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史研究管理论文

新闻史是新闻及其相关专业的主干课,基础理论课。提起新闻史,大多数学生的反应是枯燥,无用。近几年来,无论从学校教育还是用人单位,更注重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这也给学生造成学习基础理论课无用的错觉。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新闻史研究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新闻史研究管理论文 篇1：

试论新闻史研究方法的批判与范式建构

【摘要】中国的新闻史研究经过多年积累取得了诸多有益成果，但也暴露出许多本质的问题，例如在认识论上，缺乏本体意识、主体观念较为淡薄；在方法论上，研究方法孤立、单一，通常立足于史料，做逻辑上、理论上的综合分析，以致束缚了自身的发展。在构建新闻史研究范式上，学者们提出了许多具有探索性和创新性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李彬的“三范式”论和丁淦林的“两范式”论。本文通过总结新闻史研究的传统范式的不足，创新性地提出“人本主义范式” “媒介生态范式” “民族主义范式”三种研究范式，对新闻史研究的范式建构提出一些思考。

【关键词】新闻史；研究方法；批判；范式建构

【作者单位】史小艳，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严定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新闻史研究方法的批判

中国的新闻史学科建设已经基本建立起结构完善、层次多样、理论扎实的结构体系。在新闻传播学范畴内，中国新闻史研究可谓成果丰盛。丁淦林曾言：“中国新闻史已成为‘具有扎实基础、能够持续发展’的‘颇有积累的独立学科’。”[1]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史研究更是突破了原有的框式，获得快速发展。关于中国新闻史发展阶段一直有多种说法，较为典型的有“两时期说”“三突破说”“四阶段说”。方汉奇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新闻史以1978年为断点划分为两个不同阶段，前一阶段主要研究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史；后一阶段则较为全面地研究新闻史[2]。丁淦林以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李龙牧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等3篇著作作为中国新闻史3个不同时间段的重要突破，以此作为新闻史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

李秀云在《中国新闻学术史》中抛弃了政治新闻史的观念和研究思路，将近代以来的新闻史分为前新闻学的历史考察、中国近代新闻学的建立、战时新闻学的兴起、纯粹新闻学与大众新闻学的分野四个时期，将新闻理论形态作为划分的基准，具有一定意义[3]。尽管新闻史研究成果丰硕，但是依然存在不足。进一步分析新闻史研究自身存在的问题，寻找科学的解决方法，并提出新的研究范式，仍为新闻史的发展所必须。下面尝试从认识论和方法论范畴剖析新闻史研究方法上的不足。

1.认识论范畴：本体意识缺失、主体观念淡薄

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是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对新闻史研究反思的成果。过去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新闻史研究过于依附革命史，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建立起与政治学的同盟关系，这种同盟结构虽然有失偏颇，但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不无关系。随着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变革，原有的结构开始受到质疑，出现新闻史研究需要独立性的呼声。深入分析新闻事业发展的独特轨迹，研究新闻史发展的特有规律，是对新闻科学的尊重，也是对这一学科研究所应有的态度。宁树藩明确提出新闻史研究要清除政治斗争思想，重新审视自身的发展规律，坚持本体意识[4]。除了坚持“本体意识”，他还提出“两条腿走路”，也就是新闻史研究的两个方面：一是报刊的社会作用，主要表现为政治思想方面的作用；二是报刊自身的发展历史，即新闻事业产生及其动态变化的历史，尤其是新闻观念的变迁和经营管理的进步[5]。因而树立本体意识，强化主体地位应该成为新闻史研究者的基本立场和原则。

尽管这种意识逐渐成为共识，但原有思维在研究中依旧普遍存在，这种思维改造需要的是行动力。在思考中被当作原因的，在行动中就会被当作规则，培根的名言提醒我们，思想的解放一定会引导实践，最终促成事物的改变。

2.方法论范畴：单一、孤立、片面的研究方法

新闻史研究成果数量可观、种类多样，涵盖中国通史、断代史、地方史等类别。尽管如此，中国新闻史研究似乎出现了整齐划一的研究模式。纵观历史与现状，可以发现新闻史的研究方法孤立、单一，通常立足于史料，做逻辑上、理论上的综合分析。正如丁淦林所分析的一样，“中国新闻史研究，基本上是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即以史料为依据，做逻辑上、理论上的综合分析。”[1]重视史料，对史料做深入挖掘，做思维与理论上的研究与分析，的确是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也符合方汉奇提出的“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的理论，但这种研究模式过于单一且略显僵化。这种局面的产生既有必然性又存在各种偶然性。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既有时代背景的影响，又有学科自身的发展逻辑。首先，新闻事业为政治服务的意识长期主导学者的研究思维，并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所激发的百花竞放，而是过于强化新闻的意识形态理念；其次，中国的新闻史研究与国外的新闻史研究脱节，割裂了中国新闻事业与外国新闻事业相通、相连的普遍属性，导致中国学者孤立地、片面地研究新闻史；再次，新闻史研究多是闭门造车，缺乏与其他学科的互动交流，较少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实证史料作为新闻史研究的方法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传统，然而，它已经不能完全满足现代新闻史的研究需求，传统新闻史的研究方法应该面向现代不断创新，以促进新闻史学科的繁荣。

二、新闻史研究的范式建构

过去新闻史研究缺乏科学的范式创新，陷入了方法单一、僵化的藩篱。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束缚逐渐被打破，许多学者对新闻史研究的范式进行了探索性思考，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李彬的“三范式”论和丁淦林的“两范式”论。“三范式”是“革命史范式” “民族国家范式” “现代化范式”的统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纵向的结构范式。“革命史范式”长期以来位居新闻史研究的主流，以政治意识形态为核心，作为评价新闻史的评价标准；“现代化范式”将新闻史研究放在大的时代背景里考察，以现代化作为新闻史的评价指标；“民族国家范式”不同于前两种范式，而是以国家利益为准则，考察新闻能否促进社会发展、民族进步[6]。李彬的“三范式”论侧重于新闻的附加价值，强调其对社会的服务性，具有明显的社会政治导向，但对新闻事业自身的发展元素重视不够，对新闻事业的行为主体——人的思想和活动对史学认知的重要价值认识不足。丁淦林提出的“两范式”论也颇有影响，第一种是体制与媒介范式。这种范式以“报史是报纸自身发达的历史”为新闻史观，以“报纸”为研究对象，以“媒介经营”为关注重点。第二种是政治与媒介功能范式。这种范式是时代的产物，以“新闻事业”为研究对象，以媒介的“政治功能”为关注焦点[7]。丁淦林的“两范式”论以突出某项研究为重点，是一种横向结构范式，它具体表现为“体制与媒介范式”和“政治与媒介功能范式”两种。“体制与媒介范式”将“报纸”自身作为研究的主体对象，强调“媒介经营”的重要性；“政治与媒介功能范式”则立足于“功能性”，将“新闻事业”作为研究对象，聚焦于媒介的“政治功能”[7]。由此可见，以上两种范式都是以新闻史的价值和目的为导向，无论提法科学与否，至少在宏观上为新闻史研究方法的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丁淦林的“两范式”论同李彬的“三范式”论相比，研究对象更加强调媒介体制与媒介功能，他关注新闻的本体——报纸自身，将新闻史从边缘引向了中心地带，也具有新闻史研究的一般特征。“三范式”论和“两范式”论都注重新闻的社会功用价值，具有偏向性，都凸显了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1.人本主义范式

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人同样是新闻传播活动的主导者，离开人，新闻传播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而，从人自身出发，建构人本主义范式尤为必要。

所谓人本主义范式，就是将新闻人作为研究的对象，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反映新闻的发展历程。它既包含新闻人的思想价值，还涵盖实践活动与成果。人本主义范式突出人的作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现，但它不是孤立地研究人本身，而是将人置身于复杂的时代背景与环境中。以人为中心做新闻史的方法研究，并非是否认传统的研究方法，而是以人为本，注重史料，通过特定的新闻活动来研究新闻史的传播规律。科学的新闻史研究方法要善于利用唯物主义的眼光看问题，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放在具体的时代环境来考察[8]。吴文虎强调人在新闻史方法研究中的作用，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以新闻人的传播活动为中心，注重人的基础作用，以此来构建新闻史的范式结构。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用于新闻史的研究中是对人本主义史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当前人本主义范式并没有过多地引起注意，学界采用的也多是传统的研究方法，这种现状与国内新闻史研究长期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有很大关系。过去也有对新闻人物进行个案研究的文献，但大多数研究集中于新闻思想、新闻实践等领域，较为单一，很少对人物的心灵、情感、认知等方面进行研究，很少将其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人本主义的研究范式填补了当前新闻史研究的空白区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2.媒介生态范式

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的观点，认为社会历史发展中，真正有价值的不是各个时代传播的讯息，而是各个时代具体的媒介属性及其所代表的生产力。将媒介作为新闻史研究的中心进行考察，是一种十分独特的思维和方式。这种方式用生态的原理考察媒介与媒介、媒介与其他环境的关系。生态学的核心概念是“生态系统”，同样，媒介生态学的核心概念是“媒介生态系统”[9]。有学者将媒介生态系统分为内外两层，一是媒介之间竞争而形成的媒介群落，二是媒介生存环境[10]。第一种是媒介之间竞争形成的内部生态环境，着眼于媒介的新闻实践和业务；第二种是影响媒介生存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着眼于制度和媒介体制的变化。

媒介生态视角是社会技术论的体现，它将媒介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通过考察媒介技术、媒介与环境要素的互动关系来探索新闻的发展规律。它包含媒介技术的创新性和传播的稳定性，以及技术对社会的变革作用。媒介生态范式既强调了技术在研究新闻史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又承认了史学研究的关联性，摒弃了传统研究中单一 、孤立的研究方法。该范式克服了新闻史研究的纯粹性，增强了学科互动，可以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媒介生态系统通常分为媒介群落和媒介生存环境两层，媒介群落体现媒介内部的竞争态势和发展变化，着眼于媒介的新闻实践和业务；媒介生态环境更看重媒介与外界环境因素的关联和互动，着眼于制度和媒介体制的变化，以开放的思维和视野来探究事物深层的原因。将媒介生态作为分析新闻史的方法和视角，体现了新闻史研究的系统观和媒介观，既突出微观元素的创新视角，又能从全局把握历史元素与环境因素的各种变化关系。此外，将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引进新闻史学中，也体现了学科研究的交叉性，学科之间的互动与借鉴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媒介生态范式是一种大文化视野、一种大媒介思维，只有深入把握媒介与其他因素的紧密联系，突出媒介思维，方能构建起系统科学的媒介生态范式。

3.民族主义范式

所谓民族主义范式，是指研究新闻史要从本民族的特殊性出发，将新闻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民族主义融合起来，既包含民族的经济体制、媒介体制和政治文化环境，又包括民族发展的时代主题。民族主义范式，更多地折射出民族的特殊性，反映出民族新闻事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构建民族主义范式的过程中，要用“大历史观”的思维。“大历史观”能够在跨度较大的时空范围内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从而由表入里地研究历史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中国新闻事业是舶来品，但是其自身的发展却具有特殊性和变异性的特点。作为世界新闻史的一部分，中国新闻史具有特殊的办报环境和办报主体，新闻人有独特的新闻理念和追求方向。研究中国新闻史，必须了解中国近现代革命、建设、改革的大历史背景，深入剖析其背后的发展规律。此外，要对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新闻主体进行深入发掘，既要批判民族虚无主义，又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立足于自身的文化背景与时代特征，引进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同时借鉴其他民族的有益成果，推动民族自身的发展。民族主义范式是对新闻史民族虚无主义思想的批判，对国内新闻史研究实现本土化的目标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构建民族主义范式的关键在于充分尊重民族新闻事业的特殊性，并将其与世界新闻事业发展的普遍规律结合起来，构建一整套科学、系统的方法论体系。

科学的研究方法是科学世界观的体现，新闻史研究同样需要科学的世界观的指导。关于新闻史研究范式的创新，诸多学者皆有论述，无论何种方法，新闻史研究均要满足两个基本要求：一是要充分尊重民族新闻事业的特殊性，并且与世界新闻事业发展的一般规律相结合；二是避免孤立的、主观的研究，建立跨学科、跨文化的多样化方法论体系。综上所述，构建完整、科学的结构范式既要遵守常规路径，又要突破僵化模式，不断创新、止于至善。

[1]丁淦林. 20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6）.

[2]李彬，杨芳. 试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范式演变——以《大公报》研究为例[J]. 中国传媒报告，2005（4）.

[3]李秀云. 中国新闻学术史[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4]宁树藩. 宁树藩文集[M].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

[5]宁树藩，曾建雄. 强化本体意识，探求自身规律——新闻史研究的反思与前瞻[J]. 新闻记者，1998（9）.

[6]方汉奇. 1949年以来大陆的新闻史研究（一）[J]. 新闻与写作，2007（1）.

[7]丁淦林. 中国新闻史研究需要创新——从 1956 年的教学大纲草稿说起[J]. 新闻大学，2007（1）.

[8]吴文虎. 从本体论角度研究中国新闻史[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

[9]邵培仁. 论媒介生态系统的构成、规划与管理[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10]阳海洪，赵平喜. 媒介生态学：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路径[J]. 新闻界，2009（2）.

作者：史小艳　严定友

新闻史研究管理论文 篇2：

新闻史课程教学改革探究

新闻史是新闻及其相关专业的主干课,基础理论课。提起新闻史,大多数学生的反应是枯燥,无用。近几年来,无论从学校教育还是用人单位,更注重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这也给学生造成学习基础理论课无用的错觉。然而,学习新闻史真的无用吗?从与用人单位的交流反馈来看,事实并非如此:实践操作能力强的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确实上手快,可工作一段时间后,很多人显得“后劲”不足;那些专业知识扎实的学生一开始会慢一些,可“后劲”充足,愈战愈勇。因此,一些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已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这无疑也提醒我们在新闻教育工作中,学生在专业学习时不能顾此失彼,应理论和实践并重。作为一线的新闻史教师,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更要不断反思,进行教学改革。

一、合理安排课时,精心梳理内容

⒈合理安排课时,分清轻重

“长期以来,中国新闻史和外国新闻史一直是作为两门课程开设的。正如文学专业有中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哲学专业有中国哲学史、外国(东方、西方)哲学史一样。两门课程的要求不同,详略悬殊;而且由于发展历程的重大差异,也很难构建在一个体例框架之中。所以把两门课程合而为一是不现实的。如果名为一门课,这个学期讲中国、下个学期讲外国,这样的“合并”岂不等于不合?至于有的院系,放弃历史的系统性,东拉西扯地讲一点中外新闻史的片断知识,名之为“中外新闻事业史”,这样的做法完全不能实现新闻史教学的目的、要求,我认为是不足取的。”①笔者也赞同这一观点。

一个学期讲中国新闻史,一个学期讲外国新闻史,课时应进行合理安排,分清轻重。

⒉讲授内容要做到点线结合,史实与史论相结合

新闻史课程内容多,而学时有限。我们对于具体的讲授内容要精心梳理,做到点线结合;史实与史论相结合。

历史课程都有史实和史论两个方面。所谓史实是指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人物和事件。所谓史论是对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评述,对历史发展内在规律的揭示、概括。打个比方来说,如果我们把史实比喻成新闻史课程的躯体,那么史论就是新闻史课程的灵魂。我们在教学中既要讲清史实、又要阐明史论,既要让学生因了解史实而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又要让学生因领会史论而获得启迪、增长智慧。所以,新闻史课程不仅是对众多国家新闻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人物和事件的记录,而且更应是对这些国家新闻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和评述,是对新闻历史发展内在规律的揭示与概括。

如果我们把一个国家的新闻史看成是一条无限向前延伸的直线,那么我们在描画这条线的同时,还应重描这上面的一些点,这些点可是新闻事件、重要媒介、新闻人物、新闻制度……然而,在进行新闻史的教学时,不应只是讲述新闻史的具体发展过程——史实,还应对这一过程进行评析,揭示其发展规律,借鉴其经验教训——史论,做到史实与史论的有机结合,史论应贯穿在整个史实的讲述中。比如我们在讲述巴黎公社时期的无产阶级报刊时,要重点介绍巴黎公社的重要的四家报纸,还要指出巴黎公社的新闻政策,更要带领学生深挖掘巴黎公社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即公社的新闻政策失之过宽。公社无论是对敌对的报刊还是自己的报刊都缺乏必要的管理,结果导致即使是公社自己的报纸在宣传上也出现了重大的错误。这不仅让学生深入思考,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还要意识到:新闻舆论的威力是巨大的;新闻自由是相对的;对新闻事业的管理是必要的,甚至在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手段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样,“我们在教学中既要厘清史实、又要阐明史论,既让学生因了解史实而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又要让学生因领会史论而获得启迪、增长智慧,②”才能真正体现新闻史课程教学的意义所在。

此外,新闻史教师授课时态度要客观,不应加入个人主观因素。比如在讲授中国新闻史时涉及的国民党的新闻事业,外国新闻史时涉及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新闻事业时,我们要持客观态度带领学生弄清它们新闻事业的发展轨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所以,看待任何事物都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因为它在滤去人们主观上认为消极的因素之外,往往还会滤去一些客观上积极的因素,而这些往往又是我们需要的。对待历史也是这样。”③

⒊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课上与课下紧密结合

若想新闻史课程教学效果最大化,仅靠课上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应课上与课下紧密结合。一个国家的新闻史是这个国家的历史的一部分,二者血肉相连。我们学习研究这个国家的新闻史绝离不开它的整个发展史,而这部分知识的了解和学习是不能在课上完成的,应靠学生自学,准确地说,在教师的指导下带着问题有意识、有目的地学习。在课上,教师结合自己的教学进度,安排好学生自主学习的内容并给提供书目,同时安排好验收的时间,可通过课上讨论、笔头回答问题、做小论文的形式来验收学生的学习效果,也可把这些作为这门课平时成绩考核的一部分。比如,在讲到美国新闻史时,会在讲到这一章节前就美国当前的五大报纸提前布置出思考题,增强学生对这些知识的了解,并深挖掘,从而解决教师提出的问题,增大学生的收获。再如,讲到日本小报的时候,会布置学生课后完成一个小论文(论日本小报和欧美廉价报纸的异同,1000字),并利用课上时间对此进行点评。这样,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取得好的教学效果。

学生课下应自主学习的内容还不仅仅是这些,教师不仅要给学生开出课后阅读书目,还应引导学生阅读跟新闻史相关的学术论文(包括优秀的硕、博士论文);知名专家、学者、专业人士的博客(有的会把学术著作也放到自己的博客中);定期阅读专业期刊,重点、长期关注一些网站(比如中华新闻传媒网、紫金网、新华网、华尔街日报等等)。

二、通过多种形式,和学生开展互动

鉴于新闻史这门课的性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讲授也不应超过70%,应通过多种形式在课上和学生开展互动。

⒈课前发言

教师可利用课前的3-5分钟组织学生发言,发言应结合教学进度提前布置给学生,发言选题可由教师指定,也可由学生自选。小班上课可组织个人发言,大班上课可组织小组发言。学生发言时要求必须使用多媒体设备 。笔者在组织学生课上发言时,会在开学初就把这一任务布置下去,并把本门课的教学进度安排和每个学生的具体发言时间通告学生,要求学生自己选题并在指定时间利用多媒体设备完成发言,发言结束还要上交一份发言内容的文字稿。教师会从发言的选题、内容的安排、PPT的制作和发言时的表现等几方面对学生的发言进行考量,并把其作为期末该课程平时成绩考核的其中一项。这样不仅可以培养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给学生提供自我表现的机会,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⒉课上讨论

教师可在课上对重要問题或重点章节组织学生进行讨论,讨论可由教师布置议题,也可由学生提出问题,最后由教师做小结。这样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积极动脑思考,还可活跃课堂气氛。

⒊作业点评

教师可就个别重要的知识点或布置的课下自主学习的个别问题以小论文的形式让学生完成2-3次笔头作业。每次按学生比例挑选一些完成较好的作业在课上组织学生互相进行点评,教师做小结。

此外,教师在某一重要知识点的教学任务完成后,可适当选择一些练习题对学生进行训练。这样可以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识记。

新闻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讲究教学艺术,改进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学得有滋有味。

三、历史结合现实,教书勿忘育人

教书育人是每一位教师的职责,这并非只是在新闻职业道德教育课上才能充分体现。新闻史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历史结合现实,理论和实践并重,教书勿忘育人。

比如,教师在讲授英国弥尔顿提出的论出版自由理论时,还应教育学生:自由是相对的,新闻自由也是相对的。笔者在讲述这一知识点时会强调这一问题,理论结合实践,结合亲身经历的具体事例对学生进行教育:曾经有一大一学生,周末到校外进行新闻摄影的拍摄练习,拍摄中把视角选中正在进行监外劳动的犯人(特殊群体)身上,遭到监狱管教人员的制止,并要求把底片曝光,学生不从一再强调自己有新闻自由。双方争执不下,对方无奈要求学校教师到场共同把问题解决。这样的问题,不仅是在校生,在新闻工作中的一线新闻工作者不也存在吗?

众所周知,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然而古今中外,新闻造假,新闻失实却层出不穷,在新闻史的授课过程中,应在这一问题上加强对学生进行教育。比如讲到美国新闻史时,会讲到美国廉价报纸的先驱——本杰明·戴的《太阳报》,其精心策划的“月亮骗局”是美国新闻史上一个典型的虚假报道。教师应就此问题结合现实新闻工作中的典型事例如“訾北佳炮制的‘纸箱馅包子’假新闻(2007年6月)④”,“童其志炮制的‘护航’假新闻(2009年1月)⑤”对学生进行教育,时间允许还可就新闻失实问题展开讨论,让这些准新闻工作者引以为戒。

教书勿忘育人,当然也不是要把新闻史上成德育课,我们只是在进行教学时针对一些重要的问题结合实际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哪怕仅仅是多说上几句,久而久之,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总之,若使新闻史课程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让学生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拓宽视野,人也变得更加聪明,从事新闻史课程教学的一线教师,应不断优化自己的的知识结构,不断补充教材与新闻事业发展断层的新内容,不断深化课程教学改革。为此,我们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 张允若,《关于外国新闻事业史的教学——答中华新闻报记者问》,2005-07-03

② 张允若,《关于外国新闻事业史的教学——答中华新闻报记者问》,2005-07-03

③ 张淑芳,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CJR)2009-06-16 http://www.cjr.com.cn

④《“纸馅包子”炮制者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年》,新华网2007-08-14 www.XINHUANET.com

⑤《炮制“護航”假新闻者终身被禁新闻采编工作》,新华网,2009年03月18日 08:35:46 www.XINHUANET.com来源:CCTV

(作者系渤海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作者：姚　彬

新闻史研究管理论文 篇3：

经验主义的幻灭与职业意识的觉醒

二战之前的美国史学界长期受到辉格主义思想的影响，以思想引领史料的情况也同样存在于美国新闻史界，这种“进步主义”的史学传统将美国报业的发展历程描述为一路高歌猛进，不断推动着国家的民主和自由进步。1974年，美国的《新闻史》刊物在创刊伊始便提出了新闻史研究的转向问题，思想史和文化史学者开始进入到新闻史研究的领域，传播学者也开始从传播系统、传播内容和传播效果等各方面来审视新闻传播的历史(马凌，《共和与自由：美国近代新闻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P34)。初版于1978年的《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Discovering theNews：A Socia／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中译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1月出版)则开拓了新闻史与社会史的交叉领域，被詹姆斯·凯瑞认为是继承了以社会学视角研究新闻传播问题的传统。作者舒德森是当代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介社会学学者之一，《发掘新闻》一书就是在其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约翰·杜威曾说过，社会不仅因传递与传播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中。这一洞见也为新闻传播研究的“社会学转向”指明了方向。媒介社会学，从社会看媒介，而不拘泥于媒介本身这个单一角度，可以说是为传播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性。

《发掘新闻》将美国新闻业放到整个社会环境中进行历时性考察，描绘出了美国新闻业的历史，特别是专业意识形态的演变过程，重点关注的是被美国新闻业界奉为圭臬的客观性原则是如何从无到有，又由盛转衰的。它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质疑性”——在自由主义粉饰下新闻工作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正是因为“新闻”被笼罩上了太多或理想主义或功利主义的光环，它的真正意义才迫切地需要被重新发掘与认识。舒德森将美国报业发展置于近现代社会的整体框架之中，揭示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结构与新闻传播观念建构的互动作用关系。民主政治抬头，市场经济勃兴，中产阶级崛起，进步主义思潮与社会的功利文化氛围都推动着媒体将事实报道和言论分开，并形成制度。这既是适应政治和市场经济的需要，同时也在塑造职业认同性的信念；然而现代性的困境与道德危机问题又使得客观性理想从形成之时起就饱受质疑。

“天下之木，未有不具根而突发干枝叶”，美国新闻业的客观性原则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孕育和准备时期。催生客观性理想的土壤是19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的便士报，舒德森采用了阶级分析的视角，并提出了“民主市场社会”的概念来解释便士报的出现：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基石，用民主的方式实施管理的新的政党组织形态出现；新型资本家和中产阶级开始崛起；社会关系也已经开始脱离个体而被物化。便士报不但代表和解释了当时的社会结构，也进一步加强和塑造了社会结构。19世纪90年代报界迎来了“记者时代”的到来，众多年轻人满腔热情的投入了新闻工作当中，并形成了一套共同的工作理念——重视报道的真实性并希望作出生动多彩，娱乐性十足的报道。作为进步主义者的记者反对卫道士、反对欺骗、反对虚伪，而自己的报道就是事实一般的真理。在分析以《世界报》为代表的“故事”模式和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信息”模式时，舒德森没有纠结于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讨论，而是转向读者不同的阅读体验和身份认定上。尽管报道方式上的差异已经出现，但直到此时记者也仍然天真地认为事实是不证自明的，不需要语境也可以得到准确无误的理解。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客观性才真正进入新闻界的视野之中，诞生的催化剂是公共关系活动和一战战时宣传对人们观念造成的冲击。公众被拉下“神坛”，以勒庞等人为代表的反自由主义思想浪潮，对公众、人性、传统价值和知识获取的怀疑席卷了美国的思想界。许多记者亲身体验到了国家宣传机器的惊人力量，开始意识到事实是可以被塑造的，从而对报道事实的可能性产生了怀疑。正是由于人们开始认识到思想的主观性，才产生了对于统一的客观方法的热情，“客观性”成为了流行的新闻业价值观。客观性在诞生之初就是一种纯理想，被用来“遮掩我们在凝视现代社会时眼神中流露出的失落感”。没有比这再好的办法让人们尽可能地接近事实，并使得新闻界能够更像一个“专业”或能向更为“专业”的方向发展。

可以说，新闻客观性的诞生就决定了它将饱受到来自各方的不断批评：仅仅关注技术层面，却掩饰了背后关于现有权力秩序的基本假设。尽管全书的质疑性十分鲜明，但舒德森在发现偏见与谎言之后，依然相信客观性的根源并非浅薄到只是用来遮盖谎言。在他讲述的这个故事里，不仅仅是要展示新闻业是如何适应社会变革塑造自身的专业规范的，也在展现着新闻业应有的良知和勇气。客观性本身诚然有缺点不足，但却没有一个更好的制度来取代它，因此始终处于主流地位。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这一理念能够赋予新闻界和从业者相对独立的职业性格，并能够成为一套有效控制新闻生产运行的操作程序，在大众面前保持一个较为权威的地位。

舒德森具有深厚的社会学科背景，同时对于新闻史研究也有着自己的洞见，他强调不仅要收集资料，还要对资料进行多方面的透视，新闻史学家要将新闻史研究与其他领域的历史研究结合起来。他还曾批评过“埃默里学派”的一些偏见，认为新闻史上一直存在着几个似是而非的问题，即“媒介中心论”、“反商业偏见”、“经济和技术决定论”、“新闻事业衰退论”、“民主作用论”。(舒德森，《美国新闻史上几个棘手问题的重新审视》，李文绚编译，《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3期，P36-41)舒德森的做法是“既不暗示历史进程不可避免，也不假设其重要方面同人类的自觉活动无关”，并在研究过程中注意人类打破社会条件与惯例、创造自身历史的能动性。

詹姆斯·凯瑞在给《发掘新闻》撰写的书评中提到，这本书的副标题会给人造成一种误解，虽然自称是“美国报业的社会史”，但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着明显的限制——从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的纽约新闻。舒德森在这本书的中文版序言中也承认了这一不足。同时，凯瑞认为这本书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存在着一分为二的问题，即在前半部分采用的是阶级和社会地位冲突(class-and status--conflict)的分析框架，而对于处在存在着深刻信仰危机的20世纪的新的权力关系以及在其中饱受压力的新闻界，舒德森的分析就显得过于简单而缺少说服力了。

舒德森在200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对《发掘新闻》提及的一些问题又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和补充。他引用了涂尔干和马克斯·韦伯关于推动社会规范发展因素的解释(涂尔干从社会聚合的角度提出了两种情况：仪式的一致性与群体认同感的获取，韦伯则是从社会控制角度阐述了组织层级

控制和组织控制的代际传承的情况)，更多的从新闻界内部来分析了客观性原则的形成原因：客观性之所以能成为一种行业自律的意识形态，是韦伯式的社会控制在起作用，这样能够更好地掌握记者的工作。20世纪初，新闻业面对公共关系等行业的冲击，急切地需要寻求一个将自身职业与它们区别开来的标准，并且自然而然地锁定了公关和宣传的对立面——不带有意见的事实陈述，这一点可以通过涂尔干的群体认同加以解释。而在跨地域和跨文化的情况下，舒德森认为，文化环境对于新闻业规范的内容有着重要的影响。欧洲新闻界虽然也接受了客观性的观念，却没有像美国那般狂热。尤其是法国和意大利，新闻媒体受到国家的干预程度很高，许多报纸以兼具党派性和商业性的混合面目出现。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公关在欧洲的缺席使得新闻界并没有确立自身职业身份的迫切愿望。而欧洲也没有过类似美国的反政党运动，自然不会像美国那般亲睐独立的、无党派背景的报纸。社会结构环境的不同也会造成记者自身职业观念的不同，欧洲的记者将自己视为文学创作者与政治问题的思考者，而不像他们的美国同行一样具有明确的职业意识。

我们不妨按照这一思路，来探讨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问题。尽管新闻专业主义是一个晚近才进入中国学者视野中的舶来词汇，但新闻业在中国的百余年发展历程中，也一定会形成自身特有的行业规范与精神内核，缺少的可能只是一个概念的统领，当然由于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这种职业规范不可能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在意涵上完全相同。

近现代的中国报纸，除去被称为“蚁报”的小报，其主流大概有三种范式：民营商业报纸(商人办报)、专业报纸(文人办报)和党报系统(政党办报)，三者范式重叠、长期并存(李金铨主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P15)。尽管林语堂曾经讽刺《申报》“编的很烂”，而《新闻报》“根本没编”，但在这些商业报纸身上还是可以发现专业主义的某些元素。在《时报》的办刊方针中有如下的一些条款：“评论必须中立”，“新闻必须全面”，“新闻必须是非个人的或公正的”(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91)。这固然与报纸主办者(狄楚青)的进步思想与理想主义有关，但对于一家专注于报业经营的报馆来说，这样的方针必然也是适应市场和政治要求的结果。

更值得思考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精神对于新闻界发展的影响。自清末的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开始，许多报人都将报业看做是思想启蒙的媒介，文人办报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人情怀与使命感。代表着这一范式高峰的新记《大公报》在《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的“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四不”原则已经是一套相当成熟的新闻理念，它与西方的专业主义极为神似，却又是同构异质。美国的新闻专业主义是市场经济勃兴和“进步运动”的产物，而《大公报》的专业追求则源于儒家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并且反对一味追求市场利益。在标榜“不党”的同时，《大公报》也体现出了很强的国家主义倾向。抗战时期，为防止泄露国家机密，《大公报》自愿牺牲专业自由接受新闻检查，这种情况在西方是很难想象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新闻工作者被完全收编进党和国家的体制之内，并被定位为政党意识形态的承载者与宣传者，新闻界的主要职能也由思想启蒙转化为对意识形态的宣传。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市场机制的引进，新闻传播教育的逐步开放使得新闻的客观性原则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并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新闻工作实践之中。同时，在媒体走向市场之后，媒体的自身定位不断走向多元化，一方面，媒体对于受众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并在市场的要求下发展出～定的专业空间；但另一方面，在中国的专业新闻理念尚未完全成形的情况下，资本对于新闻报道的侵蚀也已经显现出来。在中国的新闻改革场域中的三个传统(“文人论政”、“党的喉舌”、商业逻辑)之间的相互渗透使得中国本土化的专业主义具有了更多的样貌与不稳定性。新闻工作者要在体制内对三者进行平衡殊为不易，在这一协调平衡的过程中，中国的专业主义也得到了碎片化、局域性的展现。在美国，新闻专业主义服务于既有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一经形成就能够具有较高的稳定性；而在中国新闻业的多方变革中，专业主义的建构具有重构媒介与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角色和功能，改变新闻实践逻辑的作用(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新闻学研究》第71期，2002年4月，P17-59)。

当下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模式——以《南方周末》和《财经》为代表，两者在媒体观、新闻观、记者观与受众观上都有着一定的差异。这与两者不同的诞生背景与职能选择密切相关(陈阳，《新闻专业主义在当下中国的两种表现形态之比较——以<南方周末>和<财经>为个案》，《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8期，P65-69)。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第一种模式更多地展现出一部分新闻工作者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职责的认知以及对传统儒家士大夫匡时济世的传统的继承。而第二种模式在操作上的定义与要求则与西方的专业主义准则更为接近，对于记者的职业认知也更为清晰。

新闻客观性以及内涵更为广泛的新闻专业主义，是新闻界在认识到新闻理想与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之间的矛盾后，为了塑造职业“认同性”而形成的一个中心信念。不以客观之名行武断之实，不断去探求与呈现真实的世界以服务公众是这个信念的意义之所在，而新闻工作者在这一内涵上对专业主义的坚持只有不足，岂有过之?

(本文编辑　杜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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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张鸣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29.80元

这本书是张鸣教授酝酿五年的新作，它打捞了以往被有意或无意忽略的五四史实，提出了审视军阀混战时代的新视角。五四不仅是思想史上的标志事件，还是政治史中的一个巨大事件场域。学生运动只是五四的表面浪潮，其下汹涌的，是那个时代纷繁复杂的军阀政治——各个军阀和政坛派系都在捣鼓五四，而五四最终对于民国政治的走向，起着扳道工的作用。

作者：蒲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