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造力哲学理论学论文

《普通高中技术课程标准》明确指出“技术是人类文化财富的一种积累形式。任何技术在凝结一定的原理和方法、体现科学性的同时，都携带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体现着一定的人文特征。技术课程不仅用技术内在的神秘感、创造性和独特力量吸引学生的参与，而且用技术所蕴藏的艺术感、文化性、道德责任打动学生的心灵。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技术创造力哲学理论学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技术创造力哲学理论学论文 篇1：

职业学科发展反思与理论建构

摘 要 职业学科的建设、发展与优化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在反思职业学科建设基础薄弱、发展土壤缺失、生长环境复杂等问题基础上，提出职业学科理论建构思路：运用定位理论，科学进行职业学科类型定位;借鉴整合性取向理论，正确把握职业学科类型优化路径;基于政治哲学为统摄、认知哲学为基础、技术哲学为核心、产业哲学为重心、心智哲学为引导的综合哲学基础理论，科学建构职业学科知识体系。

关键词 职业学科;学科理论;学科定位;知识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

职业学科类型建设与优化是一个新研究领域，是伴随国家职业教育政策的驱动、职业教育内在发展的转型升级需求而开始引起职业教育界重视和关注的。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强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这是国家首次从政策层面把职业教育定位为一种教育类型，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正式确立了“类型教育”发展的“生态位”。也就是说，职业教育不再是普通教育的“附属品”，而是具有独特功能的不可替代的独立教育类型，将在国家政策、办学制度、学术理论、学科建设、标准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服务等领域拥有独立的“话语权”。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又从职业教育评价变革的视角对职业教育类型改革提出了新要求。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确立了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职业教育类型改革的方向。按照教育部《关于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的通知》（教职成[2021]3号）精神，树立科学的职业教育理念，聚焦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坚定不移地坚持类型教育基本定位，准确把握职业教育是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培养能力的实践教育和面向市场的就业教育以及相互关系，特别是把握好“跨界、整合与重构”这根贯彻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特征的红线，推动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从普通教育转向类型教育[1]，进而跳出“职业”羁绊，培养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相结合、文化素养与技术技能相融汇、创新创业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创新型人才[2]，成为当前以高职教育为重点的职业教育类型优化的改革风向标。面对职业教育类型化改革的国家方案设计、类型评价指挥棒价值取向和类型教育定位优化的要求，职业院校作为实践主体应当怎样行动，就成为当下职业教育界不得不审视、反思和探究的重要问题。基于此，本文认为：重视和加强职业学科建设是促进和推动职业教育类型改革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走向独立探索一条既与普通教育类型不同又与世界各国职业教育类型有别的“中国特色、世界水平”职业教育发展新路的必然选择。

二、职业学科类型建设现存问题

侯长林在《应尽快打开公办高职办本科职教“天花板”》[3]一文中提出“职业学科”概念，并在其另一篇文章《本科职业教育有必要抓学科建设吗？——论职业学科建设的价值意蕴》[4]中，就本科职业教育抓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及其价值意蕴进行探究。同时，笔者也曾撰文《学科缺失：高职教育专业内涵发展之“短板”》[5]，就高职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进行探究，提出“确立学科生态化协同发展理念、坚持走产业导向学科跨界融合发展路径、构建专业学科融合发展模式”等建设路径。鉴于职业学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职业教育界对“职业学科”这一涉及职业教育内涵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尚处于认知发展的萌芽阶段，对“学科建设”是“专业建设”的根基以及职业学科建设具有“跨界生长”“复合交叉”和“协同融合”等类型特色认识模糊。因此，反思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正确认知职业教育发展中“专业”与“学科”的辩证关系，确立和营造职业学科在专业建设及人才培养中的生态地位，是职业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首先突破的认知“瓶颈”。

（一）职业学科建设基础薄弱

学科作为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教育等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6]，具有显著的复杂性特征。职业学科作为学科族群中“围绕一定的职业岗位所形成的知识体系”[7]，其复杂性特征更加凸显。要正确确立“职业学科”的生态位，仅从教育自身及其专业领域的视角来认知和把握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结合职业学科发展的阶段特征、发展条件、发展土壤、发展环境、发展模式、发展環境等复杂因素进行系统认知，把握职业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知识体系，遵循职业学科由比较单一走向系统复杂的学科产生和发展规律[8]。如果用学科发展自觉的标准（独立的学科建制与学术权利、学位点与相邻学科并列、学术平台、学术刊物;独立的学科逻辑及其内容体系;独立的主流学术圈及其规范）来审视，我国职业学科发展还处于萌芽阶段，基础比较薄弱，面临建设与发展的贫困时期，存在着学术底气不足、学术自觉程度较低、学科建设土壤缺失与发展环境制约等突出问题。

（二）职业学科发展土壤缺失

职业学科的发展程度及水平与其土壤环境直接相关，其中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及文化传统是重要生态影响因子。研究表明：职业教育发展模式有基于人为设计而发展的设计模式和基于自身生命力而发展的内生模式。其中，设计模式以工程思维为基础，源于人造物的制造，遵循“设计一生产一控制”的稳定模式结构，对主观能动性的过分崇信、遵循从外到内的发展顺序和运用机械论的思维方法是其重要特征;内生模式是基于自然物生长过程及其生物学发展观的生长模式，核心结构过程是“萌芽一生长一调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有限性、遵循从内到外的发展顺序和运用博弈论的思维方法是其重要特征[9]。显然，两种发展模式各有其产生背景及功能，因发展源动力、发展过程、影响发展过程的方法等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发展结果。就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及实践而言，长期以来采取基于政府发展需求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呈现出政府主导的、以学校教育为主体的特征[10]，政策设计、项目驱动、督查检查是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政策举措。基于此，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与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家职业教育政策及其执行的变化与调整，而不是来自于自身的内生发展需求。职业院校受职业教育政策执行“工具化”影响，首先思考的不是自己需要做什么，而是政府需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在对接、服务和执行国家职业教育政策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于是，职业教育政策执行的“工具化”问题就容易凸显，直接影响和制约职业学科的内生发展。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主要责任在于提供政策、法律和资金保障，发展“职业学科”不是其能够完成的任务，需要由职业院校、职业研究机构等来实施。而由政府主导下的职业教育“设计发展模式”及其政策项目驱动范式，因利益导向会驱使职业院校、职业教育研究机构把工作重心和精力聚焦到国家政策及其项目的实施、完成与考核上，而无法把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在人才培养改革中最核心的知识及其体系建构问题——“职业学科”建设与发展问题，甚至会忽略和忘记其发展“职业学科”的职责和使命。当然，这也与国家的文化传统影响有关。从历史视角看，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滞后性与儒家“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文化影响有关，并导致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步履之艰难远甚于普通教育[11]。时至今日，精英教育的传统思想依然存在，甚至还是我国教育系统当前的主流思潮。2021年4月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的召开及关于“技能型社会”建设蓝图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社会建构开始从“知识型”社会走向“技能型”社会，以技术技能人才为主体的职业高等教育及其社会地位将成为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职业教育思想、厚植新时代职业教育“文化生态”的教育根基。相应地，以技术技能知识为载体的“职业学科”建设及其发展进程必然会走出困境、迎来新生。

（三）职业学科生长环境复杂

职业学科是基于职业岗位及其人的职业成长实践的一门兼具学科跨界、交叉、融合的集成化整体性学科。从职业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职业学科本身是具有内在严密逻辑结构的科学的学科体系，其逻辑起点、逻辑主线、逻辑支点与逻辑旨归之间彼此关联和支撑，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逻辑闭环以实现科学发展。然而，在职业教育发展的实践中面临着复杂性的现实环境挑战。

一是职业教育的属性特征一直难以形成共识。学校职业教育是适应现代生产需求由普通教育中分化出来的教育类型，集中体现了现代教育的特征，兼具教育属性和职业属性。但是，发展至今，人们对其职业属性、教育属性与本质属性的认识一直存在争议与质疑，并没有形成共识。而职业学科发展滞后其实就与人们对职业教育的教育属性，特别是对职业高等教育的“大学属性”认知不足有关。

二是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本位及其学科知识体系一直难以确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届国际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大会发布的《关于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展望21世纪的建议》中曾指出：“职业技术教育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也许是要通过课程设置、教学法和授课情况来协调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关系。”[12]这其中的课程设置涉及学科知识结构及知识体系问题;教学法涉及学科知识类型及教学模式、教学情境、教学内容、教学策略的灵活而具体的运用与选择;授课情况涉及教师知识水平、教师教学艺术、教师教学效果、学生学习状态、学生学习知识建构等。这三个方面复杂的关系都触及一个至关重要的核心问题，即学科知识问题。学科问题是事关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最根本的问题。长期以来，职业教育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没有建立起自身独立的学科知识体系，导致自身的人才培养本位观一直没有有效建立。

三是职业学科的发展受到实践中技术进步和社会需要的双重制约。从本质上看，职业教育是科技进步的结果，或者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制约着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从技术发展来看，科学技术的变革推动社会产业结构、劳动就业结构的变化，以及促使劳动者的知识结构发生变化，进而引发人类思维的变革。比如伴随大数据智能化及量子技术的发展，人类思维方式开始从重“因果思维”到重“相关思维”、从重“牛顿思维”到重“量子思维”的重大变革[13]。相应地，人类思维变革引发的社会需要变革及其技术手段变革同时又影响和制约人类知识结构的变革，即学科知识及其体系的结构调整与优化，形成技术变革与社会需要对学科知识结构的双重制约。

四是职业学科发展受到职业动态变迁及人的职业成长复杂性影响。职业岗位及知识体系是职业学科发展的逻辑起点。逻辑起点的复杂性及其认知缺失会直接影响和制约职业学科的发展。比如职业岗位的变动性、职业知识的经验性、职业环境的情境性、职业体验的多样性、职业资格的适应性、职业政策的阶段性、职业理论研究的滞后性、职业选择动机的偶然性等复杂性特征，让职业学科知识结构及其体系的认知与构建比较困难，进而制约职业学科的发展进程。

三、职业学科的理论建构

理论是实践的航标。缺乏科学的职业教育理论指导，职业学科建设、发展与优化将迷失方向。对此，吴晓英在研究中指出，当前职业学科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是职业教育理论的缺失，明确提出“学科逻辑的缺失是中国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困境与桎梏”[14]。回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职业教育起伏涨落的历程，其所遇到的种种困境和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理论支撑[15]。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阻碍我国职业学科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基于定位理论、整合性理论与哲学理论三个视域进行职业学科类型建设与优化的探究，有助于构建职业学科理论体系。

（一）运用定位理论，科学进行职业学科类型定位

如何进行职业学科的定位呢？这里依据里斯与特劳特定位理论来进行探究。

从里斯与特劳特定位理论来看，其主要观点包括四个要点：一是产品印象及其心理地位;二是创造第一，实现类的独特性;三是追求简单极致，建立稳定认知与关联思维;四是做到与众不同，实现差异化的生态位发展[16]。依据这一定位理论，需要从三个方面对职业学科进行类型定位：

一是强化已有定位策略，增强职业学科的“职业”属性认知，彰显职业学科“跨界生长”“复合交叉”和“协同融合”的学科特色，突出其“技术性”“经验性”“实践性”“社会性”等重要特质，建立“职业学科”发展与“职业人”职业成长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与“心理认同”。

二是实施比附定位策略。依据职业学科与基础学科、应用学科在目的旨归与人才培养类型、内容构成及特征、支撑的教育类型与平台建设、学科和专业的关系等方面存在的差别，将职业学科的类型定位为：基于职业岗位及其社会需求，遵循职业逻辑，以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为己任，侧重职业领域知识及其关键技术研究的职业学科群[17]，进而将职业学科定位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关联起来，形成稳定的认知及其比较差异。

三是实施类别品牌定位。通过基础学科、应用学科的类型品牌比较，针对基础学科的类型品牌特征在于其知识性（重学术标准），是构建知识体系的“根”，应用学科的类型品牌特征在于其应用性（重贡献标准），是形成知识体系的“干”，进而将职业学科的类型品牌特征定位在“技术性”上（重实践标准），是构建知识体系的“叶”，形成“知识性”（“根”）、“应用性”（“干”）与“技术性”（“叶”）相互关联、各自独立的三大不同学科类型品牌[18]。可以说，依据科学的定位理论，在与其关联的基础学科、应用学科比较的基础上进行的职业学科类型定位，能够形成强烈的反差与深刻印记，便于理解和掌握，易于凸显特色品质，形成“共识”。

（二）借鉴整合性取向理论，正确把握职业学科类型优化路径

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来看，不同高等教育类型之间相互协调和补充的整合式发展，既有利于各种类型的个体发展，也有利于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19]。职业学科作为支撑职业教育类型与层次融合发展的学科类型，其建设与优化必然不能脱离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必须走相互协调和补充的整合式发展路径。职业学科作为职业教育的规范性知识结构，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发展特征，依据高等教育规范性结构的整合性取向理论[20]，其建设与优化必须坚持整合性取向理论，努力在整體上实现预定目标。树立系统思维与整体思维，站在作为“知识宇宙”的大学整体知识及其门类整体性的视域，以基于工作任务的项目化课程及模块化知识为载体，将职业学科的建设与优化与基础学科、应用学科关联起来，形成以技术基础知识为“根”（基础）、技术应用知识为“干”（支撑）、技术工作知识为“叶”（链接）的职业学科知识体系，形成类型与层次交叉融合的整合性职业学科结构，推动职业学科从“类别”向“类型”转变。

（三）基于哲学基础理论，科学建构职业学科知识体系

无论学科的表现方式如何，其主要是基于知识、权力与规训的制度组合[21]。职业学科作为一种不同于基础学科、应用学科的新的学科类型，其知识体系应该怎样建构，这个问题一直是职业教育改革实践中面临的难点。2019年国务院出台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号）指出“我国职业教育还存在着体系建设不够完善”等问题，并要求实现“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其中，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不完善也意味着职业学科知识体系与知识结构缺失，职业教育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意味着职业学科知识体系的类型特征不突出，混杂在基础学科知识体系与应用学科知识体系之间，没有形成独立的基于工学结合课程的职业学科知识体系，特别是行业企业深度参与合作开发专业课程的学术组织与学术制度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鉴于职业学科研究面临的既不相同又彼此关联的“三维世界”的复杂性特征，即“工作世界”“产业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复杂性特征，应强化哲学理论的学习与研究，基于以政治哲学为统摄、认知哲学为基础、技术哲学为核心、产业哲学为重心的综合哲学基础理论指导职业学科知识体系的类型重构与优化。

一是以政治哲学为统摄，科学建构职业学科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人才培养知识框架体系。从职业教育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来看，政治论哲学基础始终占主导地位。作为支撑职业教育发展的职业学科必然要以践行服务国家重大需求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作为支撑职业教育发展的职业学科建设，必然要以政治哲学为统摄，并以服务国家重大需求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获得自身发展的合法性地位。可见，坚持以政治统摄构建职业学科知识体系，务必体现基于政策主导的职业教育发展阶段性特征，也就是每一个时期国家职业教育政策提出的“适应性”发展要求，进而彰显基于时代要求的政策适应性与需求适应性的职业教育发展类型特征。

二是以技术哲学为核心，开发和重构职业学科人才培养技术知识体系。技术性是职业学科的典型性类型特征或者说本质性特征，包括硬技术与软技术。职业教育所面对的“工作世界”“产业世界”与“生活世界”，同人类所面对的自然世界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前者是基于技术实践改造的人工自然世界，而后者是没有技术实践改造的宇宙自然世界。也就是说，职业教育所面对的“工作世界”“产业世界”与“生活世界”都与“技术”及其人类技术实践改造活动密切关联着，其中技术发展及其人类实践改变着人类的工作方式、产业形态与生活方式。从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来看，经验与职业教育的内在实践逻辑演变历经蜕变，从融化于经验学习的古代学徒制走向脱离经验学习的职业教育和回归经验学习的现代学徒制[22]。鉴于技术哲学发展的滞后性及人们对技术与职业教育内在逻辑认知局限性，包括硬技术与软技术在内的一体化职业学科的技术知识体系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与构建，其内容散落在普通教育的学科知识体系中，体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类型及其层次要求的技术知识类型及其层次差别有待研究和重新建构。基于此，可结合技术哲学发展的历史及其阶段性发展特征，从三方面推进：第一，聚焦“工作世界”典型职业工作任务，开发和重构基于职业工作实践的项目任务型技术知识模块，包括教育技术、工程技术、管理技术、工艺技术、医学技术、建筑技术、机械技术、智能技术等若干专门化的行业企业技术知识模块。第二，聚焦“产业世界”发展规律，开发和重构基于产业培育、成长、聚集、融合、优化、转型、升级等相关的产业技术知识模块。第三，聚焦“生活世界”技术应用规律，开发和重构基于技术历史、技术使用、技术规范、技术伦理、技术素养、技术道德、技术法规、技术情感、技术价值、技能大赛等相关的社会生活技术知识模块。

三是整合其他哲学基础理论，优化职业学科整体知识结构。第一，以认知哲学为基础，拓展职业学科知识领域结构。认知哲学是21世纪新兴的涉及认知与情感、进化、逻辑、知识、心灵、信息、文化、语音、计算、大脑等10个领域的旨在对认知这种极其复杂的心理与智能现象进行多学科、多视角、多维度整合研究的一个哲学研究领域[23]，是构建包括职业学科在内的所有学科的知识基础。职业高等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独立类型，以认知哲学为基础航标，可以探究职业领域、产业领域和生活领域的前沿技术知识、历史发展知识和彼此交叉融合的复合技术知识，进而不断拓展、延伸和优化职业学科知识结构。第二，以产业哲学为重心，开发职业学科基于职业相关的产业类型知识。产业哲学是科技哲学当前发展的最新阶段，位于科技哲学学科体系的最高层，松散性、实践性和主观性是其学科发展的主要特征[24]，产业特征反映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度和性质，反映着产业技术的性质和特点[25]。与普通教育相比，坚持以产业需求为导向、遵循产业发展规律，是职业教育及其学科发展最显著的类型特征标识。在职业学科知识体系发展中，坚持产业需求导向，以产业哲学理论为指导，融入产业意识、产业技术、产业经济、产业政策、产业结构、产业创新、产业文化等产业类型知识，是优化职业学科知识内涵的重要路径。因此，依据区域产业特征及其人才需求，结合产业政策的变化和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整合产业技术理论、产业模块化发展理论、产业竞争力理论、产业融合发展理论等产业理论，遵循产业发展规律[26]，挖掘和开发产业发展實践中面临的跨专业、跨领域、跨学科的产教融合知识问题，是职业学科建设与优化的当务之急。第三，以心智哲学为引导，重构职业学科人本知识框架。心智哲学是当代西方哲学在认知科学方向上生成起来的新学科，从本质上来看，其是哲学认知与科学认知的融合，是基于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和神经科学6大学科交叉群体支撑的哲学理论，主要研究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心智的结构和知识、第一人称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等与人类心智相关的哲学问题[27]，是一种坚持“以人为本”，重在探究人的心智成长的“体验哲学”。面对人工智能时代引发的产业革命、职业变革及其人才需求规格变化，培养以“职业体验”为基础的“首岗适应、多岗选择、个性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或者说聚焦人的“心智技能培育”为重心的职业“技能型”灵性人，将成为职业教育及其学科人才培养的类型特色[28]。为此，职业学科的建设与优化必然要着眼于“人—机—人”的未来新型社会关系和未来智能化时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特征，遵循心智哲学提出的“心智—语言—世界”新的三元结构世界观，根据职业院校学生存在的知识认知不足、情感认知脆弱、政治思想认知淡化以及职业素养认知缺失等具体问题，聚焦人类擅长而人工智能却是弱项的“三大能力”（即创造力、沟通力和学习力），确立人文主义教育观在职业教育及其学科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冲破人自身发展的思维障碍，构建现代人文与智能科技相融合的心智教育新理念[29]，重构职业学科人本知识框架，进而培养兼具“政治品性、职业灵性和智慧素养”，集“创新思维、情感思维和灵感思维”于一体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參 考 文 献

[1]姜大源.为什么强调职教是一种教育类型[N].光明日报，2019-03-12.

[2]孙兴洋.以问题导向优化高职教育政策[N].人民日报，2017-12-21.

[3]侯长林.应尽快打开公办高职办本科职教“天花板”[N].中国青年报，2019-12-16（06）.

[4]侯长林.本科职业教育有必要抓学科建设吗？—论职业学科建设的价值意蕴[J].煤炭高等教育，2020（4）：1-6.

[5][26]游明伦.学科缺失：高职教育专业内涵发展之“短板”[J].职教论坛，2018（9）：6-14.

[6][8]孙绵涛.学科论[J].教育研究，2004（6）：49-54.

[7]侯长林.职业学科的内在逻辑审视[J].教育发展研究，2021（13-14）：32-37.

[9]徐国庆.职业教育发展的设计模式、内生模式及其政策意义 [J].教育研究，2005（8）：58-61+94.

[10]宫雪.职业教育学科建设中的若干理论问题研究[J].职教论坛，2012（25）：39-43.

[11]杨金土.职业教育兴衰与新旧教育思想更替--百年职业教育回顾[J].职教论坛，2004（4）：4-8.

[12]戴荣光，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届国际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大会关于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展望世纪的建议[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0（5）：52-53.

[13]游致远，游明伦.思维学习与建构：人工智能时代的智慧学习革命[J].铜仁学院学报，2019（4）：37-41.

[14]吴晓英.概念、框架、范式：中国职业教育学科逻辑的缺失与走向[J].贵州社会科学，2021（2）：117-124.

[15]姜大源.职业科学：一门新学科的创立及定位——德国职业教育学理论创新追踪与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2005（3）：14-19.

[16]刘一彬.里斯与特劳特定位理论对我国高校定位的启示[J].现代大学教育，2009（5）：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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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陈昌曙.产业研究论纲[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11）：48-54.

[27]蔡曙山.人类心智探秘的哲学之路—试论从语言哲学到心智哲学的发展[J].晋阳学刊，2010（3）：3-9.

[28][29]游明伦.人的心灵成长：新时代高职教育创新驱动一流发展的新路径[J].铜仁学院学报，2021（4）：29-45.

Key words  vocational discipline; discipline theory; discipline orientation; knowledge system

作者：游明伦

技术创造力哲学理论学论文 篇2：

信息技术课如何上出“文化味”

《普通高中技术课程标准》明确指出“技术是人类文化财富的一种积累形式。任何技术在凝结一定的原理和方法、体现科学性的同时，都携带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体现着一定的人文特征。技术课程不仅用技术内在的神秘感、创造性和独特力量吸引学生的参与，而且用技术所蕴藏的艺术感、文化性、道德责任打动学生的心灵。”信息技术课上出“文化味”是指不能就技术讲技术，而要充分挖掘技术所蕴藏的艺术感、文化性和道德责任，在一定的文化视野中进行教学，提升信息技术课的文化品位。

反观我们的信息技术课堂，教师重在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学生学习技术，采用任务驱动，强化学生应用技术，但对凝结在技术上的丰富的文化信息挖掘不够，也不注重学生对技术的人文因素的感悟与理解，使得课堂上学习获得的技术成为了一种冰冷的工具，缺失了最起码的文化味。

我们对于课堂中文化味的追求，不仅仅是对于新课改和新形势的要求相契合，更是对于学生学习信息技术的一种需要的满足。对于这样的有文化味的信息技术科，在提高课堂品位的同时，也让学生对于信心技术课程产生了兴趣，同时也是对学生的人文关怀。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到了课堂的活力，从而将课堂学习活动变成了享受的过程，对学生也进行了智慧的启迪。这样的课堂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文化素质，通过教师进行有人文素养的课堂教学，从而让学生也用同样的眼光去审视生活。用带有文化的眼光去观察和体会生活，甚至去创造生活和理解生活。

如何在信息技术课堂上体现出文化味呢？下面就以作者的一些教学感受来作一些说明。

一、凭借技术史料体现文化味

历史是带有浓厚文化气息的素材，如果能将历史与课堂学习相结合，那么课堂之中就会充满浓厚的文化气息。所以我们可以利用教材之中的这些辅助性史料，以小见大，将这些历史资料有机地运用起来，将学生的注意力吸引过来，这些史料包括一些院士介绍、背景资料和研究的问题等等，引领学生在这些史料之中体会其中丰富的文化内涵，同时也体会其中蕴含的丰富的人类文明创造价值的风采，从而让学生对于科学技术产生学习的信心和动力。学生由内而外地欣赏和佩服这些科学家，从中学习到了科学家的探索精神和顽强的毅力。

在《信息获取的一般过程》教学时，我是这样开始教学的：杨叔子院士在咸宁“劳动锻炼”时，有一天师傅要他去打猪菜。他从来没养过猪，不认识猪菜，但是，不到两个小时就把猪菜打回来了，还超额完成任务。师傅问：“是你自己打的吗？”他说：“是我打的。”“问了别人吗？”“没问。”师傅又问：“你怎么打的？”他说：“很简单，把猪赶出去。它吃什么，我打什么就行了。”

在这个教学片段中，我运用杨叔子院士打猪菜的史料，让学生感受到院士是如何有效地获取信息。以解决实际问题的。这样小史料的运用，占时不多，但其作为一种文化层面的东西，对学生所拥有的感召力，要比让孩子直截了当地接触教学内容所发挥的作用更大，影响更远，也许学生终生都会从诸如此类的史料文化中受益。

二、经历“再创造”过程体现文化味

课标指出“技术的本质在于创造，技术课程是一门以创造为核心的课程，它通过信息的获取、加工、管理、表达和交流，为学生展示创造力提供广阔的舞台，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重要载体和有效途径。”信息技术学习的精髓所在是在教学中要尽可能地让学生在当代文化背景下根据自己的体验，用自己的思维方式，重新“创造”出新作品，从而激发其心中那份难得的成就感与自豪感。

在《文本信息加工》教学时，我先用多媒体软件配上古典乐向学生展示了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让学生体会诗中的意境，然后用金山快译把诗翻译成了英文，再让学生欣赏，从而做比较，学生体会到了传统中国方块字的文化魅力，接下来我通过PPT展示了我国汉字的起源、发展，还特地介绍了王选院士是如何让中国印刷业“告别铅与火，迈入光与电”的时代，激起了学生对王选院士的敬佩之情和浓浓的爱国情：我再趁热打铁让学生猜想汉字的字体是如何来的，并通过东巴文字演示软件让学生从此结下了汉字情缘；最后我让学生在传统中国文化的基础上，结合当代时代精神和自己的日常生活，尝试去发明一种字体，并鼓励学生争取在微软的Word中安装自己发明的字体，学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创造自由和成就感。

在这里。我注重了文化的传承与文化的再造，让学生不仅仅学习到了课本上的固有知识，同时也让学生提炼生活经验，进行进一步的再创造，让学生由固有经验出发，带领学生创造出属于他们个人的字体。在这样一种人文气息浓厚的训练过程中。学生不仅仅掌握了课本上的知识，同时也培养了学生对于祖国文明的热爱之情，同时也体会到了创作的愉快之感，从而产生了自信，学习任务也就在愉悦的氛围中完成了。

三、加强学科整合体现文化味

课标指出技术课程具有高度的综合性。是对学科体系的超越。它强调各学科、各方面知识的联系与综合运用。学习中，学生不仅要综合运用已有的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社会、艺术等学科的知识，还要融合经济、法律、伦理、心理、环保、审美等方面的意识。只有关注学科间的联系，为学生学习创设广阔的文化背景，让学生从学科联系中吸收丰富的营养，帮助学生理解技术的丰富内涵，使学生真切感受到技术作为文化所散发的魅力。

在《信息的编程加工》教学时，我首先引用了一个历史学科的故事：从前有个国王想要赏赐宰相，宰相说想要得到一些麦穗，他拿出一个棋盘，要求在第一个格子里放一颗，第二个格子放两颗，以此类推，每个格子比前一个多一倍，最终国王发现没有办法满足这个要求，因为如果棋盘有64格，那么最后需要二的64次方颗麦穗。麦穗与棋盘的故事帮助学生建立了算法的感性认识，真正讲算法的时候我又引用了数学上阶乘的概念，我让一个学生复述数学课上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然后再把它迁移到信息编程加工上，通过变量和循环解决了100以内自然数的阶乘和的问题。

这是一节极具文化特色的信息课：历史、数学与信息的整合，使这一节有着特别的文化味，而且整合得这样巧妙自然。以传统的文化故事——麦穗与棋盘作为算法的背景，以数学中的阶乘作为载体，在问题解决过程中，让学生品味算法与文化交相辉映的魅力，有效地整合了其他学科资源，使课堂价值获得了自然的增值。

四、提高教师文化底蕴体现文化味

前面所讲的仅仅是提升信息课文化品位的一些手段。要想使信息技术的课堂散发生动、深刻、灵性的光辉，关键还是要提高信息技术教师的文化底蕴。才能使自己的教育生涯演绎激情、和谐、独特的乐章。

信息技术教师普遍不重视文化底蕴的积淀。不要说去读中国古代优秀的经史子集，与教学息息相关的哲学理论、教育理论和心理理论也懒得去学习。要知道教师是一个动态的职业，任何的浅尝辄止以及不思进取产生的结果只能是望洋兴叹。多读点书，多积淀一些文化底蕴，才能使自己的课堂不那么肤浅。有这么一句话，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运用在信息技术教育事业上也是非常恰当的。那么思想从哪里来？当然我们可以从实践中来，而实践的机会毕竟太少了，更多的是间接的获取别人的经验和理解，或者讲从阅读中来。只有读的书多了，才会有自己的想法，才能逐渐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才能进一步去创新。而在所有的阅读中，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应该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里面涉及到的人生智慧、处世原则、育人方法以及物我关系乃是我们毕生受用不尽的财富。

总之，我们要善于利用技术史料，努力使学生经历“再创造”的过程，加强学科整合，自觉地提高自身的文化底蕴，将那些充满着人文色彩的生活素材，加以一种极轻极淡的文化浸润和熏染，“润物细无声”地将技术思想方法融透至学生的思维深处，让学生在学习信息技术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得到文化的熏陶，从而真正地让我们的信息技术课上出“文化味”。

作者：夏国生

技术创造力哲学理论学论文 篇3：

首届国际信息科学峰会（IS4IS）暨第二届国际信息哲学研讨会（ICPI 2015）综述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当今的世界已越来越信息化，信息显然已成为许多学科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是，由于学科的背景不同，对信息的阐释也不尽相同，建立统一信息科学的呼声也一浪高过一浪。首届国际信息科学峰会（IS4IS）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2015年6月在维也纳召开。此次会议讨论了许多信息问题，主要包括：信息本质与信息转向、信息理论的发展、信息科学探索、信息哲学和信息科学的互动融合、信息社会、其他信息问题。

关键词：国际信息科学峰会；国际信息哲学研讨会；综述

一、会议背景

当今世界已经步入信息时代，信息业已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但是不同的学科背景使得学者们对于信息问题各抒己见，因此，为了促进各学科的信息研究能够有效沟通与合作，首届国际信息科学峰会（IS4IS）应运而生。2015年6月3～7日由国际信息科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tudies）和多国机构联合举办的第一届国际信息科学峰会在维也纳技术大学举行，其中，西安交通大学国际信息哲学研究中心是举办单位之一，此次峰会的总主题是：“处于十字路口的信息社会——信息科学的回应与责任。”此次峰会包括了三个分会：第二届国际信息哲学研讨会（ICPI 2015）、第六届国际信息科学基础大会（FIS 2015）和第五届国际信息通信技术与社会学术研讨会（ICTS 2015）。该峰会吸引了全球300多名信息领域的研究学者参加，我国有涵盖两岸三地的30多名学者参会，其中邬焜教授所带领的信息哲学团队阵容庞大，由邬焜本人及其十多名博士生组成。不仅如此，由邬焜教授担任主席的“第二届国际信息哲学研讨会”收获颇丰，共收录论文33篇，内容横跨科学、哲学、艺术等多个方面，每一场讨论都十分热烈。邬焜教授作为首届国际信息科学峰会主席团成员在峰会开幕式上致辞，并作为“第二届国际信息哲学研讨会”主席在分会上致开幕词和闭幕词。

邬焜教授在峰会开幕式上致辞指出，在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国际信息科学和信息哲学已经出现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态势。中国的信息科学和信息哲学研究正在走向世界，而世界的信息科学和信息哲学研究也正在走向中国。人类信息社会的发展正在打通世界各国的壁垒，同时，也把世界范围内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更为广泛地联合了起来。当今世界的哲学、科学、技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面临着一个共同的信息范式的转换过程，信息不仅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而且还是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发展模式和组织模式。正是信息范式在哲学、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的不同层面所呈现出的这种统一性，决定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和发展方式，同时也决定了人类的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正面临着在信息范式基础上的重新融合与统一。

在此次峰会闭幕前夕，相关组织机构还召开了国际信息科学联合会的执委会，邬焜教授全票当选为国际信息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同时，执委会公布成立了国际信息科学联合会的第一个分支机构——中国分会，并决定下一届国际信息科学峰会（2017年）由瑞典哥德堡大学承办，届时西安交通大学国际信息哲学研究中心仍将是会议承办方之一，第三届国际信息哲学研讨会也将成为峰会的分会议之一。

二、信息本质与信息转向

邬焜教授作了题为《信息哲学与信息科学的互动与融合》的大会特邀主题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关于存在的哲学是哲学的元理论，哲学的根本性变革应当基于存在领域的分割方式的变革，并依此对哲学的几次重大转向予以了总结。邬焜教授认为，最开始存在被分割为三大领域：上帝（客观理念）、物质、个体精神，随着科学和哲学的发展，上帝的存在被证明是虚设的，于是上帝便被剔除在存在领域之外，最终，存在领域的范式被归结为：“存在=物质+精神”。更进一步，邬焜教授基于信息科学的最新成果，将存在领域进行了重新划分，并提出了“存在=物质+信息”的新的存在论范式，在此，邬焜教授从最抽象的哲学范畴上揭示了一个全新的存在领域——信息，信息包括主观信息和客观信息（精神）两大领域，并认为“存在=物质+信息”这一新的存在论范式还在信息活动的高级形态的意义上重新规定了精神的本质。同时，邬焜教授认为，哲学的这一信息转向是在哲学最高范式的层面发生的变革，是根本性的转向，而所谓的认识论、语言学、现象学转向、生存论转向、价值论转向、实践论转向、身体哲学转向等都是非根本性转向，并由此断定，信息哲学给人类哲学带来了第一次根本性的转向。

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教授也通过一个公式定义了信息：I=Q+A。他认为，信息就像回答问题一样：人们所知道的东西就是信息（知道问题并知道回答），人们不十分确信他是否知道的东西就是不确定（知道问题但不知道回答），人们甚至连他不知道本身都不知道就是无知（既不知道问题也不知道回答）。他还将信息和权利问题放在一起来讨论，将人类的历史分为史前阶段（没有信息与通信技术）、历史阶段（个人与社会福利与信息与通信技术有关）和超历史阶段（个人与社会福利依赖于信息与通信技术）。并认为，人类在超历史阶段就进入了成熟的信息社会，成熟信息社会的权利不仅仅是与事物有关或者与关于事物的信息有关，也和不确定性有关，在成熟信息社会谁制造不确定性控制问题并塑造答案，谁就能控制现实的人。

华南理工大学吴国林教授在《量子信息的追问》一文中首先梳理了经典信息概念之所以成立的前提条件：一是可以用概率表示的可能事件集；二是信息是不确定的消除。进而对量子信息进行了考察，认为量子信息满足类似如经典信息的两个前提条件：一是量子信息描述微观事物的可能，并且量子信息是波函数的表达；二是量子信息也是通过编码、传递、解码来处理信息，量子信息是量子不确定的消除（量子信息Ⅰ）。他认为，量子信息与经典信息之间的这种家族类似性，使得量子信息可以归属于信息概念。最后，吴国林教授通过一系列的推导得出结论：量子信息是量子状态的显示（量子信息Ⅱ）。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罗伯特· K·洛根（Robert K. Logan）教授立足于系统生物学的观点对信息进行了定义。他在《什么是信息？为什么它是相对的？它和物质、意义以及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一文中首先分析了申农信息理论的局限性，认为依据申农的信息定义，一组结构化的数据比一组随机数据包含的信息要少，并以此推出，随机有机化学物质原汤比结构化生物组织包含更多的信息；活体随着越来越结构化和组织化，所包含的申农信息也就越少；但是，这是违反生物学家直觉的。因此，罗伯特·K·洛根教授认为用申农信息理论来描述生物系统是失效的。他认为，从生物信息的角度来看，机体中的信息等同于约束性组织，它有助于机体从环境中获得能量来促进自身的增长和复制。生物体进行约束性组织的增殖，就是在进行信息构建。约束就是信息，信息就是约束，而这种约束就是生物组织，所以生物组织也是信息，反之亦然。生物信息不是象征性的，不像抽象性的符号信息，它不能和实在之物相分离，是实体化的，内嵌于生物体，作用于生物体。并认为，人类主要处理三种信息：遗传信息、认知信息和概念信息（符号）。

三、信息理论的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苗东升教授在《信息研究的中国路径在开拓中》一文中对信息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首先，他对申农、维纳、惠勒以及邬焜的信息理论进行了评价，认为申农的信息理论回避了语义信息，为通信技术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但是申农信息论的优点也造就了他理论的局限性，认为申农信息论有待突破。苗教授认为维纳信息理论突破了申农信息论的框架，并指出了突破方向：抛弃机械唯物论，承认宇宙存在既非物质、亦非精神的信息，建立信息时代的唯物论。认为惠勒的信息观也有助于突破机械主义论，但是惠勒信息论是唯信息主义，是唯心论在信息时代的反映。苗教授对邬焜教授的信息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邬焜教授既坚持唯物主义立场，又对传统存在领域发出挑战，将存在领域重新划分为物质和信息，并认为邬焜教授以这种本体论为核心建构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是对信息时代的哲学回应。此外，苗教授还在文章中以信息概念为核心对辩证法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梳理，提出了构建信息时代唯物辩证法的重大课题。文章最后，苗教授对信息研究的中国路径也进行了梳理，指出中国的信息研究起步于1960年代，在1980年代出现研究高潮，并认为此次研究高潮得益于钱学森的推动，即“三论热”中的信息论热。苗教授还认为，钟义信教授、邬焜教授、闫学杉教授三人的工作大体代表了当前中国信息研究的学术水平，并认为，在中国只有邬焜教授形成了一支信息研究队伍。苗教授也肯定了中国其他一些信息理论研究学者的贡献，认为信息研究的中国路径正在开拓中。

还有一些学者从信息这一词的构词以及词义的流变来研究信息，来自于德国国际信息伦理学中心的拉斐尔·卡普罗（Rafael Capurro）教授从亚里士多德作品中的希腊语νóησιζ到阿拉伯语tas·awwur，再到希伯来语z·iyyur，再到拉丁语（in）formatio，讨论了一系列信息构词以及词义的复杂历史流变过程。卡普罗教授还认为，拉丁语的信息概念已经接近我们现代意义的信息概念，Informatio和 informo在整个中世纪被普遍用于认识论、本体论和教育学等相关文献之中，其中信息概念在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的作品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卡普罗教授还认为，在拉丁语中（in）formatio第一个含义代表着“不可分之物”，第二个含义被用来对名字或符号构成的正确与否进行判断。现代英语所用的information更多地保留了信息这一词的认识论上的含义，信息主要用来表示“告知”、“沟通”、“思想的形成”，20世纪随着信息理论的发展，信息概念开始紧密地和知识、科技等联系在一起。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肖峰教授在《许多信息“主义”》一文中梳理了众多的信息“主义”。肖峰教授认为，信息主义主要是通过“information+ism”的形式来形成的，包括四种：informationalism，informatism，informationism，informatilism。肖教授认为，informationalism最早可以追溯到加拿大学者大卫·莱昂的著作之中，被用来描述由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而带来的新的社会结构的出现，后来被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尔泛化了，在他的著作中直接用“information”代替“information technology”（信息技术），认为信息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这个时代，此时“informationizationism”等同于信息时代，周理乾和索伦在文章中用“Paninformationalism”（泛信息主义）来表示一种哲学命题。肖峰教授还认为，“informatism”比“informationalism”一词出现得更早，被用于文艺领域，包括信息艺术、数据艺术、电子艺术等，主要用来描述那些借由电脑、新媒体、网络、数据处理等信息技术手段来实现的艺术形式，“informatism”也应用于哲学，拉斐尔·卡普罗用“dialectical informatism”（辩证信息主义）来评价沃尔夫冈的信息进化论方法，用以区别“dialectical materialism”（辩证唯物主义）。Informationism被理查德·普莱斯用于表述一种新的哲学趋势。中国学者沈新曦单独把“informatilism”当作一种哲学范畴来使用。

四、信息科学探索

北京邮电大学钟义信教授在《信息转换与智能创生的定律》一文中深入分析了阻碍信息科学发展的原因，钟教授认为主要有三点：一是信息科学研究者学术背景的差异，这些背景包括了图书馆科学界、计算机科学界、通信科学界、信息哲学界、社会信息学界、生物信息学界、艺术学界等，这些不同的学术背景使得相关研究人员对信息科学的理解不甚相同；二是信息科学研究者视角的差异，不同的视角使得研究者对于相同的信息产生了不同看法；三是信息科学研究者的方法论的差异。钟教授认为，方法论上的差异是这些原因中最重要的，传统的“分而治之”的方法论已经不适应于信息科学的研究，而应当将“转而创之”的方法应用于信息科学的研究。钟教授认为，“转而创之”就是“信息转换与智能创生”，具体而言就是通过信息手段来实现智能创生。文章通过一系列的模型和公式推导，研究了“信息转换与智能创生定律”，并认为这一定律是信息科学的核心定律，几乎适用于所有领域，包括人、生物、非生物和人造机器等。

中国科学院大学颜基义教授深入挖掘了申农信息理论中的关键理念，使得申农信息理论的价值重新得到了突显。颜教授认为，从信息去意义化方面来看，正是由于申农信息理论没有考虑信息的意义才使得他的理论和“communication”紧密相联，由此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从不确定性方面来看，由于“不确定性”现象的普遍存在，而“不确定性”又是申农信息的基本属性，这就使得信息能够和自然界、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纷繁现象建立起联系；从冗余度方面看，申农的冗余度概念有利于当今的通信实践和“大数据”工作的发展；从点对点的关系方面来看，申农通信理论中的点对点关系抽象为当今的通信应用留下了十分广阔的空间；从逆向推断过程方面来看，申农信息论中的解码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逆向推断过程，对于许多技术都有所启发，比如机器翻译；从communication方面来看，尽管申农的信息论去意义化了，但是毕竟是一种通信理论，人类社会离不开communication，所以申农信息论从一开始就同时踏入了科技和社会领域。此外，颜教授还认为莫比乌斯带应当是我们的时代图标，在信息时代，人们自由地在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转换着，他还发现此次国际信息科学峰会的图标正是莫比乌斯带。

北京大学闫学杉副教授在《统一信息科学的三种实现方法与三种可能的前景》一文中认为，人们可以通过直接统一法、级进统一法和特别统一法等方法来建立统一信息科学，并认为无论采取哪种方法，统一信息科学的前景都不超过三种：大信息科学、小信息科学、类信息科学。紧接着，闫学杉副教授详细介绍了这三种方法和可能的三种前景：直接统一法就是将各种信息学科的共同信息特性和问题进行直接统一；级进统一法就是首先将性质相近的信息学科进行统一，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再进一步统一，一步步最终达到统一的目的；特别统一法就是采取一套特别的方法对信息学科进行一步到位的统一；大信息科学是指有常规科学性质的科学，包含许多子学科；小信息科学是指有交叉科学和跨科学特点的科学；类信息科学是指包含有若干类的信息学科群。

五、信息哲学和信息科学的互动融合

西安交通大学邬焜教授认为，信息哲学和信息科学是互动融合的。首先，人类的普遍理性认识方式是哲学和科学内在融合的根据。哲学是追求普遍理性的活动，但是科学并不是单纯的感性活动，也应当包含普遍理性，哲学和科学在普遍理性的认识方式基础上可以融合。其次，普遍理性的层次性导致了哲学和科学划界的相对性和相互规定性。普遍理性是有层次的，不同学科之间只有普遍理性层次差异，而无有无的区别，并且高层次普遍理性和低层次普遍理性之间存在着双向作用，是彼此规范、融合的，所以哲学离不开科学，哲学也应是一种科学，科学也离不开哲学，科学也应是某种意义上的哲学。此外，哲学和科学之间不仅能够融合，还能实现科学对哲学的改造，哲学对科学的批判，哲学的自我批判。邬焜教授将科学对哲学的改造看成是普遍理性的层次跃迁，将哲学对科学的批判看成是低层普遍理性局限性的剔除，哲学的自我批判看成是高层普遍理性结构的改变。邬焜教授通过信息维度的引入，改变了传统哲学和科学的范式，并提出了“科学的信息科学化”的看法。

来自法国国际跨学科研究中心的布伦纳（Joseph E. Brenner）教授在《信息哲学与信息科学的融合》一文中，首先对邬焜教授的信息哲学理论以及邬焜教授所做的努力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并认为邬焜教授的信息哲学思想对科学和哲学都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同时，他也提出了自己对于信息哲学与信息科学相互融合的相关看法，认为信息对科学的影响不应当只被认为是影响到了单一的“科学”学科，而应当有更广范围的影响。他认为科学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在“硬件”和“软件”的方向上，大约可以分为实验性的科学和概念性的科学；第二，两种不同科学学科的相对独立性。信息科学和信息哲学内在的结合是依据于它们的信息特性。由于信息的多种二重性（物理性和非物理性，动态性和系统性），使得信息无论是在科学上还是哲学上都难以定义，但是信息的特性是科学和哲学都共有的。信息的认识论性质体现了它的科学性，信息作为一种意义的载体体现了它的哲学性。布伦纳教授还指出，跨学科是一种新的理论，这一理论将不同的学科思想融合在一起，不同的学科之间的“交织”有利于更进一步地理解信息和巩固信息科学的基础。并认为，信息哲学作为科学和哲学融合的成果也应当加入到跨学科的进程当中。

来自日本国际教养大学的麻生（Marcin J. Schroeder）教授采用新的范畴来定义信息，将信息看作是哲学和科学的融合点。麻生教授首先分析了亚里士多德、弗朗西斯·培根等人关于科学和哲学的划分依据，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亚里士多德和弗朗西斯·培根的学科划分方法无法解决现代科学中的相关问题。并认为，信息既不能用具体的科学理论，也不能用具体的哲学体系对它进行定义，它是超越科学与哲学的。麻生教授指出，信息的概念涉及到东方哲学中的“一”和“多”这一对范畴，这对范畴超越了一般的科学和哲学的划分原则，通过“一”和“多”来定义信息才能彰显出信息的独特地位：信息是哲学和科学的融合点。麻生教授认为，“多”中选“一”就是信息的选择表现，生成许多的“一”就是给“多”一个限定结构，是信息的结构表现。选择的程度能用作信息的数量特征，结构的程度能被用来描述信息的集成水平，这两种表现可以共存，是信息不同的载体。

六、信息社会

奥地利贝塔朗菲系统科学研究中心的沃尔夫冈（Wolfgang Hofkirchner）教授在《全球可持续信息社会的信息——大分岔势在必行》一文中提出，信息科学将关乎人类的生存与兴旺，并用自己创立的信息理论分析了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性挑战中所形成的危机，且提出了相关对策。他首先探讨了进化的路径模型，然后指明了全球可持续信息社会（GSIS）的进化方向，接着分析了全球性、可持续性、信息化等概念及其对于实现全球可持续信息社会的作用，并指出信息是影响全球可持续信息社会实现的重点。沃尔夫冈教授接着借助于自组织系统给出了信息的3C模型，即：认知（cognition）、沟通（communication）、合作（cooperation），并将这一模型用于分析全球可持续信息社会的社会特征，同时指明了人类最终会实现世界主义大同社会。

中国科学院大学尚智丛教授在《知识民主中的信息》一文中探讨了信息与知识民主的关系。尚教授认为，知识民主要求所有的参与者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要有平等的权利去访问、传输和使用相关的信息，信息在此对于每个参与者来说都是一样的，因此，民主是信息的本质要求。并认为，通过完美的制度设计来消除在信息获取、传播和利用过程中的技术和社会特权，是促进知识民主的有力保证。此外，尚教授还深入探讨了公共知识生产问题，认为公共知识生产是一种高度制度化的社会行为，在公共知识生产过程中至少有五种因素来塑造民主：第一，参与者和其作用。参与者包括科学家、社会学家、技术专家、人类学者、商人、媒体人、政府官员、普通市民等。其中政府官员发挥核心作用，是公共知识的主要需求者和生产者，其他参与者能够影响政府官员的决策。第二，生产过程。公共知识生产一般包括四个生产步骤：识别知识诉求、表达知识见解、讨论和使其合法化。第三，生产空间。公共知识生产主要是在公共领域中进行，例如国会、法院和行政机关、广场、街道、公民论坛、公共媒体、网络等。第四，生产机构。它主要包括政府、大学、研究机构、工业组织、公民社会和公众媒体等。第五，公共责任。这主要指政府的道德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等。最后，尚教授认为，信息在公共知识生产的这五大因素中必须对每个参与者都保持开放，没有特权和限制，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知识民主。

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素梅教授在《信息文明对哲学的挑战》中提到，随着人类社会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发展，信息文明成为了一种新兴的文明形态，并认为，这一新兴的文明形态对哲学构成了挑战：第一，本体论的挑战。存在不是它自身，而是适时的相互作用的产物。存在之物是一种变化着的动态的存在。因此，当数据变成信息，信息变成知识，知识变成政策的基础时，本体论的领域从自性存在扩展到了动态存在，从真实空间扩展到了虚拟空间，从对确定性的追求扩展到了对不确定性的探索。第二，认识论的挑战。随着云计算技术和数据挖掘技术的发展，基于关系的认知变得也有认识论的意味了。对认识论有关问题的讨论也发生了转变，从讨论理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变为了讨论数据和认知之间的关系。第三，伦理挑战。在信息时代，由于各种网站和社交网络的广泛存在，我们的思维方式从个性化走向了团体化。我们进入了一个知识共享，有创造力的、有专业知识的新时代。这些都会引起许多道德问题。

七、信息与时空、量子测量、符号、音乐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查有梁教授在《时空与信息》一文中探讨了时空与信息之间的关系，认为时空暗含着信息。信息的传播需要时间，信息的储存占据着空间，信息不是物质但是离不开物质，信息不是能量但需要能量。数据、文字、图像、声音属于信息，物质、能量和信息总是在一起。信息显示着物质的交换过程和能量的交换过程，显示着物质和能量的存在状态。过程对应于时间段，状态对应于空间结构，因此，过程、状态和转化就是信息，结构、功能和波动也是信息。离开时空信息无法存在，没有信息时空也将无法存在。并认为，哪里有物质和能量，哪里就有信息，有暗物质、暗能量就应当有暗信息。最后，查教授发人深省地追问，科学家发现了暗物质和暗能量，那么谁带领我们去发现暗信息呢？

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阿比尔（Abir U.Igamberdiev）教授在《内部量子测量和信息增长》一文中研究了量子测量和信息增长问题，他首先站在系统学的角度定义了信息增长，认为生物系统在调整、发展和变革的过程中进行自我编译，既改变了系统本身，也改变了它所处的环境，这一过程经由内部时间尺度改变（异时性）以及随后的形态空间重构（异位性）导致了信息增长，信息增长是基于变化着的世界中的事物编译中的永恒变化。接着，阿比尔教授又指出了量子测量的特性，认为在现代社会，量子测量代表着测量系统中的一种测量工具，量子测量作为一种矢势场的还原是不可逆现象。最后，阿比尔教授阐明了量子测量对于信息增长的重要作用，认为信息增长是进化系统的基本特性，并且遵从在内部量子测量过程中非局域和局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内部测量导致了迭代递归过程，它表现为包含测量工具和测量对象的复合系统的进化，系统经由这一测量获得了扩张的性质，这一性质在生物进化、社会发展和宇宙膨胀中都能得到体现。

来自匈牙利布达佩斯罗兰大学的拉兹洛·罗泊利（László Ropolyi）教授阐明了符号与信息之间的关系，认为信息的存在条件就是两种不同层次的存在的共存：第一种层次包括事件/存在，它相当于事件/存在的“第一层次”；第二种层次是第一种层次事件/存在的符号。拉兹洛·罗泊利教授据此认为，符号有一种重要的本体论特征：它们必定包含有一种关系，关系就存在于上述的两种不同层次的存在之间，符号就是一种存在关系或者是一种关系着的存在，不用符号就无法呈现，换句话说，没有两种不同层级的存在就没有呈现，符号有二重性：既是现实的存在，也是潜在。并认为，符号本身没有意义，信息是有意义的符号，符号只是一种所指，而信息是一种被解释的存在。拉兹洛·罗泊利教授由此断定，符号和信息的关系可以被描述为形式和内容的关系，符号是信息的形式，意义是它的内容，信息是一种意义化的符号或者是一种意义指向。

西安交通大学曹耿献教授在《中国传统音乐传承的音乐学意义和信息理论研究》一文中探讨了信息和音乐传承之间的关系，认为音乐的意义缘于时间上预期的不确定性，晚些时候的音乐特征是由对早些时候的音乐传承方法的估计和评价引起的，意义和信息都和不确定性紧密相关。并认为，在通信理论中，后发事件的概率越低，就有越多的不确定性（和信息）被包含在前件后件关系之中。而中国传统乐谱的口授和死记硬背的传承方法有许多的不确定性。曹教授认为，可以将这一信息理论应用于中国传统乐谱传承的研究上。

此次峰会已经完满地落下帷幕，无论是国际上的信息研究者还是中国的信息研究者，都收获了丰盛的科研圣果。更为重要的是，此次会议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有力地促进了信息科学的进一步融合。正如邬焜教授在第二届国际信息哲学研讨会的闭幕词中指出的那样：当代人类知识的发展正面临着一种全方位的信息转向，这一信息转向必将打破近代以来人类精心制造的分门别类的学科壁垒，导致哲学和科学、科学和科学、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再次融合与统一。

The Summary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ummit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WANG Li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Key words：International Summit of Information Scienc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summary

（编辑：李春英）

作者：王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