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监督弱化的企业会计论文

2022-04-22

【摘要】本文从行业角度出发，基于舞弊的客观条件、舞弊成本和舞弊动机三个方面分析了会计舞弊的行业差异。认为农、林、牧、渔业容易出现舞弊造假，并且从上面提到的三个方面深入探讨了农、林、牧、渔行业舞弊频发的原因。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基于监督弱化的企业会计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基于监督弱化的企业会计论文篇1：

上市公司会计选择行为研究的现状及展望

摘要：一个有稳定预期、基于市场选拔的管理层级制，是效率型会计选择的基础，而从管理层级制成长的角度研究会计选择行为，目前还是空白。我国特殊的公司治理特征通过怎样的途径影响选择行为的机理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控制权市场争夺即重组并购行为也对管理当局的选择行为产生很大影响，但鲜见从该角度研究的文献。管理层报酬计划与选择行为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对它们之间的实证关系进行研究，可以丰富会计选择行为理论并检验激励制度的效率。

关键词：会计选择；管理层级制；报酬计划；重组

一、会计选择动机的研究

会计选择行为一直是会计理论和实务的核心问题。会计选择的直接后果关系到财富在各利益关系人之间的分配，也关系到投资者当前消费和未来收益的选择问题，进而关系到整个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所以它演变成一种具有经济后果乃至政治效应的过程。

西方的实证研究是从识别经理人会计选择的动机来研究这类行为的。Gordon(1964)第一个提出经理人员选择会计政策有其自身的经济动机。Watts.R.and Zimmerman(1986)对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动机总结出著名的三大假设：报酬计划假设、债务契约假设和政治成本假设。相关研究分别检验了这三个假设，发现了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Dyekman and Smith，1979；Healy，1985；Dhaliwal and S-mith，1982；Hagerman and Zmiiewssi，1979；Sweeney，1994；Jones，1991)。近几年，会计选择的动机出现了新的动向。Shleifer and Vishny(1997)、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 and Vishnv(2000)、Leuz，Nanda and Wysoeki(2003)研究都表明，投资者保护是影响企业会计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于这些研究，我们必须注意几个前提是，西方企业的公司治理包括内外部的治理机制比较健全，经理人处于一个比较良好的监督与激励的制度环境下，其选择的动机就是在契约履行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如最大化自身的报酬、防止债务契约违约等。而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机制弱化，管理层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基本不存在，所以契约的履行过程也完全不一样，决定了我国上市公司会计选择的动机和西方不同。

王跃堂(2000)是我国较早进行会计选择动机实证研究的学者。他的研究表明，西方的三大动机假设在我国上市公司并没有得到验证。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发现。而证券市场特别处理和暂停交易的监管政策、审计意见以及公司治理结构对会计政策的选择有显著影响。但作者把上市年限作为公司治理的替代变量，并认为年限越久，治理越差，很难令人信服。相反，一种可能情况是，越是上市时间长的公司，各种监管措施之下，又可能不断对公司治理进行调整。而年限短的公司却由于包装上市，(许多公司当年上市即亏损就是明证)，各项制度建设没有启动。

那么，经过这几年的资本市场建设，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选择动机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得出的结论接近西方的结论，不仅发现了我国上市公司新的选择动机，也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作为契约博弈过程中一支独立的力量而存在。因此，在目前情况下，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选择行为的动机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管理层级制成长状况与会计选择行为

除了从会计选择的动机进行研究外，不少学者针对我国资本市场上存在的突出问题，发现了上市公司使用的某一种或某几种机会主义行为。如Ahamny，Lee and-Wong(1999)、林舒、魏明海等(2000)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IPO)时存在财务包装现象。徐宗宇(2000)研究表明，上市公司在一级市场招股上市时，管理当局存在操纵盈余预测行为。蒋义宏(1999)、陈小悦等(2000)发现了我国股票市场独特的“10％现象”。陆建桥(1999)发现上市公司通过操纵应计项目来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以核心管理者长期稳定经营的成长特征，容易形成企业的核心能力。钱德勒(1977)对美国19世纪40年代～20世纪40年代从小规模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变过程研究表明，这个转变过程成功的关键是出现了一群支薪的中、高层经理来管理企业，使管理层级制本身变成企业持久和持续成长的源泉。

我国上市公司一个最基本特征是，在强控股股东控制下，其它中小股东一直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在强控股股东的控制下，没有独立而稳定的管理层，容易出现管理层与强控股股东合谋现象。因此我们认为，在强控股股东控制下，从大股东选派的经理层的独立性要比市场上选聘的经理层独立性差，其会计操纵行为的可能性要比后者大。

蒲自立等(2004)研究了管理层选择的不同形式和绩效的关系。他们采用了EVA评价体系来分析董事会领导选择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结果认为，总经理由大股东委派与公司绩效正相关。与此相反，如果总经理是通过董事会选举的职业经理人，则与公司绩效呈负相关关系。

他们的研究结论虽然采用了EVA比较客观的指标，但结果与实际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大股东委派的经理人独立性更差，独立于股东的管理层级制更不易形成。那么不同的经理人产生的方式对会计行为及会计信息质量有何影响?

再者，作为会计选择的主体——管理当局，也是处于各种法律法规的制约之下，自身也是对操纵的收益与成本进行权衡的“经济人”。所以，其任期越长，受到法律威慑和约束越大，追求信誉的积极性越高。我国会计操纵行为屡禁不止，与管理层没有稳定的职业预期密切相关。所以，我们认为无独立稳定的管理层级制决定了我国上市公司不能形成真正的核心能力，这也是上市公司操纵行为泛滥的重要原因。此论断是否成立，迫切需要实证研究予以证实或者证伪。目前把选择行为与管理层级制现状(任期长短、选派方式)联系起来进行的研究还很缺乏。

三、公司治理与会计选择行为关系的研究

会计选择行为研究的第二个方面是把公司治理的基本特征(制度环境)与会计选择行为或者会计信息质量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如Waffield等(1995)发现管理人员人股或机构所占股权增加时会减少了经理人员操纵行为的可能性。Laporta等(1998)发现股权集中度与财务报告质量负相关。Beasley(1996)研究表明，公司规模与发生财务报告舞弊的可能性正相关。Dechow et al(1996)发现，内部董事占全体董事的比例越高，或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同一人，或公司末設立审计委员会等，该公司越可能因违反GAAP而受到的处罚。Wright(1996)发现审计委员会中内部董事和灰色董事的比例与财务报告质量负相关。Ch-

tourou et al(2000)发现董事会规模与盈余管理负相关。A-nup Agrawal et al(2004)研究表明。一些公司治理的重要特征如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外部审计人员的非审计服务等与会计舞弊的可能性不显著相关。Yan zhang et al(2006)发现外部董事的比例与可操控应计项目的应用之间显著负相关，独立的董事会能够有效地抑制收益平滑行为。

我国学者也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刘立国、杜荣(2003)研究表明，法人股比例、执行董事比例、内部人控制程度、监事会的规模与财务舞弊的可能性正相关，流通股比例则与之负相关。

该研究比较全面地探讨了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强控股股东的存在，使得制衡机制基本不存在。所以仅仅以监事会的规模、流通股比例与舞弊次数进行显著性分析，得出的结论，可能并不能反映问题的实质。如在当时情况下，监事会人数不管多少、流通股比例不管多大，对公司治理的作用微乎其微，对会计信息的质量基本不起作用。在这些变量后面，应该隐藏着更本质的因素决定着当前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质量。

张俊生等(2004)研究了公司治理与上市企业发生失信行为概率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表明，除了大股东行为与高管激励具有显著的解释作用外，其他公司治理特征的解释能力有限。这和娄权(2004)关于独立董事作用的研究结论不一致。作为大股东特征表示量的Herfindahl指数与Cubbin-Leech指数在回归方程中的作用都不显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结论，说明我国公司大股东控制地位牢固，制衡机制不存在。唯有大股东行为与企业发生失信行为之间显著正相关。

该研究与当前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情况比较符合。但他只是以上市公司是否被谴责作为失信与否的变量。实际上，有许多行为如形形色色的关联交易，是一种法律和准则无可奈何的盈余管理行为，且是普遍存在的对中小股东危害最大的行为，但不在谴责之列。所以该研究的结论基础不宽厚。再者作者的研究样本只有26家，是否代表了整个上市公司的行为值得进一步探讨。

王化成、佟岩(2006)研究表明：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与企业的盈余质量显著负相关，而控股股东为国有股时盈余质量更低。该研究则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我国上市公司的实际。但正如前面所分析，我国上市公司不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过高，并且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的前五大股东之间，还存在密切的关联关系。而作者以第二和第三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相除，得到其他股东的制衡能力，可能恰恰掩盖了大股东控制的实质。

如何进一步把代表我国公司治理本质的特征变量与普遍存在的操纵行为如关联交易、减值准备的计提以及舞弊行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使得研究的结论更有说服力，成为该领域研究的一个突破点。

四、管理层激励与会计选择行为关系研究

管理层激励也与会计选择行为紧密相连。如果没有一个科学的中长期激励计划，管理者的企业家价值无法实现，不能和企业结成长期利益共同体。使得他们只有追求报酬以外的控制权收益，也就没有积极性发挥会计选择的信号显示功能，来减少与外界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管理层激励研究主要是管理层激励计划是否激发管理当局操纵会计行为?Watts，R.and J.Zimmerman(1978)的研究表明，在采用盈余基础的报酬契约企业中，经理确有动机采取使其报酬最大化的会计政策(三大假设之一)。Healy(1985)的研究发现，在存在上下限的经理报酬计划中，经理机会主义地利用收入中可操控部分调节利润。而Venky Nagar，Dhananjay Nanda&Peter wvsockz(2003)的研究发现，以股票价格为基础的报酬契约可有效地减轻会计信息披露中的代理问题，促使经理披露自己的私人信息。这一研究说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报酬计划对管理层产生了激励作用，而且是正向的激励作用。二是从侧面说明了资本市场的有效性。这也正是我国上市公司所要追求的目标。所以，研究管理层报酬计划与会计选择行为的关系，不仅可以考察会计选择行为的效率，还可以反过来检验报酬计划的有效性。

我国关于管理层报酬计划与会计选择行为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刘斌等(2003)在研究CEO薪酬与业绩的互动效应时曾得出一个结论，无论是增加还是减少CEO薪酬，CEO均不存在盈余管理或利润操纵的机会主义行为。但其研究方法过于简单。有待于学界进一步的拓展研究。

五、企业重组与会计选择行为的研究

Mandelker(1974)、Bradley et al(1988)指出。企业并购能够为目标企业股东创造财富。国内的研究(李善民、陈玉罡，2002；冯根福、吴林江，2001)表明，并购基本上能够为股东创造价值或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而李善民等(2004)以1999年～2001年发生兼并收购的84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上市公司并购后的绩效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并购当年绩效有较大提高，随后绩效下降甚至抵消了之前的绩效提高，并购没有实质性提高并购公司的经营绩效。该研究说明什么问题?可能并购当年由于利润的包装使得报表显示良好的业绩，随着时间的延续，各种水分不断挤出，所以业绩不断下降。

资本市场的重组并购行为，从理论上说由于增强了管理的协同效应等原因，使公司价值增加。但我国特殊的法律制度环境，使得我国资本市场上的并购重组行为，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得到壳资源价值。大股东事实上已成为“流窜匪帮”(谢德仁，2001)。成功重组更换大股东的公司，上市后为了实现融资的目的，同时弥补为了上市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只得依靠机会主义的会计选择行为。所以越是重组并购频繁的公司，管理层换得也快，其会计操纵的可能性越大。

重组并购是我国上市公司最頻繁发生的行为，1997年因此被称为“报表重组年”，对会计选择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从重组角度研究会计选择行为的文献比较少，需要不断丰富该领域的研究。

作者：黄文锋　曾小玲

基于监督弱化的企业会计论文篇2：

会计舞弊的行业差异分析

【摘要】本文从行业角度出发，基于舞弊的客观条件、舞弊成本和舞弊动机三个方面分析了会计舞弊的行业差异。认为农、林、牧、渔业容易出现舞弊造假，并且从上面提到的三个方面深入探讨了农、林、牧、渔行业舞弊频发的原因。

【关键词】会计舞弊；行业差异；GONE理论

关于会计舞弊的研究，目前比较完善的理论是1993年Bologna等学者提出的会计舞弊GONE理论，该理论被简称为“四因素理论”，认为舞弊由G（Greed贪婪）、O（Opportunity机会）、N（Need需要）、E（Exposure暴露）四个因素构成，并且舞弊风险的程度由它们共同决定，四个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密不可分。后期，Bologna等学者又将GONE理论进一步完善，提出了“会计舞弊风险因子理论”。基于上述理论基础，本文将具体从客观条件、舞弊成本和舞弊动机三个方面分析农林牧渔行业容易出现会计舞弊的原因。

一、客观条件

结合“会计舞弊风险因子理论”，道德品质——G（贪婪）因子和舞弊动机——N（需求）因子属于个别风险因子，与会计主体有关；舞弊机会——O（机会）因子和舞弊被发现的可能性、发现后受惩罚的性质与程度——E（暴露）因子属于一般风险因子，受实体控制的影响。农林牧渔行业的许多客观条件为舞弊的发生提供了契机，具体分析如下：

1.农林牧渔行业的主要资产主要是“生物性资产”，“生物性资产”的价值评估具有很大主观性，被审计单位可调控的空间较大，属于财务舞弊的高发区。《企业会计准则第5号——生物资产》中将生物资产界定为有生命的动物和植物。与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存货等一般资产不同，生物资产具有生物转化能力。因此，生物资产具有自然增值的特殊性。生物资产的特殊性使得其计价与分摊的准确程度不高，审计师对生物资产价值的评估主观色彩浓厚。因此，农林牧渔行业发生舞弊的可能性比较高。

2.针对存货盘点和价值确定的评估方法，误差较大、准确程度欠佳。过去不久的獐子岛“黑天鹅”事件再次引起了业界对审计有效性的关注，我们不禁思考獐子岛十亿扇贝去哪儿了？审计师在实施审计程序时难度也比较大，因为扇贝属于海洋水产养殖。对于渔业，我们一般采用“标志重捕法”来估计动物的种群密度。然而，“标志重捕法”的准确程度可能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例如：标记个体与自然个体的混合所需时间估计错误，被标记个体的死亡、标记遗失等。在估计植物的种群密度时普遍采用的“样方法”也存在类似“标志重捕法”的缺陷。综合上述分析，农林牧渔行业的存货盘点问题是财务舞弊的导火索，评估方法的缺陷降低了会计舞弊被审计师发现后暴露的可能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会计舞弊的发生提供了某种契机。

3.农林牧渔行业大量采用现金交易，存在舞弊风险的隐患较大。本文所指的现金是广义概念上的现金。现金的变现能力最强、流动性最大，一直被认为是可靠性最强的资产。然而，现金的这一优点却导致现金成为了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重点工具，特别是现金交易比较多的农林牧渔行业。针对现金的舞弊行为可以总结为两种情况：动态的现金发生额舞弊和静态的现金期末余额舞弊。相比其他行业，农林牧渔行业现金结算的比例高，发生动态的现金舞弊的可能性较大，例如：账面上没有反应现金的流入金额和流出金额，制造虚假的现金流，混淆经营性和非经营性的现金流等。特别是农副产品的采购和销售常常使用现金，而非银行转账，这一点造成舞弊审计上存在根本的困难。

4.农产品加工企业的采购方和销售方分散。一般工商企业的上游和下游都是其他公司，相互之间的支付结算方式都是通过银行转账，审计师通过向银行函证或查询银行对账等审计程序获得基本的交易线索。但是对于农产品加工企业，其上下游多数是小农户，终端分散，这种交易在银行系统、物流系统几乎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交易到底发生没发生，价格、金额、数量是多少，核查的难度相当大。另一方面，农产品的采购，农户无法开具发票，采购和销售发票可能都是公司开具的；这又给公司的财务舞弊提供了便利。

二、舞弊成本

农林牧渔行业是我国典型的传统、基础、支柱型产业，其中农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为了支持和鼓励农林牧渔行业的发展，政府政策也有所倾斜，特别是针对农业的发展。典型的政策优惠就是国家税法对农林牧渔行业中的项目规定的税收收入的减征甚至是免征，以及大量的政府补贴。农林牧渔行业最大的舞弊成本就是税收，然而又由于农林牧渔行业中的很多项目享受减征或免征税的政策，所以农林牧渔行业的舞弊成本较低。较低的舞弊成本刺激了农林牧渔行业财务舞弊的发生，其舞弊行为具体表现为利用税收政策上的优惠“虚增收入”。

三、舞弊动机

会计舞弊发生的压力或动机可能是经营或财务上的困境以及对资本的急切需求。压力是企业舞弊的行为动机，动机是行为发生的助燃剂。本文具体地从内外两方面分析农林牧渔行业舞弊行为的动机。

（一）内部原因

1.成功上市的动机。公司上市后有很多好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公司不惜一切代价都要获得上市资格的根本动因。一般，大家都认为公司上市的目的就是为了在资本市场上“圈钱”，其实这种理解较为片面。上市公司有很多优势：①最大的好处就是国家政策和法律都对上市公司有所倾斜，如：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允许上市公司发行债券、用二级市场交易的股票市值作为质押物向银行融资等；②上市可以使公司的资产得以证券化，二级市场交易的价格直接反映股东价值，股东价值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③上司公司股票的流通增强了资产的变现能力；④“广告效应”，即上市公司的知名度和信誉会比较好等。然而，我国证券市场的容量有限，为了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我国《公司法》中对公司上市的条件进行了严格的限定。会计舞弊成为公司上市的一种手段，农林牧渔行业也不例外。

2.保留壳资源的动机。上市条件的严格限定、特别处理（*ST/ST）制度和退市制度使得上市公司面临很大的压力，特别是农林牧渔行业中的上市公司受“天时”影响很大，经营业绩波动很大，导致经营风险很大。为了避免被“摘牌”，农林牧渔行业中的上市公司会不惜选择会计舞弊。

3.进入资本市场“圈钱”的动机。在股票市场上筹集资金的途径包括增发股票和配股等，债务筹资主要通过发行债券和向银行申请贷款进行。我国新股发行价由确定的市盈率和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确定，为了筹集更多的资金，上市公司虚增利润。另外，在债务筹资中，为了资产的安全性，债权人一般会要求与债务人签订附有保护性限制性条款的债务契约。为了避免违约，公司会计舞弊的可能性相应提高。

4.政治成本的动机。农林牧渔行业容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属于政治敏感性行业。为了降低政治成本，上市公司的舞弊行为具体表现如下：为了得到政府的保护和帮助，虚减盈利；对于那些与地方政府关联度比较大的上市公司，政府给予的税收上的减征、免征和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刺激公司的表现欲，会诱发公司虚增盈余，以获取财政的持续帮助和保护。

（二）外部原因

1.外部监管不够。首先，农林牧渔行业中的公司普遍没有建立起现代企业治理机制，容易出现会计舞弊；其次，独立性是审计的灵魂，但在实际的审计工作中，由于注册会计师执业法规的不健全（如注册会计师违约的成本远低于违约收益，处罚力度不够等）和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不正当竞争使得注册会计师所实施的外部审计的监管力度弱化。最后，会计舞弊被发现后的惩罚力度不够也是一个重要而不可忽视的原因，E（暴露）因子在我国有待强化。

2.信息的不对称是会计舞弊行为的理论支柱之一。信息不对称会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最典型的就是“安然事件”。会计信息的失真和外部审计的失效让曾经在世界500强中位列16的美国安然公司以破产告终，伴随而来的还有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的消失。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使得股东和债权人都承受沉重的损失。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充分掌握信息的代理人可能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而进行会计舞弊，欺骗信息不充分的委托人。

本文认为，监管机构应当结合会计舞弊的行业差异，不断改进和完善政府监督和外部审计工作。对于容易出现会计舞弊的农林牧渔行业，审计师应当特别关注利用税收优惠政策的空隙的舞弊行为；同时，监管机构应当要求农林牧渔行业建立一套严谨的经营治理机制，以防范该行业利用生物性资产评估方面的困难故意经营业绩造假。相关部门还应当结合文化因素因地制宜，做好宣传工作，从而起到一种引导作用和效仿效应。良好的社会氛围是治理会计舞弊问题的重要前提。

········参考文献·····················

[1]刘骏.文化是企业规划制定权合约安排的基础性约束[J].会计研究，2005，（10）：24-28.

[2]颜永延.会计舞弊文化背景分析[J].财会通讯，2007，（9）：79-81.

[3]塞缪尔·亨廷顿.文化的重要性[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4]秦江萍，段兴民.中外上市公司会计舞弊动机比较研究[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5，（4）：50-54.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

作者：王名利

基于监督弱化的企业会计论文篇3：

中美独立董事规模与会计舞弊相关性的比较

［摘要］虽然中美两国在面对上市公司日益严重的会计舞弊现象时，都表现出不断扩大独立董事规模的强烈愿望，但基于两国市场和制度背景的比较分析发现，美国独立董事数量的增加能够显著遏制会计舞弊行为，而中国逐渐规范的独立董事队伍却没能有效发挥出预防和监督会计舞弊发生的作用。为提高独立董事的监管效力，我国需要从实施责任监督和追究制度、变革选任办法及履职规范、调整人员结构和创造履职环境等方面促进独立董事制度的完善。

［关键词］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规模；会计舞弊；中美比较；完善制度

［

一、中美独立董事制度比较

（一）中美独立董事的界定比较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设立独立董事制度的国家之一。美国设立独立董事制度的目的主要是解决内部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与股东分离的治理问题，让独立董事作为被选择的股东代表，根据股东和社会利益对公司执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实施监督和监控。在单一董事会制度下，公司不设监事会，董事会中的董事依其是否在公司任职划分为两类：一是公司雇员担任的董事称为“内部董事”；二是非公司雇员担任的董事称为“外部董事”。其中，外部董事一般又分为灰色董事和独立董事两类。灰色董事虽然没有在公司任职，但与公司或管理层有着个人的和经济利益上的特殊联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规定，独立董事不但不能在公司担任除董事以外的其他职务，而且必须与公司没有重大关系，满足严格的独立性要求，所以又被称为“独立外部董事”或“独立非执行董事”。

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采用“二元制”公司治理模式，1993年实施的《公司法》所确立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四权三会”的公司治理基本框架下并没有要求设立独立董事。但经过几年运行实践发现，这种模式下监事会并不能很好地行使监督权，监督功能趋于弱化，监督效果与制度设计初衷相去甚远，许多公司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2001年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正式在境内上市公司中引入独立董事制度，以弥补监事会监管职能的不足，强化对董事会和经营层的内部监督，提高公司治理绩效。证监会对独立董事的界定是不在公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并与其所受聘的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关系的董事。需要注意的是，国资委在中央企业设置的外部董事不能称为独立董事，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外部董事。因为中央企业的资产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务院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国资委则是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负责监督管理企业国有资产。国资委实质是央企的股东代表，由其任命、聘用的外部董事虽然并不在任职企业担任除董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但因与国资委的密切联系而不具备独立董事所必需的完全独立性，所以其应当归入外部董事中的灰色董事，即只是外部董事中的一类。

（二）中美独立董事的规模要求比较

独立董事基于其高度的独立性，在董事会决议过程中发挥着提供客观独立意见、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和公司整体利益的重要制衡作用。由于董事会的表决一般采用一人一票、简单多数（1/2）或绝对多数（2/3）通过的机制，独立董事在董事会成员中的规模越大，其持有的表决权越大，对董事会决策的影响力也越大，所以中美对独立董事规模都有明确要求。

美国由于没有监事会且股权较为分散，一般都要求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占大多数，如美国机构投资者协会规定，公司董事中至少有2/3应该是独立的。纳斯达克市场的上市规则规定，所有的上市公司都必须设立审计委员会，该委员会至少应有3名独立董事。加利福尼亚公职人员退休基金（CalPERS）规定，董事会中绝大多数董事应为独立董事［1］。通用汽车公司要求，董事会中大部分应是独立董事。伊士曼化工公司要求，在董事会里独立董事应占有效多数，并且至少比内部董事多2人［2］。

中国（包括香港地区）由于实行双层董事会且股权较为集中，对独立董事规模的要求相对较低，不需要超过半数。

1999年国家经贸委和证监会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促进境外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深化改革的意见》，首次要求境外上市公司逐步建立健全外部董事和独立董事制度，董事会换届时，外部董事应占董事会人数 1/2以上，并应有2名以上的独立董事。

2001年证监会要求所有上市公司按照《指导意见》的要求开始聘任适当人员担任独立董事，在2002年6月30日前，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2名独立董事。在2003年6月30日前，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1/3独立董事。如果上市公司董事会下设薪酬、审计、提名等委员会，独立董事应当在委员会成员中占有1/2以上的比例［3］。香港联交所创业板的上市规则规定，发行人必须确保其董事会在任何时候至少包括2名独立非执行董事［1］。

（三）中美独立董事的实际规模比较

美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大规模掀起的“独立董事革命”中，独立董事在董事会的比例迅速增加。当前一般美国公司中独立董事都超过了一半，在上市公司中大多达到了2/3。董事会中非执行董事比例更高达70%以上［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1999年世界主要企业统计指标的国际比较》报告中显示美国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占的比例为62%，高于英国的34%和法国的29%［1］。科恩－费瑞国标公司2001年5月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财富》美国公司1000强中，董事会的平均规模为11人，其中内部董事2人，占18.2％，独立董事9人，占81.8％［4］。

我国在1999年—2003年间处于独立董事制度从自发设立到政策引导建立阶段，截至2001年底，仅有265家上市公司引入独立董事，共511人。到2003年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已经完全建立，其中绝大部分独立董事规模已经达到《指导意见》的下限（1/3）要求。2003年和2004年，我国设立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占全部上市公司的比例分别达到99.60%和99.33%，独立董事在整个董事会成员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32.32％和33.94%。2005年，全国1377家上市公司已配备独立董事4640名，平均每家3.37人（2002年仅为2.31人）［5］。根据Wind资讯数据，截至2009年度A股1834家上市公司中，共有独立董事4568名，平均每家上市公司拥有3名独立董事。

（四）中美独立董事制度的效力比较

受公司治理水平影响，中美对独立董事规模规定的强制力和效力范围是不同的。美国对独立董事规模的规定具有高度的强制性，如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市场等在上市規则中对独立董事的规定采取的是原则或规则形式，要求受约束对象必须遵照执行。这种强制政策的制度基础是其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和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国由于初始引入独立董事制度，所以对其规模的规定是在《指导意见》中体现的。这是一种温和的建议性引导而非严格的强制，也没有制定相应的处罚措施。对于拟上市的公司，如果满足《指导意见》要求的独立董事规模，可以增加上市的可能性，而对于已经上市的公司则体现出与监管层积极主动的配合和对投资者的负责姿态，有利于提升公司形象。从近10年的运行情况看，绝大部分上市公司都能够按照《指导意见》的要求配备独立董事。

二、中美独立董事规模与会计舞弊的相关性比较

（一）美国独立董事规模与会计舞弊呈显著负相关

基于美国公司的大量实证研究证实，独立董事能够加强董事会对管理当局的监督，更好地分析和理解公司的财务报告问题，增加独立董事比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会计舞弊的发生，降低公司违规的可能性，因而独立董事规模与公司发生会计舞弊行为的概率显著负相关［6］。COSO委员会《内部控制整体框架》研究报告显示，舞弊公司的独立董事所占比例平均为28%，远小于未舞弊公司中独立董事43%的比例［7］。陈骏发现三个最容易发生欺诈的行业中欺诈公司外部董事占主要地位的不到33%，而非欺诈公司外部董事为董事会主体的比例超过了74%［8］。Dechow等和McMullen等的研究也都发现，内部董事占全体董事的比例越高的公司，越有可能因为违反GAAP而受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处罚［910］。

（二）中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模与会计舞弊相关性趋于弱化

随着我国独立董事制度逐步推进，我国独立董事规模与会计舞弊的关系呈现出了从显著负相关到弱负相关甚至不相关的变化过程。

1.独立董事制度设立初期两者呈负相关关系

1999年至2003年是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建立的初期。基于对这一时期因财务报告舞弊而被证监会处罚的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大多证实，独立董事规模与其监督的作用呈正相关，与发生会计舞弊行为的概率呈显著负相关［1113］。陈国欣等对126家财务报告舞弊公司的研究也显示独立董事人数少的上市公司舞弊的可能性更大［14］。陈关亭考察了1999年—2004年被罚款处罚的55家上市公司发现独立董事比例较低等为财务报告舞弊提供了机会［15］。

2. 独立董事制度完善后两者呈弱负相关或不相关关系

自2004年至今是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完全建立时期。基于这一阶段会计舞弊数据的很多研究显示，独立董事规模与会计舞弊相关性从2001年—2003年间的显著负相关逐渐减弱至不相关。孙敬水等通过对2004年至2006年被公开谴责的90家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虽然独立董事比例与会计舞弊发生关系系数为负，但系数很小且不显著［16］。发生会计舞弊公司独立董事规模没有在实证分析中表现出与未舞弊公司有明显差异，即独立董事的比例与上市公司违规行为不存在显著关系［1719］。所以，我国当前进行上市公司会计舞弊识别研究时，独立董事规模特征不能成为具有显著解释作用的可信赖指标进入识别模型。

三、中美独立董事规模对会计舞弊相关性差异的原因分析

（一）美国大规模独立董事的主导性强化了对会计舞弊的制约力

美国公司通过长期严格的监管和公司治理结构的不断完善，形成了较为规范的独立董事制度体系，独立董事在公司董事会中具有绝对控制权，拥有较为强大的力量去影响和制约董事会行为。这种制约力能够有效控制公司的会计舞弊行为，强化公司监控环境，减少管理层滥用财务欺诈的机会。这种大规模独立董事的作用体现在：一是它会使独立董事意见和建议受到更多的重视和关注，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和判断力，减少公司管理者独裁和损害行为。二是大量独立董事拥有重要的甚至足以扭转董事会决策方向的表决权，可以有效监督经理层和大股东，使CEO在发生会计舞弊时更可能被解雇，这也促使公司管理层谨慎认真合法行事。三是长期建立的董事责任机制也是约束独立董事认真履行职责的保证。公司对独立董事应当承担的职责和义务、拥有的权利和应享有的报酬作了明确的规定并执行严格的监督考核措施，这促使独立董事能够认真严谨地行使职权，增强抵御外部不良干扰的能力。在这种执业环境中，独立董事在监督执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正确行使职权、评价业绩、考核报酬、审核公司财务等方面有机会和能力发挥其积极和重要的作用，这些都有效地降低了公司会计舞弊的可能性。

（二）中国独立董事设置的流于形式弱化了对会计舞弊的制约力

在我国独立董事的自发设置阶段（1999年—2003年），那些首先尝试建立此制度的公司大多準备或已经在境外上市，或有较为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和优秀稳定的业绩，其会计舞弊的需要或意愿都非常低。树立良好公司形象、理顺内部关系和谋求长远发展是这些公司更为关心的任务；

股东也希望借助独立董事的帮助降低董事会与经理层高度重合现象，协助董事会监督经理层工作。

在这期间独立董事发挥了一些协助董事会监督经理层的工作、提供了一些客观独立的判断、提高了科学管理性、增加与外界联系等作用。这些行为共同减少了发生会计舞弊的可能性，所以这一期间，随着独立董事规模的扩大，会计舞弊发生的可能性显著降低。

在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全面普及（2004年起）至今的数据显示，绝大部分公司虽已按证监会规定设置独立董事，但仅仅达到1/3的最低标准线，这种现象传递出上市公司对此制度的敷衍姿态，诸多学者实证分析也揭示出近6年来，独立董事规模对会计舞弊是否发生并无实质影响力。究其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

1. 独立董事普遍缺乏独立有效的监督举措

无论上市公司质量和内部治理状况如何，独立董事附和董事会决议、极少发表反对意见或有效行使职权的现象一直较为突出。2004年由《上海证券报》组织的中国内地媒体对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33.3%的独立董事在董事会表决时从未投过弃权票或反对票；35%的独立董事从未发表过与上市公司大股东或高管有分歧的独立意见；超过70%的独立董事表示从未行使过或打算在未来行使中国证监会赋予独立董事的特别监督权；近90%的独立董事表示自己从未或打算向公司董事会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20］。2008年深交所公司管理部和深交所审计监管部对深市主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在2007年会计年度履职情况进行的分析显示，深市主板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意见类型为“反对”的仅占表决议案总数的0.36%，深市中小板公司独立董事对需要发表独立董事意见的重大事项全部发表了“同意”的意见。2008年被证券交易所谴责，或被监管机构立案稽查的公司中，95%以上的独立董事并没有及时或者提早发现问题并提出异议。2010年《新文化报》对2009年沪、深两市共400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进行的调查显示，独立董事对决议投赞成票的比例超过90%［21］。普遍的不作为态度反映出大量独立董事缺乏真正的独立客观判断和有效监督董事会的行动。

2. 独立董事选任机制不利于实施独立监督

由于我国股权相对集中和大量分散的流通股股东的不参与态度，大股东直接或借助董事会控制了独立董事的提名权，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实质也在大股东的掌控之中。所以，独立董事形式上是受托于股东大会

而实质上是受托于大股东，这使得他们在人格和行使权利上都很难独立于委托者，为合谋博弈关系的形成奠定了伦理学基础。这不但削弱了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制衡作用，更使其成为大股东行为合法性的证明人。在这种情况下要求独立董事基于职业操守独自抵挡社会制度和企业环境压力、监督和遏制企业会计舞弊行为、对抗大股东或董事会是极为困难的。另外，上市公司向独立董事直接支付报酬也使其在经济利益方面存在依附感，独立董事在行使权利时可能会考虑到自身的利益，因而在反对可能离职或赞同便可保住收入的两难境地中选择不作为或顺从的姿态。

3. 法律制度空缺弱化了独立董事的责任

我国目前尚未在法律或行政法规层次制定有关独立董事责权利的明确法律制度，仅在《指导意见》中有部分表述。法律制约力量的微弱严重影响了独立董事的履职行为及效果。首先，由于没有对独立董事责任、权利和义务的详细规定，其职责的承担和权利的行使便缺乏依据。其次，没有明确的履职监督制度和有效监管体系，独立董事的勤勉尽责程度和实际履职效果难以计量和考核。最后，最为重要的是没有建立独立董事责任追究制度，尤其缺乏赔偿责任的明确规定。作为经济人的独立董事如果严格履职站在大股东的对立面揭发企业会计舞弊行为，面临的将是与公司反目甚至被迫离职的局面，收益为零而损失的将是全部的报酬；但如果选择放弃行使权利，采取对公司违规行为沉默的态度，即使该违规导致股东或公司利益损失，其本人一般也无需承担责任，依然能获得约定的报酬，收益为正而损失为零。这种制度安排下独立董事容忍违规、不行使监督权利的选择也是必然的。

4. 不完全信息环境制约独立董事履行职责

从行使权利的环境上来看，充分、及时和有效的信息是独立董事实现监督会计舞弊职权的前提。由于独立董事决策依据大多来源于董事会和公司有选择性披露的信息，实践中执行董事很少鼓励独立董事与公司管理层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因而独立董事所能获得的信息相对有限。加之独立董事本身履行职责时具有的外部性、非执行性和介入公司的短暂性，使得其不具有获得相对完全的主要信息的客观基础。在此不完全信息，特別是有误导性信息的背景中，在缺乏足够可靠信息质疑董事会或大股东行为时，独立董事必然选择赞同董事会决议，其有效监督作用难以体现。

董事会不希望并努力摆脱被独立董事羁绊的制度设计，独立董事因为缺乏外部约束、内部动力和执业环境不愿意或无能力真正监督董事会行为，这种局面不但降低了会计舞弊的被监督风险，弱化了企业内部监督能力，也从一定程度上反证了单纯扩大独立董事比例并不是有效遏制会计舞弊的良药。

四、完善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构想

中国市场经济和上市公司的发展与美国在社会状况、推动力量、制度背景、经济及人文环境等方面都有巨大差异，因此现阶段过多借鉴美国大规模独立董事运作的成功经验尚不具备条件。完善我国独立董事制度，提高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强化监控职能，制约会计舞弊的发生，可从下述方面考虑。

（一）建立并实施独立董事责任监督和追究制度

独立董事制度的最终履行保障应当是严格的法律责任制度，包括责任的界定、监督和追究，这是现代法治的最基本原则。

1. 建立有效的独立董事监督制度

制定更为明确和细化并有更高法律效力的对独立董事履行职责实施监督的法律、法规或行政规章，使独立董事在监督他人的同时也合法地成为被监督对象，规范监督依据；建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考核与认定、履职管理、中小股东评价和公开述职等制度，丰富监督手段；采取扩大监督权主体范围、实施监督激励机制、强化外界约束力量等措施，使独立董事履职状况得以及时、全面披露；同时还应赋予监督者依法请求或实施相应惩戒的权利和能力。

2. 落实独立董事履职责任追究制度

对独立董事履职中故意或重大过失直接或间接导致股东或公司利益损失的失职行为应制定严厉和明确的处罚制度，尤其要引入个人无限连带责任制度。凡接受独立董事职位的人员，不但要对其未来面临的履职风险及与大股东和内部董事对抗的艰巨性有清晰认识，还要确保自己具备承担这项重任的能力、精力和毅力。要使独立董事不独立行使权利行为带给其本人的损失远远大于可能的收益，促使其强化责任意识，提高独立性，以遏制当前独立董事对会计舞弊或其他违规行为的忽视或纵容作风，扭转将独立董事职业作为一种名利双收手段的现状。

上市公司无论设置多少独立董事，如果没有严格的监督制度和惩戒措施而仅凭其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来维持其行为的独立公正都将导致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低效。换言之，在不完善的资本市场中，独立董事责任监督和追究制度是独立董事基本职能发挥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这一制度还需要与独立董事选任办法、履职规范和行使权利环境等相配合以共同促进独立董事制度设计愿望的有效实现。

（二）变革并完善独立董事选任办法及履职规范

1. 调整独立董事的生成机制

当前独立董事的产生方式决定了独立董事的忠实义务存在着指向大股东的天然倾向，应借助一系列的独立董事选任机制改革，使更多代表中小股东的独立董事进入董事会，约束大股东对选任程序的巨大影响力，使独立董事在立场上更多转向中小股东利益。在提名权的行使上，改革初期可以考虑将独立董事提名指标分配给提名委员会和中小股东，候选人数应当按一定数额超过应选人数。提名委员会成员由规定比例的内部董事和独立董事构成，负责代表董事会提名候选人，大股东代表的内部董事不得进入委员会。市场中介可协助公司遴选候选人，提名方法可以由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后提名或由中小股东网络投票选出候选人。我国独立董事协会成立以后，除前两种提名方式外，

协会具有在一定范围内直接向上市公司推荐候选人的提名权，并且所有被提名的独立董事都应当首先成为该协会的个人会员并接受协会的相关监管。同时应建立独立董事提名监控机制，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独立董事的提名程序及结果等。在选举权的行使上，股东大会选举独立董事时，持股达到一定比例的大股东应当回避，采用差额选举办法，将公众股表决机制、网上投票同累积投票制相结合。为赋予中小股东更多权利，可以限定单个股东表决权上限比例。

2. 完善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履职要求制度

首先，应细化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制度，排除某些利害关系人的任职资格。扩大独立董事公告与回避范围，提高对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的要求。其次，借助更高法律效力文件规范对独立董事的职责要求，强化权利与义务关系，赋予独立董事更多权利，合理界定与监事会的职权划分，设立公司内部履职支持体系。又次，提高独立董事的知情权，尤其是重大关联交易及如实披露信息方面，通过定期信息沟通、联席会议等制度保障独立董事所获信息的对称、及时和准确性。再次，缩短独立董事履职期限，3年期满后即宣告独立董事丧失独立性，但为充分利用其积累的工作知识和经验，可以留任其担任内部董事。最后，放宽对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实际履职时间要求、兼职家数和委托投票等的限制，改进工作方式，从客观上促进独立董事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工作。

（三）保持独立董事比例并调整人员结构

1. 暂时保持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

当前影响我国独立董事制度有效性和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键，并不是因规模不够大而使得抵制会计舞弊或其他公司违规行为的独立董事们在表决中无法对抗被大股东控制的内部董事，而是大部分独立董事几乎根本没有实施应有的独立反对行为，所以在现阶段单纯提高独立董事比例的直接后果，也许只是增加董事会中投赞同票的独立董事人数而已。因此，目前在独立董事独立性没有显著加强、参与公司管理和建议的能力没有显著提高以前，暂时不建议再提高独立董事比例，但作为上市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独立董事人数的最低规模限定仍是应当坚持的。因为过多不直接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独立董事控制了公司决策权后，其很可能由于不了解公司经营或因其他干扰而做出有损公司利益的表决。未来我国可以考虑提高董事会最低人数（5人）限制来扩大董事会规模，在不提高独立董事比例的前提下增加独立董事相对数量，使部分原董事会规模较小的公司能有更多独立董事加入其中为公司提出有益的建议。

2. 优化独立董事结构

当前由管理、专业和技术三类人员组成的独立董事队伍中教学研究者的比重偏大，而专家型企业管理人才则相对不足。这样的团队虽从宏观经济研究方面对企业有所帮助，但对公司经营发展的协助能力有所欠缺。合理的专业搭配和多样化的来源能够使独立董事作为一个团队更有效地发挥作用。这种团队的组建应当考虑发展战略、公司治理和董事会结构等因素，成员要涵盖关键专业和类型并结合实际业务活动和经营管理特征，重视塑造相互合作的氛围。这样的独立董事团队可以为履行独立董事职责和降低会计舞弊行为的发生提供人员准备。

（四）创造独立董事履职环境

1. 建立独立董事协会

2007年底，200余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联名上书中国证监会，希望能够在证监会的支持下发起成立中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协会以规范独立董事行为。该协会属于非盈利性社团法人，是证监会领导下具有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人员的全国性自律组织。其职责主要包括：制定独立董事具体执业准则和评价体系，进行独立董事资格认证，吸纳符合独立董事任职条件的人员成为会员，培训教育、评估考核和管理会员，向上市公司推荐独立董事或行使提名权，监督独立董事遵守相关法规和执业准则，考核工作绩效，支持和协助会员或独立董事维护权利，建立独立董事后备人才库和独立董事工作档案。独立董事协会的建立将有助于独立董事接受协会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促进独立董事独立性和履职能力的提高，推进独立董事人才市场的建立和完善。

2. 健全独立董事外部保障机制

对公司拒绝、阻挠其履行职务的，独立董事有依据和能力获得来自证券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人民法院及独立董事协会等机构的保障与支持。严格独立董事责任后其可能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为防止独立董事因责任太大而过于保守，不愿意制约管理层的决策行为，建议考虑在条件具備时建立独立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为其民事赔偿责任提供保障，减少其在采取行动时的顾虑。

总之，美国独立董事制度经过多年的磨砺后处于一个稳步发展时期，即使有如安然公司之类的监督失败案例的存在，大规模独立董事对抑制会计舞弊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支持。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虽然在初期对增强市场信心起到了良好的提升作用，但当前接近政策下限的独立董事的人数体现出明显的政策迎合性。相信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和独立董事制度的不断完善提高，独立董事对会计舞弊的监督和抑制作用将随着其整体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的不断提高而逐步加强，但这不一定反映为独立董事规模的扩大。

参考文献：

［1］孙敬水.独立董事制度：公司治理的创新与革命［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3334，484486.

［2］仲继银.董事会与公司治理［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59.

［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通知［S］.20010816.

［4］刘英男，梁杰.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研究［M］.大连：东北大学出版社，2005：146.

［5］王中杰.董事会的构建与运作［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61.

［6］Beasley,Mark S.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board of director composition and financial statement fraud［J］.The Accounting Review,1996,31:341357.

［7］秦江萍.上市公司会计舞弊——国外相关研究综述与启示［J］.会计研究，2005（6）：6974.

［8］陈骏，王明.上市公司会计欺诈预警模型的应用研究［J］.财会通讯：学术版，2005（4）：5054.

［9］Dechow P M,Sloan R G,Sweeney A P.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earnings manipulation: an analysis of firms subject to enforcement actions by the SEC ［J］.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1996（3）：136.

［10］McMullen D A，Raghunandan K,Rama D.Internal control reports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problems ［J］.Accounting Horizons,1996，10:7582.

［11］陈宏辉，贾生华.信息获取、效率替代与董事会职能的改进——一个关于独立董事作用的假说性诠释及其应用［J］.中国工业经济，2002（2）：7985.

［12］刘立国，杜莹.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的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2003（2）：2836.

［13］梁杰，王玻，李进中.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舞弊关系的实证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04（6）：4751.

［14］陈国欣，吕占甲，何峰.财务报告舞弊识别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经验数据［J］.审计研究，2007（3）：8893.

［15］陈关亭.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因素的实证分析［J］.审计研究，2007（5）：9196.

［16］孙敬水，周永强.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特征与信息披露违规——基于2004-2006年数据实证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08（1）：138142.

［17］彭有桂，杨青.独立董事与审计委员会执行效果研究——来自财务重述的证据［J］.财会通讯：学术版，2006（12）：8285.

［18］金发奇，廖星.公司治理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的实证研究［J］.决策与信息：财经观察，2008（6）：2324.

［19］曹伦，陈维政.独立董事履职影响因素与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关系实证研究［J］.软科学，2008（11）：127132.

［20］杨宇东，李彬. 中国独董生存现状抽样调查［N］.上海证券报，20040527（6）.

［21］李雁程，孙宪超. 经济学家担任独董调查：拿高额年薪却集体失声［N］.新文化报，200906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