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理职能研讨论文

摘要：2004年，加拿大第一个面向21世纪以知识为基础的综合型机构产生——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其背后反映的是新一代的信息需求。本文基于文化功能与政府文件管理职能的发展变化，分析20世纪加拿大公共档案馆发展模式的演变，重点解读公共档案馆、联邦政府在政府文件管理实践方面的艰难探索。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政府管理职能研讨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政府管理职能研讨论文 篇1：

加快诚信金融建设 推动县域金融发展

诚信是一个国家、地区、企业和个人的重要软实力，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渗透力。诚信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金融业自产生伊始就与信用相伴相生。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务院明确的承担征信管理职能的部门，对推动诚信金融市场建设和促进社会信用体系逐步成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使命。正是在这个思路的指引下，作为人行昆明中心支行下属的分支机构，人行晋宁县支行根据上级文件精神，结合晋宁县经济、金融发展现状，综合考虑县域信用环境指标，在县政府、县委的支持下，收集信息、整合资源，协调县域各机构和部门，于2012年全年铺开了晋宁县诚信金融体系建设的大蓝图。

一、以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为撬动点，推动晋宁县诚信金融建设

“三农建设”既是国策，也是民生，更是金融服务的本土战场。晋宁县支行在开展工作之初，就明确了工作的重心和着力点。经过深入的调研，多次与政府部门进行研讨，支行在工作中明确了：以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为撬动点，推动晋宁县诚信金融建设。

（一）以服务县域经济发展为突破口，借助政府资源，聚焦“三农”，做好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初期工作

晋宁县支行自开展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以来，不断向县委县政府领导以及试点村讲解开展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给本县经济增长、投融资环境、农民实惠等方面带来的效益。通过“经济效益扩大化、农户实惠真实化”的宣传，取得了政府部门的理解和支持，并得到了县委的认可。为了支持人民银行的工作，争取在县域范围内取得共识，2011年12月30日，晋宁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动员大会在晋宁县隆重召开。晋宁县县委书记蔡德生、人行昆明中心支行王建东副行长及征信管理处的相关领导参加了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并对与会的300多位政府部门负责人、企业代表、农户代表进行了全面的动员。大会范围广、影响大，为支行的后续工作铺平了道路。

（二）人员、设备和资金“三个到位”，解决了工作的燃眉之急

动员大会召开后，县委、县政府在2012年晋宁县年度财政预算中，单列了30万元的费用预算，作为金融信用体系建设第一阶段的资金，为工作的开展解决的燃眉之急。根据晋宁县金融办反馈的意见，晋宁县将在此后逐步追加相关费用，并与县域各涉农金融机构积极沟通联系，确保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资金、人员和设备及时到位。目前，此项资金支持已经到位，4套计算机设备已经投入使用，15000份征集表已印制完成，2名临聘人员经过支行征信惯例人员的培训，已经对相关的文件和规章制度进行了学习，初步了解了相关的工作程序，并能够独立上岗工作。

（三）集中力量，缩短工作流程，加快信息采集效率，做好信息的初采

为了确保工作落到实处，支行采用了“缩短流程、多头并进”的方式，多线开展工作。一方面，支行安排相关人员深入晋宁县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试点村发放《云南省农户信息采集、评价标准指引》，及时向2个试点村委会相关人员讲解了《农户信息采集表》填写要求。另一方面，作为晋宁县征信管理中心的雏形，支行综合利用有限的办公空间，重新排设线路，购置设备，建立综合办公室，作为工作初期的数据中心、审核中心和上报中心，集中处理信用体系建设的相关工作。截至2月底，两个试点村（汉营村委会、中谊村委会）共收集到合格纸质档案376份。支行信用体系建设办公室人员到位已经投入紧张的录入工作中。预计，3月中旬，支行将完成2个试点村1,579户农户的资料收集，并在3月底前完成试点村农户信用信息的审核与录入。

二、“一个平台，三套系统”实现信用信息的无障碍使用

在此次的工作中，支行提出了“一个平台，三套系统”的构想，即：利用晋宁县征信管理中心这个平台，实现企业征信、个人征信以及企业非银信息的综合使用与共享，最大限度地发挥信用信息“金融身份证”的作用，为诚信群众开上“保健药”、为金融机构提供“定心丸”、为政府经济发展打上“强心剂”。

在工作中，支行进过多次调研发现：信用的综合使用和无障碍共享是信用体系建设的一个阻碍。如：人民银行目前运作的银行个人征信系统和企业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工商部门运作的企业行为警示系统；税务部门运作的税务信用等级信息系统；法院运作的诉讼记录系统。这些系统都提供了众多有价值的信息，但却由于种种限制。建立晋宁县征信管理中心，由人民银行牵头主导，建立一个共享的信息平台，及时收集、整理来自政府各部门的企业非银行信用信息，突破目前各部门使用信用信息的局限和羁绊，同时，充分发挥人民银行现有的企业征信系统和个人征信系统的优势，在人民银行主导的一个公开的平台上，形成有效的信息共享。最终，通过网络，形成整个晋宁县范围内信用信息的有效连接和整合，并逐渐统一信用技术标准和工作规范，最终达到信用信息资源的无障碍使用。真正做到无论是群众还是机构都能够“进一道门、填一张表”，从而得到全方位、高价值的信用信息，提升“金融身份证”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目前，支行正与晋宁县政府就建立征信管理中心的构想进行积极的磋商和沟通，相信此项工作将在不久之后得以实现，形成对整个信用体系建设强大助力。

三、真抓实干、全力攻坚，将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进行到底

根据支行工作的开展情况，下一步还有几项重点工作需要全力攻坚，并在年内完成相应的指标：

（一）农户信息采集全面铺开

支行预计，4月底，完成3000－5000户农户资料进入数据库；2012年5月开始，从试点村委会采集工作逐步扩大对全县范围采集，各村委会加大采集力度，努力确保采集工作的顺利开展，按质按量上报纸质采集资料。每个乡镇统一收集各村委会上报人行的采集表（纸质），每半月上报一次。支行将争取在2012年6月，完成12500户左右农户录入数据库；2012年9月底，完成25000户左右农户录入数据库；2012年年末，完成32000户左右农户录入数据库。努力完成全县一半农户人口录入数据库的总体目标。与此同时，农村信用体系领导小组将根据系统评分标准对农户进行评级。信用农户达到已评级农户的40％，信用村创建面达到30％，信用镇（乡）到达20％。

（二）建立健全信用奖惩机制，完善守信受益机制，积极探索建立信用修复机制

为发挥信用信息在维护正常经济秩序方面的激励和惩戒作用，让守信者的守信获得回报，让失信者因失信受到惩罚，使社会公民的信用意识、企业信用管理水平和政府部门的公信力显著提高，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制”的社会氛围，支行将配合晋宁县政府逐步建立信用监管体系。支行将结合各部门的性质和特点，定期向晋宁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交）信息披露的标准和内容，领导小组办公室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利用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介，定期或不定期统一披露优质诚信企业信息和企业、个人的失信信息。

（三）服务“三农”，助推中小企业发展，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2010年，人民银行制定了《中小企业信用体系试验区建设指导意见》，引导商业银行加强中小企业档案信息的使用，在充分利用信用信息做好风险管理的同时，进一步支持中小企业融资。支行在此次的工作中，也能够按照昆明中心支行的思路，依托晋宁县工业园区发展的良好态势，争取在晋宁县设置1-2个中小企业信用体系试验区，有针对性地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以此验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在改善融资渠道、疏通资金流动、激活投资意向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同时，也为支行开展下一步的工作积累更多的经验，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数据。

作者：张俊文

政府管理职能研讨论文 篇2：

20世纪加拿大公共档案馆发展模式简析

摘要：2004年，加拿大第一个面向21世纪以知识为基础的综合型机构产生——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其背后反映的是新一代的信息需求。本文基于文化功能与政府文件管理职能的发展变化，分析20世纪加拿大公共档案馆发展模式的演变，重点解读公共档案馆、联邦政府在政府文件管理实践方面的艰难探索。

关键词：文化功能 政府文件 管理职能 公共档案馆 加拿大
一、政府文件管理实践的艰难探索

加拿大公共档案馆过度重视文化功能、忽视政府文件管理职能的传统可追溯至前联邦时期，谭必勇[1]曾梳理了其前身——文书分部、档案分部之间竞争与合作的历史演进脉络，解析了布里姆那（Douglas Brymner，1872-1902年任第一任馆长）和阿瑟·道蒂（Arthur G·Doughty，1904-1935年任馆长）的实践活动，详细阐释了早期文化功能、政府文件管理职能失衡的深层原因，笔者在此不做赘述。

（一）文化功能的蓬勃发展

1912年，加拿大颁布的《公共档案馆法》（The Public Archives Act of 1912）使档案馆成为独立机构，同时确定了档案馆馆长保存政府文件的职责，但这一规定仅是理论上的，实际上并未明确任何文件管理的实践措施，也未明确档案馆处置联邦文件的责任。道蒂、兰克特（Gustave Lanct，1937-1948年任馆长）的实践推动着文化功能的蓬勃发展：（1）道蒂坚信“没有什么比热爱一个国家的历史能更快地激发爱国精神”，他充分认识到档案在国家历史中的重要性，作为馆长，他一直致力于弥补原始材料缺乏这一历史缺陷，全面收集官方记录、私人手稿、肖像、雕塑等各类历史材料，很多藏品现已移至国家博物馆、美术馆等；他还将布里姆那时期主要集中在伦敦、巴黎两地的档案收集工作拓展到西班牙、意大利和美国。他通过开放的档案利用政策与研究者们持续保持通信往来等方式，使档案馆的馆藏向社会开放，档案馆成为推进学术研究、思想交流、学术出版的重要场所。道蒂视自己为加拿大历史学家的主要服务者，在他的管理下，档案馆可以称之为一个文化部门，致力于加拿大史学的发展。[2]（2）兰克特在任期间，加拿大经历了两年的经济萧条、五年的战争、三年的经济恢复，档案馆经费被迫减少，1944-1945年的经费比1936-1937年减少了25%，但这些困难并没有阻止兰克特延续道蒂的工作，他开始收集新型媒介的档案，如电影、录音、录像等声像档案[3]，并将档案史料收集的时间范围从殖民地时期扩展到了后联邦时代。[4]在兰克特任职的后几年，档案馆的管理方向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档案馆开始承担政府文件管理责任。[5]

（二）政府文件管理的重重阻碍

在20世纪早期，公共档案馆因重视程度不足，政府文件管理始终处于短板。其面临的阻碍主要有：其一，政府文件管理空间不足。1914年，皇家委员会（Royal Com？ mission）提议建设政府文件大楼，以解决空间不足的问题；1914年7月，经多次申请空间，道蒂获批建立联邦文件中心，但这一计划因战争的爆发被迫终止。后经多方推动，1926年建设完成政府文件大楼，但其功能安排是：第一层为博物馆，第二层为手稿部、图书馆、检索室，第三层为地图和图片部，存放广泛收集的战争图片[6]，并未设置专门的政府文件管理场所。1936年，公共工程部门（De？ partment of Public Works）将渥太华实验农场上的一座建筑作为联邦文件的临时保管场所，但自其开放以来，因各部门没有明确的文件管理制度，这座建筑并未发挥作用，后因“二战”爆发改用他途。其二，对政府文件管理无长远规划。1927年、1936年，联邦政府起草法案，旨在使档案馆的政府文件管理职能合法化，并制定了公共文件项目计划，但这些法案在向下议院提交前便终止了。政府一直试图解决持续增长的公共服务所带来的文件存储和管理的即时问题，并没有真正的规划，导致很多举措未达到预期。其三，兰克特任职期间，联邦政府与公共档案馆之间的不信任关系阻碍政府文件的管理。兰克特任职后，没有享受到道蒂的政治资本，麦肯齐·金（Macken？ zie King，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任总理）甚至公开宣布他对兰克特的表现失望，并于1944年在公共档案馆架构之外成立了公共文件部门间咨询委员会（Interdepart？ mental Advisory Committee on Public Records，IACPR），以解决公共文件管理的问题。因二者紧张的关系，兰克特也逐渐放弃了对政府文件的管理。[7]也因兰克特并没有获得麦肯齐·金政府的支持和信任，在其任职期间，公共档案馆预算和员工都在不断减少。

这一阶段，尽管公共档案馆未能将政府文件管理纳入职责范围内，但联邦政府的系列措施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文件管理的缺失。1914年，皇家委员会建议成立加拿大公共文件局（Canadian Public Records Office），并提出了聯邦政府文件管理准则。[8]1944年6月，IACPR的成立使得联邦政府、历史学会和档案馆的代表一同研讨政府文件的相关问题；该机构的成立标志着一个全新的文件管理政权的开始，政府机构在文件管理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1945年IACPR更名为公共文件委员会（Public Records Commission，PRC），并获得了处理政府文件的授权。[9]公共文件委员会的发展，一方面有利于处理各机构面临的分类、编目等问题，促进了政府文件管理专业化；另一方面，公共文件委员会持续的工作为缓和联邦政府与档案馆之间的紧张关系做出了很大贡献。
二、政府文件管理职能渐趋成熟

1949年，兰姆（William Kaye Lamb，1949-1969任馆长）接任馆长，加拿大公共档案馆迎来了新的时代，政府文件管理职能渐趋成熟：

（一）政府文件管理场所专门化

1945年，冷战爆发，加拿大政府充分认识到核战争的危害，保护国家文化遗产和政府文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这也促使政府投入资金建造新的档案文件大楼。兰姆担忧皇家文艺科学与发展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Arts， Letters and Sciences）建立公共文书局。因公共文书局独立于档案馆之外，档案馆的文件管理职能终究不能得到有效发挥。兰姆建议政府借鉴美国文件中心的管理模式，在加拿大建设文件中心。最终，在皇家文艺科学与发展委员会提交持反对意见的报告之前，政府同意兰姆的提议。1956年4月，公共档案文件中心（Public Archives Records Center，PARC）建成并启用，它成为管理联邦政府文件的专门场所，并取得了很大成效，在启用两年内，便为政府部门腾出八万七千平方英尺的办公空间。[10]从政府日常运作的角度看，文件中心的存在是文件管理经济化的方式，专门的保管场所为政府文件管理的专业化提供了基础，并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从历史发展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政府文件不再发挥行政价值时，这些文件将成为未来历史学家研究国家发展的重要依据。

（二）政府文件管理方式专业化

在兰姆上任前，加拿大政府文件的管理状况十分混乱，被垃圾吞沒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政府文件遍布渥太华，兰姆提出“必须要摆脱这种现状”。为此，兰姆采取了多种措施。其一，明确文件的处置与鉴定标准。文件中心的高效性在于这些文件有着明确的进出流程，空间配置优化。公共档案文件中心虽在一段时间内解决了存储空间不足的问题，但因80%的文件未明确销毁或移交档案馆的时间，越来越多的政府文件积压。为此，公共档案文件中心成立了文件处理部门（Scheduling and Disposal Section），严格要求各部门确定文件保管期限。1963年，政府与档案馆共同制定了《加拿大政府通用文件处理表（General Records Disposal Schedules of the Gov？ ernment of Canada）》，规定了文件的保管期限、分类标准，并于1968年重新修订。其二，加强专业培训。兰姆对档案工作者的设想不是历史学家、文件管理者、图书管理者，而是专业的文件学家。自20世纪50年代，不断为档案工作者开设文件管理课程[11]；兰姆支持档案工作者专业协会的发展，组织多次省-地区档案馆会议，促进国家主要档案机构的专业交流；此外，兰姆还裁减了一些教育水平比较低的档案工作者。[12]其三，异地备份重要文件，加强开放利用。1956年4月，政府将中央缩微中心转移至公共档案文件中心；1959年，公共档案馆全面开展“重要文件项目（Essential Records Program）”，利用缩微胶片技术将重要文件备份，并异地保存，这一项目取得了显著成果，1960年至1969年间，缩微胶卷数量增加了15000卷，内含6000万页文件；随后，档案馆将缩微胶卷编制了主题索引并开放，以便公众利用，各类文件在解决政治、经济、战争问题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机构设置合理化

1965年，公共档案馆在手稿部下设公共文件分部（Public Records Section），这是加拿大公共档案馆历史上第一个专门负责政府文件管理的部门，相比之下，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政府文件的管理一直是国家档案馆成立以来的核心焦点。1966年，兰姆重组档案馆，公共文件委员会改为文件管理部（Records Management Branch），其原有部门主要包括手稿部、地图和图片部等被重组为历史部（Historical Branch）。这对于加拿大公共档案馆来说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公共档案馆机构设置的变化也反映了它在公共文件管理方面地位不断提升。[13]
三、文化功能与政府文件管理职能的统一及地方性管理的增强

自20世纪70年代，文化功能与政府文件管理职能逐渐实现统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总体档案”理念的基础奠定。20世纪70年代，史密斯（Wilfred I·Smith，1969-1984年担任馆长）提出“总体档案”理念，“总体档案”的本质在于对公共责任的接受和承认，保存所有媒介、所有来源的档案资料，以保护社会文化遗产。[14]“总体档案”理念的发展沿革笔者已在《加拿大公共档案馆思想演进历程简析》[15]一文中详细阐释。“总体档案”理念的确立对公共档案馆完善职能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是文化功能与政府文件管理职能统一的思想基础。（2）明确的法律依据。档案馆文件管理职能很长时间以来并没有法律依据，1912年的《公共档案馆法》赋予了馆长收集文件的权利，但是并没有明确具体实施的方法。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1912年法案一方面不能为新的文件管理政策提供指导，另一方面未能预见1983年《信息自由法案》（Access to Information Act）和《隐私法案》（Privacy Act）的重要性，它们本身就是一场关于保护个人隐私还是努力为加拿大人广泛地提供政府文件的激烈辩论。1961年的《枢密院法令》、1966年的《公文件法令》虽提高了档案馆管理政府文件的权利，但重新出台一部新的法律的呼声越来越高。因此，为更好地适应新时期档案工作的发展，1987年，《国家档案馆法》（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Act）出台，明确了国家档案馆在政府文件、私人文件管理方面的权利，标志着文化功能与政府文件管理职能的统一。

20世纪70年代，受加拿大民族主义的发展、国家财政赤字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加拿大人民民族认同感不断增强，强烈呼吁政府权力下放。所有的社会组织都迫切希望了解自己的历史，并为后代保存历史资源，要求国家档案馆权力下放。20世纪80年代，为寻求身份认同感，诸多社区通过创建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来实现自我身份的建构，越来越多的地方、社区、私人档案机构得以建立，全国档案机构数量由1980年的200多个发展为1987年的627个。20世纪90年代，“国家档案馆必须收集和保存具有国家意义的所有档案”的理念，被“档案材料必须尽可能保存在靠近其形成单位的地方”的想法所代替，即加拿大“档案系统”理念，主张保存文件的责任在于文件形成部门。[16]档案地方性管理进一步增强，诸多档案项目转移至地方，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矛盾：一方面国家未制定完善的收集规范，国家档案馆工作者虽向地方表示，具有地方意义的文件应保存在当地，但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收集界限；另一方面地方档案馆管理尚不规范，在许多省、市，没有完善的档案配套设施、训练有素的档案工作者，不能满足实际管理需求，虽然国家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地方档案馆的发展持否定态度，但在国家整体发展形势下，地区、企业、私人等档案馆的形成与发展是必然的。

四、结语

与其他很多国家不同，在加拿大公共档案馆建立之初，其主要任务是为文化服务，致力于促进历史的发展，而非服务于政务活动，布里姆那在任期间曾将其对未来档案馆的发展规划总结为“我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伟大的殖民地历史的存储库，反映政治、教会、工业、家庭和生活等各个方面，这是一个高贵的梦想”，在这一阶段，档案工作者为满足历史学家的需要，不断收集历史原稿和复印件；后因外界的持续压力、联邦政府文件的持续增长、档案实践的演变等因素，档案馆不仅注重保存私人文件，同时注重制定政府文件管理制度和流程，为联邦政府的运作提供重要支持，国家档案馆成为真正的国家服务中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加拿大公共档案馆不断寻求着当前需求与长远发展愿景之间的平衡，尽管档案馆在构建加拿大文化和身份认同感方面并沒有达到档案工作者的预期，但它拥有如此丰富多样的资源，是许多国家所达不到的。21世纪，加拿大国家档案馆正在经历着新的转型，国家图书档案馆成立后，其资源更加丰富，目前，其拥有出版和未出版、数字和非数字、公共和私人等各种媒介的资源，这与加拿大国家档案馆历史上不断平衡其文化功能和政府文件职能的实践密切相关。

注释及参考文献：

[1]谭必勇.从文化层面解读加拿大公共档案馆的早期发展模式[J].档案学通讯，2015（04）：84-87.

[2][3][5]1872-1997，Danielle Lacasse， Antonio Lechas？ seur.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1872-1997[M]. Ot？ tawa： Canadi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1997：1-36.

[4]Jean Lunn.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anada，1950-1968[J].Archivaria，15（Winter 1982-83）： 86-90.

[6]Thomas Beamish Akins. British North America’s Pioneer Archivist[J]. Acadiensi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Region， 1977， 6（1）：32-33.

[7][8][9]Kathryn Rose. The Long Reach of War： Ca？ nadian Records Management and the Public Archives[D]. Waterloo： University of Waterloo，2012：54-179.

[10][12][13]Terry Cook. An Archival Revolution： W. Kaye Lamb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rchival Profes？ sion[J]. Archivaria， 2006， 60： 185-234.

[11]Danielle Lacasse， Antonio Lechasseur. The Nation？ al archives of Canada，1872- 1997[M]. Ottawa： Canadi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1997：1-36.

[14][16]Millar， Laura. Discharging our Debt： The Evo？ lution of the Total Archives Concept in English Canada[J]. Archivaria， Fall 1998， 46： 103-146.

[15]潘未梅，楚艳娜，谭必勇.加拿大公共档案馆思想演进历程简析——从“总体档案”到“档案系统”[J].中国档案研究，2015（00）：258-277.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档案馆山东大学青岛校区

作者：楚艳娜

政府管理职能研讨论文 篇3：

合资企业初级阶段拉动成长的要素分析

建国六十周年,我国的经济、教育、文化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走向富裕。尤其改革开放三十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了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为合资企业这一新型的企业发展模式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平台和政策支持,从而带动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大大推动了中国合资企业经济、民营经济的发展,为中国实现全面的经济繁荣,建设小康社会找到了科学的发展路径。这里对改革开放后拉动合资企业初级阶段成长的要素进行了简要归纳、总结和分析。

双方母公司战略目标、资源投入与组合的一致性、互补性是建立合资企业的基础

外方母公司为了在全球实现品牌、经济扩张,提高盈利,扩大产品市场份额,首要考虑的是降低成本、转移管理技能、生产技术工艺、大量的货币及精良的设备。中方母公司为了迅速走向国际市场、提高盈利、扩大就业为目标,以政治及社会关系、土地厂房、廉价的原材料、劳动力为等价条件。双方目标一致,资源优势互补,所以构成了中外合资企业的基础要件。合资企业中合理的现场管理、生产技能和诀窍、政治及社会关系、人力资源、创新能力、适应能力等自身的积累和创造,再加上母公司的持续投入,加快了合资企业的生长和发育。

中外母公司与合资企业之间的关联程度、组织的相似性,使合资企业在扬长避短中强势发展

由于中外母公司目标一致,优势互补,所以在合资企业表现的都是精良和特色。产品贴牌制造、组织文化、操作流程、市场定位等都是中外母公司最新管理、组织结构、生产工艺、市场定位的组合和创新的集中体现。这是双方在合资企业中中外文化、管理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果,目的是追求利益和效率最大化,致使企业进入了快速创新发展的通道。所以,中外母公司与合资企业的关联程度越来越高,双方从中获得的利润、技能、经验、知识就越多。

中外母公司对合资企业组织控制的兼容性是合资企业发展的保证

首先,中外母公司在合资企业初始就确认了相互平衡、约束共享、谋求发展的管理职能、控制机制和合约关系。在管理工程中,中外双方达成了一致的战略目标(长期目标、短期目标)、财务控制、组织机构、高层经理任命、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质量控制、人事安排、工资报酬、员工福利、行政事务、客户服务、公共关系等。组织中的每一个要素,甚至要素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作了具体详尽的说明。对各职能的控制都以便于操作、实用、情感融合、相互支持、科学合理为基准。所以,管理职能的总控制程度在适应、突破、变革、创新中得到验证和肯定。

其二,由于管理职能符合合资企业的特有模式,平衡手段对经营产生深度影响。如通过董事会、派驻高层经理、直线汇报制度、经常性地轮换派驻经理、母公司与合资企业管理层的接触、为合资企业经理和员工举办培训、技术研讨、与员工的交流等,合理科学的管理手段的实施,持续地“注入新能源,补充新血液,增加新营养”是合资企业发展的重要方面。

其三,合约是为防止问题复杂而采取的一种明朗操作的解决手段。规定了详细的经营方向、目标、范围、规模、时间的有限性,规定了双方母公司及合资企业的责任、权利和收益,以及母公司间相互沟通、解决冲突的详细规则和程序。详尽的合约是合资企业的核心,更是中外母公司之间持续关系、紧密协作、共谋发展的核心。

沟通交流是促进合资企业发展的关键

前面提到的几个部分都是合资双方沟通交流的重要因素。通过合资企业的良性运作,使得双方的信任度积累愈来愈多,沟通也向及时、准确、足够、信任方面发展,从量的变化达到质的飞跃,双方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对于冲突问题或时间,都能快速的解决,并给予积极地理解,完成合约中规定的责任。沟通交流是促进合资企业发展的关键。

中外合资企业经营绩效推动了行业发展,利用有限的生命周期打造未来发展潜力

合资企业经营以速度和效率推动了行业的发展,改变了政府政策、竞争环境、能源供应、技术水平和顾客需求,也改变了相关行业的发展进程。合资企业在经营环境中的战略优势,专业化配置愈来愈明显。中方亦更多地去研究、领悟和应用这一优势,包括人力资源、低成本的投入、与众不同的服务、专业化的机器设备、业务流程、技术诀窍、易用大量功能性强的市场策略。在完成合资企业的目标后,融合了先进的管理理念,全方位思考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的路径,开始有序的培养和使用人才,建设学习型组织,创新企业文化,树立品牌,加快开辟市场的步伐,来打造中外合资企业期满后的企业未来发展潜力。(作者单位 内蒙古亿阳集团)

作者：郑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