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艺术民间传统论文

2022-04-18

摘要：民间艺术作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环，在提升民族凝聚力和推动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我国农村地区具有丰富的民间艺术资源，但资源利用率普遍较低，部分民间艺术发展已面临困境。农村地区需重视文化发展，将具有乡土特色的民间艺术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小说艺术民间传统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小说艺术民间传统论文篇1：

莫言短篇小说乡土叙事的狂欢元素

摘要：莫言短篇小说中民间视角下乡土生活的乌托邦理想，极度的夸张、怪诞的人物与情节，世俗生活的粗言俚语等都是凸显着狂欢色彩的元素，这些怪诞现实主义的叙事话语鲜活地展现了中国北方农村、农民的乡土生活，同时也以来自底层的民间话语消解了关于农村、农民的主流意识形态叙述。

关键词：莫言短篇小说叙事狂欢

一、巴赫金的狂欢诗学范畴与莫言的乡土叙事元素

巴赫金诗学体系的独特性在于确立了一整套自成一体的诗学范畴。官方—民间、国王—小丑、精神—肉体、宫廷—广场等两两对应的概念，以及滑稽戏仿、怪诞、诙谐等，构成了其狂欢诗学的独特而重要的范畴。在这些独特的诗学范畴之下，一个与官方文化相对应的民间狂欢文化呼之而出。这种狂欢文化以及现代文学中深受其传统影响的狂欢化文学，其首要的精神特征就是民间性：民间视角，民间理想，民间追求。在巴赫金看来，狂欢节文化是“在整个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了第二个世界和第二种生活”①。与官方社会日常生活的等级森严、禁锢压抑相对应，民间狂欢的节日生活是自由平等、畅所欲言的；与官方日常生活的代表场所宫廷相对应，民间狂欢的节日生活集中于市井广场，在这里等级被消解，禁锢被打碎，民间的、节日的生活进入一种乌托邦理想的自由平等状态。“在这些吆喝里拉伯雷听到了全民欢聚于‘世界盛宴’的乌托邦的音调，听见了这些乌托邦的音调深深地潜入到生活的最深处，这是一种生动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实际上已被认识的、有滋有味和充满广场喧闹的生活。”②节日生活是民间乌托邦理想的生动表现。与此相对应，官方等级金字塔顶的国王在民间狂欢广场上成为小丑，官方话语的严肃高雅在民间狂欢的广场上一变而为嬉笑怒骂，复古崇高的官方文学被民间狂欢化文学的怪诞现实主义所取代。民间狂欢文化及狂欢化文学以极度夸张的手法，以滑稽的戏仿、怪诞的人物与情节、吃喝拉撒性爱等世俗的生活及其粗言俚语，将官方文化的道貌岸然、崇高典雅消解于无形，将官方文化的等级体系予以颠覆，将官方宗教道德的虔敬威严由天国打入凡尘，从而表达出民间文化的强劲生命活力，体现出大众世俗生活的时代强音。

在当代中国文坛，莫言的创作以民间视角、民间话语著称。这些作品相当一部分以其故乡“高密东北乡”为叙事背景，题材主要是中国北方的乡土生活，甚至素材也主要来自莫言早年在家乡山东高密的经历、见闻以及他在此基础上对北方乡村生活的了解，因而，这些作品也主要反映中国北方的乡土生活。梳理这些作品，从中可以看到一个相当清晰的民间视角，感受到一种独特而鲜明的民间话语。通过这一民间视角与民间话语，他的作品栩栩如生地表现着北方乡土、乡亲的生活理想与价值追求。而这种表现，如以巴赫金诗学观照，则常常充满狂欢化色彩。民间视角下乡土生活的乌托邦理想，极度的夸张、怪诞的人物与情节，世俗生活的吃喝拉撒、爱恨情仇、粗言俚语等凸显着狂欢色彩的元素，在他的众多作品中鲜明而生动地呈现。这些看似怪诞离奇的人物及故事鲜活地展现了中国北方农村、农民的乡土生活，同时也以独特的民间叙述视角，以及严酷的现实样貌，颠覆了官方意识形态话语对于现代中国北方农村的想象建构，以来自底层的民间话语消解了现代中国关于农村、农民的主流叙述话语。在他的狂欢化叙事话语下，强权、霸权、一言独尊的世界轰然坍塌，官方崇高、庄严、肃穆的意识形态与权力话语体系被解构。莫言创作中的狂欢元素在其众多作品中广泛存在。统计数据显示，自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至201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莫言写了62篇短篇小说、36部中篇小说、12部长篇小说。很显然，短篇小说也是莫言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多年来国内学人对其创作的狂欢化风格的阐述多集中于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则几乎未见。其实，在巴赫金诗学视界下，莫言短篇小说同样表现出多方面的狂欢化色彩。莫言中长篇小说中所表现的一些民间乌托邦理想、怪诞现实主义的叙事风格、夸张诙谐的人物形象及其行为，以及民间视角和百姓俗语，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同样呈现着多元性的存在。显然，莫言的短篇小说同样蕴含着十分丰富的狂欢元素。

二、莫言短篇小说的狂欢化乡土叙事

（一）乡土叙事中的民间乌托邦乌托邦性是巴赫金狂欢诗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巴赫金认为，乌托邦性是狂欢广场及其民间节日生活的重要特征。在这里一切都与官方日常生活截然不同，日常生活中附着于人身的等级定义被消解，所有人在这里可以无所顾忌，畅所欲言，亲密接触。“节庆性成为民众暂时进入全民共享、自由、平等和富足的乌托邦王国的第二种生活形式。”③节日生活暂时中止了官方社会的秩序，成为民间大众向往的乌托邦理想世界。

莫言创作的故事背景与环境大多离不开他所熟悉的山东高密。他的许多短篇小说明晰地提到了自己的家乡，构成了“高密东北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鐵孩》中讲到高密火车站的地理位置，上端连接胶济铁路干线，下端插在高密东北乡那片方圆数十里的荒草甸子里。这叙述凸显了高密连接城市与乡土的特殊文化空间，乡土生活中同时存在着城市文明的冲击与乡村文化的固守，反映了绝大多数在这两种文化夹击下的中国农村现实及农民的生存状态。作为一位目光敏锐的现代作家，他对家乡的凋敝困顿及乡亲的穷苦猥琐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在众多作品中予以表现；而作为一位情感丰富的高密人，他在对故乡的描述中也常常流露出乌托邦式的理想化色彩。诚如丹纳所言，“一个民族永远留着他的乡土的痕迹。”④莫言笔下乡土里的田园风光，带有浓厚泥土气息的故事人情，既表达着他对家乡的怀恋与热爱，又显现了他作为民间话语的说者对人间乌托邦的向往。如他在短篇小说《老枪》中所述：

秋天发了大水，数万亩涝洼地如海洋，高粱在水中擎着暗红色头，一队队老鼠在高粱头上蹿跳着，如同灵活的飞鸟。收获高粱时，水齐到胸口，人们趟着水，用筏子把高粱穗子运出去，从天而降的红翅鲤鱼和黑脊草鱼在生着绿色气根的高粱秸秆间横冲直撞，翠绿鱼狗不时钻到水里去，又叼着银亮的小鱼从水里钻出来。⑤

在秋日里，家乡的自然万物都被人格化了，如高粱、老鼠、飞鸟、刚打上来的鱼……都被赋予了人的气息，自然万物与人之间没有了界限，都处在一种和平、自由的空间里，自然与人都处于一种平等享受秋日阳光馈赠的狂欢愉悦之中，秋水景象在莫言笔下被勾勒成一幅乡土田园的乌托邦世界图景。

除了对乡土庄稼、鱼鸟、花草的描写，莫言对乡里百姓节庆活动和仪式的叙述则体现出更为鲜明的狂欢化元素。诚如巴赫金所言，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最鲜明的区别就是平等自由。与官方节日强化人的等级差序不同，在民间节日里，“人仿佛为了新型的、纯粹的人类关系而再生。暂时不再相互疏远。人回归到了自身，并在人们之中感觉到自己是人。”⑥如莫言在《遥远的亲人》中的节庆描写：

八叔的婚礼定在腊月十六举行。那天果然是个好日子，红太阳冒出来时，树上的白霜闪烁出美丽光彩。亲戚们头天就到了，大爷爷家住不下，就挤到我们家。那时候没有我，大哥刚三岁，穿着新衣新帽，在院子里追麻雀。大哥追赶一会儿麻雀，闻到了从大爷爷家飘出来的熟面条味儿和白菜炒猪肉的味儿，看到了乳白色的水蒸气从大爷爷家门上扑出来，弥漫在早晨清新寒冷的空气里。⑦

在长辈八叔的婚礼仪式中，三岁的大哥到处追赶麻雀，大人们却没有像平时那样呵斥他，大人与小孩都在节庆的愉悦中磨平了往日的等级与规矩，而处于一种平等、自由、快乐的氛围中。民间节庆文化消解了家族成员之间的等级差别。那片乡土的自由、轻松、活泼情态以及乡土节庆中人与人之间平等、愉悦的关系，将一片乡间生活尤其是节庆生活的乌托邦理想世界真切地展现给读者。

（二）乡土叙事中的怪诞现实主义一位俄罗斯学认为：“狂欢文化亘古以来即有怪诞性。”⑧莫言的乡土叙事中更多的是非常规的人和事。他常以夸张、怪诞的手法表现高密东北乡那些光怪陆离的生活，那些“越出常规的”人，表现来自民间的主人公们对官方生活秩序、道德律令、伦理规范的反叛。这些描写体现的正是狂欢化的怪诞现实主义风格。正如巴赫金所说，“夸张、夸张主义、过分性和过渡性，一般公认是怪诞风格最主要的特征之一。”⑨通过变形、夸张等狂欢化叙事艺术，描绘出许多超越现实的离奇怪诞的乡土生活。以民间视角、人性视角的叙述对官方价值观、传统道德体系进行解构，或以大众视角、乡村视角的叙述对城市文明、精英意识予以颠覆。

短篇小说《翱翔》讲述的是一场带有浓烈封建家长专制意味的换亲故事。两个身体上都有残缺的男子“幸运地”娶上了对方美貌的妹妹，长满了麻子的黑大汉洪喜的亲妹子杨花是个几乎完美的女孩，却要嫁给一个哑巴；洪喜则可换娶哑巴的妹妹燕燕。然而，当燕燕看到了洪喜的脸后，她无法忍受而逃婚了：

燕燕在街上飞跑着，头发披散开，像鸟的尾巴……燕燕突然前扑，消逝在麦浪之中……突然，一道红光从麦浪中跃起，众人眼花缭乱，往四下里仰了身子。只见那燕燕挥舞着双臂，并拢着双腿，像一只美丽的大蝴蝶，袅袅娜娜地飞出了包围圈……燕燕落在墓田中央最高最大的一株老松树上，人们追进去，仰脸看着她。她坐在松树顶梢的一簇细枝上，身体轻轻起伏着。⑩

人能自由翱翔，这是对沉重压抑的日常生活的超越。而逃婚飞去，则是对乡村古老的常规陋习的颠覆。莫言在这里赋予了主角燕燕神异的功能，随心飞翔是一种超出了人性而达到了神性的境界。

在莫言的小說中，不仅人被赋予了神性，动物也被赋予了人的秉性。在《枯河》中，黄色的小狗不仅带有了人的特质，并且在它被车轮碾压受了重伤后仍然安之若素地在人面前行走：

灰尘散后，他看到有一条被汽车轮子碾出了肠子的黄色小狗蹒跚在街上，狗肠子在尘土中拖着，像一条长长的绳索，小狗一声也不叫，心平气和地走着，狗毛上泛起的温暖渐渐远去，黄狗走成黄兔，走成黄鼠，终于走得不见踪影。{11}

黄狗受了重伤，肚破肠流，却仍能一声不吭平静地一步步前行，由黄狗而黄兔再到黄鼠直至消失无踪。莫言以超越现实的狂欢叙事，极其冷静、客观的叙述话语，将黄狗受伤而死的过程人格化，在怪诞现实主义的笔触中表现以汽车为代表的都市文化对以黄狗为代表的传统乡土文化的践踏与伤害，在狂欢化的叙述中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冷酷及其对乡土的无情侵蚀进行了揭露。黄狗走着走着成了黄兔又成了黄鼠，直至最后消失，形象地表明了乡土文化不断地被城市文明所挤压，最终走向了末路，消失在人们的生活之中。

三、反官方的民间视角与乡土语言

（一）反官方的民间叙述

官方与民间的对应对照及其反差构成了巴赫金狂欢诗学话语体系的基本构架。在民间节日文化中，民间视角与民间叙事话语通过对官方真理和官方文化的夸张言说与滑稽戏仿，显现其乖张悖谬之处，指明其外强中干，暴露其腐朽性、暂时性、荒诞性。由此，延续千年的代表官方一元独白型真理的专制话语、道德规约、伦理习俗被否定，反映民间大众自由平等追求的民间真理得以弘扬。

短篇小说《翱翔》就是民间视角与民间叙事话语的典范之作。以狂欢诗学观之，小说的换婚、逃婚、追捕、射杀的情节安排，即是怪诞现实主义的滑稽戏仿。燕燕罕见的逃婚诱发了村里的尊长铁山爷爷、燕燕的娘和哑巴哥哥、警察前来，想一并“制服”这位会翱翔的新娘。在这里，小说构建了一个代表乡土农村传统威权的各种势力交织而成的绳网，集体去捕捉这一脱网的燕子。铁山爷爷和警察的加入，表明了这是代表官方的、传统道德习俗的专制权力体系对一个叛逆者的围剿与扑杀。

父母之命，代表着农业文明的一种权力话语，也是中国千百年封建家长专制的符号。两位美好的姑娘却被迫嫁给两位陌生的、身体有缺陷的男子，这种现象普遍存在，自古皆然。燕燕的反抗，冲破了农村传统婚姻家庭伦理对女子的禁锢，同时也使自身的家庭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如燕燕的娘在哭求女儿时说：“燕燕，好孩子，听娘的话，下来吧……娘知道你心里委屈，但这是没有法子的事……你要是不下来，咱也留不住杨花，那样的话，咱这家子人就算完了……”{12}两家的男子互娶对方的妹妹，如果其中一方背弃了原订的契约，那么不仅会导致双方家庭的利益、名誉受损，甚至会对整个家族乃至整座村落的形象带来损害。千百年来，大家都遵循这一古老的习俗，这习俗实际上已成为所有人共同构建也必须遵守的日常生活原则，是加诸北方农村青年男女约定俗成的婚姻道德规训，其威严、肃穆、坚硬、唯我独尊且一成不变，都显示已经具有了狂欢诗学话语中的官方文化性质。燕燕的逃婚，是对这种文化的反叛与颠覆。燕燕逃婚飞翔，众人紧追射杀，尤其是众人围捕追杀燕燕的情节，是经典的怪诞现实主义滑稽戏仿。一个乡间弱女子居然会飞，是狂欢化的夸张与怪诞。而小说最精彩之处在于各色人等自四面八方汇拢前来，仿佛撒开大网“捕获”这位小女子的情景。这些人或者是官方人士（警察），或者是当地的家长、地方精英，是传统家族专制权力的代表。铁山爷爷身为村里的尊长，看似是一位明理之人，实则是家长专制的卫道士，他出面召集各方力量来解决这一“荒诞”的逃婚案，他所浇上的那一桶狗血，看似道貌岸然实则荒唐可笑。警察似乎代表着正义的力量，正气凛然地担当了围捕燕燕的中坚，实则早已化身为家长专制的帮凶。一个不谙世事的小男孩也天然地认定燕燕所为不合理，他给洪喜传递信息说：“铁山爷爷正在领着人们制造弓箭……乡政府的领导也很重视，很快就会派人来，让他吃着饼耐心等待，一有情况就敲锣。”{13}燕燕的周边就这样织就了一张传统道德与封建婚姻规制的天网。小说以狂欢式的滑稽戏仿，让那些表面看来正义崇高的行为显现出荒谬与违情悖理，从而将官方道德及代表这个道德体系的卫道文化的虚伪、冷酷和反人性暴露无遗，将封建家长专制的反人性、传统婚姻道德的卫道士们的丑恶行径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眼前，以民间视角与民间话语颠覆了千百年来官方主流意识形态、道德体系和伦理规范。

（二）贴近大地的乡土语言

巴赫金在谈到拉伯雷小说语言的狂欢化时指出，民间狂欢的广场语言是一种指向身体下部、贴近大地的语言，它集辱骂与赞美为一体，表面看来粗鄙，实则焕发着物质与肉体的生机，体现着民间大众的生命活力，描绘出人与自然存在的本真状态，同时也是粗犷、朴实而本真的民间话语对貌似崇高典雅的官方话语的颠覆。比如民间话语中常常出现的排泄物，在巴赫金看来就具有这样的意义：“排泄，这就是物质和肉体，主要是诙谐的物质和肉体；这即是用来贬低一切崇高之物，使其肉体化的最为合适的材料。”{14}只有在广场、集市等大众生活场景，才能看到并感受到民间百姓最原始的生存状态及其乡土文化。莫言的小说语言正是这样一种贴近大地、表现本真百姓生活的语言。

在小说《售棉大路》里，莫言叙述了种棉姑娘杜秋妹拉着八百斤棉花在去往棉花加工厂路上所遇到的人和事，小说主要写杜秋妹、腊梅嫂与车把式小伙、赶马车机手四人因车马堵塞被耽搁在路上所碰到的一连串麻烦事。小说对沿路的环境描写是细致的，如“马粪还飘着缕缕热气，散发着一股并不使庄稼人讨厌甚至有一种亲切感的气味”{15}“空气中充满了汗臭味、尿臊味和令人恶心的柴油味；骡马耷拉着脑袋，人垂着头，忍气吞声地受着‘秋老虎’的折磨”{16}。在莫言的笔下，汗臭味、尿骚味并不让人反感，马粪甚至带有了“一种亲切感的气味”，而柴油味却令人恶心。这是乡村生活的真实情状，也凸显了对民间乡土气息的认同以及对都市文明的鄙夷。同样，小说中的人物语言也有不少戏谑和谩骂，并且带有对男女两性间诸如生殖器官及生理变化的描述。这些看似粗鄙的、世俗化的语言，正是巴赫金所谓指向身体下部、贴近大地、“用来贬低一切崇高之物”的“肉体化”语言，展现出民间世界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对生命的尊重。“在尿和粪便这两个形象中保持着与分娩、多产、更新、吉祥本质上的联系。”{17}如小说写到赶马车的机手在杜秋妹和腊梅嫂面前撒尿而车把式看不过眼的情景：

腊梅嫂轻轻地骂着：“臊狗！死不要脸。”车把式看不顺眼了，一步闯过去，扯住机手的脖领子使劲搡了一把，喝道：“哎，伙计！狗撒尿还挪挪窝呢，你这么大个人，怎么好意思！”机手被车把式一搡，剩下的半泡尿差不多全撒到裤子里，吃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亏，心中好不窝火……“流氓！老子踹出你的大粪汤子来！”{18}

“臊狗”“流氓”“大粪汤子”等词语都体现了真实的乡土生活，听起来有点粗俗，却体现着民间世界、民间生活的本真存在状态。这是民间世界的真实话语表征，也是狂欢化艺术的话语表征。它犹如民间节日集市的语言或狂欢广场的语言，到处充斥粗鄙的吆喝和对话。这些民间话语虽粗俗，但自由奔放，极大地拉近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距离，使之可以亲昵地不羁形迹地自由交往。这种民间话语是对追求高贵、典雅、崇高的官方话语的反叛与颠覆。

此外，小说也写到路上煎熬等待过程中处于哺乳期的腊梅嫂的身体变化、少女杜秋妹的身体周期变化，也着力描写了人物饥饿的感觉和吃喝的场景。小说中这些对人物的尿液、奶水、乳房、少女月经周期、饥饿感及吃喝等场景的刻画，都表现着农村生活最真实的一面；与此同时，通过作为人之常道的排泄与生殖器官以及吃喝拉撒等生命的常规行为的描写，切近人之生命

存在的真实状态。因为，“生命、死亡、分娩、排泄、食物，这是肉体地形的中心，上部与下部相汇于此”{19}。这是莫言对乡村生活原生态的真切表现，是他对底层乡土生活中的生命的尊重和关怀，也是民间视角下的狂欢化文艺作品表现大众生活、表现生命存在状态的话语特征。

四、结语

综上所述，巴赫金狂欢诗学的许多重要范畴，如官方—民间、精神—肉体、宫廷—广场等两两对应的概念，以及滑稽戏仿、怪诞、诙谐等，我们在莫言短篇小说的乡土叙事中都可以找到对应的叙事元素。狂欢诗学以独特的系列范畴构建了一个官方与民间对应的理论体系，以民间狂欢话语的多元流变、边界模糊来解构官方意识形态的一元独尊、保守固化，以民间狂欢化艺术的滑稽戏仿、怪诞肉體来解构官方文化的等级秩序、精神霸权，以狂欢化的人民大众的粗言俚语来解构官方话语的崇高典雅。莫言短篇小说的乡土叙事在叙述视角、人物塑造、情节安排、行文风格等多方面表现出巴赫金狂欢诗学的叙事元素。他坚守民间乡土的叙述视角，以民间话语切近原始、朴素的大众生活，通过对乡土庄稼、鱼鸟、花草的描写，对乡村节庆活动和仪式的叙述，表现民间社会、百姓生活的乌托邦理想。而更多的时候，莫言短篇小说的狂欢化元素则在于乡土叙事中的民间话语，在于以诙谐、怪诞的叙事风格，通过滑稽戏仿和肉体化贬低，将千百年来延续于乡间的，虽已腐朽没落却仍冥顽不化，甚至仍想永世维持的封建官方文化及其陈规陋习给予毁灭性的颠覆。他的短篇小说《翱翔》中的怪诞现实主义、滑稽戏仿，《售棉大路》中指向身体下部、看似粗鄙却焕发着物质与肉体的生机，体现着民间大众的生命活力的语言，都是作品狂欢化艺术元素的鲜明体现。

①②③⑥⑨{14}{17}{19} 〔苏〕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夏忠宪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第211页，第11页，第12页，第351—352页，第172页，第168页，第185页。

④ 〔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37页。

⑤ 莫言：《莫言文集（11）·白狗秋千架》，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234页。

⑦⑩{11}{12}{13}{15}{16}{18} 莫言：《莫言文集（卷外1）·姑妈的宝刀》，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06页，第173页，第155页，第180页，第177页，第23页，第26页，第23页。

⑧ Косенко Д.Ю. Идеи Бахтина и основания архитектурной критики. В кн.： М.М.Бахтин и гуманнитарное мышление на пороге ⅩⅪвека.Часть 2.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рд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Саранск.1995.с.83.

参考文献：

[1] 巴赫金.诗学与访谈[M].石家庄：白春仁，顾亚玲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 巴赫金.小说理论[M].石家庄：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3] 巴赫金.文本对话与人文[M].石家庄：白春仁，晓河，周启超，潘月琴，黄玫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4] 莫言.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J].当代作家评论，2002（1）.

[5] 莫言.说吧，莫言[M].深圳：海天出版社，2007.

[6] 莫言.碎语文学[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作者：周卫忠，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汪子恒，广东罗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编辑：张晴 Email：zqmz0601@163.com

作者：周卫忠汪子恒

小说艺术民间传统论文篇2：

民间艺术植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探究

摘要：民间艺术作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环，在提升民族凝聚力和推动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我国农村地区具有丰富的民间艺术资源，但资源利用率普遍较低，部分民间艺术发展已面临困境。农村地区需重视文化发展，将具有乡土特色的民间艺术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二者相辅相成，民间艺术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为宣传发展的平台，推动自身植根当地群众，实现民间艺术的复兴与繁荣，同时实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民间艺术;公共文化服务;农村;基层

民间艺术，是艺术领域中的一类，是人民在社会生活、社会生产中产生的技能，又在审美化的驱动下逐步发展成为具有艺术性的产品。相对于贵族、文人士大夫对文学艺术的追求，它表现的则是劳动人民的生活情趣。它来源于民间，发展于民间，植根于民间。作为当地的特色文化，民间艺术是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人类生活与智慧的缩影，衍生出独有的文化价值，是人类发展历程的象征。

一、将民间艺术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必要性

民间艺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类，它具有的特点是不管经历多少年或多少代人，都不会脱离各族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漫长的历史时光里，民间艺术经历了繁盛又在与现代社会的碰撞中走向衰落甚至消亡。在城市化大环境下，随着数字文化的娱乐化、趋同化，民间艺术的保护和发展该“何去何从”成为一项严峻挑战。全国政协“加强农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专题协商会明确指出，要加强农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指出要加强对乡村文化的引导，发展先进文化，提供更多体现乡村特点、保留乡土味道、紧贴群众生活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而民间艺术又是乡村文化最具有特色与活力的一部分，是当地人民于日常生活中获得的灵感，是祖先智慧与汗水的结晶，对于增强当地群众对中国文化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因而针对农村文化建设现状，当地政府需将带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活动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发展当地特色的民间艺术，以更好地满足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由此，发展乡村文化、繁荣民间艺术是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点。民间艺术的初步发展需要依赖于一定的平臺助推，以吸引当地群众的关注，促进群众广泛参与。在此方面，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逐步建立为民间艺术重新焕发生机提供了支持，同时民间艺术因素的发掘与利用也促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趋于完善。两者的结合既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又能使民间艺术扎根于当地，获得稳定发展。

二、民间艺术植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对策

在各级政府的积极推动下，一系列民间艺术活动如“戏曲下乡”通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农村地区蓬勃开展。但是受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完善的影响，民间艺术发展仍存在活动老套、供给错位、宣传不到位等问题亟待解决。因此根据乡村民间艺术发展现状，需要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而充分发挥文化站点的作用，推动民间艺术的发展。

（一）改进文化站点内部管理体制，强化宣传功能

1. 建立健全群众监督机制，有效运用科学化的管理和完善的监督机制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以保障。群众的需求具有一定的弹性，需求弹性的变动性较大，而供给刚性的变革则相对固化。因此政府要对人民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程度进行定期调查。设立投诉点，政府根据村民反映村民针对公共文化服务时刻加以改进，开展使人民满意的文化活动，真正意义上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避免形式主义、资源浪费。

2. 培训文化站点管理人员，引进复合型人才。首先政府需要对当地村干部及文化站日常管理人员进行专门培训，对文化站点的运行管理提供支持，将文化站点的管理进行明确分工，促使文化站点的运行走上正轨。只有文化站点高效运行，其宣传功能才能发挥有效作用，将民间艺术的信息传递给当地群众。其次，政府需设立相关补贴政策以鼓励有技术专长的，热爱农村文化的高校毕业生深入广大农村从事文化活动，从而不断吸纳专业人才扎根农村、服务农民。最后，政府可参考嘉兴市基层文化队伍“两员”制度，县文化馆向镇乡文化站下派一名文化员，不仅延伸了县区文化站点的资源、产品、服务、技术和规范，还为乡镇文化站点提供了人才支持，加强乡镇文化站点的长效有序管理。

（二）创建“互联网+”模式，推进协同发展

互联网时代已经来袭，互联网的应用在商业层面乃至国家的战略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互联网与各项目的融合也成为事物发展的重要一步。因此针对当前乡村环境和人口现状，政府需安排青壮年村官或志愿者教授一部分中老年人互联网基础知识，让中老年人能够掌握查询网络知识、获取新鲜资讯等技能，将“互联网+”的作用充分发挥，形成文化、科技“双轮驱动”。

1. “互联网+政务管理”。“互联网+”益民服务是国务院推进“互联网+”行动的重点内容。政府需加快互联网与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深度融合，利用数字服务技术，推进政务公开透明，促进公共服务创新供给和服务资源整合。在政府工作人员实地走访、设立实地投诉点的基础上建立网上信访，及时了解群众的需求。此项举措能够以最快、最直观的方式使政府工作人员了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存在问题以及群众对于民间艺术的偏好，方便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安排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

2. “互联网+文化活动”。在互联网和大机器生产高速发展的时代，民间艺术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必然会陷入困境。首先，在全县范围内建立数字化数据库，响应中央戏曲振兴工程，选取并拍摄民间艺术的经典片段，并结合网络已有资源做好戏剧、曲艺的音像工作，推进数字化保存。其次，于网络上开展网络文艺创作计划，鼓励通过拍摄网络影视作品、创作网络小说等手段传承发展民间艺术。响应《文化部“十二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施纲要》的号召，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逐步建立公共文化服务政府采购制度，鼓励民间企业通过招投标等方式，参与公益性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等文化活动中去。当地政府整合网络上相关资源，同时也可与出版社合作出版相关文学作品，并在文化站点的图书阅览室引入，以供群众进行阅读。最后，随着手机电脑的普遍化，信息传播的“主力军”也在变化，而乡村公共文化体系的宣传方式并未做到与时俱进。现阶段互联网潮流中，短视频在各年龄阶层都占有重要地位，政府可整合当地优秀的民间艺术，鼓励民间艺术传承者进行视频创作，既能够在网络上收获一定的关注度，又能够将特色的民间艺术传播给大众，推动民间艺术的传承发展。政府与短视频平台合作，通过大数据管理，检测用户喜好和年龄阶段，有选择地对一定人群进行短视频推送，以潜移默化的手段使民间艺术在群众间传播发展。

3. “互联网+设施成网”。政府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数字化建设，对各文化站点的图书资源进行编码并进行网络系统输入，以互联网为媒介在县镇乡三级形成联动效应。充分发挥县级文化站点的辐射带动作用，由县级文化馆牵头，推动资源在全县范围内的流动和共享，形成网状结构。因此政府需要积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网络化建设，借助“三网融合”技术大力构造网络剧场、电子阅览室等新兴文化服务平台，探索长效机制，鼓励农村群众文化活动长期开展，开启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革故鼎新，以现代化技术和创新思维引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助力民间艺术的发展。

（三）创新已有活动形式，促进“活态化”发展

文化活动需要创新性发展。现阶段乡镇政府需改变固有的、因循守旧派的模式，创设新的活动形式，提升群众参与度，让村民能够参与其中。同时提高村民对文化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我国乡土文化历史悠久，在农村培育发展。它是中华民族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真正动因。民间艺术作为其一脉，它的重要性和价值不容忽视。在原有民间艺术传播中，大家多为听、看，鲜有参与其中的乐趣。在听、看之余，需将体验、参与同时设置，帮助群众更好地了解、接触相关文化，同时提升群众的兴趣度。民间艺术的发展离不开人民向心与群众关注，老旧的、固俗的模式不会让群众提起兴趣，但盲目创新、改革的民间艺术也不能达到理想状态，求其平衡性，达到“活态化”继承发展是最终目标。

按规定乡镇文化站应为集书报刊阅读、宣传教育、文艺演出、科普教育、体育和青少年校外活动等于一体的综合文化站。首先，文化站点充分发挥其教育职能，文教合作，在假期期间开展各年龄层次都可参与的公益艺术培训活动和民间艺术相关系列讲座，招募基层文化教学者或民间艺术传承者，公益培训的同时也是文化扶贫。在教学过程中群众能够参与其中，从而提升对民间艺术的關注度和了解度。其次，可与当地艺术团体合作交流，尊故融新，打造适合当代的文化形式和表演形式。白先勇主持制作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根据当代审美观念进行改编，既保留了昆曲细腻婉转的宝贵特点，又以新颖特别的表演形式在当代大获成功。民间艺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项表现形式，它强调各个群体需随着其所处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使这种代代相传文化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因此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创新是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加以现代化因素合理创新才能使民间艺术真正融入群众。在此基础上，政府需适度增加国有基层艺术表演团体在当地的表演次数，合理规划表演时间，使艺术团体能够最大化展现其魅力和作用。再次，文化站可定期举办民间艺术作品展览活动，让村民在通过各渠道了解相关信息后能够实际见到、摸到、感受到。最后，文化站点要将现有设施最大程度利用。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已经在全国有效实施，广播站需要发挥其宣传功能，不仅将它用作消息通知，还需将它用在文化传播方面，将广播站与电台功能相结合，播报民间艺术介绍、宣传等内容。此外，农村书屋除了发挥基本功能外，还可探索新的服务模式，丰富阅读的形式，增加更能让村民接受的方式。

（四）培育文化团队，加强品牌建设

民间艺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如今被人们更多强调的是它的艺术性、文化价值。但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民间艺术都是以日常生活为依托生产出的具有实用功能的产品。因此要想推动民间艺术可持续发展需要基于其文化价值的基础上深挖其实用价值，民间艺术最好的发展是创造需求，形成“生产性保护”，将民间艺术的发展带入市场经济是其快速发展的契机。借鉴国家级非遗项目高密聂家庄泥塑，得益于政府保护宣传，非遗产品远销海内外，不仅增大了文化产品的影响力，还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促使村民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文化产品的保护、传承、发展中去。针对各类民间艺术，携手民间艺术传承人，保持其原真性的基础上迎合21世纪市场加以创新，制作出大众喜爱的文化产品，形成个性化品牌。以县级文化馆为主体勾连周边乡镇文化站点，通力合作。整合各级场馆文化资源，培育相关文化团队，图书馆、电视台、博物馆等机构各司其职，通过各种媒介如电子屏、海报、网络等将品牌知名度传播出去。

三、结语

民间艺术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类，是当地人民祖先生活方式的凝结，其复兴在政府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针对民间艺术所面临的困境，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挥着重要作用。要真正做到将民间艺术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还需公共完善文化服务体系自身功能，创新发展文化活动内容和文化传播方式，将互联网技术融入民间艺术的传播发展，助力民间艺术被最大化保护、传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文燕.乡村文化振兴方式初探——谈“互联网+民间艺术”[J].经济研究导刊，2019（33）：31-33.

[2]周敏.构建新时代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模式的实践路径研究[J].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9，40（12）：38-42+83.

[3]嘉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嘉兴市公共文化服务创新案例[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EB/OL].www.gov.cn.2017-01-25.

[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EB/OL].en.unesco.org.2003-10-17.

（作者单位：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

作者：李家彤刘志刚赵科印

小说艺术民间传统论文篇3：

论莫言小说作品创作主题的民族性因素

摘要：莫言小说“很好地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其小说创作的民间性、乡土性与历史特征构成了其小说创作主题的突出民族性因素。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详细阐述莫言小说创作主题的民族性体现。

关键词：莫言小说创作主题民族性因素

卢卡契曾指出：“一种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对别国来说，往往一方面是外来的，一方面又是土生土长的。”a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时，瑞典文学院称其作品是“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的魔幻现实主义”。这种融合恰恰体现了莫言小说作品中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因素的相互平衡与影响。莫言小说描写的内容植根于自己的故乡和民族，但在思想内涵上却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将人类共同关注的主题写入作品。莫言作品中社会性与文学性、民族性与世界性、地域性与普适性的有机结合得到了另一个不同文化世界人们的认可。

莫言的小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莫言小说在主题上既叙写历史，又描绘当下现实中国，在叙事风格上承续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志怪戏曲等叙事风格，又运用了现代、后现代的一些叙事技巧，将现实与虚幻完美结合，构成了自己独特的“幻觉现实主义”的高密东北乡“文学共和国”。

一、莫言小说作品创作主题的民间性

汪曾祺曾说：“文学史上有条规律，凡是一种文学形式衰退了的时候，挽救它的只有两种东西：一是民间的东西，一是外来的东西。”b莫言创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正是“为政治”的文学形式衰退之时，许多作家开始寻求外来的艺术形式用以挽救本国的文学。而莫言却意识到一个作家总是学习和借鉴西方艺术形式和技巧是不行的，应该从民间、从民族文化里吸取营养，创作出有中国气派的作品。c莫言承认故乡与其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小耳濡目染故乡高密泥塑、剪纸、扑灰年画、茂腔等民间文化元素，其成长过程中浸淫着这些民间艺术、民间文化元素。因此当他开始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这些民间文化元素就不可避免地被写进他的小说，影响或决定了其作品的艺术风格。d莫言代表作《红高粱》扎根于高密东北乡的民族土壤，吸收了民间文化的生命元气，打破了以往“文以载道”的文学创作模式，以其独特的具有生命力的特征有力解构了传统的审美精神与审美方式，建立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民间世界。莫言的写作题材与民间大地、民间生活息息相关，作品中包含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民间中已积淀为客观存在的民间精神。以《红高粱》系列为核心，莫言创作了一大批小说，缔造了一个高密东北乡文学共和国。从《红高粱》到《檀香刑》，莫言对民族文化资源不断的开掘和探索。由此，莫言将此前“寻根文学”中狭隘的民间文化上升到了一种民间精神。莫言小说中的民间精神崇尚强悍、粗朴的原始生命本能，渲染残酷凌迟与原始性爱的“野性”民间。其小说内在精神上坚守中国民间文化价值的立场，民间原始生命力的浑然冲动与混成的自然生命形态凝聚成中华民族喷薄的热力。尤其在《檀香刑》中：“民间渊源首次被有意识地作为从西方话语的大格局寻求超越和突破的手段加以运用：民间戏曲、说唱，既被移植到小说的语言风格中，也构成和参与了小说人物的精神世界。”e莫言小说作品中体现的民间特性还表现在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的写作态度和立场上，即用民间的眼光去观察。莫言在《作为老百姓写作》演讲一文中提出民间写作就是“作为老百姓写作”，而不是“为老百姓写作”。他认为，“所谓的民间写作，就是要求你丢掉你知识分子立场，你要用老百姓的思维来思维。否则你写出来的民间就是粉刷过的民间，就是伪民间”。在《檀香刑》中，莫言用民间立场进行道德价值判断，在地方性书写中批判中华官方传统文化的凶残与暴虐，叹息中国民间生命意志的淳朴、坚韧和蒙昧。

二、莫言小说作品创作主题的乡土性

莫言作品中的“鄉土”特性与鲁迅、赵树理、沈从文等“乡土作家”具有不同的意蕴。鲁迅时期乡土作品往往用西化的小说模式描写中国乡土生活气息，主要在于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而赵树理、沈从文所描写的农村是相对于其他生活领域而言，他们所关心的是乡间在外观上和一般生活形式上区别于其他生活领域的特色，并具有较为浓重的“乡恋”色彩。郜元宝归纳了现代乡土文学的四个阶段。f他认为，第一阶段是鲁迅为代表的由故园迁居城市的新型知识分子浪漫而感伤的乡愁，第二阶段是沈从文为代表的农业文明神话，第三阶段是四十年代解放区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民间生活方式的杂糅，这个阶段还包括周立波、冯德英乃至高晓声、古华、贾平凹等，第四阶段以莫言为代表，没有“五四”的感伤和浪漫，也没有用农业文明对抗现代技术，更无意用政治意识形态去渗透乡村风俗，有的只是对中国乡村的略显阴郁的转述。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显现了莫言作为农民身份的写作立场以及其笔下的真实的民间的“农民世界”。莫言所开拓的高密东北乡成为他作品中实实在在的“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g。正如诺贝尔颁奖词中所说：“莫言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虽然无情但又充满了愉悦的无私。每一个瞬间都那么精彩。作者知晓手工艺、冶炼技术、建筑、挖沟开渠、放牧和游击队的技巧并且知道如何描述。”h莫言小说作品中展示的“农民世界”是其民族性因素的主要特征之一。莫言评价自己小说特色为“土”，认为“土是我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莫言作品的“土”是其民族性特色，但莫言作品达到了一种人的普遍性存在的高度，这种中国农村的故事使得莫言的作品超越了一般“乡土文学”的狭隘性和局限性，而具有人性的普遍意义。正如托马斯·哈代笔下描写的英格兰南部的“威塞克斯”、福克纳笔下描绘的美国南部约克纳帕塔法县以及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南美乡镇马孔多一样，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所出现的人和事通过作家的艺术加工和叙述描写，传达了带普遍性的人性内容和人类生存状况，作家们将一般的乡情描写转化为对人“生存”的领悟和发现。在这个意义上，莫言作品的“土”既是其“民族性”体现，也是其“世界性”体现。

三、莫言小说作品创作主题的历史性

莫言小说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用现实和梦幻的融合创造了一个令人联想的感观世界。i其小说主要英译者葛浩文认为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莫言更有“历史感”，而且对于不同的历史题材，莫言拿捏的角度最为得心应手。曾经发生在高密的真实历史事件，如上世纪初的孙文抗德（《檀香刑》）、抗日战争时期的孙家口伏击战（《红高粱》）、抗战后刘连仁流落日本北海道十三年（《丰乳肥臀》）、高密的三次解放、土改、计划生育等在其作品中都一一展现。《红高粱》《丰乳肥臀》与《檀香刑》以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的主要社会历史战争事件为背景：义和团运动、军阀时期、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等，作品通过对家族发展的叙述，切入到中国历史深处，反思了历史的诸多主题。莫言比较推崇老百姓口头相传的历史，认为中国很多所谓的正史都是史官修正的，经不起历史的推敲。！ 0莫言的历史想象在所有小说作品中完整勾勒，遵循了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以《檀香刑》《红高粱》《丰乳肥臀》为例，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刽子手赵甲按袁世凯要求对“暴民”孙丙执行最残酷的刑罚——“檀香刑”（《檀香刑》）；1939 年（古历）8 月，“我爷爷”土匪余占鳌率领乡亲伏击日本鬼子（《红高粱》）；《丰乳肥臀》以1937年日本鬼子入侵开篇，故事叙述主要集中在 1937 年之后，当中穿插了发生在1900 年以后的回忆章节，上官鲁氏与其八个女儿一个儿子的故事发展延续到 1990 年前后。因为《丰乳肥臀》这部作品中的历史含量以及它纯粹民间的历史立场，张清华将它看作是新历史主义的“总结性作品”。张清华认为，“如果说先锋历史小说是在努力逃避历史的正面，而试图去它的角落里寻找碎片的话，莫言却是在毫不退缩地面对并试图还原历史的核心部分”！ 1。《丰乳肥臀》中完整的历史过程是通过“母亲”走过的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来建构的，莫言用这一寓言的形象，完整地见证了这个世纪的血色历史。而《檀香刑》则写出了中国近代史上黑暗的一段，即一百年前的义和团运动，作品中的暴力既代表了20世纪的现实，也是对历史过程的一种暗喻。莫言的历史书写有其独特的个性，在他眼中歷史就是传奇，他认为历史上许多大名鼎鼎的人，其实也是和一般老百姓一样的人，而这些人的英雄事迹，完全是由于人们在代代相传的口头讲述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的结果。而且他非常赞同某些美国评论家将《红高粱家族》理解为一部民间传奇小说，认为“真是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 2。在《丰乳肥臀》中，莫言自述道：“通过对这个家族的命运和对高密东北乡这个我虚构的地方的描写，表达了我的历史观念。我认为小说家笔下的历史是来自民间的传奇化了的历史，这是象征的历史而不是真实的历史。这是打上了我的个性烙印的历史而不是教科书中的历史，但我认为这样的历史才更加逼近历史的真实。因为我站在了超越阶级的高度，用同情和悲悯的眼光来关注历史进程中的人和人的命运。”！ 3莫言对历史重新审视、思考，其作品中的历史观念是小说家笔下的历史，是民间的历史，是用民间精神与民间英雄来重新解读的历史，莫言以来自百姓、来自民间的历史，用“高密东北乡”展现了中国百年近现代史。

四、莫言小说作品创作主题的传统性

莫言小说创作题材的民族性还表现在其对传统文学继承上。作家汪曾祺曾说：“中国是一个魔幻小说大国，从六朝志怪到《聊斋》，乃至《夜雨秋灯录》，真是浩如烟海，可资改造的材料是很多的。”！ 4中国的小说发展起源于古代神话传说，当中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六朝志怪、唐代传奇、宋元话本、明清章回体小说以及“五四”现代小说。从题材类型上又可分为志怪小说、传奇小说、话本小说、章回小说、神话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而莫言小说从题材内容上包容了志怪、传奇、社会、侦探等类型，可见传统文学对其的影响。莫言故乡山东高密所处的齐地文化源远流长，蒲松龄小说《聊斋志异》就是浪漫不羁、怪力乱神的文化结晶，受到蒲松龄小说中自由奔放的女性形象的启发，莫言塑造了《红高粱》中“我奶奶”敢爱敢恨的文学形象。童年时期莫言四爷爷以及村里老人常常讲述鬼怪妖狐、历史传奇、战争英雄等各种民间故事，而这些故事也在日后成了莫言小说的素材。这些渗透了中国民间生存哲学、价值观以及独特美学的中国文学传统，在莫言的笔下以世界文学界所熟知的“魔幻现实主义”表达出来，使异域读者对遥远的中国文化都有了更深入的认知和理解。！ 5由于认为“文学应使人类感到自己的无知、软弱”，因此“文学中应该有人类知识永远不能理解的另一种生活，这生活由若干不可思议的现象构成”。莫言在自己小说作品中也描绘了奇异的魔幻现象，他认为对于这一点“拉丁美洲的马尔克斯早就意识到了”，所以他成功了，而中国作家却不能步马尔克斯的后尘，但是“向老祖父蒲松龄学点神魔却是可以的也是可能的”！ 6。关于这一点，王德威评论称：“从早期《透明的红萝卜》中的少年叙述，到晚近《丰乳肥臀》中恋乳狂患者告白，莫言的人物一再显示新中国子民面目千变万化……他（她）们不只饱含七情六欲，而且嬉笑怒骂，无所不为，究其极，他（她）们相互碰撞、变形、遁世投胎、借尸还魂，这些人物的行径当然体现魔幻现实的特征，而古中国传奇志怪的影响，又何尝须臾稍离。”！ 7在这里，王德威明确指出了莫言天马行空般的艺术想象力一方面来源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则与中国文学传统的影响也存在紧密联系。

a 转引自査明建：《从互文性角度重新审视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兼论影响研究》，《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 2期。

b 转引自莫言：《影响的焦虑》，《莫言讲演新篇》，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327页。

c 莫言，王尧：《从〈红高粱〉到〈檀香刑〉——与王尧对话录》，孔范今、施战军主编：《莫言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50页。

d 转引自杨鸥：《莫言——不倦的探索者》，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10月13日，第 5 版。

e 叶淑媛，程金城：《新时期文学民族性建构之反思》，《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5期。

f 郜元宝：《莫言——乡村知识阴郁的转述者》，《二十二今人志》，见林建法、徐连源主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灵魂与灵魂的对话》，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35页。

g莫言：《红高粱家族》，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 年版。

hi 2012瑞典文学院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

j 朱雯婷：《莫言：没有小说可以再现历史》，东方网2008 年8 月 15 日，http：//sh.eastday.com/qtmt/20080815/u1a463989. html

k 张清华：《莫言与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以〈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为例》，杨守森、贺立华主编：《莫言研究三十年》，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l莫言：《美国演讲两篇》，《小说界》2000年第5期。

m 莫言：《我的丰乳肥臀》，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