决效率、提升人民满意度、促进社会和谐的新时代的调解制度，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提供制度保障。

三、“慎刑”思想启示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

儒家主张慎刑戒杀，矜老恤刑，强调刑法适中，反对暴政苛刑。孔子说：“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不杀无辜，无释罪人，则民不惑”（《孔子家书·贤君》）。孟子则讲“省刑罚，薄税敛”，否则，官僚就会叛离，人才就会流失。孟子承袭孔子思想，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孟子·离娄》）。[3]古人尚能认识“慎刑”的重要性，在21世纪的文明、法治时代的今天，我们应更加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慎刑”思想的现代版本就体现在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如在刑法领域对不满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和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犯罪分子以及精神病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对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孕妇、年满七十五周岁的老年人不适用死刑等规定都是“慎刑”思想的体现。《刑法修正案（八）》减少死刑罪名正是我国古代传统法律文化中“慎刑”思想的一种体现，它在我国刑法发展史上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有利于我国刑法结构更加合理有序，有利于促进对人权的保护。再如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更加注重程序正义，也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例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经济发展由高速转向了高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由物质层面的需求转向物质与精神并重，人们对人权的需求更加强烈，这就需要国家、社会从更高层次尊重和保障人权。

四、“民本”思想蕴含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

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蕴藏着丰富的民本思想资源。早至《尚书》，便有“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论述，而《孟子》中“民贵君轻”的思想更是为人熟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仓禀实而知礼节”，等等，这些都是儒家民本的思想映照。由于历史背景、阶级基础的不同，古代的民本思想是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为中心的民本，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与今天我们提倡的公民权利本位有着一定的差别。但是不可否认，它对民众基础地位的重视，对民众一定的合理需求的满足在某种程度上与当今法治理念有一定的契合之处。传统法律思想在这一层面带给现代法治社会建设的启示就在于：法治当以民为本，作为一种上层建筑，法律应当是服务于最广泛的社会民众的工具。[4]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由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的。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同志还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突出反映了人民在习近平同志心中的地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5]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过程中，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从立法、执法、司法等环节保障人民利益，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让人民政治参与更充分、未来预期更明确、生活环境更健康、人身安全更有保障，让人民生活的更有尊严，这一切都离不开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作为保障。

五、“天人合一”蕴含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

“天人合一”其核心思想就是把人与自然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人应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尊重自然，而不能违背自然，这是中国传统生态观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儒家主张“赞天地之化育”，就蕴含对大自然、对生态环境的热爱和友善，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孟子的“仁民爱物”也有按照自然时节进行生产、生活的思想取向。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此可见，古代的思想家虽然分属不同学派，主张也不尽相同，但在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上基本相同，都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精华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思考借鉴。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也伴随着人们对大自然的过分索取导致了空气污染、水质恶化、气候变暖、能源危机等一系列生态危机。在新时代的今天，如何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呢？这是当前我们急需解决的一项重要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论断的提出将改变人们以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来看待生态伦理的观点，帮助人们重新梳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人类从事与自然相关的实践活动提供根本的价值遵循。[6]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们不仅要经济富裕而且也要生态优美，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探寻历史、思考今天，我国现在倡导的生态文明建设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天人合一”传统生态世界观在当代的进一步延续和发展。

总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沿袭着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是法治本土化资源，它承载着一笔巨大的财富，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丰富的资源，我们相信，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传统法律文化将会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 参 考 文 献 ]

[1]徐显明.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J].求是，2017-6-25.

[2]黄克剑.论语解读[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0.

[3]范忠信.情理法与中国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探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4]徐家琦.中國传统法律文化的当代启示[J].人民论坛网，2017-11-27.

[5]习近平.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1-18.

[6]张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若干创新论断的哲学解读[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1.

作者：司春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