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闻史研究论文

我国新闻史研究论文 篇1：

浅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新闻史教材的内容更新

[摘要]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用新世纪的目光重新审视中国新闻史教材，其在编写体例、篇章结构、内容取舍、评价定性上存在历史的局限性，教材内容更新实为时代发展和培养人才的需要。从现有本科使用的中国新闻史教材现状来看，可从纵向拉伸和横向充实两方面进行内容更新，以跟上新闻史研究和时代发展的步伐，为新闻学专业教学服务a

[关键词]中国新闻史教材；学术研究；内容更新

[作者简介]张良君，衡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系副教授，湖南　衡阳　421008

[文献标识码]A

在新闻学的各个研究领域中，中国新闻史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不少新闻史学者为中国新闻史教材的建设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现用教材的内容也都是几代新闻史学者研究的结晶，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严谨性。现在，笔者斗胆提出“中国新闻史教材的内容更新”这个问题，主要基于时代发展和培养人才的需要。2006年1月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四次全国科技大会上的讲话指出，自主创新，就是从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出发，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创新的理念和创新的追求已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那么新闻史教材是否需要创新呢?答案是肯定的。

一、现有教材内容体系的不足

据笔者了解，现在本科使用的中国新闻史教材有十余种，每套教材各具特色，都有可取之处。然而，我们今天在全球化背景下以新世纪的目光重新审视这些教材，又不无遗憾。从中国新闻史领域的研究成果、时代发展的需要与教材的关系来看，现有的中国新闻史教材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

现在多数新闻院校使用的是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出版的教材。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闻史研究已经在各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新闻史教材的改进却落后于研究。中国新闻史教材的编撰基本上仍在政治史和革命史的框架中进行，如篇章结构、编写体例基本上以中国革命史为主线，而不是从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规律去写新闻史，因而存在时代的局限性。在许多新闻史教材中，难以找到关于新闻的论述，大多是从言论性文章中分析报纸与作者的政治思想表现，除非认为某类新闻报道能够充分说明其所表现的思想立场才是例外。还有许多新闻媒体成功的经营管理经验、经济宣传报道、商品行情和广告方面等很少介绍和涉及。另外，一些新闻史教材内容只从古代邸报讲到1949年，邸报之前的新闻传播活动及当代新闻事业涉及太少。在媒介介绍方面，更多是介绍报刊，而对广播、电视方面介绍较少，更不用说网络了。在介绍报刊方面更多的是介绍党的机关报，而对于晚报、都市报等大众化报纸只是寥寥数语，轻描淡写，这种现象与我国20世纪80年代后大众化报纸的发展状况很不适应。

在某些中国新闻史教材中，介绍新闻媒介、新闻人物、新闻事件时，内容的详略处理往往不是根據它在新闻史上的重要地位(当时的社会反响，对日后新闻事业的影响等)来决定，而是取决于它在政治上的正确程度或是否进步。凡是政治倾向进步的媒体详尽介绍，不顾及它在历史上存活时间长短、社会影响大小。而对中立的、对立的媒体活动介绍得很少，尤其对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进程中起到重要开启、推动作用的民营报刊、商业报刊，如《申报》《新闻报》《大公报》《世界日报》等报刊的创办及发展讲得很少，只是简略地介绍一点梗概。更不用说国民党报刊了，其实国民党统治时期，它主办和统辖的新闻媒介不下百余种(抗战胜利后超过1000家)，在抗战时期，国民党报刊在正面宣传上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而对这些，中国新闻史教材上难以见到。在新闻人物的介绍方面，对革命宣传家们的介绍往往详尽，而对那些在政治观点或办报理念上被认为是不够“进步”的报人和新闻学者，尽管他们在新闻研究或新闻实践方面作出过不小贡献，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教材对这类人物的介绍往往不详。如成舍我，作为我国现代新闻史上杰出的报人和新闻教育家，解放前曾参与创办和编辑10多种报刊，解放后去了香港、台湾，继续办报和从事新闻教育工作，教材对他的介绍也只是寥寥几行字。而对于国民党的“新闻统制制度”介绍得很细致，且重点放在叙述国民党对异己报刊的迫害封杀上。当然这些是事实，应当如实介绍。但另一种情况也应有所涉及，即当时办报办刊手续简单，创办报刊相对容易，封杀的情况虽然时有发生，但同一种报刊改头换面、东山再起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总之，新闻史教材的种种问题，使新闻史无法体现出新闻的个性特征，这已经严重影响了新闻史在新闻教育中的地位。

二、教材内容更新的必要性

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全球化一体化时代的到来，新闻传播业已走向世界。从世界范围看，各国都在进行着文化传播、新闻传播等方面的竞争，用文化、舆论影响世界已成为大势，有人称其为“无硝烟的战争”。这种战争除了需要经济实力和技术手段外，还需要大量的顶尖级新闻人才，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从中国国内新闻传播业的发展看，各级各地媒体发展迅速，媒体竞争十分激烈，目前媒体竞争更多表现为内容的竞争，这种竞争的根本来源于人才的竞争。人才的培养需要教育，尤其是专业教育，需要在新闻学专业课程中融入先进的专业知识、专业经验等。现代新闻教育要培养怎样的人才?英国传播学者S·Spdichal和C·Sparks提出21世纪的传播人才应该具备4个方面的素养：广博的知识、客观的视角、批评的态度、准确的判断，以及具备3种才能——清晰准确的写作才能、传播才能以及创造才能。新闻史在专业教育中能否发挥作用?答案是肯定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新闻史作为一门重要的专业课程，为初学者提供了丰富的新闻历史经验教训，能帮助学生认识过去与现在及其联系，从而提高对社会的认识和分析判断能力，而这一能力是当代新闻从业者最为重视的。学习新闻史，还可以把握新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与趋势，提高对社会发展的预测能力。美国现代新闻事业之父普利策曾说过：倘若一个国家是航行在大海上的船只，那么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头的了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作为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就必须有预测能力。另外，新闻史教育还可以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使学生具有关注历史、社会、人生的人文主义精神。特别是历史上大量的优秀新闻工作者的品格和事迹，对学生正确的职业道德和伦理观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学习新闻史的主要依据是教材，培养学生各种能力的前提条件是要有优秀的教材作基础。

新闻史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就新闻史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历史分期和历史评价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相关的研究成果不断见诸学术刊

物。丁淦林曾经自豪地说：“在新闻传播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中，中国新闻史已经成为基础扎实、稳定发展的学科。”而从现有的中国新闻史教材看，很多研究新成果没有在教材上体现出来。如对历史上民营媒体、商业媒体的研究成果颇多，且近来研究的范式发生了变化，从以往的革命范式中转变出来了，出现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些成果很少在教材上体现。对国民党媒体的研究成果日渐增多，但新闻史教材却一如既往难以體现。当代新闻史部分的研究成果颇多，同样在新闻史教材上体现出来的也是其中的一点点。可见新闻史教材建设与学术研究严重脱钩。新闻史教材要适应新闻学教育培养人才的需要，就要创新，要与时俱进，要跟上学术研究的步伐，为培养新闻学专业人才服务。因此，新闻史教材内容更新已成必要。

三、教材内容体系更新的建议

(一)从纵向上拓展新闻事业

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有自身的规律，有自己的分期标准，在教材编排体例上应跳出中国革命史分期的框架，力求有所创新，回归新闻本位，强调新闻主体意识，按照新闻事业自身的发展规律，构建一套完整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理论体系。其实，新闻史教材编写在这方面也有过尝试，但成果很少。如1999年1月，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吴廷俊著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稿》，该书在体例上有所创新，作者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分期是以主流传媒为依据，将中国新闻史从古代到1949年共划分为五个时期：古代报纸的发展时期，在华外报的发展与垄断期，国人自办近代报刊的高潮期，中国现代新闻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两极对立新闻事业发展时期。这种划分方法更符合新闻事业的发展规律和特点。2001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黄瑚著的《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这本书继承了前辈学者在中国新闻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某些方面又有所发展和创新，也尝试依据中国新闻事业自身发展规律重新进行历史分期。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李秀云撰写的《中国新闻学术史》，摒弃了以往的新闻史分期方法，将中国新闻学从1834年至1949年百余年演化过程划分为前新闻学的历史考察、中国近代新闻学的建立、战时新闻学的兴起、纯粹新闻学与大众新闻学的分野四个阶段。尽管她提出的新闻学术史的分期仍有商榷之处，但还是能够为中国新闻史的分期提供借鉴。南开大学李喜所教授的评价：“该书不囿陈说，超越学术界一般按照政治史分期研究中国新闻学发展过程的现有理论格局，突破阶级分析的传统理论框架，具体以新闻学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转变为标志，按新闻学理论形态的变迁为基本线索，以新闻学特有的概念、范畴、原理为分析框架……从而揭示了新闻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令人耳目一新。”可见，中国新闻史教材在编排体例上，究竟是沿袭革命史的分期方法还是按照新闻传播自身发展规律去探索并正确划分新闻史的发展阶段，是值得探讨的。

另外，中国新闻史教材力求古今贯通，邸报之前的新闻活动以及1949年以后的新闻事业要加入进去，特别是当代新闻事业，对学生迅速适应未来的工作有很大帮助。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中国新闻传播业发展相当快速，无论是报刊业、广播电视业都发展很快，尤其是还出现了新媒体——网络，新旧媒体相互融合，共同发展。那么新闻史教材应该要加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闻事业的变化和网络的内容，体现时代的特色，与时俱进，让学生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新技术的变化和对新闻传播的影响，从宏观上树立新闻传播观念，而不要等到十几年以后，再来“回顾”这段历史。

(二)从横向上充实新闻事业

中国新闻史教材应该有全面系统丰富的中国新闻事业方面的知识，不仅要有每个时期新闻事业总的成就与不足，还要有充实这个时期新闻事业的新闻事件、新闻媒体和活跃在新闻界的人物等，这样教材内容才显得有血有肉，丰富饱满，学生学习才会有兴趣，才会既见森林又见树木。新闻史在介绍新闻媒介、新闻人物、新闻事件时应当以其在当时社会中的实际影响力作为取舍、详略的主要标准，力求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不乱贴政治标签，不乱扣政治帽子，对新闻史上有争议的一些问题、人物和报刊，在表述自己看法的同时，也在行文和注释中介绍其他不同的看法，以便读者择善而从。当代新闻事业中还需要增加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研究的新成果，对有特色、有成绩的新闻媒体、新闻人物的介绍要详尽，好的新闻管理经验、新闻传播理念等要有介绍，这部分内容对于新闻学专业学生来说非常有借鉴意义。另外，新闻教育的兴旺、新闻制度的逐步健全等内容也要在新闻史教材上有所体现。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刘焕宇的《21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扫描》一文从媒介史研究方面、报人新闻活动和新闻思想方面、媒介经营管理以及新闻制度史方面等，对21世纪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进行了总结，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根据需要进入中国新闻史教材，为初学者提供关于新闻史方面的思考和研究的角度或方法。

新闻史教材要想唤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得“天下谁人不识君”，还要做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必须将学术性、思想性和可读性有机地融为一体，使读者不仅能开眼界，长见识，受启发，而且感觉文采斐然，轻松有趣。

总之，新闻史教材的编写应该要适应时代的需要，着眼于全球，体现中国的国情和现实，抓住根本，夯实基础，注重创新，为培养学术并举的新闻学专业人才服务。

[责任编辑：陈梅云]

作者：张良君

我国新闻史研究论文 篇2：

西部高校新闻史系列课程体系改革探析

[摘要]西部高校新闻史系列课程体系改革的目标在于树立“大新闻传播史观”，针对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学生，建设有学科特点和专业特色的新闻史系列课程体系，更好地为学生打好基础，开阔学生视野，使其掌握历史沿革，汲取前人智慧；其立足点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客观而全面地审视历史；其任务则是，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将各种典型人物、曲折事件及经验教训，全面而客观地传授给学生，以期达到以史为鉴的目标。

[关键词]西部；高校；新闻史；教学改革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融媒体时代广告学专业理论系列课程教学改革研究”（2014JGB174）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刘晓慧（1982—），女，湖北潜江人，博士，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媒介与社会发展。

日本新闻传播学开山鼻祖、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首任所长小野秀雄认为，“任何科目在新闻或传播学院的学科设置中都可以增加或削减，但有三个科目却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新闻传播史、新闻传播理论和新闻传播伦理教育”[1]。然而，目前西部各高校的新闻传播学专业新闻史系列课程（中国新闻事业史、世界新闻事业史、中外名记者研究、新闻名篇欣赏、广播电视发展史、广告史等）的地位与教学现状都颇为尴尬，问题的症结可归结为三点：第一，无论是教材还是在授课上都存在微观有余而宏观不足的问题；第二，授课过程中知识的讲授颇多，但规律的剖析不足；第三，过度重视媒体宣传内容的介绍，忽略了对媒体自身发展规律的描述。与新闻传播学科其他课程相比，新闻史系列课程的教学在学理性上不及新闻理论，在实用性上不及采写编评。目前西部高校新闻院系的学生普遍存在“学习新闻史系列课程对新闻工作指导意义不大”的认知。事实上，诚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新闻史与现实社会是紧密相关的。新闻史系列课程的教学目的就是要让学生从丰富的历史经验教训中获得借鉴，以便更好地解决新闻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这种矛盾是目前西部高校新闻史系列课程教学中存在的普遍现象，它不仅影响着学生对新闻史系列课程的认知和学习，也使得从事新闻史相关课程教学的教师陷入尴尬的境地，从而造成新闻史课程在新闻教育实践中的地位摇摇欲坠。[2]新闻史系列课程体系的改革成为西部高校新闻学教育急需严正关切的问题。

一、相关研究现状分析

目前，国内关于新闻史系列课程体系的研究较少，只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原首席教授、新闻史学家丁淦林教授在《中国新闻史教学需要适时革新》一文中提到要树立“大新闻传播史观”，整合课程群体。[3]新闻史教学改革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新闻史教学内容方面的研究，如涂俊超、王婷的《新闻史教学如何贴近时代》、唐莉敏的《当前我国新闻史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卢迎安的《媒介·人物——从〈大公报〉专题教学看中国新闻史教学改革》。这类论文普遍谈及当前新闻史教学内容框架陈旧，教学重点不够突出，无法体现专业特色等问题。尤其是“中国新闻事业史”（或“中国新闻传播史”）这门专业基础课受传统教学思想的影响颇深，违背了新闻史教学的全局意识，缺乏对新闻事业本体发展规律的探究，在教学内容和框架上诚意有余而新意不足。其二，新闻史教学思想的研究，如刘晓慧的《参与与互动：新闻史教学的关键词》、陈娜的《论新闻史教学中的人文教育实践》、屠凤娥的《如何在新闻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新闻史的教学常常陷入“就史论史”的泥沼，基于新闻史“以史为鉴”的教学目的，这种历史与现实割裂的教学显然难以取得较好的效果。其三，新闻史教材方面的研究，如李灵革的《历史理论的嬗变与新闻史教学的改革》、张淑芳的《以实践贯通历史：关于新闻史教学的思考》、杨丽的《关于本科新闻史教材的几点思考》。这类研究普遍提及新闻史的教材过于厚重，雷同现象严重，编纂方法缺乏新意，缺少对史学研究新成果的吸收借鉴，从而造成新闻史教学难有突破、课程枯燥乏味等问题。其四，新闻史教学方法上的研究，如李近的《改革新闻传播史教学》、王笑圆的《创新高校新闻史教学改革探究》、毛德胜的《试论多媒体在新闻史教学中的应用》。这些论文特别提及局限于课堂教学的新闻史课程单凭文字描述和历史图片展示难以让学生形成具体而深刻的印象。尽管新闻史课程使用了多媒体教学，但多媒体的使用在目前新闻史教学中的功效并不明显。[4]新闻史教学改革的诸多研究普遍集中在以上四个方面，新闻史系列课程体系改革方面的系统研究基本没有。

二、西部高校新闻史系列课程体系的改革

（一）改革目标

广西大学副校长商娜红教授特别强调：“衡量一门课是否成功有三个标准：一看学生的反应，二看同行认定，三看教师的自我评价。”多年来在西部新闻院系中新闻史是一门不容易讲得精彩的课程。根据上述三个标准，不精彩的原因有二：课程本身的原因——历史课的通病；教师的原因——讲课不得法。多年来，新闻史教学效果不理想，亟待改革：首先应改革教学观念，树立“大新闻传播史观”，整合新闻史系列课程体系；其次应改革教学方式，融入多种教学手段，增加多元的教学环节；再次，应改革教学内容，完成教学内容的两个延伸——纵向延伸和横向延伸。新闻史系列课程体系的改革目标就在于树立“大新闻传播史观”，针对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学生，建设有学科特点和专业特色的新闻史系列课程体系，帮助学生打好基础，开阔视野，让学生掌握新闻历史的沿革，汲取前人的智慧。

（二）改革内容

首先，秉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方针，夯实基础理论，建设现实化、科学化的新闻史系列课程体系。具体而言，就是要将传统科学研究与社会需求及时代发展结合起来，充实和更新新闻史系列课程体系。如广西大学商娜红教授就开设了以“中国新闻传播史”为主的课程群——“名记者研究”“新闻名篇赏析”。

其次，在教学观念上进行改革。新闻史教学内容包括三个层面：以新闻媒介、报人及职业记者为主线的新闻史（经验史），以新闻史知识为主线的新闻史（知识史），以新闻思想发展为主线的新闻史（思想史）。本科教学阶段应强化经验史和知识史，这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历史上新闻宣传活动的优良传统，帮助我们更好地借鉴和参考历史上各种新闻传播媒介的工作经验，帮助我们更好地向老一辈的新闻工作者学习，帮助新闻工作者丰富有关新闻事业的历史知识。

再次，在教学方式上融入多种教学手段，丰富教学环节。虽然史论课程不像新闻采写、编辑等业务课程那样有专门的实践环节，但教师应有意识地鼓励学生利用多种渠道、多种手段了解近现代史，特别是当代新闻传播的实际，了解不同国家的新闻传播媒体、不同的新闻制度、不同的新闻观念和新闻传播的社会影响，使历史课程和业务课程一样，充满鲜活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课堂讨论，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把枯燥的课堂变成富有创意、生动活泼的创造性平台。

（三）改革实践

目前我国高校新闻专业已经渡过了新闻教育大发展时期，正处于课程亟需重新整合之际，西部高校的新闻专业应抓住机遇，设计并实施可行性方案，以新的主张和新的成果迎接新的发展趋势。

首先，可借鉴广西大学商娜红教授的教学理念和实践，以精品课程为核心建设新闻史系列课程体系。精品课程并非“孤品课程”，其建设需要配套和共享相关课程资源。西部高校新闻院系在教学实践中应根据专业培养目标，结合自身特色开设相关课程，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新闻史系列课程体系，以期达到全面发展、整体优化的目标。

其次，以创新为目标改进新闻史系列课程的教学。其一，将经典原著阅读与前沿理论批评结合起来。教学过程中可引导学生回归经典、细读文本，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前沿理论批评将新闻史知识融会贯通，实现对现实问题的把握。其二，将基础性知识传授与创新性学术研究结合起来。教师既可将本人及同行、专家在新闻史领域中最新的研究成果有机地融入到课堂教学中，也可鼓励学生组建各种课程兴趣小组，吸收优秀的学生加入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如此既能帮助学生夯实基础知识，又能引导他们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

最后，以科研为契机建设新闻史系列课程师资及团队。学术研究水平除了是衡量高校教师科研能力的重要指标，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基于此，新闻史系列课程的相关教师应坚持创新性与专业化的学术研究目标，积极合理地组建新闻史研究团队，让科研与教学相辅相成，以获得科研与教学的双丰收。

三、结语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工作方针：“树立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注重教育内涵发展。”[5]西部高校应将国家的宏观规划具体落实到实际的教学改革和教学实践当中以培养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宽厚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高层次人才为目标，夯实学生的专业基础。新闻史是对新闻理论、新闻业务、新闻法规及媒介经营管理等新闻事业演变的历史事实和经验教训的归纳和描述，它既是专业基础课，又是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拓展课程。新闻史作为专业基础课，应该安排在其他课程前，让学生了解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状况，探索其发展规律，为学习其他课程打下良好的基础。要真正地掌握一门学科，首先要了解这门学科的历史，其目的是为认识现在、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信息。

众所周知，高校课程建设是教学的基础性环节，也是提高教学质量、强化教育内涵的主要内容和重要保证，亦是课程精品化和学科品牌化的具体实践。因此，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应充分重视、探讨及尝试。[6]树立“大新闻传播史观”，整合新闻史相关课程，需要根据内容与要求的不同，确定各门课程的名称与性质，规范学时、教学方法及考核方式等。从“大新闻传播史观”出发，各个相关方面分工合作，相辅相成，共同致力于新闻传播史学科的发展繁荣。新闻史系列课程体系建设的立足点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客观而全面地审视历史；其任务则是，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包括各种典型人物、曲折事件及经验教训，将这些全面而客观地传授给学生。惟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目标，有效提高西部高校新闻教育质量，培养出满足时代需求的新闻传播学人才。

参考文献：

[1]卓南生.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诱惑”与“陷阱”——与中国青年谈治史的苦与乐[J]出版史料，2003（3）：112.

[2]关梅“中国新闻史”教学改革探析[J]新闻界，2009（2）：48-49.

[3]丁淦林中国新闻史教学需要适时革新[J]新闻大学，2004（3）：35-39.

[4]宣英中国新闻事业史教学改革研究[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1（7）：64

[5]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BE/OL]（2010-07-29）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838/201008/93704html

[6]管恩森外国文学史系列课程建设的探索和成效[J]中国大学教学，2010（12）：54-55

作者：刘晓慧

我国新闻史研究论文 篇3：

中国近代新闻史研究及其研究趋势分析

什么是新闻史?什么是历史研究的内涵?中西学者有不同的回答。戈公振先生曾说:“所谓报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1]知名新闻史家方汉奇认为,“新闻史是一门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2] 美国新闻史家迈克尔·埃默里与埃德温·埃默里在其《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一书“原序”中说:“新闻史就是人类为了传播而进行长期斗争的历史,即发掘和解释新闻并在观点的市场上提出明智的意见和引人入胜的思想的历史。”[3]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一书“绪论”中认为,观察历史有三种方法:即“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哲学的历史”。[4]“原始的历史”即以史实的梳理考证为要务,重在逼近或还原历史真相;“反省的历史”强调对历史的理解与反思,注重史实的解释与推测,研究层面由史料考证上升到理论层面;“哲学的历史”是历史研究的较高境界,强调对历史的考察,即“通过具体的历史来表达并帮助人们理解历史中所包含的普遍或一般的哲理。”[5] 可见,中西新闻史家具有不同的历史观:中国史家重视史料考证和“原生态”的历史真相,西方史家重视历史的解释、推测、反思和描述,以及观点的表达。我们认为,一方面中国历史悠久、史料丰富,有太多的新闻史料需要挖掘、梳理、考证,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短暂的历史和相对缺乏的史料相比,这是我们的优势;另一方面,从我国清代朴学传统到兰克史学传统来看,实证史学在国内史学界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史料考证是历史研究之本,是新闻史学之母,尊重史料,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总结其发展规律,是史家之要务,也是新闻史家的学术追求。当然,在史料梳理、考证的同时,借鉴西方先进的史学解释方法和先进理论,给新闻史以必要的解释和理论提升,这是新闻史家的学术理想。中西新闻史家取长补短、互相借鉴,则是相对完美的治新闻史的学术追求。

一、八十年中国近代新闻史研究述评

关于中国新闻史、报刊史,尤其是近代新闻史、近代报刊史的研究正在中国新闻学界、史学界蔚然兴起。如今,作为一门专门史的新闻史学,在专门史研究领域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在中国新闻学术史上有两座高峰:一是戈公振的《中国报业史》[6]开辟了我国新闻史全面系统研究的先河,照耀着自民国时期直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新闻史学之路;一是方汉奇先生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7]和他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系改革开放时期中国近代新闻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和扛鼎之作,标志着中国新闻史研究迈向了一个新的高峰。戈著从报纸的定名、定义入手,回顾了历代的邸报、塘报和近代官报、外报、民报、杂志的发展历史,以评述报纸历史为主,兼及杂志、通讯社、新闻教育、新闻法规等,史料丰富,且多为第一手资料,有明确的历史分期和报刊分类,为中国新闻史研究设计了第一个理论框架,也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树立了治学与道德风范。[8] 自此,中国新闻史研究进入戈公振时代。在戈氏《中国报学史》出版之前两个月,即1927年9月,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蒋国珍的《中国新闻发达史》[9],是著论述了中国报纸的滥觞——邸报、中国的印刷术、中国近代教育报、外国商人机关报、中文报纸的创刊,以及维新时期和民主共和时期的报纸,最后论述了中国报纸的发行广告及当时各种报纸概况,已是一部比较全面的近代报刊史著,但在内容、体例、结构、述评与分析方面逊于戈著。

1928年2月,张静庐的《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10]一书“下编”论述了新闻纸的起源、发展、革命运动,以及上海报馆的组织与现状,第一次明确了近代报刊的革命宣传性质。1930年9月,黄天鹏的《中国新闻事业》[11]刊行,是书较为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特质、定义、起源、变迁、勃兴、现状、将来,涵盖官报、邸报、小报、外报,以及报馆的组织机构、经营、设备等内容,并对北京、上海、南京、汉口等七大城市的报纸进行了记述。1940年,赵君豪的《中国近代之报业》[12]简要记述了近代报纸的元素、源流、内容体裁、编辑业务、新闻采访、通讯社发展、新闻广播、地方报纸、小报、小型报、报纸印刷术、新闻教育、报纸发行、广告、报纸管理、新闻法制等,内容分类详细、覆盖面广。1946年,胡道静的《新闻史上的新时代》[13]主要记述民国时期的新闻报刊和报人、报事,包括国民党党报、国际社、战时东南报业、边疆报纸、华侨报纸、外国人在华报纸、战时通讯,以及新闻与交通、通讯社、述评、杂记等内容,并附录了不少报刊图片,内容丰富、图文并茂。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新闻史研究经历了一段平静期,佳作不多,比较有名的史料辑录性作品是张静庐辑注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二编)[14]和《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乙编、丙编、丁编、补编)[15]。 其中,张氏搜集和分类整理了不少有价值的近现代新闻、出版史料,对我们从事近代新闻史、报刊史、出版史研究大有裨益。

改革开放后,中国近代新闻史研究迎来了明媚的春天。1981年,方汉奇先生在经历了长期的学术积淀后,出版了57万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该著涉猎报刊500余种、报人1500余人,纠正前人同类著作中的错失200余处,分中国早期的报纸、外国人在华办报活动、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办报活动、民主革命准备时期和高涨时期的报刊、辛亥革命前后的报刊、民国初年和北洋军阀统治初期的报刊等几个部分阐述,分期明确、线索清晰、内容宏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史料丰富、考证精深,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近代报刊的发展变迁历史规律及其与维新思潮、民主革命、“五四”运动的互动关系,开创了新时期新闻史的研究范式,使中国新闻史研究进入了方汉奇时代。这期间,台湾学者赖光临的《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上、下)[16]一书分专题探讨了西方传教士之报业、王韬与《循环日报》、梁启超与近代报业、汪康年办报思想及其影响、民国前期革命报刊、清末新型官报、“五四”时期《新青年》、报人张季鸾办报活动及“五四”《独立评论》等,内容比较丰富,但在历史分期和研究范式上建树不足,尤其是对史料的占有和梳理显然逊于方著,影响力有限。

任何一门学问,须先“广博”而后“专精”,由“博”返“约”,由“通——博——精——专”层层递进。所谓“通学在前,专精在后,先其大体,缓其小节,任何一门学问,莫不皆然,此乃学问之常规正道。”[17] 新闻史研究亦如此。继方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辟新的新闻史研究范式之后,中国新闻史研究如雨后春笋,新著叠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新闻史界首先涌现了诸多“通史性”新闻专著和教材。继而,断代史、区域新闻史、专题新闻史、个案新闻史百花齐放。

就中国近代新闻史而言,有代表性或视角新颖的专著有:胡太春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18]重点探讨近代资产阶级报刊人物的新闻思想,从林则徐、魏源、洪仁玕、王韬、郑观应到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黄远生、史量才、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分孕育期、萌发期、发展期、总结期四个阶段,有点有面,有报人个案分析,有报业专题探讨,论述比较深入,堪称佳作。徐松荣的《维新派与近代报刊》[19]探讨了维新派的新闻思想、维新派报刊与维新运动的关系、维新运动与办报高潮,以及维新政变后维新派在国内、国外的政治与办刊活动和立宪运动中维新报刊、民初的维新报刊等,内容丰富,论述全面,但深度方面稍逊一筹。黄瑚的《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20]以“新闻法制史”为研究对象,对中国近代新闻法制的历史渊源、初步实践及近代自由新闻法制、新闻统制制度、日伪殖民新闻体制等进行了深入的论述,系“建国后第一部系统、全面研究中国新闻法制史的专著。”[21] 新加坡学者卓南生的《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22]一书追溯了中国近代报业的诞生背景、源起和发展轨迹,并对《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遐迩贯珍》《六合丛谈》《香港中外新报》《香港华字日报》《循环日报》进行了个案研究,以近代上海、香港地区以及南洋报刊为中心,尤长于个案研究,纠正了不少“定论”,考订精细,学风严谨。如方汉奇先生所言,“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体现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国际化,达到了中国境外学者研究中国新闻史的新的高峰。”[23] 陈玉申的《晚清报业史》[24]简要论述了外人在华的办报活动、国人办报的先声、维新报刊的发展与兴盛、报业与革命的互动关系,以及官报和报律等,论述较为全面,重点比较突出。

徐培汀所著的《中国传播思想史》(近代卷)[25]分时段系统考察了中国近代新闻传播思想与新闻学术发展的历史,重在“传播思想”的探讨,几乎囊括了近代所有具有代表性的报刊和报人,把新闻史和传播史巧妙地融为一体。南京师范大学方晓红的博士学位论文《晚清小说与晚清报刊发展关系研究》[26]回顾了中国近代报刊的产生和发展历程,论述了文艺作品与报刊的联姻及晚清小说理论与报刊理论的互动、小说报刊与晚清小说的依存,以及双重身份的小说作者群、晚清小说与报刊的市场、晚清小说的新闻性、报刊对晚清小说结构选择等,内容丰富,论述视角独到,颇值一读。蒋晓丽的《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27]从文学的视角论述了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文学的关系、传媒话语权的确立、文学言述样式的演进、文学传播方式的嬗变、西方文学的评价、近代文体的产生,以及与作家群体、文学流派、文学运动的形成等之间的互动关系,颇具新意。刘兰肖的《晚清报刊与近代史学》[28]论述了在西学东渐背景下的晚清报刊与中西史学的交汇,晚清报刊与史学大众化的趋向、与史学功能的加强、与近代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与史学学科化的前景的关系,视角独到,论述有力。

孙藜的《晚清电报及其传播观念(1860—1911)》[29]以最早的电子传播媒介——电报为研究对象,考察电报及其传播观念的历史演进,从传播技术与思想观念、社会生活变化的角度来窥探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变化,颇有社会史、总体史的韵味。唐海江的《清末政论报刊与民众动员:一种政治文化的视角》[30]从政治传播学的角度,围绕“政治文化”“民众动员”的论题,论述清末政论报刊的组织、思维、传播观念、传播形式及其对现代媒介意识形态形成的促进作用等,构思新颖,创见叠出,可资借鉴。程丽红的《清代报人研究》[31]论述了清代前中期的报业发展与报人演进、清代早期的来华报人和近代新式报人的产生与新式报人特征,该书对新式报人的论述颇多创见,特别是在社会的变迁和传统知识阶层的裂变、新式传媒的生存发展空间、落拓文人(近代报人前身)的生存境遇及其精神世界和报人职业表现、政治家报人的群体特征等方面论述尤为精深,系一部不可多见的力作。

赵建国的《分解与重构:清末民初的报界团体》[32]以清末民国初期的报界团体为研究对象,论述了这一历史时段报界团体的发轫、交往、联合过程及其在夹缝中求生存和复苏壮大的历史,认为报界团体是报界群体从分散到整合,形成一种社会力量的界标和报界群体意识自觉的结果与表现。王天根的“中国近代报刊史探索(第一卷)”《晚清报刊与维新舆论建构》[33]从政治舆论的角度关注近代媒介的政治属性和政治作用,论述晚清媒介“通中外”与政治建构或解构的关系,以揭示媒介功能在政党利益纷争中的嬗变历程及其规律。此外,改革开放以来,围绕近代某一报刊或报人、报事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或就某专题进行深入研究的论著也比较多,另有专门文章评述,此处从略。

值得一提的是,21世纪以来,在新闻史料、出版史料的辑录方面,亦有力作问世。2001年和2006年,宋原放主编和陈江、吴道弘、方厚枢辑注的《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补卷)[34]以及2004年由宋原放主编、汪家熔辑注的《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35],逾400余万字,卷帙浩繁,辑录了自近代至2005年的一批图书、期刊出版史料,内容包括历代比较有影响的图书、期刊的编辑、翻译、出版、印刷、发行及其相关的背景人物、背景资料等,史料价值较大,于新闻史、出版史研究功莫大焉。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在新闻史、出版史学界涌现了两部通史、两座高峰:方汉奇先生于20世纪90年代主编的新闻史集大成之作《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36],以及2008年底由新闻出版总署组织出版专家、学者主编的出版史集大成之作《中国出版通史》(九卷本)[37],两部通史,十年磨两剑,阐释了新闻事业和出版业的历史进程及其衍变规律,系统评述了新闻业和出版业的社会作用,其篇幅之巨大、内容之宏丰、材料之厚实、结构之完整都是空前的,将近代新闻史、报刊史、出版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此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近代新闻史、报刊史、出版史的学术思路和研究方法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向,从侧重“通史”转向侧重“区域史”“专题史”“个案史”研究。[38]

二、中国近代新闻史研究的特点及其研究趋势

1.从研究强度来看,近代新闻史、报刊史研究出现了两个时代、两个高潮

一个是1927年《中国报学史》所开辟的戈公振时代,这一时代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前为止。在戈氏影响下,张静庐、黄天鹏、李抱一(代表作《长沙报纸史略》,后文有述)、管雪斋(代表作《武汉新闻事业》,后文有述)、蔡寄鸥(代表作《武汉新闻史》,后文有述)、赵君豪、胡道静等一批报人的新闻史专著或其他新闻史成果相继出炉, 形成了一个以随笔、回忆、总结等形式研究晚清、民国新闻史的小高潮。当然,由于历史文化背景、社会战乱、研究条件、研究范式的局限性,这一时期的近代新闻史研究不可能像改革开放后那样突飞猛进。但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往往是近现代报业的实践者和时代的亲历者,他们占据、掌握最真切的第一手材料,所写作品比较真实可信,史料价值较高。

另一个是1980年前后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所开辟的方汉奇时代,这一时代一直持续至今并持续发展。当然,这个时代并非方先生一人之力所能形成,其中还凝聚了宁树籓、丁淦林、徐培汀、姚福申、李龙牧、赵玉明、白润生、吴廷俊等前辈新闻史研究开创者的心血和汗水。在方先生等人的影响下,不仅新闻“通史类”成果蜂拥而出,而且新闻断代史、专题史、区域史、个案研究也全面开花,形成了一个新闻史研究的新高潮。中国近代新闻史研究不仅在新闻史研究领域,而且在专门史和史学研究领域占据重要席位。

2.从研究路径来看,中国近代新闻史研究由“面”、“截面”到“点”,由“通史”向断代史、区域史、专题史、个案史研究纵深发展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涌现了不少有分量的新闻通史之作,逮至方先生《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出版,“通史”研究因为达到一个高度而进入平静期。同一时期,新闻史研究开始由“通史”的“面”向断代史、区域史、专题史的“截面”和个案史的“点”深入挺进,涌现了一批力作,如李彬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尹韵公的《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程曼丽的《蜜蜂华报研究》、黄瑚的《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李磊的《述报研究》等,新闻史研究由宏观走向中观、微观研究,这无意中契合了当代专门史研究、文化史研究、史学研究的大趋势。

3.从研究走向来看,由“革命史”、“政治史”的研究范式向政治传播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多视野、多维度发展,由单一学科视角向跨学科方向发展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束缚,前辈新闻史著作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政治史”“革命史”的时代色彩,无可厚非。但一批新生的新闻史研究力量在继承前辈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路径,或由其他学科转入新闻史研究,其研究视野开阔,从政治史、思想史、传播史到文化史、社会史、文学史等,跨学科、多元化趋势明显。一些学者,如李彬、陈昌凤等学者从社会学视角研究传播史和中国(近代)新闻史,很契合当今史学研究大趋势;张琨、唐海江等学者借鉴西方政治传播学理论构建新闻史研究的新路径,颇值得称道;还有一些学者如单波、蒋晓丽、方晓红、黄瑚等,从文学、哲学、传播学角度解释新闻史、报刊史,等等。不同学科交汇,彰显近代新闻史、报刊史研究的巨大空间和发展前景。近年来,受法国年鉴学派社会史研究范式和国内“新史学”的影响,一些学者把社会史范式引入新闻史研究领域,令人耳目一新。

4.从研究力量来看,近代新闻史研究者阵容较大,除老一辈大家坐镇之外,中年一代担纲重任,新生力量亦源源不断

中青年一代多具有博士学历,知识面较宽,学术素养较好,研究视野较广。同时,不同学科新秀的加盟,如来自历史、中文、哲学、社会学等学科,为新闻史带来了不同的研究视角,融合了传统学科的优势,促进了新闻史学研究走向纵深。

注释

[1]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

[2]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

[3] (美)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原序》[M],展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

[4]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1

[5] 刘昶:《人心中的历史——当代西方历史理论述评》[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338

[6]戈公振:《中国报业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7]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8] 丁淦林:《20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J],《复旦学报》,2000(6):134

[9] 蒋国珍:《中国新闻发达史》[M],上海:世界书局,中华民国十六年(1927)9月初版,另见《民国丛书·第三编(41)文化·教育·体育类》,上海:上海书店据世界书局1927年版影印

[10] 张静庐:《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M],上海:现代书局,1928年初版, 另见《民国丛书·第三编(41)文化·教育·体育类》,上海:上海书店据现代书局1932年版影印

[11]黄天鹏:《中国新闻事业》[M],上海: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初版,另见民国丛书·第三编(41)文化·教育·体育类,上海:上海书店据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影印

[12] 赵君豪:《中国近代之报业》[M],长沙: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九年(1940)四月第一版

[13]胡道静:《新闻史上的新时代》[M],上海:世界书局,民国三十五年(1946)十一月版,另见民国丛书·第三编(41)文化·教育·体育类,上海:上海书店据世界书局1946年版影印

[14]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二编)[M],上海:群联出版社,1954,另参见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1—8)[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15]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乙编、丙编、丁编、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4.1957.1956.

1959.1957

[16]赖光临:《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上、下)[M],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民国六十九年(1980)二月初版

[17]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辞[J],《新亚学报》第1卷第1期,1955(1):6

[18]胡太春:《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87

[19]徐松荣:《维新派与近代报刊》[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

[20]黄瑚,《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21]徐培汀:《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新闻史学史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83

[22] (新加坡)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3 参见白润生:《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高峰——读卓南生先生的名作〈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J],《新闻三昧》,2002(10):30

[24]陈玉申:《晚清报业史》[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

[25]徐培汀:《中国传播思想史(近代卷)》[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26方晓红:《晚清小说与晚清报刊发展关系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

[27]蒋晓丽:《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M],成都:巴蜀书社,2005

[28]刘兰肖:《晚清报刊与近代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9]孙藜:《晚清电报及其传播观念》(1860—1911)[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30]唐海江:《清末争论报刊与民众动员:一种政治文化的视角》[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31]程丽红:《清代报人研究》[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

[32]赵建国:《分解与重构:清季民初的报界团体》[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33]王天根:《晚清报刊与维新舆论建构》[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

[34]宋原放主编,陈江、吴道弘、方厚枢辑注,《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补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2006

[35] 宋原放主编,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36]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996,1999

[37]石宗源:柳斌杰总顾问,《中国出版通史》[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

[38]一部优秀的通史,往往是聚众修史、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对积淀了一个历史时段的学科研究成果的整合和总结。分久必“通”,分散的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需要以“通史”总其纲;“通”久必分,整体的宏观的通史,通行了一定时段后,需要用中观的、微观的区域史、专题史、个案史奠其基;当区域史、专题史、个案史研究达到一定程度时,可能会对前一部集大成之作的《通史》进行补充、修订、完善和总结。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

作者：江 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