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元素的电影艺术论文

2022-04-27

摘要:从宏观上来看,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军事实力决定其国际地位,但本质上来说,文化对国家的影响才是最大的。文化是民族历史的沉淀,是民族生存繁衍、发展壮大的生命之源,是一个民族的活的灵魂。文化如此强大的影响力是有其软实力决定。所谓软实力即是一种能让别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的力量,它包括政治观点、外交战略等。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影响中国元素的电影艺术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影响中国元素的电影艺术论文 篇1:

论侯孝贤电影美学的隐性基因

摘 要:侯孝贤在朱天文等当年“三三文学社”成员的影响下,对胡兰成及其美学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和认同,他的电影美学隐藏着胡兰成的美学基因。他电影中的自然景观以及冷眼旁观的叙事手法遵从了大自然“五基本法则”;胡兰成所谓“喜反与好玩”,表现在侯孝贤身上就是“黑道情怀”、“侠义情结”与“士”的观念,也成为他与众不同的创造力。侯孝贤重视女人的“直觉”、“美感”,逐渐关注女性内心,塑造了不少充满了元气与生命力的女性形象。他的电影也如胡兰成的散文一样,散淡而富有韵味,体现和发扬了中国的抒情传统。

关键词:侯孝贤;胡兰成;电影;美学;自然;女性

1982年,侯孝贤与朱天文开始了电影合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天文小说的气质与韵味在侯孝贤的电影里不断显现。以至于阿城说,朱天文并非是侯孝贤的御用编剧,反而侯孝贤是朱天文的御用导演。如果要探究电影里朱天文小说的气质与韵味,就不得不提到胡兰成。朱天文年轻时受到胡兰成的点拨,立志做胸怀中国的“士”,重建礼乐世界。在她一步步转变写作风格的过程中,胡兰成的魂魄一直是在场的。直至新世纪的《巫言》还在以文字炼金术“为胡兰成老师找回一处超越成败是非、可等待的历史起码安居之地”。①可见,朱天文始终安身立命于胡兰成的思想体系中,恪守着胡兰成的礼乐美学,毋庸置疑地成为侯孝贤与胡兰成隔空神交的桥梁。侯孝贤相与的文化界人士中,吴念真、唐诺、朱天心、丁亚民等也都是胡兰成的弟子,后来参与侯孝贤电影团队的阿城也是胡兰成的拥趸。侯孝贤也多次在接受访谈时谈及胡兰成的作品。可以想象,侯孝贤的知识构成与美学背景应该有胡兰成的文化观念。纵观侯孝贤的电影作品,也不难发现,他尊重与遵循自然法则,表现侠义情结与“士”的精神,想象与建构女性世界,与胡兰成的美学观念都有着必然的联系和内在的对应,使得电影的画面、意蕴、敘述与抒情都非常独特。

一、天道无亲:尊重自然基本法则

胡兰成认为大自然有“五基本法则”,即意志与息的法则、阴阳法则、有限时空与无限时空统一法则、因果性与非因果性统一法则、循环法则。大自然从意志和息的“无”中产生“有”,拥有意志与息,山川草木、作品文章气韵生动,寻常人家、日常生活也是礼乐风景。中国文明是从大自然的“无”里悟得,所以中国文明的生活样式也都对应着大自然。基于“五基本法则”,胡兰成又提出礼乐之学,包涵了政治、文章、音乐、器物等多个方面。在他看来,中国文明就是礼乐文明,形成了举世独有的礼乐风景。当然,无论是“五基本法则”,还是礼乐之学,追根溯源都归结到自然界。“一个民族的程度,是看它怎么的对待自然界”,“文学的程度,也是看它怎样的对待自然界”。②如果让胡兰成评论电影的好坏,他应该也是看电影怎样对待自然界的。

侯孝贤偏爱用空镜头、长镜头直接呈现大自然景象。他镜头下的自然景物并非是单纯的符号,而是以真实的面貌诉说自然的“息”动和生命的感动,自然景物成为情感的依托载体,给观众意味隽永、回味无穷的感受。《童年往事》中多次出现一棵在风中摇摆的树,这是表现“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情感。《恋恋风尘》中的山城远景,疏疏点点的人影,缓慢移动的云影与长长的海岸,让观众感受到青春少年的辽远而潜藏的忧愁。《刺客聂隐娘》时间最长的景物镜头是凌晨的山村风景,湖面雾霭回旋,层峦倒影水中,林间寒鸦数点,环境的静谧与自然的律动完美融合,极具中国水墨画的韵味。影片最后,云雾慢慢从谷底升起弥漫开来,最后遮罩了全部的山川树木。嘉信公主独立山顶,天地的空灵寂寥映衬了她的孤独无助,整个画面气韵流动、动静有致,浸润着“坐看云起时”的禅意和“无”的道家思想。侯孝贤的电影遵循着自然的“意志与息”,画面虚实相映、天人合一,充满了生命的张力,可谓在咫尺间视通万里,于凭栏处念天地悠悠。

侯孝贤关注人事与自然的本真状态,希望能透过自然法则下人们的活动拍出天意,呼应了胡兰成的大自然“五基本法则”。胡兰成理解天意为“自然是无情而有意”。③侯孝贤能凭直觉顺应自然的“意志和息”,例如电影中的空镜“并不为了介绍环境或负担剧情推进什么的。虽说是‘空’,但有一种气息,一种意思在那里”。④他看到不错的自然景象就会拍,看到天气变化就会想什么戏跟这个有关,拍戏能随机应变,下雪、大雾各有拍法,电影剧情也顺应天气变化而改变。拍《童年往事》碰到大雨,就马上叫来三轮车,拍一场妈妈冒雨出门就诊的戏。为拍出天意,侯孝贤能耐心地等天气、等光影、等状态。《刺客聂隐娘》中的变化无常的云海、层次分明的雾岚让观众叹为观止,很多镜头都是侯孝贤在武当山、神龙架等地等来的,当时要随时准备组织人员,架好机器,捕捉这些稍纵即逝的景象。在电影中,这些云雾的流动与人物的情绪、感情变化相得益彰。他特别喜欢自然的本真状态,《刺客聂隐娘》影片开场不久,大僚与小儿嬉戏,画外蝉鸣噪烈,室内轻声低语,银幕上夏日光影流动,满溢着唐代的空气,那是来自大自然亘古不变的光与风。剧中隐娘在帷幕之后,观察田季安与胡姬的言行。当时侯孝贤利用了自然风,飘动的帷幕薄纱,忽明忽暗的灯火,若隐若现的人影,“人与自然共同创造出一种玄幻,一种神秘,一种气氛,也创造出有限的画面之外无限的那个宇宙。”⑤侯孝贤遵从了大自然的基本法则,捕捉人事与天意的契合点,于银幕的有限时空创造了历久弥新的感动。

侯孝贤在摄影和电影叙述上通常会采用“远一点,冷一点”的手法,很多论者谈及这点都会提到《从文自传》的写法对侯孝贤的影响,但忽略了他对道家之“道”的感悟与理解。侯孝贤认为“古代基本上是‘天道无亲’(自然规律无分亲疏),道家最早的想法:简单一句话,夏天来了春天让开。有一个自然法则,在这个规律里面,便牵扯到人的状态——不应该在这个位置,你就应该走,你还不走会影响(其他人事物)的;基本上该退就要退,所以道家是扶强不扶弱”。⑥老子语“天地不仁”,胡兰成理解为天地自然存在,对待万物平等无差。顺应自然法则,有时人会显得无情,也是侯孝贤对天道的理解。《童年往事》中父亲、母亲、奶奶的死亡,丢下一堆未成年的孩子,天道无亲,让人无可奈何,局外人般冷静的叙述衬托出时代与人世的凄凉。《刺客聂隐娘》原著是与道教有关的唐人传奇小说,侯孝贤选择这个题材辩证地阐释了“天道”。聂隐娘表情冷峻,少言寡语,来去无影踪,可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影片开始,她杀大僚干净利落,似乎印证了“天道无亲”的意义。但随着剧情的发展,聂隐娘选择了不杀田季安,也不杀精精儿,因为“不杀”方能保持各方力量平衡,才能有效维护魏博的稳定,整个天下不至于礼崩乐坏。聂隐娘的“不杀”也是有选择的,她对于精精儿派出去的杀手格杀勿论,还借刀杀掉了空空儿,最后对师父也潜藏着杀机。不能简单地把聂隐娘“不杀”理解为“人道”战胜了“天道”,她还是在替天行道,人事顺应天道才有人间的礼乐文明。侯孝贤“远一点,冷一点”的手法,并非单纯地减少主观情感的渗透,更多是尊重自然规律,用影像演绎“天道无亲”。

二、喜反好玩:侠义情结与“士”的精神

侯孝贤电影中有着强烈的“黑道情怀”、“侠义情结”,他每部电影会或多或少地吸纳一些黑道、帮派、流氓的元素。如《童年往事》《风柜来的人》中一群精力旺盛、打架斗殴的年轻人,《悲情城市》中的靠做流氓帮维护当地利益的林氏家族,《千禧曼波》中的义气与温柔并重的捷哥,都是非黑非白、亦正亦邪的人。《南国再见,南国》《刺客聂隐娘》是侯孝贤直接刻画江湖人士的电影,呈现了他对黑道、侠义的理解与想象。侯孝贤的“黑道情怀”、“侠义情结”是“游侠列传式的、水浒式的、罗宾汉式的”,⑦带有边缘、任侠、义气、叛逆主流而又胸怀家国的意味。

侯孝贤“黑道情怀”与他年轻时期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学时,侯孝贤就与小混混组成帮派,游荡在高雄凤山街头,打架斗殴、自制刀具、偷钱赌博全都干过。但是,侯孝贤当时看了很多言情、武侠小说,武打电影,拓展了自己的想象和视野,无形中有了侠的自觉。当兵后,侯孝贤逐渐与以前的生活方式告别,年轻时荒唐而丰富的生活经历成为了他电影取材的宝库,在编剧、拍戏、当导演时,就会把以前的经历、想象放到影像里,《童年往事》《风柜来的人》《南国再见,南国》中都有侯孝贤年轻时的影子,《刺客聂隐娘》的原著也是他年轻时看过,很早想要拍的作品。工作之后,侯孝贤血液中的倔强因子依然没有流逝,江湖气息有时显得“好玩”。做了导演,看到同事争执,想追着要打。他与计程车司机政治观点不投,便下车厮打。他和台湾黑道教父之一、“四海帮”前帮主蔡冠伦是儿女亲家。侯孝贤“黑道经验”也增强了他的领导力,遇到一些导演当场给他难堪,他会说“到外面去”,直接简单地化解问题。

胡兰成也喜欢结交江湖中人。他曾与青帮的吴四宝过从甚密,而吴四宝的太太佘爱珍就是胡兰成最后的妻子。胡兰成在日本时也与游侠多有往来,也拜谒过当年追随孙文的老浪人。胡兰成对江湖中的黑道、帮派的评价不同世俗,“白相人的富贵荣华,是人爵亦是天爵,非官非商,而自有福禄寿三星来照临,喜气如水”。⑧用胡兰成的观点来看,“黑道情怀”、“侠义情结”可称为“喜反与好玩”。“反者道之动”,“反”是创造,是一种作为。以孙悟空为例,他是妖魔出身,归正了妖气就能建功立业,正与邪相斗也相融,即所谓“喜反”又“好玩”。

在电影素材选择上,侯孝贤的“喜反”表现为敢逆主流,独具慧眼。《戏梦人生》中的李天禄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我们很容易就会贴标签说人家是‘汉奸’就像前面提过的胡兰成。李天禄一出生,就在日本人统治之下,那是所有他知道的世界,在这种情形下,很难简单用道德评断他的行动。所以我选择站在人的角度,就他当时所处的环境,去看他的一生,尽量客观地来看他所见证的时代变化”。⑨侯孝贤能超越世俗看出边缘人的与众不同之处。他想拍摄胡兰成的夫人佘爱珍,佘爱珍年轻时也曾经历枪林弹雨,也是民国时期上海滩的黑道大姐大,前夫吴四宝是流氓、汉奸。侯孝贤认为佘爱珍为人繁复华丽、大方世故,是中国女子的典型。这种看法违背主流,新颖大胆,以至于拍摄计划至今也难落实。

“喜反”也表现为侯孝贤在电影美学上的固执与坚持。《红气球之旅》中有布袋戏“张生煮海”的片段,这个中国元素的启发来自胡兰成。“胡兰成在《今生今世》提过‘张生煮海’,给他改了个名字,叫‘求妻煮海人’,……意涵是象征的,表示这个人个性执拗、非常固执。我觉得这样的固执蛮动人。”⑩侯孝贤显然赞赏和认同煮海人的痴执性格,从《风柜来的人》之后,他执着于自己的电影美学,不考虑观众,也不与市场妥协,用胡兰成的话说是“为神而舞,不是为观众而舞”。{11}《刺客聂隐娘》中“青鸾舞镜”的典故,“一个人,没有同类”的戛纳宣传语,意味着聂隐娘的孤寂落寞,也透露出侯孝贤对自己电影美学孤独悲情地执着与坚守。他的电影从内容和表现手法来看,《刺客聂隐娘》是典型的“反”電影,“具体表现为反动为静、反言如默、反虚入实、反西归中、反武以文,从而形成了其影片‘无导演的导演’、演员‘无表演的表演’、关注‘前因后果无情节’的特征。”{12}“反”、“无”的呈现,使得影片特立独行,创造了武侠电影的新模式。

胡兰成将很多有侠义精神的人归为“士”,认为汉唐以来开国英主与将相,大多是白相人出身。任侠为文魄,他提出读书人要做胸怀天下的“士”,这对朱天文等“三三”文学社的成员影响很大。侯孝贤年轻时就有了侠士的自觉,工作之后的侯孝贤更有意做一名“士”。侯孝贤参与很多政治活动和公益事业,比如组织“族群平等行动联盟”、举办“民主学校”,积极保护原住民文化,为新移民女性争取正当权益。从侯孝贤的电影来看,他越来越喜欢以自己的方式讲述家国历史,自觉传承中华文化。《悲情城市》突破政治禁忌,言说了台湾历史创伤“二二八事件”;《戏梦人生》、《好男好女》对台湾20世纪的历史动荡和人生抉择作了深刻的思考和反省。《刺客聂隐娘》画面复活了中国礼乐文化,道具、服装、发饰、舞乐、言语,让观众有穿越时空之感。故事中家庭、藩镇、朝廷,个人情感与政治立场,忠孝礼仪的儒家传统与天道无亲的道家思想,各种矛盾、关系交织融合在一起,呈现了中国历史的复杂厚重与中华文化的多元博大。聂隐娘最初对师父的命令言听计从,随后主体性逐渐凸显,她不听命于任何政治团体,不再无选择杀人,实现了从刺客到侠“士”的转变,最终维护了中央与藩镇的礼乐,开出了新一轮的太平世界,似乎寄托了侯孝贤自己的人生抱负。

唐诺始终无法苟同侯孝贤的“黑道情怀”,认为这种“不义的反面即等于正义”是侯孝贤过度浪漫,过度一厢情愿的虚假想象。{13}侯孝贤将却这种情怀理解为一种“以天下为已任、打抱不平的观念”,“想要有一番不同的作为”,{14}这与胡兰成所认为的“士”的意义颇有相通之处。侯孝贤在年轻时靠蛮力没有实现的愿望,后来靠自己的电影建构了自己的想象,通过自身影响力实践自己的理想,其人其事亦“喜反”亦“好玩”。

三、女有烈性:女性世界的想象

与中国式抒情

胡兰成认为,女人与太阳同在,是太阳神。人类进入新石器时期,是女人以“感”悟知了“无”,发明了轮、天文、陶器等等,开创了文明。在此之后,男人将女性发明的东西学问化、理论化,女人做的是格物,男人做的是致知。格物重在直感,经由格物,实现与客体的“亲”与“不隔”,才能窥见天机世运,重建礼乐风景。女人直感强,元气足,而理论上不及男人,男人美感上不及女人。胡兰成认为,理论学问压制了美感,也逐渐失去活力,女人要再做太阳,复兴美感,给理论学问以新的生命与形式,进而担当起整个时代。所以,女人不是天生温柔,而是“男有刚强,女有烈性”。{15}《世纪末的华丽》结尾说:“有一天男人用理论与制度建立起来的世界会倒塌,她将以嗅觉和颜色的记忆存活,从这里并予之重建。”这里显然是继承和重申了胡兰成的女人观。朱天文将女人“格物”的“本能”,转化为更加自觉的应用,“《世纪末的华丽》格了服饰时尚,《荒人手记》格了同性恋衍及的知识,《巫言》可能格了现象不忍看的”。{16}

作为侯孝贤和胡兰成之间的桥梁,朱天文的观点、创作、荐书都不断影响着侯孝贤对女性世界的认识与理解。侯孝贤早期的几部影片中,女人一般都是处于边缘地位,对应了他小时候接触的三个女人:母亲、姐姐和祖母。这些女性包容、吃苦耐劳,缺乏独立意识,是传统的中国女性。很长时间,侯孝贤都不曾思考过她们的内心世界。当侯孝贤的功力与思想日趋成熟,他逐渐发现了一些跟女人有关的事物,也关注到了女性的内心与感性特质。当初他接受朱天文推荐的《从文自传》,就是相信她女性的直觉。在《好男好女》和《海上花》里,朱天文“所提供的关于女人的面向是有决定性的。尤其是《海上花》,我相信侯孝贤是透过我来拍女人”。{17}在对女性心理和直感的认知上,侯孝贤也接受了胡兰成的女人观。胡兰成关于女人是太阳神的这个说法,来源于日本天照大神的传说。侯孝贤也借用了这个传说,解构了电影《咖啡时光》中人物内心。电影里的男性角色都没有直接用语言来表达对阳子的爱,侯孝贤认为日本太阳女神天照大神的传说,意味着日本表面上是以男性为主,其实有深厚的女人文化底蕴,女性的位置很强悍;“女人才有现实感,现实感非常强;如果她不说,那么男的就傻瓜一样,什么也猜不到”。{18}侯孝贤虽然没有像胡兰成那样把女性推为文明的创造者,但肯定了女性在人类创造文明过程中的能力、位置和主体性,认同了女性的现实感。

侯孝贤如胡兰成一样从女人身上学得了“直觉”、“美感”,很多时候在拍摄现场的判断,不是靠逻辑的思维,而是依循直觉,电影也更加着力女性的形象塑造和心理挖掘。他用琐碎的情节、静默的镜头来表现女性的世俗生活,不断建构着日神后裔的世界。他把内容隐藏在影像表面,形成了开放式的结构,让观众去探寻、诠释女性的内心。《海上花》中长三书寓的零散生活,简单零散的情节,反映了妓女的爱怨情愁和幽微的人际关系。《千禧曼波》中年轻的Vicky游走于阴暗狭小的空间,挥霍掉美好的时光,留下的是青春的残忍和伤害。《刺客聂隐娘》省略了惊心动魄的戏剧冲突,剪掉了吸引眼球的武打场面,把驱动故事的原因设置在聂隐娘冷静沉默的表情之下。这样的女性不再是男性的陪衬或电影中的边缘人,而是充满了元气与生命力的主体,虽然她们可能不是主流生活中人。

女性坚强的生命力吸引着侯孝贤,他说:“我的电影为什么往女性身上走,有它的道理,她们慢慢吸引我。所谓‘女性烈’,不仅烈,还有侠气,非常过瘾。”{19}《刺客聂隐娘》无疑是侯孝贤想象女性最具代表的电影。聂隐娘性格刚烈,带有侠气的形象,既满足了侯孝贤的“侠义情结”,又在直觉、行事等方面吸引着侯孝贤。在“侠义情结”上,聂隐娘继承《童年往事》《风柜来的人》《南国再见,南国》中叛逆年轻人的余绪,在银幕上实现了侯孝贤施展抱负、干一番大事的侠客梦。电影中看不到聂隐娘杀与不杀后面的逻辑推理,可以说她是靠女性的直觉,摆脱了师父多年的洗腦,从师父延长的手臂蜕变为独立行事的侠士。聂隐娘一旦获得个人的主体地位,家人、师父都无法干预其行动。她不属于任何政治势力,但又掌控着整个魏博的局势,也消解了民间、江湖、庙堂的对立。这时聂隐娘真担起整个时代来了。

胡兰成以女子为师,毋庸置疑受益于张爱玲最深。他听从张爱玲的意见,解散了文章严密的逻辑体系,文字显得散淡而轻灵。他认为“好的文章从哪一段看起来都可以,因为他豁脱了旋律,又仿佛没有一个中心事件做主题,然而处处相见”。{20}这句话完全就是侯孝贤电影表现手法的注脚。侯孝贤的电影无所谓主题副主题,每一个片断都是主题,都有自己存在的魅力,并不附属于整个主题;整体看时,电影也并不因为片断的各自魅力而相互妨碍抵消。电影片断之间的结合不是靠因果逻辑关系,而是靠游动于其中无目的自由气息。从《风柜来的人》到《刺客聂隐娘》,他的每部电影都没有一个主导的中心主题,而整个电影又蕴藏着统一的气韵。胡兰成还觉得好文章“不但起句,便是写到中间亦随处有看似不相干的句子出来,文章就别有摇曳风姿”。{21}这种创作方法,也是侯孝贤心仪的创作剧本的方法,他“喜欢许多与叙事发展似相干似不相干的各种东西,而排斥因果关系的直线进行。那些不相干东西里丰富的趣味和生机,永远吸引他从叙事的直线上岔开,采以不规则的蔓延”。{22}因而,侯孝贤的电影有显著的“散文化”风格,这种叙事风格来源于中国文学传统。以《诗经》三义中的“兴”来说,“兴”就是托物起兴,跟诗歌主题没什么太大关系,和诗歌内容也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这体现了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特点。侯孝贤可以算是个抒情诗人,而不是说故事的人,他的电影叙事也继承了东方抒情传统。以《刺客聂隐娘》为例,故事情节非常简单,侯孝贤更多喜欢用长镜头来表现与故事情节不太相干的空灵缥缈的雾气、倏来忽去的云岚、恍惚飘摇的烛影,消融戏剧冲突,人与自然相得益彰,使得电影韵味悠长。嘉诚公主抚琴,聂隐娘洗浴是近景的长镜头,华丽至极的表象映衬出人物内心的寂寞与孤独。侯孝贤的电影打散了故事情节,重在挖掘内心,在意表现天道与人事相映相融,正如中国的抒情文体写情写到了天性与事理之际。

1974年,胡蘭成至台湾中国文化学院任教,不久便因“汉奸”身份遭到驱逐,著作出版受到限制。台湾解严之后,胡兰成的作品再次出土,但又面临“台湾意识”、“去中国化”的政治语境,胡兰成处处以中国文明为世界最优的观念显得不合时宜,加之其风流情史以及对“祖师奶奶”张爱玲的伤害,总是很难被光明正大地谈论。然而胡兰成的文笔与美学观又别具风姿,又时常被提及。散文大师余光中虽然批判胡兰成,但也不得不佩服其文字功夫。王德威将胡兰成的礼乐学说作为中国抒情传统现代性的重要环节。台湾“三三”文学社的一些成员曾受其指导,始终认同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很多人现在是台湾文坛乃至文化界的重镇。可以说,胡兰成总是隐隐约约地存在于台湾文坛,对台湾文化界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当下台湾“去中国化”的背景下,这种认同与影响更显得弥足珍贵。侯孝贤与胡兰成曾生活在同一时期,却未曾谋面。幸好侯孝贤有朋友与外界的影响,加上自己的阅读和感悟,从而超越时空掌握了胡兰成的美学密码。侯孝贤的知识构成、审美取向与胡兰成大自然“五基本法则”说、礼乐美学有很多相通、互文之处,这不能用巧合来解释。当然,侯孝贤的电影并非就是胡兰成美学的影像诠释,但他的电影确实隐藏着胡兰成的美学基因,这些隐性基因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电影的素材选择、叙事方式和情感表达。

① 唐诺:《关于〈巫言〉》,选自朱天文:《巫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7页。

②③{11}{20} 胡兰成:《中国文学史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第16页;第226页;第41页。

④⑥⑨⑩{14}{18} [美]白睿文:《煮海时光:侯孝贤的光影记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5页;第411页;第265页;第586页;第131页;第377页。

⑤ 顾春芳:《“剑”与“镜”:心灵的澄澈——〈刺客聂隐娘〉的美学追求》,《电影艺术》2015年第6期。

⑦{13} 唐诺:《读者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3页。

⑧ 胡兰成:《今生今世》,台北:远景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578页。

{12} 林少雄:《侯孝贤的“反骨”:从〈刺客聂隐娘〉看其电影的东方美学意蕴》,《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15} 朱天文:《黄金盟誓之书》,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244页。

{16} 朱天文:《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36页。

{17}{22} 朱天文:《最好的时光:侯孝贤电影记录》,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285页;第336页。

{19} 朱天文:《红气球旅行:侯孝贤电影记录续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589页。

{21} 胡兰成:《禅是一枝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责任编辑:庄园)

On the Hidden Gene of Hou Hsiao-Hsien’s Film Aesthetics

Wu Xuefeng and Fang Zhong

作者:吴学峰 方忠

影响中国元素的电影艺术论文 篇2:

论影视传媒的文化软实力

摘要:从宏观上来看,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军事实力决定其国际地位,但本质上来说,文化对国家的影响才是最大的。文化是民族历史的沉淀,是民族生存繁衍、发展壮大的生命之源,是一个民族的活的灵魂。文化如此强大的影响力是有其软实力决定。所谓软实力即是一种能让别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的力量,它包括政治观点、外交战略等。当今社会是一个科技发展迅速的社会,信息传播速度也有明显的提高,因此文化传播方式及传播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影视传媒是现在社会的主流媒体,并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渠道之一,理应被重视。发展文化软实力已被纳入国家文化发展重要战略,而影视传媒是文化传播的最主要载体,它的影响力及号召力不可忽视,故应重视对影视媒体的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关键词:影视媒体;文化软实力

引言:在上世纪末,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他认为“软实力”包括文化、政治价值和外交政策。他表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软实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一点也不亚于用军事威胁及经济手段迫使其改变立场,它能让其他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的一种力量。在文化方面,软实力是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吸引力,因为文化软实力存在的这一特质,世界各国在制定文化战略和国家发展战略时就把其作为一个重要参考,以发掘文化软实力的内在潜能,来帮助国家文化战略及发展战略更好的施行。英国学者弗朗西斯·玛尔赫恩认为文化是政治的必然成分,而政治的手段在严格意义上往往是文化的。而影视传媒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越来越强大,所以提高影视传媒软实力是我国发展文化战略的迫切需求。

一、影视传媒与文化软实力的关系

文化软实力是由包括思想、价值观、精神品格等文化要素共同作用所表现出来的凝聚力、影响力、感召力及创造力。我国提出的文化软实力则是一个国家在文化的创造力、传播力及生命力的基础上形成的体系。

影视传媒是大众媒体的一种,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主流媒体,具有很强的推动型、带入性。通过直观的图像语言,带给人们以强大的视觉冲击,让人们的思维不可避免的也被图像化,潜移默化中影响人们的思维,这是影视传媒的力量。

(一)影视传媒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

从电视、到电脑,再到人手一台至少的手机,这都是影视传媒传播的载体。韩剧、日剧、美剧、大陆剧等成为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娱乐消遣的途径、茶余饭后的谈资。在不知不觉中,影视传媒对人们精神品格进行了杳无声息的重塑、文化素质及精神文化生活均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影视传媒传递信息能力极强,信息涉及范围广,涵盖社会的各个阶层,渗入社会生活的每个层面。早些年前一直影响国内中小学生的日本动漫,近些年大街小巷蔓延的韩流明星,以及一直成为国内青壮年追捧的美国大片,通过这些不难看到影视传媒的强大影响力、号召力及推动力。

影视传媒作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加以利用,成为弘扬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强大平台。

(二)影视传媒是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

航天成果的记录、国际大赛的转播、爱国影片的播放等均是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渠道,这很好的利用了影视传媒本身所具有的特质,可将我国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进行全方位充分的展现,同时更好的宣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民族精神。通过影视传媒的图像语言魅力,拓宽观众的视野,增强其形象化认识,使其更能接受。

二、影视传媒文化软实力是民族文化符号和文化象征的体现

每个民族都有其特有的历史文化及文化背景,那么其所具有的文化符号集文化象征也就就有差异性和独特性。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五千年的文明造就了璀璨的中华文化,形成了我国自己的传统文化及价值观。

(一)影视传媒是整个文化的核心。影视传媒是集影像、色彩、声音等于一身的一种传播手段,它可以通过我国丰富的文化内涵得到充分的体现。比如:40秒长度的公益宣传短片,以“家”的小背景来阐述中国传统价值观及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中的“家观念”,通过演员的演绎,及光影、背景音乐等一系列元素的配合,来唤起远在外奋斗漂泊游子对家的思念,表达在家翘首以盼孩子归家父母的殷切期盼。通过网络平台、有线电视等渠道,将具有中国特色,蕴涵中国文化、传统价值观及民族精神的影视作品进行播放,依托影视传媒的强大影响力来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二)影视传媒承载着中国文化符号和文化象征,是体现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式和表现形式。中华民族的力量和精神、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沉淀均可以通过影视传媒感受到。例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全球瞩目,世界各大电台均进行直播和转播,播放量历史空前。开幕式中,张艺谋导演将中国元素巧妙的融入其中,包括:书法、杂技、民族舞蹈、京剧等,让世界人民看到什么是中国力量、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北京欢迎你》、《我和你》等歌曲,均展现出了中国人民传统中的那种热情,并将中国人民希望世界和平,与世界人民交友的愿望表达的淋漓尽致。

(三)将具有特色的文化符号和文化象征融入影视作品,可以增加作品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影视作品是文化与艺术碰撞出来的火花,是文化的一种交融,汲取各种文化的精华,可以开阔观众的视野,在有限时间内获取更大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吸引观众眼球。

三、增强我国影视传媒文化软实力的策略

(一)增强文化自主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是发展的源泉,是不尽的推动力。近年来,我国经济、军事在国际上均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对于世界的发展而言,我国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应借助优秀的影视作品,向世界展示我国的特色文化。

(二)制定合理的保护政策,开展多方位海外营销战略

美国是经济、军事上的强国,它的影视传媒影响力是十分强大的,一直在世界影视传媒市场上有一席之地。之所以美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取决于他强大的海外营销推广战略。所以,我国未来应向美国学习,制定合理的保护政策,并拓展海外市场。

四、结语

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物质水平不断提高,国家政策方针逐渐向精神层面倾向。近年来,我国愈发重视文化教育,强调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如何有效地利用好影视传媒来增强我国民族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已成为现阶段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部分。

【参考文献】

[1] 张冠文.影视传媒的负面效应及控制[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3(04).

[2] 郭栋梁.游走在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之间的影视传媒[J].电影艺术,2006(01).

作者简介:刘枮杉(1993—)女,籍贯:福建福州人,学历:本科,就读于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2012级广播电视编导本部;研究方向:广播电视编导。

作者:刘枮杉

影响中国元素的电影艺术论文 篇3:

浅论美剧中的中国形象

摘 要: 近年来,美剧(美国电视剧的简称)的流行在中国愈演愈烈,流行范围主要在高校青少年当中。美剧在中国的广泛流行,让我们不得不正视其内容对中国青少年文化认同感的动摇,尤其是美剧中越来越多地出现的“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在青少年中,乃至国际文化市场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文化传播,尤其是影视文化中的传播是塑造良好中国形象的关键。

关键词: 美剧 中国形象 中国青少年 认同感

伴随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美国电视剧成为美国流行文化在中国传播其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方式。继“老友记”、“欲望都市”、“绝望的主妇”之后,“国土安全”、“吸血鬼日记”、“绿箭侠”、“绯闻女孩”、“生活大爆炸”等各类美剧通过各视频门户网站在中国观众群中以几乎和美国同步的速度流行开来。美剧所引发的低下翻译小组及兴趣社团几乎形成一种文化现象。美剧在中国的流行从其文化影响力来看,主要包括文化传播方式、文化差异的吸引力和文化认同感的达成三个方面。以受到广泛追捧的“越狱”为例,从2006年8月开播以来,“越狱”在美国本土虽已创下一剧万人次的淡季收视纪录,但它并没稳踞收视率的前20名,反倒在中国,尤其是大学校园内受到了青年学子的热烈追捧。[1]然而在美剧中表现的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却加入了许多主观因素,很多编剧导演并不了解中国,只是根据他们心目中的固定成见塑造剧中的中国人,很容易出现对中国形象的歪曲和妖魔化。更重要的是,由于美剧在中国乃至全球所享有的影响力,这种不真实逐渐成为影响中国青少年认同感的重要因素,“到美国去”成为当代青少年一种特殊的文化追求。

一、美剧中的中国形象

(一)传统中国元素的植入

美剧中汉字以各种书画形式出现在镜头中,最多的形式就要数文身了。最有名的中文文身应该是贝克汉姆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引发了一股外国明星秀中文文身的热潮。热门美剧“迷失”中杰克的文身“鹰击长空”四字就令人过目不忘。“绿箭侠”里男主角奥利弗·奎恩身上的汉字文身“鼠姜姚猪”也被不少网友各式猜解吐槽,但实在无法理解造型师的用意。传统的中国武术在美剧中出现的次数也不少,“神盾局特工”中的特工梅的一大爱好就是打太极,她剧中的不少打斗动作也被融入了中国武术的元素。同时,在美剧中,我们时不时可以看到剧中人去中餐馆吃饭。“老友记”、“生活大爆炸”、“破产姐妹”、“绯闻女孩”中的演员都经常叫一种包装类似肯德基劲爆鸡米花的白色纸盒的中餐。快餐盒上面的红色宝塔标志在美剧中的出镜率非常高,可见这家中餐馆在美国很有影响力。

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发展,国际影响力的逐渐增强,我们的文化宣传软实力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展现出它独特的魅力。和好莱坞电影一样,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被搬到了大屏幕上。但是西方世界对中国形象的了解仍然停留在文字、武术、中餐等浅层次的文化符号及东方文化的奇观性展示上,其中包含一种窥秘和猎奇心理,在这种情绪下认识的中国形象肯定不够真实。

(二)中国人形象的歪曲

在中国元素逐渐被接受和认同的同时,我们却看到华人的形象在影视剧中一再被矮化和歪曲。具体而言,一部分美剧不仅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的倾斜,甚至存在歪曲事实的现象。美剧中出现的华人几乎都以负面形象出场,通过这样的方式使中国人自私贪婪、任意妄为的虚假形象成为一种惯例。

在好莱坞的影视剧中,华人面孔主要出现在动作、惊险及警匪片中,剧中他们往往饰演胆大包天、肆意妄为、不守国际惯例的角色。比如,“神盾局特工”中野心勃勃愚蠢疯狂的中国街头杂耍者陈浩然。“‘单身父亲’、‘带枪绅士’等剧中的华人单身男性,他们没有性格,更无喜怒哀乐,是白人生活中的装饰品,成为十足的摆设。此外,部分美剧将华人男性去性别化,刻画了华人男仆形象,他们没有家庭,从而不得不依附于当地白人,通过这种方式,将社会中的不公平合理化。”[2]

华人形象在“老友记”这部情景剧中多次出现,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这部剧集多次得到“艾美奖”提名,是很多美剧迷的启蒙剧,被称为“教科书式的情景喜剧”。但是在这本“教科书”中出现的华人面孔大多数从事外卖、护士和女店员之类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职业。而且在剧中,华人饰演的角色大多爱占小便宜,行为也比较滑稽可笑,甚至华裔教授的行为同样如此。[3]不排除部分中国人确实存在这样的缺点,但是这些作为人性中的弱点被一味地扣在描述中国人形象的头上是对中国人的矮化。

(三)中国的政治形象

“美剧反映的是生活,传播的是文化,背后站立的却是美国的国家利益。”[4]前文提到的美剧“老友记”将中国描述为专制、落后和愚昧的地方,直接表现了美国人对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偏见,反映了它对中国国情及价值观的是非颠倒,一定程度上是对我国国际地位的蔑视。

在“生活大爆炸”中的谢尔顿眼中,中国政府蔑视人权,而中国人的规则意识完全来自于政党的压制而不是个人素质,通过这样的讽刺博得观众一笑的喜剧演员吉姆帕森斯连续获得五年艾美奖“最佳喜剧男主角奖”。中国政府不仅在喜剧中被调侃,在一些动作剧中也被作为邪恶势力的最高来源。如,“尼基塔”中,女主角就曾警告队友,如果他们的目标对象一旦落入中国政府手中,那么即使最厉害的“组织”也没法把他捞出来。

总体来说,在美剧中中国人的形象通常是丑陋的、地位低下的,甚至是邪恶的。因此,通过一系列贬低华人形象的电视剧的传播,会让敞开大门接受美剧的中国普通受众认为广大华人的形象、价值观和文化理念就是如此低劣、落后。这对当代青年塑造文化认同感和自信心无疑是具有巨大的负面效应的。更让人担心的是,如果往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总有一天,美国影视剧中的中国人形象也会成为“全球标准”。

二、美剧文化对中国形象的影响

据伊甸园论坛的初步统计,有75%的美剧迷年龄在19岁至40岁,71%至85%有专科以上文化程度。[4]可见在中国,美剧的受众主要是青少年,这种现象是由中国独特的网民结构所决定的。根据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2.98亿人。其中人数最多的三个年龄段分别是10—19岁占35.2%,20—29岁占31.5%,30—39岁占17.6%。[5]美剧凭借其新鲜的题材,紧凑的剧情,吸引着广大青少年的眼球,然而面对这种文化入侵我们似乎无能为力。美国的影视剧生产总量只占世界电影产量的6%~7%,却占据了世界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4]从1998年开始,美国的影视信息产品就代替航空产品,跃居美出口产品第一位的好莱坞电影占欧洲市场份额70%,中南美洲80%,日本45%~50%,美国自身进口电影只占电影总数的3%。在全球电视10强中,中国只有中央电视台1家进入,而美国占了前10强的半壁江山。[6]网络的开放性使得美剧的传播不受时空的限制,原汁原味的美剧以其广泛的题材、紧凑的情节、幽默诙谐的格调,伴着一种异域文化的魔力和东西方文化巨大差异所产生的距离美感吸引着成千上万的爱好者,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认同并追随了美国文化。

现如今,看美剧成为一种时尚,而绝大多数美剧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美国自由民主的思想和发达尖端的科技。在美剧的影响下,青少年们容易在一种自觉自愿的氛围下认同美国的主流价值观,乃至向往美剧中的那种尽管可能不现实的生活。铺天盖地涌来的美剧,几乎是大部分青少年们了解美国生活最直接最有说服力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没有人会像看待新闻或时事评论一样带着批判和质疑的眼光审视它的真实性。正是这种带有文化入侵性质的文化传播方式继承了好莱坞电影,对中国乃至世界,灌输着美式思维。

美剧中的中国人粗俗保守,政治黑暗,反观中国电视剧,在这方面不仅没有好好发扬中国文化,在矮化自己的方面反而推波助澜,把中国塑造成了一个可怕、邪恶的国家。在当今中国的影视剧中,剧情与国家形象仍存在形式与内容的不统一,穿越、浮夸、脱离现实等现象仍然严重。古装剧盛行,一方面表明中国大众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好奇与关注,可以在中国观众中奠定良好的文化基础,有益于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另一方面,由于胡编乱造,现在的宫廷剧完全脱离了文化传统的内涵与历史的实际,其着重描画的不是文化,而是人与人之间的钩心斗角和尔虞我诈。通过广泛传播到国外,必然会使得国外社会产生误解,有损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的建构。[7]比如前段时间流行的古装剧“甄嬛传”,里面的宫廷嫔妃为了争权夺利抛弃友情亲情爱情,尔虞我诈;剧中的皇帝则不顾兄弟情谊,利欲熏心,为了几封可疑的信件就杀害了自己的亲弟弟;主角甄嬛,凭借着狡诈的心机一步步从小宫女当上了皇太后……看似励志的剧情,背后其实是在鼓动受众接受想要成功就必须学会伪装和欺骗的哲学,正迎合了这两年“厚黑学”在国内变态盛行的风潮。诸如此类的宫斗剧在中国盛行不衰,几乎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描绘成了充满脂粉气的宫斗史。随着“甄嬛传”的输出(它能否被西方世界所接受不说),中国不正常的国家形象不仅在西方人的印象中会越来越深刻,而且会直接误导中国青少年的价值观。

三、塑造良好的中国形象的影视文化策略

在西方媒体的描述下,中国的国际形象被误读、歪曲和丑化。无论是被妖魔化、被潜规则,许多时候,都源于中国没有掌控文化方面的话语权。而国际话语权竞争的背后,也是价值观和传统文化的竞争,中国文化想要得到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就必须重视借助影视传播的途径。

获得中国青少年的心理认同感和自豪感,矫正不正确的心理感受是建设中国强大未来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在青少年心目中建立一个强大的健康的国家形象,必须提高我国在文化软实力方面的水准,改变目前的被动状态。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做好改进:

(一)中国影视剧不能为了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而故意夸张失实地表现中国形象。当代中国有一批受到西方电影界追捧、颇有成就的导演,为了能让其电影在国际上得奖,一味迎合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固有模式,在电影中描绘的中国人往往落后粗俗或者封闭偏执,给国际电影节留下了糟糕的中国形象。在电视剧中也存在这样的现象,比如无休无止的婆媳问题和现代职场中落后的官本位思想,这些问题只是“中国特色”中的一小部分,不能老是揪着这一点不放。相比婆媳问题,中国人传统的大家庭观念和尊敬长辈的思想难道不更值得弘扬?事实上现代中国的形象已经非常现代进步和开放,很多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糟粕早已为现代人所摒弃。反思是必要的,但是为了得奖而迎合西方影评人的刻板成见的行为必须制止。

(二)中国需要拍摄好影片矫正西方世界的刻板成见,这些影片可以通过喜剧灰色幽默的方式反映出当代人对中国社会现状的不满,甚至批判,而不是一味地表现声嘶力竭的中国或是鸡毛蒜皮的中国。写喜剧的编剧都是非常容易愤怒的、脾气不好的、愤世嫉俗的人。但是他们没有泼妇骂街,而选择了让我们发笑。好莱坞编剧大师麦基这样说过,如果中国连续推出六部有影响力的喜剧,可能会改变中国的国家形象。他说,全世界以前也很怕美国,但美国大量输出喜剧后,全世界开始看到美国人幽默、聪慧、人性化的一面,而不是强大的张牙舞爪的形象。喜剧对人们观念的影响相比一板一眼的纪录片和科教片更深远。

(三)从广受欢迎的中国元素入手,以影视剧的方式对内对外推广中国元素以进一步宣传中国健康的国家形象和政治哲学。“舌尖上的中国”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影视宣传实例,像这种类型的纪录片在收集和统计中国传统美食的同时介绍了中国民间艺人的传统形象——勤劳乐观、手艺精湛。通过描绘中国劳动人民对待食材和饮食的态度,反映了中国的生命观、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规范的哲学。这样的影视元素不仅可以收到广大受众的欢迎,也可以向中国乃至世界传播中国形象中包含的“正能量”的东西,让世界了解到真正的中国形象。

和现在的好莱坞一样,美剧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中国人和各种中国元素,一方面是制作方为了拉拢中国市场,迎合中国观众的大中国情结,另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在中国影视工作者孜孜不倦的努力下,目前中国也出现了一批广受欢迎的电视剧,如反映现实问题的“士兵突击”、“裸婚时代”等,但是这些电视剧中在真实反映问题的基础上没有完全把电视剧作为一种向外推广国家形象的载体。虽然电视剧的主要功能是娱乐,但是中国形象需要每个人尤其是影视艺术工作者的维护和推广,通过影视作品塑造中国形象是一种重要的方式和手段,将成为影视工作者在全球化语境中艺术创作中的重大使命。这一宏大使命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需要影视工作者积极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更加富有价值的东西,将其呈现在镜头之上。创作者要加强国际性和现代性的创作意识,要以国家营销的意识塑造国家形象的品牌。大力开发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素材,积极加强国际交流与融合,只有这样,才能在影视作品中真正体现出中国的国家形象,使其更加鲜明与突出。

参考文献:

[1]廖雷朝.论美剧“越狱”在中国的文化影响力[J].电影评介,2010,(03).

[2]倪骏.好莱坞怎样演义“中国人”[J].世界知识,2003,(22).

[3]曾一果,蔡哲.美国情景喜剧《老友记》中的“中国形象”[J].中国电视,2007,(11).

[4]刘丽娟.从美剧看中国的话语权问题[D].

[5]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6]孔朝蓬.中国影视文化传播中的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安全.

[7]张璐璐.影视作品中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以中国古装宫廷剧切入,2012.

[8]赵欣.美国黄金时段电视剧中的华人形象[J].电视研究,2009,(07).

[9]马玉芳,伍思静.美剧《绝望的主妇》中的中国人形象[J].电影文学,2010,(11).

[10]回忆美剧在中国的头20年.http://blog.cctv.com.

[11]欧阳宏生主编.2005年CSM对全国102个市县调查.广播电视学导论(第三版)[M].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342.

[12]周黎明.好莱坞启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3]董小川.美国文化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4]鲍玉晰.美国学者对好莱坞的批判[J].电影艺术,2001,(02).

作者:王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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