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论文

“家乡情结中外相同，故乡情结古今相通。”1988年两度远赴剑桥大学的郭贵春义无反顾地回到山西大学。从校长助理到常务副校长，到党委书记兼校长，郭贵春为山西大学创造了惊人的业绩。人们说是郭贵春辛勤耕耘数十载，才造就了今日之山西大学。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论文 篇1：

中国技术伦理研究十五年概况及其可能的走向

［摘 要］ 文章对哲学六种重要期刊在1997～2011年间所刊载的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的学术论文及目录进行了统计分析，给出中国近十五年“技术伦理”研究总的概况、各专题研究情况及中国技术伦理研究未来走向的推断。

［关键词］ 技术伦理；《伦理学研究》；《道德与文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编号：ZX1202）

［作者简介］ 陈首珠，江西理工大学文法学院讲师，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哲学与科学系博士生，研究方向：技术哲学，江西 赣州，3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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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调查计量统计说明

技术伦理是一个新兴的具有交叉性质的学科，属于一级学科哲学下面的研究领域，它既属于科技哲学研究范畴，也属于伦理学研究范畴。考虑到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的成果一般会发表在相关专业学术期刊上，加上国内还没有出现专门刊载有关技术伦理或科技伦理方面的期刊，所以，本次计量统计从相关专业选择了六种具有很强影响力的期刊，即《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原名《科学技术与辩证法》）、《自然辩证法通讯》、《自然辩证法研究》、《哲学研究》、《伦理学研究》、《道德与文明》，时间节点从1997～2011年。当然，研究结论的获得仅就这六种期刊而言的，对于这六种期刊，从事科技哲学和伦理学（含技术伦理）研究的人员是比较关注的。由于在中国从事技术伦理研究的人员主要集中在科技哲学和伦理学领域，所选的六种期刊在这两个领域有着很强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因此，由这六种期刊综合统计出来的相关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中国技术伦理研究的大概状况。

为了使得本次调查统计数据更加准确，本次调查统计按照一定的规程进行。首先，分别收集六种期刊1997～2011年每期所载论文目录。由于《伦理学研究》是2002年创刊的，所以它涉及不到1997～2001年的论文目录，其余五种期刊创刊较早（都在1997年以前创刊），因此都能涉及。

其次，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将每种期刊每期目录中的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的论文筛选出来。由于六种期刊都还没有设立专门的技术伦理或科技伦理栏目，所以有关技术伦理类论文目录的收集基本是在“技术哲学”、“科技与社会”、“问题讨论”或“专题研究”等栏目中。筛选的原则是：

1. 本次调查收集范围仅限于技术伦理相关的论文目录。考虑到科技伦理的研究范畴是包含技术伦理的，所以，笼统谈科技伦理问题的论文也包含其中，但注意，收集的范围不含环境伦理、生态伦理、科学伦理、生命伦理等专题，因为严格讲，它们不属于技术伦理范畴。

2. 对于某些文章，如会议消息、通知、短评等，即便与技术伦理有关，也不在统计范围内，因为它们不是真正的学术性论文。但是，考虑到文章的学术影响力，对于六种期刊中所涉及到的与技术伦理有密切关系的书评、学术会议综述等，如果篇幅较长，学术性较强，则算作论文并进行统计。

3. 在完成每种期刊1997～2011年技术伦理类论文目录收集后，再从中按照科技伦理总论、技术伦理总论、计算机（网络）伦理、生物（基因）伦理、工程伦理、纳米伦理和其他专题共七个专题进行筛选，收集并整理出每一刊物每年每一专题的相关文章目录。

4. 在完成各种期刊上述相关目录的整理后，进行相关统计分析，得出中国技术伦理十五年总的研究概况和各专题研究情况[1]。

5. 认真阅读统计到的六种期刊1996～2011年刊载的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的文章，对其研究情况进行总结，并对中国技术伦理研究未来的走向进行大胆的推断。

二、十五年中国技术伦理研究总体概况

首先，考察六种期刊1997～2011年每年刊载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的文章总数和变化趋势(见表1和图1)。

根据表1，1997～1999年六种期刊每年所发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的论文总数涉及10篇，从2000年以后，每年刊载论文总数都达到了10篇及以上，尤其是在2002～2008年，六种期刊每年所发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的论文总数都达到了18篇以上，虽然在2009年论文数量只有11篇，有所下降，但在2010年有关“技术伦理”的论文数又飙升到34篇，这些数据足以表明学者们对“技术伦理”的研究和关注具有持续性。应该讲，近些年“技术伦理”问题是学术界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

其次，比较1997～2011年六种期刊历年发表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科研成果的情况。

根据表1，刊载“技术伦理”方面成果最多的期刊是《自然辩证法研究》，它每年都刊载有关方面的文章，最近一些年，该刊保持每年刊载4篇以上有关技术伦理的文章；《道德与文明》期刊每年都会刊载有关方面的文章，十五年共刊载54篇；《伦理学研究》自2002年创刊以来每年都会刊载“技术伦理”方面的文章，共发表56篇；另外，《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和《自然辩证法通讯》在十五年内分别刊载49篇和21篇；刊载有关“技术伦理”方面论文数最少的期刊是《哲学研究》，仅13篇。比较六种期刊，总的来看，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的成果多见于《自然辩证法研究》、《道德与文明》、《伦理学研究》、《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四种期刊。

综观国内的研究，学术界学者们投入了大量精力于各种技术的种种具体“伦理问题”的分析、预见与对策研究，以及种种具体“伦理原则”的研究。

三、十五年技术伦理研究各专题研究情况

（一）十五年技术伦理各专题研究总体概况

针对六种期刊1997～2011年所发各专题论文总数进行统计，并对其占“技术伦理”类论文总数百分比进行计算，得到图2。从图2可以看出，六种期刊各个专题在所有年份所载论文总数百分比由多到少的顺序是：科技伦理总论（23.05%）、生物伦理(20.57%)、计算机伦理(17.73%)、工程伦理(17.73%)、技术伦理总论(15.96%)、其他专题(4.26%)，最少的是纳米技术伦理(0.71%)。从发表文章的总数看，科技伦理总论刊载文章数量达到65篇，远远超过其他专题。

（二）十五年技术伦理各专题研究具体情况

十五年每一专题研究的变化情况，可以从该专题每年刊载论文数量及其变化概括性地看出。鉴于此，我们统计了六种期刊每年所发各专题论文总数（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的各专题研究在过去十五年内随时间延续的变化情况。

“科技伦理”专题：该专题每年都有文章涉及，尤其从2002～2007年每年都有5篇以上的文章发表。

“技术伦理”专题：从统计情况看，该专题在1998年出现1篇题为“当代新技术革命的伦理意蕴”的文章，严格来讲，还不算“技术伦理”的范畴；1999年，徐少锦在《道德与文明》第3期发表了“深入开展技术伦理学研究”的文章，这是以“技术伦理”为主题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从统计六种哲学期刊的角度看）。

“计算机伦理”专题：该专题在统计时包含了网络伦理、信息技术伦理等。从1998年以后，在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的推动下，有关该专题的文章每年都有出现。

“生物伦理”专题：该专题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1999年以后，2004年有10篇该专题的文章发表。

“工程伦理”专题：从1997～2001年，仅在2000年有1篇有关该专题的文章（肖平的“工程中的利益冲突与道德选择”发表在《道德与文明》第4期上）。从2002～2011年（2004年除外），每年都有涉及。2011年《自然辩证法研究》还集中刊发了7篇有关“工程伦理教育”方面的文章。

“纳米技术伦理”专题：该专题十五年来仅有2篇文章发表，分别是李三虎的题为“纳米伦理：规范分析和范式转换”文章（发表在《伦理学研究》2006年第6期）和刘松涛与李建会的题为“普雷斯顿对纳米技术的环境伦理审视”。实际上，近些年来，纳米技术伦理问题已经引起国内不少学者的关注。考虑到纳米技术是新兴技术，有关的伦理问题也是一个重要也值得关注的话题，所以把它单独列出来。

“其他”专题：2007年涉及到1篇有关海洋科技伦理的文章和2篇有关传媒伦理的文章；2008年涉及了1篇空间技术伦理和2篇核技术伦理的文章；《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年第3期发表了1篇有关建筑伦理方面的文章，2010年第5期发表了1篇核技术伦理方面的文章。《伦理学研究》2010年涉及了1篇医疗伦理和2篇建筑伦理方面的文章。由于涉及不多，在这里，把它们都归到有关“技术伦理”研究的“其他”专题里面。

综合国内学术界对技术伦理的研究来看，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学者们集中研究了科技、技术、计算机、生物和工程伦理的内涵、性质、意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另一方面，主要集中在责任伦理和职业伦理范畴内对生物技术伦理、网络技术伦理、工程伦理等有关问题进行了一些专题研究。

四、中国技术伦理研究可能的走向

由于传统的技术伦理关系理论，如“伦理道德决定论”、“对立说”、“技术决定论”、“互动论”等等，依然大行其道。所以，历史地看，人们对每一次新技术革命的伦理应对方式并没有质的改变。这种技术的“进步性”与伦理应对的“不变性”的悖论本身凸显了“问题之所在”、“问题之所是”。

技术伦理研究的走向可能之一，当今科学技术发展迅速，落后的技术被淘汰，新技术不断出现，但也受到社会伦理的考量，在这种新技术伦理实践环境下，重新思考技术与伦理的关系问题尤为迫切。新的技术革命的实践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物质层面上的变化，还有很多在伦理道德层面上的碰撞。学术界必须尽快实现技术伦理研究方法的突破和研究视角的创新，以早日实现技术与伦理关系的协同发展。

技术伦理研究的走向可能之二就是研究的理论成果趋向于可操作性，也就是越来越注重理论指导实践的价值实现。学术界已有的一些成果更多地关注于种种具体“伦理问题”的预见，种种具体“伦理原则”的提出，而在处理技术与伦理的矛盾关系方面显得不够。技术伦理属于应用伦理学的范畴，它的理论成果应该在社会领域中得到运用，比如技术伦理学要解决核技术、生物技术、计算机技术等技术发展中的伦理问题。面对很多技术伦理问题（如核技术伦理问题、生物技术伦理问题等）已经呈现全球化的趋势，当前我国技术伦理建设需要实现社会化和制度化。

技术伦理研究的走向可能之三，从当今哲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发展为成熟的技术伦理学学科。从技术伦理研究的兴起，不难看出它源于技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伦理问题，它一般被认为是应用伦理学，试问，它能够作为独立的学科存在并发展下去吗？技术伦理学的发展前途取决于能否为有关技术领域的发展提供伦理思考和（下转第13页）

作者：陈首珠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论文 篇2：

郭贵春——“饱蘸”汗水尽洒百年名校

“家乡情结中外相同，故乡情结古今相通。”1988年两度远赴剑桥大学的郭贵春义无反顾地回到山西大学。从校长助理到常务副校长，到党委书记兼校长，郭贵春为山西大学创造了惊人的业绩。人们说是郭贵春辛勤耕耘数十载，才造就了今日之山西大学。

民主校长

被称为“三晋最高学府”的山西大学创建与1902年，是山西惟一一所综合性大学。学校设有哲学、经济学等10大学科门类65个本科专业，18个双学位专业。现有90个硕士点，5个专业硕士学位点，24个二级学科博士点，3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4个博士后流动站。拥有光学和科技哲学2个国家重点学科、20个省级重点学科和重点建设学科。

在新世纪新的发展空间和发展背景下，郭贵春用他严谨的科学理性思维构建他的开放、民主、和谐的大学环境氛围。在山西大学，郭贵春校长在与不在工作都能有序进行，因为他的权利下放了，所有的事在各学院或分管副校长那里就能拍板解决。这里没有一支笔的独断专行。这样的民主管理与他所倡导的文化建设是相辅相成的。

郭贵春的学校管理基于多年来研究学问中培养起来的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使他彻底摆脱心血来潮的拍脑袋做法，在管理中体现出宏观规划的韬略和高效、严谨的作风。

他能以学者的态度把千头万绪的事情条理化、标准化，使学校管理井然有序而不断向前迈进，这是一种难得的管理者的素质。郭贵春从1994年走上学校领导岗位，从校长助理到常务副校长，到党委书记兼校长，郭贵春的业绩在学校有目共睹。

郭贵春把从事教学与科研比做排球比赛的“主攻手”，把管理工作喻作“二传手”。在管理上，他推行三个结合：坚持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坚持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相结合，坚持制度管理与情感管理相结合。实际上就是强调以人为本的文化管理。各个学院给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分别设立相应的工作空间，营造创新的氛围。这几年，山西大学进行的人事制度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后勤社会化改革，以及实行的各种奖励、政策以及创新人才岗位津贴，都是尊重创造、鼓励创新、扶持冒尖的体现。

高等教育国际化形势要求大学必须敞开胸怀，用开放气度、世界眼光和全球意识开拓大学的未来。山西大学目前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开展校校合作、校企合作，显示了扩大开放的气度。

2004年，在巩固已有校际关系的基础上，山西大学与日本关东大学、英国伯明翰大学、韩国培林大学签定了校际交流协议，开辟了新的校际交流渠道。聘请了来自美国、日本、法国、德国、俄罗斯、爱尔兰等6个国家的10余名长期外国专家，承担学校的本科、研究生多门课程的教学任务。同时加大短期文教专家、科技专家的聘请力度，已接待10多个国家与地区的专家教授，涵盖了学校17个本科教学学院。积极开展中外合作办学，先后与阿斯顿大学、伯明翰大学、美国爱达华州立大学达成了选送本科生的意向。同时注重发展留学生事业，2004年共接受来自意大利、澳大利亚等9个国家的留学生77人，派遣出国交流人员47人。教师参加国际学术会议200余人次，形成了开放办学的新格局，迈出了加快国际化进程的步伐。

校长名片

科学实在论乃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哲学界最为关注的命题之一。

郭贵春于此用功尤勤，国内、国际会议中，其业绩都无一例外成为学者议论的中心。我国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教授主编的《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列专章予以介绍，称“他也许是中国内地始终咬定科学实在论不放、非‘整死’科学实在论不可的惟一一人；也许是中国内地以‘科学实在论’为书名撰写专书最早、最多的一人。”

我们可以简单地翻开郭贵春的简历来解读他的人才价值。

郭贵春，男，山西省沁县人，1952年出生。山西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省委候补委员、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重点学科首席专家，教育部哲学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自然辨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山西省科技专家协会副主席，山西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科学与辩证法》杂志名誉主编。

已出版的著作有：《当代科学实在论》、《科学知识动力学》、《后现代科学实在论》、《近代科学的起源》、《后现代科学哲学》、《科学家的头脑》等专著，主编、译著20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已经完成及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有：“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国家教委科学研究基金”、“ 山西省留学归国人员科研基金”，“国家教育部重大项目”，“国家软科学”，“山西省软科学”，以及“国家教委七五重点科研项目”等20余项。已培养博士、硕士生40余人。2004年郭贵春教授成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98名委员中唯一来自地方院校的委员，是全国公认的著名哲学家之一。他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获得“2004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是山西省迄今为止第一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郭贵春曾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国家有突出贡献的归国留学人员”、“山西省优秀专家”、“百年三晋英才”、“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等多项荣誉称号。1995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聘为“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生指导小组成员”。1998年作为学科带头人成为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首席专家。

郭贵春教授注重教书育人，主张在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基础和平台上进行教学改革，1991年晋升教授以来，以导师身份培养各类高级专门人才40余人，其中博士后4人，博士生32人，硕士生28人。

郭贵春更注重科技哲学整个学科的发展，始终充满振兴学科的激情，积极支持该学科教研人员参与国内外的各项学术活动，促进了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学科整体水平不断提升，保持了在国内同类学科中的领先地位。在他领导下，1998年，获得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填补了山西省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点的空白。

2000年，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成为该学科全国高校唯一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也是山西省迄今为止唯一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2年，科学技术哲学学科被评审为国家重点学科，也是该学科全国唯一的重点学科。

2003年，科学技术史成为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成为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山西大学博士点从1993年实现了零的突破，到2004年博士点总数达到24个，还新增了3个一级学科博士点。

硕士点总数由1992年的18个发展到2004年的90个。

“勉之期不止，多或由力耕。”郭贵春坦言，能有今天的成就，主要得益于多年来的做事专一、执著，一旦认准目标便全力以赴，心无旁骛，不该干的事情一件也不干。在山西大学任教这么多年，面对外面的优厚条件和高薪聘请他从来没有心动过，教学之余便埋头做学问。郭贵春将山西大学百年办学传统概括为“中西会通、求真至善、登崇俊良、自强报国”，如今他正率领学校师生全力建设国内高水平的教学科研型大学。近年来，经过全校师生的努力，学校每年都有新变化、新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郭贵春校长的不懈努力下一所研究教学性大学将矗立在三晋大地。

作者：奇　琳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论文 篇3：

人工智能应用关键技术及进展研究

摘 要：本文研究旨在为将来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功能模块化提供理论依据，为将来人机共生的超级智能系统探索了道路。分析可知现阶段人工智能系统研究的热点在于系统技术功能的开发应用，瓶颈在于技术功能的数学建模与算法优化，而未来人工智能系统的发展难点在于人机共生的信息交流技術。本文的研究工作对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人工智能; 算法研究; 人机共生

【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 research; man-machine symbiosis

0 引 言

为了社会的发展进步[1]，研究学界正在制造出模仿人的意识的机器来服务人类，也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工智能的研究涉及到哲学、神经学、伦理学、社会学、生物学、解剖学、信息科学、物理化学、物理学、心理学、数学、计算机科学、控制论等等，几乎涵盖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全部内容，需要展开跨学科的交叉研究[2]。目前的研究表明，机器智能行为的意向性与人类心灵的内在意向性有本质区别，这是人工智能和人类意识的根本不同，揭示了人工智能无论具有多么强大的单项智能，如计算、存储等，却始终都是人类意向内容客观化的特殊人工制品，是人类意识的现实化产物[3]。

当下的人工智能系统的各项功能在逐步增强，但却仍然是传统的闭环计算机控制系统。分析可知，目前世界范围内正在重点围绕着有关人工智能中各种数学模型、算法与编程的研究，对此拟做阐释论述如下。

1 人工智能机器系统的开发应用

通常情况下，人工智能具有许多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计算机子系统。例如，自学习系统、识别系统、输出动力控制系统等等。这些系统都需要数学模型来构建支持，而数学模型归根究底就是算法及编程。其中，算法就是数学、概率论、统计学等各种数学理论的应用体现，如，传统的比例-积分-微分（proportion-integral-derivative，PID）控制算法、基于线性二次型（linear quadratic regulator，LQR）的最优控制算法、模糊控制算法、滑模变结构控制算法、基于神经网络的学习算法等[4]。所以人工智能机器系统的开发应用都离不开数学算法与数学模型。

人工智能机器的学习有2种：被动学习和主动学习。其中，被动学习是通过编程赋予机器多种复杂的工作模式，就是人工编程后把固定的程序存入记忆单元等待随时调用。主动学习则要先进行识别，考虑到机器的逻辑判断就是选择，为此利用数学模型进行判别来实现机器对事物的识别即已成为人工智能系统的热点课题。现阶段机器的学习大多都是在人类的帮助下完成的。较为简单的机器自学习功能已经具备，但是复杂的学习与动作却还要用到人工编程。而根本原因就是迄今为止仍尚未研发出一套功能完善的自学习系统模型来支持机器完成复杂的自学习任务。众所周知，这样的功能模型的成功问世则要依托于大量的基础理论研究及建模工作。

目前，人工智能语音图像识别的研究主要立足于2个方面，就是：提高识别算法的精度及拓展计算机能够识别的类型，并已取得一系列可观成果。彭熙等人[5]基于特征值统计进行了语音识别算法的研究与设计。汤荣山等人[6]提出了基于卷积神经网络和不完整步态周期的步态识别方法。Wang等人[7]构建了一种以运动信息为核心的端到端物体检测模型等等。所有人工智能的识别均是仿人识别，都是基于机器意识的选择功能。这里即针对基本识别功能给出探讨分述如下。

（1）语音识别。主要是通过现代科技将声音信号转换成模拟电信号，模拟信号经过计算机采集再转换成数字信号（A/D转换）等待后续处理。同时，又利用计算机分析这些数字信号，运算得到语音的特征值（时域特征、频域特征等），并选用算法过滤掉与语音无关的信息，提取特征值参数，这些参数的质量将直接影响语音识别系统效果的好坏。目前，语音识别中的3种特征值参数提取法有：线性预测系数 （LPC）、线性预测倒谱系数（LPCC）和梅尔频率倒谱系数 （MFCC）。总地来说，就是通过语音信号处理、语音特征值提取后建立起语音特征值统计模型，再与数据库中的参考模型进行匹配识别。其中，语音识别算法的核心就是语音特征值统计模型的建立。

（2）图像识别。图像识别中的人脸识别技术现已广泛应用于金融、安检、安防、手机App等相关领域。而实践中常见的二维人脸识别技术已经臻至成熟，但却仍会受到光照、表情、姿态等因素的影响。相对于二维识别技术来说，三维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前景更加广阔，因其对识别对象面部特征的反映更加地真实，包含的空间信息也更加丰富，而且还表现出更高的防伪性，以及更高信息的安全性[8]。诸如，传统的三维人脸识别技术;近年来众多科学家专注于利用深度学习框架自动学习数据特征实现的人脸识别技术等等。

2 人工智能机器系统的发展现状与不足

2.1 智能系统的“功能积累”

要想实现机器的智能化，在实际操作中就要编制类别丰富的学习、逻辑判断程序。而当机器识别到某一种情况时，可迅速调取具体程序来处理相应问题。例如，机器对人声的识别。当机器接收到高分贝、高频的声音信号，先要识别该语音信号是否具有人声特点，在此条件下再做分类判断，系统会建立该语音的特征值模型并启用参考模型来进行对比识别等等。

因此，系统中可调取的判断、识别程序算法的准确度和程序的数量决定了人工智能系统的智能性。程序越多、算法越好，智能性就越高，这也必然就是一个源程序的积累过程。

2.2 人工智能系统发展的基础瓶颈

综前所述可知，人工智能机器系统的研究重点在于算法编程，目前国内关于人工智能数学课程的建设却仍亟待完善。对此可做分析总述如下。

（1）数学课程建设理念落后。表现之一是：人工智能数学基础的课程建设滞后于现实需要;之二是：人工智能数学基础的课程建设的开发力度不够。

（2）大学数学的教师队伍及教学不能满足人工智能发展要求。大学的数学教学应该与时俱进，并能将理论与实践有效结合起来。例如，对于一个识别系统的数学建模。从人工智能的需求来讲，建立特征值数学模型是教学实践任务，但是由于一些原因，教师却只是注重传授理论知识，而对于数学的课题研发实践未能给予充分重视，使得特征值的获取及其建模方法的掌握也未能达到灵活实用标准[9]。

（3）交叉科学的教学与科研仍显欠缺。目前调研发现，国内学生在大学期间只注重本专业教育，忽视专业间知识联系与融合，即便在研究生教育阶段，这一现象也依然存在。当前人工智能系统的发展需要的正是具备交叉领域知识的专业技术人才。例如，在设计仿生机器人时，设计者要考虑法律、法规，以及传统的人文习惯。在大数据应用方面，要考虑个人隐私的保护;在高级机器人的研究中，要考虑赋予机器人感性色彩等。所以，人工智能的发展就需要交叉科学研究来拓展其应用领域，提高其开发层次。尤其是量子理论的加入丰富了人工智能的研究方法和内容，在计算方法之外，量子方法逐渐兴起，而且正向综合研究方向迈进，并已然成为了人工智能研究的一种新方法[10]。

3 人工智能机器系统的发展前景分析

现有研究中，文献[11]通过分析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路线可知，人工智能机器不论是基于符号主义、联结主义还是行为主义，都不是基于对人类认知能力的探求，不能明确语句和语词的意义，机器不具有意向性，因此，人工智能机器并不具备人类理解能力。目前为止，机器仍未能理解“前因后果”。文献[12]从人类进化、认知发展以及认知过程的特点等多个方面及视角来讨论不同主体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态度和行为，把这种态度和行为转化为具体的人工智能设计规范和标准，推动人工智能的良性发展。对此可详述如下。

3.1 人工智能机器系统的机器意识功能

目前，人工智能机器的重要功能多是依靠“给予”，即科研人员把各类判断、识别方法编程植入机器系统。所以近期人工智能的发展除了大量算法设计、软件研发外，另一个基本方向就是硬件系统的升级。人类必须制造出存储空间更大、运算速度更快、体积更小的计算机才能满足机器意识功能的扩展。未来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在于整体科技的进步，如生物学的研究与创新、量子理论的研究与突破、微电子的基础研究与突破、网络科技的巨大进步等等。其中，利用量子理论来突破算法瓶颈，建立强效功能模型则将是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的关键所在[13]。

3.2 网络与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与互联网的融合开拓了一个以网络大数据平台支持的智能系统，使得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与应用前景无限广阔。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需要计算机专家、控制论专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等等的通力配合与协作，需要不同专业的知识交流，互联网的优势之一就在于此[14]。基于网络的人工智能系统能够避免设计上的许多盲区，研究者可以通过网络解决诸多问题并得出最优结果。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无论是网速、带宽、还是无线上网的方式都会为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提供越来越便利的条件，将来甚至有可能发展出人工智能系统模块，设计者只要在网络上利用模块组合即可完成智能设计。最终就是机器技术功能的模块化、接口网络化。

3.3 人机共生

人机互交并不仅限于人类的体能，同时可适用于人机的智能。科学家和工程师将其脑部信息处理与机器设备组合起来，以构建一个比单独的人类或是单独的机械设备更加高效的系统。利克莱德提出了“人機共生”概念[15]。当前，随着生物技术与材料科学的高速发展，人与机器意识层面的信息交流已存在实现的可能。意识有可能完全被生物学家的“脑电波和神经信号”所取代、即所谓的“意识的神经相关项（NCC）”观点，或是单纯的“信息与数码”、即所谓的“意识的物理相关项（PCC）”[16]。近几年出版的《自然》杂志上发布一项科研成果，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科学家设计了一种神经解码器，利用人类大脑皮层活动中编码的运动学和声音表征，将脑信号转换为可理解的合成语音，并以流利说话者的速度输出，准确率达到90%左右。

可以预见，未来人工智能的研究重点就在于人与智能机器意识层面的信息交流，技术上需要攻克的难题是意识“神经芯片”[17]的设计制造。意识“神经芯片”能够连接人脑与智能机器，可完成人脑意识与机器意识的信息交流，起到信息连接作用。

4 结束语

人工智能的机器意识与人类意识有本质的区别。通过分析人工智能学习的原理及特点可知，人工智能的开发应用技术重点在于算法开发，也就是各类机器技术功能的开发应用;其发展瓶颈在于数学建模与算法的创新研究;其未来发展方向在于网络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信息互交融合;以“人机共生”为基础的大脑意识“神经芯片”技术的研发突破。

参考文献

[1] （英）BLACKMORE S. 人的意识[M]. 耿海燕，李奇，译.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

[2] 金吴亦美.  从哲学角度探讨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J]. 现代商贸工业，2020，41（14）：197-198.

[3] 柳海涛.  人工智能的心灵哲学基础[N]. 社会科学报，2020-0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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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雪平 李斌 刘福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