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人文观研究论文

摘要：人文主义倾向是20世纪西方图书馆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决定了图书馆学最根本的学科性质是一门人文社会科学。图书馆学价值体系中的人文观照，为图书馆学价值取向的确立构筑了较高的平台，站在这个平台上，才能超越物质的、技术的以及传统观念的短视目光，也才能在图书馆学的研究以及未来的发展中，发挥其应有的导向作用。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以人为本人文观研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以人为本人文观研究论文 篇1：

当代舆论学的发展理路与现实取向

摘 要： 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作为舆论学两大基本发展脉络，奠定了现代舆论研究的基本格局。在科学的社会管理和技术主义的主导下，对舆论的管理正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控制规范。从研究方法上来看，舆论研究格局仅靠科学主义对于舆论学学科建设是不完整的，一定要从传播研究的两大范式出发，探究舆论研究方法的产生与发展走向，最大限度地实现舆论研究的规范与科学。中国的舆论学正按照现代性的逻辑，根据社会的转型要求，一步步走向科学、效率、控制和管理。但是在舆论管理中也应该注意发挥人的主体性，协调好人的发展与管理效率的关系。

关键词： 舆论学;科学主义;人本主义;西方舆论观

在舆论研究中，历史与现实、理论与方法之间是互动的。而如何从舆论的历史传统出发，遵循历史的逻辑，探索舆论研究的规律，掌握科学的舆论研究方法，在纷繁复杂的媒介转型中判断舆论思潮的当代走势，更是一项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因此，在全球化的国际视野中，在世界舆论思潮中对我国当前舆论研究进行正确定位，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对接，并运用正确的舆论观念和方法，在变革中探索舆论研究发展的新路，就显得格外重要。

一、舆论观念的历史变迁

舆论学是以舆论为研究对象，研究其产生、发展及其应用规律的学科。现代舆论观念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本体论出发，舆论并不是纯粹主观化的公众情感体现，而是以理性批判为基础的一种自由对话。然而近代以来确立的理性自由的观念，逐渐被现代科学管理的观念所取代，舆论研究也逐渐分化出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思潮。

1.主体意识的觉醒与舆论观念的转型

舆论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尤其是在雅典民主政治繁盛时期，虽然初步形成了以直接民主制为保障、智者学派为领袖、广场演讲为手段、古典辩术为技巧的舆论形态，但相较于近现代，古希腊罗马时期尚未形成自觉的主体意识，由奴隶主领导的城邦政治与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生产方式也决定了其民主的狭隘性和历史局限性，导致这一时期的舆论主体和客体处于混沌状态，舆论观念尚不成熟。进入中世纪以后，宗教舆论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宗教文化控制下的神学舆论宣扬神性，贬低人性，宣称人生而有罪，以宗教信仰压迫人的自由意志，古典文化衰落，主体意识的独立难以实现。在宗教神学的统治下，理性服务于神学，人的本质被归为神的意志。古希腊城邦奴隶民主制度的局限性和舆论控制以及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对于封建教会专制制度的维护，使得古代舆论总体上呈现出一种主体意识陷落的状态，舆论活动缺乏独立性与自主性。

伴随着人的主体意识的嬗变，西方人文主义思潮所孕育的舆论观念开始转型，体现出主体意识觉醒与理性高扬的特征，舆论逐渐走出中世纪教会的控制。在西方批评学者眼中，启蒙时期的舆论观被认为最接近舆论本体。启蒙运动强调“天赋人权”，崇尚理性自由，将人看作拥有理性的动物，并认为人能够运用自身理性从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以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启蒙运动呼吁人生而平等，重视理性、个人权利运用与自我修正能力，加之在城市崛起、市民社会建构等条件下，公共交往空间扩大稳定，意见交换的自由市场形成，公众舆论（opinion publique）概念出现。在1750年《论科学与技术》一文中，卢梭首先提出公众舆论的概念，并赋予其启蒙精神，指出舆论的实质是公意，即公民集体的意见。可以说，“17世纪后期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才真正有‘公众舆论’可言” ① ，且对舆论的思考与赞誉充斥着整个启蒙时期，传媒也日益发挥其监督作用从而形成相对于政府的独立力量。

2.现代舆论研究格局的确立

以启蒙运动为开端的西方舆论观到了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时代发生了重大转变，理性主义思想被发展为工具理性规则，对公众舆论的管理代替了先前意见自由市場的对话与探讨，这种转变正是由李普曼所奠定基础的现代舆论观的体现，而这一思想基础深刻影响和塑造了整个现代西方舆论观。回顾西方舆论观发展史，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及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呼吁人们自由运用生而有之的理性，认为“在听从自己的欲望之前，要先请教理性” ② ，人们可以自由而尽兴地表达经由理性思考而产生的意见从而形成一定认可度并逐渐发展为真理。而在李普曼时代，启蒙时期的理性自由权利已经不是重点，对舆论的关注转为对公众意见纯洁性与可靠性的探讨。本着对公众舆论理性的怀疑，李普曼赋予媒介和政治精英以重要地位：“如果舆论想要发出声音，那就必须利用新闻界加以组织，而不是像今天的情况那样由新闻界加以组织。” ③

从现代舆论研究格局来看，启蒙运动之后西方舆论观的发展遵循着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条脉络进行：前者着重对舆论进行有力的控制和有效的管理;后者则视舆论为公共领域内体现民主公平的重要讨论过程。两条路线看似泾渭分明，实则一脉相承——都以启蒙运动的理性原则为基础与传统。科学主义路线肯定社会体制存在的合理性，并极力推崇专家和精英主义者的科学理性精神，人本主义路线则强调公众个体的理性与思考能力。从整体格局来看，不难发现舆论学的发展正以科学主义为主要发展方向，在从理性到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历史性转变中，在科学社会管理和技术主义的主导下，对宣传的控制和对舆论的管理成为一种社会控制规范。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第二条发展路线就无足轻重。批判学派的舆论观与在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下形成的经验学派有着巨大差异，在发展中形成了相互对峙的格局。这种格局，在总体上使舆论学的发展保持着一种大体的平衡。从舆论观的科学主义路线来看，到19世纪后半叶，科学主义已成为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思潮。在实证主义的引导下，可以明显感受到20世纪的传播理论建构与舆论研究中的宣传潮流已偏离了启蒙轨道，以议程设置、受众、说服、态度、行为、认知等为代表的主流大众传播理论概念进一步体现了科学化、细分化和学理化的宣传研究，体现了舆论关注由理性原则到科学管理的转变。从舆论思潮的人本主义路线来看，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作为后期批判学派的理论基础，由霍克海默（M. Max Horkheimer）首次提出，“力图使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某些思潮结合起来，相互补充，以便张扬人的批判思维和否定意识，建立一种社会批判理论” ④ ，同时“找出社会过程内部的能动因素，强调社会危机依赖于社会主体对自身环境的认识” ⑤ ，相应的，批判学派的舆论观从本质上也表现出一种人文关怀，通过批判历史与现实的虚伪和不足，达到揭露控诉资本主义社会对人主体性的损害，追寻人主体意识解放的目的。从方法上来看，经验学派是利用科学的实证方法，通过调查、测量等方法进行社会定量研究，而批判学派是通过思辨、逻辑等方法进行社会定性研究。从理论目的与应用上来看，经验学派的目的是挖掘有效信息，总结社会规律，批判学派是揭露与否定现实的虚伪，进行社会观照。

应该看到，由于文化传统与传播体制的差异，中国社会舆论问题有着自身的独特性，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结论，重蹈西方的实践历程，而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系统、客观、具体的分析，以现代性视角为出发点，反思西方主流舆论观的局限性，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舆论体系。舆论学的完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科学主义单一路线。的确，以李普曼舆论观和经验学派大众传播观点为代表的20世纪宣传研究证明，科学主义研究路线是一种理性化和科学化管理的趋势，但单一的科学主义路线意味着人类的思想自由极大程度上被科学技术控制进而被剥夺的可能。在批判学者眼中，“思想自由意味着恢复被宣传工具和思想灌输所同化了的个人思想，意味着把‘社会舆论’连同其制造者一起取消” ⑥ 。因此，能否在舆论学的科学主义潮流中意识到其困境与局限，在精神与科学技术高度契合所构成的理性社会系统运转下，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引导，以人的自由解放维度为探索，引领舆论研究回归本体，是我们对西方舆论发展观审视与梳理时的一个重要超越向度。

二、舆论研究方法的建构

方法建构标志着舆论学学科走向成熟。学科创建早期的主要任务在于建构理论框架、梳理概念。而随着研究的深入，采取何种方法也就变得至关重要，因为理论上的创新往往来自方法上的突破。

1.现代舆论研究方法的确立

20世纪传播学学科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确立，为舆论学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是舆论研究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的保障。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创建了内容分析法，李普曼的《舆论学》提出通过规范专业知识以提供舆论，二者分别从新闻学与行为科学角度论述并构建了相应研究方法，引领了20世纪30年代后的大规模传播学研究。随后，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在此基础上尝试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相结合、内容分析与个人访谈相结合，推动完善了传播学研究方法，成为“制造工具的人” ⑦ ;霍夫兰（Carl Hovland）在战时说服理论的研究中开创了“关于态度变化的信息学习法”，两者对先前理论方法的发展与完善共同构成了传播学研究方法的过渡时期。进入50年代，施拉姆（Wilbur Schramm）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大学传播学研究机构，传播学者对测量传播要素的兴趣则促使了香农-韦弗、韦斯特利-麦克莱恩等多种经典传播模式理论的诞生，传播学研究方法日益丰富，逐渐形成以定量研究为主流，兼顾个案研究、访谈法、观察法等定性研究的研究方法。舆论研究方法的建构依托于传播学研究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和批判主义研究范式，在发展的过程中相应形成以定量研究为主的方法论。毋庸置疑，舆论学研究方法是在舆论研究科学主义大潮中确立起来的。科学观念不仅在自然界，而且在人类社会获得了空前胜利，这同时也是孔德的实证主义观念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一场胜利。受实证主义观念的影响，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本质上均是以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现象，从而发现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进而指导实践和应用。在研究方法上，对科学和精确的推崇，力求避免主观性而获得客观性，这是舆论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标志，同时也是现代科学的基本观念在舆论学学科发展中的体现。舆论学的研究方法呈现出多学科交融的特点，在学科总体面貌上表现为以自然科学方法特别是数学方法为主导的特征。

民意的测定依赖于科学化现代定量研究手段的出现及发展，盖洛普（George Horace Gallup）提出民意测验的方法，并将其作为推动民主进程的重要工具，认为尽管存在着偶然性的限制，“还是有方法可减少臆测的程度;事实上，将未来几年可能的发展勾绘出一个合理而精确的构图是可能的” ⑧ 。舆论调查技术的不断改进，为准确测定舆论这一难以捉摸的“幽灵”提供了各种客观指标。为此，当今发达国家的政治机制无不依赖这类调查，以及时了解政治气候的变化。舆论研究中的定性研究常常为实证主义研究者所忽视，而舆论的社会属性决定其较多地涉及心理层面、社会层面等定性研究指标与要素。这需要更为有效的定量测量方法与更为严密的逻辑体系支撑。这也是作为社会科学的舆论研究相比于单纯的自然科学研究的难点所在。

然而，从研究方法上来看，舆论研究格局仅靠科学主义一枝独大，对于舆论学学科建设是不完整的。公共性概念的完整化构成始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随后形成的以代议制度与实证调查为主体的20世纪民意表达方式，特别是韦伯（Warren Weaver）对计算社会生活的强调与科学技术的普及、现代调查工具的发展共同促进了人文色彩浓厚的启蒙理性到科学理性之转变，同时也改变了学界对舆论学研究的关注点。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舆论研究流于对调查方法及实证技术的探讨，对于舆论本体及其公共性的讨论鲜有涉及，导致实证调查成为舆论的科学仿真而非真正人本意义上的舆论，从而对其公共性造成扭曲。现代舆论研究在实证主义的策动下偏离了启蒙时期的轨道，沿着这条单一路线发展是无法回归舆论本体的。事实上，失去启蒙时期人文内涵的现代舆论表达方式，在促进民主社会探讨与沟通层面的作用甚微。日本学者佐藤卓已在其著作《舆论与世论》中论述到，关于支撑舆论调查的正当性标准的确具有可操作性，但每个人的现实状况不同，提出意见的能力并不是平均分配的，极易受到外界影响的信息与个人见解也未必能轻易通过数值得到均质化。如果对这些舆论的矛盾状态放任不管，那么“即使对舆论调查进行再怎样精确的数理统计，都无法将舆论放在现实的政治中” 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舆论调查的参与和投票式意见，非但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公众意见，而且远离了传统古典民主这一舆论源头。18世纪和19世纪的所谓“公众”，正被轉变为“大众”社会。实证调查技术的兴起，标志着舆论的启蒙精神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公众作为个体的独特性正逐渐消逝于科学统计的数字之中，取而代之的是集结的团体。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不应无条件地运用在社会科学中，正如罗蒂（Richard Rorty）所言：“我确实认为科学就是观察世界的另一种方式。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组既特别有用、又美观惊人的工具，不过，这些工具只不过是众多工具中一部分而已。” ⑩

2.新范式的建构与方法的变革

如今，舆论研究方法已走过基础理论构建期，从以实证主义为主导的研究传统走向更为规范的、系统的理性研究范式。因此，一定要从传播研究的两大范式出发，探究舆论研究方法的产生与发展走向，并结合舆论研究多学科融合的特点，在新媒体环境下辩证分析舆论研究方法，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舆论研究的规范与科学。不管是社会网络分析法的应用，还是大数据技术的使用，都是对传统实证主义研究的发展与补充，都力图从不断发展的研究方法中，找寻舆论研究中定量与定性的最佳平衡点，追求更为严密的逻辑支撑。

新老媒体的更迭变化，势必对舆论学研究方法的演进和发展趋势构成深远影响。伴随着社会转型、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舆情研究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也正在面临着转型与革新。新媒体环境中信息传播路径的改变、大数据平台技术与网络分析方法的发展，为舆论研究方法转向提供了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多学科视角也是其未来转向的重要前提。舆论学有着多学科的起源背景，它是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交叉学科产物。数学方法的介入，为舆论研究走向精准的数据建模提供可靠路径。伴随舆论研究的深入，多学科的视角为舆论转向带来契机与挑战。心理学、人类学等学者为舆论研究带来了社会网络分析研究视角。大数据技术运用到舆情分析中，利用信息检索、数据挖掘、自然语言处理、数据库等技术对海量的非结构化数据进行聚类、分类、关联，实现舆情的全数据分析，舆情研究从实证主义的因果关系转向相关关系研究取向。借助社会网络分析与大数据分析等新兴手段和方法，舆情研究由传统事后监测逐渐转向事前预测与预警。因此，对于这种交互性极强的新媒体，舆论学研究必须从方法的改变到理论的创新都做出重大调整，对新媒体环境下舆情研究的热点进行概括，同时对存在的问题与挑战予以重视，才能适应新的传播形势需要。

三、当代中国舆论学的变革

不可否认，西方舆论思潮的演变、方法的转型和现实的变革，给我国的舆论研究带来很大挑战。因此，我们需要在纷繁复杂的西方舆论观念中保持清醒头脑，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立场和观点加以本土化，去粗取精，为我所用。舆论学研究发展的历史内在逻辑与现实境遇都已经提出了这个要求，而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对西方舆论观念和潮流的演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在摸清大方向和发展规律后，对我国的舆论研究有一个正确定位。

1.科学管理与人的发展

从科学主义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舆论学正按照现代性的逻辑，根据社会的转型要求，一步步走向科学、效率、控制和管理。但这种控制和管理，一定要在舆论发展的科学主义主潮中进行合理定位，使其既能与国际接轨，掌握舆论现代的、科学的管控方式，又能反映出本土特色。而这种本土特色，在我国的现实语境下就是舆论引导。中国共产党历来非常重视舆论的作用，党始终将舆论引导放在重要位置，舆论工作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发展过程。中国共产党的舆论工作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通过丰富的实践活动不断充实相关理论，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舆论引导之路。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等基本要求，指引着党的舆论工作朝着科学化、规范化的道路前进。

当代舆论学学科尚处于变革发展之中。伴随着社会转型和新媒体的挑战，舆论学研究正在面临转变与革新。在大数据舆情研究蔓延的热潮中，舆论研究的科学性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发展，数据计算的效率和储存能力得以提高，实现了更加迅速、精准的预测。但不管技术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舆论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是不会变的，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正确把握舆论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特别强调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这反映了党对舆论认识的新高度，落实到传媒实践中，就是如何加强舆论引导能力的问题。应该意识到，在媒介环境不断变化、舆论格局不断调整的今天，要使舆论研究工作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管媒体”原则是引领正确舆论导向、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重要保障。

但是另一方面，从人本主义角度来看，在舆论管理中也应注意发挥人的主体性，协调好人的发展与管理效率的关系。在新媒体舆论传播中，传播者和受众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自媒体的广泛使用使公众可以随时随地发表自己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看法。与传统受众相比，新媒体公众地位提升且被赋予新的内涵，从行为方式到心理活动都发生了剧烈变化。新媒体舆情的影响范围也越来越广，形成多个舆论场共存的复杂局面，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垄断地位，重塑了舆论生成过程，改变了舆论生态环境，淡化了舆论控制中心。因此，面对新媒体、新舆情，我们需要进行媒体引导方式的变革，实施符合新媒体舆情发展的引导战略，在充分满足公众主体需要的基础上，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

应该意识到，新媒体的发展不仅仅是技术革新的过程，更是一场广泛深刻的观念革新。这场观念革新的核心，就是要在新媒体环境下遵循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真正确立公众的主体地位。面对新形勢、新挑战，不能按照传统的思维定式和理论框架来研究舆论，必须及时掌握新思维、驾驭新载体、运用新手段，不断为舆论学发展注入活力和动力。新媒体环境下社会公众交往沟通和意见表达渠道日趋多元化，舆论的表达权对社会治理提出新的挑战。因此，从我国国情来看，需要将舆论管理视为一种社会控制机制，从公共传播的角度探讨如何对舆论进行调控和引导。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既要有国家和社会的价值判断，又要有对舆论现实的批判性思考和舆论本体的探究，激发公众在舆论传播中的活力，增强公众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2.舆论学发展路径的反思

综上所述，舆论学发展的两条路径并非水火不容。在对舆论进行科学控制管理、遵循实证研究方法的同时，要以正确的人文观念为指导，避免舆论学人文导向的弱化，最终实现科学与人文并重的发展方向。舆论学的发展，就像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科学主义保证了列车的高质量行驶性能，而人文观念就像驾驭这列火车的司机一样，牢牢掌控着它的行驶方向，使其一直在正确的轨道中行进。正如英国学者斯诺（Charles Percy Snow）1959年在里德的演讲所谈到的，两种文化，两种误解，这样的文化分裂对人民和社会只会造成损失。  马克思主义理论汲取了西方人本主义的合理因素，实现了对人的科学认识，超越和扬弃了费尔巴哈式现实的、肉体的、感性的人，提出以“自由且有意识的劳动”为本质的人可以通过实践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对人通过实践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肯定，就是对以实现人类自由、全面发展与解放作为最终目标的肯定。

新媒體环境下，舆论学学科体系的建构是一个既面临挑战、又充满机遇的新课题，更是一场改变历史、创造历史的大变革。变革的方向，就是要从本土经验出发，透过纷繁复杂的西方理论，在世界舆论研究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大潮中，为我国的舆论学本土化建设找到坐标，并在此基础上提供一个建设方向和思路。我们应该意识到，变革中的舆论学在学科意义上尚未完全成熟，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舆论学学科体系仍是舆论研究工作者不可推卸的学术使命。舆论学研究目前正呈现跨学科的特征。对于新闻传播学科来说，我们一方面要学习西方科学主义中以经验为基础的研究方法，破除僵化的学科界限，将散见在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公共管理学、计算机科学、图书情报学等领域的舆论成果形成对话与合作，推动舆论学研究的创新与发展。另一方面，要注意对科学的强调不代表对人文关怀的忽视，在基础理论建设上，要关注舆论本体及其公共性问题，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结合，以人文关怀为学科建设的目标与导向，将学科体系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

四、结语

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作为舆论学发展的两大主潮，在发展过程中既互相对峙，又彼此融合。“没有人文情怀关照的科学主义是盲目的和莽撞的，没有科学精神融入的人文主义是蹩足的和虚浮的……两种文化汇流和整合的有效途径是，走向科学的人文主义（scientific humanism）和人文的科学主义（humanistic scientism），即走向新人文主义（neo-humanism）和新科学主义（neo-scientism）。”  新媒体环境下舆论学的发展，需要实现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并行发展与融合沟通，也需要在借鉴融合中创新，这是新时期对舆论学本土化提出的更高要求。只有在对西方舆论思想和观念进行充分价值阐释的基础上，才能为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舆论学体系打下坚实基础。而要建构这样一个体系，就要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反思西方舆论研究局限，结合舆论学当代发展最新成果和动态，并创造性地借鉴使用其他学科的既有概念，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构建适应我国新媒体发展需要的新型传播范式。只有这样，才能展示出新世纪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舆论学体系架构的整体面貌。

注释

①[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②[法]让-雅克·卢梭：《民约论（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法律出版社，1958年，第26页。

③[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页。

④⑤黄见德等：《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研究》，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91页。

⑥[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5页。

⑦[美]E. M. 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299页。

⑧[美]乔治·盖洛普：《操纵人类命运的九大力量》，赖金男等译，延边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7页。

⑨[日]佐藤卓已：《舆论与世论》，汪平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页。

⑩[美]理查德·罗蒂：《反对统一性》，付洪泉译，《求是学刊》2004年第3期。

[英]C. P. 斯诺：《两种文化》，陈克艰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8—10页。

李醒民：《走向科学的人文主义和人文的科学主义》，《光明日报》2004年6月1日。

责任编辑：沐 紫

The Development Path and Realistic Orientation of Contemporary Public Opinion

Li Xinren   Xu Qiaochu

Key words： public opinion; scientism; humanism; western public opinion

作者：李欣人 许翘楚

以人为本人文观研究论文 篇2：

人文观照: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摘要：人文主义倾向是20世纪西方图书馆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决定了图书馆学最根本的学科性质是一门人文社会科学。图书馆学价值体系中的人文观照，为图书馆学价值取向的确立构筑了较高的平台，站在这个平台上，才能超越物质的、技术的以及传统观念的短视目光，也才能在图书馆学的研究以及未来的发展中，发挥其应有的导向作用。

关键词：人文主义；图书馆学；社会科学

图书馆学是一门人文社会科学，人文观照不仅体现在图书馆学研究的价值取向的人文追求、图书馆及图书馆学功能的发挥上，也体现在图书馆学研究的人文传统上。随着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视野的拓展，图书馆学学科的综合性、交叉性的特点越来越明显了，但图书馆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地位却是不容质疑的。无论是图书馆学研究的出发点、目标、乃至对信息技术的依赖都离不开人文视野的观照，即对人和社会发展的关注以及为着更好地为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服务的深层思考。这种对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关怀，就是极富时代意义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由人类优秀文化积淀、孕育的，它理应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核心。

一、人文观照：图书馆学研究的价值取向

人文主义倾向是20世纪西方图书馆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决定了图书馆学最根本的学科性质是一门人文社会科学。这一特征在中国图书馆的发展过程中也表现的十分明显。由于对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网络的依赖，使图书馆学与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联姻越来越广泛，图书馆学的自然科学性质也似乎越来越明显了。然而，透过这一表面现象，我们看到，在图书馆工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中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即以满足人的需求，实现人的价值，追求人的发展的人文关怀。尽管图书馆学在逐渐地利用各门科学的研究成果，但其实质仍然是人文主义的，或者说图书馆事业主要还是一个人文主义的事业。

图书馆学是以人为主体的人文科学。从诞生之日起，图书馆就与人(包括读者和馆员)结下了不解之缘。图书馆史专家约翰逊在《西洋图书馆史》一书中说：“在书籍和图书馆的历史中，人的因素始终是最重要的。”它具有丰富的人文意义。图书馆学研究的终极目标，不仅仅是为了把图书馆工作做好，而是要对社会的全面进步、社会文化的发展有所作用和影响，还要在学术层面上要回馈社会、关心平民大众，即具有人文关怀的精神。也就是说，从人文层面去思考、去谋求图书馆学的未来发展，则是图书馆学研究的原动力和切入点。

在图书馆学价值追求中，将服务作为图书馆的灵魂，是由于图书馆必须通过服务体现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没有服务的图书馆或者说没有高层次服务的图书馆不能算是一个活的图书馆，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藏书楼。只有重视服务，将服务于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置于图书馆最重要的位置上，方能搞活图书馆，促进图书馆的进步和发展。

图书馆学研究的人文观照不是从外部强加上的，而是图书馆学学科自身性质决定的。美国图书馆学家巴特勒(P.Butler)认为，图书馆学理论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是强调图书馆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地位，二是强调人文因素。在这本书中他通过对人的读书行为、读书行为的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图书和知识的社会性质、读书动机和心理的分析，从社会、心理、历史角度出发，阐述了图书、图书馆和图书馆学中任何一方面都应重视人文因素，明确地强调了图书馆学的人文性质。

图书馆学价值体系中的人文观照，为图书馆学价值取向的确立构筑了较高的平台，站在这个平台上，才能超越物质的、技术的以及传统观念的短视目光，也才能在图书馆学的研究中以及未来的发展中，发挥其应有的导向作用。

二、人文观照：图书馆学研究的桥梁纽带

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图书馆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文献信息、网络信息的作用是通过图书馆对文献信息的社会化组织与管理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图书馆的功能也在逐步扩大，开辟了文献信息的正式交流渠道，保证和促进了人类文化信息的有序积累与传播，成为人类文化信息存贮与传播的重要媒介。

图书馆不仅承载着有形的知识传递的使命，而且作为人类精神的重要载体，又被赋予了一种无形的精神气质的扩散功能。这种精神曾经哺育了无数思想家、理论家、科学家……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在撰写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以及其他的著作时，就曾从图书馆的文献资源中吸取了丰富的养分。图书馆的丰富藏书不仅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著作的重要参考文献，还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的研究视野。从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史、技术史，到人口问题、殖民政治史、农业、化学、地质学……马克思在从事经济学研究时几乎涉猎了全部科学的内容。

图书馆以其藏书展示历史，而隐藏在书籍背后的是人的精神、科学的精神、理性的精神，是无言的历史意识和人类关怀。不仅如此，图书馆还以其存在本身发散着一种向后人昭示知识的价值和力量，在人类文明进程中进行着无声的人文教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图书馆与生俱来的无形功能——“不言之教”，它在把人们引向书籍中的具体言说之前就以其馆藏本身陶冶和影响着人们，它比任何专门的知识教育都更具有价值导向的作用。

此外，图书馆作为设施和建筑还具有文化“象征”的作用。大英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以及首都图书馆等一大批文化标志性建筑，正在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文化设施，使每一位身临其境的人都会从这里受到一种震撼和感染。

三、人文关照：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服务标准

图书馆学是众多的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之一。深厚的人文主义传统是中国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重要特征。从图书馆诞生之日起，众多的研究者便围绕着人的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研究。图书馆作为人类思维的产物，是人的本质的物化形式之一，所以，研究图书馆，首先要研究人。图书馆学着眼于人类的未来，研究如何为人的发展服务。图书馆服务是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的一个最佳的结合点，要提高图书馆的服务质量和社会效益，就要研究人的需求和人的发展。

图书馆学成为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并以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作为最终和最高目标。在这一目标指引下，图书馆从服务理念，藏用习惯，人员素质，到不断地进行服务创新，图书馆的职能和形象也随之改变，馆员的角色也从单一型服务转向信息资源的组织管理者和传播者、信息检索利用的导航者和教育者。这一切活动背后，人文传统有迹可循。从藏书楼到单纯的借阅，再到主动服务，直至当前的咨询服务、网络服务，其中体现着图书馆员工群体价值观及图书馆学研究工作者的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它表现了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既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体现了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图书馆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以及金钱至上观念冲击下能顽强生存下去的精神力量。

图书馆学研究中的人文传统还体现在图书馆服务的实践与学术研究结合的紧密程度上。图书馆的服务是一种专业性、学术性很强的服务。从服务内容、服务手段到服务方法，无不反映它的学术性质。而学术性亦同样贯穿于图书馆全部工作的各个环节，体现于服务性之中。文献的整序需要图书馆学知识作为基本保障，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的应用是图书馆拓宽服务形式的手段，图书馆服务手段的提高最终依赖于馆员队伍的多学科、多专业性，更依赖于图书馆员的综合素质的提高。

我国的图书馆事业继承了中国文化中优秀的人文传统，在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和成长过程之中，表现出鲜明的人文主义倾向，这是图书馆学发展完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未来图书馆学应继承的优秀传统，建构“人文图书馆学”应成立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共识。

作者：唐惠春 王孝娟

以人为本人文观研究论文 篇3：

对医学人文观的解读

【摘 要】医学人文观具有不同的发展形态，主要包括关爱和敬重生命、尊重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以及将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相结合。基于此，本文从医学人文观主要包括的内容出发，并探讨脱离二元论的医学观、满足人们身心健康需求以及转变传统的治疗观念等策略的实施，借助对医学人文观的解读，以期为医学发展提供助力。

【关键词】医学人文观；生命权；健康权；人权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医疗技术和理论知识的需求也逐渐增加。医学人文观对医生提出了一下四点要求，即学习能力、判断能力、仁爱和正直，由此可见，前两点要求医生的专业能力，而后两点则更加注重医生的人文，因此医生在行医过程中最忌讳出现无知、冷漠以及道德缺失，更加重视能力与人文观的融合，作为一名高中生正确的解读医学人文观对提高自身学习，以及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有重要意义。

1 医学人文观的解读

1.1 尊重、热爱和敬畏生命

现阶段的医学人文已经不只是传统的“医乃仁术”的人文观，同时也不仅限于医学人道主义的人文观，其应该紧跟时代的发展具有更加新颖、广阔的内容。医生应该以维护生命最为最高使命和职责，根据时代的发展，医学在尊重和维护生命的问题上，将会面临更多的问题，例如在安乐死、器官移植、克隆人以及干细胞培育等问题中，医学都需要守卫着尊重生命和敬畏生命的医学人文观的底线，同时随着以上问题的出现，也给医学人文观带来了一定的挑战[1]。

1.2 人类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是基本人权

人类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是人最为基本的人权，根据《世界人权宣言》中所描述的“人人都有权享受维护其本人和家属的健康与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其中包括食物、住房以及医疗等必须的服务，在面临失业、疾病以及衰老等不能控制的情况时，将会享有保障”，由此可见，敬爱生命，并存在同情患者的仁爱之心，最后到健康都是生命固有的权利。人权是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以人为本可以体现在多方面：只有真正承認健康权与生命权是基本的人权才能对医学人文观承担责任和义务，从而为国民健康提供基础。其中健康权还包括健康请求权、健康待遇权以及健康救济权等，同时在履行健康权时还会涉及到知情权、自主权以及隐私保护权等，以上权利的实现和履行是能够直接反映对人的关怀，同时也是现阶段医学一直努力的目标。

1.3 将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相融合

现代医学人文观要求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相渗透和融合，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全面的实现医学人文观，而不是一味的依靠服务态度和单纯的责任心。医生在临床治疗中的主要职责为免除疾病对患者生命和健康的威胁与折磨，让人们的健康水平得到有效提升。医学人文观的宗旨主要是以医学价值为导向，以人文科学为依托，从而实现健全的医学人文观，在此过程中若脱离医学科学则没有了实时意义，若脱离了医学人文，则使得医学人文观失去的了灵魂，这也是现代医学人文观最为重要的特点。

医学人文观发展中展现出来了社会伦理问题，部分医学家认为，医学科学本身就具有科学最为重要的特点，也就是追求真理，因此在医学科学中融入医学人文，则更有利于医学观念实施，避免滋生出冷漠和淡然的负面情绪。同时现代的社会保健服务，对医学人文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性作用，为了避免社会保健服务在发展中忽略医学人文的融合，则需要制定相关医学技术的伦理界限，将医学与人文进行有机结合，真正意义上实现医学人文观的健全[2]。

2 医学人文观的发展策略

2.1 脱离二元论的医学观

为了向医学中注入新的人文精神，广大医学爱好者需要不段将医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融合和渗透，从而实现医学人文观的统一构建。为了有效脱离二元论的医学观，在实施医学人文观时需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将整体的、身与心统一的人作为根本对象，最终克服病与病人、生物与社会相脱离现象，从而彻底摆脱生物医学模式的束缚；其次，克服目前注重研究疾病组织、细胞以及各种细微结构存在的问题，在实施医疗过程中需要以整体的角度思考问题，真正意义上做到“以患者为中心”，而不是“以疾病为中心”制定相应的医疗措施。避免在诊治过程中将患者作为肉体的物质场景；最后，将医学科学的对象作为一个有生命的整体，彻底抛弃传统医学科学中以消灭病毒、细菌以及组织变异现象等。

2.2 满足人们身心健康需求

在对医学服务目标进行定位时，需要充分满足服务对象身心健康与生命质量的具体需求。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医学高新科技在临床中得到广泛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的延长了患者的寿命，也同时给患者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对此相关学者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对相关制度进行改进和完善，不仅要延长患者的寿命，同时还需要注重患者的感受。

2.3 转变传统的治疗观念

在对患者实施治疗过程中需要转变传统的治疗观念，更加注重患者的主观意识，尽量减少使用对患者机体损伤的药物或治疗措施，从而维护和扶植机体的自然力，注重微创技术和无创技术的使用，有效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同时在治疗过程中要将整体治疗与固本、清除病变以及个体化治疗相结合，从而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和治疗。

3 结语：

综上所述，医学人文观对医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我国医学事业要想得到稳定、快速的发展，首先应该重视医学人文观的健全和完善。经过对上分析可得，在完善医学人文观中，不仅要改善传统医学以疾病为中心的观念，还需在医学人文观中注入科学精神，同时设立严谨的道德、法律底线，对于一些高新技术在未得到证实之前做好限制工作；因此对医学人文观的正确解读，能够充分应用的到医学人文观发展中来。

参考文献：

[1]杜治政.当代医学人文理念与实践论纲[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9，30（01）：2-7+80.

[2]杜治政.论新的医学人文观[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8（07）：8-14.

作者：杨东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