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化指导下的石油工业论文

摘要：对于社会保障与经济关系的讨论贯穿于西方民族-国家发展始终，是一项重大的国家议题。对此，不同社会保障理论体系给出不同解释，观点纷繁复杂，但从根本上讲，可以划分为资本主义语境与马克思主义语境。在资本主义语境下，分析了现代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及工作训诫理念的确立，工业化早期与中期劳动力市场的同质化特点，“典型”或“样板”就业与家庭结构日渐突出。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标准化指导下的石油工业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标准化指导下的石油工业论文 篇1：

新形式下如何加强石油企业党委的政治核心作用

摘要：新常态下，我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均迈入了新阶段，国有企业所处的经济背景和文化情况均发生了变化，如何发挥党委在企业内的政治核心作用成为了摆在党政工作者面前的难题。本文结合在石油企业党委部门的多年从业经验，分析了制约企业党委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因素，并提出了在新常态下，适应时代发展特点，强化石油企业政治核心作用的对策。

关键词：石油企业;党委;政治核心

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逐渐下降至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发生重大转变，创新驱动成为企业最重要的发展动力，国有企业转制基本完成，多元投资局面已经形成。在此背景下，如何发挥党政工作的政治核心作用，使党政工作向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聚焦成为值得所有国有企业党委工作者深思的问题。

一、当前石油企业党委在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党委工作未能充分发挥增强企业竞争力的作用，存在“淡化”趋势

以我所在的石油企业为例，由于给企业带来收益的主营项目是石油及其相关产品，因此企业管理层更加侧重产品的开采技术投入、产品研发、市场销售等方面，而对意识形态建设关注度不够，导致党组织在自身建设方面出现了淡化的趋势。企业核心竞争力是长期形成的，蕴含于企业内质当中，是企业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取得优势地位的关键所在。当前许多国有企业的党委部门工作人员，由于没能认识到党建工作和企业核心竞争力之间的紧密关联，往往放松了对党建工作的要求，导致思想教育和活动开展形式老套，活动吸引力不强，难以引起企业各级职工尤其是青年职工的重视，导致思想教育工作流于形式，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党委在重大决策中参与度逐渐下降

当前，国有企业改制已基本完成，股份构成更加多元化，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决策途径等随之改变。一方面，许多企业党委工作者认为法人治理结构下，党的领导作用逐步弱化，涉及公司发展的重大决策应该由董事会制定，党委部门不应承担决策责任，因而参与决策的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一些党委工作者未能适应新形势下的决策方式，找不到畅通的参与渠道，常常感到在重大决策面前“插不上手、说不上话”，自然参与度不高。

（三）企业党委的监督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党建在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中不仅起着调节员工思想、发挥鼓舞士气、凝聚人心的作用，同时还要积极发挥监督作用确保企业在市场长风破浪远航过程中不偏离企业发展轨道，监督作用发挥的好不仅利于企业生产发展中顺利航行及时纠正问题同时也是企业良好发展的有效“压舱石”，党组织监督作用發挥越充分，越利于激发员工的工作创造性和积极性，越利于企业创造价值。

新常态下，市场的整体发展速度放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民生保障，国有企业的经济增长方式受到重要影响。企业党委承担着监督国家方针政策在本企业执行情况的任务，在开展监督工作时，往往就要面临着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国家利益和企业集体利益之间的冲突。而总经理负责制度决定了行政领导处于管理层的中心地位，党委领导虽与之平级，但实际地位却低于行政领导，难以充分发挥监督作用。另外，如我所在的石油行业，企业员工众多，分公司、子公司遍布全国，若无一定的制度约束，很容易造成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不同企业内的政策落实情况良莠不齐。

二、制约石油企业党委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因素

（一）企业未能认识到党委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党章》中明确规定了企业党组织应承担起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原则，但是在具体实践中，往往和要求存在差距，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企业对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的认识不够。第一，由于党委工作的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的，难以和企业的经营直接相关，因此，众多石油企业均侧重于职能部门和行政管理部门，而轻视党委部门对企业长远发展的作用，甚至在工资的分配上还存在着党务工作者的技能工资低于同级其他部门员工的情况。企业存在的重业务拓展轻视党建工作的情况依然没能扭转，尽管在国家和党的各种要求和提倡之下，企业要重视党建工作，近年来多数的国有企业对党建工作的重视程度确有显著提高，但是由于企业仍以业绩考核为导向，这就导致企业内部最核心任务就是业务发展，其他工作都围绕业务拓展开展开;另外一些企业对党建工作认识不充分、不到位存在一定偏见这就导致在党建的工作安排上存在各种不务实工作内容，最终形成了企业党建工作实际工作成效不显著、作用没充分发挥的局面。第二，人员配备方面，通常将年龄较大的干部分配至党建部门，认为党委是“二线”，而将绝大多数中青年干部分到行政管理部门或具体职能部门，这样就人为地造成了部门老龄化。而不同年龄阶段的员工感兴趣的方向是不同的，“老龄化”的党建队伍很难打造吸引青年职工的教育项目，党委部门的精神指引作用受到限制。第三，在石油企业转制阶段，党委部门的撤并现象较为严重，党政工作者成为分流的优先选择，部门内部的工作热情受到了负面影响。

（二）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相关制度落后

石油企业把握着国民经济的命脉之一，员工人数众多，管理层级复杂，党委要想充分发挥其在企业内的政治核心作用，就必须强化制度建设。当前大多数石油企业的制度建设显然没有达到要求，形式多样的组织制度往往存在着规范性要求多、刚性要求少，原则性强、程序性弱的共性问题，这些制度更多的发挥着宏观指导性的作用，对党委工作者的工作实践缺乏直接的帮助。例如，石油企业改制之后，原有的决策渠道已不在适用，但新的参与决策制度还没有落实，导致党委部门难以参与到企业战略决策的制定当中，削弱了党组织的威信，降低了在普通职工心中的存在感。对于制度的标准界定不清晰，难以确认是否违反了规范要求，出了问题后很容易出现责任划分不清的现象，降低了党委工作效率。

（三）党委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群众基础有待加强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写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也是党委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关键所在。部分石油企业党组织就是由于未能充分的团结群众、服务群众，而导致政治核心作用的发挥受到了制约。在石油企业改制阶段，大量的人员被分流、编制发生变化，很多职工的利益诉求未能得到妥善解决，导致企业内部增加了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党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就是对职工进行思想教育，一些石油企业的教育学习活动滞后于改革的进程，使得一些员工没有很好的适应工作性质、内容的转变，进而造成了企业经济利益的损失。这几年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必将反映到国有企业的经营当中，为避免群众基础的进一步减弱，企业党组织有必要结合公司职工在转换期的思想特点开展队伍建设、学习教育，做到企业改组，思想先行。

（四）其他不利因素的存在

企业的党组织的自身在围绕党建工作的开展能力有待继续提高，在企业内部的党建管理者和工作人员缺乏将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相结合的手段和实施的方法策略，企业内部的党务工作者有些是兼职，在党建工作方面缺乏专业积淀和经验，部分党建人员虽然有丰富经验当时因为跟不上新经济、新业态、新环境的变化导致“经验为主”的错误观念和办事方法，基于这些因素的存在都限制了党委在企业的政治核心作用的发挥。

三、强化国有企业政治核心作用的措施

在新常态下，加强石油企业党委政治核心作用的发挥，促进企业又好又快发展，要求企业管理层和党建队伍正是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适应现代企业制度下党政工作的新特点，以开放性的眼光探寻开展工作的有效途径，提高教育引导力度，提升企业凝聚力。

（一）加强党委自身作风建设

在全国各地“打虎拍蝇”如火如荼开展的背景下，企业党委要想获得员工的支持，首先就要确保自身的素质过硬。第一，要开展内部学习活动。国家的政策指导往往是经过企业党委部门的转化后，通过集中学习活动向全企业传输的，那么就要确保党委部门对相关政策理解的正确性和透彻程度，以内部学习的形式，通过党组织成员相互间的考校，保证“吃透”政策内含的精神。第二，增强党委工作人员的社会责任感，树立起大局意识。当面临着企业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冲突时，要通过高效的沟通和部门间的协作，促使企业与国家发展实现同频共振，避免企业发展走上歧路。第三，廉政建设从自身做起。党委领导通常要对同级行政部门和职能部门的管理者起到监督作用，那么就要确保自身的廉洁奉公，否则监督的结果将失去公信力，而企业的集体利益也可能因与个人利益的冲突而受到损害。

（二）做好人才梯队建设、培养复合人才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党委的思想引领和政治护航，企业应该树立全局观念和前瞻眼光要给与党委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机会和舞台，摒弃只有业务发展才是第一位的片面观念，从企业的发展与党建建设并行发展，让党建建设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资产”，因此为了提高企业党委工作能力和作用的充分发挥，公司要积极的发挥党组织在用人工作的“选”、“用”、“育”的领导和把关作用。为了跟上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步伐让更多优秀的人才加入到党建工作中来，让企业的党建工作者有工作方向、工作热情。通过定期举办党建业务培训班等一系列工作举措培养一批懂党建又懂企业经营的复合型领导人才，给党建建设注入新鲜活力血液完善人才梯队搭建工作，为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党建工作的深度融合和相互促进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三）从宏观出发，做好制度建设

顶层设计不到位。系统性和科学性不足，没有对党建工作和生产经营工作进行通盘考虑和系统思考，阶段性安排多、长远规划少 ;制度办法建得多，但制度之间的关联度、匹配度有待进一步梳理。

石油企业改制之后，党委会和董事会、监事会之间存在着较多的职能交叉，影响了企业的正常运转，具体的职能分配没有成文规范，更多是根据每个企业的实践探索经历来定。要想理顺企业内部关系，就需要从宏观着眼，根据权责匹配的原则，制定出公平的、规范的、能够为企业全体认可的组织制度。党委要想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还必须畅通决策渠道，以制度保证党组织参与制定企业重大决策的权力。另外，党委工作的成效关乎企业职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关乎企业的长远发展能力，因此，在人力制度方面，有必要建立起完善的晋升渠道，吸引更多有志于党组织工作的年轻人进入党委工作，更好的服务于全体职工。

（四）党委工作要与职工诉求相匹配

党委工作的最终目的是推动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那么就需要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调研，了解企业各级职工的真实心声，并参考行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和本企业的机器设备情况，对企业各部门职工的工作完成情况进行监督考查，以奖优惩劣的方式提升职工工作干劲。随着越来越多追求新思想、新事物的年轻职工进入企业，党委工作的难度进一步加大，教育实践的内容应充分考虑不同年龄段、不同职能部门职工的特点，有针对性的开展学习活动。

以笔者所在的石油企业为例，在新常态下重视机制和工作流程的调节，为提高职工的工作效率和成就感打造透明化的管理环境，在具体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尽量做到点面结合。“面”是针对国家新制定的方针政策和指导意见，在不影响企业职工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开展辐射面广的教育活动，力求使其对企业的战略决策和发展方向有较为清晰的认识;“点”是通过日常谈话、书记邮箱等方式收集员工的意见，分层分类，做好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力所能及的帮助困难职工排忧解难，使其能够更加专注于工作当中。另外，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党委机构和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携手，通过开展“红歌会”、素质拓展、文艺汇演等活动，让员工在奋斗中收获快乐，增加生活情趣和工作激情。通过一系列工作的开展，公司党委工作逐步收获了行政部门的支持、员工的认可和同行的称道。

（五）做好员工群众工作、利于作用发挥

作为党建部门要高度重视企业的群众工作，群众工作不仅是党组织联系群众的纽带同时也是国有企业党建的重要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

在石油企业改制完成和多元化发展的时期，作为党委更要继续做好群众稳定工作。一是调动群众积极性，通过制度化、规章化切实将党建带工建、党建带团建的原则，将工会、基层党组织、团组织工作纳入到企业党建一体化工作中来，这样既能确保工作导向一致同时利于党建和党委工作的高效、标准化执行。二是积极鼓励员工为企业的发展献计献策，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员工的齐心協力和共同创造，因此作为党委要想充分发挥在企业中的政治核心作用必须始终贯彻全心全意依靠员工，坚持与基层各级党组织和群众组织互动，调动基层党建工作活力从而确保整个党组织充满干劲、活力，条条江河汇聚成海，每个基层党组织和群众组织能力的发挥都利于党委政治核心作用的充分高效发挥。

三是高度重视群体的利益诉求，在企业政策允许且合理正当情况下积极寻找解决群众利于的途径和方法，通过及时发现广大员工的实际问题并及时解决问题提高员工的工作幸福指数和生活质量，提高企业整体向心力和凝聚力。

四是党委要切实做好企业内部稳定工作。作为企业各级党组织首先要把企业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党建各项工作的开展要分清主次，分清重點，即能及时将国家和党的各项政策宣贯、执行到位，同时还要始终坚持企业的发展，通过积极发挥党委的“大脑”作用在石油企业的转制新时期、新液态情况下强化工作稳定预警机制，积极发挥指导和监督作用。

（六）党建工作要与时创新

石油企业的改革发展经过20多年的发展历程已经基本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党的建设能力也有了进一步提高。在新时代石油企业多元化发展的情况下，党建工作必须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新形势，积极推进党建工作与企业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因此作为党委作用的发挥和党建工作的顺利开展必须结合新时代发展背景加强创新。

作为国有企业石油企业党组织要深入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管理模式创新，以增强党员队伍活力、激发发展动力、构筑基层党建新格局，把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贯穿党建工作，国有企业党组织工作要推动企业效益、提高竞争实力，必须推进党建工作从务虚向务实转变。

作为党建工作者也要熟知当前石油企业的先进的生产管理理念，打破固有的党建管理经验和管理误区，加强党建工作的自我革新和自我审视，摆脱只坚持大方向、思想引导的工作片面性，只有坚持在企业的实际工作中始终坚持务实的工作精神和工作态度才能不断增强党建工作的操作性和实效性，提高党建工作的创新性，通过与时代发展相契合、与企业发展理念和发展目标相契合，积极落实到经营管理竞争力的提升，确保党建成果看得见、摸得着，见效益，才能利于党委在企业的政治核心作用的发挥。

参考文献：

[1]詹国奇.切实加强国有企业党委的政治核心作用[J].探索与争鸣，2010（03）38-40.

[2]曹恩铭.新时期深化石油企业党建工作研究[D].东北石油大学，2014.

[3]梁志勇.论国有企业党委的政治核心作用[J].现代企业教育，2012（13）223.

[4]王世恒.新中国石油工业党建工作的理论与实践[D].大庆石油学院，2010.

[5]谷俊和.加强党委的政治核心作用是企业在改革中稳步发展的根本保证[J].思想工作论坛，2003（02）39-41.

作者简介：

陈俊（1965—），男，安徽六安人，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六安石油分公司，本科，研究方向：企业管理。

作者：陈俊

标准化指导下的石油工业论文 篇2：

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变迁逻辑

摘要：对于社会保障与经济关系的讨论贯穿于西方民族-国家发展始终，是一项重大的国家议题。对此，不同社会保障理论体系给出不同解释，观点纷繁复杂，但从根本上讲，可以划分为资本主义语境与马克思主义语境。在资本主义语境下，分析了现代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及工作训诫理念的确立，工业化早期与中期劳动力市场的同质化特点，“典型”或“样板”就业与家庭结构日渐突出。在此结构基础上，劳动力维护与实现资本增值是一回事。随着技术革新进程加快，尤其在智能化时代背景下，劳动力市场的“排他性”或“区隔”化日益明显，依据生产贡献率形成新职业分层，工作训诫面临严峻挑战，社会保障与资本积累、增值的矛盾突出。资本主义语境下所提出的社会保障技术参数改革策略，使得西方福利国家具有了适应性特征，但是无法从根本上突破资本主义内在的生产与分配矛盾。因此，破解社会保障与经济关系的当代困境须要回归到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

关键词：去商品化;劳动力维持;资本积累;劳动力市场

一、对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既有讨论

对社会保障与经济之间关系的讨论不是一个新话题。有时，该话题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如福利制度在经济政策、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中的变化。可以说，该话题是西方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一项重大议题，全面展开始于20世纪中后期的西方福利国家危机，讨论巅峰形成于21世纪初期，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为发起背景。从目前西方各国的情况看，社会保障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西方社会团结，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后果。那么，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蕴含着何种难以解决的矛盾呢？对此，学者们作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回应，试图解释清楚这一难题。大体上，依据讨论视角，可将学者们的观点划分为以下三种：

（一）经济学视角下的二者关系分析

古典经济学认为，社会保障可能导致福利依赖和降低经济效益;政治经济学则把福利国家的出现、发展、重组、削减与政治和经济的互动联系在一起，揭示社会保障维护某些社会群体的利益，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工业主义逻辑认为福利国家的出现是现代工业经济发展的结果，强调社会保障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变迁所需要的手段，社会保障是服务于经济增长的，经济增长是社會保障发展的前提;权利-资源理论认为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通过政治体系和市场体系的协调得到制衡，从而保证社会福利的目标;新自由主义认为，福利制度特别是与工人就业权益保障有关的政策是经济增长的负担，通向增长和繁荣的道路是以弹性和解除规制铺就的，把收入和就业保障的扩展作为公民权利，就意味着对纯粹市场定律的有意背离;需求-资源供给理论指出，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福利国家时代的社会保障与经济的完美和谐关系变得不可维续，福利制度处于危机之中。面对这一时期的经济衰退，经济学家们形成了三种观点，第一个是“市场扭曲”论，认为福利制度抑制了市场，侵蚀了就业、储蓄和投资的动力。第二个是关注于人口老龄化长期剧变所产生的压力。第三组论断则关注新的全球经济的结果，指出其无情地惩罚了挥霍的政府和无竞争力的经济。

（二）政治学视角下的理论回应

此方面研究观点可概括为以下几点：揭示出决定不同社会保障与经济关系模式的深层政治结构与政治联合传统;拷问被经济学者夸大的“全球化”和“老龄化”对福利国家危机所产生的影响，深刻揭露了福利国家危机表象下掩盖的是资本主义政治共识危机，即西方资本主义抑制由经济进步而带来的社会力量发展及政治变革，力图维持传统工作伦理，维护“商品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分析福利国家所具有的适应性，通过技术参数改革，协调社会保障与经济之间的矛盾，大多数国家都将干预限于边际性调整，比如延迟津贴指数化、降低收入替代率、以缴费为基础（而不是以收入为基础）计算养老金津贴。

（三）社会学视角下的理论回应

研究指出福利国家社会结构呈现出与福利国家兴盛时代不同的“非标准化”特征，导致原有建制失灵，从而对社会保障与经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具体说来，工业社会福利制度建立在同质性较强的劳动力市场基础之上，后工业社会劳动力市场的弹性与排他性特征明显;后工业社会的职业周期和生命周期差异变大，传统的由男性负担家计的家庭正在消逝，生育率正在下降，生命历程日益“非标准化”，预示着各种不同类型的需要和期待增多;不断变化的经济条件，比如缓慢的增长和“去工业化”，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极大地影响了社会保障与经济的关系。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老年抚养比迅速提高，按照既定保障规则与补助标准，福利国家维持成本大大提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颁发的2040年发展计划中指出，仅老龄化这一项就会使得医疗卫生保健和养老金支出成倍地或三倍地增长。

（四）对上述理论观点的回应与分析思路

与上述研究不同，本研究的前提假设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生诉求。一般说来，社会力量及其对现代国家所形成的政治压力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产生的显性力量。然而，作为在19世纪中期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进而全面实现劳动者“商品化”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并不是被动接受社会保障制度介入，而是在经过近30年的全面的实践探索后，对其运行弊端进行的一次主动性回应。这一隐蔽的推动力量通常被淹没在显性力量之中。基于此假设，探讨经济发展的内生诉求与社会保障关系变迁，从而揭示出变迁的历史轨迹和发展动向，回应现代福利国家危机。

基于此研究假设，本文形成如下分析思路：以19世纪中期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为标志，西方资本主义统治地位全面确立，全面重塑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关系，劳动力商品化与工作伦理、工作训诫成为描述这一巨变的维度。伴随马克思科学揭示了剩余价值与资本积累机制，并在以此为指导的革命运动的推动下，西方资本主义内部形成了劳动力商品化与去商品化，排他的劳动力市场与工作训诫维持等悖论，成为马克思观点的又一表达，引起广泛关注与讨论。其中，劳动力市场成为分析的焦点。通过理论梳理，可以清晰呈现出一幅劳动力市场由“一体”到“区隔”的变迁图景。围绕于此，社会保障与经济的价值目标开始出现分歧并难以调和。

在工业化早期，伴随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一国范围之内的资本积累达到最大化，虽然这一时期尚未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中蕴含着劳动力维持的内在诉求。在工业化中期，西方国家纷纷建立起福利国家，将工作伦理作为社会健康度量标准和规范性权利，实现了福利和工作的完美结合，社会保障与资本增值和谐统一。到了后工业化时期，社会保障与经济关系趋于紧张。曾经得到完美处理的劳动力市场的“排除”与“包容”问题，开始变得十分棘手。埃斯平-安德森指出，机能糟糕的劳动力市场对现有的社会方案造成了过重的负荷。原因在于出现了新的工作风险，即妇女、老年人、低劳动技能人群，青年人成为失业人群，他们已经难以进入由资本增值主导的劳动力市场中，尤其在技术飞快进步的背景下，一些岗位被机器、智能化设施所取代。在这一时期中，劳动力市场呈现出鲜明的“区隔”特征，即生产贡献率高的职业居于顶层，进入其中的少数劳动者成为社会精英，成为社会保障体制内的人;生产贡献率低的职业居于底层，进入其中的劳动者成为社会底层，成为资本试图推出社会保障体制的人。对这部分事实失业者或生产贡献率低者的不同价值立场和态度成为社会保障与经济矛盾的聚焦点。经济领域中的核心价值立场是维持工作训诫，惩治懒人，放松工资管制，采取低工资策略，将这部分失业者重新拉回劳动力市场或维持低生产贡献率的工作;社会保障的核心价值立场是忽略这些人对资本增值的贡献率，确保他们享有社会保障待遇。这导致有工作的穷人在主觀上倾向于接受社会救助资源，而不愿从事低工资工作，从而形成贫困陷阱，这表明以美英为代表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失效，未能有效解决由劳动力市场变革而引发的问题。

本文考察不同工业化阶段里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据此阐释社会保障与经济关系变迁，进而揭示出社会保障变迁的资本主义经济内生的必然性。同时，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命力，回归马克思主义，成为未来人类社会的必然走向。

二、劳动力市场变迁视角下社会保障与

经济关系的历史分析

劳动力市场既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基础，也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得以产生的结构性保障。无论是北欧高福利国家，还是欧洲大陆福利国家，抑或是昂格鲁-撒克逊式福利国家，都建立在劳动力市场之上。自19世纪中期欧洲各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形成之后，技术革新成为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为此，本文依据四次工业革命进行历史阶段划分，将社会保障与经济关系的演进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

（一）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社会保障与经济

这一时期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中期，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开启了人类社会的“机器时代”。工厂替代传统手工作坊，在工业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工厂的吸引与圈地运动的共同作用下，大量劳动力脱离土地，到工厂做工成为无产者。随着自由劳动力规模不断扩大，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逐渐形成。与此同时，人的存在状态发生根本改变，集中表现在工作伦理的灌输与劳动力商品化。所谓工作伦理是一项戒律，其内蕴含的前提是人类为获得生存和快乐所必需的事物，必须去做那些被他人认为有价值并值得为此支付报酬的事情，二是除非是为了汲取力量做更多的工作，否则休息是有失尊严的事情。[1]35在这种伦理下，工作是所有人类的普遍状态，而不工作则是反常的。对于履行工作职责的人群而言，与那些有工作能力却因为种种理由没有工作的他者来分享他们的益处是有失公平的;只有被他者承认其价值的劳动，即可以要求薪水和工资的劳动，可以用来买卖的劳动，才具有工作伦理所认可的道德价值。[1]37所谓劳动力商品化是指自由人将劳动力出售给资本家，并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消耗其劳动力;作为回报，雇主为其发放工资，使其购买得以再生产劳动力的生活资料。由此可知，工作伦理与劳动力商品化的改造运动都是一场控制与降服的战役。在此形塑下，工作不仅是经济任务，也是一项道德任务，甚至主张任何由工作收入所支持的生活，不论多么悲惨都具有道德的优越性。然而，工作伦理在工业化蓬勃发展时期积极解决了劳动力供应的问题，但是由后文可知，伴随后工业化时代到来，机器替代人成为趋势，大量具有教育水平与劳动技能的人无法实现就业，从而引发空前的工作伦理危机。

在这一时期，资本家非常清楚资本积累的主题。劳动力是财富唯一的来源，因此生产更多的东西和往生产过程中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是一码事，即“往生产中投入更多的劳动力=生产更多的东西=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这一时期中的工业生产形式是与动力机械相结合的体力劳动，这一时期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具有覆盖范围最大化的特点，无论男女老少都允许做工。劳动力市场的排他性表现在身体健全者与非健全者之别。随着劳动力市场规模达到最大化，过度使用劳动力导致劳动力储备不足，产生劳动力维持危机。这一危机伴随传统社会所积累的劳动力储备在抵偿低劳动力维持与劳动力损耗差额中逐渐消失殆尽而显现。

由此产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劳动力储备需求与现实劳动力储备供给的不匹配问题。由于这一时期处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本家未采取积极有效的劳动力维持策略，而是采取引入外来移民的替代性策略。这一做法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维持危机所引发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虽然这一时期并未直接揭开社会保障与经济的关系，但是已经蕴有社会保障与经济关系的核心问题，并直接推动社会保障在下一历史阶段中以劳动力维持机制的形式出现。

（二）第二次工业革命与第三次工业革命前期的社会保障与经济

这一历史时期起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60年代，电力和有机化工的发明与应用成为这一时期的标志，再次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能力，制造业的生产技术得到重要改进。

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规模持续扩大，企业间的竞争加剧，那些尚未完成技术革新的企业很快倒闭，掌握了新兴技术的企业迅速发展成为垄断组织，从而为要求实行大规模集中生产的新兴工业，如电力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和汽车工业的发展奠定基础。新兴工业的发展，需要形成具有相应生产能力的劳动力，必然要求劳动力质量升级。因此，在这一时期，不仅劳动力总量维持对于资本积累是必要的，劳动力质量维持对资本积累的边际效用开始增大。然而，在面对由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产生的劳动力维持问题时，一些国家采取引进外来廉价劳工的做法，试图继续延续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做法，但均以失败告终。为顺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诉求，同时结合其他政治与社会推动因素，以德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创新了劳动力维持制度，发展出与劳动力市场存续紧密关联的社会保险制度，开启了“去商品化”的劳动力维持时代，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劳动力质量与再生产能力。

在经过20世纪前二三十年的失序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面临急迫的重振工业的发展任务。凯恩斯经济思想为其提供发展纲领，一方面创造劳动力市场容量，即通过规制市场，创造充分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扩大劳动力总量，提高劳动力质量，即由公共部门提供具有普遍性的基本社会服务，如教育、医疗、住房、收入保障和个人服务等，增强个体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能力。伴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市场中的“典型”、“标准”或“样板”工作和工人家庭结构确立。在“多重因素”作用下，与之相适应并具有维护功能的福利国家体制在20世纪中期普遍确立起来。20世纪40、50年代至60、70年代被誉为“黄金时代”，其特点是各国经济在大规模稳定的制造业基础上相对持续增长，各国政府通过运用广义上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处理国家经济问题，保障充分就业。福利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满足市场不能充分满足的那部分需要——收入中断（退休、失业、疾病、残疾）和收入与需要不相适应的阶段（如对儿童资助）——以及人们普遍认可的应由国家负担的需要（像人们高度评价的服务，比如保健和教育方面）。这一时期福利与效率的最大化，要归结于相关利益团体能够承诺限制工资，以作为对充分就业的回报。因此，一个强大的社会安全网对经济的调整能力，或者更宽泛地说，对于经济增长，并没有较大的负面影响。[2]

福利国家的誕生极大地挑战了已经奉行两个多世纪的工作伦理。一方面，福利国家需要支持工作伦理作为社会健康度量标准和规范的权力;另一方面，由于宣称得体与有尊严的生活是“一种权力”，应当确保政体中的成员人人享有，而不用管他们对共同财富的贡献有多大。因此，福利国家时期的社会保障实现了把生活从“对社会有用的”——只有在就业时才可能存在的生产性贡献中区分出来，损害了工作伦理作为神圣和不受质疑的国家建设前提。由此可知，福利国家本身是一个福利与工作伦理的矛盾体，这使得二者关系成为长期争论的主题。在经过这段时期的共识后，至今都没有一个各方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法。因此，留下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万一不论什么原因，无工作可做，或是有工作无法承担时，该怎么办？

（三）第三次工业革命后期的社会保障与经济

由于在这一时期中，伴随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与应用，各国经济迎来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全面、快速发展的时代。技术动力的更替与产业升级，必然造成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给福利国家带来的最大挑战是，技术的变化使得制造业不再能够保持大量稳定的就业，从而影响到半熟练和非熟练工人就业的稳定性，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政治利益。同时，经济全球化推动了更加严峻的竞争，增加了劳动市场的灵活性。社会保障与经济，抑或福利与工作伦理的矛盾凸显出来。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纷纷寻求新的政策范式，以化解这一矛盾。总的来看，普遍采取“让人们重回工作”的做法，大体呈现出两种推动方案。一是以美、英为代表的国家强调新自由主义，而不是强调就业或经济增长的目标。在这一时期中，广义的货币主义的做法在制定政策中成了独占鳌头的范式。[3]这些国家较为谨慎地采取了放松管制、市场驱动的低工资战略。在放松工资管制的国家，“低工资”现象在无技能、无组织的工人中，以及在年轻的新参加工作的群体中表现尤为严重。在美国，由于缺乏对工资的管制，最低工资下降到仅占平均收入的38%，社会救助金（对需抚养子女家庭的援助计划）的数值在1989年下降到24%。[4]英国从1979年至1985年，低工资穷人数量从36%上升至41%。[1]48低工资战略滋生了在低生产力下“劣等工作”中的就业增长，即便是专职的、全年的就业，结果获得的也只能是低于贫困线的收入。[5]26低工资的劳动力市场承受着双重危险：一方面，它使得更高的收入保护转移，比如社会救助成为必需，同时它也制造了贫困陷阱，因为低工资造成了人们不愿意去从事工作。二是与上述国家不同，北欧国家采取了依靠公共部门实现充分就业的策略，将平等与生产性的社会保障结合起来。随着北欧制造业就业稳定下滑，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减少，再加上斯堪的纳维亚特殊的平均主义工资政策，政府从一开始就明显意识到，要维持充分就业，只有依靠公共部门的服务工作。应当说，20世纪70、80年代，随着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转向积极的劳动力市场、对社会服务的扩展，以及对性别平等的强调，才出现了真正具有显著特征的北欧——特别是瑞典——模式。

由此可知，这一时期劳动力市场区隔化明显。按照罗伯特·瑞克（Robert Reich）的说法，劳动力市场形成“符号操纵者”，“各个领域与各个层次的教育者”，“受雇于个人服务的专业人士”，以及“常规劳动者”四个分区。其中，所谓常规劳动者，是从事着那些没有“令人生畏力量”的职业的人，具有不稳定性和随时雇佣性。这些常规劳动者往往是低工资穷人或被称作“有工作的穷人”，占劳动者总数的比例不断攀升。受科技进步的影响，高薪职业的容量相比之前出现了明显的减少，因此，面对不断缩编的高薪职业，总会有一定量的劳动者被排除在外。此外，劳动力市场基于不同职业的生产贡献率形成分区。随着生产贡献率低的就业岗位增多，导致生产率整体下降。20世纪70年代以来，主要经济体的生产率一直在下降。在此之前的10年里，欧洲四个最大的经济体法、德、意、英的增长率在2.7%到4.6%之间，但是在接下来的10年里却下降到1.1%到2.7%之间，然后在1989年到1995年又下降到0.4%至1.7%之间。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后，1996年到2002年的增长率仅为1.4%到2.6%。[6]

劳动力市场的区隔，不仅使社会保障与经济的关系变得紧张，还使得社会保障体系出现解体风险。有迹象表明，若根据福利制度在私人养老金计划或服务方面的情况来看，富有特权的社会阶层正从福利制度中退出。如此说来，要不断改善福利项目，否则从长远来看，可能引发精英人群的流失，破坏福利制度基础的稳定性。

（四）第四次工业浪潮下的社会保障与经济

在后工业时代，伴随科技飞速发展，各国开始进入明显的没有就业增长，甚至就业紧缩的经济发展阶段。从减少不熟练工人比重到无技能下降者的失业，劳动力市场接受了严峻的洗礼。具体说来，后工业经济青睐于专业性和技能性的职业，对工作职场中不熟练工人的需求大大减少。由于跨国竞争的规模和激烈程度都有所增长，使得低工资国家能利用他们的比较优势吸引有流动性的工作。同时，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被劳动力市场排斥的风险加大。与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群相比，前者失业的可能性是后者的2.5倍，长期限于贫困的可能性则是后者的5倍。[7]除此之外，当前过剩劳动力的产生，并不完全是因为劳动力本身品质不佳，而是缺乏需求。1996年《欧洲就业调查》表明，47%的雇员在最近5年的时间里技能水平大大提高，而且实际上没有人技能下降，但是仍旧面临严重的失业危机。造成就业问题如此严重的一个原因是，在强有力的技术发展条件下，资本主义倾向于“使劳动力价格过高而退出工作”。 高工资成本（由于强制性的社会缴费）与刚性规则（如工作期限、昂贵的终止赔偿或者慷慨的社会津贴）相结合，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使得资本家认为对劳动力“再商品化”的付出已经无利可图。

但是，令资本主义纠结的是如何对待被新工业浪潮清除出去的冗余劳动力。由前文分析可知，从上一时期开始，西方各国开始采取就业促进政策，发展出了大量低技能、低工资、“非典型”、非正规的就业岗位，并大力宣扬工作伦理，积极引导人们从事此类工作。社会服务导向战略的兴起为低技能工作岗位发展创造了条件。尤其在以充分就业作为高福利支撑的北欧国家，社会服务工作比例更高。但是，此种就业策略所产生的问题同样对福利国家稳定构成巨大威胁。一方面，非正规就业的增多加深了对税收基础的破坏，另一方面，巨大的公共部门劳动力市场引发了不断上升的税收负担。当生产增长率较高时，这一体制尚能维持，当生产力或私人投资迟缓时，就会出现严重的成本问题。

在这一时期中，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区隔化格局逐渐定型[5]9，劳动力市场排他性成为最敏感的测量指标。学术界对此有不同表述，如形成“典型性工作”和“非典型工作”，“核心职业阶层”和“边缘劳动大军”，“内部人”和“外部人”等表述。对于前者而言，以男性为主，享受着高工资、尊贵的社会权利以及强大的就业保障;对于后者而言，以女性为主体，他们或者依靠男性家计供养者的工资，或者依靠福利制度的转移支付。[8]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区隔程度的加深，使得劳动力市场无法实现更大的灵活性。“典型性工作”、“核心职业阶层”、“内部”劳动群体深深陷入对终身工作保障的依赖，强化了内部人的刚性，巩固了他们的特权地位，并通过集体组织来抵抗任何有关削弱“标准就业关系”的尝试。同时，劳工阶层变得更加分散和难以组织化。

三、当代劳动力市场区隔下的社会保障

与经济发展矛盾分析

自劳动力市场形成以来，区隔、排斥与分层始终存在。由前文分析可知，大体经历了身体、劳动技能、教育水平、年龄、性别与生产贡献率的区分历程。在当代，伴随技术发展与经济结构变化的加快，劳动力市场的区隔化特征鲜明，极大地挑战了建立在就业岗位高度同质化基础之上的传统福利国家体制。这一时期以职业的生产贡献率作为区隔劳动力市场的因素，在劳动力市场区隔化变迁的惯性下，呈现出身体、劳动技能、受教育水平、年龄、性别与生产贡献率相重叠的特征。职业的生产贡献率伴随工业和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变化而变化。1931年霍夫曼在《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一书中指出，在工业化第一阶段，消费资料工业的生产在制造业中占主导地位，资本资料工业生产不发达;第二阶段，资本资料工业的发展速度比消费资料工业快，但在规模上仍比消费资料工业小得多;第三阶段，消费资料工业和资本资料工业的规模大体相当;第四阶段，资本资料工业的规模超过了消费资料工业的规模。其中，重化工业内部的结构变化过程为，从以原材料和基础工业为主逐步升级到以高加工度和技术密集为主;服务业内部的结构变化为，传统服务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和交通运输仓储业）占服务业的比例呈现下降趋势，邮政通讯、金融保险与社会和私人服务行业占服务业的比例则比较稳定，房地产服务业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在此转变过程中，经济增长率大幅下滑。

依据劳动生产率及其产生的生产或资本积累贡献率的高低形成职业分层，与此相对应，劳动力市场呈现分化区隔的结构特征（见下图）。

由图1可知，掌握核心劳动技能的高薪职业人员与掌握需求性劳动技能的中等收入从业人员，处于传统的福利大厦之中，那些新出现的、劳动形式具有“弹性特征”的低工资从业人员则处在低工资与基于家计和资产调查的社会援助的夹缝之间，成为最大利益受损者。从发展趋向上看，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断削减失业和残疾人津贴，以及采取将养老保险待遇与积极工作相掛钩的严苛措施，诱使贫困者对低工资工作感兴趣，从而使低收入职业从业人员规模持续扩大。那么低收入工作的人群是否可以经过再培训上升到高收入区域呢？这显然是一个悖论，因为现代经济增长和就业率的提高是南辕北辙的，换言之，技术进步以替代和消除劳动力来衡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英美对接受救济者的谴责，并将贫困完全归因于内在原因是矛盾且荒谬的。

掌握核心与需求性劳动技能的劳工阶层在社会生活中担当一种角色，对社会做出了有用的贡献，因而也期待得到相应的补偿;下层阶层的人们处于流动的状态，每个位置都是暂时的，原则是服从与变更。他们站在或被置于发展阶梯的底部，期待着向上攀爬;底层阶层，这一阶层中的人们处于劳动力市场之外，没有机会也没有需要被重新认可，人们没有角色，对其他人的生活没有什么有用的贡献。这明显降低了对“去商品化”劳动力维持制度继续发展的需求，即当劳动力不再是财富的唯一来源时，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降低，从而大大降低发展“去商品化”劳动力维持制度的积极性，甚至认为不断扩大的社会福利破坏了社会公平。因此，社会保障与经济对立关系背后的问题是，对生产/资本积累贡献率低甚至没有的人群的权力排斥。力图维持“工作伦理”的低工资策略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加剧社会分裂。从社会保障与经济之间的矛盾来看，是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体现，再次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生命力。

参考文献：

[1][英]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M].仇子明，李兰，译.长春：吉林出版社，2010.

[2]Calmfors，L.and Driffill，J.Bargaining Structure，Corporatism，and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J].Economic Policy，1988，6（3）：14-61.

[3]Kathleen R. McNamara.The Currency of Ideas：Monetary Politics in the European Union[J].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15）：185.

[4]Moffitt，R.The Distribution of Earnings and the Welfare State’，in G.Burtless（ed.），A Future of Lousy Jobs？ [M].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90：35-201.

[5][丹麦]考斯塔·埃斯平-安德森.转型中的福利国家[M].杨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6][英]彼得·泰勒-顾柏编.新风险 新福利 欧洲福利国家的转变[M].马继森，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5.

[7]Eurostat.Persistent Income Poverty in the EU[J].Statistics in Focus，series3，2000，（13）.

[8]Bentolila，S.and Dolado，J.Spanish Labour Markets[J].Economic Policy，1994，（4）：55-99.

（责任编辑 焦德武）

作者：贾玉娇

标准化指导下的石油工业论文 篇3：

企业体系结构的建模框架研究

［摘 要］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刻影响着企业组织管理的各方面。在新的环境下，企业的业务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企业信息系统（Enterprise Information Systems，EIS）作为企业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EIS项目的开发方式存在的问题使得业务与技术的演进难以同步，阻碍了企业的变革。近年来，企业体系结构(Enterprise Architecture，EA)的研究在信息管理领域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EA作为业务流程和IT架构的组织逻辑，反映了标准化和集成化的公司运作模型，目标是得到业务的敏捷性和利润的增长。本文探讨EIS开发方法的问题，介绍EA的概念和代表框架，总结EA的一般特点，研究EA对EIS开发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企业信息系统；企业体系结构；业务系统；IT系统；企业变革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09.15.005

［

1 引 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面对竞争更激烈、业务变更和整合更频繁的全球化运营环境。商务环境的变化正深刻影响着企业组织管理的各方面。在新的环境下，作为企业业务运行的核心支持系统的企业信息系统（Enterprise Information Systems，EIS）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技术的迅速发展要求企业能够创造性地应用信息技术。另一方面，在企业组织变化的条件下，敏捷制造、虚拟企业、大规模客户定制等新的生产模式也对企业EIS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企业体系结构（Enterprise Architecture, EA）作为业务流程和IT架构的组织逻辑，反映了标准化和集成化的公司运作模型，目标是得到业务的敏捷性和利润的增长［4］。EA的研究在信息管理领域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章分析EIS开发方式的问题，第三章介绍EA的概念和代表框架并总结EA的特点，第四章分析EA对EIS开发的重要意义，第五章是全文的结论。

2 EIS开发方式存在的问题

当前EIS建设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组织的战略与业务以及业务与技术脱节造成的，需要从组织的全局和顶层来考虑系统的体系结构问题。如果只注重部分用户的近期需求而忽视系统总体的安排，必然导致信息系统在结构上十分脆弱，缺乏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

2.1 业务与技术不匹配

EIS开发方法一般是从冻结某一阶段的业务需求开始，经过分析、设计、编码、测试，最后形成针对先前冻结的业务需求的EIS。这种开发方法拉大了业务系统与EIS之间的距离，使得EIS远远落后于业务系统的变更。当EIS开发完成，具有的相对稳定性难以满足企业管理变化的需要。

2.2 功能固化

在传统的EIS开发中，由于采用刚性结构，系统从高层到低层的功能固化在系统程序中，当其中一个层次的功能发生变化时，系统就需要重新开发。

2.3 资源浪费

EIS项目的第一个阶段是“定义现有状况”，“分析现存系统”或“定义现存流程”，即项目的发现阶段。产生如流程图，实体关系图，架构图等产品。虽然这些产品是新项目的基础，但是它们都是根据项目的背景产生的，而从企业更广泛的背景来看却不完整。在项目结束之后，这些产品也就不再保存，维护和升级，造成资源的浪费。

3 EA的概念和框架结构

3.1 企业体系结构

企业体系结构（Enterprise Architecture, EA）提供企业的整体结构图，是业务和技术的规划工具和概念工具，表现为描述企业结构和功能的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模型。在此基础上，EA是组织运作模型的系统化的描述，是开发EIS的概念模型，代表一系列指导专用的体系结构开发的模型，原则，服务，方法，规范，设计概念，要素和结构。

EA的建立从整个组织的使命、战略、业务、技术的关系及其演化来建立信息系统的全局的、顶层的模型。EA框架确定体系结构的范围并将组成元素分解为结构层次和框架维度，用来处理系统的复杂性，管理技术资源，实现业务和IT资源的敏捷性，以此来控制管理整个EIS开发过程［6］。

3.2 几种典型的EA框架

3.2.1 Zachman企业体系结构框架

John Zachman开发了一个定义体系结构的框架，分为6个角色：战略计划者，系统用户，系统设计者，系统开发者，承包商和系统本身，提供观察一个企业的模型。

他提出和每个角色绑定在一起的抽象模型，从不同侧面回答了下面几个问题，即：企业如何运作，企业的一般运作方式，运作的主体，运作的地点，运作时间以及为何运作。企业在信息系统开发之前已经具有一定的组成部分，该框架提供一个有效的方法来辨认和描述开发前已有和计划有的部分以及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参见表1)。

Zachman Framework 成为众多企业体系结构的参考模式，形成了诸如FEAF、TEAF、C4ISR、USCS EA、IRS 等行业的企业建模框架。

3.2.2 联邦企业体系结构框架

在Zachman提出EA框架之后，又有很多的框架被提出。1999年9月，首席信息官理事会(CIO)发布了联邦企业体系结构框架(FEAF)，FEAF为各联邦机构的参考体系结构提供了一般框架，由此促进了联邦机构之间在一般业务流程、嵌入式技术、信息流和系统投资等方面的协调。FEAF描述开发联邦政府的多组织功能体系结构的模型和定义。与Zachman框架相似的是，FEAF的模型也描述了4个部分的基本关系，分别是企业的业务，操作业务的必需数据，管理数据的应用和支持应用的技术。

最近，美国联邦行政管理与预算局(OMB)建立了联邦企业体系结构项目管理部门，该部门建议根据5个参考模型开发EA，如表2所示。

建立FEAF参考模型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跨机构的分析和对政府机构内部及机构之间的协作、互操作性、集成的调查使得政府机构能够较大程度地改进。FEAF的5个视图及其含义如下：

（1）规划者视图（作用域）

代表最初的体系结构概略图(sketches)，从最高的抽象层次上描述企业的规模、性质、部分关系和基本目标。对应于规划者或投资人的实施概要，概括系统的作用域、代价、与总体环境的关系。

（2）所有者视图（企业业务模型）

由EA架构师绘制，从所有者的视角描述企业。对应于企业（业务）模型，这些模型构成业务设计，说明业务实体和过程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

（3）设计者视图（信息系统模型）

在这一抽象层次上，架构师的计划转化为从设计者视角观察的详细需求表示。对应于系统分析师设计的系统模型，系统分析师必须确定数据元素、逻辑过程流以及表示业务实体和过程的功能。

（4）构建者视图（技术模型）

承包者必须重新绘制架构师的计划来表示构建者的视角，提供足够的细节以便理解工具、技术和材料的约束。构建者计划仍构成另一层抽象并对应于技术模型，它必须让信息系统模型适应于编程语言、输入输出(I/O)设备或其他必要的支持技术的细节。

（5）转包者视图（详细规格说明）

转包者在最低的抽象层次上使用规格说明，对应于交给程序员的详细规格说明，程序员对单个模块编码，而无需关心系统的整体环境或结构。可以表示各种商业通用系统、政府通用系统或模块化系统构件的详细需求，这些系统可以直接获得或者实现，而无需构建。

3.2.3 开放组织体系结构框架

开放组织体系结构框架TOGAF(The Open Group Architectural Framework)给出大量实践基础上的EA通用的三分法，即业务层、逻辑层和技术层，具有明确的现实意义。TOGAF集中关注4个架构：业务体系结构、数据体系结构、应用体系结构和技术体系结构。其中数据体系结构和应用体系结构又统称为信息系统体系结构。业务体系结构严格意义上称为本体商业知识体系；信息系统体系结构称为逻辑体系，是一种信息处理的概念模型，类似数据库建模与物理模型的区分，是与平台无关的。而技术体系结构是一种与平台相关的物理模型。

关于业务体系，TOGAF遵循通用的基于组织结构、业务愿景、业务功能和过程的业务建模蓝图。通常用UML和BPM等方法表述。TOGAF强调可以在业务建模时参考已有的按照行业或应用领域等给出的业务参考体系。如：基于行业的业务参考体系TeleMangement Forum等；基于通用商业领域的业务参考体系，如电子商务， 供应链管理等；基于分析模式，如流程组件，业务规则，任务描述等。

关于逻辑体系，TOGAF分为数据体系结构和应用体系结构。传统的数据建模分为概念模型和物理模型，经过多年信息化的积累，各行各业的数据模型已经很充分。例如：美国C4ISR系统的战略级体系结构框架逻辑数据模型；ARTS为零售业定义的数据模型；POSC为石油工业定义的数据模型。实际上，通用数据模型的研究致力于各行业数据模型的整合，成果颇丰。

3.3EA框架的一般特点

Zachman之后的框架所提供的术语和建模方法都不相同，在对各维度的展开程度、建模方法学、建模工具支持等方面存在差异，进而表现为各模型表达能力、可操作性、模型的开放性以及模型的实际应用情况等的差异。

而框架都一致给出了定义企业运作的逻辑项，如交互业务流程和业务规则，信息需求和信息流，操作位置和用户等，以及术语，如硬件、软件、数据及性能标准。这些框架同时也定义了企业现有环境和目标，以及达到目标的计划。现有的企业模型框架通常采用多个视图支持从不同的角度描述同一个企业对象，支持不同建模人员的协同工作。

4 基于EA的EIS开发的意义

基于EA的信息系统建设关键是正确处理需求、功能、结构三者关系。要从组织的全局出发，注重系统总体规划，全面考虑组织战略、系统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业务、技术以及变革与发展等因素，以及需求与服务、业务与技术的相互融合的问题。

4.1 减少资源浪费

EA为每个新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完整而正确的基础，对每个项目而言，它都是可重用的。因此也减少了EIS开发中的浪费。

4.2 支持系统演化

在体系结构的观点下，大的IT项目对组织提出大量的需求。组织要获得正面积极的变化，就必须具备适应能力。适应能力也必须演化，并且只能进行增量性的演化。1975年，Alexander将此称为“粉碎式的增长”。其概要是体系结构设计师必须将业务组织结构看成一个活的系统，而不是形式上可以设计的机器。因此，成功的EA除了在技术层，还要在组织层帮助体系结构设计师获得这种增量式演化。

4.3 提高系统重构性

企业管理的变化既有渐进式的局部调整，也有革命性的变革和重新设计， 根据企业管理系统的层次性，建立层次化的EIS模型，可以从不同层次实现系统的可重构性。EA的层次性为敏捷EIS的层次结构提供了基础。

4.4 促进管理变革

EA的主要作用是允许管理的变革。EA完整地定义了现有状态，需要改变的部分可以精确地确定，每个改动也可以确定。被提议的变革可以被迅速地评估、分析和定量化变化的结果以及有效地管理变革。

5 结 论

EIS开发方法是当前信息管理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综述了几种典型企业体系结构框架，讨论了企业体系结构的意义和问题。

EA反映了一个组织变革和IT管理的基本原则，为提高EIS开发效率，提高企业适应环境的能力等提供了有效解决途径。经过适当管理的EA能够阐明和优化组织内业务运作的相互关系，支持这些运作的IT基础设施和应用。EA必须跟随着企业一起成长，并不断开发，是企业结构永久的部分。EA提供了实现企业对EIS和信息技术投资获取利润的方法，是使企业在当今商务环境中成功的方法。

主要参考文献

［1］ A W Brown. Model Driven Architectur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J］. Software System Model, 2004(3): 314-327.

［2］ M Gan. Isomorphic Architecture for Enterprise Information Systems ［D］. Beijing: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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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 H Kaisler, F Armour, MValivullah. Enterprise Architecting: Critical Problems［C］. System Sciences, Proceedings of the 38th Annual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05: 224 -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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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US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s Council. Federal Enterprise Architecture Framework Version 1.1［Z］.September 1999.

Study on The Modeling Framework of Enterprise ArchitectureGAN Ming-x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P.R.China)

Key words: Enterprise Information Systems; Enterprise Architecture; Business System; IT System; Enterprise Transformation

作者：甘明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