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出版改革管理论文

摘要：本文以改革开放40年舟山普陀山佛教管理工作实践为研究个案，对其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和评价，以探求佛教与时代的统整、融合和适应之道，促使佛教僧团在管理制度方面能应时代机宜作出调整，从而促进整个佛教僧团在管理上的现代转型，最终实现中国佛教的健康发展，力求为当前中国宗教治理提供些许启示与借鉴。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文化出版改革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文化出版改革管理论文 篇1：

对高校教材规范化管理的研究

【摘 要】教材既是高校教育、教学的知识载体，又是课程改革的有力体现。因此，高校教材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管理是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保证。文章分析了目前高校教材管理存在的问题，指出高校教材规范化管理的建议。

【关键词】高校教材管理 存在问题 规范化管理建议

引言

自20世纪末以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战略方针的调整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新建本科院校迅速增加，办学规模、办学形式发生了重大变革，高等教育事业正处于新的发展阶段，因此，高校教材管理必须适应新时期教育制度的改革和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不断克服和改进教材管理存在的问题，积极进取，大胆创新，努力探索科学化、规范化的管理模式。

高校教材规范化管理的意义

1.教材规范管理是实施教学管理与决策的重要保证。教材是高校教育教学的主要工具，系统、完整的教材反映了高校人才培养计划的培训内容，为教学提供第一手资料；科学、规范的教材管理，可以为教学管理提供客观、科学的决策依据。

2.教材规范管理是提高教学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学校办学规模的增大，教材的数量、水平和层次也必须紧跟形势的发展，教材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教学的管理水平。

3.教材规范管理是教育教学改革的主要依据。教材是教学过程中的主要材料，教材为教学计划、教学手段、教学过程、考试方法以及实验实习项目的制订、实验设备的购置等提供重要参考，同时也为教育教学改革提供重要的材料依据。

4.教材规范管理是科研工作的基本保证。高校是培养国家建设者和合格接班人的人才重地，也是科研的重要场所，科研离不开资料，教材则为科研提供重要的资料保障。

5.教材规范管理是教学评估材料的重要内容。教材建设是高校基础性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教学的内容离不开教材等资料，教材是对教学内容的客观反映。因此教材管理可为教学评估积累可靠、客观的资料。

6.教材规范管理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教材是教师传授知识的媒介，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学生的学习效果均离不开教材的支撑，教材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教师的教学质量及学生能力的培养，因此，教材的规范化管理不但能够及时有效地改善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果，而且更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1]

高校教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教材管理观念落后，领导重视程度不够

教材是高校教育教学管理的重要环节，也是高校硬件设施的重要内容，在新的发展时期，培养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是高校管理的重要历史使命。由于教材肩负着培养人才的资料保证，因此如果高校主管领导对教材管理的认识不足，观念落后，不重视加强教材的管理，就无法保证学校的进一步发展。

2.政府缺乏监管机制，教材印刷出版混乱

伴随着高校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在校学生数量急剧增加，教材供需矛盾不断升级，为了应对人数众多的学生对教材的需求，出版商全然不顾教材的实用性和科学性，更是盲目印刷，重复出版，严重影响了高校的教材管理秩序。

3.教材编写制度缺失，优秀教材相对较少

党和政府一贯高度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部为人才培养方案、专业建设及教材编写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几十年来，组织专家学者编写了大量的优秀教材，但由于高校数量众多，专业门类繁杂，国家教育主管部门也难以统筹全国地方性高校教材建设的具体编写工作，加之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大部分高校对教材编写缺乏合理有效的政策支持，使得教材编写队伍水平参差不齐，教材质量也就难于保证，优秀教材相应较少。

4.教学计划不切实际，教材供应偏废严重

十余年来，教育改革成果显著，全国高校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与此同时，也出现高校盲目地整合或管理体制的变化，给教学管理带来许多困难，诸如人才培养方案的规划、教学计划的制订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导致教材征订与实际需求相脱节，教材的种类、数量、层次混乱，造成教材短缺不能满足使用而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或者教材过剩导致库存积压造成严重浪费。

5.管理人员素质较差，管理水平相对较低

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高校管理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而教材管理人员是学校教学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相应的文化素质和专业化水平的管理人员来承担，他们要有一定的业务知识和信息化管理技术，而不是简单的购置、保管与发放。因此，如果管理人员没有经过专业化教材管理知识培训，或者文化素质不高，就难以保证教材管理的规范化。

6.管理制度不够健全，教材征订不够规范

教材是学校重要的文献资源，需要根据人才培养方案和专业设置的要求，按照实际需要，合理制订采购计划，严格遵守采购的发标优选原则，切实保证教材征订程序合法，操作规范。如果缺乏严格的制度约束，只是由一部分管理人员任意采购，不仅不能保证教学秩序的顺利进行，还很有可能给高校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使个别人中饱私囊。

7.校内自编教材过多，影响教材整体质量

学校在选用教材过程中，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除选用规定的定编教材外，学校根据自己的办学特色结合服务地方经济的具体实际组织教师自编教材、讲义，为补充教学内容作了大量的有益贡献，当属无可厚非。然而，对于教材的选用一定以保证教学质量为前提，如果不科学计划统编教材与自编教材的比例，盲目无序地编写讲义，势必严重影响教育教学质量。[2]

加强新时期高校教材规范化管理的建议

各高校主管教学的领导一定要从高校发展的高度认识教材管理的重要性，树立现代管理理念，切实加强对教材管理的领导，不断创新教材规范化管理的模式，进一步提高教材管理水平。

1.加强行政决策力度，完善教材管理政策。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要在国家整体发展规划政策的指导下，建立完善的教材评估制度，有计划地对高校教材建设进行全方位的考察评估，对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整改，把高校教材管理内容纳入高校评估范畴。[3]

2.科学规划教学方案，合理制订教材计划。高校在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下，根据自身发展的总体目标和办学特色，通过周密审慎的论证，科学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按照专业设置计划，制订合理的教学计划和教材购置计划，并积极组织知识渊博、教学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按照专业分类和人才培养模式继续编写结构合理、内容实用、方向性强的全国高校统一教材。保证既满足教材供应，又不造成积压浪费。

3.加强政府监管力度，规范教材印刷出版秩序。各级文化出版管理部门要高度重视对出版社的领导和监管，采取有力措施积极整改出版的混乱局面，保证对高校教材的出版发行在健康的轨道上运行。

4.加强管理队伍建设，提高教材管理水平。各高校应根据本校的人力资源现状，合理制订人事管理制度，把具有教材管理专业特长、综合素质高、热心教材管理、责任心强的人员充实到教材管理队伍中，与此同时，要制订平衡的个人发展激励政策和利益分配制度，鼓励教材管理人员安心工作，乐于奉献。另外，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对教材管理人员有计划地进行培训提高，也可以联系与院校协作，例如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加强相互学习交流，共同提高教材管理水平。[4]

5.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保证教材管理规范。教材的编写、选用和订购，是高校教学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制订完善的教材征订制度、选用制度、保管制度、发放制度、印刷制度、编写制度、发标制度等，与此同时，高校纪检、监察和审计部门应切实旅行职责，对教材的管理过程进行全程监管。

结语

教学管理是人才培养的基础，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需要，而教材管理则是教学管理的重要体现。教材管理的规范化实施，是一项系统工程。只要努力研究教学规律，积极探索教材管理的新途径，不断创新现代教材管理模式，高校的教材管理必将迈上健康、科学、规范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汤丽英.高校教材管理的规范化刍议[J].南通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0，（4）.

[2]肖作仪，孙梅.浅谈高校教材管理存在的问题和规范化管理[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2001，（6）：63.

[3]欧阳薇.浅谈高校教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科技广场， 2007，（12）.

[4]王培臣.浅论高校教材的管理与建设[J].科教文汇，2007，（6）.

作者单位：商洛学院 陕西商洛

作者：白巧凤

文化出版改革管理论文 篇2：

改革开放40年舟山普陀山佛教管理工作实践研究

摘 要：本文以改革开放40年舟山普陀山佛教管理工作实践为研究个案，对其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和评价，以探求佛教与时代的统整、融合和适应之道，促使佛教僧团在管理制度方面能应时代机宜作出调整，从而促进整个佛教僧团在管理上的现代转型，最终实现中国佛教的健康发展，力求为当前中国宗教治理提供些许启示与借鉴。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普陀山;佛教管理

改革开放40年，我国宗教工作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特色的宗教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一方面，由于我国宗教获得快速恢复和长足发展，宗教信众和宗教场所数量增加，宗教影响力日益扩大，逐渐成长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而佛教具有天然的世界性和国际性，是众多海外华人的共同信仰，也是联结华人华侨的重要纽带，更已成为体现中华文化软实力的象征;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日益面临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宗教对当下乡村及都市的影响不容忽视，尤其随着全球化，宗教个人主义的兴起，我国都市也或将面临一场所谓的宗教个体化“灵性革命”。另外，“非马克思主义化”、“去意识形态化”、亲有神论等思潮沉渣泛起，国内、国际的严峻形势要求宗教治理水平提升到新高度。

浙江普陀山是享誉海内外的“观音道场”、“海天佛国”，它既有着悠久的宗教文化历史、丰富的人文景观和独特的海岛风景，还有着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佛教管理思想和制度。以舟山普陀山佛教管理工作实践为研究个案，对于加强把握汉传佛教的本质及其发展变化，对于提高汉传佛教教育、管理和服务水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可为如今的中国宗教治理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改革开放以来舟山普陀山佛教管理工作实践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普陀山佛教在党的方针政策引领下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积极建设爱国宗教团体，恢复宗教活动场所等等，重新得到振兴，并逐渐形成一整套比较完善的管理办法，走在全国佛教界的前列。普陀山佛教发展进入“黄金期”，中国特色宗教治理得到不断丰富和完善。

（一）党的指导方针树立治理政策支柱

1977年，宗教工作领域同其他工作一样开始“拨乱反正”。1978年2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部宪法，其中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全面落实宗教政策序幕由此展开。1993年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提出了宗教政策的三句话，即“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2001年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将“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与1993年的三句话并列，形成了宗教工作的四句话。2002年十六大报告完整地表述了四句话，自此形成了宗教政策的四句话。2003年，在中共中央的内部文件中将这四句话中的第三句与第四句次序做了调整，并确立为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这标志着中国特色宗教治理走向成熟。2006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第二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第一次公开谈到中国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2007年，“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被写入党章。2016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更加准确全面阐释和丰富了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内在逻辑和辩证关系，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经过不断实践与探索，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宗教问题的理论体系和方针政策，逐渐走出一条正确处理我国宗教问题的成功之路，这些方针政策为普陀山佛教的恢复与发展树起政策支柱。

（二）加强宗教团体建设引导正向共识

支持宗教团体、爱国组织正常活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各地宗教团体和爱国组织开始陆续恢复活动。1980年，恢复普陀山佛教协会，妙善法师出任会长，统一管理各寺庙佛事、经济、组织、修建、人事等。9月16日，中共舟山地委发文落实宗教政策，为“文化大革命”中造成冤假错案的僧尼平反，发还被查抄财物。1981年，根据国务院《关于汉族地区佛道教寺庙管理办法》，将政府已经批准开放的寺院庵堂，归还佛教协会整修和管理，还未开放寺院，暂交有关部门管理与保护。佛协贯彻“以庙养庙”、“以庙养僧”政策，筹集资金整修寺庵。1982年，普陀山佛教活动渐趋正规，舟山行署发布《关于加强普陀山风景名胜保护管理的通告》，严禁任意辟地建房，整顿乱占土地现象。1983年，普陀山上18处寺庙庵院和名胜古迹正式对外开放，普陀山进入全面复兴时期，一时国内外进香游客骤增。至1992年底，普陀山上佛事活动恢复正常。

重视宗教教育与宗教界人才的培养。宗教教育和宗教界人才培养是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1980年12月，中央统战部批转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关于恢复宗教学院的意见》，其中包括恢复中国佛学院，培养一批爱国爱教的教职人员和研究人员。党和政府在经费、场所及人员编制问题上加大扶持力度，帮助提升宗教界代表人士的影响力，强化他们的桥梁纽带作用。在舟山市政府指導下，普陀山佛协实行“三统一”和“三三制”管理，整合人力、财力和物力，为人才培养提供基础保障，并搭建起完整僧才上升通道，实现普陀山佛教全面转型升级。

进一步夯实共同思想和政治基础。宗教中国化，对党和政府开展宗教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2009年，舟山市委统战部、舟山市民宗局陆续出台《关于加强爱国宗教团体建设的若干指导意见》、《舟山市市级爱国宗教团体及负责人综合评价工作实施意见（试行）》等，不断加强爱国宗教团体的自身建设，对各级爱国宗教团体的思想建设、人才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并在此基础上，近年来建立和完善了宗教界代表人士约谈制度，为宗教中国化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三）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提供操作遵循

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管理水平。1997年12月6日，浙江省率先通过《浙江省宗教事务条例》，走在全国前列。舟山市则针对县区行政执法力量不足的现状，健全和完善了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宗教工作网络和乡镇（街道）、村（社区）两级责任制，市级和县区的民宗部门对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活动的开展情况实行联合行政执法检查，每年4次轮流召开联席会议，每次明确研讨内容，针对性部署工作。在确保县（区）级宗教工作部门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的同时，结合工作实际，采取“一员多岗”的办法，有效延伸了民族宗教（统战）工作在基层的触角，充分发挥了基层干部在民族宗教工作中的延伸作用和信息员、调处员的作用，对维护全市民族宗教领域和谐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搭建和完善宗教团体管理体系。在党和政府指导下，1982年4月，普陀山佛协集体讨论通过《普陀山寺院规章制度》。1992年，制定《普陀山寺庵制度》。各寺庵根据各自情况，相继健全各项规制，如《共住规约》、《财务管理制度》、《消防安全制度》、《殿堂香灯制度》、《卫生管理制度》、《职工管理制度》、《客房服务员制度》、《门岗管理制度》、《食堂餐厅卫生管理制度》、《法物流通处管理制度》、《僧伽培训班制度》、《念佛堂制度》等10余项。1995年3月，增订6项规制，分别是《文书、打印与保密制度》、《接待来访与陪客制度》、《学习、报刊与会议制度》、《费用与开支制度》、《值班与考勤制度》。自2010年起，舟山市委统战部（市民宗局）遵循佛教传统规制，致力于指导普陀山佛教协会进行人、财、物管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先后制定了《普陀山佛教协会章程》、《普陀山佛教协会寺院管理制度》、《普陀山佛教协会关于寺院（单位）财务支出管理的暂行规定》等，基本完成了普陀山佛教协会管理制度体系建设。2014年，开展“制度落实年”活动，通过举办各类制度学习班，帮助全山僧众学习各项规章制度，确保全山运作如法如律、规范有序。

（四）全山管理制度基本完成体系建设

引入行政管理方式，加强班子和教职人员队伍建设。为将爱国宗教团体打造成为引领宗教中国化的重要阵地，党和政府一直致力于加强宗教团体的领导班子建设，将一大批爱国爱教、年富力强的宗教界代表人士安排到领导岗位，鼓励和支持他们探索工作新思路和创新工作方式，加强集体领导、民主决策、规范管理，杜绝一把手个人独断专行而导致的寺院佛教商业化倾向。佛协层面，建立会长会议、常务理事会会议制度，并在理事会上对全体常务理事和副秘书长进行思想政治、道风教风、履职尽责和能力素质等方面的民主测评，将测评结果及时反馈，还建立对佛协领导班子成员约谈制度;全山寺院层面，设立民主管理小组。在普陀山佛教协会全面创新教职人员管理制度，坚持以“主导引领主体”、以“法制完善教制”、以“继承推动创新”、以“规范促进长效”。在普陀山佛教协会换届、届中和寺院负责人考察中引入综合评价体系，用制度培育现代僧团。

全山管理遵循“三统一”原则。改革开放以后，72岁德高望重的妙善法师重返普陀山，在政府和舟山市普陀山管理局的支持下，带领普陀山僧众恢复和建立了普陀山佛教协会，修复寺院，创办普陀山佛教颐养堂、普陀山佛学院、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及创办学术年刊等等。妙善法师创立的以“人事统一调配、经济统一核算、修建统一规划”为主要内容的“三统一”管理模式，逐步形成了“一个法人（佛协）、二级（佛协、寺院）管理、统分结合”的僧团内部管理体制。“三统一”原则进一步完善了普陀山佛教协会的领导体制，几十年来对普陀山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并深获各级政府和各地佛教僧团好评。

探索发展“三三制”管理新模式。2016年，在“三统一”管理制度基础上，引导普陀山佛教协会创新“三三制”僧团发展模式。其管理思路与僧团建设方向，即全山安排一部分僧人用于日常管理、服务大众，一部分僧人用来落实传统的经忏佛事等法务活动，一部分僧人则潜心闭关、参禅、阅藏、念佛等进行深化与发展，形成管理服务、弘法利生、信仰修持三大格局。在“三三制”管理模式中，信仰修持沿袭了传统修学模式，为优秀僧才奠定基础;弘法利生乃僧人修学的实践延伸，也为满足信眾需求;管理服务则是鼓励僧人建设管理寺院，维护道场清净庄严。“三统一”与“三三制”在协助普陀山管委会做好老庵堂腾退和移交工作，推动普陀山从香火兴寺向修持兴教、文化兴教转型，普陀山佛教协会僧团管理、教职人员管理、财务制度管理以及倡导文明敬香等方面均在全省乃至全国具有样板意义。

齐心发力、合理规划，加快全山建设。“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普陀山遭遇严重破坏，百废待兴，寺院、景点均待修复，基础设施条件极差，国家为加快普陀山建设，1979年4月，成立舟山市普陀山管理局，1979年国家拨款，开始修建寺庵。1980年3月，普陀山佛教协会恢复，之后，管理局与佛协共同致力于浩大繁复的寺庵修复、佛像重塑工程以及普陀山的基础设施建设，1982年，普陀山被列为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普陀山的发展进入一个全新时期。1979-2018年，国家和地方兴建道路、码头、水电通信、文化娱乐、宾馆饭店等基础和服务设施等，为普陀山的发展提供物质保障，如今，普陀山上共有宗教活动场所47处，其中普济寺、法雨寺、慧济寺、大乘庵等40余处古刹名庵兴复成为国内丛林模范，常住僧尼约1100名，职工近1000名，年接待游客700万人次左右，重现佛国辉煌。

（五）发挥宗教社会功能实现双向互动

提高僧团整体素质，实现弘法利生。僧团水平极大影响着佛教的未来发展，改革开放后，妙善法师致力于僧伽教育，1985年5月，为提高僧众文化水平，普陀山佛协受浙江省佛教协会委托，在佛顶山惠济寺开班“浙江省僧伽培训班”，学员是来自全省名山寺院执事僧及志愿求学僧众。经妙善法师的多方奔走，1988年2月，普陀山佛学院正式创建，面向全国招生。1990年，开办天台宗研究班，选择普陀山佛学院当中学业优良的预科班毕业学僧，继续培养深造。2003年，国家宗教局同意普陀山佛协以“中国佛学院教育学院”名义筹建新的佛学院，2011年，升格为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是我国汉语系高级佛教院校。

新时期佛教的复兴与转型，佛教居士与普通佛教信众是佛教发展的社会基础与文化动因。改革开放以来，为推动普陀山成为世界佛教圣地、观音文化中心，在党和政府支持下，普陀山定期举办讲经说法活动，举办书画展，开设堂斋让信众体验佛教饮食文化礼仪，深入开展佛教文化研究，指导佛教博物馆编制印刷馆藏文物目录和高仿等工作，成立普陀山海潮音梵呗团，利用网站进行网络弘法和修行，等等。2015年初，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在全国率先开展居士教育。这些教育培训活动为中国佛教界输送了大量信仰纯正、学修兼优的高级僧才。

加强教风建设，维护纯正信仰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普陀山佛教协会坚持以戒为师，以法为依，勤修三学，严格要求佛教教职人员“僧装、素食、独身”，引导僧众威仪端庄、洁身自律、持戒精严，具足僧格、圆满僧格、保持僧格，引导僧众遵纪守法，着力打造政治上可信、作风上民主、工作上高效的领导班子，作风过硬、会风端正的好团体，是非明白、定力深厚、僧德高尚、学养丰沛的新时期僧人。

推行符合佛教教义教规的供养机制，去除商业化氛围也是保持僧团道风清净、信仰纯正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后，妙善法师就提出了“文明三支香”的文明礼佛理念。1995年，全山寺院的蜡烛亭被拆除。1996年，普陀山西方净苑开始推行“文明三支香”活动。2001年7月开始，全山各大寺院禁燃蜡烛和禁止燃点长度超过60厘米、直径超过1厘米的大规格香棒，在全国率先实行“文明敬香”举措。普陀山佛教协会加强制度建设压缩商业化操作空间，严格抵制商业机构介入，普陀山佛协所辖范围之内，除了为信众提供方便的法物流通处，无其他商业项目，没有出现承包上市的做法，也没有旅游机构。

搭建慈善平台，大力构建和谐社会。多年来，普陀山佛协在市委统战部（民宗局）指导下，规范慈善公益经费预算管理，建立慈善公益项目申报制度，加强公益慈善经费使用监督与项目管理等，以“弘揚佛教慈悲济世精神，发扬优良传统，践行人间佛教思想，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宗旨，不断推进普陀山佛教公益慈善活动的制度化、规范化。佛协每年投入大量资金开展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每年安排2500万元善款用于开展扶贫济困、助学助残、医疗救助、五水共治、少数民族村等慈善公益事业。2011年，佛协捐资4.5亿元用于朱家尖大桥复线工程（观音大桥）建设，创下中国宗教界单笔捐款之最。目前正在建设的观音法界所有项目均由普陀山佛协出资，花费几十亿元，在其项目建设、运行管理上都体现了公益性。自2010年来，佛协累计投入社会公益事业捐款超6亿元，相继获“浙江慈善奖·机构奖”、浙江省“慈善工作奖”、“红十博爱功勋奖银奖”等荣誉，为普陀山赢得了极大的感召力和公信度。

（六）和谐共生，致力开展中外文化交流

弘扬“善”文化，增进国际友好交往。改革开放后，作为享誉世界的观音道场，普陀山每年吸引大量海内外信众前来敬拜朝圣，成为世界观音文化的中心，普陀山的国际交流迅速增长。妙善法师在任时期，每年都要组织本山法师到台湾、香港、日本、菲律宾、新加坡、美国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宗教文化交流，还为保护、建设佛教名山引进了大量的资金和人才。如今，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普陀山佛教协会会长、普济禅寺的现任方丈道慈法师，继续致力于推动佛教交流，弘扬观音文化。1994年至今，出访过日本、泰国、新加坡、意大利、罗马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受海外华人佛教徒的尊敬和爱戴。近年来，普陀山佛协更是加强与泰国、缅甸、尼泊尔、印度、斯里兰卡、日本、美国等国家佛教界的交流往来，这些活动不断牢固中外友好往来的“黄金纽带”。

打造交流平台，提升普陀山国际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普陀山佛教致力开展与各省市重点寺院、佛学院和各大学院校以及国际佛教界的交流与合作，交流内容如深化寺院管理、学修实践、僧伽教育、服务社会等方面。国内方面，与华东师范大学、西北大学、浙江海洋大学等高校进行合作，成立“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普陀山教学科研实践基地”，深化与台湾、香港、澳门佛教界的交流与合作，自2010年开始，普陀山佛教协会连续五年成功举办对台佛教交流活动，如“观音文化宝岛行”活动等，旨在加深连接两岸的佛缘民心，服务祖国统一。国外方面，加强与海外华人华侨联系，通过举办禅修游、千人斋宴等活动，积极推动美国、澳大利亚等海外弘法及文化交流居士组织建设。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先后与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日本大谷大学、斯里兰卡凯兰尼亚大学建立合作、交流学习，提升普陀山世界佛教圣地、观音文化中心的地位与影响。

建立国际交流安全机制，抵制宗教渗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第4款明确规定：“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支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自治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等也对宗教合法修行活动给予保护，因此，佛教修行相应地有自己独立的社会活动空间，但是佛教活动也受法律限定，必须遵守国法，自觉抵制一切外来敌对势力的恶意渗透，在1982年19号文件中强调：“我们的方针，就是既要积极开展宗教方面的国际友好往来，又要坚持抵制外国宗教中的一切势力渗透。”“有效抵制宗教渗透关键要把国内的事情办好。”199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为我国宗教顺利开展友好交往提供法律准绳，《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宗教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实施办法》、《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办法》、《宗教活动场所年度检查办法》、《宗教事务条例》等等一系列国家宗教法律法规都对佛教修行活动进行了全面的规定，如“非宗教活动场所不得组织、举行宗教活动”。改革开放以来，舟山佛教界爱国爱教，持戒修善，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拥护党的领导，政治认同度高，逐渐形成一整套比较完善的管理办法，充分发挥佛教的社会教化功能，真正保证佛教丛林六合清净、法轮常转。

二、新时期加强和改进舟山普陀山佛教管理的思考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宗教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宗教治理，指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政府主导，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遵循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思想引领，吸纳信教与不信教公民个人和社会组织多方面主体良性互动参与，对涉及宗教的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从之前“宗教事务管理”到现在提出“宗教治理”，经历了价值、理念、政策、体制、手段、方法等多层次的转变，宗教治理更强调价值引领、双向互动和法治精神，预示着我们党和政府在决策、执行过程中的全新变革。

（一）中国特色佛教管理：引导汉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然选择

社会系统随着社会发展始终处于一个不断调整、适应和变革的状态。当今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加之受全球化影响，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不时有宗教问题引发社会矛盾，宗教治理不断面临新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普陀山佛教经历过从“香火兴寺”到“文化兴寺”的阶段，经受住受商业化影响降低信仰感召力的危机。近年来，舟山地区乃至全国信仰佛教信众人数呈上升趋势，当前在寺庙中接受皈依的信众数量逐年增多，不分年龄、地域、文化，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热衷于从佛教文化中获得所需的精神慰藉、信仰支柱，出现“多元化”、“广泛化”趋势。与以往相比，中国佛教徒在宗教信仰上体现出较世俗化特点、重仪式轻教义的现象也在逐渐发生变化。也表明中国佛教复兴运动进入黄金期。“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不断引导汉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也是在当前暴力恐怖组织、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分子愈加猖獗的国际环境下，保证汉传佛教永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当代中国佛教信仰自觉：重构身份认同，参与社会主义改革的时代使命

汉传佛教僧尼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他们同样肩负着参与社会主义改革的时代使命，“菩萨公民”不仅是僧人的身份表征，也是僧人社会互动的路径，对佛教僧人身份的考察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当代佛教的信仰自觉。近代中国时局震动，原有制度体系土崩瓦解，社会失序，信仰真空，封建王朝覆灭，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个体身份认同的迷茫。当代中国佛教在面临特殊历史情境下开始重新社会定位和功能转型，佛教僧尼们开始重新寻求新的身份，逐渐完成了由“僧伽”到“公民”身份认同的重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国国籍的取得采用血统主义为主、出生地为辅的混合主义原则，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必然是国家公民，只要是国家公民，就能享受公民权利和承担公民义务。当前，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既为推动佛教徒再群体化提供契机，也迎来挑战，社会转型意味着现代化的过程，对于中国佛教各个佛教群体而言，则意味着制度化和社会化程度的普遍提高，服务社会，用超越制度的方式，真正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群体，这是中国佛教迈步走向统一教团应当思考的问题。

（三）中国佛教：体现中国与周边国家建设命运共同体的和谐共生外交观

中国和谐共生外交观的主轴是与周边国家建设命运共同体，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哈萨克斯坦、东盟国家时，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这是党中央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夢的重大战略构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代表了海内外华人的共同愿景与福祉，是引领当代中国佛教信仰走向的风向标。当代中国佛教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同凝成中国软实力，当代佛教信仰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不断满足人民的佛教信仰需求，培养高度的佛教信仰自觉和自信，积极促进中华民族大团结，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传播中国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佛教的认同与接受，努力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形象。当代中国汉传佛教作为印度大乘佛教的活化石，它能够激活中国与周边国家友好往来的黄金记忆，也是联系东南亚和东北亚人民友好交往的桥梁，中国佛教界肩负着促进中外友好交流民间大使的社会责任，“讲述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世界对中国多一分理解、多一分支持，”成为当代中国佛教走出去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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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晓婷

作者：吴似真

文化出版改革管理论文 篇3：

新公共管理主义视野下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与挑战

摘 要： 新公共管理主义思潮对高等教育的转型有着多种启示价值，并引发了高等教育的新转向。新公共管理主义理论下的高等教育改革有三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关注市场，追求效率，认为高等教育不仅要扩大规模、更要注重质量管理；二是通过体制重组，重新设计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强调充分的赋权，以发挥最大的潜能，从而达到最佳的绩效；三是通过绩效对高等教育机构施加影响，以改善高校的办学质量。虽然新公共管理主义理论对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影响，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它带来的问题与挑战。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主义；高等教育；质量管理

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们普遍认为，高等教育中的新管理主义浪潮的流行趋势不可逆转。近年很多国家在高等教育改革中，往往将私营机构的管理方式和背后的理论引入到高等教育管理中，使得高等教育机构的运作发生重要变化。这种现象被冠以新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NPM，New Public Management）。[1]

在新管理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着重于经济和效率、成本抑制和分散化管理。后期则引入市场概念，着重于质量的持续改善，以及注意到使用者的期望，这就是现称的“新公共管理主义”。之所以引发新管理主义的变革，主要是原有的公共部门的规模与能力受到质疑。有学者指出，大而无当的公共部门消耗了原已稀少的资源。[2]因此，新公共管理主义学者们提出，应该引进企业的管理方法与市场的竞争机制，例如由中立机构来提供各种服务与劳务，代理公共部门的部分功能，改善原有的公共管理部门的缺乏效率、浪费资源的情况。新公共管理主义理论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效法私立机构，特别是企业的管理方式；二是运用一些手段，将官僚、权威式的作风转化为有效率的、顾客导向的新管理典范。新公共管理主义思潮对高等教育的转型有着多种启示价值，并引发了高等教育的新转向。

一、关注市场，追求效率的高等教育改革

进入21世纪，全球市场已然不是传统大工业生产时期的市场概念，它更强调的是高科技、信息技术、产业创新，因此它更关注高校能否培养创新性人才。“通过教育投资，可以造就人才，而人才质量是推动科技发展的重要保障。”[3]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国家为了要应对市场化的浪潮，提高科技发展的水平，都在不断改革高等教育。

在关注市场需求的同时，新管理主义者发现，20世纪60至90年代时期的高校扩张带来了问题。20世纪60年代，一些欧美国家受到福利国家政策和民主思潮的影响，为满足教育机会均等的社会需求，纷纷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很多非大学部门（如美国的社区学院、法国的技术学院）纷纷涌现，以吸纳迅速增长的本科生数量。如1980年，韩国、新加坡、泰国、瑞典、美国等的高等教育在学率分别为15%、8%、15%、31%、56%，到了1997年，则各飞速提升为68%、43%、22%、55%、81%。[4] 我们再以OECD国家的入学指数为例，2007年的统计数据表明，绝大多数的OECD国家其高等教育入学指数都在65%以上。

虽然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有其必然性与重要意义，但近年来，出于对效率和效能的关注，以及对全面、复合型人才的重视，新公共管理主义者们纷纷对高等教育机构之课程狭窄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学者们认为，为提升高等教育机构的办学质量，改善高等教育的品质，强化资源的有效运用，引入中立的私营机构，以追求效率的管理方式理应成为各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特别是一味追求规模的扩大效应并未带来高等教育质量效益的提升，相反，学术竞争力、师资质量反而有所下降。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新公共管理主义学者们就提出了不仅要扩大规模、更要注重质量的管理思路。例如，2000年后，中国香港在市场化的影响下，开始思考如何培养“具备创新思维、灵活应变、善于沟通和精于分析判断的通才，以及各方面的专才，在竞争激烈的经济环境下，维持国际金融、经济和贸易中心的地位，并进一步发展成为世界级的大都会”[6]。

同时，新公共管理主义学者对市场化也作了重新的解读与思考。他们主张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教育机构尝试将其学术产品，推广至企业与商业领域。这被称为“由内而外的市场化”过程（marketisation inside-out）。二是按照企业管理的原则与方法对教育机构进行重组，此被视为“由外而内的市场化”过程（marketisation outside-in）。[7] 新公共管理主义学者认为新的市场化会给高等教育带来诸多优势(如表2所示)。

目前高等教育市场化所强调的是，高等教育主要应由市场来调控，开放市场与自由竞争。“市场化”的高等教育改革，所强调的重点是教育权威下放，教育系统向下授权，加强机构自主和学校本位的行政和管理，加强家长的选择和社会的参与。

二、充分赋权，追求自主的高等教育改革

新公共管理主义者主张通过体制重组，重新设计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使科层体制的组织更为扁平化，并且强调充分的赋权，以发挥个体的最大潜能，从而达到最佳的绩效。新公共管理主义者特别重视大学的自主性，认为大学的思想应该是活的思想，创生的思想，开放的思想。“大学不能遗世独立，但却应该有它的独立性与自主；大学不能外在于人群，但却不能随外界风向或社会风尚而盲转、乱转。大学应该是风向的定针，有所守，有所执著，以烛照社会之方向。”[9]我们同样也可以从传统管理主义与新公共管理主义的比较中发现后者对自主的追求。

事实上，早在公元前4世纪时，古希腊就已开始宣扬教育的自由精神。它强调，“不为其他目的，只为知识本身的知识”，认为这是最高贵的知识。高等教育的建立，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探索这种“纯理论”的知识，在追寻真理的过程中，使人成为自由人。从大学的校训中，我们可以看出赋权与自主是很多高校追求的目标。例如，哈佛大学的校训：“吾爱柏拉图，吾爱亚里士多德，吾更爱真理。”

新公共管理主义者认为，高等教育不仅要传递特定的知识内容，更要发展学生运思的品质：筛选和提取有用的信息；超越偏见与迷信；批判和独立的思考。这就需要充分的赋权，从而激发学生的自主自由精神。“自由教育的精髓在于使学生具有正确的态度，熟知思考的方法，具有应用信息的能力，而不是记住一些事实，不管这些事实多么有价值。”[1２]缺乏自主与赋权精神的大学，其学生往往也少有独立的思考意识，少有自我明辨的勇气与意志力，往往听从于外在的约束与摆布。例如，2006年，一项对葡萄牙高校教师的调研发现，大部分教师认为所在大学的自主权很缺乏、管理中人力资源的缺乏、官僚作风等是造成高校决策过程无效的主要障碍。

三、讲求绩效、追求卓越的高等教育改革

讲求绩效是新公共管理主义者非常重视的又一项重要内容。早在1997年，OECD就出版了《追求成果绩效管理之作法》（In search of results：Performance and management practice）报告，探讨各国推动绩效管理之经验。可见，无论是行政机构还是私人企业，均将提升行政效率，做好绩效管理，列为首要改革目标。作为教育机构的大学，为了实现教育目标，提升效能，落实绩效责任也成为各国教育改革的重要课题。“追求卓越、提高绩效也成为当代教育思潮之焦点。”[13]

近来，在欧美各国，已将绩效管理列为教育改革的方向。例如，美国在《教育责任绩效法》（Education Accountability Act）中明确规定，通过实施绩效责任，要求高校坚守高的学业标准，确保本科生获得高质量的教育。[14]2006年，美国教育部进一步公布了“2007 年绩效计划”（2007 Program Performance Plan），主张以改善高校学生的成就为目标。以弗吉尼亚州为例，研究发现，某些两年制学院的绩效甚至高于学术型的大学。

与美国相似，很多欧洲国家，如法国、英国、荷兰、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等都采取了绩效责任模式。例如，英国1997年公布教育白皮书《卓越学校》（Excellence in Schools），强调教育成就对国家经济发展之重要。[16] 很多国家通过绩效对高等教育机构施加影响，以改善高校的办学质量。绩效责任要求通过建构一系列科学、客观、公正的评价指标，对高等学校进行评估，根据高校不同表现予以拨款和奖励，目的在于提高高等教育的效能。绩效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教学的效能和学习的效果。当绩效机制合理化时，能够对教职工和院系层级形成全面影响。

四、新公共管理主义理论视野下高等教育改革的问题与挑战

新公共管理主义的理论与思潮影响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与进程，特别是增强了高校的绩效，赋权增能，从而提升了竞争力与办学质量。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新公共管理主义在改革高校的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与挑战。

一方面，过度追求市场化，以用人单位的需求作为高校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学改革的重要目标，这虽然增强了高校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学本应具有的传承性与经典性。“当大学的‘客户’要求高校必须让他们更受就业市场的欢迎时，或要求大学的课程更为实践取向时，满足学生的需要可能就是件坏事。”[17]市场经济的呼声不断挑战大学的“围墙”，将大学变成职业养成所，而非“研究高深学问之所”。布鲁贝克曾提出“大学是否应落后于社会”这一命题，认为大学应当审慎地面对社会的变革，而不应随波逐流。 耶鲁大学就是一所坚守“保守”品性的大学。每当耶鲁出现改革激流时，都会出现保守的呼声。耶鲁的校长们通常都会呼吁学校要放缓脚步，消化和思考已有的变化，以其保守的品性营造出独具特色的大学。相比之下，我们国内有少数的大学和学院热衷于所谓的改革，社会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市场要什么，大学就提供什么，从而将大学变成各类“职业养成所”，大学不知不觉地被社会化、市场化了。

另一方面，追求绩效虽能提升高校的办学质量与效益，改变高校行政手续繁杂、办事效率不高的现象，但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特别是绩效评估的指标往往依赖于外部标准，从而与高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所相违。近年，在知识经济、市场化的浪潮下，大学获得了空前的重视与发展，很多重点院校都在构想世界一流大学的蓝图。在大学繁荣的背后，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在追求创新的过程中，人们对大学应有的“保守”品性与精神世界有所淡忘。当高校只醉心于成为科学技术应用的孵化器时；当高校只追求成为专利技术的设计坊时；当高校只迷恋于扩张、做“大”做“强”，加速规模化效益时；当高校只看重知识的传授、技能的教学，以将学生更好地“推销”到就业市场时，大学已然离它真正的精神世界越来越远。“商业化动作方式最大的影响或许是其对大学内部变革的影响，某些学科领域备受重视，而矮化其他学科领域。此种情形是如此地严重，甚至形成了学院资本主义（academic capitalism）。”[18] 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与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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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姜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