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传统改造分析论文

摘要：本文在对传统农业地位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以现代发展理念指导传统农业改造、以现代科学技术推进传统农业改造、以现代组织方式促进传统农业改造的对策。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农业传统改造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农业传统改造分析论文 篇1：

价值链理论视角下的财务绩效评价

摘 要：传统财务分析体系的缺陷使其在新时代管理背景下面临诸多挑战，对企业的财务绩效进行全面有效的评价随之成为研究的热点。价值链理论下的财务分析能够综合多种方法，对企业绩效形成系统的评价。选择天康生物有限公司作为案例，在实践中运用该模型对公司的财务绩效进行评价分析。

关键词：价值链；财务分析；综合模型

伴随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公司变革的加速，如何获取竞争优势和实现价值创造已经成为当代企业管理的主题。作为组织管理的核心，财务绩效评价便成为管理活动的重点。然而，传统财务分析由于自身局限，不能对企业运营形成全面的评估，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价值链理论作为一种现代管理理论，被广泛地应用于财务管理、绩效评价等多个领域。将价值链理论应用于企业的财务绩效评价之中，可以形成一个系统的财务评价体系，弥补传统财务分析的不足，并且在价值链中寻求企业的核心能力，从而对组织战略制定与实施提供指导。

一、价值链理论及其财务分析的优越性

（一）价值链理论

价值链（Value Chain）最早由Michael E.Porter在《竞争优势》中提出。波特认为，企业的生产活动分为两大类别，它们分别是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基本生产活动，反映了企业的经营内容，主要包括内部后勤、生产经营、外部后勤、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而辅助活动则主要用于为开展基本活动提供支持，可以将其归纳为：企业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开发和采购管理。企业的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相互关联，共同形成企业的价值链，在动态过程中实现企业的利润增长和价值创造。

（二）价值链财务分析的优越性

为了能够更明确地凸显价值链理论下的财务分析特点，我们将其与传统的财务分析体系进行对比。

传统财务分析中主要存在着分析方法和财务报告方面的局限性：

其一，反映静态财务状况。传统财务分析通过采用指标、数值计算来研究企业的财务状况，如通过目标公司五年来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等指标的计算和对比来探讨企业的偿债能力。这种方法虽然可以反映出企业财务状况的变化，但只是对历史成本计量下的数据进行静态的数量化比较，不能揭示其变动的本质，并对未来的趋势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这一缺点在电子商务行业中尤其明显，各种主题的电商促销活动会使企业存货总额短期内迅速增长，必然会导致存货周转率的下降，然而它却并不能反映企业整体的财务情况以及未来的趋势。

其二，过度关注数据结果。传统财务分析体系，以股东价值或者企业价值为核心，结合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以及发展能力等模块的内容对企业的财务绩效进行评价。然而，以数值为依据的报告只能总结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的财务成果，并不能系统地探究企业采取何种方式、经历何种过程获取竞争优势，创造价值。这些问题是新形势下企业实现战略目标、优化市场结构的关键。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传统的财务分析只满足了外部利益者的要求，而不能对企业的目标规划、战略决策做出指导。

其三，扭曲报表信息质量。传统财务分析主要依据三大报表以及其他附注，但是从证监会历年披露的调查报告发现，市场上仍有许多上市公司存在粉饰报表、财务舞弊等行为，使报表数据的真实性、全面性大打折扣。其次，不同阶段下报表中数据所采用的会计处理方法使得分析结果缺乏可比性，如新会计准则下不同公司对于公允价值计量方法的采用。此外，报表中的数据对于市场通胀情况的忽略也会导致企业资产负债的真实价值受到质疑。

其四，忽视其他影响因素。财务报表中所反映的项目多是财务指标，然而企业的发展还会收到许多非财务因素的影响。从外部的国家政策、行业竞争到内部的组织结构、流程管理、人力资源都会对企业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相比之下，基于价值链理论的财务分析通过一系列方法的组合，完善了传统财务分析中的不足，具备以下几点优势：

第一，聚焦价值创造。不同于传统财务分析关注收入、成本，价值链下的财务体系以“价值创造”为导向，分离企业价值链上的业务活动，将成本分配到每一项独立的活动之中，从而区分出增值作业活动和非增值作业活动，进一步发现企业价值创造源或存在的问题，指导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的制定。

第二，定位全面绩效。价值链下的财务分析更适合企业发展的需要，它不仅对财务指标进行考核，而且关注对企业成长产生影响的非财务指标。通过组合企业价值链和平衡计分卡（BSC）模型，将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分层，逐一分析企业的研发能力、内部管理等传统财务报表无法量化的非财务因素，提高了企业财务分析的全面性、系统性。

第三，提升信息质量。当前的财务分析以一定的外部数据作为基础通过财务报表向外部披露企业财务状况，因此在股东利益和吸引外部投资者的动机下，往往会产生粉饰报表的倾向。然而价值链下的财务体系以“顾客价值”为核心，将企业内部的活动作为研究起点，依据战略目标对企业内部流程和未来规划进行修订，因此从源头上减少了编撰数据等行为的发生，提升了财务分析的信息质量。

第四，统筹多种方法。传统财务分析下依据会计科目进行企业财务的核算，价值链下的财务体系则以价值链活动归集各种收入与支出，在这一过程中，结合杜邦分析法、EVA模型、平衡记分卡（BSC）、价值链理论等方法，形成一个全面、综合的评价体系。

二、价值链理论下的财务分析模型

（一）分析模型的构成

1.杜邦分析法。杜邦分析法作为一种经典体系，目前仍被广泛使用。杜邦分析体系通过ROE反映公司的财务能力以及资本结构，但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发现，部分公司利用财务杠杆操纵ROE的变化，从而导致ROE的可信度下降，不能准确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其次，杜邦体系也不能对非财务因素进行分解分析，因此难以对企业财务成果形成全面的评价。

2.EVA模型。EVA模型则是在杜邦体系基础上的延伸，它通过EVA=NOPAT-WACC*TC这一计算体系将经济附加值（即超出投资资本的收益）作为评价指标，实现了企业财务分析和价值创造的结合，从而比ROE指标更能反映企业价值创造，但是在核算的过程中，对于权益资本的选择存在较大的主观差异性。

3.平衡计分卡（BSC）。Kaplan与Norton于1992年提出平衡记分卡（BSC）的概念，将企业的绩效评价体系划分为财务、客户、内部运营、学习与成长四个维度。平衡计分卡成功地涵盖企业各方面的利益要求，将战略目标落实到具体的业务单元中，通过明确的指标对非财务因素进行量化考核，弥补了传统财务分析的缺陷。

（二）分析模型的特点

价值链理论下的财务分析模型首先实现了杜邦分析法与EVA模型的结合，通过比较指标变动，分析其对EVA的影响，从而揭示出创造价值的财务活动。其次，它还实现了价值链和平衡计分卡的匹配（C-B Fit），将价值链活动与BSC的四个维度融合。在这种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评价模型下，通过结合价值链、平衡计分卡和杜邦分析，揭示使EVA发生变动的关键因素，从而在战略角度上指导公司的业务评价和内部活动，实现财务绩效评价和价值创造的统一。

三、案例分析

（一）目标公司简述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康生物）成立于1993年，2006年底正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历经二十年倾心打造，成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天康生物从传统的农业企业不断发展，成为一个多元化经营的公司。在转变升级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生物制药、饲料、蛋白油脂和食品养殖这四大板块为主的业务格局。新形势下，公司不断成立新的生产基地，同时与企业价值链上下游的供应商进行合作，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天康连锁及专卖店（柜），以及油脂与植物蛋白生产线的大型现代化农牧企业集团。

（二）价值链财务分析

通过报表数据（见下页表）对天康生物的主营业务进行分析，发现公司的收入主要来源于饲料加工销售和兽用疫苗两大方面，其他业务占据的比例较小。

依据价值链财务分析模型对天康生物饲料加工销售和兽用生物药品两大主要业务板块进行分析（如下页图2所示）。将企业的流程归为研发、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四大价值链活动，对每一价值链活动进行“过滤”，从而进行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的综合评价，找出促使EVA增加的关键因素，确定企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1.兽用疫苗开发业务。天康生物的兽用生物制品业务坚持走科技创新、机制创新的发展道路，不断开发科技含量高、免疫效果好的新产品，积极开拓非强制免疫动物疫苗产品市场，使兽用生物制品业务进入全国三强。

在公司披露的2014年财务报表中，营业收入达到40亿元，其中疫苗收入的增长是公司业绩大幅提升的主要原因。2014年度天康生物的动物疫苗市场销售额为13.2 亿头份（毫升），较去年实现16.1%的增长，而销售收入的增幅则更加可观，同比增长36.6%，实现了7.4 亿人民币的销售收入。

2015年，兽药制品业务依然是企业利润的核心来源，在原有基础上增长至75.02%。同时，在市场竞争力开发方面，天康生物不断注册申报新的兽药品种，加大疫苗储备力度，如禽流重组感病毒等疫苗均将陆续上市。此外，公司还不断进行研发和临床试验活动，包括CJ株、口蹄疫O型等疫苗。

2.饲料加工销售业务。在市场格局方面，天康生物的饲料业务主要以三大区域市场为主：西北、中原和东北三个龙头市场，同时积极加大周边市场扩张范围，逐步覆盖至全国各个地区。在销售份额上，饲料产销量达到100万吨。随着发展进程的加快，逐步进入全国大型饲料企业行列。

2014年公司饲料业务保持了5.8%的收入增速。在“实证+示范农场”营销方式变革下，大大减轻了养殖业亏损对饲料业务产生的不利影响。2015年，天康生物在合并天康畜牧科技之后，饲料产品定位逐渐走向高端，利用畜牧、养殖形成饲料的全产业链格局。

（三）分析结论

对天康生物的业务板块进行分析后，发现企业的关键业务为疫苗开发，它所创造的价值远远高于其他业务活动。在综合模型分析下，疫苗研发业务主要存在四大方面的优势：

1.技术优势。天康生物通过技术研发与创新（如：悬浮培养工艺改造），不断突破产能瓶颈，有效地提高了产品的收益率和市场占有率，使得公司在不断丰富疫苗市场产品的同时，增强了核心竞争力。因此，技术优势也是天康生物价值创造的主要来源。

2.市场优势。天康生物不断地丰富产品，市场苗、动物苗、政府苗，同时还成立子公司不断开辟新的市场。此外，天康生物的技术创新还迎合了未来中国动物疫苗市场化改革的趋势，公司市场苗产品有望迎来加速发展。

3.人才优势。在人力资源方面，天康生物有着优质的疫苗产品梯队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同时，从外部市场中招募年轻、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为企业的创业创新输入新鲜“血液”。

4.价值增值。通过对公司历年的财务成果进行分析，发现无论是处于公司的变革期还是稳定发展期，生物疫苗业务均是公司价值增值的主要增长点，且价值创造的比例超过57.1%，是天康生物成为高新技术农业龙头的关键。

综合以上的分析，天康生物在未来发展战略的制定上应当以“技术研发与创新”为核心，形成畜牧—饲料—养殖—疫苗为主导的价值链。在这样的价值链下，养殖和畜牧促进疫苗的需求，同时，饲料和养殖作为疫苗开发的载体，把握整个市场变革的机遇，率先开拓动物疫苗市场竞争的蓝海，实现公司价值增值的目标和疫苗市场的繁荣。

四、结语

价值链理论下的财务分析弥补了传统财务分析存在的局限性，它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结合了价值链理论、杜邦分析法、平衡计分卡和EVA模型，不仅通过财务指标对企业绩效进行评价，而且还关注非财务因素对于企业的影响，从而提升了财务分析的全面性和综合性，能够为管理层开展企业管理活动提供相应的指导和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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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楠.EVA业绩评价体系与传统财务指标体系的比较分析[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4，（15）：68-69.

[3] 马春华.基于扩展杜邦分析法的我国中小企业盈利模式优化路径分析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2，（10）：85-88.

[4] 黄玉玺，高磊.天康集团经营对国有农业企业发展的启示[J].新疆职业大学学报，2014，（2）：29-45.

[5] 钱爱民.基于价值创造视角的财务状况质量评价体系的理论架构[J].财务与会计：理财版，2011，（7）：20-22.

[责任编辑 吴明宇]

作者：纪顺洪 陈兴淋

农业传统改造分析论文 篇2：

论传统农业改造与新农村建设

摘要：本文在对传统农业地位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以现代发展理念指导传统农业改造、以现代科学技术推进传统农业改造、以现代组织方式促进传统农业改造的对策。

关键词：传统农业；现代农业；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改造传统农业本质一致，传统农业改造过程就是现代农业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发展农村生产力的过程，就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发展的过程。现代农业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内容。如何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及建立现代农业体系对于开展新农村建设和加速工业化发展进程都有重要意义。

一、传统农业地位的现代分析

传统农业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对社会发展和国民经济增长起着积极地推动作用。

(一)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人力支持

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曾指出，传统农业对于现代工业的显著贡献就在于为现代工业社会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所需劳动大军。传统农业还为城市和非农产业输送了大批劳动力。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2035年中国农业发展报告统计，2004年我国农村输送的非农劳动力达到1.99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人数的38.4％，占全社会非农产业从业总人数的25.4％，他们主要从事加工制造、建筑、交通以及商贸、餐饮、卫生等服务行业，为国民经济建设和现代社会发展提供了人力和智力支持。

(二)是现代经济增长的要素和物质基础

传统农业在解决了全社会的吃饭和“菜篮子”问题的同时，还对国民经济发展作出巨大的物质贡献。传统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仍然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另外，传统农业还为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提供了大量原材料，对国民经济发展影响明显。特别是大宗农产品生产和林、渔、牧业发展影响尤为明显。此外，传统农业在对外劳务输出、对外工程承接等方面也有一定数量贡献。

(三)是现代经济增长的生产和消费市场

传统农业发展对于完善国内市场结构、稳定市场价格、扩大国内产品需求等产生积极影响。一是国内统一市场结构必然包括农村和农产品市场；二是农村市场和农产品市场也必然对整个国民经济和市场产生冲击和影响，特别是收入弹性比较小的生活资料市场价格其联动效应尤为明显。我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通货膨胀加剧和近年经济过热抬头都与粮食市场价格波动密切相关。三是传统农业容纳了大量农业人口，这显然是一支重要的潜在的消费力量，对于改变影响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高的不利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和文化摇篮

尽管以分散的小农生产为核心的传统农业经济存在闭塞狭隘等不足，但在生产力发展积累过程中也积淀了以坚忍不拔、谦恭仁爱、敬岗爱国等为核心的、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仍具有教育意义的民族品质和民族精神等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在传统农业发展过程中，人们的生产力和认识水平逐步提高，产生了变革生产方式和技术的实践需要。一部分思想开明和掌握先进生产工艺和技术的农民开始进行与生产相适应的技术革新和尝试，为推进近现代工业革命奠定了思想和技术基础。

二、传统农业改造的现代必然

农业在发展中国家是最大、历史最悠久的部门，完全应当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源泉。但现实恰恰相反，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阻碍。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生产要素为基础的传统农业中，农民自身素质、农业增长模式、农村治理结构都无法适应以知识、技术、信息为核心增长力的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唯有对农业进行现代化改造才有可能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源泉。

(一)农业的固有经济属性决定其改造必然

农业除具有自然地域特性和产品周期性等天然属性外，农民自给自足、封闭狭隘的社会属性还引致了生产要素供给和需求增量为零的经济均衡结构特征。这种惰性的均衡结构扼杀了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使其发展局限于以地域生产要素分工为基础的、对自然条件依赖过高的简单再生产中低水平循环。一方面，传统农业生产基于传统经验和自然要素禀赋条件进行，技术规模报酬长期保持不变或十分缓慢的变化，传统农业增长的要素供给能力明显不强。另一方面，固守土地而依赖自然条件的传统农民，习惯于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安于现状、知足常乐，以及追求绝对平均的伦理价值观，使其对收入增长和收入来源渠道控制的欲望和动机不足，导致了传统农业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明显不足。传统农业的这种固有经济属性随着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与成熟以及新时期农民的觉醒必然要求进行彻底变革。

(二)新农村建设为其改造提供契机

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改造传统农业创造了最佳历史机遇。一是国家坚持“多予、少取、放活”方针，把建设资金投入更多地转向农村，切实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传统农业改造打下了物质基础。二是国家取消和减免农业税费，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建立健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机制，为传统农业改造创造了外部环境。三是国家加大对农业科技研发和推广的投入和管理体制改革力度，加强农村教育体制改革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为传统农业改造提供了最有力的技术和智力支持。四是国家强调稳步发展粮食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坚持农村土地基本经营制度和实施最严格的土地制度，以及引导农民有序进城务工、公平对待农民工、促进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确保传统农业改造的稳定过渡。五是增加对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投入，协调推进农村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为传统农业改造提供了完善的公共服务和组织保障。

(三)农村经济发展为其改造准备条件

农业产业化发展、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民素质逐步提高、农民发家致富的渴望为传统农业改造奠定了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举措，切实加强“三农”工作，农业和农村发展出现了积极变化，为传统农业改造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三、传统农业改造的障碍

(一)农业管理体制障碍

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坚持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利用工农产品剪刀差，压低农产品价格以补贴城市居民生活和相关国有企业，严重削弱了农业的自我积累能力，农业和农民的社会弱势地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宏观价格管理体制虽有改变，但长期形成的城乡分治格局并未彻底改变，加之长期农业

投入不足和不断扩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使农业发展和积累受到体制制约，仍长期停留在小农经营模式阶段，农产品市场率低，农业经济发展缓慢，农民收入增加困难。同时，政府扶持的科研项目、科研成果等对农业发展的支持非常有限，农业科技研发推广曾在一段时期处于瘫痪状态。另外，农民的社会事务参与度低，分散分割的土地产权制度缺乏合理的流转机制，致使农业生产经营分散、农村治理结构落后。此外，农村社会服务保障体系不完善，惠及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住房补贴等各项社会福利因户籍制度屏障而将农村居民拒之门外，降低了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和应对市场风险能力。

(二)农村市场环境障碍

由于历史的城乡分治格局和区域条块分割以及现代市场区域壁垒和行业小团体利益保护，使得农村市场体系发育不健全、市场主体发育不成熟、交易规模小、交易成本高。由于这种分散的、信息不对称的农村市场环境，使传统农业改造必需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不能及时地流入农业生产生活领域，农业内部多余的资源和农产品也不能合理地流向社会。同时，农业内部生产要素和资源因缺乏统一的市场体系和合理的定价制度而流转困难，降低了农业资源的使用效率。另外，由于市场信息不完全和市场环境欠规范，制约了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创新和农民市场观念更新，客观上导致违约、违规现象层出不穷。此外，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完全，以致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愿望不强和农业技术交易规模小、交易成本高，造成农民生产技能传统单一、经营方式简单粗放，农产品质量得不到提升。

(三)农民自身素质障碍

由于经济和生活环境造成的城乡居民受教育的机会不均等，加之农民长期形成的封闭定势思维和国家教育成本分摊机制不健全，导致我国农民整体素质偏低，降低了传统农业改造核心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风险承担能力，遏制了农民创业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使国家对改造传统农业的政策措施得不到积极响应。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应用难，关键就在于农民素质偏低，影响了应用主体对科技成果的认同和风险规避能力。

(四)农业生产要素障碍

由于国家长期重视工业、轻视农业的政策取向及传统农业改造配套制度安排事实不合理，导致农业改造投入不足，生产基础设施普遍脆弱；农业生产技术供给不足、技术推广困难，科技贡献率不大；农业生产融资困难、农业资本投资不足；农业技术人才逃离农业，农业人力资源缺乏，农业改造人才支持不足；工业反哺农业不多，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大多停留在“小打小闹”，产业支撑不够。

四、传统农业改造的现代路径

(一)以现代发展理念指导传统农业改造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改造传统农业就是要建立与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现代农业，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产业支撑。改造传统农业必须要用现代发展理念来引领。首先，要以全面发展的理念指导传统农业改造。传统农业改造是以农民素质提高和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转化、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升级、农业生产过程及组织方式变革、农业生产物质条件的改良和优化、农产品品种改良和农产品品质提升、农村市场体系建立和健全为基本条件的，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成员关心参与，需要实施全过程改造、各生产要素的配合和支持。其次，要以科学发展的理念指导传统农业改造。传统农业改造过程是一个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生态效益相结合的追求过程，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转变发展思路，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Ⅲ再次，要以持续发展的理念指导传统农业改造。传统农业改造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是帕累托最优趋近过程，是目标与过程的统一，需要以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

(二)以现代科学技术推进传统农业改造

与发达国家现代农业比较，我国农业差距最大的是农业科学技术供给不足、需求不旺、效益不高、贡献率不大。加大农业科学技术研发推广应用，以科学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加速农业现代化，已成为当务之急。首先，要充分发挥科研院所和高校的主导作用。加大对农业生物技术、信息技术、食品生物工程技术等重点项目的科技研发投入和扶持力度，争取在良种培育、先进种养技术集成配套、农产品精深加工、资源高效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取得新的进展；要着力培育和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构建适应传统农业改造需要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其次，要不断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完善农业科技推广应用体系。要在完善和加强农村基础教育的基础上，加大农民培训力度，提高农民的整体科技文化素质；按照市场规律要求，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农业科技推广；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和普及。再次，要强化龙头企业等涉农主体的社会责任，实现农业创新主体多元化。采用减免税收、财政支持、立项资助等形式鼓励大型涉农企业参与农业科技研发创新，逐步使涉农企业成为农业科技研发的生力军，充分发挥其在农业科技进步中的重要作用。

(三)以现代组织方式促进传统农业改造

传统农业改造同时也是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方式的改造，要用现代组织方式改变传统农业体系下农产品生产、加工和流通等环节彼此分割的格局，实现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的有机连接，形成完整高效、相互促进的农业产业结构和组织体系，为传统农业改造创造条件。首先，进一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实现产加销一体化。加大政策、资金扶持力度，着力培育一批竞争力、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和企业集群；建立和完善龙头企业、合作组织与农户有机结合的组织形式，让农民从产业化经营中得到更多的实惠；创新信贷担保制度，简化贷款程序，切实解决龙头企业收购农产品资金不足的问题。其次，进一步加强农村合作社建设，完善农业服务体系。合作社提高了农民和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完善了农业生产服务体系，改变了农户在市场中的不利地位，维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各级政府要转变职能，积极引导和支持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立有利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信贷、财税和登记等制度，加大支持力度，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完善现有农村合作社内部管理制度，为农业生产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再次，进一步加强农村市场建设，构建现代流通体系。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农产品批发市场升级改造，建立和完善流通网络；加大上市农产品标准化、质量等级化、包装规格化力度，提高农产品品质和国际竞争能力；鼓励国有商贸服务企业和民间投资主体通过新建、兼并、联合、加盟等方式，在农村发展现代流通业；积极发展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和消费品连锁经营，建立以集中采购、统一配送为核心的新型营销体系，改善农村市场环境。

作者：朱 强

农业传统改造分析论文 篇3：

论《联共（布）党史》对我国农业合作化理论的影响

[摘 要]作为一种具体化、实践化的理论体系，《联共（布）党史》对我国农业合作化理论发展影响深远。它一度被视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造的理论模板，并在苏联实体范本（农业集体化）的佐证下，规范着我国农业合作化的目标、步骤、原则、速度等核心命题。辩证地看，它既提供了推动中国跨越千年传统、一举跨入现代的有力通道，却也将教条、封闭和僵化先天地植入了中国社会主义的肌体，以致中国用了30余年时间来去除其消极影响。

[关键词]《联共（布）党史》；农业合作化理论；中国共产党；毛泽东

[文献标识码]A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如何吸引农民发展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成为变革农村生产关系和在农村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议题。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的基础上，列宁认为“公社、劳动组合的耕作、农民的协作社，这就是摆脱小农经济的坏处的救星”[1]P157，并提出了著名的“合作社计划”。但在《联共（布）党史》（下称《党史》）中，列宁的计划却被表述为：农业合作社就是由小的个体经济过渡到集体农庄的道路，它通过合作社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逐渐把集体制原则应用于农业，以之作为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的手段。[2]P289可见，《党史》对列宁农业合作化理论的解读充满了“斯大林的味道”。在实践中，列宁倡导的通过商业合作社的形式和条件，因地就宜地引导小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农业合作化思想，也逐渐被斯大林的通过集体农庄的形式、在短期内完成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的思想所代替。尽管《党史》同时还大篇幅地援引了列宁的经典论述：“靠小农经济是摆脱不了贫困的。如果我们仍然依靠小经济来生活，即使我们是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公民，也不免要灭亡的。农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条件是，必须稳固地保证它能进一步过渡，而进一步过渡就必然使利益最小的、最落后的、细小的、孤立的农民经济逐渐联合起来，组织成公共的大规模的农业经济。”[2]P317《党史》运用这些表述为其观点做理论上的合法性论证，但显然此种引证存有片面性，农业合作化最终变成斯大林农业全盘集体化理论的“代名词”。而从实际效果来看，《党史》中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对苏联、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关于农业合作化的目标问题

苏联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提出，是直接与社会主义大工业相关的。农业必须为工业化提供资金、原料和粮食。而苏联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国情，使其内部积累充满了种种矛盾，粮食与畜牧业危机的出现，更是严重地拖了工业化的后腿。因此，《党史》认为“农业必须过渡到能使用拖拉机和农业机器、能使粮食生产的商品产量提高几倍的大生产。”也就是，“把小农户联合成社会主义的大农庄，联合成为能使用拖拉机和其他现代化机器来迅速提高粮食生产及其商品产量的集体农庄。”[2]P316-317此举既有利于确保粮食供应，还可以实现农业机械化，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助于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

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强调农业与工业的不对称，将对国民经济造成威胁。也就是在此次大会上，苏联农业集体化核心思想被完整的提出。对此，《党史》特别写道：农业集体化的目标方式在于“把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以公共耕种制为基础的联合起来的大农庄，就在于转变到以高度的新技术为基础的集体耕种制”；在具体手段上，是通过“逐步地然而一往直前地不用强迫手段而用示范和说服的方法把小的以至最小的农户联合为以公共的互助的集体的耕种制为基础、利用农业机器和拖拉机，采用集约耕作的科学方法的大农庄。别的出路是没有的”。[2]P318

中国关于农业集体化的阐述，在理论和现实层面均与《党史》的表述极为相似。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强调中国的第一个革命是经过土地革命而打破封建剥削关系，“如果不进行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第二个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进一步发展”[3]P70。因此，“组织起来”的口号被提出，小农经济也被认定“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使农民自己陷入永久的贫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化”[4]P931。在延安时期的各根据地及后来的解放区，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运动，兴办了工业、运输、供销、副业、信用等多种形式的合作社，同时还组建了变工队、换工队、扎工队等农业生产互助组。毛泽东期待着把苏联集体化作为中国的长远方向，因其既能解决战时之需，还能有效解决农村生产力落后的状况。

及至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上述思想得以再次明确，毛泽东认为建国后对“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5]P1432。为此，务必运用生产、消费、信用等合作社的形式，形成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此时，毛泽东认定一点：如果没有合作社经济，并且不断引导其走向集体化，而企图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就是妄谈，更遑论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了。建国前夕，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发展相适应。”[5]P1447由此可见，毛泽东积极倡导农业合作化的内在逻辑，是在解决农民合作问题之后，当国家即将进入工业化的时候，农民也需要从之前的革命主力军转变为工业化所需内部积累的提供者。而其中的理论依据即是“苏联经验”。

再至1953年6月，毛泽东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党在农村工作的中心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力。此处可见，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目标模式，已不同于《党史》中的论述，既有解放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也有实现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变革的期待。四个月以后，毛泽东在同陈伯达和廖鲁言的两次谈话中，进一步强调了农业合作的生产关系变革意义：“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6]P299

可见，在农业合作化目标模式的认识上，中共领导人的认知与苏联的经验和理论是相对一致的。且不管《党史》“字面上”的农业集体化缘由，是确保粮食供应，还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而巩固国家政权、获取工业化资金才是其“硬道理”。对此毛泽东是非常明晰的，因为不仅社会主义道路是农业唯一的选择，而且“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进行的”[6]P431，何况它还是“工人阶级和农民在新的基础上结成比过去更加巩固的同盟”的手段。

二、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步骤问题

是渐进式的改造小农经济，还是运用国家政权力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大农业，斯大林选择了后者。起初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他是赞同前者的。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工农业矛盾的凸显，由农业合作社过渡到农业集体化，迅速成为一场社会运动。而其核心的指导思想，如《党史》所述：“并不是基本农民群众简单地和平地加入集体农庄。而是一场农民反对富农的群众性斗争。实行全盘集体化就是把全村所有的土地转交集体农庄，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土地是在富农手里，因此农民就把富农从土地上赶走，剥夺富农的财产。夺取耕畜和机器，并要求苏维埃政权逮捕和驱逐富农。”[6]P335概而言之，全盘集体化就是消灭富农。《党史》认为此举是“革命变革”，起码解决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三个难题：一是消灭人数最多的剥削阶级；二是推动人数最多的劳动阶级走上公共经济、集体农庄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三是为苏维埃建立社会主义基础。事实上，该方法对于变革生产关系的需求甚于变革生产力。斯大林认为富农是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对之先是限制、排挤，后是剥夺、消灭。这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改造小农必须遵守自愿、示范、渐进的原则，最终导致追求集体化的高速度、“大”而“纯”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以及单一的合作形式和政府强制力的改造道路的形成，同时也对其他国家农业改造产生了重要影响。

若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中国对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造，是根据列宁的过渡时期学说。[6]P389而实际上，对斯大林农业集体化的借鉴则更为切近。苏联农业集体化步骤起初不是非常明晰，在全盘集体化开始后仍较为笼统，联共中央提出根据列宁提出的共耕社、劳动组合、农业公社形式建立集体农庄。而实践证明，它却造成了对农民利益的严重侵犯和社会混乱。随后，斯大林才明确：“现在我们应当采取的方针不是建立公社，而是建立作为集体农庄建设的主要形式的农业劳动组合”。[7]P251进而，农业集体化演变为暴风骤雨式的全盘集体化。

有鉴于此，中共对农业合作化步骤的确立是审慎的，但首先是从争论开始的。1951年春夏，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央递交了《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起初，刘少奇和华北局不同意报告的观点，但毛泽东得知此事后批评了刘少奇，而赞成山西省委的观点。考察此次争论的核心，“第一，能不能通过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由个体农业向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第二，能不能在没有实现工业化、国家还不能提供大量农业机械的条件下，根据农民自愿原则，组织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农业合作化。”[8]P347上述问题，均是对苏联经验的尝试性超越，是为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新的出路。毛刘二人虽有争论，也代表了党内的两种不同观点，但二人根本目标是一致的，只是发展步骤的指导思想上存在差异。时年9月，全国第一次农业生产互助合作会议对此次争论作了了结，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提出农业互助合作的三种主要形式，即临时性的、季节性的简单的劳动互助，常年的互助组，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9]P511-512而随着决议向全国传达，全国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得到了极大的推动。截止1952年底，全国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4000多个，高级社几十个，老解放区65%以上、新解放区25%左右的农户都组织起来了。[10]P34

及至1953年11月，毛泽东在同农村工作部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强调，由于国内大量存在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社，完全私有制的社外个体农民，以及没有触及所有制的集体劳动互助组，造成了“社内社外都有矛盾”的状况。所以，农业合作的步骤必须是“稳”的，要“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进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特别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将来也叫农业生产合作社，而“不要叫集体农庄”。[6]P303尽管这只是名称或符号上的差异，却反映出毛泽东已经意识到，中国农业合作化必须有步骤和分期分批进行，规避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一刀切的急躁冲动。12月，中宣部在制发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时，对农业合作化步骤进行了再次解释，认为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民的逐步联合，“由带有社会主义萌芽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再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发展道路，就是逐步实现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11]P715-716

1955年7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详细地阐述了从农业生产互助组到小型的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三步走”农业合作化步骤，具体表述为：“我们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采取了逐步前进的办法。第一步，在农村中，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仅仅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几户为一起或者十几户为一起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然后，第二步，在这些互助组的基础上，仍然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小型的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然后，第三步，才在这些小型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基础上，按照同样的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进一步地联合起来，组织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6]P434-435而在这三步或三种改造形式中，前两种独具中国特色，高级社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苏联劳动组合的仿效。如果个体农民能够按部就班的沿着由低到高的步骤过渡的话，不仅有利于私有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而且有利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还能避免其对生产力的破坏，并积累难得的办社经验。遗憾的是，中共虽有对苏联经验的超越和创造，却没有能够坚持，《党史》所反映的“一步到位”的全盘集体化思维，长久地影响党内的大部分同志。

三、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原则问题

对于农业合作化应该坚持的原则，《党史》援引列宁在实施新经济政策时的方针，认为应该坚持“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逐步”把集体制原则应用于农业，先立足于农产品的销售方面，然后才是农产品的生产方面。简言之，就是应该坚持自愿互利和循序渐进的原则。《党史》认为，唯有如此才能“正确地组织起来”。[2]P289

众所周知，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是以“农业集体化大会”写进《党史》的。斯大林在会上将农业集体化的原则表述为：“逐步地然而一往直前地不用强迫手段而用示范和说服的方法把小的以至最小的农户联合为以公共的互助的集体的耕种制为基础、利用农业机器和拖拉机、采用集约耕作的科学方法的大农庄。”[2]P318这段话内涵十分丰富，从其核心关键词看，“逐步地”“一往直前地”“不用强迫手段”“示范”“说服”“互利”等，反映了斯大林对农业合作化的审慎态度。实际上，在苏联全盘集体化高潮时期，却发生了严重违反自愿互利原则的过火行为。而纠偏行动又促成了反右倾运动和消灭富农阶级运动，致使上述原则流于空谈，终被超经济的强制手段所代替，其后果甚于对生产力的破坏。

上述苏联农业合作化的问题、经验和教训，中共其实早有认知。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就提出，要“帮助农民在自愿原则下，逐步地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及其他合作社之中，生产力就会发展起来”[4]P1078；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对于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基本的态度和原则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5]P1432借以向现代化的农业和手工业方向发展。解放前各根据地和解放区也初步实践了中共关于合作化的政策和理论，为获取革命胜利奠定了物质和阶级基础。所以，建国初期上述原则即被写入《共同纲领》。[9]P9随后，在广大农村尤其是完成土地改革的老解放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进一步展开。1950年，全国农村互助组有272.4万多个，参加农户达到1131.3万户；次年，互助组更是发展到467.5万多个，参加农户增加一倍。农业生产合作社也从1950年的19个增加到131个。[10]P4这与中共实施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的农业生产互助原则不无关系。

及至1951年12月，毛泽东在主持起草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时，特意征求并肯定了作家赵树理的意见[ZW（DY]

赵树理的意见为“现在农民只有个体生产积极性”。[ZW）]，强调“既要保护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也要保护个体农民单干的积极性。既要防右，又要防‘左’”[8]P349。即使提倡“组织起来”，也要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9]P511决议还批评了农业合作互助中的急躁态度和强迫命令的错误方法，并从多方面规范了示范和帮助的具体方法。1953年2月，毛泽东和党中央在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特别强调“要充分地满怀热情地没有隔阂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民，必须承认他们的单干是合法的，不要讥笑他们，不要骂他们落后，更不允许采用威胁和限制的方法打击他们”。[6]P275经过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得以明确。同年6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国现在大部分是个体经济，要有步骤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要坚持自愿原则。不去发展，就会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右倾。搞猛了也不行，那是‘左’倾。要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6]P280为此，过渡时期总路线给出了时间规定，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来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随着工业化建设对农业发展需求的激增，粮食供销全面紧张，毛泽东强烈地感觉到必须在更广、更高、更快的层面上加快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这就不可避免的推进着农业合作化的“高速飞旋”，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虽有党的“积极领导，稳步前进”作保障，但是命令主义和急躁冒进在所难免，因为毛泽东更担心“稳步而不前进”“你说积极、稳步，做起来也会是不积极领导，或者不稳步发展”[6]P304-305的问题。

尽管如此，中共在理论认识上还是肯定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农业合作化原则的科学性。1955年7月，毛泽东一如既往的强调：农业合作化必须坚持自愿、互利原则；而在目前一两年内，“对于一切暂时还不想加入合作社的人，即使他们是贫农和中下农也罢，要有一段向他们进行教育的时间，要耐心地等待他们的觉悟，不要违反自愿原则，勉强地把他们拉进来”。[6]P428毛泽东认为只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就有理由对农业合作化的成果充满期待。因为，这“不是命令主义的或者简单从事的方法，而是向群众讲道理，作分析，完全依靠群众自觉自愿的方法，那末，完成合作化，并且达到增产，决不是很困难的。”[6]P449可惜在后来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尤其在人民公社化的“共产主义高潮”中，自愿原则已被置之脑后。

四、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速度问题

关于农业集体化的速度，《党史》根据联共（布）决议认为应根据不同条件加以分类，分别在1931年至1933年间完成。但就实际速度而言，苏联是从1929年就开始急速地、大规模地、甚至整村、整乡、整个专区为单位集体加入集体农庄。《党史》也承认在全盘集体化过程中，出现“对党的集体农庄建设政策的歪曲”，导致头脑过于发热，“许多党的工作人员还不顾当时当地的条件，不顾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准备程度，人为地加速集体化”的现象。尽管中央发出反对官僚主义的号令，坚持自愿原则的指示，均是无济于事。[2]P338-339

而与此同时，《党史》又援引斯大林《大转变的一年》一文，认为整体、快速地加入集体农庄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新现象”，造就了“农业发展中的根本转变的基础”，铸就了“苏维埃政权……最重要的成就”。[2]P329上下文的矛盾之处，足以说明“速度”在农业集体化中“灵魂”般的意义。因为高速度有着极为深刻的价值使命，即迅速、彻底实现苏联农村“从社会旧质态到新质态的飞跃”[2]P336，实现农村生产力的革命，实现农村的社会主义化。斯大林对农业集体化的速度革命和生产关系革命的认识，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

中共对于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恰如对待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或期限的问题一样，其规定是非具体的，是需要依据具体实际进行设定和调整的。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的公布，这三件事标志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全面展开。”[8]P365随着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迅猛发展，从1953年冬季到1954年春，农业生产合作由1.4万多个增加到9万多个，超过原计划数一倍以上。为此，1954年4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拟定1955年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30至35万，“一五”计划结束时达到130万或150万，到1960年前后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在此过程中，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思想也随着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如果说1953年10月和11月间，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两次谈话初步奠定了其相关思想的话，那么，1954年毛泽东在审阅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报告时，这一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毛泽东在此提出了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两个需要同时进行的任务，即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究其缘由，“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以及农业技术落后性质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明显了，困难越来越多了。”[8]P366该认识主要源自对中国农村社会关系和农业合作化实践的判断，但斯大林的理论影响不容忽视。

及至1955年，上述思想又在《关于农业合作化》一文中被进一步发挥，苏联高速农业集体化更成为毛泽东开创农业合作化“高潮”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报告的开篇，毛泽东批判背离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同志是“小脚女人”[6]P418，认为“在发展的问题上，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说现在合作社的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这是不对的。”而“所谓现时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状况‘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的思想，是一种错误的思想。”[6]P429在毛泽东看来，这是因为在“国际经验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忽视了“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经验”，因而丧失了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6]P431。为进一步论证农业合作化“大风暴”[8]P386来临的可能性，毛泽东直接援引《党史》内容加以佐证：“有些同志，又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找到了根据，拿来批评我国目前的农业合作化工作中的所谓急躁冒进。《党史》不是告诉了我们，他们的许多地方党组织，曾经在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在一个时期内，犯过急躁冒进的错误吗？我们难道不应当注意这一项国际经验吗？我认为我们应当注意苏联的这一项经验，我们必须反对任何没有准备的不顾农民群众觉悟水平的急躁冒进的思想；但是我们不应当容许我们的一些同志利用苏联的这项经验来为他们的爬行思想作掩护。”如果说“在这个时间内，虽然苏联的一些地方党组织，如像《党史》上所说的，犯过一次所谓‘胜利冲昏头脑’的错误，但是很快就被纠正。苏联终于用很大的努力胜利地完成了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在农业方面完成了强大的技术改造。苏联所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6]P434

由上可见，毛泽东对《党史》和苏联农业集体化理论是何其倚重。他期待着用18年的时间实现农业合作化，但是现实实践已如高速飞旋的车轮，难以平稳着陆。虽曾提出过针对性的调整政策，但是毛泽东始终认为农业合作化的问题是犯了右倾错误。苏联农业合作的经验和理论，成了一把双刃剑，用来其反右倾，事实上是“左”上加“左”。

总之，作为一种具体化、实践化的理论体系，《党史》所述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理论，有其一般意义上的“适用性”，但必须根据各国实际确定其“契合度”。毛泽东和中共既以《党史》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理论渊源加以继承，也在实践运用中检验着其合理性。中共之于《党史》，存有理论上的超越；《党史》之于中共，也有实践上的羁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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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作者：许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