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哲学论文

科学技术哲学论文（精选9篇）

篇1：科学技术哲学论文

从社会建构主义看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社会哲学

社会建构主义认为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从社会建构主义看科学哲学，就会有社会建构论的科学哲学――科学是被社会建构的;从社会建构主义看技术哲学，就会有社会建构论的技术哲学――技术是被社会建构的`;从社会建构主义看社会哲学，就会有社会建构论的社会哲学――社会是被社会地建构的。

作 者：安维复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上海 36刊 名：自然辩证法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年，卷(期)：200218(12)分类号：N031关键词：社会建构主义 科学哲学 技术哲学 社会哲学

篇2：科学技术哲学论文

科学编史学的科学哲学与历史哲学问题

一、历史、编史学与科学编史学 由于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科学编史学问题,所以有必要把涉及到这门学科的基本概念、学术结构等问题作一交待.

作 者：任军 Ren Jun 作者单位：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温州,325011刊 名：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英文刊名：MANAGEMENT AND REVIEW OF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2004“”(4)分类号：B0关键词：

篇3：《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郑重声明

1.《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编辑部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杂志唯一合法的稿件编审机构, 本刊视邮寄到本刊编辑部的书面稿件和本刊投稿网站的电子稿件为正式投稿。其他任何机构或个人所从事的非法组稿与采稿事宜, 均与本刊无关, 敬请广大作者和读者注意, 谨防上当受骗。

2.《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杂志发表稿件的取舍视质量为唯一标准。本刊不收取版面费、审稿费等任何费用, 并按有关规定向作者支付稿酬。本刊从不向作者、读者推销任何书籍、杂志。

3.本刊将依法追究侵权者的法律责任。对于受骗作者请持有效证据向您所在的公安部门报案。

特此声明。

唯一投稿地址:

(1) 书面稿件:山西省太原市坞城路92号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编辑部

(2) 电子稿件:http://www.pstsxu.com

唯一联系方式: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坞城路92号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编辑部

邮编:030006

电话:0351-7011922

篇4：科学技术哲学论文

晚清以降,“儒学”作为普适价值的危机,首先来源于其他宗教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冲击。与此同时,随着“哲学”这一新概念的引进,儒学开始面对自身是“哲学”还是“宗教”的命题。当“哲学”受到“科学”挑战的同时,儒学也受到“哲学”与“科学”的双重挑战。本文所讨论的,就是现代中国与儒学相关的两条线索:哲学与科学之争,以及哲学与宗教之争。

一、哲学与科学

作为一个经由日文中介的外来词,“哲学”从一开始,就被视为西方的学科。在张之洞的理解中,“哲学”与“自由平等”这样的学说联系在一起。与张之洞相反,王国维认为“哲学”就是传统儒学中的“理学”,并建议以“理学”之名代替“哲学”之名。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的中国,“科学”话语尚未全然兴起,“哲学”虽被理解为西洋之“学科”,但尚未被全然“科学化”地理解。如王国维,就同时力图证明“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注:王国维:《哲学辨惑》,见佛雏编:《王国维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第57页。)随着“科学”话语的兴起,是否具有“科学性”成为衡量是否“哲学”的一个标尺。中国传统之学与“科学”的距离,使得现代学人们在判定中国思想是否能称为“哲学”的时候颇多踌躇。葛兆光在《为什么是思想史——“中国哲学”问题再思》一文中梳理了这一脉络:

1918年,傅斯年给蔡元培写信反对哲学算是文科,理由是西洋哲学以自然科学为基础,而中国哲学以历史为基础,那么中国哲学根本不算是哲学。十年以后,他更是直接说古代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只有“方术”,并且明确表示了对这种“没有哲学”的健康的欣喜。1922年,章太炎讲《国学概论》,也说“今姑且用‘哲学’二字罢”,在“姑且”二字中,能看到他的一丝无奈。而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则把哲学史有意识地称为“道术史”,连1903年翻译过《哲学要领》的蔡元培,在1924年自己写《简易哲学纲要》的时候,也把哲学比作“道学”,但又无奈地强调“我国的哲学没有科学作前提,永远以‘圣言量’为标准”,所以“我们现在要说哲学纲要,不能不完全采用欧洲学说”。(注:见葛兆光《为什么是思想史——“中国哲学”问题再思》,《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

冯友兰的《郭象的哲学》发表于《哲学评论》第一卷第一期(1927年)。在文中,冯友兰指出:“看下文我们可知郭象不但能引申发挥庄子的意思,能用抽象底,普通底,理论,说出庄子的诗底文章中所包含底意思……”

③(注:《哲学评论》(The Philosophical Review)第一卷第一期 (中华民国十六年四月尚志学会出版),第104、123页。)

在这里,冯友兰对“哲学”的期待是:“能用抽象底,普通底,理论”。同样,虽然探讨了郭象学说与佛教之间的渊源,冯友兰仍着意将二者撇清:

不过他的哲学根本上是与佛家不同底。佛家的形上学大概是观念论。而郭象的形上学则是实在论。佛学所说之真如门,是形上学底,郭象所论之玄同无差别,是认识论底。所以郭象这一类的道家哲学,虽有神秘主义,然与科学并不冲突。③

以“与科学并不冲突”,来为郭象学说作为哲学的合法性来作辩护,可见当时“科学”话语的强大。与此同时,既然是哲学,就必须要有“系统”。冯友兰指出,虽然“上所引庄子注,究竟是郭象的,或是向秀的,”并不能够确定,但至少“以上所述是一个很好底哲学系统”。日本学者中岛隆博在《“中国哲学史”的谱系学——杜威的发生学方法与胡适》一文中也指出,胡适之所以用“哲学史”来构建他对“哲学”的理解,是因为在胡适看来,是否“自身内部有系统”,乃是“哲学”之为“哲学”的基本前提。(注:中岛隆博在《“中国哲学史”的谱系学—杜威的发生学方法与胡适》,龚颖译,《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3期,第72页。)

在《哲学评论》的第一卷第二期,瞿菊农发表了《哲学与近代科学》一文。作者名下有小标题《牛顿与牛顿以前之科学的哲学》。作者开篇即言:

我个人以为在最近的将来哲学界所讨论的问题,一定比较的着重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之哲学,一方面是价值哲学。Broad, Rusell, Whitehead, Cassirer等学者,对于科学之哲学,很下了一番细密的工夫,但这种工夫,可以说是刚刚开始,并不能说是已经有什么系统的建设。在这方面比较成功的是怀悌黑教授,他总算是在往建设的路上走,亦可以说是已经有了相当的系统。

另外还有一班学者,很在价值哲学上用功,平常所说的伦理学,美学,乃至于国家哲学,教育哲学,都可以说是应当以一种价值哲学做基础的。培黎教授(R.B.Perry)新出版的价值概论(A General Theory of Values)便可以代表这种倾向。

我们现在且不问价值哲学的内容与倾向;我们现在要问的是我们所谓科学之哲学究竟是什么?……

在哲学方面,很不幸的,许多康德以后的哲学家,脱离了科学的大潮流,结果两方面都受到了损失。哲学成了空洞的意见,放弃了他的一部分的责任;科学缺少了批评,渐渐的忘却了他背后的假设。现在的哲学有重新恢复从前批评科学的工作的必要。在科学方面,近年来一方面应用科学十分发达,一方面自相对论出来之后,数理物理学上有许多旧的假设,急待哲学来做一番批评工夫。因此之故,科学之哲学就成为现代哲学上急须研究的问题。

瞿菊农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哲学”必须结合“科学的大潮流”,指导科学,关注科学。为此,瞿菊农上溯到牛顿及牛顿之前的时代,对当时“哲学”与“科学”的紧密关系作了考察。从这里不难看出,在二十年代,“科学”思维是怎样影响着学者对“哲学”的思辨。《哲学评论》第二卷第二期发表了日本学者桑木严翼《日本哲学界之倾向》(程衡译注),在此文中,桑木也介绍了明治之后,“哲学”的引进如何不同于旧时思潮:

明治初年之学者和政治家均学了汉学教育,说政治与道德合一是人生最高的理念,将道德之研究看做对于社会指导者是最尊贵,是适宜的。于是此等学者开始学习西洋的学问时,如可以预想的,惹起最高兴味的题目,即是实践性质的,而当时之哲学亦不过是这样实践的哲学。其后与此题目相关的哲学体系大部亦输入来了。但此新哲学,自然是与旧思潮是处于相反地位。如既所述之思潮,即是儒教及武士道,此种思潮是单重人类的精神方面,要改革须先由现时的兴味的哲学开始不可。如此,贲撒姆(Bentham)及米尔(Mill)的功利主义,斯宾塞(Spencer)及达尔文(Darwin)的进化论,还有若干英美的哲学的科学,如心理学,教育学,伦理学等,便是当时的主要科学。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注:译者原注:“英日文原文均系[主要题目],独德文为[主要科学],今据德文译成。”见《哲学评论》第二卷第二期,第100、100、107、107、107、107、108、108、110-111页。)尚有若干政治家及实际活动的人们,实行翻译此等哲学者的著述,且要将此等学理应用在实际上。我们现在所用的此等科学的术语,多赖于此等学者的功绩。例如,[哲学](日读为(Tetsugaku)(Philosophie)一语,亦是由此等学者中之一人西周才应用。西氏又译了若干关于心理学,论理学之著作。②

在考察了西洋哲学在日本的传播之后,桑木严翼进而对“日本现代哲学的运动”进行了考察。桑木指出:“许多专门学者及非专门学者之中,想建设独创的思想的亦不少。为达到此目的而有两种方法:即直接的与间接的。前者是非科学的形式,大抵要于生活的实际的法则或哲学的方法的基础下寻出新的概念来。此种思想之特性第一是:直观的非论证的,第二综合的非分析的,第三实际的非理论的。要以此思想观念求独创的思想家,一般的均主张东洋文明较比于物质方面有了长足进步的西洋文明,有精神性之优越性。”

③与此同时,桑木也指出:“我们更可以考察求独创性之第二的,即间接的方法。我所谓间接的意思,是要于科学的形式上建设哲学。此间接的作用或方法的研究,常受不能达到独创性之目的之非难,这就是科学者被一般人们和文学者所非难的地方。”

④在桑木看来,任何哲学体系的独创性必要有其“某处之根据,有时是西洋哲学,但是还是以东洋哲学为至。”⑤

在这里,桑木提出了“东洋哲学”的问题。桑木指出,“[东洋哲学]一语的意义,绝非单纯,所以学者研究以哲学的目的也非单纯。我们可以先区分印度及中国哲学之二大系统”。⑥桑木将印度哲学的特性定义为“主观的,观念的,形而上学的”,将中国哲学的特性概括为“客观的,实在论的,经验论的”,⑦并据此,将日本哲学理解为“经验论的”与“形而上学的”综合:

日本民族原始的精神极似古代希腊民族。自两个古代哲学输入之后,此固有的精神就因之稍变,其古代的文明亦因着此二源泉有了二大倾向,即经验论的与形而上学的。⑧

我所以于专门哲学者之对面,即关于所谓[俗人哲学](Laien-philosophie)附录几句话。因关于[哲学](Philosophy),有二不同之用法,即:作为科学之哲学与单是一思想之哲学。……在日本青年间所嗜好之哲学,较比专门学者,更是实际的,非唯理的,更是直观的,主意论的。除了尼采(Nietsche)及葛特(Goethe)外,德国的哲学及思想并不为此等青年所爱。有的由其实际的点来采取英美的哲学,有的採取法伊哲学,因为其存直观的与超睿知的特性。自然亦有要想结合此东西思想而创造新的哲学的。与此等哲学的学说相接近的尚有若干文学及艺术上之诸运动。到近来又有许多社会的与政治的学说输入来,研究了之后,常时与旧来的思想发生冲突。此等文学者因富于感受性,故常常作了新运动的开振者,于此照常是先于体系的思想家,而实际的人们则于最后应用于社会的法则及秩序上。⑨

在桑木的区分中,“科学之哲学”乃是一大重要分支。“于科学的形式上建设哲学”,是通向“独创性”的第二途径,也是科学的时代,“实践的哲学”发生转向后最有效的途径。

由日本到中国,“科学”话语的强大,使得“哲学”不得不始终为自身作辩护,或力图证明与科学的紧密关联。所幸在现代中国,关于“哲学”与“科学”之争,始终也有另一种声音。王国维于“可信”与“可爱”间的徘徊,事实上正映证着他对于“科学”话语的怀疑:

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近二十年之哲学家,如德之芬德,英之斯宾塞尔,但搜集科学之结果,或古人之说而综合之、修正之耳。此皆第二流之作者,又皆所谓可信而不可爱者也。(注:干春松、孟彦弘编:《王国维学术经典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张东荪的《因果律与数理》同样发表于《哲学评论》第一卷第一期。该文有小节《从哲学上批评科学的两个柱石》。

③④⑤(注:《哲学评论》第一卷第一期,第1、17、26、123页。)在文中,张东荪指出“哲学”相对于“科学”的独立性:

西洋哲学中所谓唯理派(Rationalism)大抵就是作这样的论调。(参观拙作《名相与条理》载本年度东方杂志。读者请勿轻视这个唯理运动!须知科学即导源于此。不过科学因为又侧重经验上的实证,所以只是所谓自然的唯理派:即把理性主义灌入于自然主义中而为其副脉。但哲学上的唯理主义仍把理性为正宗以吸收自然,乃适与之相反。所以哲学总能在科举以外而自有其天地。

③……我撰此文的目的,于正面想说明唯理派哲学的本义以外,又想于傍面唤醒中国人对于如实的科学方法的迷梦。④

二、哲学与宗教

当现代中国学人开始探讨“哲学”的现代化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讨论“儒学”的现代化问题。儒学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现代”的“哲学”?学者们的共识包括两方面:(一)“儒学”是否能将自身由“宗教”转化为“哲学”。(二)“儒学”是重逻辑,还是重直觉。这两方面同时也紧密相连,即“儒学”是否能被视为“哲学”,取决于“儒学”是否吸纳了“逻辑”“科学”“实证”的思维方式。

冯友兰在《郭象的哲学》一文中对郭象哲学与佛家的区分,很重要的一点即:佛家是“形上学底”,郭象哲学是“认识论底”。“形上学底”就更接近于宗教,具有某种“神秘主义”,“认识论底”则更接近于“哲学”,“与科学并不冲突”。但与此同时,同期《哲学评论》又有许地山的文章《大乘佛教之发展》,这里对“佛教”问题的收入,也显示出在当时,“哲学”与“宗教”也并非截然分开。⑤

胡适在《先秦名学史》中指出:“哲学是受它的方法制约的,也就是说,哲学的发展是决定于逻辑方法的发展的”。(注:《先秦名学史》,第4页。)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亦是以“科学主义”梳理中国哲学史传统。在《中国哲学的线索》(1921年)一文中,胡适将中国哲学的线索分为两层,一为“外的线索”,一为“内的线索”,并将“内的线索”归结为“逻辑”的“哲学方法”。胡适说道:

所谓时势生思潮,这是外的线索……内的线索是一种方法——哲学方法。外国名叫逻辑(logic,吾国原把逻辑翻作论理学或名学。逻辑原意不是名学和伦理学所能包含的,故不如直译原字的音为逻辑)。(注:见《哲学与论理》(教育杂志十六年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1页。)

在日后为《中国哲学史大纲》重写的文字中,胡适重复道:

我这本书的特别立场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个学派的‘名学方法’(逻辑方法,即是知识思考的方法),认为这是哲学史的中心问题。(注:见《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5页。)

张菘年在为瞿菊农所翻译的William Ernest Hocking的Types of Philosophy(中文书名翻为《哲学大纲》)的序言中说道:

著者固也有他自家的见地。他的见地是属于唯心论的。但这也无妨。你读时,但凡遇到称扬唯心论的地方,都打一折扣就是了。著者本出身于哈佛——美国哲学中心——是美国维新派泰斗罗依士的及门弟子。但罗依士却很有一个好处,就是会听过查理裴士的讲,极提倡,而且颇有贡献于记号逻辑(Symbolic Logic)。凡是学过记号逻辑的,头脑大体清楚。著者本书之有条理,不单因为曾在哈佛讲过多少遍,学过记号逻辑也许是一因罢。(注:该序言作于1931年8月,见瞿菊农编著《哲学大纲》,上海:独立出版社,1948年版。)

在这里,张菘年将“学过记号逻辑”作为称赞一本哲学史教科书的原因。与此相似的是,在谢幼伟《抗战七年来之哲学》中,作者以1947年3月出版的熊十力《新唯识论》为例说明“中国哲学的进步”,其中重要的一点也是其“逻辑”性。作者说道:

第二,我们也不能不承认,熊先生的哲学方法,恃性智,也恃量智。他不仅运用他的直觉,而且也是运用他的逻辑。我们虽可以说熊先生这部书都是体验的话,可是体验有得之后,他却以一种严格的逻辑表达出来。这部书系统的完整,说理的圆融,思想之深入而谨严,不是于逻辑有极好的训练的,决不能写。他提出来的主张,都有理由,都有论证,而决不是武断肯定的。这点我们不能不说,熊先生是把中国哲学过去的缺点纠正了。③④

(注:《熊十力哲学评论集粹》(《熊十力全集》附卷[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673-674、674、675页。)

紧接着这一点,作者继续论证:

“我们更不能不承认,熊先生的哲学态度是哲学的,而不是宗教的……他也不像宋明理学家,要做什么卫道的工作……他只站在真理的立场上,而求理之是。这无疑的是哲学的态度,而不是宗教的态度。无疑的,熊先生也是把中国哲学的过去缺点纠正了。”③

在谢幼伟看来,与“道”、“形而上”相关联,就是所谓“宗教”。与之相反,哲学应当具有“逻辑”的一面,即,“站在真理的立场”,“求理之是”。

同样被谢幼伟视为“改正了中国哲学的缺点”的,还有贺麟的《近代唯心论简释》与章士钊的《逻辑指要》。撇却纯讲逻辑的《逻辑指要》不谈,谢同样强调了贺麟“哲学方法”上的“逻辑性”:

“他也有论《宋儒思想方法》一文,对宋儒的直觉法颇表同情。不过,他所同情的直觉不是前理智的直觉,而是后理智的直觉。所谓后理智的直觉,也即是经过逻辑洗礼后的直觉。而且他复兼采‘分析矛盾破除矛盾以求统一’的辩证法和‘据界说以思想,依原则而求知’的几何方法,所以贺先生的哲学方法,不用说也是兼有了直觉法和思辨法之长的方法。至他的哲学态度之不是宗教的,那更不待言。”④

谢幼伟的观点并不是孤立的。早在三十年代,胡适就指出:“中国近世思想的趋势在于逐渐脱离中古的宗教,而走上格物致知的大路”。(注:见《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第75页。)胡适将“格物致知”理解为科学的路向。在胡适这里,偏向科学、脱离宗教,被目为哲学之发展。但真正的儒者或许会对所谓“逻辑体系”持怀疑态度。金岳霖在《晚年的回忆》中提到林宰平:“我的《论道》那本书印出后,石沉大海。唯一表示意见的是宰平先生。他不赞成,认为中国哲学不是旧瓶,更无需洋酒,更不是一个形式逻辑体系,他自己当然没有说,可是按照他的生活看待,他仍然极力要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儒家。”但在当时,“哲学vs科学”的问题,很容易就转为““哲学vs宗教”的问题,也转为了“直觉/形而上vs逻辑/实证”的问题。

葛兆光先生在《穿一件不合尺寸的衣衫———关于中国哲学和儒教定义的争论》一文中称“关于古代中国有没有‘哲学’,儒家是否算一个‘宗教’”是一个“伪问题”,但同时也认为“伪问题”背后“隐藏有真历史”。(注:见葛兆光《穿一件不合尺寸的衣衫———关于中国哲学和儒教定义的争论》,《开放时代》,2001年第11期。)在我看来,这一“历史”隐藏的正是现代学人重建儒学体系的努力。以“科学”理解“哲学”,从而使儒学脱离“宗教”的这一线索之外,还有另一条路径。从二十年代的“科学人生观”论战,到日后贺麟、张君劢、牟宗三以“直觉”重说中国哲学传统,这些都展现了现代中国学人在“哲学与科学”、“哲学与宗教”之争中的另一尝试方向,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所值得借鉴的。

作者单位:哈佛大学东亚系

篇5：科学技术哲学论文

摘 要

本文通过分析马克思自然理论的基本特点和其中所蕴含的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来挖掘马克思自然理论的现代性意义。通过解读马克思的自然理论,探讨马克思自然理论对现代社会理论和社会实践产生的重要影响,寻求马克思自然理论所蕴含的生态哲学对当代社会发展的现代性启示。

关键字： 马克思 自然观 人与自然对立统一 生态意蕴 现代性启示

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的人化自然观，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在实践活动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应坚持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的统一。这种自然观所蕴涵的生态哲学意蕴在于:要解决和克服自然异化问题不能从自然界中找原因 ,而应从人类社会找出路；突破了人与自然之间要么是征服、要么是服从的思维倾向,确立了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促成的认识基点。

一、马克思自然观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的自然观汲取了哲学史上自然观的优秀成果 ,实现了自然观上的革命,其中蕴涵着非常丰富的生态哲理。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内容:

(一)以实践为基础的人化自然观

马克思总结和概括了19世纪中叶科学的新成果,将自然界、人类和社会历史统一于实践之中进行考察,突破了以往把人同自然界对立起来的自然观念,把对自然的理解融入对历史、对社会实践的理解之中。他认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 1 ] 一方面 ,自然是社会的基础,承认自然界的先在性是考察生态问题必须坚持的原则立场。马克思的自然观确认自然界先于人、先于人类社会,而且明科学技术哲学（论文）

确地把人类社会看作自然界的一部分,指明了“人靠自然界生活,人类社会产生、发展于自然界而不是置身自然之外。另一方面,自然界受到了人类活动的深刻影响,人类活动影响下的自然越来越表现出“人化自然”的特征。马克思自然观的特点在于:第一,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性质。自然的人化不简单等同于自在自然的生物进化,而是具有社会的特点。只有在人化自然过程中,自然界才能成为人类生存资料的来源,也才能成为人与人联系的纽带。如果自然环境被破坏,就等于割断了这一纽带。第二,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的。马克思强调:“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2 ]。第三,人与人的异化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相互制约。前者是在后者中产生的,但后者又加深和制约着前者。

这种自然观所蕴涵的生态哲学意蕴在于: 要解决和克服自然异化问题不能在自然界找原因,而应从人类社会找出路。

(二)在实践活动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

人在改造自然时,既有主动的一面,也有被动的一面。人类活动的每一步成功都意味着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利用。人越是主动地去改变自然,越是受制于自然规律,实践愈深入,受制愈深刻；而受制愈深刻,认识的难度就愈大。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地运用自然规律”[ 3 ]。

人在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能动性,是以对受动性的认识和控制状况为前提的。人类实践史表明,实践活动之所以未取得合乎目的的结果,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只看到人的能动性而忽视了受动性。对受动性的充分认识是能动性充分发挥的基础。在人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实现着人与自然的双向交流,自然不断被人化 ,人也不断被自然化,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被解决。正因为二者的辩证统一,人的受动性并不意味着人类科学技术哲学（论文）

只能消极地受制于自然界,而是意味着人类能够通过正确认识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化受动性为能动性。在人与自然这对矛盾中,人是主导性的一方,在何种程度上解决这一矛盾,取决于人的实践水平。

这种全新的认识视角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局限,突破了人与自然之间要么是征服、要么是服从的思维倾向 ,确立了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促成的认识基点。

(三)在实践活动中,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应坚持人的尺度与物 的尺度的统一

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是满足与被满足、需要与被需要的价值关系。在二者的这种关系中,人是价值主体,自然界是价值客体。只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主体的价值需要才能被满足。

追求真理和创造价值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本内容和永恒主题,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这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体现为必须坚持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的统一。所谓物的尺度即人的活动的外在尺度,就是物的本性和规律,是指自然界自身的内在联系和运行的规律,人只能遵循它而不能违背它,也就是说人类活动必须坚持真理原则和科学精神；所谓人的尺度即人的活动的内在尺度,就是人的本性和要求,是指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即人类活动必须坚持价值原则和人文精神。

二、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意蕴

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的人化自然观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在实践活动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应坚持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的统一。这种自然观所蕴涵的生态哲学意蕴在于:要解决和克服自然异化问题不能从自然界中找原因,而应从人类社会找出路；突破了人与自然之间要么是征服、要么是服从的思维倾向,确立了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促成的认识基点。

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科学考察的基础上,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动异化导致自然界物质正常循环被扰乱,造成人与人社会关系的扭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利润驱动下的生产,以对自然的征服为价值追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自然界的破坏科学技术哲学（论文）

性突出地体现在人的劳动异化中,资本主义劳动表现出反自然的一面。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因为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 4 ]。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条件相异化,劳动过程同时成为破坏劳动赖以存在的条件的过程。当劳动背离了人的发展方向时,对人所造成的危害是深刻的。马克思强调,要立足于社会关系去认识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5 ]。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根本不能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要完全解决生态危机,就要变革社会制度,实现共产主义。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使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有机结合,实现自然的人道化和人道的自然化,从而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三、马克思自然观生态意蕴的现代性启示

生态问题是当代的全球性问题,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现实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直面的一个理论课题。在讨论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时,必然涉及自然观的深层问题。由于所处历史时代的限制,马克思虽未形成自觉的生态文明理论,但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已经为其所觉察。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对未来社会进行预见的过程中,马克思将自己的自然观建立在实践基础上,正确表述了人与自然应有的关系,昭示了一幅社会发展生态向度的理论图景，它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阐明了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与作用，提出了解决生态问题的社会化思路,这些充满生态智慧的光辉思想,在全球生态危机日趋恶化的今天,是解决当代生态问题的指南。

(一)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意蕴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

源于西方的工业革命,使主体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长,同时也使人对自然的破坏力加强,人们在享受现代生产所带来的物质繁荣时,不得不面临环境退化、生态失衡的严峻现实。痛定思痛,人类开始对自身的文化价值进行反思,对发展战略进行重新选择,对自身的生产行为进行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是人与人自身生存环境的关系,在马克思自然观的导引下,人类进一步理解自然、尊重自然、亲近自然。科学技术哲学（论文）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之一的生态目标,即“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6 ]。我国应汲取西方国家工业化道路的教训,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使生产发展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服务,为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服务。这一目标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体现了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自觉认识及对生态环境的高度重视,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符合中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符合人民愿望和国际潮流的抉择。

(二)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意蕴是科学发展观的哲学依据

坚持发展的可持续性就是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充分考虑环境、资源和生态的承受能力,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实现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是以人与自然生态的统一为基础,以人为核心的发展 ,它所追求的是自然、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良性互动。其最终价值取向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及人与自然的和解。这一发展模式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

近代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常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这种发展方式是以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扭曲为前提,不符合持续发展的要求,限制了生产力发展的空间,制约着人类社会的进步。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和谐共生与占有是统一的,这就描绘了一幅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和谐图景,从一定意义上而言,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不断处理、调控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人类生产活动只有在遵循自然规律基础上才是有意义的。

在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落实科学发展观应做到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提高人占有自然的能力,在维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观立足现实,着眼未来,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科学理解基础上的积极思考,它克服了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人的使命就是征服和占有自然的价值取向,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衷共济的全新发展观。选择这种发展观不仅是对解决现实问题的积极回应,而且是对马克思自然观的自觉运用。马克思自然观强调整体和谐的思维方式,强调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必须尊重自然自身的价值，这些真知灼见是确立科学发展观的哲学依据。科学技术哲学（论文）

(三)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意蕴为进行生态教育提供了理论准备

生态教育是在对人与自然关系深刻理解的基础上,依照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围绕环境、生态问题的出现及解决,传播环境知识、培养环保意识,促进公众对国家环境政策的理解与认同,促使人们自觉养成保护环境的社会风尚。它所传递的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对环境负责任的理念,就是要说服人们把自己的所得与环境的所失,把环境的所失与他人、后代的得失相权衡,纠正片面的物质追求倾向,以生态美的观念引导公众。

环境问题的产生,既是一个自然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表面上,环境问题是由某些生产技术引起的,但深层次上,人们所追求的目标,社会所倡导的价值取向以及人对自然不断扩张的物质欲求,人对自身征服力、驾驭力的盲目崇拜等,才是导致环境问题的社会文化根源。因此，环境问题实质上是人的问题,要摆脱危机,不仅需要技术上的努力,还应充分调动人的环境责任意识,促使人们对自身的价值观进行反省,对自身生产、生活方式进行调整，促成人自身的转变,这是环保教育的根本任务。马克思自然观蕴涵的生态思想则为环保教育作了最好的理论注解,环保教育的最高层次是文化观念层次,这就需要运用马克思自然观对公众进行教育,促使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培养人们自觉的环保意识。科学技术哲学（论文）

结 论

在解读马克思自然理论过程中, 我们获得了重要启示。历史经验证明: 今日的生态环境效益, 就是明日的生产力基础；破坏了今日的生态环境,就等于剥夺了后代人赖以安身立命的支持系统。我们不应该把生态问题推给自然,更不应该不负责任地把生态问题全部推给我们的后代。作为当代人我们应该有所作为,在生产发展中寻求社会的全面进步, 在社会的发展中寻求人与自然的长期和谐发展。

致 谢

通过这门课的学习，我开阔了眼界，对哲学这个领域充满了兴趣。尤其是课上老师讲解的方法论对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影响很大，受益匪浅！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努力做到学以致用！再次感谢李老师深入浅出的讲解和同学们精彩的演讲！

参考文献

[ 1 ] [ 4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78 ；97 ；120.[ 2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6.[ 3 ]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83-384;385.[ 6 ]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

篇6：【专业名称】科学技术哲学

【专业代码】010108

【内容简介】科技哲学是一个具有文理交叉特色的专业，既招收哲学、社会科学，也招收有理、工、农、医背景的本科毕业生。作为我校国家985创新基地“认知与行为”的主要支撑学科，本学科强调国际合作研究与联合培养，要求学生有出色的外语能力和把握本学科学术前沿问题的能力。进入本专业的学生既可以选择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可以面向现实问题，按兴趣、专长、择业进行量身打造。

【研究方向】科学哲学，科学的社会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STS），逻辑与科学方法

篇7：科学技术哲学论文

论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何以可能--兼论科学问题哲学解的意义

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何以可能的问题及与此相关的二者的中介问题,长期以来被我国哲学界所忽视.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在其经典著作中是非常关注这些问题的.蕴涵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科学问题的哲学解便是将哲学和科学沟通起来的.中介.科学问题的哲学解是指科学主体在一定时代的科技知识背景条件下对某个科学问题不能从科学角度用科学方法作出准确的解答时,而从哲学的角度用哲学思维的方法解答的结果,其实质是哲学科学化和科学哲学化双向运动的结晶.这为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成为可能奠定了基础,一方面,科学问题的哲学解是哲学通向科学的中介,使哲学作为科学的理论指导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科学问题的哲学解是科学通向哲学的桥梁,使科学作为哲学的基础成为可能.该研究对于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充实、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的发展,以及对于深化哲学和科学的关系的理论等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作 者：刘冠军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齐鲁学刊>编辑部,山东,曲阜,273165刊 名：自然辩证法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年，卷(期)：17(2)分类号：N031 B02关键词：哲学 科学 科学问题的哲学解 关系 可能 意义

篇8：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哲学反思

一对科技工作者进行科技伦理教育, 提高他们的自身素质

科技带给人类的一切负面效应不能归结于它自身, 但是科技活动、科技方法、科技成果以及成果的运用等, 很大程度上渗透着社会文化和伦理道德的因素。爱因斯坦曾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么用它, 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 完全取决于人自己, 而不取决于工具。”科学伦理和科技工作者自身素质和社会责任感的高低直接影响到社会发展的前景。科技伦理教育, 能够使科技的利用置于合理的道德理性的指引之下, 达到最大限度减少出于恶劣目的运用科技成果的效用。此外, 合乎道德理性的科技伦理还可以弥补单纯的科技理性之缺陷, 加强科技工作者对于科技开发、科技成果运用的道德责任感, 就可以发挥科技伦理在科学技术运用中的积极作用, 明确人们的科技行为, 从而带来有利的结果和正面的效应。

二正确看待科学技术本身在消解科学技术负面效应中所起的作用

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不应归咎于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 相反恰恰是由于欠发达的科学技术所引起的。那些认为科学技术发展过度或发展到极限的观点是荒谬的, 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 无一例外不是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来化解。高科技的开发与运用通常可以加强科学技术的正面效应, 弱化或消解旧技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且科技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日益在弱化与消解科技负作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适当行政干预是科学技术正确发挥效用的必要手段

政府运用行政手段适当地对科学研究及某一科学成果的运用进行干预, 能够使有发展前景的科学研究和科技成果得到强有力的支持, 从而尽快地为社会服务, 为人类造福, 还可以通过法律法规严令禁止那些具有潜在负效应的研究内容或应用项目, 避免给社会造成灾害或危难。如1996年克隆羊多莉诞生以后, 有些科学家就提出了克隆人的问题, 但在技术、道德问题尚未明确之前, 许多国家的政府迅速作出强烈反应并出台法律法规, 明确要求禁止克隆人问题的研究。1998年1月12日, 欧洲19个国家在巴黎联合签署了《禁止克隆人协议》。近年来, 科技的飞速发展以及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对生态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已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一些国家政府纷纷制定政策, 出台法律、法规, 发挥舆论的教育宣传作用, 为削弱科学技术负面影响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四大力弘扬人文精神, 倡导公众参与, 增强公众科技意识

尽管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自身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负面效应, 但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技成果的运用受到一定社会条件的限制, 因此旨在利用科学技术自身的力量来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想法事实上是不现实的。大力弘扬人文精神, 增强公众科技意识是消解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意味着科学技术的功能和作用不能只从科学技术本身去理解和说明, 更应从人和社会的角度去把握和解释, 只有在人和社会的指引和调节下, 在那些高尚的人文精神熏陶之下, 科学技术才会朝着造福人类的方向健康发展, 而最大限度地减轻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此外, 还应正确发挥社会公众的作用, 积极倡导公众参与, 加强对公众的科普宣传, 尤其是那些给人类社会造成较大影响的科技成果, 理应在运用之前使公众有一个基本的、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这是解决科学技术的负效应的群众基础。

总而言之, 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 要正确地对待科学技术的双重作用, 克服其消极的作用。反对科技悲观主义一味否定科学技术正面效应的做法, 对科技的功能进行积极反思, 充分发挥科技的有利作用。我们坚信, 只要人类合理地利用科学技术, 人类的明天会越来越美好。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美]杜卡斯·霍夫曼.爱因斯坦谈人生[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4:72

篇9：科学技术哲学论文

关键词：希腊哲学；科学哲学；水原说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15-031-01

古希腊哲学是欧洲哲学之始，是人类认识史上伟大的思想宝库，对后来哲学思想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恩格斯曾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希腊哲学中的一些科学因素对科学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也有着深远影响。若无苏格拉底的伦理哲学等哲学假说的研究，也不会有近现代的西方乃至世界的社会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的社会科学伟大成果。

哲学概念在古希腊的内在底蕴是思考希腊哲学中科学因素的理论参照和逻辑始点。由于哲学内涵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因此我们要以哲学在希腊的本义为依据而不应该涉及近现代意义上的哲学理念。希腊人最初将哲学称为“智慧”。后来苏格拉底为了与诡辩学者相区别，称自己是爱好智慧的人。因此爱好智慧、流传智慧便是哲学的意思。因而哲学是“智慧”及其追求过程的统一体。

有关智慧在古希腊的理解，亚里士多德认为，“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我们不以官能的感觉为智慧；谁能懂得众人所难知的事物，我们也称他有智慧。”可看出亚里士多德的结论很明确；智慧是一种关于事物普遍规律的知识，智慧告诉人们的不仅是有关事物的一般“what”，更重要的是“why”。他又指出：“谁能更善于并更真切地教授各门知识之原因，谁也就该是更富于智慧”；“为这门学术本身而探求的知识总是较之为其应用而探求的知识更近于智慧。”这些论述虽有一定局限性，但可见哲学在古希腊有以下特征；1、哲学研究对象是有关事物深层的原理和原因的知识，而非表面的显现知识。2、哲学具体内容是一种关于科学知识的体系，它根植于对自然、社会发展和规律进行的具体探索和认知过程中而决非宗教信仰。3、哲学思维方式是逻辑抽象的，是人们借助抽象思维对概念和规律的提升与把握的过程及其成果。因此对“自然”、“宇宙”及其“本原”的终极追问和探讨贯穿于希腊哲学始终的问题，兼具了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双重任务。因此哲学在古希腊所代表的内涵就体现了其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包含了自然的真实性、普遍性、规律性在其中。

有关古希腊哲学起源的认识主要有四种观点：宗教说、阶级说、概念说、水原说。但是国内外有关论著往往都把泰勒斯率先提出“水是万物的始基”的哲学命题视为希腊哲学史上的第一人。罗素认为，“每本哲学教科书提到的第一件事都是哲学始于泰勒斯，泰勒斯说万物是由水做成的。”在哲学起源中有多少科学因素呢？须从哲学起源加以反推，自泰勒斯向前追溯，追寻一下作为潜在哲学形态下希腊人的认知成果及其发展轨迹。作为潜哲学形态的思想意识在希腊的形式有：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宗教神话。它们渐次进化，最终进入了哲学王国的门槛。科学技术是人类最基本需要过程中的经验积累与概括。科学技术及科学思维作为潜哲学形态的思想意识，从一开始就彰显了对古希腊哲学普遍性、客观性、规律性和精确性的思维气质产生了重大影响，是人类认识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文学艺术是潜哲学时期另一主要形态，早期的人类在与自然与他人交往中，猎取了某种自然物的胜利而欢乐中，逐渐懂得了一种特殊需要表达和流露。这些生活情感经语言提炼和思维加工后便形成了最初的文学艺术，反映了他们原始而真实的精神、心理、情感和文化的内容，包含着后者对自然法则关切的萌芽，是人类认识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古希腊宗教神话的思想形式、表达方式和研究内容接近哲学，广泛涉及自然、人生和社会各个领域。在希腊神话中，奥林匹斯神是整个希腊世界的折射与再演。古希腊哲学就是在神话之中发现它隐藏着的其它意义并推侧更深的逻辑规律。这影响了早期希腊哲学的思维意向的追寻。综上所述，早期希腊的科学思想、文学艺术和宗教神话作为哲学思维的潜在形态，潜在地规定了后来起源的自然哲学，是后者最为重要的思想基础。

泰勒斯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水，基于潜在哲学时期的思辨，通过经验归纳得出的：生命本身的维系对水的依赖，对生物之水状源的观察，水的三态转化和可塑性，以及水作为常见组分存在于多样物体中，泰勒斯得出结论——水是万物的本原。水原说首先对世界的本原问题做出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回答，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水构成的，而不是神所创造的。这是第一个与宗教蒙昧相对立的唯物论的世界现，表明人类智慧已祛除了神话迷雾，透露了人类理性思维的神圣之光。关于水是万物的根源，标志着人类认识从直观幻想朝观察思考过渡，开始了人类以科学分析与哲学概念认识世界的新纪元。

科学、常识或神话之间最重要区别是科学的探索性。该探索和批判的精神和谐一致地贯穿于古希腊哲学的思维方式中，在新的推测和批判的过程中求得发展。希腊哲学充分体现了借助于思维内部的逻辑力量实现超越性和独创性发展。他们在经验观察和理论思维的结合中，注重对自然基本原理的研究，形成了以思维抽象和理性逻辑为表征的系统知识，这种探究模式又反过来助推了以抽象思维为基础的求知自然总体原因的思维飞跃。

古希腊时期是人类认识史上的黎明时期。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最初的自然科学尚不可能独立地对自然界进行解剖研究，而是在哲学的母体内孕育萌生，借助于哲学的思维形式去思辨地、臆测地把握自然界。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在古希腊哲学中占有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9.

[2]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