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招赘婚姻法律论文

摘要：女儿养老是晚清家庭养老方式之一。晚清时期，女儿养老并非法定的赡养方式。然而女儿同样对父母的生养死葬起到重要作用，尤其是在老人无子等情况下，女代子职，对父母的赡养问题更是发挥出关键性作用。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农村招赘婚姻法律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农村招赘婚姻法律论文 篇1：

宜黄县梅湾村招赘婚姻的经验与启示

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婚姻制度：“嫁娶式”婚姻和“招赘式”婚姻。相应地，婚居模式被称为从夫居、从妻居，后者又称为男到女家落户。但是，在传统的以父系制为核心的乡土社会中，嫁娶式婚姻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招赘式婚姻则不被人们所认同和接受，认为招赘来的男子打破了家族血脉关系的纯洁，有损家族财产的继承，同时占用了当地的资源，如土地、宅基地等。但是，宜黄县梅湾村却是个例外，不仅招赘婚姻极其普遍，而且获得了村民的广泛认同。

梅湾是江西宜黄县一个纯山区的小村庄。全村分为5个村小组，共138户人家，总人口597人。其中，有52户上门姑爷，招赘妇女占已婚育龄妇女总数的46.4%，招赘婚居模式占总户数的37.7%。其中有3户属于两边走的情况，49户招郎住在梅湾当地，其余都是从夫居，基本上突破了“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传统性别文化，“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观念被人们普遍接受，“女娶男嫁”成为新的时尚。下面结合梅湾村招赘婚姻的典型个案，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

一、梅湾村招赘婚姻的典型个案

个案一：原村支部书记DFS

DFS，DG乡人，因为家道贫寒，1957年入赘到梅湾村L家。DFS有两个弟弟，他是家里的长子。岳父母家有两个女儿，无男孩。DFS与L家长女结婚。在招郎时，与岳父母家签有招郎契约，主要涉及子女姓氏、财产继承和养老等事项。

在DFS入赘之前，全村有6个招郎仔。在他入赘的年代，上门姑爷（这是梅湾的普遍叫法，把入赘来的女婿称为上门姑爷、招郎仔）的地位不高，主要是作为一个劳动力来为女方家干活、做事，很受歧视。一方面，是来自家庭的压力，这主要表现在干农活上，要比家里其他的男性劳动力、比邻居更强，否则会被他们看不起。另一方面，整个村子家族势力非常盛行，有一股防止外姓人损害本姓家族利益的风气。

个案二：现任村支部书记ZXH

ZXH，1960年出生于XF乡，在老家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他排行老四。ZXH1983年退伍后，经熟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妻子LYX。由于ZXH的岳父本身就是上门女婿，且LYX又是抱养过来的，于是在老书记DFS的影响下，耐心做通了父母的工作，于1984年底与L家签了招郎契约，到梅湾做了上门姑爷。

来梅湾做上门姑爷时，Z家与G家（ZXH的岳父）、L家（ZXH的岳母）三方也签订了招郎契约。婚后，ZXH与LYX两人共生育了三个女儿，大女儿、二女儿随父姓Z，小女儿随母姓L。但是，在族谱上，由于ZXH的岳父（姓G）也是上门女婿，因此在G家、Z家、L家的族谱上，都有女儿、女婿和子女的名字。只是子女的姓氏不同而已，名字还是一样。即上谁家的家谱，女儿就姓谁家的姓。

一个事实是，绝大多数上门姑爷都很勤劳，也比较有头脑，在致富能力、做事等方面，要比本地人胜出一筹。在两任村支书（均为上门姑爷）的努力下，他们调整了村子里的土地、宅基地分配规则，使得上门女婿也能获得集体资源的分配权益。由于上门女婿的示范作用，人们对上门女婿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排斥和歧视，村子里的上门女婿也逐渐地多了起来。

二、梅湾招赘婚姻的特点

在梅湾，招郎家庭在准备结婚时一般都签有招郎契约，这种做法在解放初期就有。招郎契约属于一种规范性文约，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内容：子女姓氏、家庭养老和财产继承。

（1）关于子女姓氏：招郎契约上，一般均写明头胎为子，随女方姓，次子随男方姓。还有的招郎契约写得详细一些，规定婚后所生子女，如果一胎，则“贰姓接绍”或“两姓相共”，如果生两男，则“宗枝长子”随母姓，幼子随父姓；如果生一男一女，则一律两姓相共，但男孩的名字是母亲的姓氏在前，女孩的名字是父亲的姓氏在前，并且规定所定子女不反悔变姓。这样一来，继承了双方祖宗的姓氏。

（2）关于财产继承：在梅湾，上门姑爷一般称岳父母为叔叔、婶婶，小孩则称他们为爷爷、奶奶，而不叫外公、外婆。对于岳父母的财产，一般实行隔代继承的原则，上门女婿没有继承权，但可以照管、使用，这样可以避免一旦发生婚变，把岳父母家的财产带走返回原乡的问题。也即岳父母的财产一般由女儿、女婿管理，但最终归随母姓的子女继承，而夫妻共同创造的财产，则在几个子女中平均分配。也有的家庭规定，“家里的财产，女婿一半，儿子一半”，财产继承接近法律规定。

（3）关于家庭养老：一是上门女婿要赡养岳父母；二是在劳动、生产、生活上，要给予岳父母应有的照顾；三是在自己原来的家庭，对自己的生身父母也要承担一定的养老义务。也就是说，上门女婿要承担双方家庭老人的养老义务。

三、梅湾招赘婚姻的几点启示

从梅湾的招赘婚姻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1.改变传统的性别制度和性别文化

事实上，梅湾的改变也就三十年左右的时间，由过去的对上门姑爷的歧视、排斥到现在的给予肯定，传统的性别制度、性别文化完全改变了。在当地，认为还是生一个男孩好的村民比例降到了20%，大多数村民都对生男生女持无所谓的态度。

2.婚居制的多样化对于提升女孩价值有重要意义

婚居习俗的改变并不要求某种风俗必须占很大的比例，只要这种风俗可以带来现实利益，解决现实中的难题，就能产生很大的影响。

首先，招赘婚姻使得女孩和男孩在传宗接代上具有同样的价值。在招赘婚姻中，子女的姓氏非常富于变化和弹性，既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还可以随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姓。子女姓氏的多样化、丰富化，使得男孩女孩都可以成为家庭的传后人，不一定非要生一个男孩才能够继承姓氏、家庭财产和传宗接代，女孩的价值得到提升。

其次，招赘婚姻使女孩、男孩具有同样的养老价值。在传统的性别制度安排里，家庭养老是有性别选择的，主要依靠儿子养老。如果某个家庭没有儿子，就需要对现实的养老制度安排进行变通。招赘婚姻给女孩提供了给父母养老的可能与机会，老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选择。谁对我好，我就随谁养老，增强了父母养老的选择性。由此，只要婚居模式改变，就使得女孩能够去养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女孩的预期养老价值。此外，由于女儿更细心、体贴，照顾得更加周到，能够给父母提供更高质量的老年支持，实际超出了儿子的养老功能。

3.淡化家族势力

农村集体经济瓦解后，家族势力主要依靠建立在男性血缘基础上的“人多势众”而形成，与家庭父权制一脉相承。农村有种说法，“三个儿子抵得上一个派出所”，传统的家族势力主要依靠男性传承和姓氏而凝聚，姓氏是一个主要标志。现在，由于外姓的加入，而且一个家庭的子女姓氏多样化，自然淡化了家族势力。

4.政府的引导与推动作用

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政府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招赘婚姻最初是出于现实需要，由民间自然而然地发起的，可以说是农民的一种自发创造。经过政府的引导与扶持，比如在耕地调整、山林开发、宅基地分配、贷款、承包鱼塘和荒山、办理养老保险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奖励、优惠政策，最终促进了儿女共同承担家庭养老责任、保障男女拥有平等的资源分配权和财产继承权，以及由父亲传承姓氏转向父母共同传承姓氏，男女都可以成为传后人。

综上所述，由于招赘婚姻在从夫居、男性单系继承制（姓氏、财产继承）和男性单系抚养制（家庭养老）方面触动了父权制的根本，尤其在改变传统的男性传承制度和婚居制度、降低男孩偏好、稳定低生育率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政府应大力提倡男到女家落户的婚育新风，并从制度上加以配套，从而进一步促进父母双系制的发展，为解决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问题，从根本上促进男女两性平等提供一条更为有效的、崭新的途径。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副教授）

作者：林　梅

农村招赘婚姻法律论文 篇2：

晚清华北地区女儿养老研究

摘要：女儿养老是晚清家庭养老方式之一。晚清时期，女儿养老并非法定的赡养方式。然而女儿同样对父母的生养死葬起到重要作用，尤其是在老人无子等情况下，女代子职，对父母的赡养问题更是发挥出关键性作用。晚清华北地区女儿赡养父母分为从妻居婚姻养老、女儿居家养老、从女居养老和分居养老几种形式，从这些女儿养老的历史事实可以发现，女儿养老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在“养儿防老”的观念里、同样也应包括“养女儿防老”的含义。

关键词：晚清；华北；女儿养老

在晚清社会，儿子养老通过法律正式确立下来，女儿养老并非法定养老方式，这与女儿在家庭生活中的附属地位和不继承财产的经济地位是相关联的。中国民间谚语说：“麦不必担负谷税，女儿从不供养母亲。”①又有“儿承家，女吃饭”、“儿子的江山，闺女的吃穿”、“闺女养不了娘，荞麦完不了粮”之说，②表明女儿不继承财产和不赡养父母的风俗。然而在实践中，女儿养老作为一种独立的养老方式起着重要作用。女儿赡养父母多出于情感，尤其是在老人无子的情况下，女代子职，对父母的生养死葬发挥关键作用。本文拟以地方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刑部档案和清末社会调查为主要史料，对晚清华北地区女儿养老进行细致考察。

一、从妻居婚姻养老

清代因袭前代，承认从妻居这一婚姻习俗：“招婿须凭媒妁，明立婚书，开写养老或出舍年限，止有一子者，不许出赘。其招婿养老者，仍立同宗应继者一人承奉祭祀，家产均分。如未立继身死，从族长依例议立。”③从妻居婚姻养老指父母招赘上门女婿，女婿住到女家，与女方的家庭成员同居共住，并且对女方父母进行养老送终，这就是入赘婚，即俗称“倒插门”者。郭松义认为入赘婚分为未婚室女招赘和寡妇招赘④，本文所谈的从妻居婚姻养老即指招赘养老女婿而言。如河南开封，“汴俗年老无子者，留女赘婿以养老。其赘婿对于岳父母有终身扶养之义务”⑤。河南宜阳县，“有夫家贫，女家招赘者。更有无子，赘婿为子，谓之养老女婿者”⑥。河北霸县，“有女无子者，往往为女招婿以养老，即古之入赘也，俗称为招子养父。但所招之婿，姓氏、身份俱不改，不过永在妻家，将妻之父母养老后承产守业，与普通为人婿者不同”⑦。山西稷山、乡宁等县，“无子而有女者，招婿赘于其家，赘婿即于本姓上冠以女家之姓，俗称改半姓。如张甲人赘李家，即名李张甲氏”⑧。山西新绛县，“以女婿为嗣：无子者有女，得为女招夫同居，即以为嗣，但须得族中同意”⑨。山西灵石县，“青年无力娶奏者，入赘于有女无子之家，孝养女之父母，日后生子，先为女家继嗣，俗名为‘倒踏门’”⑩。山西翼城县，“至山村贫寒之家不能如礼……亦有以男赘女家者，谓之招女婿”。山东嘉祥、临沂等县，“有女无子，同宗又无可立为嗣子者，则为女招婿同居”。其他如聊城、德平、青城等县均有招赘女婿养老的习惯。赘婿要改从女姓，承受女方财产，为女方父母养老送终，有的在女方父母

收稿日期：2011—12—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救灾机制研究（1927—1937）》（11BZS062）。

作者简介：李华丽，女，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郑州450001）。去世后还可以归宗，各地略有不同。

由此可见，从妻居婚姻作为一种社会习俗长期流传下来，与之相对应的从妻居婚姻养老是老人考虑到养老问题而实行的一种赡养方式。需要注意的是，从妻居婚姻习俗作为一种民间习俗，长期流传并且在全国都普遍存在，然而它本身作为一种非常态的婚姻模式，在实践中并不多见。一方面，愿意出赘为婿的一般为贫寒人家的子弟，如上述所说，一般为“贫寒人家不能如礼”者、“青年无力娶妻者”，有的地方以出赘为耻甚至禁止招赘养老女婿，如河南襄城县“禁止其招婿养老”。河南南阳“如果不是孤门独户、没有同族人为之继承禋祀，是绝不允许存在的”。山西永和县“查永和招赘情事，昔年多有。近年以来，因严禁之，概不多见”。山西万全县“敦品行，重廉耻，男不出赘，女不作妾”。山西阳城县“内重幽贞，所以男不入赘，女不招婿”。

另一方面，从妻居婚姻养老在实践中存在着诸多变数。如直隶独石口厅张麻子井村民妇田氏，丈夫早年病逝，只有两个女儿，长女已经出嫁，于光绪三十年间五月份将女儿嫁给山西大同府广灵县人刘养，并招赘为养老女婿，后来因刘养好吃懒做而将其赶出家门。河南光州余姓，没有儿子、为养老计而招沈贵入赘，欲“以半子而延一脉也”。不料余氏夫妇结婚十年后沈贵病故，全靠余氏一人日夜操作、维持家庭生计。余氏首先供应老幼，自己则“常每饭不饱”。再者，招赘者一方并非一定为富有之家，也有贫穷之人招赘女婿的。河南商丘县民人金开先把女儿金氏许给霍邱县人张朝卿，将张朝卿招赘在家。但是金开先却因为贫穷逼迫女儿与邻居季瀛洲通奸，以赚取钱物。据此可知，招赘养老女婿作为一种民间习俗，在实践中并不稳定，存在着诸多变数。

二、女儿居家养老

女儿居家养老是指女儿住在父母家里由女儿养老，女儿已嫁和未嫁两种情况兼而有之，可以称作居家养老。“女儿居家养老”这个概念，与现代社会学家所提的“居家养老”是不同的，虽然这两种情况下都是老人生活在自己家里、在家里度过晚年，但二者还是有所区别。现代社会学上的“居家养老”是相对于养老院等机构养老而言的，虽然老人也是住在自己家里，但不一定与下代人同住，是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的养老模式。本文所说的“女儿居家养老”则是相对于从妻居婚姻养老和从女居养老而言的，老人与女儿共同居住在自己家里，一定是与下代人同居共住，这种情况下的养老仍然属于家庭养老的范畴。

女儿居家养老，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女儿矢志不嫁，在家孝养父母。二是女儿已经订婚但因某种原因而悔婚不嫁，并且不愿他嫁、情愿留家赡养父母。三是女儿已经出嫁，但丈夫去世后又返归母家，对父母进行赡养。第一种情况是未嫁女赡养父母。这一般是由于父母年老无子或者子幼而无人侍奉，女儿甘愿不嫁在家照顾年迈的父母。具体如：

牛孝女，父善德，无子，兼少旁亲。女以父母老无人侍养，乃撤环瑱，以终养自誓。父没，守贞不字，奉香火终身，村人为立孝女祠。

张孝女，瑞符通州人，赋性敏淑，明大义。幼失怙，以母老誓不嫁。待人宽厚，勤女工，以济家用。素多病，病革，犹以亲老未能终事为恨。

赵贞女，褚家滩人，父廷贞久病，贞女因侍奉缺人，矢志守贞不字，现年五十七岁。清宣统元年旌表。

贞女马妙真，西江庄马如林之女也，幼从父读，粗识文字，性至孝，能色养。及笄，父母为择配，女曰：“父母无子，惟儿一身朝夕侍侧，犹恐不足以娱暮年。若复适人，是遗父母忧也。儿何忍焉？”矢不嫁。及父母卒，哀毁尽礼，葬后立石于墓，每逢春秋祭扫，恒流涕终日，彷徨墓侧不忍去。现年四十八岁。

有同胞姐妹均因父母年老无子而甘愿不嫁，在家赡养父母的，如山东恩县“侯氏二孝女，侯广扬女，长名灵空，次名灵虚。广扬年老无子，弃家学道，妻赵氏病瘫，二女痛母无依，矢志不嫁。无何，父母病殁，二女欲以身殉，经邻人救免。今次女犹存，年六十余岁。光绪五年知县陶锡祺详请旌表，并给‘双孝’匾额”。山东齐东县刘氏二孝女，“大圣寺人，系同胞姊妹，因父母无子，俱矢志不嫁，撤环终养”。

孝女在赡养父母的同时，有的还要抚养幼小的兄弟或为父母立嗣子并对其抚养，如：

李孝女，父成丁无子，矢志不嫁，竭力侍养。父没，女年踰三十矣，乃择族人子立为嗣，躬抚之。

孝女张氏，茹各庄人张清女，母卒父年迈，矢志不嫁，以针黹供甘旨，并教弱弟成立，先（现）年七十二岁。

张孝女者，北五里庄人也。父则孟卒，母多病，有弟皆穉幼，女矢志弗嫁，养母尽孝。扇枕温席，敬爱出于至诚。家故贫，生计皆取办十指，篝灯夜绩纺，通旦不寝，二弟资以成立。

第二种情况是女儿已经订婚，但没有成婚礼，情愿留家赡养父母。有的是因为未婚夫去世，女儿甘愿守节在家赡养父母；有的是毁掉婚约，情愿留家赡养父母，如：

单氏，清儒童傅鹤年妻，单可理女。年十七，夫以文战疾殂，屡欲身殉不得。自是守节侍母，昼夜不离。母病，忧劳致痼疾……同治癸酉十月入祀节孝祠。

阎氏，许字李某，未嫁夫殁，急欲自经，因父母苦劝，始收涕毁装，执女红以养二老。及父母殁，延亲族为父母立嗣，且刻石焉。至今乡里犹称之。

李富女，名良玉，幼受张姓聘，及长，痛父母无嗣，恳父辞聘。矢志孝养，至父母相继卒，女以礼葬，刊碑志墓，立侄续祀。

孙孝女者，大益留屯孙绍文女也。幼聪慧，喜读书。稍长，善属文，许字同里施姓子，以有微嫌，遂绝婚。女颇不直之，亦无如何。后复有为女议别字者，女力辞，以亲老、无兄弟侍奉为言，遂立志守贞……民国元年旌表。

第三种情况是已嫁女返归赡养父母。这种情况是女儿已经出嫁，但是由于丈夫死亡、家庭贫穷等原因，返回母家对父母进行赡养。如直隶武清县曹阜泰妻顾氏，“年十九归泰。泰家渐贫，不能具甘旨而舅姑衰老，氏鬻针黹市以进。越十年，舅姑与夫相继殁。三子皆幼，氏毁家营葬，携子就食父母家。父母老而无子，氏代理家政，奉亲极丰，而与诸子啖粗粝。父母殁，罄所有殡葬”。山西太谷县武思龄妻张氏青年寡居，家贫无子，婆婆去世后，张氏因为孤苦无依，寄食母家。“母患瘫痪，朝夕侍左右十余年如一日”，母亲去世不久父亲也卧病在床，“日夕侍奉者又年余”。太谷县南杨家庄阎佩玉妻何氏，丈夫去世后“家贫不能自存，遂寄食母家。事母甚孝，母病，卧床蓐者数年，何氏侍奉汤药，始终不懈。母卒，经纪丧葬尽哀尽礼”。山东临沂县“杨氏，王之才妻，夫殁，遗子三岁。上无舅姑，家赤贫，乃抱孤儿依母家。母乏嗣，养亲教子，俾得成立”。河南光州张东璧妻李氏，丈夫去世，不久其翁姑亦相继去世，李氏因孤苦伶仃，携带其子回归母家，“母氏相依终身”。

三、从女居养老

从女居养老是指老人跟随已出嫁的女儿住到女婿家里，由女儿、女婿对其进行赡养。它与从妻居婚姻养老不同的是：老人不是住在自己家，而是随着女儿住在女婿家，这种情况的发生一般是女家无弟兄、男方也愿意赡养妻父、妻母，这种情况称作“从女居养老”。从妻居婚姻养老和从女居养老从表面上看是居住地点的不同，实际上是两种不同婚姻形态下的养老方式，前者从属于特殊的婚姻形式，后者则从属于常态的婚姻形式。

从女居养老方式如河南灵宝县纪家庄崇富之妻纪张氏，“年二十八岁夫亡，姑老而盲，子又幼穉。其母亦贫老无依，氏迎至家，一方事姑，一方事母，死均尽哀”。河南光州“余守正妻王氏，十八岁归于余，家赤贫，藉女红佐甘旨。未几，夫殁，无子，立夫侄为子，未几子又殇。氏以生不如死，拟自尽，赖女婿迎养”。河北昌黎县成马氏，丈夫去世时年仅十九岁，只有一个女儿，“家赤贫，抚女成人，晚年依婿家度日，年八十二卒”。河北大名县钱松龄妻子安氏的母亲孀居度日，孤苦无依，安氏将其母“迎养于家”。再如山西荣河县李薛氏，因“母家寒素，氏迎养之，事葬尽礼”。天津宁河县张文岱妻马氏，丈夫去世时年二十三岁，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老而愈贫，就养女家。现年七十九，同治九年旌表”。直隶大兴县民妇温张氏，年六十岁，儿子去世，只有四个女儿，四女儿出嫁后，跟随四女儿、女婿生活。直隶通州民妇马刘氏，年六十三岁，丈夫马海芳早年病故，因家中无人，跟同女儿女婿生活。良乡县民妇王王氏，年八十岁，早年来京，负苦度日，跟同女儿李王氏和女婿李凤山居住。大兴县民妇李高氏，年六十岁，丈夫李三去世，跟同女儿女婿在朝阳门外将台窪居住。这都是从女居养老的例证。

从以上从女居养老的例证可以看出，老人基本上是在无子、年老无依的情况下才就养于女儿家，依靠女儿进行养老。这对于老人而言，其实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老人在女儿家居住，用的是“就养”、“寄住”、“寄食”、“浮住”等词，其实表明了老人无奈的心境。《红楼梦》中的刘姥姥是个从女居养老的佐证，其心境最能表现出无子老人的心理。虽然该书是文学作品，且时空范围与本文不同，但可以从中看出孤寡老人的真实心态：“这刘姥姥乃是个积年的老寡妇，膝下又无儿女，只靠两亩薄田度日。今者女婿接来养活，岂不愿意，遂一心一计，帮趁着女儿女婿过活起来。”由上可以看出，老人一般是在没有儿子，年老无依的情况下才就养女家的，刘姥姥的心境正生动体现出广大孤寡老人的真实心态。

四、分居养老

从妻居婚姻养老、女儿居家养老、从女居养老，可并称为同居养老。分居养老是指老人与女儿各自住在自己的家里，但经济来源或者生活照料主要依赖女儿。如河北大名县王克俭妻王氏，丈夫去世时年仅二十一岁，“父母年老乏嗣”，因而“往来省侍，一身任两家之劳”，被乡里称为“孝妇孝女”。安次县李成美妻邵李氏，丈夫去世时只有两个女儿。她家庭贫穷，但却矢志不嫁，“晚年家益贫，赖两婿周济之”。河南商水县李汇川夫妇年老家贫，女儿谷氏“不时馈济”。再如京师有一顾家，“两口子只生一个姑娘。去年嫁在南西门外某村，这位姑娘甚是孝顺，新近他母亲得了病，他回家来亲侍亲药，衣不解带者十余日”。直隶大兴县民妇宋周氏，年70岁，丈夫宋二已故，孤身一人在朝阳门外六里屯居住，但经常在女儿家浮住，依靠女儿养老。

由于中国传统上实行从夫居的婚姻制度，因而出嫁后的女儿在侍奉父母方面有所局限。北京无名氏作竹枝词曰：“几曾生女奉晨昏，到得归宁孝养存。薄浣勿忘冬节事，心知未足报娘恩。”报娘恩是北京地区的一种风俗，“女子出嫁者，于十一月归宁，为母洗衣，曰‘报娘恩’”。这说明女儿在出嫁后对父母进行赡养有很大局限性，父母只能期待女儿归省时报答养育之恩，可知父母对女儿的期待值非常低。

经济上赡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安慰，为养老的基本内容。分居养老相比较同居养老而言，养老的内容则会削减。但在实践中，女儿赡养父母应当更多地表现为分居养老。肖群忠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女子孝道的实践有事常之道和事变之道之分，而对其记载则偏重于事变之道。所谓事常之道，指日常生活中侍奉父母的孝道实践，主要包括奉侍父母、操持家务、教育子女等方面；事变之道，是指家庭发生变故的情况下女子的孝道实践。女子孝行要在历史上留下记载，必须有卓异壮烈之行；而事常之道由于被视为过于平凡和理所当然，因而较少留下记载。正如《确山县志》所言：“采风于一乡一邑，则荆钗裙布有何奇能？蔀屋穷檐，悉所表襮度，惟此养亲抚孤、断臂捐躯、苦辛冰霜之操、慷慨沟渎之地。”《商丘县志》也说：“妇言不出闺门，才行岂易显于世乎？后世之谈阃德者，太（大）抵节烈为多。”因此相比孝子和孝媳而言，关于孝女的记载更少，可以说是百无一二。然而并不能因为孝子和孝媳的记载多就认为其绝对数量多，孝女的记载少而认为其绝对数量少。女儿赡养父母，实际上更多地表现为分居养老，这种情况下的养老行为正因为其没有奇节异行而容易为人所忽视，因而记载较少。

五、结语

虽然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统治者仍然念念不忘对孝子、孝女进行旌表，其根本目的是要对民众实施教化，从而达到治国安邦的作用，因而方志中记载的孝女无疑起到榜样的作用，“孝女以父母未有子孙终身奉亲不嫁者，照孝子例旌表”。咸同以降，清朝政局内乱外祸，战事频仍，民心随着时局的动荡也惴惴不安，而政府动辄表彰节孝，一方面说明晚清政府在风雨飘摇的年代仍是不忘对封建愚忠愚孝的行为加以旌表，另一个方面也表明越是到了王朝末期政府统治越不稳定的时候，就特别需要宣扬忠孝节义行为，以期笼络民心，加强统治。正是所谓：“积家而成国，家恒男妇半。女顺父母，妇敬舅姑，妻助夫，母长子女，姊妹娣姒，各尽其分。人如是，家和；家如是，国治。”男女各司其职，则家庭和睦，家庭和睦则国家太平，正表现出晚清政府旌表忠孝节义的良苦用心。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虽然女儿养老在晚清时期不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它作为一种独立的养老方式仍然发挥着一定作用，并且具有一定的历史传统。如今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老龄问题及其相伴而来的养老问题已经成为国家和社会的重要问题，而且与人们的生活休戚相关。因此，如何解决养老问题不但与国家密切相关，也与每个家庭有着密切联系。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家庭养老在一定时期内都将占据主导地位。随着计划生育的实行，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因此，女儿养老也必将与儿子养老并驾齐驱，成为家庭养老的主要承担者。但是由于“养儿防老”观念的根深蒂固，在部分老人和年轻人身上，都存在着女儿不养老的思想，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这种观念更加牢固。通过对晚清华北地区女儿养老问题的研究可以发现，其实女儿养老具有悠久的传统，这对于人们摈弃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重新认识“养女也防老”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明恩溥著，陈午晴、唐军译《中国乡村生活》，中华书局，2006年，第257页。②赵质宸：《河南谚语集》，著者书店，1933年，第11页。③《大清律例》卷十，文渊阁影印四库全书影印版，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④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15页。⑤⑧⑨⑩司法行政部编《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司法行政部，1930年，第1383、1409、1418、1418、480、1391、1380页。⑥谢应起、刘占卿：《宜阳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455—456页。⑦刘廷昌、刘崇本：《霸县新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275页。马继桢、吉廷彦：《翼城县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页。王新汤：《赘婚制琐话》，高洪兴、徐锦钧、张强：《妇女风俗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242页。段金成：《永和县志》，成文出版社，1968，第290页。何燊、冯文瑞：《万全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第202页。赖昌期、潭沄、卢廷棻：《阳城县志》，成文出版社，1966年，第218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刑部婚姻家庭类档案，第806、14766、13513、22373、21172、17353、16718号。杨修田：《光州志》，成文出版社，1966年，第1476、1496、1571页。姚远：《中国家庭养老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2001年，第60页。王轩：《山西通志》，中华书局，1990年，第12014、12069页。万青黎、周家楣：《光绪顺天府志》，上海书店，2002年，第304页。陶宗奇、张鹏翱：《昌黎县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972页。程廷恒、洪家禄：《大名县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1279—1280、1242、1263页。汪鸿孙、刘儒臣：《恩县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158页。梁中权、于清泮：《齐东县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760页。张上龢、史梦兰：《抚宁县志》，成文出版社，1969年，第725页。姚延福：《光绪临朐县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793页。余友林、王照青：《民国高密县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1121页。沈兆袆、王景佑：《临沂县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570页。晏兆平：《光山县志约稿》，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514页。刘钟英、马钟琇：《安次县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383页。万青黎、周家楣：《光绪顺天府志》，上海书店，2002年，第304页。刘玉玑、仇曾祜、胡万凝：《太谷县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937、969页。沈兆袆、王景佑：《临沂县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592页。孙椿荣、张象明：《灵宝县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782—783页。陶宗奇、张鹏翱：《昌黎县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896—897页。马鉴、寻銮炜：《荣河县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472页。丁符九、谈松林：《光绪宁河县志》，上海书店，2002年，第382页。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11页。刘钟英、马钟琇：《安次县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390页。徐家璘：《商水县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1193页。张风纲：《旧京醒世画报》，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第343页。佚名：《燕台口号一百首》，《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1页。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20—321页。李景堂、张缙璜：《确山县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443页。刘德昌、叶云：《商丘县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669页。姚雨芗、胡仰山：《大清律例会通新纂》，文海出版社，1987年，第1017页。赵尔巽、柯劭忞：《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19页。

责任编辑：王轲民国时期关于经学价值的争论及启示

作者：李华丽

农村招赘婚姻法律论文 篇3：

古代离婚制度探秘

在我国古代婚姻结构还不严密时，离婚相当自由，所谓“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去”。自周朝开始，夫权制婚姻家庭制度建立起来。在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夫权制家庭的基础并不稳固，如《周易》中记载妻子离家出走。秦始皇巡游时发现男子招赘、寄宿女家和死了丈夫的妻子抛弃孩子改嫁的现象，于是才刻石颁令天下维护家庭稳定。到了唐宋时期，夫权意识不断强化，在相关法律中，女子地位下降，而且有妻妾不能擅去其夫的规定，不过在夫逃亡时，可向官府申诉离婚。

古代貴族的离婚，有一定的仪式，《礼记》中记载，不但有夫出妻的仪式，也有妻出夫的仪式，出跟被出的双方都以谦辞自责。从史料中保存的唐人“放妻书”（离婚证书）看来，当时男女的地位似乎相当平等。“放妻书”内容大体分成三段。第一段重述夫妻缘分，经累劫共修得来，本应如水如鱼，同欢终日。接着第二段描写目前的状态，由于两人个性不合，经常冲突“夫若举口，妇便生嗔；妇欲发言，夫则捻棒”，大小不安，六亲相怨，实在无法继续下去了。第三段写离婚的祝福。既然无法同处，不如“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同时祝福离婚后男女各有前程，“夫觅上树，千世同欢；妇聘豪宗，鸳鸯为伴”。有的只有对女方的祝福。在离婚书末尾，也有注明给女方赡养费的。由于婚姻关系涉及双方家族，所以离婚证书都要会聚两家父母、亲戚共同作证。从唐人出具的“放妻书”来看，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协议离婚”，尽量好聚好散。

我国古代虽然是男权社会，妇女需要遵从“三从四德”，但男子是不可以任意休妻的，因为夫妻的离异同受家族观念的支配，也为法律所限定，还受到情与理的约束。据《白居易集》记载，某农夫在田里耕种，妻子在送饭给丈夫时，在路上遇到自己饥饿的父亲，于是把饭菜送给父亲吃。丈夫在田里等得饥饿，非常愤怒，执意休妻，妻子不服，于是告到官府。白居易判决时说：“按照妇女的德行标准，妻子理应顺夫，然而报答父亲恩情乃出于天性。所以，应先将饭给父亲吃，丈夫在其后。尽管丈夫希望妻子能尽早送饭，但由于孝亲重于事夫，故丈夫终不可休妻。”

由于古时候十分重视社会关系的稳定，离异总不被提倡，所以离婚率是很低的。《易·序卦下》说：“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管子·小匡篇》也有“士三出妻，逐于境外”的条文。东汉的冯衍，年老出妻，遭人批评。宋代以后，士大夫多认为出妻的人没有品行。至于一般农村，出妻的情形更为少见，这是受到经济因素的限制，离婚使家内劳动力减少，再娶的负担也很重。此外，名分观念也有影响，在“夫妻义重”的普遍想法下，也不敢轻言离婚。对他人夫妻是劝和不劝离的，劝人离婚，会遭天谴。由此可知，琴瑟和鸣的婚姻理想，不但表现在婚姻的缔结、维持上，也限制了离婚趋势的发展。 ■

作者：李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