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态合理发展论文

摘要：农业生态补偿主要是指应用特定的制度来全面弥补农民群众在生态保护当中所能够承受的各类损失。就本质而言，实施农业生态补偿的基本宗旨是要缓解冲突，对农业生产者以及当地生态实施全面整合。从当前来说，诸多地区均在探索实施农业生态补偿的基本框架，目的是要运用法律约束的形式来缓和各类矛盾，并且在这一基础上努力平衡生态权益和农民群众的自身权利。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农业生态合理发展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农业生态合理发展论文 篇1：

加速发展生态农业 促进农业资源合理利用

【摘要】 从中央到地方,对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都非常重视,这也是全民关注的课题,更是农业发展的关键。本文通过对梨树县实际情况的调研,找出了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发展生态农业、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摘要】发展 生态 农业 可持续

1.生态农业势在必行

生态农业就是按照生态学原理来规划、组织和进行农业生产,它必须符合下列最基本的生态学要求:生产结构的确定,产品布局的安排等都必须切实做到因地制宜,与当地的环境条件相匹配;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不能超过资源的可更新能力;在能量和物质的利用上要做到有取有补,维护生态平衡;在利用可更新自然资源的同时,要注意培育和增殖自然资源,使整个生产的发展走向良性循环。

生态农业是全面规划、相互协调的整体农业。生态农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着眼于系统的整体功能。而衡量整体功能的标准,最重要的有三条:经济效益即生产要发展,农民要富裕;社会效益要满足人民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各种社会需求;生态效益即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生态农业,要考虑系统之内全部资源的合理利用,对人力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等进行全面规划,统筹兼顾,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并不断优化其结构,使其相互协调,协同发展,从而提高系统的整体功能。

生态农业是广义农业的具体体现,它和狭义农业(或称小农业)的区别在于:从生产内容上讲,它不局限于种植业,而是农、林、牧、副、渔等多种经营,全面发展。从生产地域上讲,它不局限于耕地上,一方面立足耕地,努力提高单产。另一方面把全部土地都当作自己的生产场所;从食物的概念上看,它主要依靠粮食,但又不局限于粮食,而是建立在营养科学的基础上,根据人体营养需要的热能、蛋白质、多种维生素和各种矿物质的数量和比例,科学地安排和计划农业生产。

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态农业是传统的有机农业和现代的无机农业相结合的综合体,是能量流动、物质循环不断扩大的良性循环农业。有机农业和无机农业各有利弊,前者利于增肥地力,后者功在附加能量和物质,加大物质流和能量流的循环。而两者的最佳结合,各扬其长,各避其短,取其利,舍其弊,就是生态农业。伴随商品流出系统之外的能量和物质,不断通过从系统之外的补充而得到补偿和增加,保持养分平衡,保持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并不断提高土壤的生产力。

生态农业是一个高效的人工生态系统,是结构与功能平衡协调的高效农业,它不同于自然生态系统,加进了人为的劳动和干预,因而不只是单纯的自然再生产过程,同时也是个经济再生产过程。二者交织在一起,并通过人的劳动和干预,不断调整和优化其结构和功能,从而能够以比较少的投入得到较大的产出,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2.梨树县发展生态农业面临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先后实施了“三北”防护林、农业综合开发等一系列生态工程建设,梨树县的生态环境特别是农业生态环境建设也随之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作出的各种努力,对我县的农业发展、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但从发展的要求来看,梨树县农业生态保护和建设的速度还很缓慢,特别是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人口进一步增长,农业生产的任务日益加重,农业生态问题也更加尖锐。从当前看,农业生态还存在许多问题。

2.1污染现象严重

2.1.1工业“三废”污染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威胁比较严重梨树县分布在各乡镇的工业企业(如水泥厂、糠醛厂、矿石加工厂),有相当一部分设备比较简陋,工艺相对落后,技术含量不高,生产过程中的“三废”河流水体和两岸土壤、污染空气,尤对昭苏太河两岸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污染严重。

2.1.2农业污染对生态环境影响日益加重 目前,全县农业生产中年化肥使用总量达30万标吨,农药用量达3000多吨,单位耕地面积平均年投入量分别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增加8倍和20倍,平均利用率只有30%~50%。梨树县又是畜牧大县,全县2007年猪、牛、羊、禽分别达到315万头、79万头、43万只和4300万只。据测算2007年一年全县畜禽废弃物排放量相当于40个梨树县人口的排污量。大量污染物累积于土壤中,流失到河流中,散发在空气中,导致农业生态环境恶化,造成农产品多级污染,品质逐步下降,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和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2.1.3生活垃圾对农业生态环境污染趋增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膳食结构的改变,产生的生活垃圾越来越多,加上处理方法简单,对大气环境、土壤环境、地下水环境的危害很大,而且严重影响村容村貌。

2.1.4水污染严重令人堪忧 地表水由于受城镇工业、生活排污的影响,水质受到严重污染。昭苏太河已经成为全县最大的城市下水道,河水变成了黑色,人们都在为这条母亲河而叹息。条子河在四平市以下河段也为劣质水。更可怕的是,地下水也受到污染,居住在污染企业附近和昭苏太河两岸的农民,生命安全受到威胁。

2.2资源配置利用存在无序现象

2.2.1全县林地、草地、湿地都在减少,而耕地面积却在增加 主要是由于税费改革、粮食直补政策的落实,农民种粮积极性高涨,想方设法开垦耕地,使得本来是林地、草地、湿地、荒地都变成了耕地,破坏了生态平衡,防灾抗灾能力减弱。

2.2.2农田防护林、低质低产林改造力度不够 存在单纯追求采伐效益现象,有的采伐后没有及时更新改造,破坏了生态环境,损坏了林业资源。

2.2.3水资源短缺,供需矛盾突出 梨树县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为395立方米,仅为全国人均水资源量的26%,亩耕地平均占有水资源量90立方米,仅为全国的15%,属于严重缺水地区。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水资源的供需矛盾会越来越明显。

2.2.4地下水局部超采 由于工业企业集中在梨树中部昭苏太河流域,出现了梨树城区、郭家店镇、十家堡镇三个集中开采区,因过量开采,使三镇地下水水位持续下降。

2.2.5农村能源使用效率低下、消费结构不合理 多数农业废弃物没有得到循环利用,大部分农作物秸秆被作为燃料直接燃烧或丢弃,畜禽粪便基本不做处理,造成有机质浪费,而且污染环境。

2.3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不利于作物生长发育梨树县的农业生产是以传统的生产方式为主。农民过渡依赖化肥的使用;农家肥施用数量逐年减少;农田作业一直沿用传统的作业习惯,导致土壤结构、土壤性能失调,难以满足作物对水、肥、气、热条件的需求。据调查,全县机翻地面积仅占机耕总面积的5%,大型拖拉机多功能整地占15%,耕深18～20厘米。小四轮机械灭茬面积占50%,耕深只有8～10厘米。由此导致土壤干旱现象逐年加剧,恶性循环。

3.对梨树县生态农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农业如果实行掠夺型的增长方式发展生产,其巨大的破坏力是任何强大的环保工作都无法弥补的,更谈不上持续发展,梨树县多年来的实践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一方面是成绩巨大,粮食产量显著提高,并且稳定在20亿公斤,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另一方面代价也十分巨大,环境和资源受到了很大破坏,对此,科学家们已发出“难以为继”的警告。还有工业化引起的污染等一系列问题,阻碍着农业的持续发展,甚至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形势十分严峻。为了扭转严峻形势,全县农业必须解决自我保护和实现持续发展问题。要认真按照生态经济规律办事,实现生产的良性循环和三个效益并重,做到生产、环保、资源的统一和协调发展,其成功的经验和模式就是生态农业。

3.1加大环保治理力度

要以相关环保法律法规为依据,调整工业产业和产品结构,治理重点污染源;淘汰落后工艺,推进清洁生产,实现节能降耗,实现废渣废水治理等综合利用项目,依法监管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对超标污染源限期治理,实现达标排放;要对环保企业给予表彰和鼓励,对新上工业项目要实行环保一票否决。

3.2要依法优化配置利用资源

应当本着统筹兼顾、优化配置、有效利用、合理开发和科学保护的原则,申报、审核、审批、使用资源。在土地使用上,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水则水;严格审批建设用地,让自然休养生息,恢复生态平衡;加强林业资源管理,科学采伐,加快低质低效林改造步伐,加强中幼林抚育和新增成林的管护,集中在1～2年内全面恢复农田防护林网;在科学地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同时狠抓节约用水和水资源保护。

3.3实施标准化生产

要认真贯彻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要对农产品从产地到餐桌全程监控,做好农产品产地环境监测评价和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工作。全面实施农产品生产标准化、农业投入品许可制度、绿色农产品质量认证、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农产品市场准入和执法监管等行动,依法监控和查处国家明令禁止的农药、添加剂等物品的销售和使用。建立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增施农肥、秸秆还田、集约化生产、机械化作业,保护性耕作,实现绿色、环保、生态、安全。

3.4要提高农民的生态环保意识

要结合农村工作、农业生产、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宣传、教育各级干部群众提高认识水平,清醒地认识到环境污染和环境生态问题。要依托产业发展,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农村实用技术培训、职业培训,引导农民崇尚科学,接受新知识、新方法,倡导科学的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有文化、懂技术的新型农民。开展生态农业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只有农民的整体素质提高了,生态农业建设的这一利国利民的工程实施起来,才会事半功倍。

作者：王玉金

农业生态合理发展论文 篇2：

完善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探讨

摘 要：农业生态补偿主要是指应用特定的制度来全面弥补农民群众在生态保护当中所能够承受的各类损失。就本质而言，实施农业生态补偿的基本宗旨是要缓解冲突，对农业生产者以及当地生态实施全面整合。从当前来说，诸多地区均在探索实施农业生态补偿的基本框架，目的是要运用法律约束的形式来缓和各类矛盾，并且在这一基础上努力平衡生态权益和农民群众的自身权利。从生态补偿来考虑，和农业生态补偿息息相关的法律制度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这就需要应用法律的渠道来平衡当前的农业生态。本文在概述农业生态补偿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实施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迫切性，分析了当前我国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对策选择。

关键词：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

作者简介：郗铮（1983-），女，汉族，河南林州人，研究生，西安培华学院通识教育中心，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习近平生态和生态经济学。

在目前的产业发展体系之中，农业理应成为其中的中心和基础，而农业生态和本地的未来发展具有相当密切之联系。对各地生态环境加以充分完善，能够切实消除农业生产所造成的各类生态隐患，而且还能实现生态和农业之间的平衡。但是，在这一过程之中，一旦要对生态环境实施保育，那自然很有可能会对一些生产者造成极大的负担。该现状事实上非常不利于提高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主动性。面对着新的形势，我国十分需要应用农业生态补偿的举措与手段以平衡相关各方的利益，在确保农业生态的基础上，还应当兼顾农业生产者实施偿付之代价。和农业生态补偿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必须进行健全完善，应用法律的途径来落实相关保障，从而让生产者和本地农业生态间的对立矛盾得到切实缓解。
一、农业生态补偿概述

所谓生态补偿，主要是指生物体、种群或者生态系统在遭受干扰之后体现出来的减缓干扰与改善个人状态让生存得到继续维持之能力，或可视为对生态负荷加以还原的能力。生态补偿十分注重自然生态对外部压力所具有的缓冲力，也是生态系统对自身的修复与还原。生态补偿体系的最终目的是为切实保护、恢复与维护生态服务等功能，从而做到自然生态补偿。农业生态补偿属于生态补偿的具体形式之一，和生態补偿的含义保持一致。农业生态补偿的主要概念涵盖了以下主要内容：一是其目的是为了切实保护当地的农业生态环境，旨在保护与恢复、维护农业生态系统所具备的服务性功能；二是不仅要对保护农业生态系统作出相应贡献的人士作出补偿，而且还应当对在保护农业生态系统中自身利益的受损加以补偿，这里的利益损害不仅包含显性经济利益，而且还涵盖了隐形存在着的放弃发展而导致的机会损失。
二、我国实施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迫切性

一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要求。近年来，全球各国均将生态文明视为本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性举措，我国一样在这一时期推进了生态文明创建工作。党的十八大用单独的篇章来论述生态文明，让其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自然，生态文明建设之所以这样重要，也与如今我国农业生态被大量破坏、农业性资源大量减少、农业领域污染趋于严重为特点的农业生态环境之间密不可分。一旦农业生态环境无法得到切实改进，就会导致我国的生态文明整体建设无法实现，所以国家一定要从制度与政策上确保农业生态补偿能够得到全面落实，而加强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建设是必不可少的。二是推进我国农业稳定发展的迫切要求。农业生态系统不但涵盖了可以进行农产品生产的土地资源，而且还涵盖了湿地、草原、湖泊以及森林等诸多资源。然而，一直以来，为切实解决生存压力，我国始终坚持以农产品为中心的农业开放战略，将非常多的非耕地资源转换成土地资源，导致农业生态资源在多样性上受到极大的损失，进而造成了无法避免的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问题，而且还影响到农业领域生产的合理发展。虽然我国也在运用相应的农业生态补偿性举措对各类环境被破坏的问题加以修补。然而，因为法律制度性的问题，导致大量政策举措只能够在当时实施，其成效难以全面展现。三是提升维护农民群众经济权益的重要保障。在我国农业领域之中，农民的经济权益难以得到保证是十分重要的诱因之一，也是我国绿色农业生产遭受巨大阻力的重要内容，而农业生态补偿则运用财税、社会公益以及市场调节等各类途径来激励一线农民群众来保护农业生态平衡的重要机制。在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得到健全以后，农业工作者的切实经济利益能够有力地保障，且其主动性一定能够得到极大地提升，进而产生农业生态化良好循环机制。
三、当前我国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是立法缺乏系统性。依据目前我国农业生态补偿法律现状，只有《环境保护法》中规定了国家应当健全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此条尽管已明文给予生态补偿制度以法律上的地位，但还是没有和其加以配套的法律制度，可执行性不高。同时，我国的农业生态体系并不只是供应粮食生产的土地类资源，而且还覆盖了包括湿地、草原、湖泊以及森林等在内的大量资源，和其有关的生态补偿则是诸多不同利益主体彼此权利、义务及责任进行重新划分之过程。如今，我国的农业生态补偿规定只是散见于《农业法》与《土地管理法》等专业性法律之中，且多为原则性的条款，对于具体操作内容还缺少精准的法律证据。二是立法中缺少社会大众尤其是农民群体的积极参与。我国修订之后的环保法和相关单行法都明文规定了公众应当参与其中，但是对参与的范围、方式以及机制等都缺少相应的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当中尽管有公众的积极参与，但是却缺少行为上的制约、参与的途径也不够顺通，而且农民群众也没有相应的渠道来表达自身诉求，只得被动地加以接受，从而导致农业生态补偿政策难以全面体现出利益相关人的切实权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到了决策的规范性与严谨性。三是补偿资金的来源较为单一。当前主要是由政府部门来买单，而市场则极少会参与其中。如今，我国的农业生态补偿资金是运用中央与地方政府运用财政转移加以支付、政策补偿等相关形式一起承担的，制度的运转成本相当高，而且财政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加，资金的来源途径过于单一，导致政府补偿的能力以及范围均被限制，十分不利于农业生态补偿的落实。四是补偿的标准不够科学。当前我国农业生态补偿的区域性因素还不够显著，因此，要制定出台具有地域性特征的合理补偿标准是确保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得到全面落实的重点。在一些地方所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当中，农业生态补偿的相关规定无法让下级政府进行参考，从而间接拓展了政府机关的自由性裁量范围，无法确保受补偿人群的切身利益。同时，还会导致政府机关的权力责任缺乏明显界限，非常不利于对补偿行为实施监督与追责。

四、進一步完善我国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对策选择

（一）提升我国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设置的规范性

我国农业领域的生态环境总体性决定了系统性农业生态补偿法律法规体系保障的重要意义，也就决定了农业生态补偿所具有的立法等级与具体内容均应具有系统性以及完整性。因此，要从国家的层面上全面理顺生态补偿法律法规与周边环境资源法律彼此间的关系。要按照《农业法》和《环境保护法》等法律，尽可能地推动《农业生态补偿法》。唯有农业生态的补偿权能够得到法理层面上的认可，这一权利才能够真正有法律上的效力，而且还能够转换为法定的权利。与此同时，还要完善具体的落实机制以及救济渠道，把应然的权利切实转换成实然的权利，确保我国农业领域的生态补偿权能够得到落实。

（二）完善我国的公众参与机制

首先是要创建农业生态决策的社会参与体系。在政府部门实施决策之前，还需要及时运用微信、微博、网络等方式向有关地域的农民群众发布相关信息。在决策的过程之中，应当注重于引导社会各方加以关注，从而建立其政府、企业与社会公众共同决策的科学机制。我国政府还应当立即公布立法方面的新动态、新政策以及生态补偿资金运用状况等有关信息，有力地落实广大农民群体对于生态补偿的知情权。其次是要健全生态补偿听证机制。我国农业领域的生态补偿牵涉到了多方面的利益，能够切实保障农民群体的权益，而且还能够避免决策出现盲目性。要积极健全听证机制，邀请社会各方利益的代表尤其是要拓展农民代表的权益，提供让其充分表达自身诉求与建议的方式，努力做到决策的科学化与规范化。最后是要全力发挥环保领域公益性组织所具有的力量，为社会大众参与到生态补偿之中建立起彼此交流的良好平台。

（三）千方百计拓展补偿的途径

要不断拓展我国补偿资金的途径，改进补偿的方式，创建政府体系与市场机制彼此联系的农业领域生态补偿方式。依据当前我国生态补偿资金的来源过于单一化的不足，要不断拓展补偿资金的来源途径，积极鼓励社会资金加以募集并且运用好市场体系。政府部门除了实施财政转移支付以及政策性补偿之外，还要积极实施好环境友好的农业生态补偿内容，全面调动起广大农户的参与激情。我国应当充分学习与借鉴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在环境友好项目中开展的生态补偿先进经验。同时，还可运用征收农业生态环境补偿金的形式来募集相应的补偿资金，并且持续拓展资金的来源途径。当然，还应积极借鉴别国在生态补偿方面的先进经验，在政府进行补偿的主导之下实施市场化补偿新机制。

（四）健全我国农业生态补偿的监督体系

我国政府机关应当不断强化执法工作，进一步健全农业生态补偿方面的监督体系，这是本领域有关政策是否能够得到全面落实的重要基础。首先是应当规定各级政府部门的责任目标和权力的范围，对于农业领域的生态补偿资金，应当严格依据法律规定加以支付，并实施全程化监控，切实防范资金被挪作他用。其次是应当积极推广环境友好类替代性技术与限定性的农业技术标准之运用，对于极大地影响到生态环境的农业生产类型加以监管，并且形成合理的奖惩制度。最后是要对农户在农业领域生态环境治理当中的项目实施状况实施全面评估，对于工作效果突出的农户予以相应的奖励，对于未能实现预期目标的农户则应取消其获得补贴之资格。
五、结语

综上所述，农业生态补偿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系统性工程。农业生态补偿法律体系通过法治化形式来推动生态补偿得到充分落实。该制度之实施能够有效地激发出农民群众保护农业生态之主观能动性，有力地调控农业生产和农业生态环境相互间的矛盾，进而推动五位一体的综合发展，不断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实力，进而促进农业往现代化和产业化的方向加以发展。
[ 参 考 文 献 ]

[1]刘娟.京津冀区域生态补偿模式及制度框架研究[J].改革与战略，2015（2）.

[2]龚鹏程，秦皎.我国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研究[J].江苏农业科学，2015（4）.

[3]王志武.中国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建设研究[J].环境科学与管理，2016（2）.

[4]李巍.困境与出路：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探析[J].理论观察，2016（3）.

[5]林云飞.我国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探究[J].黑龙江畜牧兽医，2016（20）.

作者：郗铮

农业生态合理发展论文 篇3：

中国农业生态用水效率的空间差异与模式分类

摘要：界定农业生态用水效率的内涵，建立了农业生态用水效率评估指标体系，并使用SBM-Undesirable超效率模型对2011—2013年我国农业生态用水效率及其区域差异进行测算。研究发现，我国农业生态用水效率总体偏低，且有下降趋势。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双重低效共同导致我国农业生态用水效率总体偏低；考虑污染排放负效应后，农业生态用水效率由高到低的排名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农业生态用水效率的空间差距明显；根据农业生态用水效率与农作物播种面积分布图，农业生态用水效率的空间模式可以分为6类。今后农业水资源的利用在考虑数量增长的同时，更应该注重生态化效率；国家应从总体上纠正漫灌式、污染式的农业用水方式，建立起节水灌溉、生态灌溉的农业用水方式；各省份需着重解决本省农业生态用水中的短板，通过区域结构优化、投入产出结构优化改善其农业生态用水效率。

关键词：污染排放；农业生态用水效率；空间差异；模式；SBM-Undesirable超效率模型

水资源是农业发展的命脉，农业的发展与水资源的投入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投入加大，我国农业用水的供给能力不断增强。根据《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的数据，2000年我国农业用水总量为3 783.5亿m3，此后逐年增长，到2013年农业用水总量达到3 921.5亿m3，增长了3.6%，有效地保障了我国粮食作物持续增产目标的实现。然而，我国农业水资源的利用效益比较低，水资源所产粮食不足1.2 kg/m3，小于世界发达国家的 2 kg/m3，農业水资源利用方式比较粗放。同时由于我国农业水资源利用不合理，导致农业水污染问题非常严峻。2012年农业废水的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占全国废水COD排放总量的47.6%，农业废水的氨氮排放量占全部废水中氨氮排放量的3179%，2013年2项指标所占比重分别为47.9%、31.72%。严重的农业水污染进一步恶化了我国农业水资源的短缺。节约用水的同时如何保护水资源的清洁，对于保障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加强农业水资源管理具有重大意义。因此，研究农业用水效率时必须要考虑农业水污染问题，将农业水污染排放纳入评价指标体系分析我国农业生态用水效率成为农业水资源利用研究的重要课题。

目前理论界用不同的评价方法对农业用水效率进行了大量研究，如刘渝等运用DEA方法测算了1999—2006年我国29个省份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1]，张雄化等运用MFA、SFA和DEA方法测量我国粮食生产灌溉水资源的资源生产率、技术效率和全要素资源效率[2]。赵凯等以杨凌示范区为例测算了滴灌技术下的农业用水配置效率[3]。此外，部分学者尝试引入环境污染变量测算农业用水效率，如杨骞等引入农业废水中的氨氮排放量和COD排放量，利用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模型分析了2011—2012年污染排放约束下中国分省份及区域的农业水资源效率[4]。李静等在产出变量中引入作物生产过程带来水污染中氮排放量和磷排放量，利用窗式DEA方法测算了2003—2012年产粮区粮食生产用水效率[5]。

当前理论界对污染排放约束下农业用水效率进行了一些探索研究，但是已有文献并未提出农业生态用水效率的理念，也未专门对我国农业生态用水效率进行研究。农业生态用水效率是指农业水资源利用的生态投入与生态产出的比例关系，与农业用水效率的区别在于产出指标中不仅要考虑“好产出”还要考虑“坏产出”。“坏产出”越小，农业生态用水效率越高。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建立农业生态用水效率评估指标体系，使用SBM-Undesirable超效率模型，对2011—2013年我国农业生态用水效率及其区域差异进行测算分析，这对于推动我国农业水资源的管理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价值。

1 农业生态用水效率的评估框架

1.1 SBM-Undesirable超效率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法（即DEA方法）是用于评价具有相同类型的多个投入、多个产出的若干决策单元是否相对有效的非参数统计方法[6]。近年来DEA方法逐渐成为效率测度研究的主流方法，传统的CCR、BCC等模型所设定的产出指标一般为期望的“好产出”，但是没有考虑农业水资源利用过程中产生的污染排放等非期望的“坏产出”，因而其测算的效率值是不准确的。为了解决非期望的“坏产出”问题，理论界研究了多种处理方法，包括正向属性转换法、投入产出转置法以及方向性距离函数法，但是这些处理方法都没有考虑投入产出变量的松弛问题。为此，Tone提出了SBM模型的处理方法，他在2001年提出的考虑投入产出变量松弛问题的SBM模型基础上，建立了处理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7]。利用Tone的思路，我们构建了准确测算污染排放约束下我国农业用水效率的SBM-Undesirable模型。

基本原理如下：假定农业水资源利用系统有n个决策单元（DMU），并且每个决策单元都包括3个投入产出向量，即投入向量、期望产出向量以及非期望产出向量，他们分别表示成x∈Rm，yg∈RS1，yb∈RS2。我们定义3个矩阵，即X、Yg、Yb，其公式分别为：X=（xi，j）∈Rm×n，Yg=（ygij）∈RS1×n，Yb=（ybij）∈RS2×n。其中，X>0，Yg >0，Yb>0，生产可能性集合P可以定义为：

其中Si-、Srg、Srb分别为第i0个DMU的投入冗余量、期望产出不足量和非期望产出超标量；λ为权重向量；目标函数ρ* 为严格递减的，且0≤ρ*≤1。当ρ*=1，即S-=0，Sg=0，Sb=0 时，决策单元是有效率的；当ρ*<1时，决策单元是无效率的，需要对投入产出进行改进。该模型是一个非线性规划模型，可以根据Charnes-Cooper的转换方法进行求解。

但是该模型还是不能区分有效决策单元效率的大小，为了能对有效决策单元的效率高低进行比较，Andersen等提出了超效率DEA模型。其基本思想是：评价某个决策单元时，将其排除在决策单元集合之外[9]。本研究结合SBM-Undesirable模型和超效率DEA模型的优点，综合为SBM-Undesirable超效率模型，对2011—2013年污染排放约束下我国农业用水效率进行了测算分析。

1.2 评估指标与数据来源

比较借鉴已有指标体系建立了我国农业生态用水效率的评估指标体系。其中投入指标包括农业用水量（亿m3）、化肥施用量（万t）和农业机械动力（万kW），3个指标可以很好地度量农业生态用水效率的投入状况。产出指标综合考虑“好产出”和“坏产出”2个方面，“好产出”选取农作物播种面积（×103 hm2），“坏产出”选取农业废水的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t）和农业废水的氨氮排放量（t），3个指标较全面反映了农业生态用水效率的产出状况。

为了使得决策单元具有可比性，参照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农作物播种面积，将农作物播种面积在400万hm2以上的省份作为比较对象，从而确定了20个比较对象。2011—2013年我国农业用水效率的投入产出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根据国家标准划分，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东部地区包括江苏省、广东省、山东省、河北省，中部地区包括安徽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西部地区包括甘肃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内蒙古自治区、陕西省、四川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云南省。

2 考虑污染排放负效应的中国农业生态用水效率实证分析

利用Maxdea Pro 6软件，使用SBM-Undesirable超效率模型，测算了2011—2013年我国20个省份农业生态用水效率的变动状况（表1）。

2.1 我国农业生态用水效率的基本特征

我国农业生态用水效率总体偏低，且有下降趋势。2011年我国20个省份农业生态用水效率为0.781，小于1，离有效前沿面有较远的距离，表明农业水资源生态化利用不合理。2012年农业生态用水效率下降为0.766，减少了0.015，2013年虽然有所增加，但也仅为0.771，小于2011年的总体水平，农业水资源生态化利用不合理状况进一步恶化。

我国农业生态用水效率总体偏低的主要原因在于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比较低。2011年我国农业生态用水的规模效率高于纯技术效率，但都未达到有效前沿面，使得农业生态用水效率总体上处于无效状态。2012年农业水资源的生态化管理有所改善，纯技术效率高于2011年，但是规模效率下滑比较大，最终使得2012年的农业生态用水效率总体上低于2011年。2013年农业生态用水的管理改善很大，与2012年相比，纯技术效率提高了很多，但是规模效率小幅下降，导致2013年的农业生态用水效率总体上虽高于2012年，但仍低于2011年（表1）。由此可见，我国农业生态用水的纯技术效率虽逐年提高，但是现有的用水规模与最优规模的差距越拉越大，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双重低效共同导致我国农业生态用水效率总体偏低。

2.2 我国农业生态用水效率的空间差异

从4个主要地区来看，3年间农业生态用水效率由高到低依次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农业生态用水效率的绝对差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2011年二者的绝对差额为0.271，2012年上升为 0.299，2013年虽略有下降，为0.284，但仍高于2011年。总之，考虑污染排放负效应后，2011—2013年农业生态用水效率由高到低的排名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农业生态用水效率的空间差距明显。

从达到有效前沿面的省份变化来看，2011—2013年间农业生态用水效率均值达到有效的省份有4个，分别为贵州省、黑龙江省、甘肃省、云南省。虽然2011年的河南省、2012年的四川省、2013年的江西省农业生态用水效率都达到了有效，但是3年平均下来，农业生态用水效率达到有效的省份只有4个，其余16个省份都没有达到有效。从纯技术效率来看，3年间均值达到有效的省（区）有8个，分别为贵州省、黑龙江省、河南省、四川省、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云南省，虽然2013年江西省纯技术效率达到了有效，但是3年平均下来，纯技术效率达到有效的省份只有8个，其余12个省份都没有达到有效。从规模效率来看，虽然2011年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江西省、吉林省、江苏省，以及2013年的江西省都达到了有效，但是3年平均下来，只有云南省达到了有效，其他19个省（区）都未达到有效前沿面。

3.3 中国农业生态用水效率的空间模式分类

根据农业生态用水效率与农作物播种面积分布图（图1），可以把20个省（区）的农业生态用水效率的空间模式分为6类：

第1类是农作物播种面积大、技术效率高模式。该模式的主要特征为农作物播种面积大于900万hm2，技术效率大于0.9，主要包括黑龙江省、四川省。第2类是农作物播种面积大、技术效率低模式。该模式的主要特征为农作物播种面积大于900万hm2，技术效率小于0.9，主要包括山东省、河南省。第3类是农作物播种面积中等、技术效率高模式。该模式的主要特征为农作物播种面积介于600万～900万hm2，技术效率大于0.9，主要为云南省。第4类是农作物播种面积中等、技术效率低模式。该模式的主要特征为农作物播种面积介于600万～900万hm2，技术效率小于0.9，主要包括安徽省、河北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苏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第5类是农作物播种面积小、技术效率高模式。该模式的主要特征为农作物播种面积小于600万hm2，技术效率大于 0.9，主要包括贵州省、甘肃省。第6类是农作物播种面积小、技术效率低模式。该模式的主要特征为农作物播种面积小于600万hm2，技术效率小于0.9，主要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江西省、吉林省、陕西省、广东省、辽宁省。

3 主要结论

本研究界定了农业生态用水效率的内涵，通过建立农业生态用水效率评估指标体系，使用SBM-Undesirable超效率模型，对2011—2013年我国农业生态用水效率及其区域差异进行测算分析。研究表明，（1）我国农业生态用水效率总体偏低，且有下降趋势。我国农业生态用水的纯技术效率虽逐年提高，但是现有的用水规模与最优规模的差距越拉越大，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双重低效共同导致我国农业生态用水效率总体偏低。（2）考虑污染排放负效应后，2011—2013年农业生态用水效率由高到低的排名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农业生态用水效率的空间差距明显。（3）根据农业生态用水效率与农作物播种面积分布图，可以把20个省（区）的農业生态用水效率的空间模式分为6类：第1类是农作物播种面积大、技术效率高模式，包括黑龙江省、四川省。第2类是农作物播种面积大、技术效率低模式，包括山东省、河南省。第3类是农作物播种面积中等、技术效率高模式，主要为云南省。第4类是农作物播种面积中等、技术效率低模式，包安徽省、河北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苏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第5类是农作物播种面积小、技术效率高模式，包括贵州省、甘肃省。第6类是农作物播种面积小、技术效率低模式，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江西省、吉林省、陕西省、广东省、辽宁省。

总之，我国农业生态用水效率总体不佳，体现出我国农业生态用水方式的粗放式特点。今后农业水资源的利用在考虑数量增长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农业用水的生态化效率。为此，一方面，国家应从总体上纠正漫灌式、污染式的农业用水方式，建立起节水灌溉、生态灌溉的农业用水方式。着力从政策设计、技术推广、制度优化等层面推进集约式农业生态用水方式。另一方面，各省份结合本省的实际，着重解决农业生态用水中的短板，通过区域结构优化、投入产出结构优化改善其农业生态用水效率。

参考文献：

[1]刘 渝，王 岌. 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分析——全要素水资源调整目标比率的应用[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26-30.

[2]张雄化，钟若愚. 灌溉水资源效率、空间溢出与影响因素[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20-28.

[3]赵 凯，孙天合. 滴灌技术下的农业用水配置效率评价研究——基于杨凌示范区温室大棚的数据[J]. 节水灌溉，2014（12）：71-75.

[4]杨 骞，刘华军. 污染排放约束下中国农业水资源效率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1）：114-128.

[5]李 静，马潇璨. 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的产粮区粮食生产用水效率与影响因素研究[J]. 农业现代化研究，2015（2）：252-258.

[6]侯 翔，馬占新，赵春英. 数据包络分析模型评述与分类[J]. 内蒙古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41（5）：583-593.

[7]Tone K.Dealing with undesirable outputs in DEA：a slack-based measure（SBM） approach[R]. GRIPS Research Report Series，2003，I-2003-0005.

[8]杨清可，段学军，叶 磊，等. 基于SBM-Undesirable模型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评价——以长三角地区16城市为例[J]. 资源科学，2014，36（4）：712-721.

[9]Andersen P，Petersen N C. A procedure for ranking efficient units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J]. Management Science，1993，39（10）：1261-1265.

作者：刘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