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语文大纲教学论文

摘要：《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首次发布了义务教育阶段最常用的15114个词语（17092个义项）。其出版意义重大，标志着我国中小学语文词汇教学有了可量化的标准。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海外语文大纲教学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海外语文大纲教学论文 篇1：

思政元素融入中职语文教学的实践探究

[摘           要]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坚持立德树人，推进教育改革，大力提倡思政教育，立志培养一代又一代既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又掌握先进技术技能的优秀人才。中职阶段教育作为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具有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人才的使命。因此，在“大思政”的格局背景下，如何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巧妙融入思政元素，开展思政教育，是每一位中职语文教师亟待思考的问题。

[关    键   词]  中职;语文教学;课程思政;实践策略

一、课程思政的理念核心

近年来，课程思政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教学理念，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不同于传统的思想政治课程，它是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的形式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相融合，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潜移默化地对学生的思想意识、行为举止产生影响[1]。2016年底，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2]

课程思政的教育理念强调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培养既掌握高质量专业技能，又能够真正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中职语文教师要有敏锐的政治嗅觉，认真贯彻落实课程思政的核心理念，充分挖掘语文教材中的优秀思想养分，在不断提升学生专业技能能力的同时，树立其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将思政元素融入中职语文课堂的意义和可行性

近年来，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近乎五成的适龄学生正接受中等职业教育，作为祖国未来建设的主力军，当代中职学生的思想的形成和人格的塑造有著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加强对学生思想品德、审美素质、崇高人格、文化熏陶的培养成了中职教育的重中之重。

《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程标准（2020年版）》中明确规定，中职语文的学科性质包括“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的目的与功能”及“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即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中职语文教材中所收录的，不乏古今中外大量的名篇佳作，从中透露出的历史积淀、人性光辉、家国情怀等社会正能量正在“润物细无声”般影响着每一位学生。由此可见，在中职语文教学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

三、思政元素融入中职语文课堂的方法和策略

（一）加强中职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提升思政意识

当前，虽然大多数的中职学校已充分认识到教师队伍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性，但却始终将思想政治教育放在常规教学之后。中职教师在日常的工作中，也将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大纲内的课程教学中，而忽视了自身思想政治素质的提升。自身思政水平的贫乏必然导致教学中思政意识的淡薄。仅仅将课程思政停留在喊喊口号、应付了事的层面，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中职教育阶段是人生中重要的“拔节孕穗”期，中职生需要教师精心的呵护与栽培指导。作为学生的引导者，教师责任重大。俗话说：“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只有中职教师切实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培养自身既具有扎实的知识能力，又具有很强的政治定力;既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又具有丰富的人文关怀;既能脚踏实地、尽职尽责，又能铸魂育人，在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的过程中，引导学生将人文情怀和爱国情操融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学校教育才算真正完成了它的使命。

（二）发挥语文课程思政的教育优势，挖掘中职语文课程中的思政触点

《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程标准（2020年版）》中“教材编写要求”提出的第一条原则：“教材编写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求教材编写要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和价值取向，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3]纵观我国现行的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基本上都还是精选单篇“文质兼美”“健康明快”“丰富多样”“脍炙人口”“素有定评”的经典作品组合而成，中职语文教材也不例外，教材中很多文章蕴含着感恩教育、生命教育、道德教育、历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丰富的思政触点。近年来所倡导的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课也为课程思政的落实奠定了良好的实践基础，为语文教师课程思政的有效开展提供了有利的先天条件。因此，中职语文教师应充分把握这一有利先机，积极探索教材中思政元素融入的方式方法，加强对学生的思政教育。

1.在文本的阅读与鉴赏中融入思政教育，提升学生的思想素质

文本的阅读与鉴赏是中职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思政教育融入的重要契机。教师在分析文本内容的同时，应找到思政元素与其文本教学间的契合点，对学生进行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思政教育。

（1）爱国情怀的教育

中职语文教材中有大量描绘祖国大好河山，歌颂仁人志士建功立业，褒扬英雄豪杰爱国忧民的优秀篇章。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适时地设计思政渗透点，引导学生在诵读、欣赏和研习的过程中体会祖国语言文字的优美，增强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激发爱国情怀。

如毛泽东《沁园春·长沙》中“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所称颂的祖国名山大川的雄伟壮阔。再如老舍《我的母亲》中“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街市整条的烧起”的近代中国的含垢忍辱。中职教师要善于抓住这些思政渗透点，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唤起学生的爱国热情，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2）科学精神的培养

科学精神是一个国家繁荣富强、民族进步兴盛必不可少的精神品质。进入新世纪，教育不能只停留在学习固有知识的基础之上，而应开拓创新，在积累教材知识的同时，挖掘科学知识，引导学生开阔科学视野，感悟科学精神。

中职语文教材中蕴含着丰富的科学精神，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深挖精髓，培养学生敢于怀疑的批判精神、实事求是的理性态度、客观严谨的科学态度、勇于开拓的创新意识，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匡正学生的思想意识，从而达到为社会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终极目标。

比如《南州六月荔枝丹》中，当幼年的贾祖璋在老师讲授白居易的《荔枝图序》中提到“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冰雪”时提出疑问：荔枝的壳为什么是红的？果肉为何“莹白如冰雪”？却最终因为老师也没见过新鲜荔枝而无法解释，不了了之。此时，教师应引导学生体会幼年作者的怀疑精神，让学生拥有自由飞翔的心灵，破除学生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大众的“迷信”，对教师的“迷信”，对权威的“迷信”，让他们明白，即使是教师、名家，也不可能句句真理，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是应该的，但这些意见也只能作为我们独立思考的参考，不能盲从。[4]只有具有严谨的科学精神，我们的民族文化才能打破固有的僵化、封闭和保守，才能蓬勃发展。

（3）人文素养的提升

人文素养是人的一种内在精神品质，主要表现为正确的价值观念、高尚的道德情操、良好的文化气质，积极的人生态度。它的形成需要学生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不断地积累、培养和熏陶。而中职语文教师正是通过引导学生对文学经典的分析和鉴赏，从中汲取营养，获得独特的审美感悟，接受人文素养的陶冶，塑造和健全完美的人格。

比如学习《我的母亲》时，当学生读到“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也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地走去”，教师除了及时抓住感恩教育的触点，对学生进行母爱、亲情等感恩教育，还应当适时拓展延伸，结合学生的成长经历，引导学生说一说他人为自己做过的最感动的事，并反省自己是否有过给予他人帮助等行為。让学生在深刻感悟母爱伟大的同时，明白了古人所谓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境界，完善了学生的认知价值和情感内涵，促进了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

（4）职业伦理的熏陶

为了凸显职业教育的特点，中职语文教材中也选用了诸多有利于职业道德教育的素材，如《敬业与乐业》《那一年，面包飘香》《寻找时传祥——重访精神高原》《南丁格尔：她把护士变成了天使》等。对此，在实际授课过程中，教师应积极寻找教材内容与职业伦理教育的契合点，增强学生对职业精神的认知，潜移默化地给学生的学习以及今后的职业生涯带来积极的影响。

《敬业与乐业》是梁启超先生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为学生所做的演讲，开篇就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敬业乐业”是“人类生活的不二法门”这个主旨。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除了引导学生学习课文的内容，把握议论文的相关文学常识外，还应抓住时机引导学生加强对职业精神的领悟。爱岗敬业是职业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也是个人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条件。教师通过思政引导，帮助学生树立积极健康的职业观，让学生能够从不同层面正确理解职业精神的重要内涵，并在未来职业实践中践行。

2.积极开展语文综合实践活动，在活动中践行思政教育，升华学生的思想境界

近年来，中职语文教学鼓励和提倡开展各种灵活多样的综合实践活动，如“成长励志”“专业感悟”“职业规划”“环境保护”等。教师通过确定活动的目的和任务，采用深入生活、动手实践等方式，既提高了学生语文表达和交际的能力，同时也将思政元素更加具体化、形象化和生活化的方式传授给了学生，让学生学有所得、学有所悟。

比如，教师在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中进行“我爱我的专业”综合实践活动时，以小组为单位，让学生通过图书馆、网络、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收集并整理与本专业现状及发展趋势相关的资料，学生根据收集整理的材料撰写《我爱我的专业》的演讲稿，每组推荐一篇优秀作品参加班级的主题演讲比赛。通过走访、问卷调查等社会实践，学生人际沟通能力得到提高。学生在扎实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时，还认识到了幼教专业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趋势，树立了学好本专业的信心。

3.“我手写我口，我手写我心。”在“大思政”背景下引导学生打破写作固有形式的束缚，结合现实生活开展作文教学

作文是学生运用语言文字来表达自我、倾诉情感的一项重要能力，是中职语文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思政”背景下的作文教学中，教师除了应常常结合时政，联系生活，开展主题写作教学、征文比赛等，还必须抓住机遇，在写作课程中巧妙地融入思政元素，为学生写作提供丰富的素材，让作文教学凝聚民族正能量，让学生用正确的价值观来看待社会的发展，用真实的情感来表达内心的意愿。

热爱祖国的感情是十分神圣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并不是理论上的东西，而是要懂得“为什么要爱”“怎么去爱”。[5]2021年6月，我校组织了“庆祝建党100周年”征文比赛，教师引导学生通过网络查找资料，了解建党的相关知识;推荐走访调查“光荣在党五十年”的老党员，记录他们的党员好故事，并以此为素材，交流心得。一篇篇饱含深情的文章便随之产生。学生们有的联系当前时事，歌颂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有的学习建党史上仁人志士的感人事迹，励志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字里行间都透露出深深的民族自豪感与爱国情怀。

（三）改变传统的教育教学方法，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多种教学方式与课程思政相融合的“全程思政”教学模式，将课程思政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

《周易·系辞》下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教师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要善于做到“变”。不断地改革和创新教育教学方法，紧跟时代步伐，与时俱进，因材施教，将思政元素从宏观到微观点滴渗透到教学活动中。

实践证明，依赖以教师为中心的讲授、演示等传统教学中，学生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学习气氛沉闷，不利于课程思政的开展。要改变这一现状，教师不能拘泥于单一的教学形式，要开发教育资源，充分利用多媒体、网络信息技术进行教学，如微課、翻转课堂等，或将语文教学与学生的专业相整合，为学生营造更好的学习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情感认知，为思政元素的融入提供有利契机。此外，教师要善于将任务驱动、创设情境、合作探究等多种方式融入中职语文课堂中。多样化的教学形式有利于课程思政的开展，如采用任务驱动，注重课前思政环节的高效性，加强对学生的思想引领;又如创设情境，在情境的构建中，抓住课中的思政触点，深化对学生的思想导向;再如合作探究，重视课后多形式的思政实践活动，升华学生的思想境界。

总之，中职教师要改变传统的单一的教学方式，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多种教学方式，灵活多变、巧妙运用，才能更加高效地发挥课程思政对学生的积极导向作用，真正做到将课程思政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

四、结语

新时期，要培养中职学生的语文素养，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落实立德树人的总要求，就必须加强在中职语文教学中的思政融入，充分挖掘语文教学的思政功能和育人能力，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引导学生在语文的学习中不断成长，让爱国情怀和品德修养深深植根于每位学子的心中。

参考文献：

[1]陈开宇，白冰.高职英语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元素的探析[J].海外英语，2020（15）.

[2]习近平.习近平论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76.

[3]倪文锦.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程标准（2020年版）解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4]熊林.对话式作文教学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7.

[5]祁仲惠.在中职语文教学中挖掘爱国主义的内涵[J].学周刊，2017（6）.

编辑 马花萍

作者：冯梅

海外语文大纲教学论文 篇2：

学习性词表研制的新范式

摘要：《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首次发布了义务教育阶段最常用的15114个词语（17092个义项）。其出版意义重大，标志着我国中小学语文词汇教学有了可量化的标准。《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从研制理念、研制方法和体例三方面构建了学习性词表研制的新范式，在语文教学、教材教辅读物编写等领域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也是词汇语义研究、其他学习性词表研制的基础性资源。

关键词：词表学习性义类法

长期以来，在词表研究领域，通用性词表、对外汉语学习词表的研究较多，成果也较为丰富，但供义务教育使用的学习性词表却长期缺位。早在20世纪30年代，叶圣陶先生（1936/2015）就看到了语言统计对教材编写的价值：“编辑课本从统计词和句式入手，诚然麻烦。然而读者读了这样编成的课本，可以到处应用，不至于把拿到手里的工具随便丢开。”到60年代，吕叔湘先生（1983）也说：“谈到语言教学的研究，我觉得有许多基本工作没有做，……比如关于词的出现频率的研究就很重要。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几十年前就有人做这种统计。这种材料对编教科书编词典都很有用处。我们现在编小学课本就只能靠主观想象。要编小学生用的字典词典，收哪些字和词也只能凭‘估计’。”张志公先生（1985）对词表的呼吁最为急切：“词汇，似乎还没有一份适应教学用的现代汉语常用词表，要赶紧搞这么一个表出来。……之后，还要根据难易，根据需要，排好次序和进度，定出各个学习阶段掌握这些字和词的深度和熟练度。”到90年代，张先生（1996）仍在为此忧心，再次强调了科学统计之于语文教育的意义：“我们语文教育研究了这么多年，有统计数据吗？……一部语文教材中，总共有多少个印刷符号？有多少个成语？词汇量是多少？出现频率是多少？……我们的语文教学，吃亏就在于没有科学性，没有真正的深入调查研究，随意性太强。”

词表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显而易见，学界关注度也高，但具体研制工作却一直悬而未决。直到21世纪初，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言文字应用研究“十五”科研规划及项目指南指出，要“研究中小学语文教育问题”，要“完善基础教育、扫盲教育、对外汉语教学用的字表、词表等”，并将“汉语母语教育基本字表、词表”列为重点项目。2011年以来，“基础教育学习性词表的研制”“《基础教育学习性词表》的分级、验证及推广”相继立项，正式启动基础教育常用词表的研制工作，也才有了今天所见的《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以下简称《义教词表》）。

《义教词表》首次发布了义务教育阶段最常用的15114个词语（17092个义项），并为词语做了分级。作为我国官方发布的母语教学的第一个词表（草案），它“是国家语委科研和规范标准研制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是语言文字工作服务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具体实践”（田立新），“体现了国家语委主动为教育服务的意识，体现了大学和语言学学者主动为基础教育做的努力”（李宇明），“标志着我国面向中小学汉语母语教学从此有了量化的标准，对语文教育及语文教材编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于殿利），“填补了我国义务教育词表研制的空白”（杨斌）。[1]

《义教词表》的出版，非一日之功，而是主编苏新春教授及其团队多年来在词汇、教材等研究领域探索的结果，融合了苏新春教授从《现代汉语词典》研究、教材语言研究、现代汉语通用词汇量与分级到《现代汉语分类词典》研制、现代汉语多义词词义自动标注研究、基础教育学习性词表研制等多个课题的结晶。《义教词表》对义务教育阶段语文教学的价值自是毋须赘言，而其构建的学习性词表研制新范式更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本文从研制理念、研制方法、词表体例三个方面对其特征加以评析，并对其未来的推广、应用前景提出展望。

一、理念创新：基础性与学习性的提出与践行

词表，是研究者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满足某种需求，以不同理论为依据、运用不同方法而构建的一个有序的“词语集”。词表研制，首先要明确的是它的目标。是为人服务，还是为计算机服务？是为成年人服务，还是为少年儿童乃至幼儿服务？《义教词表》在名称上即鲜明指出了它的服务目标——义务教育。再具体一点说，是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教学。义务教育是我国的基础国民教育，以适龄儿童、少年为教学对象，学习者年龄约在7岁至16岁之间。基于此，《义教词表》在研制理念上凸显了两大特征：基础性与学习性。“基础性”显示了它服务对象的特征，是母语教学，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孩子;“学习性”显示了它与“通用性”的关联与分离，是在“通用性”基础上的、符合中小学生“词汇习得”规律的。“基础性”是前提，“学习性”是核心，二者相辅相成、相融相通。

长期以来，现代汉语词表研制非常注重词语在语料特别是大规模语料中是否“常用”，是否具有“高分布度”，但模糊了两种不同性质的词表：通用性词表和学习性词表。苏新春教授（2011）讨论字表时明确提出“学习性字表和通用性字表是两个不同性质的字表”，并指明二者的区别在于“语料对象、研制方法、承担的功能”三方面。事实上，这一论述同样适用于词表。在后来出版的《词汇与词典的计量研究》（2013）中，他指出：“通用性词表反映社会言语交际活动中词语运用的情况，学习性词表反映的是学习者的学习内容和要求，要在特定环境、通过特定教学手段达到預定教学目的的词语集。”这是学界首次对两种词表做出清晰的界定。

将“通用性”与“学习性”剥离，在词表研制历程中具有开创性意义。值得称道的是，它不是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在《义教词表》的研制中践行。《义教词表》的定位十分清晰，是面向母语学习者的基础教育学习性词表，承担着反映从儿童到少年的成长过程中所需要认知的世界及其语言表征的功能。其学习性特征主要表现在：

第一，注重儿童语料的使用。在通用语料的基础上使用了500万字的“中小学语文教材语料库”、800万字的“中小学学科教材语料库”，区别于通用词表更注重的社会用语语料。这些语料是观察中小学生用字用词特点的重要资源。

第二，收词的规范性、通用性、适用性。收录“普通话的通用词”“语文词”“有正式书面语语体色彩的规范性词语”“符合中小学生学习需要与特点的词语”，同时“注重收录有助于提高学生词语运用能力、提高传情表意效果的同义词、近义词及反义词”“注重收录有较强表现力、较高稳定性、较广使用范围的成语”，等等。这些收词标准的实质，就是在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范围内，实现词汇学习的规范性与适用性。

第三，有限的词量。词量非唯数量论，而是综合“义务教育阶段语文学习任务所应掌握的语义表达范畴、现有语文教材及长期教学经验中总结出的词汇教学量、教材词汇的常用频率”（苏新春2017）等因素确定，既将词语控制在有限的数量范围内，又符合中小学生词汇学习实际状况，并满足中小学生词汇学习需求。

第四，科学的词语分级。根据不同年级、不同程度的学生的词汇认知规律，长期以来教学与使用教材的经验，常用度高低的排列顺序，与《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常用字表》的有机衔接等方面对词语做出等级划分。这对细化并落实语文课程标准的语言能力要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提高语文教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大有裨益。

第五，统计分析与语义认知调查相结合的研制方法。使用了能真切反映学习者认知过程与认知规律的认知调查法、语义法，区别于通用词表更突出的频率统计法、分布统计法、使用度分析法。这是《义教词表》极为突出的特點，下文再专门论述。

二、方法创新：义类法与位序法的应用

收词和分级是学习性词表研制最重要的两项工作。《义教词表》在这两项工作中，创造性地使用了义类法与位序法，与频率、分布、使用度等统计方法形成了有效的互补，也进一步诠释了词表的“学习性”特征——语义认知观指导下的词汇分析。

（一）义类法：从语言到认知的桥梁

在以往的词表研制中，频率法、分布法、使用度是最常用的方法。它们重要吗？当然重要。这是揭示词语“常用度”高低最主要的指标。但它们都有使用上的局限性。频率的统计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所选取的语料，不同内容的选择、不同类型文本的比例、不同规模大小等都会对统计结果产生影响。“只有在具有大致相当的分布情况下才具有较好的参考性”，“使用度统计法能在一定程度上冲淡频次信息的片面性，但它只适用于频次与分布差别不大的现象”。（苏新春2008）“分布统计法能更准确地显示词语的通用性、基础性、大众性”，但是，这解决不了学习性词表对“认知”的需求，也就是如何反映未成年人在母语学习过程中的认知规律。

义务教育是我国基础国民教育，是正式培养学习者“母语”语言能力的阶段。这一阶段的语言学习，要完成“第一语言和‘第一认知世界’的塑形”，引导学习者的心智成长及综合素质培养。反映到词汇上，“需要学习的正是能体现中小学生认知需求与认知特点的词，能反映中小学生生于斯长于斯的生活、学习的社会存在环境，有利于进一步掌握语言文字知识的必需储备”（苏新春2017）。《义教词表》提出的“义类法”，通过意义在语言与认知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外化了“中小学生的认知需求与认知规律”。它参照《现代汉语分类词典》（以下简称《分类词典》）的义类体系，按义项将词划归不同的语义类别，进而呈现学习者要掌握的语义世界。具体来说，体现在语义分布的周遍性与丰富性两个方面。

《分类词典》以83万余条词建构了整个现代汉语词汇语义系统。《义教词表》以语义表达范畴实现对整个词汇系统的覆盖，而不是依靠词量。据孙园园（2017）统计，《义教词表》收词只占《分类词典》的18%，但对《分类词典》一到五级语义类的覆盖率分别是100%、100%、984%、937%、565%。也就是说，《义教词表》的词在语义上覆盖了所有的一级类和二级类，以及三级类的984%，四级类的937%，五级类的565%。义务教育阶段是学习的初始阶段，“第一认知世界”塑形的阶段，要帮助学习者建立完整的语义体系。《义教词表》几乎覆盖了《分类词典》一到四级语义类的全部，覆盖面广，完整度高。以二级类“人”为例，《义教词表》从生物到家庭与社会、从外表到内在、从人与人的关系等多角度帮助学习者“完整”认识“人”，以“泛称、男人/女人、少年/老人、父母/子女、体貌、病伤/残孕、好人/坏人、英雄/常人、天才/外行、士农工学商、本地人/外来人、人际关系”12个三级类对上级义类“人”做周遍的切分。

除了语义分布的周遍性，《义教词表》还通过义类法满足了义务教育阶段词汇学习的丰富性。“在同一个义群的词汇中，随着描绘性的深化，语体由口语至书语，表意也越来越丰满、准确、细腻，承载的社会价值观念也越来越丰富。”（周思明2019）《义教词表》收词时，“注重收录有助于提高学生词语运用能力、提高传情表意效果的同义词、近义词及反义词”[2]，极大地增强了同一语义范畴的丰满程度。如，在“美丽”的语义范畴中，《义教词表》收录了76个词，从一级的6个、二级的18个，到三级的23个、四级的25个，数量逐渐增加，词语常用度逐次降低、难度逐次增加。同样形容男子的“高颜值”，从最通用、最普遍的“好看”，到指称性增强的“帅、帅气、英俊”，再到形容气度的“俊逸、仪表堂堂”，表达更为细腻、多样。这其实也是母语教育用学习性词表和汉语国际教育用学习性词表的重要区别之一，它对词汇表达的丰富性要求更高。

《义教词表》还创造性地将语义类与相对词频相结合，在同一语义范畴中，确定一个词的常用程度、难易程度。无论对收词还是分级，这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指标。

（二）位序法：经验与科学的融合

词表与词集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词表具有内在的序列性。反映在学习性词表中，就是要划分词语等级，解决“先教什么后教什么”的问题。以往词表的分级，多以难易度为标准。难易度则多为常用度与主观经验相结合判定。如《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在研制的最后阶段就请了数十位有经验的教师来筛选，根据经验加以取舍。（刘英林，宋绍周1992）

《义教词表》的分级采用了多种方法，参考了词语的频率、频级、文本分布、同一义类中的相对词频，以及特别值得关注的“位序法”。频率、分布、使用度，都是我们熟悉的以数据统计发现词语使用规律的方法，固然有其重要价值。而“经验”如何在我们的研究中发挥科学的效用？“位序法”给我们提供了一份答案。简单来说，教材往往凝聚了编写者历时多年的经验总结和心血结晶。尤其是使用范围广、影响力大的教材，大多是使用者的認可之作。这些教材对字、词学习顺序的编排是教材编纂者长期以来的经验总结，也凝聚了使用者的共识，对词语分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反映其编排顺序的客观指标，就是字、词的位序。它根据教材中词的首次出现情况来显示它在学生的认知过程中出现的早晚，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字、词的深浅难易及学习者认知的先后顺序。苏新春教授看到了这一指标背后的认知属性，并率先提出“位序法”，作为学习性字表、词表分级的依据之一。可以说，位序法是呈现教材语言分布状况的一种经验性的统计方法，以科学的计量手段，将经验量化、可视化。“与个人的经验判断相比，位序法能反映长期以来的教材编纂经验与教材语言的使用习惯”[3]，进而在学习性词表的研制中发挥作用。

三、体例创新：音序表与义类表的并行

《义教词表》的创举还体现在体例创新方面，首次采用了“主表+辅表”—“音序表+义类表”的形式编排，并通过义类编码相关联，极大地方便了读者使用。

以往词表大多也采用音序的排列方式，但往往是先划分了等级，同一等级下再按拼音顺序排列，并带有词语的拼音、词性信息，如《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有的按频序编排，如《现代汉语常用词表》。《义教词表》“音序表”按音节划分模块，将全部15114个词语按拼音顺序排列，并提供词语的拼音、词级、词性，以及其在“义类表”中的编码。该表还注意到了细节的处理，对多义词与同形词、多音字、兼类词、成语等做了合理“加工”。如不区分多义词和同形词，“词形相同者归为一个”，像“花1”和“花2”，仅立了词目“花”，下辖4个子目（见表1）;“拼音与词类根据词义而定”，像“傲气”就根据其“自高自大的作风”义和“自高自大”义而分别标注“名”“形”;成语是“语”但非“词”，故无“词性”可言。

最特别的是每个词项所带的“义类编码”，它显示了词项的语义分类，起到了将主表和辅表相关联的作用。根据这个编码，可以按图索骥，找到词在“义类表”中的位置，并查询到与该词意义相近、相反或相关的词群。

“义类表”是《义教词表》最大的创新点。其突出价值在于：

第一，构建了义务教育阶段母语学习者的词义认知系统。“义类表”按《分类词典》的分类系统顺序排列，下辖9个一级类、65个二级类、550个三级类、1913个四级类，构成一个“宏观—中观—微观”有机联动的语义分类树。各词语之间不但具有横向的语义关联，还具有纵向的语义关涉。各种大小不同的语义场，纵横交错，层层相扣，便于学习者从整体上把握整个词义系统。难能可贵的是，研制者并未照搬《分类词典》的分类体系，而是根据词语的使用度、难易度做出取舍，并主张收词“与学生生活情感的认知及文化知识的学习同步”，以适应义务教育阶段学习者的认知需求。

第二，为词汇教学的开展提供了重要资源。词汇教学主要有两大任务：一是尽可能高效地提高词汇量，丰富词汇表达;二是尽可能精准地辨析词语之间的异同。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实现词汇学习的“知、晓、用”。“义类表”直观呈现了词语所属的语义场及其与同一语义范畴内其他词语的语义关系，可作为教学资源供教师使用。一方面，可以通过同义、近义、类义、上下义、整体与部分义等语义关系建立词语联想，进行词汇集中教学;另一方面，可以在上述关系的语义场中比较词与词意义轻重、范围大小、语体色彩、感情色彩等方面的细微差别，加深学习者对词的认识深度。词语后面的数字提示词的等级，也便于教师在同一语义范畴内选择教学内容。可以预见，“义类表”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词汇教学中，必能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以义类归属的方式对词语做出间接释义。“义类表”显示了词语所在的一至四级的类名。“看到它的一级类名，就可以知道它最大范围的语义所属;看到二级类名，则可知道它次小范围的语义所属;看到三、四级类名，基本可知道它最小范围的语义所属。”（孙园园2017）如“差强人意”，属于有一定难度的书面语词，而通过它所在的“生物活动—心理活动—高兴满意—满意”四级类名，可以大抵知道它为“满意”义。由于这些类名几乎都是基本词、常用词，读者理解起来并不难。这对读者开展词汇自主学习、丰富自身词汇系统有重要价值。

关于《义教词表》的现有体例，这里提出一点意见与研制团队商榷。“等级”是《义教词表》极为重要的信息。不管是在音序表还是义类表中，都是附于词后，不同级别的词语混杂而列。换言之，现有体例未能清晰展示每个等级词语的整体面貌。在等级之下再按拼音排列，是否更为妥当？

四、未来展望：教育实践与学术研究

《义教词表》的出版可谓“千呼万唤”。甫一问世，就在学界、教育界、教材出版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它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语文词汇教学“教多少、教什么不教什么、先教什么后教什么”的难题，也为其他领域的学习性词表研制提供了新思路、新范式。由此，引申出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未来，我们如何应用以最大可能发挥它的效用？

首先，服务中小学语文教学。《义教词表》出版后，最大受益者首先是老师，其次才是学生。对老师而言，它是一部工具书，包含了常用词语的规范字形、字音，提示了词语所属义类及其与其他词语的关系，可供老师扎实语言文字功底之用;它还是一部教学参考书，是教师实施具体教学的主要依据，其分级有助于教师按学段有序进行词汇教学，能帮助老师明确每一学段词汇教学的目标、厘清词汇教学的内容，进而开展教学设计、实施教学活动、制订考试试题。对学生而言，它是一个蕴藏丰富的“词库”，还有着特别的“打开方式”——可以按等级逐级阅读，也可以按义类纵横关联，可作为同义词、反义词、类义词词典使用。

其次，服务教材与教辅材料编写，实现成果转化。教材词汇以何为选择依据？这一直是编写者头疼的问题。《义教词表》的收词、分级、语义分类，可为不同学段教材词汇的选取和编排提供科学依据。同样，它还有助于教辅材料的词汇练习编写，在学段范围内引导学生掌握规范的词音、词形、词性、词义。更重要的是，它对儿童分级读物编纂有重要价值。分级读物的关键在于词汇难度、主题深浅的分级。《义教词表》按少年儿童认知特點、词语难易度划分的等级，符合分级读物对词汇难度的分级需求。特别是“义类表”，以语义范畴划分词语，又标示了等级，便于不同主题相关词语的筛选、词语难度的掌控。词表研制者苏新春教授还在访谈中表示，未来《义教词表》可以按照词级形成分集版，补充词语释义后分发给中小学生使用。（周思明2019）这在中小学词汇学习中极具实用性，相当值得期待。

再则，服务学术研究。词表研制涉及众多问题，如词表的性质如何，承担何种功能，词量多少适宜，词级如何划分科学，词义关系是否清晰，中小学生的词义认知系统是什么样子的，等等。《义教词表》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的同时，也开放了学界讨论的平台。《义教词表》研制团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研制的理念、方法、特色、应用价值，并与汉语国际教育用学习性词表做了对照[4]。这些都是语言学视野下的探讨。词表研制与应用是一个横跨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出版学等多个学科的议题，事实上，《义教词表》的出版也得到了各界的关注。今后，它同样可以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础资源，为推进词汇语义研究、语文教学研究、儿童阅读与心理研究等提供助益。

五、余论

从词表属性上说，《义教词表》是面向基础教育阶段母语学习者的“母语教育用”学习性词表。这里就不得不提与之密切相关的另外两类学习性词表：汉语国际教育用词表、华文教育用词表。表2显示了这三类词表在适用对象、汉语性质、学习目标上的交错与差异。三者的核心是一致的，都是“学习性”词表;但服务对象不同，或是面向少年儿童学习者，或是面向成人学习者，或是服务母语教学，或是服务第二语言教学，甚至更复杂的情况（华文教育生源复杂，教学性质多样）。

《义教词表》从理念、方法、体例三个方面构建了学习性词表研制的新范式，特别是它对词表“学习性”特征的认识、把语义范畴引入研制体系，这些创新都是值得其他两类词表的研制工作思考、借鉴的，可以为验证收词的系统性、丰富性及其词量、等级安排的合理性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如李安（2017）通过考察《新汉语水平考试大纲》词汇的语义分布，发现其“‘生物、具体物’类词偏少;同义、近义层面收词不够丰富;词量偏少”的问题。宋贝贝（2017）考察《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的词汇后发现其义类薄厚的变化和排序不符合词语习得规律。上述两个研究是对既有研究成果收词问题的反视，若能将《义教词表》的研制范式与汉语国际教育、华文教育的需求和特点相结合，对海外汉语词汇教学的内容、顺序及测试标准制定、教材编写都将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附注

[1]在2019年5月31日举行的《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出版座谈会上，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田立新，教育部国家教材局副局长、巡视员申继亮，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李宇明，厦门大学副校长杨斌，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等专家、学者对《义教词表》做出高度评价，这里仅摘引部分观点。（银晴2019）

[2]《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说明，见于《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苏新春2019）。

[3]《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研制报告，见于《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苏新春2019）。

[4]详见《语言文字应用》2017年第3期“汉语词表研究”专栏。

参考文献

1.李安.对外汉语词表的系统性及义类体系的作用.语言文字应用，2017（3）.

2.刘英林，宋绍周.论汉语教学字词的统计与分级（《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代序）.∥国家汉语水平考试委员会办公室考试中心编.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3.吕叔湘.吕叔湘语文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319.

4.宋贝贝.汉语国际教育用词汇义类分布研究.语言文字应用，2017（3）.

5.苏新春.提取母语教材基本词的频率法与分布法之比较.第二届全国教育教材语言专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8.

6.苏新春.位序调查法与学习性字表.北华大学学报，2011（4）.

7.苏新春.词汇与词典的计量研究.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253.

8.苏新春.《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研制的理论与方法.语言文字应用，2017（3）.

9.苏新春.《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10.孙园园.《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研制中义类法的运用和价值.语言文字应用，2017（3）.

11.叶圣陶.谈识字课本的编辑.∥叶圣陶编.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129.原载于1936年11月1日《申报周刊》第一卷第四十三期。

12.银晴.《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出版座谈会大家谈.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2019（3）.

13.张志公著.孟宪范编.语文教学论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

14.张志公.再谈语文课的几个问题.∥孟宪范编.语文教学论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1985：74.

15.张志公.提倡两个“全面发展”——答《语文学习》记者问.语文学习，1996（2）.

16.周思明.千呼万唤，义务教育词表“算”出来——《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出炉背后.福建日报，20190715.

（华侨大学厦门361021）

（责任编辑刘博）

作者：洪桂治

海外语文大纲教学论文 篇3：

海外语文教材的编写与选用

一、海外语文教材的编写

（一）编写人员：延聘、招聘或委托

海外各国的教材编写，往往首先是延聘编写者。有的国家如英国，大都是出版商通过谨慎审查编写者的水平、能力和经验，论证编写者为教科书的内容、分量、难易度等所做的选择之后，与编写者签订合同。编写者的资格须得到保证，他们往往是有学术成就的大学教授、学科专家和有实践经验的中小学教师等。这些编写成员按合理结构组成班子，共同讨论，分工撰稿，通过辩论、统稿、修改、审核等过程，最后定稿。出版社要负责保护编著者的版权，教科书中选用或摘录的文章，引用的理论、例证等，均须一一注明。有的国家注重改革教材编写机制，形成多样化的局面。如俄罗斯，或扩大公开讨沦范围，包括对参编人员、教材内容、编纂方式等方面讨论，或组织不定专门执笔者的公开招聘活动，或非公开招聘，委托指定领域的专家执笔编写教材。任何领域的专家都可以参加教材编写，但需要竞争委员会从众多竞争的书稿中挑选出最优秀的二至三部，以备选用。

（二）成书前提：安排试教实验

海外一些国家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十分重视安排试教。在俄罗斯，竞争委员会把挑选出的二至三部书稿印成实验教材，安排相关学校试教。试教一年后，由竞争委员会或教学法学术委员会（主要的教材审定机构）的相关部门对比分析，择优选用。若几部书都有价值，就由国家从作者手里全都买下，在这几部书的基础上编出国家教材。因为新教材必须在学校经过认真、广泛的实验后才被录用，所以新教材一般要经过七八年的时间才能诞生。新加坡在编写《中学华文教材》时，陆续安排单元式试教，吸取了各方面的经验后才定稿成书。

（三）编写依据：遵循官方文件

许多国家或地区的教材编写须依据国家（地方）制订的课程标准、教科书编写原则、课本编纂指引或考试大纲、审查标准等官方文件。我国香港地区教育署提出编写教科书的“基本原则”，为语文教材的编写提供了依据。这个“基本原则”要点是：“编写各科目范围的课本，都应阐明课程四要素(包括目标、内容、教与学的策略、评估评鉴)，以协助学生的学习为目的。因此，在编写课本时，应确切地体现课程发展议会就有关科目课程纲要的宗旨和目标，而所采用的教学策略，亦应与课程纲要内的建议配合一致，并照顾不同学生的能力和学习方式。”

（四）课本内容：合乎教学效益

至于课本内容，虽然各出版商可自行编排先后次序，但须合乎教与学的效益。①涵盖范围：课本必须能够涵盖课程发展议会制订的各科课程纲要的内容、学习目标和重点。课本内所附的其他资料，应可作为背景资料或增加项目，而课本内的资料、数据，则应切合课题，而且准确无误。②组织编排：课本能否协助学生学习，主要取决于内容的组织和编排是否恰当。在概念的发展方面，新概念应基于旧的概念，并且要适应需要，在适当的学习阶段和时段提出。概念必须准确精简，见解要前后一致。此外，课本的结构必须清晰明确，并以章节、标题、大纲、序言和总结划分，以助学生掌握课本内的概念、处理资料和应用有关的技能。③语文运用：课本编写应使用准确而恰当的文字，而文字的深浅程度，须配合有关读的语文能力。④客观中肯：课本内容必须从多角度探讨事物，并提出中肯的观点，切忌偏颇，例如以偏概全、虚构失真、零碎不全或欠连贯性等。课本内容和图表，不应带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包括对种族、性别及弱能的歧视，亦不宜带有排斥性和过于模式化的见解。⑤学习活动：各项学习活动、课业或练习都是课本的一部分，形式方面宜多元化、有意义、难度适中、层次分明、循序渐进，并且提供学生接触社会和有关生活的机会。此外，还必须着重发展学生的学习及运用知识的基本能力，包括传意、构思、推理、解难和探究等。学习活动必须具挑战性，除了要巩固学生的知识外，须进而发展学生的学习兴趣，鼓励反思，培养独立的终身学习能力，激发学生进一步探究有关课题或事物，从而协助他们扩大学习领域和拓展核心能力，例如学习技巧、人际沟通技巧、批判性思考能力、资讯科技的应用和创意，以及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和态度。⑥图表：课本内的图表，例如照片、图画和图表等，必须精确恰当，有一定的教学效益及起诠释的作用，以便对学生的学习产生积极的学习效果。因此，图表应有助学生聚集学习重点，而非与此相悖。

（五）编排体系：分编型与综合型

国外语文教材在编排上大体分为两种类型：分编型与综合型。分编型教科书以前苏联、俄罗斯最为典型,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前苏联就把语文教材分编为“俄语”和“文学”，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续采用这一形式。文学教材有三个小类：一是按文学作品主题编排，二是按文学作品体裁编排，三是按文学作品发表的历史时代编排。英国、美国、德国语文教材有分编型和综合型两种。综合型教材大致有三个小类：第一，分为两部分，文学作为其中一部分。如英国《牛津英语教程》1至3册，每册分A、B两部分；A部分均为文学作品，其文学部分处处与语言联系。第二，不分出独立的文学部分，设置一些文学作品单元穿插在教材中间。第三，连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单元也没有，只在普通单元中编排文学作品，作训练听说读写能力和学习语言之用。

二、海外语文教材的选用

多样化教材的出现，就带来教材选用的问题。在选定制中，教材质量的检验很重要的是靠选用来承担的。长期采用审定制、选定制等教科书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在教材选用上都有较为成熟的做法，教师是选用的主体。对教材的选用不单纯是一项技术操作，它与一定的社会环境、教育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英国语文教材的选用

英国的教科书编写很自由，为了发行，出版商每年参加全国各地的书展，也向学校及有关单位发出大量宣传介绍资料。除了每家出版杜自行宣传推销外，70多家教科书和学校图书馆用书的出版社联合起来组成的教育出版社理事会，通过下设的六个委员会分别行使相关职权，与国会、新闻界、传媒、地方政府、教育机构、留学团、校董事、教师及家长广泛联系。包括安排会议、发行宣传件、组织展览、进行书籍采购与使用情况的调查等，为教材的选用提供较好的条件。

（二）美国语文教材的选用

美国教材选用没有全国统一标准，大多数地方由各州、市、学区按相应的课程设置自行选择，要求出版商提供有关教材效果的评价数据和详细说明。每学年结束前，各校都会收到多家出版社的书目，由地方学区设置的一般由各学科的中学教师和教授组成的教科书选定委员会最终决定选用的教材。学校与教师，对选用何种教科书都有一定的自由度。家长也有一定发言权，他们如有不同意见可通过校董会和学监交涉。另外，大部分学校鼓励教师自编教材，对自编教材的出版提供资助。更多的情况是，教师选用一种指定的教材，另外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再补充一部分材料。美国教育非常重视学生个性发展，因此，整个社会不鼓励学校和教师使用统一教材。另外，有些地方是由地方学区教育董事会自由选用。

（三）德国语文教材的选用

德国的语文教材是以成套形式出书，由主体教材和辅助教材、学生用书和教师用书等组成。主体教材一学年只使用一本。由于教材是由各州依据自己的“教材评审标准”进行审批的，各州的标准不统一，因此一般都是使用本州编写的教材。但学校和教师有权选择教材，好教材只要符合有关教育大纲的基本要求，往往被若干个州的学校采用。每个联邦州都为本州学校划定一些教学书目，学校可购买书单上的教材，书费由州政府承担。学校可以购买书单以外的教材，书费就得由学校或家长负责。

（四）法国语文教材的选用

法国语文教材选用，以学校为单位作出决定。一般而言，各小学校长从该行省所决定的教科书目录中选择相应的教材，经教师会讨论后决定，并报请国民教育部学核备。中学则须经学科会议及学校委员会讨论决定，并报请大学区总长核备。

（五）日本语文教材的选用

日本政府对教材选用有明确的规定：①公立学校由其所属的教育委员会决定，国立、私立学校由校长决定。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在选用教材时，要根据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的建议和指导，在多种中选择一种；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为使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选择好教材，要事先进行研究和计划，并听取教材选定审议会的意见，对学校进行适当的指导，提供选择标准；学校应尊重这些意见，并在自己的调查研究基础上负责任地进行选择。②各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事先要听取市区村教育委员会的意见，以市或区为单位设定教科书选用区，在同一区内应选用同一种教科书。如果选用区为跨地区的(含两个以上市区村的)，则区内务教育委员会应协商，选用同一种教材。③一旦选定某种教材，则必须连续四年使用该种教科书。

（六）香港语文教材的选用

我国香港地区教育署每年都向学校颁发“学校选用课本及学习材料须知”，请学校校长交全体教师传阅，以作参考。“须知”内容包括：①重申教育署以往向各校发出的有关选用的要点，提示各校不应容许出版商的捐赠影响课本的选择，并要提供充足资料，以便家长在购买课本和学习材料时，能作出正确的选择。②各级的“推荐书目表”载于课程发展议会的网页内，以方便学校选择合适的课本的学习材料。③各校可参考“推荐书目表”选用，学校也可因学生的学习需要，采用“推荐书目表”以外的课本及学习材料。教育署也鼓励学校使用校本教学材料，教师可运用其专业知识，自行编、订教材。

[作者通联：江苏扬州邗江区教研室]

作者：张悦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