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生态农业发展论文

摘要：生态耕种是贯彻耕地保护基本国策、实现耕地可持续利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生态耕种具有基础性战略意义，但在实际中我国生态耕种存在激励政策执行成效不够理想、耕地经营者的生态耕种行为并不积极、生态耕种的基础理论研究不足、生态耕种的社会化服务水平和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社会化生态农业发展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社会化生态农业发展论文 篇1：

主体功能区生态预算治理研究

【摘 要】 为了有助于解决我国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错位现象，使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生态环境治理实践匹配，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效率与效果，在借鉴发达国家生态环境治理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融合共建共治共享治理理论与生态预算理论，构建多元化、多中心化特点的主体功能区生态预算治理机制。共建共治共享视阈下主体功能区生态预算治理与传统生态环境治理的不同在于立足主体功能区，主要通过生态预算共建治理制度化、能力化，生态预算实施治理社会化、专业化，生态预算成果治理均等化、高质化，有序推进生态环境治理质量全面提升，向现代生态环境治理体系转型。

【关键词】 共建共治共享; 主体功能区; 生态预算治理

在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指出要加快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这意味着生态环境治理实践对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有更高要求。如何构建高质量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是理论与实践亟需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在治理中心、治理主体与治理空间等方面都存在严重错位，抑制了生态环境治理相关主体的积极性，增加了各治理环节的协调成本，从而影响生态环境治理的效率与效果。

（一）治理中心单一化与生态环境治理全面高质量错位

当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我国的国家战略，意味着对生态环境治理的全面高质量要求变得更加明确。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重心从最开始的事后污染治理将逐步前移到预防治理标准建设、考核体系和法律制度建设，但是我国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注意力存在明显的易变性[ 1 ]。虽然预防治理可以将生态环境问题解决于萌芽时期，标准建设有利于治理过程规范，考核体系可以促进治理优化，但如果只重视某环节治理，不重视各环节之间的治理，也很难实现整个生态环境治理高质量。因为生态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治理过程与治理成果共享各个环节相互影响，只有生态环境治理各环节都高质量运行，整个生态环境治理才能形成一个PDCA闭环，从而客观要求生态环境治理从单一中心向多中心治理全面转型。

（二）政府为主体的生态环境治理与生态环境问题复杂化错位

虽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环境治理体系”，但是各级地方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决策、执行、评价、监督等各个环节中还是处于主导地位，企业、社会组织与公众等主体更多是被动消极地参与，政府及工作人员对公众参与回应不足等现象比较常见[ 2 ]。随着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复杂，政府意识到只依靠政府的智慧与能力很难解决，客观需求更多的主体主动积极地参与到环境治理之中，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在生态环境治理的各个环节发力，只有整个治理体系中每个关键点都由强大的智团完成，生态环境治理中遇到的各种疑难杂症才能迎刃而解。由此，客观要求生态环境治理从政府主导型治理向社会化治理转型。

（三）生态环境治理行政区化与生态环境整体性错位

生态系统是生物与环境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生物与环境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状态，生态环境系统是一个动态的整体。现行生态环境治理主要依托各级地方政府，但各级地方政府更多从本行政区施策，较少考虑生态环境系统的整体性[ 3 ]，导致各级政府的生态环境治理方案往往是建立在各级地方政府主观认定的生态环境整体之上而不是原本的生态环境整体之上;将行政区治理思维（或经济区）替代生态区治理思维，在此基础上治理生态环境最终导致治理方案水土不服，治理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客观要求生态环境治理遵循生态系统运行规律，从以行政区为基本治理空间转变为以生态区为基本治理空间。

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之所以严重存在以上三大错位现象，主要因为我国现行生态环境治理一般基于各行政区，强调政府主体地位，采取单一中心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在治理理念、治理单元、治理主体等方面的认识不足。这说明一些地方政府与职能部门在利用政府这只手与市场这只手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时，还是习惯用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替代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并没有遵循生态环境治理市场规律，与现代社会化、多中心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存在很大差距，导致我国现行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不太适应生态环境治理实践，客观要求针对复杂的生态环境问题，构建与之相匹配的高质量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二、发达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经验与启示

（一）发达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经验与特色

美国、德国与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起步比较早，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他们在生态环境治理中既有共性的一面，也有结合各自国家实际生态环境情况形成的具有本国特色的治理经验。美、德、日三国生态环境治理经验见表1。

（二）对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启示

1.发达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经验的借鉴

美、德、日三国生态环境治理突出整体观、多中心化，尤其在社会化与专业化治理等方面积累了较多的成功经验，值得我国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借鉴。

（1）生態环境整体治理观。发达国家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首先结合区域生态环境整体性这一特点将国土空间划分为生态区、农业区与城市区等不同的区域，在不影响生态环境整体性的前提下开展生态环境治理，一定程度可以杜绝将生态环境系统人为分割成一个个小系统，再开展治理。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也可以尝试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系统整体性的条件下，针对整个生态环境系统，由生态环境系统所在的各个行政区、各政府职能部门联合设计生态环境治理方案，在此基础上再形成各行政区与政府职能部门的治理方案，从而保证设计的整个生态环境治理方案与生态环境系统匹配，治理过程协调开展。

（2）生态环境治理多中心化。发达国家有效地实现了从生态环境管理向生态环境治理转型，生态环境治理是一种全面治理、多中心治理，涵盖生态环境治理决策、执行以及执行效果评价等各个环节。我国虽然提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但是主要集中在生态环境管理的层面，对生态环境治理基础、生态环境治理效果等不够重视，可以尝试将生态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以及治理效果等全面纳入生态环境治理体系，逐步形成一个多中心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3）生态环境治理社会化、专业化。发达国家充分意识到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复杂，只依靠单一主体很难科学地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尽量发挥政府、企业与公众等相关主体在各个治理环节中的作用，很多环境治理环节由企业负责、政府协助，公众主导、政府积极支持。这样使得生态环境治理有明确的责任主体，由专业的人完成生态环境治理过程，同时可以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的透明度。我国在生态环境治理中提出政府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是生态环境治理社会化的体现，关键是落实到位，逐步形成稳定的治理格局，同时对各环节相关主体的资格要明确，这样有助于实现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2.发达国家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不足

虽然发达国家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成功经验，但是发达国家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值得我国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注意，以避免再次出现类似问题，提高我国生态环境治理效率与治理效果。

（1）对深层次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的培育不够。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长期的大工程，发达国家比较重视法律法规等制度供给，除了制度这些强约束力，同时还要重视软实力的培育，日本虽然提到环境管理社会化能力，但是并没有从治理的高度去培育这项能力。（2）不是全面以人为本的生态环境治理。由于发达国家治理生态环境时采取项目化，在预算经费有限的条件下，过分强调生态环境治理项目的效率，至于治理效果对公众的影响、公众对治理过程与效果的认同度，关注不是太多，这说明发达国家不是全面以人为本的生态环境治理，更是一种利益平衡的结果。生态环境治理以人为本不仅各个治理环节需要公众广泛参与，而且要让公众能全面享受生态环境治理红利。

三、“三共”视阈下主体功能区生态预算治理基本框架

共建共治共享（简称“三共”）治理意在构建以人民为重、以均衡为导向、以公共服务为重点的治理模式，强调实体上共同建设、行动上共同治理以及成果共同享有[ 12 ]。生态预算是按照财政预算的蓝本全程管理生态自然资源环境，实现综合环境资源管理[ 3 ]。“三共”理论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导向，生态预算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行动工具。针对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三大错位现象，借鉴发达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的成功经验，同时充分考虑发达国家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不足，本文融入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论与生态预算理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视阈下主体功能区生态预算治理。“三共”视阈下主体功能区生态预算治理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系统的整体性，立足主体功能区，以优化生态环境管理系统、提高主体功能区生态环境治理绩效为直接目标，对生态环境治理基础、治理过程与治理效果采取生态预算全程治理的思路，实现主体功能区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可持续高质量协调发展。“三共”视阈下主体功能区生态预算治理基本思想可以归纳为：（1）多元化、多中心化贯穿于整个生态预算治理各个环节，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公众等多元主体在生态环境治理共建共治共享各个治理中心的主体地位，是以人为本在生态预算治理中的具体体现。（2）生态预算治理包括三个基本维度：共同构建生态预算基础设施、共同治理生态预算管理系统、共同分享生态预算成果。（3）主体功能区生态预算采取三管齐下的治理路径。生态预算基础设施治理制度化、能力化，生态预算管理系统治理社会化、专业化，生态预算成果治理均等化、高质化，采取“共建治理”“预算治理”与“共享成果治理”三个支撑点同时强化，实现主体功能区生态预算治理质量整体提升。“三共”视阈下主体功能区生态预算治理基本框架如图1。

（一）主体功能区生态预算基础设施共建治理

生态基础设施包括维护生态系统服务、维护完整的生态网络、恢复自然过程与功能[ 13 ]。笔者在生态基础设施概念基础之上提出生态预算基础设施。生态预算基础设施是整个生态预算的基础，由预算制度与预算能力组成，相关主体全方位参与构建生态预算基础设施，保障生态预算可持续实施。

1.生态预算基础设施与生态预算治理的耦合机理

生态预算基础设施主要由硬设施与软设施有机组合，硬设施主要通过制度供给，软设施主要通过能力培育，两者有机融合形成治理基础设施。生态预算基础设施与生态预算治理两者之间相互影响，高质量生态预算基础设施能有效提升生态预算治理效率与效果，高效的生态预算治理模式会促进生态预算基础设施的改进。

2.主体功能区生态预算基础设施治理

生态预算基础设施主要从预算能力培育与完善制度两方面入手。（1）主体功能区生态预算能力培育。从预算治理主体的角色看，生态预算治理能力包括政府的主导能力、企业行动能力和社会组织与公众的参与能力，以及各治理主体之间整合利用相关资源的能力[ 14 ];从预算治理各环节的能力要求看，包括预算决策能力、预算执行能力与预算评价能力。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各方面的能力要素，逐步形成稳定的生态预算治理能力结构。（2）制定生态预算制度。遵循生态文明理念，通过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解决体制机制不健全、法律法规不严密等问题[ 15 ]，具体可以参考会计准则体系制定生态预算治理基本准则、生态预算治理具体准则以及指引等各层次的制度。

（二）主體功能区生态预算管理系统共治

生态预算管理系统共建共治共享是生态预算决策、执行与评价等环节由相关主体协调实施，充分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遵循市场规律与专业分工原则，确定预算决策、执行环节的主体，实现合理高效配置利用生态预算资源。

1.生态预算治理主体社会化

生态预算治理主体社会化是政府向非政府组织授权的一种体现，也是政府这只手让位于市场这只手的结果，标志着生态环境治理市场由政府主导型治理向市场主导型治理转型[ 10 ]。主体功能区生态预算共治，其市场治理生态环境会根据市场规律遵循效率原则调动相关主体参与生态预算治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科研院所与居民等预算治理主体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只是分工不同。

2.生态预算治理过程专业化

生态预算治理的目的是合理配置、高效利用生态预算资源要素，且生态预算治理过程专业性、技术性很强，应遵循专业问题由专家决定的原则，如生态问题由生态专家决定，预算由预算专家决定，对涉及多领域的复杂问题，由专家团论证决定。当然在预算治理过程强调专业化的同时，也要求专家承担与此相匹配的责任。

（三）主体功能区生态预算成果共享治理

生态预算成果共享是生态预算治理的出发点与终点，也是以人为本最高层次的体现，主体功能区生态预算成果共享治理通过激活异质主体功能区横向生态转移支付，促进各主体功能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公众获得感。

1.激活异质主体功能区之间自发型横向转移支付

优先、重点开发区以经济发展为主体功能，限制、禁止开发区以农业发展、生态保护为主体功能，优先开发区、重点开发区享受的经济发展红利与生态红利是建立在限制开发区与禁止开发区放弃经济发展、重点保护生态环境基础之上的。如果优先、重点开发区与限制、禁止开发区之间不能有效实现横向生态转移支付，经济发展红利、生态红利的受益者是优先、重点开发区，而限制、禁止开发区很难享受到，会导致生态红利难以持续供给。主体功能区生态预算成果共享治理中倡导优先、重点开发区与限制、禁止开发区之间必须根据各主体功能区的功能值合理地确定横向转移支付的区域与金额，且这种横向转移支付是自发型的[ 16 ]，这样可以保障各主体功能区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生态环境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保证生态红利供给可持续。

2.主体功能区居民获得感全面提升

2015年习近平提出获得感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获得感与幸福感、主观生活质量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在评价主体、评价内容与评价标准等方面存在差异[ 17 ]。對获得感的理解，有学者认为获得感是对获得的主观感受，建立在客观获得基础之上，是对客观获得的主观感觉[ 18 ]。主体功能区生态预算成果共享治理，除了异质主体功能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外，更重视居民获得感全面提升，强调绝对获得感与相对获得感，强调所有人获得感、弱势群体与边缘群体获得感[ 17 ]，强调横向获得感与纵向获得感。

（四）主体功能区生态预算治理量化指标

为了有序推进“三共”视阈下主体功能区生态预算治理，必须找到生态预算治理中所有的关键环节，并明确各个关键环节集责权利于一体的专业型主体，笔者将这个过程称为生态预算治理指标量化过程。量化的基本思路是围绕生态预算治理多元化、多中心化从共建共治共享三个维度展开。预算共建治理主要围绕制度化、能力化设计定性量化指标，预算系统共治主要围绕预算治理社会化、专业化设计量化指标，预算成果共享治理主要围绕均等化、高质化设计量化指标。“三共”视阈下主体功能区生态预算治理量化指标、量化标准与量化方法见表2。

四、小结与建议

（一）小结

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在治理中心、治理主体与治理空间三方面都存在错位现象，严重影响生态环境治理的效率与效果。发达国家生态环境治理成功经验表明治理多中心化、多元化是生态环境治理的发展趋势，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立足主体功能区，突出以人为本的理念，本文融入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论与生态预算治理理论，构建“三共”视阈下主体功能区生态预算治理，为我国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二）建议

“三共”视阈下主体功能区生态预算治理，致力于建立多元化、多中心化的生态环境治理机制，在实施过程中要注意三点：（1）基于主体功能区治理。地方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公众等相关主体参与治理一定要从主体功能区视角开展，这是“三共”视阈主体功能区生态预算治理的前提。（2）找准主体功能区生态预算治理的三个发力点（三个发力点为生态预算基础设施共建、生态预算系统共治、生态预算成果共享治理）才能提高治理的效率。（3）生态预算治理采取三管齐下的实施路径，即生态预算基础设施共建治理制度化、能力化，生态预算治理社会化、专业化，生态预算成果治理均等化、高质化，只有三管齐下，才能起到综合治理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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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丁元竹.让居民拥有获得感必须打通最后一公里：新时期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路径[J].国家治理，2016（2）：18-23.

作者：向鲜花 陈辉

社会化生态农业发展论文 篇2：

我国生态耕种存在的问题及其应对策略

摘 要：生态耕种是贯彻耕地保护基本国策、实现耕地可持续利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生态耕种具有基础性战略意义，但在实际中我国生态耕种存在激励政策执行成效不够理想、耕地经营者的生态耕种行为并不积极、生态耕种的基础理论研究不足、生态耕种的社会化服务水平和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推行生态耕种，需要加强生态耕种理论研究，提升各类经营主体的耕地生态行为，保障经营者生态耕种应有的经济收益，提高国家对生态耕种激励政策的成效，完善生态耕种技术推广体系，强化耕地耕种生态保护的约束管制。

关键词：生态耕种;耕种行为;激励成效;生态保护

一、引言

耕地作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资源，其可持续利用是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面对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实现耕地的可持续利用，不仅对于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与社会和谐稳定至关重要，而且对于保障世界粮食安全、稳定国际粮食价格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我国非常重视耕地的可持续利用，明确耕地保护是基本国策之一，并先后制定了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耕地占补平衡等一系列制度，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但是，耕地可持续利用的形势并不乐观，虽然耕地数量锐减的趋势得到了遏制，耕地质量、生态却在总体上不断下降，突出表现为因人们违背耕地生态系统规律的不合理利用行为，导致耕地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特别是长期以来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破坏了耕地原有的生态系统，不仅引发农田土壤酸化、土壤结构遭到破坏、养分系统失去平衡①，甚至因污染而引发农产品安全威胁，成为实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耕地保护目标的主要制约因素和实施“藏粮于地”战略的主要现实障碍，而且还对周边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河流湖泊的水体富营养化就是一个典型，如巢湖、滇池的水质恶化事件都与人们违背耕地生态系统的农药化肥滥用而形成的面源污染密切相关。据Edwin等估算，在我国水体氮素和磷素污染中，由农业面源污染引发的分别高达81%和93%②;另外，刘学军团队的研究表明，我国1980—2010年大气氮沉降增幅达60%，其中2/3来自农业源。③耕地已成为生态环境介质的一个中心环节，95%以上的污染物最终归属地就是土壤。④因此，遵循生态系统基本原理，避免人为地对耕地系统产生不可逆的干扰，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生态耕种行为，已成为切实贯彻耕地保护基本国策、实现耕地可持续利用的必然选择。

众多观点表明，生态耕种是实现耕地资源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的重要途径，其实质就是尊重耕地资源的生态系统规律，以实现耕地可持续利用为目标的环境友好型耕地利用，是人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在耕地资源利用行为中的具体体现，其立足点是确保耕地自身的健康，维持耕地的生产价值和生态价值。自党的十八大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后，生态文明又被写入了宪法，生态文明建设被提高到空前的历史高度和战略地位，也标志着我国已进入了生态文明时代。生态文明时代的耕地资源，不仅要满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生产、社会、生态等多种功能需求，还要维持耕地自身的良好生态系统，确保耕地永续健康的文明成果。这对人类的耕地利用行为提出了更高要求，生态耕种已成为建设我国生态文明的内在需求，也是人类在耕地利用中推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落实，是实现耕地在当代人和后代人间均衡利用，为国家和民族的永续发展保留最根本的资源的基础。为此，充分认识生态耕种的基础性战略意义，客观分析现阶段生态耕种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推行生态耕种的对策建议，对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基本方略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生态耕种的基础性战略意义

生态文明是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后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是对“征服自然”“人类中心主义”价值理念的摒弃，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为核心特征的地球文明，不仅是人类社会的文明，也是自然生态的文明，是二者的有机统一，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和协调性，既涵盖了人类主体创造的文明成果，也包括自然主体创造的文明成果。生态文明建设对耕地资源利用赋予了新的使命与要求，在客观上使生态耕种的基础性战略意义更加凸显，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满足人类耕地多功能需求的客观要求

耕地利用的目标是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对耕地功能的需要，而人类生存与发展对耕地功能的需要会随着人类的文明进步而不断扩展。在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阶段，耕地利用的主要目标是解决人们的基本温饱问题;到了工业文明阶段，除了温饱问题，还要为工业生产提供充足的农产品原材料;进入生态文明阶段之后，良好的生态环境已成为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人们对耕地的功能需求已不再满足于提供丰富的农产品，還包括食物安全保障、基于粮食安全的民心稳定、农民就业与生存保障、农耕传统文化、开放空间、农田独特的生态景观、生物栖息的场所、空气与地下水的净化等丰富的社会福利功能需求，这也是新时代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同推进的客观要求。在五大文明协同推进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始终占据着基础地位，人们既要有丰富的物质生活，还要有充实的精神生活。具体体现在耕地利用上，不仅要发挥其生产性功能，还要发挥其非生产性功能，是耕地多功能的需求。已有研究表明，人们对耕地非生产性功能的需求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而迅速增强。进入生态文明阶段后，人们对耕地非生产性功能的需求明显高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阶段。

人类95%的食物源于耕地的耕种，地球生物多样性的1/4存在于耕地的土壤之中，500多种抗生素来自土壤微生物，耕地资源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耕地资源利用中，既要获取人类所需的丰富农产品，还要保护土壤中的生物多样性，维持耕地健康的生态系统。人类若是违背耕地生态系统规律进行非生态耕种，就会导致土壤污染、质量退化、土壤侵蚀、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进而使耕地生产性功能和非生产性功能降低甚至丧失。

2.解决耕地生态保护问题的必然选择

我国长期以来“高投入、高消耗、高产出”的耕地利用模式，在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农产品需求的同时，直接导致耕地资源超负荷运转，耕地生态问题日益凸显，土壤贫瘠化、酸化、盐化、污染等耕地质量退化现象日益加剧，耕地质量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对照2009年和2015年《中国耕地质量等级调查与评定成果》，全国高等地占比减少了3.0%，相应的，中、低等地占比增加了3.0%。⑤以土壤的养分平衡为例，伴随着有机养分投入比例的降低、固氮绿肥等肥田作物种植面积的减少，化肥投入量迅速上升。据报道，1980—2015年，我国粮食单产水平提高了56%，而化肥投入量增长了225%;同期，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粮食单产水平提高了51%—52%，而化肥投入量却减少了31%—47%。⑥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化肥生产国和消费国，我们在为用占全球8%左右的耕地面积养活全球超过21%人口而骄傲的同时，不得不面对消耗全球化肥总量1/3的现实。另据报道，我国土壤重金属、盐碱化、农药与化肥残留等多种因素导致的耕地土壤点位超标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8.30%。⑦

进入生态文明阶段的耕地保护是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保护，而建立以生态价值为取向的耕地保护制度体系，就是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构建耕地保护长效机制的改革方向。耕种生态价值的维护与提升，前提是解决当前耕地生态保护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这也是耕地资源保护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阵地和根本措施。这些问题的解决并不是简单地限制人们对耕地的利用或消极地维持耕地的自然生态系统状态，而是约束人类违背耕地生态系统规律的耕地利用行为。推行生态耕种，既符合经济规律、具有经济的合理性，又可以维持耕地生态系统的良好循环，解决日益突显的耕地生态保护问题。

3.农业高质量高品质发展的根本保障

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也不再只满足于对产品数量的追求，而更重视产品的品质与安全。“万物土中生，有土斯有粮”，人类80%以上的食物均是由粮食直接加工或者间接转化而成，粮食的质量与人类健康有着直接关系。⑧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保障粮食安全的内涵也不再只是粮食数量上的充足供给，而是高品质和食品安全基础上的粮食保障。现阶段困扰社会的食品安全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出在农产品生产环节，即耕地耕种的源头出了问题。如不少农产品之所以农药残留超标，就是因为在耕地耕种中，违背了生态耕种的要求而大量使用农药。另外，众多实验也表明，增施有机肥、减少化肥能显著提高农产品品质。

面对人们对农产品品质需求的不断提高，我国已明确了农业高质量高品质的发展方向，提出要建立高产优质、高效低耗、生态环保的现代农业，缓解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压力。生态健康的土壤才可以生产出健康、高品质的农产品，要维持生态健康的土壤，就必须尊重土壤生态系统的客观规律，采取生态耕种行为。因此，生态耕种是农业高质量高品质发展的根本保障。

三、我国生态耕种存在的现实问题

近年来，随着生态农业的日益兴起，生态耕种作为实现生态农业的一个重要手段，也不断得到人们的认可，生态种养模式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即根据生物间的共生互补原理，利用自然界物质循环系统，通过不同生物在同一区域中的共同生长，实现物质的自我平衡。“稻田+N”的生态种养模式是目前最为普遍的一个典型。在传统水稻种植中，养殖鸭、蛙、鱼、蟹、泥鳅、龙虾等动物，不施化肥、不打农药，稻田的水面给鸭、鱼、虾等提供良好生长的环境，而鸭、鱼、虾可以吃害虫，排泄物还可为水稻提供天然的有机肥，这些共生模式形成了一个无公害的生物微循环，具有稳粮、提质、增效、生态、节能等成效。已有研究表明：稻渔综合种养平均可减少50.0%以上的化肥使用量，减少50.0%以上的农药使用量;稻蛙生态种养可增加土壤微生物数量，提高酸性磷酸酶活性，进而提升土壤磷的供应能力，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稻米品质、提高经济效益。但是总体来看，我国传统的生态耕种理念并没有很好地转变为生态耕种行为，现阶段的生态耕种总体上并不乐观，还存在以下几个现实问题。

1.激励政策执行的成效不够理想

进入21世纪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扶农政策，其中不乏鼓励生态耕种的内容。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确定后，相关推行生态耕种、加强耕地生态保护的政策更加凸显。早在2007年，国家就开始实施土壤有机质提升试点补贴项目，鼓励和支持应用土壤改良、地力培肥技术，促进秸秆等有机肥资源转化利用，推广秸秆还田腐熟技术、绿肥种植技术和大豆接种根瘤菌技术。作为联合国推行的一项环境友好型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从2005年就开始推广，通过物化和资金补助等方式，以配方肥推廣和施肥方式转变为重点，免费为农户提供测土配方施肥指导服务，并明确了“测土到田，配方到厂，供应到点，指导到户”和“免费测土，提供配方，按方购肥，指导施肥”的要求。2016年出台的《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方案》，提出将禾谷类作物与豆类作物、旱地作物与水田作物等轮换种植，以调节土壤理化性状、改良土壤生态。同年发布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又称为“土十条”），提出了改善土壤环境质量、保障农产品质量和人居环境安全等10项任务。2017年公布的《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明确提出，全面加强农田生态设施建设，增强农田生态服务功能;不少地方还针对耕地的产能保护出台了相应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然而，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比如耕地经营者的绿肥种植积极性不高，种植面积难以恢复;秸秆还田腐熟技术推广并不顺畅;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因推广应用机制不完善而普及率不高;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沟渠道路过度硬化、盲目填平坑塘的现象仍然存在，农田生态服务功能未得到重视;有的省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不论耕地是否耕种、耕地地力是否提升，均按承包地面积给予相应补贴，并没有体现地力保护的目的，而是转化为承包权的一种福利。

2.耕地经营者的生态耕种行为并不积极

耕地经营者是生态耕种的具体落实者，是生态耕种的行为主体，然而，现实中广大耕地经营者的生态耕种行为并不积极。我们课题组曾于2018年春节在江西省11市47县（区）开展了《耕地经营者生态耕种现状》专题调研，列举了当前常见的10种生态耕种行为进行调查，包括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种植绿肥、施用有机肥、减量施用化肥、低毒低残留农药、作物合理轮作、秸秆还田、生态农业模式、农膜回收、保护性耕作，共发放问卷1600份，获得有效问卷1488份，结果见图1。图中可见，施用有机肥和秸秆还田技术是最常用的生态耕种技术，采纳率分别为74.27%和64.31%，而生态农业模式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率低，分别仅为19.76%和22.20%。若按每类生态耕种技术是否采纳分别赋值1和0，则农户采纳生态耕种的平均分值为4.73。因此，耕地经营者的实际生态耕种行为并不尽如人意。从理论上看，现代农业企业、家庭农场、专业种植大户等各类现代经营农业主体，对先进农业技术的需求更加明显、接受生态耕种技术意识更强，且已形成相应的经营规模，本应表现更多的生态耕种行为，但调研中发现，由于这些现代经营主体并没有获得长期稳定的耕地经营权，他们在选择具体的耕种方式时，优先考虑的是如何使投资尽快得到回报，而不是对耕地生态系统的影响，所以他们的生态耕种行为并不明显。

3.生态耕种的社会化服务水平和能力有待提升

在耕地经营主体多元化的现阶段，和其他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一样，社会化服务水平与能力在推行生态耕种技术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然而，广大农村基层农业推广体系“网破人散”的现象较为普遍。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文件，针对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开展了一系列改革，如2006年颁发了《关于深化改革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意见》，2011年颁发了《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也于2013年1月1日颁布实施。在中央文件的指导下，改革显著提高了农技推广单位的经费收入，增加了农技人员下乡为农民提供技术服务的时间，多元化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也已逐渐形成，但农技推广行政化、政府公共信息服务能力弱化、激励机制缺失、乡级农技推广部门弱化等问题依然存在，基层农技推广工作效率不高。我们在调研中还发现，极个别地方的基层农技推广为了增加经济收入，还兼任某些农药化肥企业的推销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成为农药化肥大量施用的帮凶，因为农药化肥推销越多，个人的经济收入越高。

4.生态耕种的基础理论研究不足

能否维持耕地生态系统健康是判断是否为生态耕种的主要指标，但耕地生态系统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复杂系统，其健康与否不仅取决于耕地自身资源禀赋特征，还受到耕地外部环境和人类利用手段的影响。耕地生态系统健康机理非常复杂，也很难像人类健康那样简单地通过脉搏、体温、精神状态等指标来进行诊断与评估。根据Rapport对生态系统健康的界定，耕地生态系统的健康应具备维持其组织结构、自我调节和对胁迫的恢复能力。但是我国地域辽阔，耕地资源类型丰富多样，每类耕地生态系统结构各不相同，系统内物质、能量及信息的交流方向、交流途径、交流量、交流比例以及交流速率等各不相同，且种植结构丰富多样，各式各样的耕地利用目的与方式，对外界干预的缓冲机制、自我缓冲能力、代偿功能特征以及缓冲机能障碍差异很大。生态耕种并不要求完全服从于耕地生态系统的自然规律，只要人们的利用所导致的耕地系统干预程度，在耕地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范围之内，就不会对耕地生态系统健康产生损害，其耕地利用行为就可视为生态耕种。目前从系统稳定性层面对我国主要耕地的组织结构、自我调节和对胁迫的恢复能力在理论上尚未取得成熟的研究成果，这些基础理论研究的不足，极大地影响着人们对生态耕种内涵的认识以及生态耕种技术的研发，进而影响了生态耕种的应用。

四、推行生态耕种的对策建议

和耕地保护一样，生态耕种并不单纯是耕地经营者的责任和义务，而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这是因为，耕地作为准公共物品，其利用与保护具有强烈的经济正外部性。因此，生态耕种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既要有政府的激励与政策推动，也要有市场机制的驱动，最终成为各类耕地经营者的自觉行为。

1.加强生态耕种理论研究

加强生态耕种的基础理论研究是推行生态耕种的基础。应针对我国不同地域各类耕地资源的生态系统开展深入的研究，掌握耕地生态系统的组织结构与运行规律，明确系统内物质、能量及信息的交流方向、交流途径、交流量、交流比例以及交流速率等主要指标及其影响因素，评判耕地生态系统的自我缓冲能力及对人类干预的缓冲幅度，从而构建评价耕地生态系统健康的主要指标体系。这样，既能为各类生态耕种的技术开发提供理论支撑，又能形成相对完整的生态耕种知识体系并加以普及，指导人们的生态耕种行动。

2.提升各类经营主体的耕地生态行为

各类农业生产的经营主体，是耕地生态耕种行为的关键主体。小農户、家庭农场、种粮大户、合作社、现代农业企业等多种经营主体并存，是我国未来相当长时期的农业生产现实。由于不同的农业经营主体对具体生态耕种行为的采纳及其影响因素不同，因此，要在认识各类经营主体对生态耕种行为采纳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制定出相应的激励对策，特别是要看到，千千万万小农户仍将是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力量和耕地利用的主要主体，因此现代农业经营主体要充分发挥对广大小农户的带动作用，在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过程中，带领小农户科学推行各类生态耕种技术。

3.保障经营者生态耕种应有的经济收益

耕地经营者绝大多数是“理性经济人”。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尽管国家强调承包权长久不变，但农户对承包经营权还是存在不稳定的心态，而那些在“三权分置”的基础上通过流转获取短期经营权的规模经营者，在耕种行为决策时，经济理性远远超过生态理性，无论采取哪种生态耕种方式，都会衡量经济回报，明显亏本的耕种行为他们不会采纳。尽管生态耕种能生产出更高品质的农产品，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追溯制度的不健全，“优质不优价”现象较为普遍。因此，应加强农产品“农田—餐桌”的点对点对接，完善农产品追溯制度，确保农产品优质优价，以更高的经济收益激励经营者选择生态耕种。

4.提高国家对生态耕种激励政策的成效

激励政策是调动农业经营主体积极性的有效手段。在我国支农扶农政策中，推进生态耕种的激励导向非常明显，但实际成效并不明显，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与生态耕种的目标结合不够紧密，针对性有待进一步加强。因此，应切实提高国家对生态耕种激励政策的成效。一方面，对现行政策进行系统梳理，找准生态耕种的激励切入点，优化完善现行的生态耕种激励政策，确保政策的受益者直接与耕地的实际经营者挂钩，且激励的受益强度要与生态耕种的效果挂钩，从而激励耕地经营者发自内心地提高生态耕种效果。另一方面，加大政策的激励力度，確保经营者在经济上可接受。生态耕种往往意味着精耕细作，需要投入更大的劳动力成本，在劳动力日益紧缺的现阶段，经营者必须考虑付出能得到多少回报。调研中发现，农民基本上都认可冬季种植绿肥的种种好处，民间也有“红花草，肥田宝”之说，但由于红花草不耐涝，冬季需要挖沟排水，且春耕时应提前一段时间翻埋、腐解，会增加一定人工成本，国家的激励力度难以弥补增加的成本，这也是绿肥种植鼓励政策难以促进大面积种植的一个主要原因。

5.完善生态耕种技术推广体系

成熟且易于接受的生态耕种技术是实行生态耕种的基础，而完备的技术推广体系是广泛推行生态耕种的保障。因此，一方面，既要加强生态耕种理论研究，也要善于总结地方的生态耕种实践，不断开发不同地域条件下不同耕作结构中广大农民易于接受的生态耕种技术，形成相应的技术规范。另一方面，要加快农技推广体制改革，回归农技机构的公益性本质，健全基层生态耕种技术推广体系，建立一支稳定的专门从事农技服务的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人员队伍。这不仅是生态耕种技术推广的需要，也是推广所有现代先进农业科学技术、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

6.强化耕地耕种生态保护的约束管制

制度建设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保障，生态耕种也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提升国土空间治理能力与水平是新时代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建立科学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是实现国土空间治理、加强自然资源利用与管理的主要措施，耕地资源的利用同样应服从于空间用途管制。我国已明确了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的“三区”空间管控策略，要针对不同功能空间分别制定相应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但生活、生产与生态的“三生”功能是融合的，生态空间可以发挥生产功能，农业空间和城镇空间更要兼顾生态功能。因此，在农业空间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建设中，应鼓励生态耕种，禁止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以及其他任何有损于耕地生态系统的行为，强化耕地耕种生态保护的约束管制。

注释

①赵烨：《耕地土壤健康管护应面向生命共同体》，《中国科学报》2019年6月18日。

②Edwin D. Ongley， Zhang Xiaolan， Yu Tao. Current Status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Assessment in China.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10，Vol.158，No.5.

③Liu X.， Zhang Y.， Han W.， Tang A.. Enhanced Nitrogen Deposition over China. Nature， 2013，Vol.494，No.20.

④黄华：《亲土种植，从源头打造安全食品链》，《农村·农业·农民》（B版）2018年第4期。

⑤祖健等：《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内涵及路径探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8年第7期。

⑥刘永红等：《农业面源污染对耕地土壤环境造成的危害》，《中国农业信息》 2016年第12期。

⑦段龙龙：《我国耕地质量危机的引发原因及对策论析》，《现代经济探讨》 2016年第10期。

⑧高军、许方霄：《提升食品安全水平就必须控制农药使用量》，《首都食品与医药》 2015年第7期。

责任编辑：澍 文

作者：陈美球 刘桃菊

社会化生态农业发展论文 篇3：

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探索

摘 要：当前，建立和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生产力、推进农村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促进农村社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对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业社会化服务进行介绍，并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社会化服务优势、不足、机遇以及挑战，以期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会化服务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農业社会化服务

我国农业人口较多，农业发展呈现不平衡的态势，发展农业、建设农村、提高农民收入是党和政府时刻关心的问题。借鉴发达国家优秀的农业文化，不难发现，农业的发展不仅依托于自然资源，更依托于农业服务体系与服务质量的高效发展。如今农村经济特征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需求的多样化，那么如何提供高效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农村发展水平、农民生活质量，值得深入探索思考。

1 研究背景

进入21 世纪，连续推出八个关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中央一号文件，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提出了明确要求。2019年，农业农村部也提出“加快推进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要求。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化农业有机衔接的重要途径，是实现绿色农业、生态农业高效发展的重要支撑，更是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收益、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增强农产品竞争力的有效抓手。

因此，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当前农业农村发展建设必不可少的内容。培育新型农民、发展现代化农业、建设美丽乡村都离不开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支持。如何建立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探索。在农业生产发展的过程中，相继产生和发展了诸多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立足农村、服务农民、发展农业且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 农业社会化服务

2.1 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含义

农业社会化服务是指与农业相关的各种社会经济组织，为了满足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以及农村建设的需要，为农业生产的经营主体提供的各种服务。是为了克服小农生产分散性、孤立性、高投入低回报的特性，进而将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为分工明确、广泛协作的社会化农业生产方式，是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客观要求。

农业社会化服务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服务的社会化，强调提供农业服务的主体不是单独的组织，是由多部门分工协作的结果;二是组织的系统化，多个服务农业生产的组织形成一定的组织体系，每个组织体系健全、运行高效，才能为农业生产发展提供高效的服务。

2.2 农业社会化服务存在的问题

2.2.1 服务主体认识不清晰

由于信息的不匹配，尤其是农业中会出现社会化服务供给与需求的脱节，表现为服务种类与需求种类的不对称、服务量与需求量的不对称以及服务效果与期望效果不对称。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农业生产方式出现了许多变化，能否认识到服务区域的真正需求既是对服务主体的考验也是影响服务效果优劣的重要因素。例如，有些地区的农业发展已经由对基础设施的需求转变到产业升级的需求，那么服务主体就要清晰地认识到服务需求的转变，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与需求，更好地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农业生产关系的改善。

2.2.2 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现代化程度偏低

我国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整体呈现现代化程度低的特点。一是由于我国农业分散、细碎化经营模式导致的，现代化的服务超出了农民的服务需求，现在正在实行的土地流转制度会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一点;二是由于农民的接受程度较低，如今部分农民由于知识水平的影响，仍无法接受现代化生产经营模式，对于所提供的现代化服务存在排斥心理;三是由于服务主体也处于一个发展的过程，服务主体中缺乏新型职业农民这样的专业人才，能够提供的服务有限，对于提供现代化的服务能力不足。

2.2.3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单一，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

现阶段农业社会化服务仍大量依赖于国家扶持，没有完善的体系决定难以吸引资本进入社会化服务市场。单一的服务组织难以满足多领域、多样化的生产需求。投入多、见效慢成为服务组织面临的一大难题，无法满足农民对服务的需求，会制约当地农业生产方式的创新以及发展水平的进步。

2.3 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方向

2.3.1 促进农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协调发展

农业社会化服务要紧抓需求，每个地区、每种农产品都有其特点，服务主体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提供农民所需服务。当该地区农业发展水平较低时，不能忽视发展农业生产力、增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由此来促进农民增产增收;若该地区生产力水平较高，服务主体应该就其发展特点选择适合的产业化经营服务，优化其查结构，最大限度利用好当地资源，打造地方特色，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同时也要注重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人才的引进、技术的支持、资金的融入。服务主体应做到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协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2.3.2 促进服务方式和机制创新

一方面，服务主体要加快服务方式创新。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与地区探索出多样的服务方式，例如山东的生产托管服务，将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依托于服务主体，有效解决了传统农业经营方式的缺陷，剩余劳动力能够很好地投入到城市中，促进农民多元收入模型的形成。另一方面，服务主体纵向联合，有效推进农业产业化深度与广度。因此，服务主体与服务主体之间、农户与服务主体之间当围绕产业链的方向展开联合，实现融合发展，提升产业链整体质量与效益。

2.3.3 促进服务组织多元化发展

每一种服务主体都有自己的优势，各自适应于各自的领域、产业与规模的农户。要积极指出各服务主体进入不同的领域，发挥各自的作用，竞相合作，延伸产业链条，不断探索演进，服务于农业、服务于农户。

2.3.4 形成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

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是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良性发展的基础。目前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呈现出良莠不齐的特征，影響农户对于服务质量的接受程度，难以形成良性竞争。健全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标准体系，立足于社会化服务需要以及产业发展水平，为服务质量与服务效果提供有效的评价依据，优化服务主体，实现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良性发展。

3 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业社会化服务

3.1 合作社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优势

3.1.1 合作社不以盈利为唯一目的

合作社作为一种非营利组织，其成员从农民中来，为农民服务，其成立初衷就是把较为分散的农户集中起来，利用集体优势统一采购或销售，以此来降低生产销售成本，获得更高的收益。随着农民需求的多样化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也在不断壮大且呈现多元化的特征以满足农户需求。合作社发展至今仍旧服务农民、满足农民需求为中心，合作社的利润最终也会回到农民的手中。因此合作社对于吸引农户加入有着很大的优势，也与农户之间建立起了相对稳定的关系。密切关注农民利益，让农民从农业服务种受益，以服务农户为出发点，不是因为资金不足停止对农户供应设备，也不是因为农产品价格低廉而不收购，保障农户相对稳定的收入，规避农产品种植中的部分风险。因此在提供社会化服务的过程中，更能得到农民的认可，也更能提供符合农民需求的服务。

3.1.2 合作社实行农民的自我管理

合作社的成员由农民组成，其经营权、管理权以及利润分配等都由农民自己决定，成员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职务人员也都由农民选举产生，最能代表农民自身的利益。监事会与广大成员共同监督，对有异议的决定，可以进行投诉，可以说合作社的管理是农民自身的管理，农民对其自身的需求有着较为直观的认识，所以说合作社提供社会化服务更具有优势。

3.2 合作社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劣势

3.2.1 缺乏农业技术人才

合作社的成员为当地农户，经营者多为经验丰富且有威望的农民，其经营管理基本是靠经验的积累以及政府的临时培训，没有系统的管理知识的支撑，对于合作社及农户的管理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在服务的过程中也未必能做好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而有文化有知识的年轻一代大多选择留在城市发展，难以为合作社注入新的思想、新的生命。因此合作社缺乏这样一批专业人才服务于农户、满足农户不断改变的需求。

3.2.2 市场竞争力及与市场的联系较弱

合作社作为一个由农民参与农民经营的组织，从其成立就在市场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首先，就市场占有量而言，农业企业、家庭农场等农业经营主体大量挤占市场份额，合作社这样的经济个体，很难对抗大企业垄断而结成的经营组织。在农产品销售的过程中，合作社所提供的农业服务难以与农业企业相抗衡;其次，合作社与市场的联系薄弱，由于合作社身处农村，对市场动向的了解可能存在把握不准的情况导致与市场脱节。

3.3 合作社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机遇

近些年来，随着国家对农业生产的不断重视，提供给农民专业合作社诸多政策扶持，更好地发挥其农业社会化服务功能。在2019年的中央一号涉农文件中，再次支持多种类型的新型农业服务主体开展代耕代种、联耕联种、土地托管等专业化规模化服务。通过国家的各项补贴，合作社的发展有了资金支持，农业基础设施更加健全，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农产品新品种的创新可以发展特色农业、绿色农业、循环农业。政府作为合作社的强大后盾，为合作社提供社会化服务提供动力。并且随着农业、农村的不断发展，农民的服务需求在不断提升，合作社作为最靠近农民的组织，在发展的过程中，以其优势能够创造出更加优质切合实际的服务。

3.4 合作社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挑战

合作社在社会化服务的过程中面临挑战，即为与其他供给主体的竞争以及农户发展的异质性。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多种多样，合作社作为一个由农民组成的经济组织，其市场竞争力表现出不足，大型农业企业充斥着市场，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得以生存是合作社应该时刻关注的问题。另外，随着农户的不断增加，合作社成员表现出较大的异质性，农产品种类与质量的供给需要严格的规定，合作社在提供社会化服务的过程中，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让不同的农户在合作社中获取最大利益。

4 总结

合作社在提供社会化服务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一定的优势与不足，也面临一定的机遇与挑战。因此要更好地提升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应当发挥优势、弥补不足、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尽可能地满足农民所需服务，立足农业发展、农业增收，为农民提供高效完善的社会化服务。

参考文献

[1]黄迈，董志勇.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内涵变迁及其构建策略[J].改革，2014，（01）：4350.

[2]钟真，谭玥琳，穆娜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社会化服务功能研究——基于京郊农村的调查[J].中国软科学，2014，（08）：3848.

[3]云振宇，刘文，孙昭，等.浅析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标准体系的构建与实施[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4，35（06）：685689.

[4]彭建仿.农业社会化服务供应链的形成与演进[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6（04）：4552.

[5]鲁可荣，郭海霞.农户视角下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意向及实际满足度比较[J].浙江农业学报，2013，25（04）：890896.

作者：刘鹏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