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作为共同货币冲击国家论文

摘要：从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和美国相继出现了债务危机。在应对债务危机方面，美国应对危机的效率和效果都好于欧洲，从而进一步暴露了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多元的财政政策难以协调的矛盾。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欧元作为共同货币冲击国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欧元作为共同货币冲击国家论文 篇1：

单一货币区经济趋同的实证研究与欧债危机的内在逻辑

摘要：欧元区在启动之时即非最优货币区，但是最优货币区的“内生性假定”认为经济趋同会是单一货币区经济运行的实际结果。本文对欧元区成立后成员国的经济趋同进行了实证检验。无论是对欧元区名义趋同还是实际趋同的检验，均无法支持单一货币区有助于加强成员国经济趋同的论点。欧元区始终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最优货币区，是欧债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在统一货币政策下，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趋异持续放大，经济失衡日益加重。目前，各种紧急纾困措施只能解决短期的流动性问题。欧元区要继续生存发展下去，需要实现成员国间的基础性趋同。

关键词：经济趋同 最优货币 欧元区 欧债危机

理论上的支持、制度上的约束以及欧元区初期的平稳运行，共同构筑了货币联盟支持者对单一货币区成员国长期经济趋同的信心。然而单一货币区成立后，成员国并未如预期那样实现经济趋同。欧洲债务危机的扩散，将欧元区隐藏在平静表面下的诸多问题集中地呈现出来。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主因是部分国家不稳健的财政和宏观经济，还是欧元区内部基础性的失衡？单一货币促进了成员国之间经济的趋同抑或是趋异？欧元区经济趋同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从理论层面上看，欧元区经济趋同的实证研究是对区域货币一体化理论的检验；从实践层面上看，欧洲货币一体化的主要目的是要通过一体化促进区域内经济体的协调发展，为政治一体化构造经济基础，对欧元区的经济趋同进行研究，有助于评估单一货币区经济政策的效果。

一、经济趋同标准与欧洲单一货币区

最优货币区（OCA）的思想是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理论基石。20世纪70年代，针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缺陷以及美元信心与清偿力的“特里芬难题”，蒙代尔提出了建立欧洲统一金融市场和欧洲单一货币的计划。1992年，爱默生和格罗斯提出了“一个市场，一种货币”的理念，为欧洲统一中央银行的建立和单一货币的诞生提供了理论基础。此后，与加快实现欧洲统一进程这一政治意愿相适应，OCA理论的研究也产生了新的进展。在传统OCA理论中，最优货币区的判断标准被视作外生变量。1998年，弗兰克尔与罗斯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的“内生性假定”，认为最优货币区具有自我强化的功能，即使成员国不满足最优货币区的“事前标准”，在单一货币区建立之后，经济趋同也将成为货币区经济运行的实际结果，货币一体化能够自然推动一个“事后”最优货币区的出现。

自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之后，欧洲统一货币的设想就被不断提及，直至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峰会最终确定了统一货币的时间表。与此同时，关于欧盟是否已经达到最优货币区标准的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被争论不休。事实上，在1999年欧元区启动之前，欧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与经济结构就存在诸多差异。为了保持欧洲统一货币目标的实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在财政和货币方面均设立了看似严格的“经济趋同标准”，以保证“只有那些实际行为、货币政策信念和价格稳定程度高度符合趋同标准的国家才可以加入货币联盟”。传统的弱币国政府为了获得欧元区的入场券，也显示出向共同目标靠拢的诚意。单一货币启动之初，区内通货膨胀水平远低于《马约》设立的准入门槛。低通胀水平有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等外部环境的因素，也体现了各成员国在货币联盟准备阶段对以稳定为导向的政策的支持。与此同时，各国的预算赤字大幅减少，多数成员国在短时间内达到了“趋同标准”，尽管其中部分数字借助了“创造性的”技术方法而取得。货币联盟的设计者们对此心知肚明，但却给予了充分的容忍。事实上，欧洲货币联盟的设计者们从一开始就承认，即便是首批加入欧元区的11个国家集团，也仍然不能代表最优货币区。但是，最优货币区的“内生性假定”使他们相信，单一货币的引入，能够消除成员国间的经济差异，实现成员国的经济趋同。鉴于《马约》设立的“趋同指标”只是成员国加入欧元区的“敲门砖”，“达标”只能反映成员国在当时经济的静态表现。为了避免一次性“突击达标”对统一货币区稳定可能造成的威胁，货币联盟的设计者制定了更具长远约束力的政策限制，即《稳定与增长公约》。《马约》趋同标准、《关于过渡赤字程序议定书》（《马约》的附件），以及《稳定与增长公约》共同从制度层面上构筑了对成员国的严格约束。

二、单一货币区成立后成员国经济趋同的实证检验

（一）欧元区成员国名义趋同的检验

鉴于统计数据可得性与连续性的考虑，对成员国名义趋同的检验选择2002年以前加入欧元区的12国作为考察对象，分组研究1995-2011年期间欧元区成立前后，单一货币区成员国在通货膨胀率、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率等经济指标的趋同情况。

由分组样本数据观察可知，加人统一货币区前后对比，EU-12国通货膨胀水平的“趋同”状况并未出现明显的变化。德国与希腊分别代表了统计期间内通货膨胀控制最优与最差水平。德国的通货膨胀率水平在2000年以后有较大提高，但始终位于货币区平均水平之下。希腊总体通货膨胀率始终处于较高水平。2001年加入欧元区之前，希腊通货膨胀率大幅回落，此后便迅速回升。此外，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通胀率水平在加入欧元区后至2005年左右均有显著上升。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欧元区的通胀水平出现较大波动。2009年严重经济衰退导致通货紧缩，但随后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的全球流动性泛滥及救助债务危机的欧版量化宽松，使通胀趋势再度抬头。

从数据上看，20世纪90年代各国的财政赤字均有大幅减少（忽略“创造性”会计手段的作用）。卢森堡的财政状况一直比较稳健，也是欧元内唯一在样本区间内指标均低于《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界线的国家。希腊仅在加入欧元区之前的1999年实现3.1%的财政赤字率，勉强接近“趋同标准”，在此前后财政赤字率始终位于最高水平。2001年，德国和意大利两大“核心国”率先打破“红线”，迫使欧洲货币联盟于2002年启动超额预算赤字程序。

1 通货膨胀水平

2 财政赤字状况

此后，欧元区财政赤字状况每况愈下，多数成员国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甚至连财政最为稳健的卢森堡，也由财政盈余转向赤字。受惠于单一货币区成立后内部贸易的加强，德国经济从2005年开始复苏，财政状况也随之有明显改善。希腊的财政状况则持续恶化。从标准差来看，加入欧元区不仅没能实现各国财政状况的趋同，反而使成员国间的财政趋异日益加强。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各成员国的财政状况均显著恶化，财政趋异也进一步加强，2010年标准差高达7.9。

3 公共负债状况

从分组数据上看，2000年后欧元区政府债务率的标准差较单一货币区成立前略有下降，但并未反映出显著的趋同态势。与相对稳健的财政收支状况相适应，卢森堡是区内债务控制最好的国家，其次是芬兰。货币区内大多数国家的债务水平堪忧，德国、法国的负债率早已在2003年后跨过60%的参考水平。意大利与比利时在1999年以前，债务率就一直与《马约》的“趋同标准”相去甚远。上述两国最终由于债务率“有足够的降低并正以令人满意的速度趋近参考值”而被获准进入货币联盟。但是加入欧元区后，其债务率始终处于高位。希腊依然是区内债务状况最令人担忧的国家之一。只有爱尔兰与荷兰的债务状况在加入欧元区后略为改善。2008年后，几乎区内所有国家的债务水平均大幅提升。

（二）欧元区成员国实际趋同的检验

1 成员国经济趋同的绝对β检验

参照巴罗（Barro）和萨拉·马丁（Sala-i-Martin）提出的收敛模型构造简化的线性回归方程：

其中，y_iT是期末各国人均GDP值；y_in是期初各国人均GDP值；μ_ir为误差项。

对欧元区成员国实际趋同的B检验同样以1995-2010年的数据为统计样本，并分别考察欧元区成立前后的经济趋同情况。经统计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后，EU-12国的绝对β收敛结果如下：

各组回归结果的R²均在95%以上，反映出模型较高的拟合优度。考虑到2008年以后欧元区经济状况存在明显的波动，为客观反映成员国实际趋同情况，本研究分别进行了2000年-2008年、2000年-2009年、2000年-2010年期间成员国间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除了2000-2009期间的β值略低于1以外，其它各组的趋同系数均略大于1，反映出成员国间存在一定的趋同态势。但是在欧元间成立前后，各组间的β值并未有太大差异，无法支持单一货币区促进成员国间“经济趋同”的结论。

2 成员国经济趋同的α检验

本文以1995年为基期测算EU-12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并对数据进行了对数处理，得到相应的变异系数，其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统计结果显示，成员国人均产出的离散程度从1995年至2008年间基本处于上升态势，反映出成员国间并未呈现出α收敛。显然，α收敛检验也没有对单一货币区加强成员国经济趋同的经济假设提供充分的证据。

三、单一货币区内的经济趋异与欧债危机的内在逻辑

从以上的实证研究结果来看，无论是对欧元区名义趋同还是实际趋同的检验，均无法支持单一货币区有助于加强成员国经济趋同的论点。各种证据表明，单一货币不仅未能抹平成员国之间的差距，反而使核心国与外围国间的不平衡日益加剧。

首先，单一货币区加速了成员国之间资本的流动，直接孕育区内的金融风险。统一货币政策下的利率趋同，使得货币风险溢价消失，降低了外围国的融资成本，助长大量外债的形成。当利率水平较低时，债务负担尚能控制。一旦利率飙升，债务则难以为继。此外，欧元区成立后市场对其前景的乐观预期也刺激了大量外来资本的流入；而流入外围国的资金又大量进入非实体经济领域，催生潜在的经济风险。另一方面，出口驱动的德国等核心国家经济受益于单一货币区极大提振，累积的出口盈余和低水平的国内消费，产生大量资本盈余。这些超额资金，又以低利率借贷给外围国家，直接助长了外围国的信贷增长。外围国的信贷增长持续转换为债务堆积，增加了其金融部门的脆弱性。当危机来临时，逐利性的风险资本不愿再继续流入外围国，为其财政和经常账户赤字融资，资本流向的逆转进一步恶化了危机。

其次，单一货币区加剧内部成员国间的国际收支失衡。德国等核心国家在欧元区成立后逐渐摆脱低迷的经济走势，成员国身份使德国可以不受约束地在货币区内施行重商主义政策。依赖平稳的欧元汇率，德国增强了对外贸易的竞争力，尤其是区内贸易额持续增长。自加入欧元区以来，德国的出口额几近翻倍。与此相对应的是，外围国经常项目的巨额赤字，规模几乎与德国的贸易盈余相当。而在统一的货币政策下，成员国传统的宏观经济调控工具又被大大削弱。要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经常项目的失衡只能依赖于资本金融项目来弥补，再加上原本就不甚稳健的财政制度，双赤字的格局日益恶化。在2008年以前，资本流入带来外围国资本金融项下的大量盈余，部分隐藏了欧元区内部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当资本从热闹的资本市场撤离时，外围国的经济困境就暴露在日光之下。

最后，统一的货币政策助推了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趋异。从其他成员国大量涌入的外来资本，刺激了外围国的投机需求。物价水平持续上涨，财政膨胀，导致外围国经济的竞争力减弱。而同期，德国的劳动力成本上涨缓慢，出口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显著。一方面，由于统一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与各国经济指标的趋同性密切相关，成员国间显著的经济增长率和价格水平的差异直接影响了统一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如在相同的政策利率水平下，高通胀水平的成员国，其实际利率显著低于低通胀国家，进一步助长外围国不稳健的投资与支出倾向。另一方面，统一货币政策的实施与不同的宏观调控需求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协调困境，而最终的决策在成员国的利益博弈中往往是向占据主要话语权的核心国倾斜。偏离外围国实际经济需求的宏观政策，势必影响其经济增长，导致外围国与核心国经济指标的进一步趋异。于是核心国的相对繁荣与外围国经济的相对停滞便最终形成单一货币区经济的晴雨两面。因此，经济迥异的成员国加入单一货币区，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暗藏风险。如果德国这样的强势国家不能改变其增长与支出模式，其他国家要保持长期繁荣的唯一途径便只能是被动适应德国模式。否则，一旦不对称的外部冲击出现，危机的触动便在所难免。

结语

综合以上分析，欧元区在启动之时就不是最优货币区，经过十年的运行，成员国间经济趋同的效应仍然没有显现。原本增长路径、速度、财务能力迥异的经济体被绑定于同一个货币区内之后，经济依然呈现出离散的态势。加入欧元区时的“突击达标”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各国在经济结构、收入水平以及经济偏好等方面的差异。今天看来，不少国家当初为加入欧元区而采取的政策带有明显的机会主义倾向。这种为了赢得单一货币区“入场券”的投机行为，导致成员国间经济趋同的不稳定性。虽然外围国不谨慎的财政与债务累积是引爆危机的直接原因，但欧元区始终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最优货币区，则是危机产生的重要内因。在统一货币政策下，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趋异持续放大，经济失衡日益加重。要实现经济的基础性趋同，需要外围国改变原有的支出倾向，实现真正的经济增长。从理论上说，德国坚持外围国必须进行内部改革、削减政府开支、改变经济发展路径的观点不无道理。然而，要求外围国承担货币区经济复苏的主要成本，在实践中显然困难重重。一方面，已经陷入疲软的经济体根本无力完成承担债务削减或结构性改革的成本；另一方面，财政紧缩将使外围国的经济前景更加黯淡，经济陷入“增长乏力——债务扩张——强制性财政紧缩——经济更加低迷”的恶性循环中。欧元区的危机救助最终不得不依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实行欧版的量化宽松。而货币流动性的加大，可能引发潜在的通胀风险，这又是德国所不想见到的结果。因此，欧债危机爆发至今，成员国间在国家利益的纠缠与矛盾间博弈，始终未能形成有效的危机救助框架。对于外围国而言，摆脱危机最好的方式是经济增长。长期而言，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势在必行。而作为单一货币区最大的受益者，欧元区的存续与稳定也符合德国的经济利益，适当分担相应的调整成本在所难免。总之，要从根本上解决欧元区的危机，需要成员国共同分担经济改革成本，并推动货币区向实质性经济趋同的道路迈进。

作者：杨力　任嘉

欧元作为共同货币冲击国家论文 篇2：

美欧应对债务危机策略的效果与差异

摘 要：从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和美国相继出现了债务危机。在应对债务危机方面，美国应对危机的效率和效果都好于欧洲，从而进一步暴露了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多元的财政政策难以协调的矛盾。

关 键 词：美欧债务危机；欧元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和欧洲部分国家纷纷爆发了债务危机，为应对债务危机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这些措施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 [1] 但取得的效果却不相同。中国是美国等国家的主要债权国，理清美欧债务危机的应对策略，对我国预防债务危机和控制投资风险，维护国家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一、美欧债务危机应对效果比较

（一）经济复苏时间和程度不同

在受到金融危机的打击后，美欧都及时采取措施刺激经济，但无论从经济复苏时间还是复苏程度，美国都比欧洲要好。见图1。2008年底，美国GDP增长率达到最大负增长率，较欧洲降低幅度更大；2009年底， 美国GDP增长率又得到了恢复，达到了危机发生前的水平。整个美国经济恢复的情况就像一个大写的“V”字，昭示着危机来得快去得也快。而欧洲的情况就不同了。从幅度上看，欧洲经济衰退程度没有美国大；从时间上看，欧洲从2008年初就进入了衰退期， 直到2010年年中经济才恢复到原来的水平，经济恢复需要的时间比美国长。整个欧洲经济恢复的情况就像一个小写的“u”。

（二）失业率情况不同

从图2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 美国失业率明显比欧元区低，其趋势呈两极分化明显。从波动幅度来看，美国失业率波动幅度更大，而欧洲失业率波动幅度却不是很明显；从失业率数值来看，欧洲失业率要高于美国，且危机发生前后都是这种状态；从趋势上看，欧洲失业率在继续增高，而美国失业率在继续降低。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美国和欧洲在遭受债务危机程度和应对效果方面明显不同。

二、美欧债务危机的应对效果差异分析

（一）美欧体制不同是应对效果差异的主要原因

美国是由各个州组成，欧元区是由各个主权国家组成，两者的这种区别导致了在解决问题、政府转移支付、监管等方面的巨大差异。

1. 解决问题效率不同。 债务危机爆发后之所以美国较欧元区更早走出衰退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体制差异导致解决问题的效率不同。美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欧元区各国只是一个经济上的合作者关系。因此在采取应对经济危机措施的时候，即使采取的措施都差不多，但美国往往容易较早出台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且执行起来效率更高。而欧元区虽然只有几个国家出现债务问题，而且这些国家占欧元区GDP比重较低（如本次重灾国希腊GDP只占欧元区GDP的2.65%）， 但是其他国家在是否救助债务国的时候往往很难达成一致。因此，欧元区有能力解决债务危机，他们缺少的不是资金，而是在政治上难以达成统一。欧债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是欧元区自身自我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

2. 救助资金转移困难。 欧元区体制的特殊性导致救助资金转移困难。各成员国的财政收入都是自己国家和公民辛苦积攒的，怎能轻易交给没有还账能力的国家呢？中国有句古话叫“亲兄弟明算账”，何况是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呢。相对来说，美国则不存在这个问题。美国各级政府不仅拥有独立的一级财政，而且还存在政府间的转移支付。美国如果某个州出现债务问题， 会及时通过政府转移支付的方式对该州进行援助， 突显了美国政府转移支付制度的优势。 美国政府对各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主要有三个目标： 一是引导各地方政府提供能使全体公民受益的公共产品； 二是建立全体公民最低生活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 三是促进各地方财政分配公平。 美国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形式是联邦对州、 地方以及州对地方的自上而下的补助。各级政府自主管理其财政，三级政府（联邦、州、地方政府）之间的转移支付只是财务往来关系。地方政府要自主对其财政行为负责，而且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也促使地方政府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由此，地方财政作为行政的重要手段，既要努力增加财政收入，又要降低服务成本，维持财政收支平衡，控制政府财政风险，体现联邦《政府绩效和成果法》规定的要求。

3. 金融监管方式不同。 （1）美国拥有独立的司法部门，不受行政部门的控制，自主行使监督检查权。美国各级政府虽然自主管理各自财政， 但是财政支出和使用都受到有效监管， 在使用方式和使用效率上具有高度透明度。 凡是联邦或州所可能提供的补助，都有关于该项补助相关条件的具体规定。对许多补助，都要按确定的复杂公式，充分考虑到接受补助州或地方的人均收入、 城市人口规模以及所得税征收情况等一系列因素来分配。同时，在确定补助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征税努力程度， 其核心思想是已经尽力征集税收但仍然不能达到财政平衡的州或地方政府，才可能得到补助。可以看出，美国的监管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从而促使各州尽量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尽量减少政府转移支付，进一步打消了各州可能“搭便车”的思想。（2）欧元区虽说是一个紧密的经济体，但各成员国还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在监管上不受制约。欧元区的监管放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欧元区在吸收成员国时放松监管。虽然欧元区对成员国加入时的财政状况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由于欧元区急于扩大范围， 而其他国家也想尽快加入欧元区， 结果在加入条件上双方均采取了放松的态度。二是一些外围成员国在加入欧元区后，享受着廉价融资的好处，财政纪律涣散，导致债务越筑越高。欧元区监管缺失成为此次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三是在应对债务危机时，虽然在救助前对债务危机国提出了诸如减少财政赤字的苛刻要求， 但欧洲央行对此所发挥的监管作用非常有限。 欧洲央行目前只有大约1500个雇员， 而且都是来自不同成员国。 虽然欧元区自危机以来一再试图加大各国经济、财政政策的协调，但收效甚微。现在欧元区领导人终于意识到其松散的财政制度是制约欧元区发展的短板，集中的财政体系及更加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等制度建设才是釜底抽薪式解决欧债危机的方案。

（二）救助资金来源方式不同

尽管美国经济还在复苏中，但偿还到期债务的能力并未受到根本性伤害；而同样受债务困扰的欧洲国家却一直未能恢复“元气”。其中重要原因是美国的“造血功能”远强于欧洲债务国，有能力维持“举债度日”的财政现状，而欧洲债务国只能被动地“等待输血”，这才是二者的根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 美国可以发行货币，而欧洲成员国不能。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合理采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能够刺激经济较快发展。美元作为国际流通货币，在国际外汇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美国作为主权国家，具有发行货币的权利，起着“最后借款人”的作用。美国在面临债务到期压力时，如果无法偿还，还可以通过发行货币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但是欧元区国家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欧元区央行虽然具有发行货币的权利，并且在组织结构上和美联储相似，但是欧洲央行具有和美联储不同的货币政策目标，主要是抑制通货膨胀，通过利率调节保持货币稳定；而美联储还兼具创造就业的政策功能。欧洲债务国在没有货币政策工具可用的情况下，只能发挥收效甚微的财政政策的作用，并委身求助其他国家以期得到资金援助。

2. 美国可以靠强大的经济基础保证财政收入，而欧洲债务国能力相形见绌。欧洲债务国大多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 外向型经济导致对外依存度很高，如葡萄牙对外依存度达到400%。（2）经济结构不均衡，如希腊主要以旅游、海运、零售为主，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的服务业占比都在70%以上，一旦这几个行业受到冲击则整个国家经济将陷入困境。（3）经济基础比较薄弱，无法承受经济危机带来的损害，破产的风险比较大。而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基础，经济状况容易得到恢复，能够弥补财政赤字和偿还债务。欧洲国家妄图增加财政赤字和负债来挽救经济，虽然短期内会有成效，但要保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财政收支还是要回归到平衡状态。因此，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支撑，债务问题就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即使少量的债务问题都有可能演变为危机。

通过以上两点我们可以看出， 欧元区成员国在发生债务危机后不仅没有经济能力解决， 也不能发行货币，只能坐等别国和国际组织救助，错失经济救助的最佳时机， 导致整个欧元区经济恢复速度较美国慢一些。

（三）欧元区各成员国经济差异太大

欧元区各成员国的经济水平不一致， 甚至相差很大，也是导致欧洲债务问题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 各成员国贸易水平不同。 为什么说希腊等欧元区弱小国家在加入欧元区以后必然会出现贸易逆差及债务危机？道理并不复杂，因为希腊等国与德国和法国的经济竞争力差距太大， 贸易中处在不利地位，在使用统一货币之前，这些国家可以通过本币对德国马克贬值的方式来获得贸易上的相对平衡； 但加入欧元区以后，这种贸易平衡机制就自动消失了，于是，这些国家对德国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多。因此，在使用统一货币之后， 强大的德国与弱小的希腊等国的贸易不平衡越来越大， 德国的累积顺差遥遥领先于全球各国。

2. 各成员国经济周期不同。 欧元区另外一个难以克服的问题是各国经济周期的不同步。 尤其是德国和西班牙反差最明显， 这两个国家经常出现一个物价下行而另外一个国家的物价上升的背离现象。当德国物价下行时， 欧洲央行会倾向于保持利率稳定或降低利率，结果使西班牙的物价膨胀。无论是西班牙还是希腊、 意大利等国在加入欧元区之后都出现过房地产泡沫， 这是经济差异较大的国家组建统一货币区的代价。

（四）欧洲央行的功能有限

1. 欧洲央行独立性不足。 如果欧洲中央银行决策缺乏独立性， 货币政策制定自然就会偏向某个（些）国家，使得该国从中得到好处，而其他成员国就会被边缘化，长期的贸易逆差导致债务越积越多，势必导致债务危机。欧洲中央银行（ECB）是由各成员国中央银行联合筹备成立的， 虽然独立于欧盟机构和各国政府，但其独立性并不高。首先，ECB总部位于德国金融中心法兰克福， 其职能和结构也采用德国联邦银行模式。其次，第一任ECB行长由前荷兰央行行长维姆·德伊森贝赫担任；2003～2011年的ECB行长是让·克洛德·特里谢担任，他曾任法国中央银行法兰西银行行长； 现任ECB行长为马里奥·德拉吉，曾任意大利中央银行行长。再次，值得注意的是，欧元区几个国家中最有实力的当属德国、法国、意大利，三个国家的GDP占了欧元区总GDP的50%左右。最后，在欧元区成立前，德国由于经济长期处于顺差导致的通货膨胀状态，这一直是德国的心病，因而在ECB成立后，货币政策目标一直就是利用利率控制通货膨胀，保持币值稳定，而没有为增加就业或货币汇率调整政策。

2. 欧洲央行货币政策不完善。 货币政策的目标一般可概括为：稳定物价、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和金融稳定。而欧洲央行自成立以来的货币政策目标就是稳定物价，防止通货膨胀，长期忽视了充分就业的重要性。这也是导致美欧在遭受债务危机后经济恢复程度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美国在危机发生前的失业率一直都比较低，而欧洲的失业率普遍都很高，如图3所示。

三、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分析美欧债务危机形成原因并结合中国自身特点，笔者认为我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引起重视：

1. 限制地方政府债务盲目增长。 根据审计署的估算，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已达到10.7万亿元人民币，而国际评级机构穆迪称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大概会比此前评估多出3.5万亿人民币。 为了防止债务危机发生，应从源头治理开始，杜绝地方债务超出合理范围，增强地方债务的透明度和监管。

2. 及时调整经济结构。 美国和欧洲在处理债务危机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资金的问题，作为主权国家财政收入是其主要来源。中国经济主要以低端制造业出口为主，因此当国外需求低迷时，中国产品形不成核心竞争力，势必会影响地方经济收入，也就会使地方政府债务面临无法偿还的压力。因此，要及时调整经济结构， 增强中国经济抵抗全球经济危机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李娅，薛莎莎. 美欧债务危机应对策略的国际比较[J]. 创新，2012（4）.

[2]王汉儒. 次贷危机背景下美国财政政策走势的预测——基于凯恩斯主义视角的一个分析[J]. 当代财经，2009（2）.

[3]刘胜会. 金融危机中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工具创新及启示[J]. 国际金融研究，2009（8）.

[4]杨琳. 欧洲和拉美主权债务风险、趋势及其影响[J]. 财经问题研究，2010（4）.

[5]余永定. 从欧洲主权债危机到全球主权债危机[J]. 国际经济评论，2010（6）.

[6]桂又华，贾健.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原因、影响及启示[J]. 区域金融研究，2010（9）.

[7]谢世清. 历次主权债务危机的成因与启示[J]. 上海金融，2011（4）.

[8]吴秀波. 美国债务危机的形成与影响分析——简析中国应对策略[J]. 价格理论与实践，2011（7）.

[9]崔洪建. 美欧债务危机警示中国什么[J]. 人民论坛，2011（8）.

[10]叶谦，沈文颖. 拉美债务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成因的比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 经济问题探索，2011（10）.

[11]王健. 美欧债务危机的双重影响和三大对策[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

[12]温军伟. 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与欧元的前景[J]. 金融理论与实践，2012（1）.

[13]陈华，高艳兰. 债务危机应对路径的美欧国际比较[J]. 财经科学，2012（2）.

[14]周宗安，范磊，周沫. 欧洲美国主权债务危机的比较与展望[J]. 理论经济研究，2012（2）.

[15]林华生. 美欧债务危机与日中经济前景[J]. 亚太经济，2012（2）.

[16]王霞，王启利. 欧债危机：原因、对策与启示[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2（3）.

[17]缪建民. 欧债危机与全球经济形势展望[N]. 21世纪经济报道，2012-04-21.

（责任编辑：郄彦平；校对：李丹）

作者：王霞　王启利

欧元作为共同货币冲击国家论文 篇3：

信用本位、对称竞争与国际货币多元化

摘要：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对称竞争性国际货币多元化体系的稳定性问题可知，在信用本位的背景下，建立在对称竞争基础上的国际货币多元化体系具有内生的稳定性。欧元、日元、英镑和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虽在其背后均存在不同形式的发展障碍，但其均具有成为与美元并重的对称竞争性国际货币的可能性。

关键词：信用本位；对称竞争性国际货币多元化；博弈

一、研究综述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把人们的目光聚焦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上。普遍认为，建立在信用本位基础上的以美元为主导的单一国际货币格局是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正是由于缺少对美元的有效制约，美国在享受到发行国际货币带来的权利的同时，却忽视了依据世界经济增长状态稳定国际货币供给的责任。为了弥补美国自身的储蓄赤字、财政赤字，不断扩张的美元供给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流动性过剩，同时催生了美国国内的金融资产泡沫，金融泡沫的破灭最终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因此，为了避免金融危机卷土重来，就必须要改革建立在信用本位上的以美元为主导的单一国际货币格局。

世界各国学者对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必要性已经基本达成一致，现在的关键是要选择适当的改革方案。事实上，自从金本位体系无法维持之后，经济学家们就不断地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寻找方案。目前，可供选择的主要有两种思路：超主权单一货币和国际货币多元化。超主权单一货币一直以来都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最高目标，早在二战结束之际，凯恩斯在其“国际清算同盟计划”中就提出了建立超主权单一国际货币单位的设想[1]，之后的学者们（如Cooper，1984[2]；周小川，2009[3]，等等）继承并发展了建立超主权单一货币的构想，欧元的诞生更被认为是从实践角度证实了建立超主权单一货币的可行性。然而，世界经济毕竟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欧元区愈演愈烈的债务危机也暴露了统一货币政策与分散财政政策之间的内在矛盾，除此之外，还有包括政治层面和技术层面在内的一系列困难，都成为短期内实现全球超主权单一货币难以克服的障碍。

相对于超主权单一货币的改革目标，国际货币多元化则是一个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更容易实现的目标，因此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蒙代尔（Mundell，2000）提出“货币稳定性三岛”（Three Islands of Monetary Stability）的概念，他认为包含美元、欧元和日元的多元国际货币格局具有稳定性[4]。罗格夫（Rogoff，2001）认为，即使消除了实现更高程度货币协调（甚至是单一世界货币）的政治障碍，多种国际货币并存也不失为是一种优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多元国际货币并存条件下的竞争可以一定程度上克服单一国际货币带来的自然垄断[5]。艾奇格林（Eichengreen，2009）指出，以多种货币为基础的国际储备体系，可以减少单一国际货币发行国所受到的来自急需外汇储备的新兴市场的冲击，同时由于存在具有替代性的多个中央银行和多种国际投资资产，政策制定者们就会更加谨慎地采取措施来维护投资者信心[6]。

笔者认为，国际货币多元化目标又可分为两类具体目标：一主多元和对称多元。一主多元就是指以一种中心货币为主导，多种国际货币并存的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对称多元又可以被称为对称竞争性国际货币多元化，是指多种势均力敌的国际货币以竞争形式并存的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一主多元实际上只是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简单修补，并不能真正克服建立在信用本位上的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所面临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将专门考察对称竞争性国际货币多元化问题，具体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引言，主要介绍研究背景并对相关研究进行综述；第二部分，主要运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探讨对称竞争性国际货币多元化的稳定性问题；第三部分，对欧元、日元、英镑和人民币等几种主要货币进行分别考察，讨论这些货币发展成为具有与美元对称竞争能力的货币的可能性；第四部分，结论与展望。

二、对称竞争性国际货币多元化

所谓对称竞争，是指建立在势均力敌基础上的竞争。如果竞争双方的实力具有明显差距，那么这样的竞争就是非对称的。如果竞争是非对称的，那么占据优势的一方对于竞争的结果就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一般来说，对称竞争性国际货币多元化的国际货币发行主体应该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经济实力大体接近，决策过程相互独立。基于此，可以运用博弈的方法来分析这种对称竞争性国际货币多元化体系。为了简化过程，我们的分析只包括两个国际货币发行主体，但是由于多个国际货币发行主体具有对称特征，本文的结论可以推广到包括更多国际货币发行主体的国际货币多元化体系。

博弈参与者：具备对称竞争实力的国际货币发行国A和国际货币发行国B。

策略空间：假定两个国家都只有货币政策一种可以影响宏观经济的政策工具。其中，货币政策工具又包括扩张货币供给、稳定货币供给和紧缩货币供给三种具体策略。扩张货币供给是指特定国际货币的供给水平超过了世界经济增长对该货币的正常需求水平。稳定货币供给并不是保持货币的绝对不变，而是指特定国际货币的供给水平与世界经济增长对该货币的正常需求水平相适应。紧缩货币供给是指特定国际货币的供给水平不足以维持世界经济增长对该货币的正常需求水平。

策略收益：作为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理性参与者，国际货币发行国实施特定的货币政策时，不仅要依据自己的政策目标，更要充分考虑竞争对手的策略选择。国际货币发行国不同的策略选择组合决定了不同的收益组合。如图1所示：

（一）策略组合：稳定货币供给，稳定货币供给

其中，前者为国际货币发行国A的策略，后者为国际货币发行国B的策略，后面同理。由于国际货币发行国之间的对称竞争性，此时两国的收益相同。

正如前文中所指出，稳定货币供给是指特定国际货币的供给水平与世界经济增长对该货币的正常需求水平相适应，也就是说，此时国际货币的供求处于平衡状态，在没有其他政策工具影响的情况下，稳定货币供给必将促使宏观经济实现内外均衡发展。具体而言，从内部来看，两个国际货币发行国均能保持均衡增长、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从外部来看，两个国际货币发行国继续共同分享国际货币地位并获得稳定的铸币税收益，同时保持币值稳定和国际收支相对平衡。之所以强调国际收支的相对平衡，是因为为了满足因世界经济增长而增加的对国际货币需求，国际货币发行国总是需要保持一定的国际收支逆差，当国际货币发行国的数量较多时，对单个国际货币发行国国际收支的影响就不会太大，从而能保持国际收支的相对平衡。

（二）策略组合：扩张货币供给，扩张货币供给

由于国际货币发行国之间的对称竞争性，此时两国的收益相同。从内部来看：由于短期价格粘性，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导致经济出现扩张性增长并保持充分就业状态，但是通货膨胀压力增大。从外部来看：在没有新的具有对称性竞争能力的国际货币之前，两个国家的国际货币地位不会受到影响。由于国际货币供给量增加，两个国际货币发行国都将获得更多的铸币税收益，但是由于接下来国际货币相对于非国际货币的贬值过程，以及非国际货币发行国从国际货币发行国被迫输入的通货膨胀，会逐渐抵消这种暂时性增加的铸币税。同时，由于名义货币供给增加具有刺激进口进而恶化国际收支的作用，如果马歇尔—勒纳条件[7]成立，汇率贬值又具有刺激出口进而改善国际收支的作用①，因此总体而言，国际收支的波动程度会进一步增加，但是波动的方向并不确定。

（三）策略组合：紧缩货币供给，紧缩货币供给

由于国际货币发行国之间的对称竞争性，此时两国的收益相同。从内部来看：由于短期价格粘性，紧缩货币供给政策将导致经济出现收缩，失业增加，通货紧缩压力增大。从外部来看：在没有新的具有对称性竞争能力的国际货币之前，两个国家的国际货币地位不会受到影响。由于国际货币供给量减少，两个国际货币发行国都将获得更少的铸币税收益，但是由于接下来国际货币相对于非国际货币的升值过程，会逐渐抵消这种暂时性减少的铸币税。同时，由于名义货币供给减少具有抑制进口进而改善国际收支的作用，如果马歇尔—勒纳条件成立，汇率升值又具有抑制出口进而恶化国际收支的作用，因此总体而言，国际收支的波动程度会进一步增加，但是波动的方向并不确定。

（四）策略组合：扩张货币供给，稳定货币供给

对于国际货币发行国A，从内部来看：在短期价格粘性的条件下，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将刺激经济实现扩张性增长，并保持充分就业，但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将会加大。从外部来看：在很短的时期内，国际货币发行国A获得更多的铸币税收益，接下来，由于货币供给的增加，国际货币A相对于国际货币B和非国际货币发生贬值。为了维护外汇储备的有效购买力，非国际货币发行国会减少持有国际货币A，增加持有国际货币B，这又会导致国际货币B进一步贬值，国际货币A的信用水平随之降低，从而动摇国际货币A作为国际货币的基础。如此不断循环，国际货币A将逐渐失去其国际货币地位，铸币税收益会随之永久性减少。国际收支会随着扩张的货币供给和货币贬值而出现波动，一方面由于名义货币供给增加具有刺激进口进而恶化国际收支的作用，在马歇尔—勒纳条件成立的前提下，汇率贬值又具有刺激出口进而改善国际收支的作用，因此总体而言，国际收支的波动程度会进一步增加，但是波动的方向并不确定。

对于国际货币发行国B，从内部来看：根据世界经济需要而适时调整货币供给的稳定货币政策，有利于国际货币发行国B保持经济均衡增长、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从外部来看：与国际货币发行国A相对应的是，国际货币B将升值并逐渐成为唯一的国际货币，其铸币税收益也会永久性增加。同时由于国际货币发行国A在逐渐失去国际货币地位的过程中，需要有国际货币B进行补充，在这一阶段，国际货币发行国B将会出现国际收支的暂时性恶化。

同理，当国际货币发行国A实施稳定货币供给政策，而国际货币发行国B实施扩张货币供给政策时，两国的收益也正好相反。

（五）策略组合：扩张货币供给，紧缩货币供给

对于国际货币发行国A，其策略收益与在策略组合（扩张货币供给，稳定货币供给）中的基本收益保持一致，但是收益程度有所加强。对于国际货币发行国B，从内部来看：紧缩货币供给的政策将导致经济收缩、失业增加和通货紧缩。从外部来看，国际货币发行国B的策略收益与在策略组合（扩张货币供给，稳定货币供给）中的基本收益保持一致，但是收益程度有所加强。

同理，当国际货币发行国A实施紧缩货币供给政策，而国际货币发行国B实施扩张货币供给政策时，两国的收益也正好相反。

（六）策略组合：稳定货币供给，紧缩货币供给

对于国际货币发行国A，从内部来看：根据世界经济需要而适时调整货币供给的稳定货币政策，有利于国际货币发行国A保持经济均衡增长、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从外部来看，其策略收益与在策略组合（扩张货币供给，稳定货币供给）中的基本收益保持一致。对于国际货币发行国B，其策略收益与在策略组合（扩张货币供给，紧缩货币供给）中的基本收益保持一致，但是收益程度有所减弱。

同理，策略组合（紧缩货币供给，稳定货币供给）的收益与此正好相反。

占优策略纳什均衡：对于国际货币发行国A而言，当国际货币发行国B的策略是扩张货币供给时，通过比较国际货币发行国A在不同策略选择下的收益，可以发现稳定货币供给是一个占优策略。同理，当国际货币发行国B的策略是稳定货币供给和紧缩货币供给时，国际货币发行国A的占优策略依然是稳定货币供给。对于国际货币发行国B而言，无论国际货币发行国A的策略是扩张货币供给，还是稳定货币供给，又或者是紧缩货币供给，国际货币发行国B都能找到一个共同的占优策略——稳定货币供给。综上可得，图1所展示的国际货币双对称非合作静态博弈具有一个占优策略纳什均衡——（稳定货币供给，稳定货币供给），此时，占优策略纳什均衡不仅符合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利益要求，也符合世界经济均衡发展的要求。同样的结论可以推广到更多具有对称竞争特征的国际货币多元化体系。

上述博弈分析表明，对称竞争性国际货币多元化体系具有内生稳定性。除此之外，对称竞争性国际货币多元化还可以大大弱化特里芬（Triffin，1960[8]）所提出的特里芬难题②，由多个具有对称竞争实力的国际货币发行主体来共同提供新增的国际货币需求，则单一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国际收支和货币币值受到的影响就会小很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增加对称竞争性国际货币多元化体系的稳定性。

三、对称竞争性国际货币的形成

第二部分的分析表明：在信用本位的背景下，建立在对称竞争基础上的国际货币多元化体系具有内生稳定性，稳定货币供给是每一个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占优策略，占优策略纳什均衡不仅符合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利益要求，也符合世界经济均衡发展的要求。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在当前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下，哪些货币有可能成为与美元并重的对称竞争性国际货币。

正如上文的讨论所指出，对称竞争性国际货币多元化的国际货币发行主体应该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经济实力大体接近，决策过程相互独立。在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中，除了美元这一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外，欧元、日元和英镑也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具体如表1所示。除了上述三种已有的国际货币之外，随着中国经济越发强劲的发展势头，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上升显著，虽然还没有成为国际货币，但其对于世界经济也已经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一）欧元

从经济实力来看，欧元区的经济总量与美国的经济总量大体相当，如图2所示，2008年欧元区GDP总量大约是同期美国GDP的95.5%。从决策过程来看，欧洲中央银行可以完全独立自主地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由于具备上述先天优势，欧元自1999年诞生起，就表现出了十分强劲的发展势头，如表1所示，欧元占世界各国外汇储备的比重一开始就达到了17.9%，之后更是一路上升，到2009年，这一比重已经达到了27.3%。同期，美元占世界各国外汇储备的比重却一路下降，从1999年的71%降至2009年的62.2%。除此之外，IMF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也在不断上调，从2001年的29%上调至2006年的34%，再到2011年的37.4%。同期，美元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略有下降，从2001年的45%下调到2006年的44%，再到2011年的41.9%。以上数据表明，欧元正在对美元形成强大的竞争压力。

然而，欧元虽然冲劲十足，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欧元即将成为与美元并重的具有对称竞争力的国际货币。相反，欧元区接连发生的主权债务危机为欧元的进一步发展蒙上了阴影。欧洲中央银行网站公布的数据表明，2007年第四季度到2010年第三季度的短短三年间，欧元区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大约上升了17%，截至2010年第三季度，欧元区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为82.7%，成为欧元产生以来的最高负债水平。不仅如此，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在这些主权债务危机背后的制度性障碍：统一的货币政策和相对分散的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欧元区各国政府对于财政政策的过度依赖，才导致了主权债务危机的最终发生，而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又必将进一步影响到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信用水平和竞争力。

综上所述，欧元表面上的强势并不能掩盖其背后的发展障碍，要最终解决统一的货币政策和相对分散的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深化欧元区的政治改革，实现欧元区真正的统一是一条必由之路，也是一条异常艰难的路。因此，可以预见，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欧元还是无法成为与美元并重的具有对称竞争性国际货币。

（二）日元

日本的国土面积虽然狭小，但其经济实力却异常强大，在2008年全球GDP排名中，日本位居第二，仅次于美国。不过，日本的经济总量与美国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如图2所示，2008年日本的GDP大约是同期美国GDP的35%。与日本经济地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表现却相对平常，如表1所示，日元占世界各国外汇储备的比重从1999年的6.4%一路下滑至2009年的3%，除此之外，IMF公布的数据显示，日元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也有下降趋势，从2001年的15%下调至2006年的11%，再到2011年的9.4%，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完全不能对美元形成对称的竞争力量。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除了经济总量上的绝对差距之外，日本货币政策的决策过程无法完全摆脱美国的影响是一个更重要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附庸于美国。在美国的帮助扶持下，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十分迅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大国。然而，即便如此，日本的经济政策依然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的影响。最显著的事件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为了扭转对日本长期巨额的国际贸易逆差，美国公开对日本施加压力，迫使日元在短期内实现了大幅度升值，激化了日本国内的经济泡沫，为19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及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衰退埋下了种子。

综上所述，日本虽然是一个经济大国，但其经济总量与美国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更为重要的是其经济决策过程无法与美国保持独立，日本与美国更多时候是一种具有较高可信度的合作博弈，如果日本能够完全摆脱对美国的依附，那么，日元完全有可能成为与美元并重的对称竞争性国际货币。

（三）英镑

英国是最早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然而，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政治经济实力被大大削弱，如图2所示，2008年英国的GDP大约只有同期美国GDP的18.6%。曾经占据国际货币体系主导地位的英镑，也渐渐地开始边缘化。从表1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自1999年以来，英镑在世界各国外汇储备中的比重表现出微弱的上升趋势，从1999年的2.9%上升到2009年的4.3%，但是总体水平依然很低。另外，IMF公布的数据显示，2006年开始英镑在SDR中的比重也只有美元比重的1/4左右，根本无法与美元形成对称的竞争力。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当前英国的经济实力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第二，英国与美国长期的同盟关系促使两国在决策时都会充分照顾到对方的利益，在国际货币问题上，英镑不会主动挑战美元的国际地位，这意味着在国际货币问题上，英国与美国无法形成真正的竞争性博弈。

综上所述，英镑要重新回到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成为与美元并重的对称竞争性国际货币，要走的路还很长。

（四）人民币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实力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如图2所示，就经济总量而言，2008年中国GDP大约是同期美国GDP的30.5%，位居世界第三。另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和日本内阁府的初步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同时，由于中国与美国具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在有关两国利益的地区问题和国际问题上，中美之间的竞争总是多于合作，因此就决策过程而言，中美之间可以保持很高的相互独立性。总体而言，如果人民币成为与美元并重的对称竞争性国际货币，必将大大增强现有建立在信用本位上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然而，在表1的世界各国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中，我们还看不到人民币的身影。最关键的原因就是人民币尚未国际化。显然，人民币要最终成为与美元并重的对称竞争性国际货币，除了要努力增强经济实力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大力推行人民币国际化。

货币国际化在带给货币发行国很多额外的收益的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在中国宏观经济还不够均衡、金融体系还不够成熟的时候，对于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中国政府一向坚持谨慎推进的态度。因此，当前我们需要从两方面来为人民币国际化做准备：一方面，要加强调控引导宏观经济实现内外均衡发展；另一方面，要深化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这两方面工作并不是完全分离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必须同时推进。

四、结论与展望

运用博弈论的方法，本文分析了建立在对称竞争基础上的国际货币多元化问题。研究发现：在信用本位的背景下，建立在对称竞争基础上的国际货币多元化体系具有内生的稳定性。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探讨了欧元、日元、英镑和人民币成为与美元并重的对称竞争性国际货币的可能性。总的来说，虽然每种货币背后都存在不同形式的发展障碍，但欧元、日元、英镑和人民币都具有成为与美元并重的对称竞争性国际货币的潜力。

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基本结束，但其对于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却仍将持续。即使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依然保持着独一无二的主导地位，并且这样的国际货币格局在短期内仍将持续。所幸的是，随着欧元等货币的异军突起，国际货币多元化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即使无法形成与美元对称竞争的实力，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约束美元的作用。对于人民币而言，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走向国际化将是人民币的必然发展方向。

注释：

①基于马歇尔的基础性研究，勒纳（1944）研究发现，汇率贬值对国际收支的影响依赖于一定的弹性条件：当出口的汇率弹性与进口的汇率弹性之和大于1时，汇率贬值会改善国际收支；当出口的汇率弹性与进口的汇率弹性之和小于1时，汇率贬值会恶化国际收支。

②特里芬（Triffin，1960）指出，单一国际货币主要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一方面，为了保证国际货币供给，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国际收支就不得不面对逆差，长期的逆差又会给国际货币造成贬值压力，从而影响到人们对国际货币的信心；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发行国要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就无法提供足够的国际货币。特里芬难题主要是针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而提出的，但问题同样存在于当前建立在信用本位基础上的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

③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

参考文献：

[1]de Vegh I. The International Clearing Un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43，33（3）：534-556.

[2]Richard N Cooper. A Monetary System for the Future[J]. Foreign Affairs，1984，63（1）：166-184.

[3]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J].中国金融，2009，（7）：8-9.

[4]Robert A Mundell.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0，90（3）：327-340.

[5]Kenneth Rogoff. Why Not a Global Currency？[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1，91（2）：243-247.

[6]Barry Eichengreen. The Dollar Dilemma[J]. Foreign Affairs，2009，88（5）：53-68.

[7]Lerner A P. The Economics of Control[M]. London： Macmillan，1944. 377-379.

[8]特里芬.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M].陈尚霖，雷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5-75.

责任编辑、校对：关 华

作者：张见　刘力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