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诚信的研讨论文

〔摘要〕高质量的政府始终是各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而评估政府质量一直以来都偏好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且没有统一的评估标准。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政府诚信的研讨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政府诚信的研讨论文 篇1：

首都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研究

摘要：首都零售企业应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把促进首都社会公平正义、社会稳定、社会和谐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政府要倡导企业社会责任意识，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来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引导和帮助企业建立完善的社会责任激励约束机制、核心零售企业主导供应链的社会责任管理机制、零售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机制、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评价和认证机制。

关键词：商业企业；企业社会责任；首都零售企业；管理模式

一、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概述

(一)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的内涵

企业社会责任一词最早源于1924年的“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美国学者谢尔顿(Oliver Shel，don)在其著作“The Philosophy of Management”中就提出了这一概念。此后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纷争不断。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有三大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经济学家的传统观点。企业仅具有一种社会责任——在法律或者伦理习俗的社会基本规则下实现利润最大化。第二，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是与相互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雇员、顾客、供应商、债权人、政府和社区)相互联系的一个结合体，它有责任和义务为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创造财富。企业社会责任不仅仅是要为股东谋求利润最大化，而且也要为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创造有益的利益。第三，三重底线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不仅应增加其经济价值，而且还要关注增加或破坏的环境和社会价值。当前大部分国内学者或机构借鉴西方国家普遍流行的认识来定义企业社会责任，他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

而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是企业社会责任模式在零售企业中的体现，由于零售业所具有的行业特征，要求其在承担企业普遍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同时，更要与其行业特征相称。这就决定了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的特殊性。

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是为了确保零售企业履行相应社会责任，实现良性发展而形成的相关制度安排与组织建设，通过对企业资源的系统规划和整合使用，以规范的组织、制度和流程，切实保障企业在经济、社会与环境三方面优秀责任行为的有效落实。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不仅受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内容构成的影响，更取决于零售企业社会责任参与主体的作用，如图1所示。

(二)零售企业中三种典型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

根据政府、零售企业和社会在企业社会责任模式中所发挥作用的不同，可以把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划分为三种类型：政府主导型的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核心零售企业主导型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和非政府组织主导型的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

1.政府主导型的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

在这种管理模式下，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在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法律监督和政策支持方面。政府通过建立健全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立法和合理的评价体系来监督零售企业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通过制定积极地政策措施鼓励和倡导零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通过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引导零售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2.核心零售企业主导型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

核心零售企业主导的社会责任管理模式既表现在核心企业主导同行业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同时也体现在它主导着以自己为核心的整个供应链中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建设。在第一种情况下，个别龙头零售企业主导和制定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其他追随者或竞争者多处于参与者的地位。零售企业的强流通性决定了整个供应链上的社会责任建设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零售企业在链条上必须处于中心地位，目标是建立一种整体的社会责任认知，建立相关的守则和规范，引导和带领执行，实现核心零售企业、链条企业和社会的和谐与共赢。

3.非政府组织主导的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非政府组织是构建零售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或管理体系的主要参与者。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开始组建，它们的行为具有独立性、灵活性、公益性、创新性等特征，非政府组织作为企业和政府、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杠杆和平衡器，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它既是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标准的主要制定者，同时也是零售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主要监督力量。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是连锁领域重要的全国性行业组织，主要涵盖了零售、餐饮、服务等行业。

二、首都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分析

(一)当前首都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

1.首都零售业的发展态势

按照国家2004年新制定的《零售业态分类》标准，共存在17种零售业态(见图2)。国民收入和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减决定着零售业的发展和选择，一般情况下，当人均GDP在800—2000美元之间时，连锁超市是时代的主流；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是便利店、专卖店、专业店批量发展时期；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高级专卖店、精品店、奢侈品开始流行。2009年北京人均GDP已突破1万美元。这使一些高端业态在北京大量涌现和发展。

首都经济的快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零售业态的不断升级和发展，如今首都的零售业几乎涵盖了全部的17种零售业态，已形成了以大中型百货店、购物中心、超市、专业店、专卖店、便利店、仓储式商场、无店铺销售为主体，以其他零售业态为补充的格局，业态结构正趋向完整、合理，但是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方面，却显得捉襟见肘。归根到底是对首都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的研究不够深入和透彻。

2.当前首都零售企业的社会责任管理状况和社会责任管理模式

(1)当前首都零售企业的社会责任管理状况

零售企业的社会责任可以分为核心责任、中间责任和外延责任。核心责任指的是对顾客、股东和员工的责任；中间责任指的是对供应链上其他机构的责任；外延责任指的是对其他利益相关者应负的责任。

现在首都零售企业所承担的核心责任还不尽人意，零售业态结构分散，市场集中度不高；内资零售企业的竞争力普遍低弱，与消费者需求相脱节及服务质量管理体系不成熟是其主要原因；对员工的教育培训体系做得不够完善，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在中间责任的承担上，包括零售企业在内的许多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过程中使公民社会的利益受到侵害，例如某些大型零售商依其主导地位身份收取通道费等不合理现象仍然存在，与链上其他企业在社会责任管理上难以达成一致，因此，企业应该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注重其行为所产生的外部负效应及对相关利益者造成的不利影响。外延责任具体是指要求零售企业遵纪守

法，热爱社会公益事业，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等，这一点首都零售企业是走在较前段的。

(2)当前首都零售企业的社会责任管理模式

前述三种典型的社会责任管理模式是一种密切相关、相互配合的关系。在每种模式下，总有一种处于核心地位，并辅以其他的管理模式。在当前的首都零售企业中，对社会责任的管理主要是由非政府组织监督和引导，并辅以企业自愿行为来进行的，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北京质量协会、北京电子商务协会、中国百货商业协会零售企业委员会、中国商业联合会、北京医药行业协会、北京市场协会等社团法人解决了社会责任方面的诸多问题，在零售产品质量、环境保护、员工教育培训等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在首都零售业界，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的构建和管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相对不够，使得首都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的构建和完善缺乏持久性。

(二)首都完善和建立零售企业社会责任模式的意义

1.首都零售业现阶段发展状况迫切要求建立健全社会责任管理模式

近些年来，首都零售业发展态势迅猛。2007年首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到3770亿元，2008年首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达到4 589亿元，首度位居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额首位。2009年，首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高位基础上增长15.7％，突破5 000亿元大关。2010年，北京已跻身世界十大零售业中心。建立合理的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势在必行。

2.北京在全国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合理的社会责任管理模式的重要性

第一，企业是社会的细胞，企业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一部分，所以说包含零售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都负有社会责任，包括消费者利益、职工利益、环境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等。而这些因素对首都社会公平、社会正义、社会稳定、社会和谐有着重要的影响；第二，北京作为首都，全国政治、文化和国际国内交流中心，其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水平和绩效表现对全国的零售企业具有示范、导向作用，也具有通向国际的窗口作用；第三，建立合理的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对促进首都的经济社会发展、建设首善之区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北京正致力成为“国际商贸中心城市”，而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的建立和完善必是“国际商贸中心城市”建设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国外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借鉴

(一)美国大型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经验借鉴

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有三个基本行为要素：市场行为、监督行为、零售企业自愿行为。在美国，零售企业行为的规范基本上是按照这三个要素为基础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进行的。

1.市场行为要素管理模式

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要提升其竞争力，这些可以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提高服务质量来实现，结果就会扩大社会就业；在企业扩大利润的同时，政府的税收也得以增加，同时股东的利益也得到了保障。因此说市场行为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基本行为。

早在1981年，由美国200家最大企业的领导人参加的企业圆桌会议在其“企业责任报告”中指出，追求利润和承担社会责任之间并不矛盾，企业的长期生存有赖于其社会的责任，而社会的福利又有赖于企业的盈利和责任心。

2.监督行为要素管理模式

监督行为包括来自于企业自己的监督，也包括来自于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监督。在美国，很多零售企业通过设置直属董事会领导下的企业道德委员会或道德责任者等专门机构来监督企业管理社会责任的相关问题。除了企业对自身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监察外，美国政府也不断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来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外部监督，比如建立发达的信用管理机制和完善的零售企业社会责任审计机制。美国经济优先权认可机构委员会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所制定的SA8000(CEPAA，1997)是获得广泛认可的一个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它的宗旨是确保零售商或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符合社会责任标准，最终保护人类基本权益。

3.自愿行为要素管理模式

在美国，虽然立法部门制定了许多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法规，但是，直接指导企业行为的还是企业的规章制度。自愿行为管理模式是指零售企业自愿去承担相关的社会责任。零售企业通过将社会责任明确地写进企业的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切实落实企业在经济、社会和环境的责任。美国的大多数零售企业已经把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企业文化提升到了战略的高度。例如募捐，美国企业在平常就很注重回报社会，为当地慈善募捐，而在中国，只有当某个地区有灾情的时候，企业才开始承担这方面的责任。

之所以某些社会责任需要通过零售企业自愿来履行是由于种种社会条件的限制。第一，超越法律的要求。某些高层次的社会责任问题通过法律要求企业履行是不合适的。只能通过制定合理的激励措施来促进企业加强自律和自愿行为。第二，虽然有关零售企业的非政府组织众多，但是他们的监督作用也是有限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还得通过企业自愿行为来实现。

(二)日本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经验借鉴

1.在企业内部建立完善的行为准则

在日本零售企业，它们首先会制定完善的行为准则；其次，企业会经常性地对领导层及员工进行相关企业社会责任的教育和培训，使其在各自的岗位上主动自觉地履行社会责任；第三，在企业内部建立健全社会责任推广机制；第四，建立科学的信息披露机制并积极地推行。

2，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并引导零售企业积极实施

企业社会责任是否得到有效的履行必须要以科学的社会责任指标体系为标准。2004年，国际标准化组织开始考虑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如今理光、索尼、欧姆龙等大企业参与了国际标准化组织社会责任标准(IS026000)的历次研讨。其中经济同友会等非政府组织也是日本CSR运动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些行为意味着日本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正融入到国际大潮中。

四、首都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的构建

首都应该建设以政府为主导的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当前，虽然首都零售业的发展已步入全国前列，但是零售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普遍不强、有关零售业立法体系不够完善、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没得到充分发挥的现象普遍存在，所以政府主导型的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是当前首都零售业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应当把零售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提升到经济增长战略的角度，使之成为首都商贸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监管者和扶持者，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加强法规建设、政策引导、适当的行政干预及提供相关服务，推动首都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提升，使首都成为全国的零售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建设的示范区。

(一)首都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的建立和完善

首都零售企业建立和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零

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由以下四方面构成：首都零售企业社会责任激励约束机制；核心零售企业主导供应链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机制；零售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机制：零售企业社会责任评价和认证机制(见图3)。

1.首都零售企业社会责任激励约束机制

在当前首都零售业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完善零售企业社会责任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关键在于政府。首先，政府作为主导者，要把促进首都社会公平正义、社会稳定、社会和谐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积极地倡导企业社会责任意识，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来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于逃税、或违反用工规定等违法行为严惩。

当前呼声最高的是关于网络零售业的信用立法、在外资不断抢占市场下的商业网点规划立法等问题，2006年商务部、发改委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面临着立法层次太低等问题，在实践中约束作用不强，并没有有效地遏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大型超市滥收通道费等损害供应商或合作者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依然存在，所以北京作为首都应该在此基础上尽快出台相关措施。其次，政府应充分发挥其作为社会管理者宏观调控的职能，积极地出台扶持政策来鼓励零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最后，政府应该大力扶持和支持首都零售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促进其作用的发挥。

2.核心零售企业主导供应链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机制

对供应链上参与企业的社会责任管理的影响和引导是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中的一个重要层面，在供应链上，零售企业与供应商的关系更直接，其销售的产品除自有品牌外都来自供应商。随着首都零售业的快速发展，首都零售企业在面对不断变化的供应商和复杂的供应链时，要客观积极的选择可靠的供应商，并与其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以建立一个战略伙伴型的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为目的。

一般来说，零售企业对供应商的社会责任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要信守契约内容。核心零售企业要帮助链上各企业按照契约履行相关权利和义务，供应商应加强自律，保证商品质量。零售企业尤其是大型零售企业要积极的承担此社会责任，不应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而向供应商收取不合理的通道费。二是供应链上各企业要公平的竞争，减少内耗，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三是注重长期合作，帮助供应商或链上企业解决面临的困难和难题，建立互信共赢的合作关系。

在出现问题时，链上各企业要相互配合，积极地承担责任，减少不该扩大的损失，并及时按照合约支付费用。对供应链上的其他合作伙伴，要按照互利互惠的原则，实现共赢、共同发展。

3.零售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机制

信息快速反应是信息披露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仅要求对信息的快速收集，更体现在对信息的快速披露，零售企业不仅应向企业的决策主体——股东，而且应向债权人、供应商、雇员、政府在内的利益相关者及时披露相关信息。通过对其承担社会责任情况的相关信息予以整理、分析、计量、核算与披露，有助于股东作出科学的决策，同时还有助于社会责任信息的使用者客观、准确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并帮助零售企业科学、合理的制定和改进CSR战略及行动计划。例如在产品质量环节出现问题时，快速的信息披露不但可以减少对消费者造成的伤害，更能维护顾客对其的信任度和忠诚度。零售企业建立完善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机制是推动其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措施。

另外政府也应该健全相关的法律规章引导和帮助企业健全完善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机制。

4.零售企业社会责任评价和认证机制

客观评价和认证是零售企业社会责任评价和认证机制基本属性。企业是否满足顾客的需求以及尽到其他的责任，要有一个客观的评估系统。该机制的建立主要来自三方，包括政府、消费者和第三方独立机构。三者相互补充和配合，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进行审核、评价和认证，并客观、及时的向社会予以公布。建立科学的零售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标准体系是该机制的基本要求。

零售企业要定期检查和评价社会责任制度的执行情况，形成社会责任报告并及时公布。政府部门应制定有关评价或认证的政策措施鼓励金融机构、监管机构依此为标准，督促零售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当前绿色零售是未来零售业发展的主要趋势，商务部在2007年就制定了“节约型零售企业”评价规范并在10个试点城市展开。至2010年4月，试点城市的86家百货、大型超市等企业中有14％的企业获得了国家环境管理体系的认证；45.3％的企业建有绿色采购渠道并引导供应商重视环保、减少商品包装；60.5％的企业采取措施并鼓励消费者减少塑料袋；60.5％的企业对废旧产品和废弃物进行了回收；58.1％的企业设置了油烟和污水排放系统；32.6％的企业对垃圾有处理措施(果蔬类、易腐有机类垃圾等)；18.6％的企业有节气措施；47.7％的企业门店在建设中应用了节能型建筑材料。同时政府也要鼓励和培育合格的企业社会责任审计机构或认证机构，鼓励第三方认证机构研究和制定符合零售行业实际的社会责任标准，实现市场机制、政府机制和社会机制的有机结合。

(二)建立首都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对企业的具体要求

1.首都零售企业要依法经营

零售企业必须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合法经营，零售企业在法律责任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提供合格的产品和服务，维护消费者利益；依法纳税j从招工、劳动合同签订、工资发放、工作时间、社会保障和福利、参加工会和结社等方面人手，维护员工合法权益；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在同业竞争中遵守公平竞争原则，并促进良好竞争秩序和竞争规则的建立；不从事腐败、贿赂行为等。并主动接受政府的监督，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积极支持社会公益活动和慈善事业。

2.绿色零售的理念深入首都零售企业

环保节能是企业社会责任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在零售行业，绿色零售是发展的必然趋势，这要求首都零售企业必须做到：(1)充分利用节能新技术，提高能源效率，打造绿色零售企业；(2)创建低碳、零4碳企业，充分挖掘门店的低碳发展空间；(3)与供应链上企业建立有关社会责任管理的良好关系，带动供应商改进包装，引导供应商的低碳化发展；(4)发挥零售业的宣传作用，向消费者宣传绿色低碳的消费理念；(5)开展废弃物的减量化与资源化，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6)建立更有效地降低采购成本和流通费用水平的绿色物流中心等。

2007年商务部制定的“节约型零售企业”在10个城市的实施效果来看，节能意识已深入企业内部，100％的企业“有相应的部门或人员负责整体节能工作”，41％的企业“设有独立的高层管理机构负责推动节能工作”，86％的企业“制定节约使用水、电的管理制度”。首都零售企业在这方面应该巩固和继续加强。

3.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

零售企业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强势地位，但不能因此而滥用其权利，零售企业的用工具有流动性高，员工文化层次普遍偏低的特点。政府、企业和社会三方在建设和谐劳动关系方面切实尽到各自的责任。政府应该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为零售企业和谐发展提供良好的政府服务环境、安全的社会环境，同时要监管用工环境，完善劳动关系三方协商和劳动争议调解工作机制；零售企业应该积极的采取措施保障员工的基本生活，正确认识和评价员工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更加注重员工的全面发展，通过员工工作积极性的提高，实现员工和企业共同发展；社会应该尽到其监督作用，并帮助零售企业改进企业责任的建设。

4.与债权人、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债权人是零售企业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之一。零售企业经营的产品除了小部分是经销商品外，大多是生产厂家的代销商品，债权人的支撑是零售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零售企业要依据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承担其义务。

供应商是零售企业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如果失去了供应商的合作和支持，零售企业的各项业务便无法进行，在实际中，零售企业不仅应加强对供应商的选择，更应该注重与供应商关系的维护，零售企业尤其应避免利用其优势地位而向供应商滥收通道费等不合理现象的产生。除此之外，零售企业应联合供应链其他成员企业共同制定切实可行的社会责任标准，以共同发展为目的，整合各自的供应链管理计划，确保薄弱环节的运营能力的提升，实现企业社会责任传递的一体化效果。

5.在消费者心中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

零售企业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纽带，消费者的需求和购买是零售企业利润的源泉。但是由于部分零售企业的不守信，假冒商品泛滥等不讲商业道德的行为处处可见。这种现象严重的侵害了消费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诚信是企业生存之本。因此，建设良好的商业环境，开展诚信经营是首都每一个零售企业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具体来说，零售企业对消费者承担的社会责任应该是这样的：首先，零售企业必须保证所售产品的质量并提供优质的服务；其次，零售企业要充分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由选择权，在出现问题时及时的向消费者公布信息；最后，把顾客是上帝的理念切实落实到实际中，向顾客提供方便舒适的消费环境。

6.把慈善和公益事业作为零售企业的经常性工作，并积极对所在社区负责

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慈善公益事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任务，它关系着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当前首都仍有很多零售企业在发展社会事业上投资不足或无力投资，企业应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为发展社会公益事业而尽到相应的责任。因为零售企业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社区环境中，其应该融入到自己所在的社区及资助慈善组织，并处理好与所在社区的关系，这对于零售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是不容忽视的。因此，零售企业应该利用自身的优势扶持社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帮助社区的人员就业，为社会的和谐尽一份力量。这可以通过支援社区教育、支持健康、人文关怀、文化与艺术、城市建设等活动来实现。

(本文责编　苏君)

作者：孙永波 李振国

政府诚信的研讨论文 篇2：

政府质量评估的微观模型建构

〔摘要〕高质量的政府始终是各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而评估政府质量一直以来都偏好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且没有统一的评估标准。本研究以瑞典哥德堡大学政府质量所2009年面向全球58个国家所做的政府质量调查为基础，经SPSS180和AMOS180统计分析获得了评估政府质量的微观模型，该模型主要包括12个可观察指标及“公平参与感”、“高效执行力”、“绩效问责制”、“人文关怀度”等4个因子，它们共同对政府质量构成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通过该微观模型的测量发现，发达国家相比欠发达国家而言，政府质量具有全方位的优势，而这一具有可操作性和比较意义的微观模型同样对中国政府有借鉴作用。

〔关键词〕政府质量评估；仿企业化管理；微观模型

〔

无论是由经济变革向社会变革转型的中国政府，还是全球化、多元化纷争格局中的世界各国政府，他们在提高国家竞争力和全球化运动方面的特定作用不容忽视，有关对政府质量（Quality of Government）的期许和研究也一直颇受关注。正如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中所言，“如果没有有效的、高质量的政府，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1〕。而何为高质量的政府，即政府质量的评估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上世纪90年代，来自哈佛大学的波塔、史莱夫等四位教授在152个国家数据资料分析的基础上，曾提出政府对社会治理的介入程度、政府部门的效能、公共产品的供给、政府规模的大小以及政治自由等五个因素构成了政府质量的评估指标，并据此指标分析认为较贫穷、接近于赤道、使用法语或运用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或有较高比例天主教徒、伊斯兰教徒的国家的政府质量较低。〔2〕显然，从宏观视角对各国的政府质量评估建构指标体系，无法回避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历史、法律和文化差异，而用一套整齐划一的指标来做各国政府的评估，其效度也受到质疑。

放下国家视野，切入政府运行体系的内部进行微观度量，尽可能消解国家层面的、历史积淀的、种族或宗教等短期不可趋同的因素影响，以期获得政府质量评估的微观模型，这既可作为各国、各级政府通过改善内部运作模式、快速提升服务质量的共同指针，也为政府质量研究增加新的参照系。事实上，瑞典哥德堡大学政府质量研究所参见瑞典哥德堡大学政府质量研究所官方网站：http：//www.qog.pol.gu.se/.长期跟踪研究世界各国的政府质量，其在2009年针对58个国家参与调查的58个国家分别是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俄罗斯、比利时、波斯尼亚、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中国、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印度、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哈萨克斯坦、韩国、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马耳他、毛里求斯、墨西哥、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乌克兰、英国、美国、乌兹别克斯坦。528位学者所做的政府质量问卷调查，即针对政府质量的微观研究，摆脱了影响政府质量的宏观因素，包括国家的民主进程、市场化程度及宗教等，立足政府内部运作的制度设计、职员的管理模式以及提供服务中所蕴含的理念等。本文籍此数据库，希望通过SPSS180和AMOS180建构政府质量评估的微观模型，当然这样的微观模型与以往的政府质量研究需保持某种程度的呼应，既能关照政府质量研究被普遍认同的价值倾向和概念内涵，又能契合现代政府的发展态势，从微观层面寻求政府质量的评估路径，同时也能探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政府质量形成的内部差异，并为正在改革途中的中国各级政府提供借鉴路径。

一、政府质量的概念缘起及理论沿革

始于20世纪中后期西方行政改革中的仿企业化浪潮助推了政府质量研究的兴起，学者们最初考虑的是在政府机构中如何施行全面质量管理（TQM，Total Quality Management），与企业不同的是，对政府而言，全面质量管理的核心价值就是客户导向，包括更注重顾客反馈、绩效监督、持续改革和公民参与〔3〕，并提出如果能确保这样的核心价值能够实现，那么政府的绩效就会提升〔4〕。与此理论相匹配的一系列概念，政府绩效（Government Performance）、政府效能（Government Effectiveness）、政府执行力（Government Capability）以及政府质量等陆续成为评估政府行为的重要视角。与政府质量相比，其他概念体系更注重目标导向，也即用以衡量政府利用公共权力完成政府职能规范的目标与任务的程度，而忽略其达成目标之前的系列改革举措及评价指标。而关于政府质量的研讨涉及政府的价值倾向，例如在差异化的合法性标准、民主化程度和公平体系之下，如何区分政府质量的高下；同时政府质量也关乎政府的公共管理模式，包括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政府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以及政府管理创新等；当然，政府质量也直指政府的效率、效益、效果等综合表现。政府质量这一概念对政府服务和管理的全方位审视，也面临全球各国、各级政府差异化背景的挑战，因此对政府质量评估体系的争论也从未停止过。

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政府的合法性与政府质量的关系。通常在提到政府合法性时，一个合理、稳定的民主机制似乎是关键所在，但最近几年许多西方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政府合法性依赖于政府质量，而不是单纯的选举制度。〔5〕也就是说政府质量并不取决于民主制度，恰恰相反，如果能确保政府质量，政府的合法性就得到了确立和维护。这一论点的延伸解释是，民主之所以没有成为政府质量的决定条件，经济发展是其主因。瑞典哥德堡大学政治科学系的查伦等学者通过125个国家的数据资料分析认为经济发展是政府质量的重要背景，因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领导者有较强的动力去提升政府质量，而国家越穷，其领导者对官僚政体的长期改革缺少动力。〔6〕争论的另一焦点是社会资本对政府质量的影响，有学者认为社会资本的不同构成形式对政府质量有不同影响，例如社会信任、志愿者行动和参与回应等社会资本有利于政府质量提升，而政府的社会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对政府质量没有根本性影响。〔7〕。中国学者马得勇、王正绪等在分析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提供的69个国家的数据库后认为社会资本要对政府质量产生影响，其前提是制度环境。〔8〕除此以外，西方政府质量的诸多经验研究表明，评估政府质量的指标还包括政府的意识形态以及公民的意识形态〔9〕、再分配机制所导致的收入平等体系〔10〕、贪污腐败和法律角色〔11〕，以及政府质量管理的创新等〔12〕。国内学者相对偏好政府质量的理论研究，例如尤建新、王家合等学者认为建构政府质量管理体系是政府质量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它在目标体系设定、领导机构设立、责任制度建立、文化氛围形成、反馈系统建立等方面都有具体要求，并形成一个复杂的系统〔13〕；岳猛、顾航宇等学者认为政府质量主要是指政府能力，集中体现在三方面：从社会中汲取资源和运用资源的能力；制定政策和实现政策创新的能力；维持社会发展秩序和提供政治调控的能力〔14〕。

上述中外学者对政府质量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显示，诸多政治、经济和文化类的宏观指标卷入对政府质量的评估，即便学者们均赞同政府质量的输出对社会幸福、公共健康和环境可持续等都有巨大作用，但如何评估政府质量基本停留于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亟待更为具体的、可操作的、有比较意义的微观模型。

二、仿企业化管理下的政府质量评估

由宏观转向微观，政府质量的评估意味着去国家化、去体制化、去种族差异和文化差异，回归到政府内部那些与政府质量相关的所有环节。瑞典哥德堡大学政府质量研究所2009年针对全球58个国家所做的政府质量问卷调查，正是引导了这样的微观走向，问卷中用以反映政府质量评估的21个量表题，涉及政府职员招募录用的公平公正程度、政府内部管理的绩效奖惩力度、政府对外合作公关的诚信度、政府职员的服务态度和执行度，以及政府对内对外表现出来的人文关怀度等，这些指标的考量不仅摆脱以往评估政府质量时注重国家或社会创造的制度环境的惯习，转向关注政府那些自身可以践行的、能够改革的、短时间内也可操作的微观指标，而且这些指标还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仿企业化”。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西方行政改革的仿企业化思路，其主旨是以企业精神改革政府，具体表现在以公众为本、为公众提供优质服务、在具体公共事务执行管理中引入市场机制，追求高效率、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讲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等。〔15〕这些政府管理的仿企业化特征用于政府质量评估，恰好应对政府在对内管理和对外提供服务时可能出现的高成本、低效率，以及公众导向不足等现象，为政府质量的提升提供了现实可寻的路径。

以瑞典哥德堡大学2009年所做的全球528位学者的问卷调查数据库为基础，首先对21个微观指标通过SPSS180进行信效度检验后，将相关度偏低、或与整体分析一致性欠佳的指标剔除，例如“政府是否依靠私人关系发放某些企业的经营许可证”、“政府职员行事时是否考虑党的意识形态”、“政府部门提供的服务与企业是否保持一定的竞争性”、“公共服务的供给按需或者按税收而定”等指标，保留下来进入到微观模型建构并通过检验的12个指标如表1，为便于分析，这12个指标简称为“试才录用”、“应试选拔”、“年功序列”、“永续工作”、“公平执政”、“以劳定薪”、“失职问责”、“高效服务”、“有令必行”、“乐于助人”、“依法办事”、“男女平等”。根据问卷及数据库，这些指标的赋值从“从未有过”的赋值“1”到“经常为之”的赋值“7”，也即选项均为七等分法，并对12个指标中原负向赋值的均通过数值转换成正向赋值。数据分析时先通过SPSS180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KMO值为0858（>05），Bartlett球形检验也以P值小于0001获得通过，最终经正交旋转获得方差贡献率达6203%的四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公平参与感”、“高效执行力”、“绩效问责制”、“人文关怀度”，因四个因子的相关系数均在075以上，意味着这四个因子仍可提取公因子，故通过AMOS180进行了以二阶因子分析为主导的结构方程，获得如下模型（如图1），该模型由5个潜变量（椭圆形）、12个观察变量（矩形）和16个残差变量（e1至e16）组成，单向箭头上的数字均为标准化回归系数。因其总体模型的卡方值大于005，说明预设模型与原数据库匹配。

（一）微观模型的总体解读

从全球58个国家政府质量评估的微观模型来看，12个观察指标中，“试才录用”、“应试选拔”、“公平执政”对第一个因子“公平参与感”作了贡献；“高效服务”、“有令必行”、“依法办事”对第二个因子“高效执行力”作了贡献；“年功序列”、“以劳定薪”、“失职问责”对第三个因子“绩效问责制”作了贡献；“乐于助人”、“男女平等”、“永续工作”对第四个因子“人文关怀度”作了贡献，这四个因子最终共同对“政府质量”作了贡献。在全球58个国家不分发达与不发达，不分是否是市场经济，也不考虑是否是民主体制的前提下，共同推演出政府质量评估的微观模型，一方面说明政府质量评估更大层面上依赖政府的内部管理方式及文化，或者说政府输出公共服务时与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有多大程度的接轨，而不是由国家视野下的宏观背景差异所决定；另一方面说明模型萃取的四个主要因子“公平参与感”、“高效执行力”、“绩效问责制”以及“人文关怀度”对各国、各级政府的质量评估都有一定的共通性，且与最早由美国PZB研究小组提出的“企业服务质量差距模型”（SERVQUAL）〔16〕有异曲同工之妙，该模型之后被广泛应用于服务型政府的评估。SERVQUAL模型中著名的五维度“有形性”、“可靠性”、“敏感性”、“可信性”、“移情性”与本次模型中的四因子均有不同程度的对应：1.对“公平参与感”贡献最大的两个观察变量“试才录用”和“公平执政”（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76和034）从职员输入和管理输出两个层面测量公平感，并直接对“政府质量”也有093的回归影响，这意味着如果政府在人才的遴选上唯才是用、在参与社会治理时确保公平正义，提升政府对外公平参与形象的同时也提升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2.“高效服务”、“有令必行”、“依法办事”这三个观察变量分别以086、060、064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对第二个因子“高效执行力”构成影响，并进而对政府质量构成相当高的直接影响（099），说明政府如像企业一样确保高效率及执行力，公众不仅会有明显感知，且一旦有问题、有需求要找政府，政府的即时回应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有保障，公众会因此对政府增加信赖感，也即“有形性”、“可靠性”与“高效执行力”均有明确对应；3.对“绩效问责制”有直接贡献的三个观察变量“年功序列”、“以劳定薪”、“失职问责”（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38、049、067）最终对“政府质量”也有较强的影响力（089），其中影响最大的观察变量“失职问责”和影响较小的“年功序列”，恰好反应现代企业管理的关键要素在政府管理中的投射及变迁，后者延续大多数国家公务员的终身雇佣惯习，而前者通过有错必究错、失职即问责的方式吸纳了现代企业的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终身雇佣的缺陷，而“以劳定薪”也确保了绩效在政府过程管理中的重要性，因此无论过程还是结果，“绩效问责制”的推行实施都有利于政府质量的“可靠性”、“可信性”评估；4.“人文关怀度”因子在本次模型中不仅对政府质量评估同样有较大的贡献（089），而且与SERVQUAL模型中当初“移情性”的设计理念——“关心、照顾并为它的顾客提供个人化的关注”有相当高的契合度，也符合现代企业管理中“以人为本”的发展趋势。政府管理如何体现人文关怀？模型中的贡献变量“乐于助人”、“男女平等”、“永续工作”，按照其标准化回归系数090、014、003的大小，非常明确地做出了回答，特别是“政府职员在工作中努力帮助当事人”的理念最体现人文关怀，其次是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需进一步强化男性女性的平等地位，而在政府部门永续工作的理念虽已淡化，但仍反映了对政府职员的人文关怀。除了观察变量对各因子的贡献外，模型中16个残差也是不可忽视的变量，特别是e13、 e14、e15、e16对四个因子仍有不小的影响力，说明模型仍有纳入更多观察变量的空间。

（二）政府质量微观评估的国家差异

来自58个国家的528位被访者对所在国政府质量评估方面的差异，在总模型上未表现出统计学意义，但在四个关键性因子的得分上，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异。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规定的“人类发展指数”不低于09的发达国家标准，被调查的58个国家中有27个发达国家和31个还未达到该标准的欠发达国家。笔者利用12个观察变量各自对因子所做的贡献（标准化回归系数）作为权重形成四个因子的得分，并根据综合指数法计算出政府质量的综合得分，进行均值比较分析，表2显示发达国家在“公平参与感”、“高效执行力”、“绩效问责制”以及“人文关怀度”四个因子的得分上均超过欠发达国家1个均分以上，超过率依次为232%、183%、250%和235%（详见图2），说明在政府质量的微观评估方面，发达国家占据全方位的优势，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发达国家实施多年的仿企业化改革是行之有效的。政府质量之于公众，相当于与企业的品牌、产品之于顾客，如果说顾客消费鉴明了企业品牌和产品质量优劣的话，那么公众评估及赋权也同样反映了政府质量。因此，来自两组不同国家的被访者通过评估所在国的政府质量，也间接回应了欠发达国家如何通过改善政府的“公平参与感”、“高效执行力”、“绩效问责制”以及“人文关怀度”等四个方面来提升政府质量，从而在政府微观管理层面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三、全球政府质量评估模型对中国的借鉴

无论政府是否愿意，全球化语境下的政府都需接受公众的审视和考评，公众在赋权给政府让其施政的同时从未放弃自己参与治理的意念和行动，就像企业投入市场必有竞争者一样，政府行政在走向公共行政的道路上，很难垄断专行，而高质量的政府是唯一能使政府合法性及赋权得以持续的理由。基于公众评估数据而建构的全球政府质量评估模型，从微观视角切入政府管理的细节，理论上支持了近年来国内外学界的一个趋同认知，即国家的规模、体制、历史、文化等宏观因素是政府质量的背景而不是决定因素，也即政府在公平、高效、问责、关怀几个关键词上做足文章、肯下功夫，仍然会有好的政府、成功的政府。而在现实中，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政府质量在此微观模型评估下呈现出显性差异，表明国家的宏观环境也许不会直接决定政府质量的优劣，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的整体发展水平仍然渗透于政府的内部管理中、内化到政府职员的价值观和行为之中、也融入公众对政府的期待，其间接影响不可忽视。

中国语境下的政府，在经历了三十多年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之后，单纯追求GDP的绩效评估方式正在消退，而富含更多社会管理、社会治理内涵的政府质量评估模式正在呼之欲出。本研究论证的全球政府质量微观评估模型恰逢处于这一转型期的中国各级政府，其借鉴作用至少表现在以下六大方面：第一，中国自上而下的大政府治理模式正面临来自各方的诸多挑战，如果宏观制度的变革有可能让社会整体陷入未知的风险，那么将重心转向政府微观治理质量的提升，既减少改革成本，也能满足公民更多需求，可谓是政府赢得持续合法性的重要路径之一；第二，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各级政府正在履行的一些改革举措，包括公平执政、依法办事、失职问责，以及阳光工资等都有利于政府质量的提升，且符合全球政府的评估标准和发展趋势，这也喻示着中国政府愿意从权威型政府、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社会化政府转型，并接受公众的质询和监督；第三，在目前社会矛盾相对突出、部分官员贪腐严重的情形下，若仅有满腔热诚的改革意愿，或只有一些浅尝辄止、运动式的表面行为，没有政府质量深刻且全方位的持续提升，仍然无法应对困境，也很难提升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第四，虽然中国还未真正开启全面的社会治理时代，但公众参与治理的趋势已不可阻挡。一方面，经济收入的提高及房产等私有产权的普及，公众的责权意识随之增强，对政府的期待不断提高的同时，自身参与治理的意愿也不断放大，另一方面，网络、微博等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以及政府电子政务的推广，政府几乎透明地置于公众的视线之下，此时政府质量稍有逊色，公众的参与感就会被激发，由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便会取代单纯的政府行政管理而成为主流；第五，就目前而言中国各级政府在提升治理质量方面较易注重硬治理手段的运用，例如提高政府的执行力、采取绩效问责制等，而政府质量评估微观模型中占1/4权重的“人文关怀度”因子容易被忽略，各级政府若能在影响这一因子的指标上多下功夫，不仅能展示政府的治理文化，事实上也提升了政府治理的软实力；第六，政府质量评估模型的全球趋同性，也再次验证了中国各级政府与其他国家政府一样深处全球化语境中，公众同样会以全球化的视野、多方位比较的心态来接受政府输出的服务和管理，政府唯有在任何细节、任何时点上都保持高质量治理水准，才能在现在和未来赢得公众。〔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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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频）

作者：闵学勤

政府诚信的研讨论文 篇3：

北京市科技社团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现状分析

[摘 要]近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在推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领域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在转移政府职能的同时，大力提倡包括学会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北京市科技社团近年在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通过分析其“承能”工作现状，将对完善我国社会治理机制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科技社团 承接政府转移职能 社会治理机制

近年中央和国务院在推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领域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其中包括：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刚出台的《中国科协所属学会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扩大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简称《方案》）[1]，这些政策是基于中央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加强和改进群团工作做出的重要部署，也是科技社团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今后如何积极引导和支持学会承担有关社会职能，对于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政策落实情况

在政府机构改革与转移职能的背景下，北京市科协大力推动科技社团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工作，将其作为落实全面深化改革要求的一项重要举措。2015年3月13日，北京市委召开科技社团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工作推进会：在全市深化改革中将市属科技社团作为北京市推动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试点。8月11日，市委召开科技社团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工作部署会，市委领导出席，副市长主持会议，28个委办局负责同志出席会议，梳理出应该转出、能够转出的职能。

2015年7月7日，市编办给市科协的新职责，即组织推进本市科技社团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参与政府购买服务工作并提出“三个结合”：与行政体制改革结合，特别是与精简审批事项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结合，调动和发挥社会组织的力量和作用来参与政府的服务和管理；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结合，逐步转变单纯依靠直接举办事业单位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尽量采取向社会力量和中介组织购买服务的方式，少花钱、多办事；与贯彻落实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结合起来，建立现代政府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

市科协与25个委办局签订了为期5年的《科技社团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合作协议》，使承能工作规范化、制度化、长期化。依照协议可以为科技社团争取更多转移职能。建立了处长协调会和工作简报两项沟通机制。编写《北京市科技社团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工作简报》。在2015年10月30日首次处长对接会上，通过《关于商请向科技社团转移职能或购买服务的函》和《转移职能（任务）或购买服务需求表》调查承能情况。截至2015年11月1日，北京市发改委、市教委、市科委、市经信委、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环保局等19个单位分别与市科协签署并交换了《科技社团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合作协议》。同年11月，北京市科协对外发布了5项职能任务，组织引导科技社团申报，并进行评审，还向相关办局推荐了适合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科技社团以供其选定。2015年11月30日，“科技社团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服务平台正式在北京市科协官网上运行。2015年12月，依靠服务平台，4个单位转移了7项职能。目前，北京市科协推进科技社团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按照下列流程开展工作：市科协通过平台对外发布转移职能信息、科技社团申报、组织专家评审、向委办局推荐、开展跟踪指导。

截至目前，已有近70家北京市科技社团承接了60多家单位的200多项职能，其中有31家市属科技社团承接了26个委办局的60项转移职能。

二、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主要情况

（一）服务科技工作者方面，工科、农科和医科类社团的作用较为明显

1.广泛开展新知识、新技术培训。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是学会向社会提供的重要服务。学会是会员和科技工作者获得继续教育培训机会的重要途径，是学会服务会员和社会的重要方面。北京市科技类学会向社会提供了众多的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服务。例如，北京微生物学会为了让蛋鸡养殖户认识“优-C100”的使用效果，掌握使用方法，2014年在密云和通州举办了3次相关技术培训，共计培训养殖户达180人次；2014年，北京测绘学会的培训学校举办测量放线中高级、技师、高级技师和测量验线工培训班，共计60余人参加，为北京市建筑行业培养人才。

2.多渠道举荐优秀人才。北京市科协所属学会通过举荐优秀科学家当选院士候选人，推荐优秀科技工作者参与国际奖项、国家奖项、省部级奖项的评比等多种形式不断发现和突出科技精英。北京市科协所属学会还十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通过青年学术年会、青年科学家论坛、评选青年科技奖等不断挖掘青年科技人才。优先推荐参评学會的奖励，推荐会员参加市科协和全国科协的评奖活动，如北京青年优秀科技论文、茅以升北京青年科技奖等。与此同时，不少学会还专门设置了青年人才交流项目或者青年人才奖励项目。

3.开展社会化科技人才评价。专业人员的职业资格认证是科技类学会开展科技人才评价的重要内容。认证是指认证机构证明产品、服务、管理体系符合相关技术规范及其强制性要求，或者标准的合格评定活动。从国外科技类学会开展职业资格认证实践来看，其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重视职业教育，努力引导专业形成和发展；把握市场机遇，灵活开展职业资格认证；应对政府需求，主动参与职业资格标准研究；配合管理部门，积极承担资格认证的具体工作。

（二）在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方面，基础性学科社团发挥作用较为明显

1.组织“产、学、研”交流活动，探索构建产业协同创新共同体。搭建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组织“产、学、研”交流活动，探索构建产业协同创新共同体。学术交流是科技社团的主业，开展高水平的学术交流活动，是科技社团创新发展的立身之本。北京市科协近年积极组建以科技社团主导，企业、高校、科研机构、金融机构以及其他机构共同参与的产业协同创新共同体，开展了不同形式的“产、学、研”学术交流活动，如北京核学会已经连续举办了11届核应用技术学术交流会等。

2.科技期刊向集群化和国际化发展。科技期刊可以记录、传递、存储科技信息，促进创新的衍生和成果的转化，发现培育创新人才和评价人才，是自主创新的重要载体，也是学会推动科技发展，凝聚学会会员的主要方式。科技期刊培育好的学会，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建设期刊集群，以期刊集群化方式提升期刊质量，加强各期刊之间的相互促进；二是填补所在领域英文期刊空白；三是创新期刊运行模式。

3.制订标准和规范能力。技术标准和规范制定已成为部分学会的常态化工作，一部分学会承接了行业标准或技术规范制定等工作。各国科技类学会开展技术标准制定具有以下共性：政府授权并委托相关科技类学会统一管理、规划和协调标准化事务，政府负责监管和财政支持，依靠社会组织和市场机制制定体系健全、数量庞大的社团标准。科技类学会在标准起草、审查、批准、发布、出版和发行以及信息服务等方面具有充分的自主权，充分体现了广泛参与原则、协调一致原则和公开透明原则。部分市属科技类学会在技术标准和行业规范的制定方面进行了很多尝试，如北京测绘学会主编、建设部委托的行业标准《建筑施工测量规范》，修编市住建委委托的地方标准《建筑施工测量技术规程》，为提升国家和地方建筑工程质量、推动行业健康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4.提高国际交流能力。国际交流能力包括国际学术交流、国际人才交流、国际合作与国际影响力等方面。例如北京林学会在2014年举办了第五届北京森林论坛，论坛以“城市森林与宜居首都”为主题，下设三个分论坛，分别对“城市森林与公众健康”“城市森林与都市水源地保护”“城市森林与绿色金融”展开深入探讨，共有280余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主题立足北京，放眼世界，国内与国际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研讨成果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建设。论坛形式新颖，主题报告环节以对话方式展开，通过不同话题的设计，半天就分享了18位专家的观点，两天内共有来自8个国家的58个专题报告在大会上进行交流，形成百家争鸣的氛围。

（三）服务社会和政府方面，工程和技术类社团发挥作用较为明显

1.围绕重大问题开展决策咨询和政策研究。首先围绕政府部门关心的重大问题开展决策咨询、政策研究。近五年来，科协系统举办决策咨询活动818次，提供决策咨询报告957篇，报送科技工作者建议4056项，其中131篇报告和152项建议得到各级领导批示与采纳，为促进科学决策发挥了作用。

2.开展科技成果评价和技术鉴定工作。开展科技成果评价和技术鉴定工作。在包括科学技术计划、项目、机构、成果的科学技术评价活动中充分发挥科技团体的作用，以增加科学技术评价活动的公开性与透明度，保证评价工作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3.提升科技奖励发展能力。北京市属科技社团努力挖掘在科学技术的学科发展、科学技术普及、科技咨询、国际科技交流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和优秀科技团队，引导科技工作者准确掌握最新科技进展和发展方向，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例如，北京气象学会负责“全国气象科普工作先进集体（工作者）、校园气象站优秀辅导员和优秀气象科普作品”北京地区的推荐工作和中国气象学会第4批“全国气象科普教育基地”认证推荐工作等。

4.科普传播方式多样化。科学传播能力主要体现在科普队伍建设、科普传播方式多样化、科普作品以及科普活动的数目与规模方面。近5年来，北京市科协深入开展“农民致富科技服务套餐配送工程”，完善“科技套餐工程示范基站”6个中心功能，五年来推广新技术、新品种2150项，培训农民100多万人次，帮助农民依靠科技增收致富，助力首都新农村建设。

5.提升学会社会公益能力。学会的社会公益能力表现在是否参与了慈善、救助、环保等公益活动。北京植物病理学会针对京郊食用菌生产中屡屡发生病虫害的現状，召开了食用菌生产的病虫害防控技术交流会，特邀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病虫害岗位专家边银丙教授和宋金俤研究员就食用菌主要病虫害及防控技术与近百名会员和基层技术人员进行了互动交流；联合房山植保站召开了“番茄育苗技术和病害综合防治现场会”，近百名基层农技人员和番茄种植者参加了现场交流会；在北京绿奥蔬菜合作社对20余农户进行定植前利用施用微生物菌剂控制或减少根结线虫病危害的田间示范。

（四）科技社团自身发展方面，理科和工科类社团积极性较高

1.优化会员服务手段，提升会员服务能力。会员是学会立会之本，发展之源，会员满意是学会工作的主要标准。通过推动体制机制创新，逐步建设以会员为主体，自主、自立、自强、自律的现代科技学会，使学会成为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社会组织，并积极参与到北京市的科技创新和社会管理之中。将会员管理与服务紧密结合起来，在服务中体现和加强管理，在管理中规范和提升服务。建立完善会员联系、沟通和交流机制，实现会员管理服务的网络化、信息化。大力推广建立会员基层组织，推广健全会员诉求反映和会员学风道德诚信机制。创新服务理论和方式，实行主动化、个性化、多元化的服务，促进会员职业生涯的发展。例如，在会员管理方面，一些学会实现了会员注册和管理的信息化和网络化。

2.制定学会近期和远期发展规划，提升学会布局与谋划的能力。面对未来发展，学会要主动推进战略规划机制的建立，制定学会近期和远期的战略发展规划，提升学会布局与谋划的能力。例如，2014年北京林学会在科协百强社团创建能力提升项目的资助下，启动了“北京林学会发展战略规划项目”，首次将战略管理理念引入学会管理，并邀请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协助学会共同制订未来发展战略规划。通过战略规划的制订，不仅帮助学会明确了未来学会的愿景、使命、目标和实现目标的策略，而且还使学会发现了当前工作中的许多不足，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建议，为学会的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3.加强信息化建设与应用。信息化建设主要表现为学会网站平台建设，项目管理、档案管理、会员信息的数据库建设，重点业务系统建设等方面。建设完善学会网站能够为会员提供信息公开和相互交流的平台。利用网站平台，可以实现学会管理、内部事务、科普宣教、学术交流、论坛、资料查询、会员间联络、上呈下达等项目工作网络化，以促进学会更快发展，更好地服务于社会。通过电子邮件、会刊和网站为会员提供信息，建立微信圈、微博帐号，方便会员之间的交流。这些信息化的交流方式进一步加强了学会与各位会员和有关部门的联系。例如，北京粘接学会建立“北京粘接学会微信群”，利用微信平台，传播新材料方面的技术资讯，转发新材料方面的技术资料，得到了理事及会员的好评。

三、未来发展趋势

（一）科技社团优势稳步扩大

今后政府对于科技社团的管理还将继续在鼓励和支持的基础上，废除原来一些限制措施和条款，学习工商部门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经验，在服务会员、服务企业、承接政府有关转移职能等工作中引导有关学会开展适度的竞争，政府部门将在加强引导、监督，并在奖励和惩罚上发挥作用。同时，科技社团作为独立的社团法人，其组织内部管理实行按章办事原则，在学会章程的基础上，实现自治管理。政府及有关部门也将继续支持推进学会机制改革[2]，积极扩大无挂靠、无业务主管单位范围，激发学会活力，推动学会去行政化进程，实行民主自治、独立运行、自主发展，促使学会依法依规、照章办事，建立健全现代社团法人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

（二）承能领域逐步拓宽

政府部门应该在职能转移过程中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服务的政府采购制度，建立政府与学会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3]。落实作为非政府组织的财税优惠政策，大力支持学会承办各种科技项目和科普项目，支持学会开展的各类活动，特别要支持会员参与学会组织的各项内部活动和服务社会的活动[3]。《中国科协所属学会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扩大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明確要求，要以首批试点工作成果为基础，围绕相关科技评估、工程技术领域职业资格认定、技术标准研制、国家科技奖励推荐四项重点任务开展扩大试点工作。

（三）创新活力继续激发

科技社团等社会团体作为我国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已经从单纯的自助型组织向自助型和公益型相结合的方向发展。未来，科技社团通过团结、凝聚会员和为会员服务，在推动本学科、本领域的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发挥自身的优势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做出贡献。

总之，科技社团应以上述重点任务为中心，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在承担社会职能过程中不断获得资源和机会。按照建立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要求，以重大专项为引导，持续提升学会的学术影响力、会员凝聚力和社会公信力，充分发挥一流学会集群的“火车头”作用[4]。未来，在服务社会中逐步拓宽领域，并且在服务中提升自身的公信力、权威性和服务能力，通过进一步激发包括会员在内的科技工作者的创新创造潜力，进而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国科协.中国科协所属学会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扩大试点工作实施方案[Z].2015-07-17.

[2]中国科协.中国科协关于实施学会创新和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的意见[Z].2014-12-10.

[3]中国科协.中国科协全国学会发展报告（2013）[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

[4]尚勇.让学会在公共服务中发挥更大作用——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中国科协所属学会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改革部署[N].2015-07-17.

作者：张楠　孙艺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