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类图书出版管理论文

杜恩龙，曾任河北美术出版社审读校对室主任、编审。现任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出版研究所副所长、教授。我们对劣书、伪书、注水书的出版数量进行压缩，并不是简单地对图书品种做“减法”，而是为长效图书、经典传世之书的出版扫清道路，净化出版物市场。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新闻类图书出版管理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新闻类图书出版管理论文 篇1：

十八大举行第三场记者招待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已形成等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2012年11月11日下午，十八大新闻中心在梅地亚中心举行第三场记者招待会。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孙志军，文化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赵少华，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田进，新闻出版总署党组书记、副署长蒋建国向中外媒体介绍文化体制改革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情况，并回答了记者提问。在回答记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的“特色”体现在哪里时，孙志军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这是一条先进文化的发展道路。着重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是一条科学发展之路。把文化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格局当中通盘考虑，同时把科学发展观的理念融入文化建设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这是一条强魂健体、强基固本之路。不仅注重文化之“魂”，体现内在价值，更注重这个“魂”如何传播到广大的受众当中，传播的路径、方式、载体需要有机统一起来。——这是一条以人为本之路。就是坚持“二为”方向，坚持“双百”方针，坚持“三贴近”的原则，发展依靠人民群众，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一条改革创新之路。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改革创新，与时俱进，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使我们的文化能够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这条道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顺应时代发展要求，体现文化建设发展规律，同时也引领文化的繁荣和惠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闻出版总署邀请新闻出版界十八大代表在京座谈，柳斌杰强调

当前中心任务是学习宣传贯彻好十八大精神

2012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后，新闻出版总署第一时间邀请出席党的十八大的部分新闻出版界代表到总署机关座谈。座谈会上，代表们就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柳斌杰强调，要把十八大对新闻出版业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落到实处，新闻出版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要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落实好党的十八大精神。这是当前新闻出版业的中心任务，出版界要迅速出版发行十八大有关出版物，以实际行动推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及时贯彻会议精神。新闻媒体要通过多种形式，进一步阐释大会精神。

新闻出版总署传达学习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一中全会精神，蒋建国要求

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党的十八大精神上来

2012年11月16日上午，在新闻出版总署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扩大）会议上，中共中央委员、新闻出版总署党组书记、副署长蒋建国要求，总署各部门各单位及新闻出版系统广大党员干部，要按照中央要求，把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八大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上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更加扎实的工作措施，进一步深化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不断开创新闻出版工作新局面，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新闻出版界别青联委员学习十八大精神

2012年11月24日下午，50多名全国青联、中直机关青联和中央国家机关青联新闻出版界别委员齐聚新闻出版总署，举行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报告会。新闻出版总署党组书记、副署长蒋建国出席报告会并作辅导报告。报告会上，蒋建国还向青联委员们介绍了新闻出版总署的主要职能和党的十六大以来新闻出版改革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并围绕如何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与大家进行了交流座谈。报告会开始前，青联委员们还参观了中国出版史展览和“扫黄打非”成果展。

新闻出版系统五单位主办党的十八大精神报告会

2012年11月27日下午，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培训中心、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公司、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公司联合主办的党的十八大精神报告会在北京印刷学院礼堂举行。新闻出版总署党组书记、副署长蒋建国出席报告会并作报告。报告会上，蒋建国首先介绍了党的十八大召开的重要意义，并从大会主题、主要成果和历史性贡献，十年的基本总结和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指导意义、实践要求，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等三个方面，对党的十八大精神进行了深入解读。来自新闻出版系统的1 200多人参加了报告会。

新闻出版总署党组召开会议落实中央通知精神，柳斌杰强调

把学习宣传贯彻十八大精神引向深入

2012年11月28日，新闻出版总署党组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落实中央《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通知》的具体措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柳斌杰强调，新闻出版系统要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紧密联系工作实际，进一步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引向深入，更好地用党的十八大精神指导新闻出版实践，推动新闻出版工作开创新局面。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中共新闻出版总署党组关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意见》，向新闻出版全系统下发。

中共新闻出版总署党组印发《关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意见》，要求全系统

用十八大精神指导和推动新闻出版工作

为把全国新闻出版系统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的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大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中共新闻出版总署党组近日印发《关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意见》，要求全系统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大精神，着重把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部署；精心组织各类出版宣传活动，努力营造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浓厚氛围；紧密联系实际，坚持用党的十八大精神指导和推动新闻出版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将改进新闻报道列入规定之中

中共中央政治局2012年12月4日召开会议，审议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一致同意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规定要求，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要改进调查研究，到基层调研要深入了解真实情况，总结经验、研究问题、解决困难、指导工作，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多同群众座谈，多同干部谈心，多商量讨论，多解剖典型，多到困难和矛盾集中、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切忌走过场、搞形式主义；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不张贴悬挂标语横幅，不安排群众迎送，不铺设迎宾地毯，不摆放花草，不安排宴请。要精简会议活动，切实改进会风，严格控制以中央名义召开的各类全国性会议和举行的重大活动，不开泛泛部署工作和提要求的会，未经中央批准一律不出席各类剪彩、奠基活动和庆祝会、纪念会、表彰会、博览会、研讨会及各类论坛；提高会议实效，开短会、讲短话，力戒空话、套话。要精简文件简报，切实改进文风，没有实质内容、可发可不发的文件、简报一律不发。要规范出访活动，从外交工作大局需要出发合理安排出访活动，严格控制出访随行人员，严格按照规定乘坐交通工具，一般不安排中资机构、华侨华人、留学生代表等到机场迎送。要改进警卫工作，坚持有利于联系群众的原则，减少交通管制，一般情况下不得封路、不清场闭馆。要改进新闻报道，中央政治局同志出席会议和活动应根据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决定是否报道，进一步压缩报道的数量、字数、时长。要严格文稿发表，除中央统一安排外，个人不公开出版著作、讲话单行本，不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字。要厉行勤俭节约，严格遵守廉洁从政有关规定，严格执行住房、车辆配备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

柳斌杰在新闻出版总署直属机关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辅导报告会上指出

增强三个自信 建设文化强国

2012年12月6日，新闻出版总署直属机关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辅导报告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柳斌杰作专题辅导报告。总署党组书记、副署长蒋建国主持报告会。

柳斌杰指出，前一段时间，新闻出版系统在学习宣传党的十八大精神方面行动快、力度大，贯彻上力求实效，取得很好成绩。下一阶段，要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大精神实质，结合行业实际，努力把党的十八大精神贯彻到明年工作中，切实把学习贯彻活动不断引向深入。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首先要增强三个自信，坚定前进方向。党的十八大要求全党胸怀理想，坚定信念，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要凝聚十项共识，统一思想行动。新闻出版系统要从六个方面发力，为推动文化强国建设作出新的贡献。来自新闻出版总署直属机关的800多位党员现场聆听了辅导报告。

柳斌杰在全国新闻出版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加快推进新闻出版强国建设

2013年1月4日，全国新闻出版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柳斌杰署长在报告中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进一步坚定建设新闻出版强国的前进方向。新闻出版全行业要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大的精神实质，切实把握建设文化强国的新要求，自觉担当建设新闻出版强国的历史责任。

会议回顾总结了2012年以及十六大以来新闻出版工作的成绩。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十年，新闻出版软实力大幅提升，硬实力实现跨越：新闻出版体制机制越来越有活力，产品越来越丰富，产业不断壮大，公共服务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传播能力空前提升。新闻出版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贡献越来越重要。会议强调，要珍视新闻出版业在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并长期坚持。

2013年是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为了在新闻出版强国建设上取得新进展，大会对2013年的新闻出版工作进行了研究部署：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筑牢文化之魂；深化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激发文化活力；推动新闻出版业跨越式发展，增强文化实力；推进新闻出版惠民工程，改善文化民生；构建现代新闻出版传播体系，扩大文化影响；创新新闻出版行政管理，维护文化安全。会议同时要求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为建设新闻出版强国提供根本保证。

编辑与出版

刘奇葆在中央新闻单位调研时强调

带头改文风 提高传播影响力

2012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中央新闻单位调研时强调，新闻战线要按照党的十八大要求，一定要下决心改进文风，以好的文风不断深化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推动各类媒体传播力影响力的提高。

调研中，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认真学习了中央政治局改进作风的八项规定中关于对新闻报道、改进文风的要求，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批示精神。刘奇葆指出，新闻战线担负着宣传党的主张、通达社情民意的重要职责，一定要深刻领会、坚决贯彻中央精神，把改进文风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高度重视，立即部署，大力推进。要从新闻报道、评论言论和文字风格、文章标题、版面编排等方面进行总体研究、全面改进，提倡“短实新”，反对“假长空”，切实做到言之有理、言之有物、言之有情，富有吸引力感染力。要牢记新闻媒体的职责使命，通过改进文风更好地把握正确导向、巩固主流思想舆论。

全国新闻出版信息化工作会议召开，柳斌杰指出

用十八大精神指导推进信息化工作

2012年12月12日，为期一天的全国新闻出版信息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柳斌杰出席会议，并作了题为《以十八大精神为指导 努力推进新闻出版信息化》的报告。

柳斌杰在讲话中强调，要实现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的改革发展目标，必须将信息化作为覆盖新闻出版行业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新闻出版总署专门制定出台了《新闻出版信息化“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新闻出版信息化“十二五”时期发展的总体目标。下一步要进一步明确工作任务、各自责任，总体布局、统筹规划，重点做好五方面工作：一是理清发展思路，科学规划信息化工作的任务与目标；二是加快电子政务发展，提高行政服务的水平与能力；三是抓好重大工程建设，迅速提升行业信息化整体实力；四是提升行业标准化水平，确保生产规范与高效；五是加强组织领导，完善保障措施，强化信息安全，加快科技创新，加强交流合作，全面开创新闻出版信息化工作的新局面。

《中国出版家》编辑出版工作全面启动

为总结前人的宝贵经验，继承和发扬优秀出版人优良传统，促进当代出版业的繁荣发展，新闻出版总署特组织编辑出版《中国出版家》。2012年10月24日，《中国出版家》编委会第一次会议在新闻出版总署召开，这标志着《中国出版家》编辑出版工作全面启动。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任编辑委员会主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和人民出版社原副总编辑吴道弘任副主任，委员由有关方面的专家和部门负责人组成。

针对即将开始的《中国出版家》编辑出版工作，柳斌杰强调，要建立一个权威的编辑委员会，邀请一批业内公认的出版史专家担任委员；要不断完善编辑出版方案；要把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确保编辑出版工作的顺利进行。要开放式地从中国出版业涌现的一大批出版人物中选择名家、大家；要用生动、形象、深刻的文字反映出出版大家的出版思想、出版理论、出版实践、出版贡献。会上还就编辑出版的组织机构、编撰原则及规模、经费保障以及前期准备工作进行了说明。

《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将呈报国务院

2012年10月30日，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在京举办《著作权法》修订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会议回顾了《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工作启动以来所取得的初步成果，并就即将呈报给国务院的修改草案第三稿进行了讨论。这标志着国家版权局对《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工作已近尾声，为下一步国务院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和完善修订草案奠定了良好基础。

新闻出版总署召开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座谈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总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通知》精神，认真做好《通知》的宣传推广和落实工作，2012年10月31日，新闻出版总署召开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座谈会。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会上表示，近期新闻出版总署将从八个方面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一是坚决落实好《通知》精神，用行政措施推动学术著作出版规范；二是提倡大社名社率先抓好学术著作出版规范；三是通过重要出版社发出《倡议书》，努力营造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良好社会氛围；四是尽快制定国家标准，提升学术出版规范；五是通过中国出版政府奖评奖、国家级优秀图书推荐、国家重大出版项目和国家出版基金申报与验收，以及出版单位年检、等级评估等工作，引导学术著作出版规范；六是抓好专业培训，普及学术著作出版规范；七是引导学术研究的社会风气，营造良好的学术出版环境；八是积极发挥新闻媒体的重要作用，宣传好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重大意义，让更多的人关注学术著作的出版规范，推动文化繁荣发展。

新闻出版总署遴选行业第三批领军人才

全国新闻出版行业第三批领军人才遴选工作会议2012年10月31日在京举行。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孙寿山在会议上指出，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遴选，要坚持把品德、能力和业绩作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做到科学评价人才；要坚持正确导向，坚持服务行业，高端引领，遴选出一批政治强、业务精、水平高的领军人才，在行业人才工作中更好地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评委会将通过严谨、客观、公平、公正的评议和无记名投票，产生遴选结果。经过公示等程序，新闻出版总署将正式公布“全国新闻出版行业第三批领军人才”名单。此前，新闻出版总署已在全行业遴选出541位领军人才。

大型出版网站自我约束机制试点工作启动

为更好地开展党的十八大主题的网络出版活动，2012年11月3日，新闻出版总署科技与数字出版司召开大型出版网站自我约束机制试点动员部署会，选择了在规模、业务、社会影响等方面具有代表性的10家网站作为先期试点，引导网站建立健全网络出版活动自我约束机制，并形成以下四方面制度：建立健全网络出版物先审后发的管理制度，实行大型出版网站自我约束机制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健全大型出版网站自我约束机制岗位责任制度，建立健全大型出版网站自我约束机制绩效评估制度。

20种图书获选2012年度“中国最美的书”

2012年11月19日，2012年度“中国最美的书”在上海揭晓，20种图书荣获本年度“中国最美的书”称号，明年春天将代表中国赴德国莱比锡参评2013年度“世界最美的书”称号。本届评选共收到来自全国124家出版单位的参评图书274种、396册，内容涵盖文学、艺术、科技、教育、历史、生活、儿童读物等方面。从具体获奖作品来看，学术类、工具类图书的设计有了可喜的突破，成为今年获奖图书的一个亮点。此外，简约、流畅、轻盈，注重回归图书的本体功能，已成为中国出版界和书籍设计界的共识。

京沪港三联合资成立三联国际公司

作为贯彻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精神的重要举措，京沪港三地三联书店合资成立三联时空国际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联国际公司）。2012年11月29日，公司揭牌仪式在京举行。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揭牌仪式上讲话，指出三联国际公司的成立，是京沪港三家三联书店凝聚力量、整合资源，在全球图书市场打造三联品牌，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举措，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实际行动，对扩大三联品牌知名度、多出精品出版物、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中美首次召开网络版权执法研讨会

由国家版权局和美国专利商标局联合主办的中美网络版权执法研讨会2012年12月4日在北京开幕。这是中美两国首次在网络版权执法合作及研究方面举办的国际性研讨会。双方围绕中美数字环境下版权侵权的主要类型及相关法律法规、网络执法的合作与协调、版权保护执法实践、权利人怎样与执法机关合作等议题进行了探讨。

第七届中国期刊创新年会在京举行

2012年12月6日，由中国期刊协会、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和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联合主办，出版发行研究杂志社承办的第七届中国期刊创新年会在京举行。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出席并讲话，他对今后期刊业的创新发展提出四点要求：一是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期刊业的重大理论课题；二是要推动期刊和经济的融合，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信息；三是要推动期刊与科研的结合，使期刊成为科研的重要载体；四是要推动期刊与社会的结合，为人民群众更好地追求美好生活提供精神食粮。

来自全国各地期刊出版单位的代表和有关专家学者结合各自经验体会，围绕“期刊转制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主题，就期刊社及期刊编辑部如何转企改制，如何整合资源，如何实现集群化、集团化发展，如何利用新媒体新技术及数字出版平台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汉语大词典》启动“大修”工程

作为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汉语工具书，《汉语大词典》将启动“大修”工程，并力争在2015年出版第二版第一册，预计2020年完成全书25册、约6 000万字的编纂出版工作。2012年12月10日，《汉语大词典》（第二版）编纂出版启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建敏，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副署长邬书林，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委主任李卫红，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振武等出席会议并讲话。

《汉语大词典》（第二版）主编华建敏强调，编纂修订《汉语大词典》是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举措。《汉语大词典》很有必要建立定期修订机制，及时反映新事物、新词汇，使《汉语大词典》不断以新的面貌，更好地承担继承和传播中华文化的重任。《汉语大词典》（第二版）工委会主任柳斌杰针对《汉语大词典》（第二版）的编纂出版工作强调，要与时俱进，展现时代风貌；要科学严谨，锤炼文化精品；要创新技术，提升传播能力；要依靠人才，培养编辑队伍；要精心组织，落实保障措施。

2012年度新闻出版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工作会议举行

2012年度新闻专业、出版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工作会议12月10日至11日在京举行，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新闻与出版专业高级职称评委会主任柳斌杰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做好包括高级职称评审在内的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有力人才支撑。本次新闻专业参评人员79名，出版专业参评人员139名，评审结果将于近期向社会公示。

MPR出版物国家标准应用推广工作试点启动

2012年12月13日，MPR出版物国家标准应用推广工作三省试点启动仪式在广东珠海举行。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孙寿山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陕西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为首批试点单位，这也意味着我国新闻出版行业制定的第一个含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出版物标准正式启动试点应用。

MPR出版物国家标准于2011年12月发布，2012年3月1日实施，目前已经申报国际标准并获得立项。孙寿山充分肯定了MPR标准的意义。他指出，MPR标准是推动出版产业转型升级、调整产业结构、建立新业态标准、催生新形态文化产品的动力，还是推动中国出版业在标准战略高度上实现走出去的动力。基于MPR标准的ISDL国际标准已经立项，如能率先采用该标准，推出在不同内容资源之间进行关联的新形态的出版产品，我国新闻出版业将占据先机，第一次从标准的高度在国际出版业发展进程中占据一席之地，占据国际竞争制高点。总署已经得到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一步将采取具体举措，共同推进MPR标准的推广应用工作。

新闻类图书出版管理论文 篇2：

经典,永不过时——给图书品种做“减法”

杜恩龙，曾任河北美术出版社审读校对室主任、编审。现任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出版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我们对劣书、伪书、注水书的出版数量进行压缩，并不是简单地对图书品种做“减法”，而是为长效图书、经典传世之书的出版扫清道路，净化出版物市场。

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初步统计，2011年新闻出版行业总产出超过1.5万亿元，年出版的图书超过30万种，品种和总印数居世界第一。可以说，人们已经基本满足精神上的“温饱”，开始进入“小康”。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这些辉煌数字的背后，隐藏着中国出版不可回避的结构性问题及发展的深层瓶颈。就图书品种而言，迅速扩张的出版数量，其中教育教辅、跟风出版的图书占据较大份额，图书种类存在显著的结构性问题。这一问题应引起我国出版社的重视，对现今的图书品种进行改革，以适应图书的大繁荣。

图书品种高增长背后的隐患

我国图书自1978年以来出现了飞速发展，图书总品种从1.45万种发展到2010年的32.8万种。我国的出版总量已是世界第一，但我国还不是世界出版强国，图书品种总量增长的背后问题丛生。

首先，与英美相比，我国的图书国际认可度低、出口量小。我国图书出口额2010年是2.04亿元人民币，而英国2010年出版出口额是168.7亿元人民币，是我国的82.7倍。2010年我国人均年购书5.3册，其中包括图书馆大量购书和农家书屋大量配书，如果扣除这些因素，人均购书量将下降很多。而日本人均购书册数2000年为11.32册，英国2002年人均购书册数30.4册，俄罗斯2001年人均购书15.57册，人均购书都远远高于我国［1］。

其次，图书品种增长导致图书库存大幅度提升，但大部分是不合理库存。1978年库存4.32亿元，2010年达到737.80亿元，是1978年的171倍。有统计数据以来，仅有1994年、2009年有小幅下降，其他年份全是增长，平均年增长率接近18%。在大幅提升的库存数量中，有接近一半是不合理库存。2010年库存737.80亿元，实际销售只有537.90亿元，库存超过实际销售额137.92亿元。这个数字也是有问题的，中小学教材教辅销售是一大项，但是中小学教材教辅没有库存，一般图书的库存额恐怕是销售额的两倍以上。一般来说，库存在年销售额的1/3比较正常，照此推算，我国合理的图书库存应该在378.32亿元，也就是说，我国有359.48亿元是不合理库存，相当于年库存总量。这些库存只有两个出路，特价处理或者纸浆化，这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再次，随着出版总量一路创新高，单品种印数却大幅度下降，经典图书缺少。1978年平均印数25万册，1990年平均印数70253册，2010年平均印数为21837册，2010年平均印数仅相当于1990年平均印数的31.1%。而30年间，我国的图书品种总数却增长了2162%。实际上，一般图书大多印刷2000册左右才仅仅保本，如再版、重印才能挣钱。但如今动辄20万以上印数的图书却很少出现，而且图书重印率偏低。据数据显示，1978~2010年，全国累计出版图书403.29万余种，其中新版图书242.64万种，占60.16％，图书重印率为39.83％。这就意味着30年间有160.7万种图书没有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成了短命鬼。

最后，图书差错较多，无错不成书。出版社一味追求图书数量，编辑策划出版的图书品种大幅增加，没有时间精耕细作。周奇先生曾在《新闻出版报》发文指出：“在20世纪，一个编辑一年一般编发3种书稿，不超过100万字，因而有精力精心设计和认真加工。如今不少编辑一年要编发十几种书稿、上千万字，而且背负着‘创利指标’的沉重负担，根本没有精力审读加工，导致审读加工粗放，甚至不加工就发排。”如此出版的图书质量堪忧。

由于图书品种过多，其中不乏劣书、伪书、注水书等，导致烂书在市场上大行其道，而好书却“藏在深闺人未识”，出现“劣币逐良币”的情况。于是，一方面，很多人认为书太多了；另一方面，很多人感到无书可读。其实这两个问题并不矛盾，前者是说书的绝对数量太多，后者是说好书太少。这说明我国的图书出版存在问题，患了“虚胖症”，需要消肿。那如何消肿呢？笔者认为，首先要减少图书出版品种，对图书市场做“减法”。这只是治标，治本之举是减少烂书出版，多出版经典传世之书。

出版社要走特色出版之路

毋庸置疑，减少出版品种对谁都有利。英国出版商风行的“不要出20本书，每本书只卖2000册，而要出3本书，每本至少卖30000册”的出版原则值得借鉴［2］。减少图书出版品种，不是减少好书出版，而是减少烂书出版，这二者是并行不悖的。对于出版社来说，关键就是走特色出版之路。

1. 形成出版特色首先要解决出版定位问题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出版社按行业、地域划分，定位雷同。如全国的美术出版社都是以出版国画、油画、素描、速写、美术教材为主，在艺术出版种类方面全面开花，没有进行更细的市场定位，结果是哪一方面也无法做精，无法形成特色。出版社应重新审视自己的出版品种和销售情况，确立自己的特色定位。其实，市场上还有不少出版盲点。比如现在没有一家出版社专门为老年人服务，有实力的出版社可以专门为老年人出版大字本图书。社会上也有很多人天生就是弱视者，他们也需要大字本图书。古代线装书大都是字大如枣，古代读书人虽然没有借助眼镜，照样能够看清字迹，这是他们的福分和雅致。如今印刷条件发达，读者更应该有享受这种雅致的权力，特别是经典名著采用大字本方式出版，可以独树一帜。

此外，提供专为收藏的出版。现在经典名著重复出版现象严重，《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有多个版本，但大多雷同，没有特色。美国专门有为收藏提供服务的出版机构，他们选择最好的纸张、最好的装帧，有时还采取手工印制，甚至专门请插图作家做插画、请作者签名等，每种图书印量一般在100～500本。这些图书精美绝伦，吸引很多人预订，出版后不愁销售。这种特色出版也值得我国出版社学习。

总之，出版社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盲目扩大出版范围，品种太多、战线太长，风险自然增加。尤其是涉足不熟悉的领域，很容易造成投资失误。出版社应该在专业定位内把图书做精、做全，做到权威，使之达到无可替代的程度。

2. 引进西方出版社社外专家选题决定机制，加强选题策划前期调研论证工作

选题是出版社的生命线，在选题论证方面的懈怠必然会使出版遭受损失。西方很多出版社，尤其是一些学术文化出版社都有自己的外聘专家队伍，这些专家负责对每一个选题提供学术论证。因为这些专家在相应学科的权威地位和高深造诣，出版社十分尊重专家的意见，对于专家论证不宜出版的品种，出版社也很少冒险出版。那些粗制滥造之书、注水之书遇到这些火眼金睛当然无处逃遁，出版失败的几率较低。我国的出版社很少聘有社外专家，即使有，也流于形式，很少请专家对选题提供论证，大都是凭编辑和社领导的感觉决定出版，风险较大。全国类似天文数字的库存大多是由选题策划盲目决策造成的。

3. 建立读者数据库

数据库营销也称为精准营销、一对一营销，是20世纪70、80年代起源于美国的一种营销制度，欧美80%的企业都建有自己的消费者数据库。如今，我国很多出版社无法确切知道图书销售好与坏的原因，关键就是没有建立读者数据库，不能对图书销售进行跟踪、反馈，无法修正图书定位偏失。现代社会是一个分众化的社会，读者需求的个性化发展十分明显，建立读者数据库是了解读者需求较为成功的做法。美国亚马逊公司2010年已经积累了1.3亿人的数据，当当网也积累了5000万以上的读者数据，它们能够根据读者的购书经历，有针对性地做到一对一营销，读者受惠，销售商受惠，这是一种双赢的做法。出版社应该借鉴这种做法，通过网站、会展、发放赠品、举办活动、读者回馈等方式建立读者数据库，了解读者需求。如此，出版社就不需要跟风出版，也不需要盲目决策选题，也能最大限度地化解风险，使自己的出版逐渐形成特色。

4. 改变编辑考核办法，提高编辑稿件洞察力

出版图书宁少毋滥，出版社应鼓励编辑策划长效图书。长效图书的创作、编辑时间较长，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求快出书，必然造成写作、编辑环节粗制滥造，精品变成劣品。有些文化含量高的选题，往往要耗费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但是这些书往往能够销售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如河北美术出版社花费8年时间出版《中国玉器全集》，已经销售了近20年，至今仍是玉器研究的权威读物。现在很多出版社按编辑名下图书销售实洋计算奖金，为了提高奖金数量，编辑们都争相出版短平快的图书。出版社应考虑调整编辑考核办法，充分考虑从事长期出版工程的编辑人员的利益，比如出版3年以上的图书销售应提高编辑的提成比例。就好像版税一样，销售时间越长提成比例越高，这样才能鼓励编辑多出版长效图书。

此外，出版社要培养编辑甘于寂寞、精心耕耘的出版意识，提高编辑的稿件洞察力。“不为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选题洞察力是编辑的从业根本，烂书的出版恐怕和编辑洞察力不高有很大关系。编辑整体队伍的洞察力的提高，将使那些劣书、伪书、注水书难以蒙混过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烂书的出版。在西方国家，出版经纪人承担了编辑的很多功能，发现、培养优秀作者是经纪人赖以生存的重要本领。西班牙著名的出版经纪人卡门·巴尔塞伊丝一人就代理了6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她之所以有如此好的成绩，就得益于其深刻的洞察力。《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当年十分困苦，也很苦闷，卡门发现他的写作才能，于1965年7月7日与其签订代理合同，代理马尔克斯的全部作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当年也十分穷困，在文学界没有名声，卡门自己出钱专门为其在西班牙租房，并给他一笔钱，让其安心写作［3］。反观我国，如今的编辑大多缺乏卡门这种耐心和远见，不愿花费时间去发现有潜力的作者，也不愿去费力培养优秀作者，于是，大家都到名人面前抢稿子，名人为迎合需要，往往也粗制滥造，不可避免造成烂书出版。这也是我国经典传世图书缺少的重要原因。

经典出版，国家应高举“保护伞”

综观我国出版历史，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清末至民国时期三个学术文化的黄金时期产生了大量的经典传世之书。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等诸子百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完成各自的基本理论建设，《论语》《庄子》《老子》《韩非子》《孟子》《孙子兵法》等都诞生于这一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由思想开放，也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传世之书，如《世说新语》等。民国时期诞生的经典传世之书更是多如繁星，如《围城》《骆驼祥子》《家》《春》《秋》以及很多学术著作。但建国后，很多文化大师如巴金、老舍、曹禺、茅盾、沈从文、丁玲几乎“武功全废”。可见，大环境的影响十分重要。国家有必要为经典传世之书的出版提供自由宽松环境，加大经典图书出版的扶持力度和执行力度。

1. 建立出版公益基金

经典长销书的价值往往一时难以被市场认同，导致出版社缺乏出版的积极性，这就需要借助外力来解决出版问题，公益出版基金会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美国有很多公益基金会，不少基金会提供出版资助项目，文化类图书的出版可以申请此类基金的资助，有效化解出版困难。如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在刚成立时就得益于一家基金会的支持，使其渡过难关。尽管我国也相继成立了出版基金会，但是基金会数量和资助金额都很少，难以满足我国学术文化出版的需求。国家应放开对基金会的审批限制，鼓励积聚民间资本成立各种基金会，以期扩大长效书、经典图书出版资金的来源。同时，国家应对那些出版重印率较高的出版社和编辑给予奖励，并给予贷款、税收等方面的优惠，使之形成一种导向，在出版社内部也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2. 加大真正查禁买卖书号的力度

尽管我国出版管理部门三番五次颁布严禁买卖书号的文件，但并没有因为买卖书号而查禁某家出版社，使得买卖书号屡禁不止，一些劣书、伪书、注水书通过这种途径得以出版。其实查禁买卖书号很简单，各省出版局对管辖范围的出版社都很了解，通过出版社申报的选题就基本知道哪些书是出版社自己投资的，哪些书是买卖书号的，关键是愿不愿意真正查禁买卖书号。如果真正查禁了买卖书号，没有出版资格的出版机构将拿不到书号，那么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烂书的出版数量。

据估计，如今民营公司出版的图书已经占到出版总量的40%以上，民营出版公司在畅销书领域基本是一统天下。我们真正查禁了买卖书号，将会减少民营公司的出版数量，无形中也牺牲一些好书的出版，这对出版业的发展十分不利。新闻出版总署在很多场合都鼓励民营出版公司的发展，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对那些经营规模较大、守法经营的民营出版公司赋予出版权，使他们的出版行为公开化、合法化，真正成为一支出版劲旅。而对那些没有编辑力量，早已成为靠买卖书号吃饭的“空壳化”的出版社坚决取缔，或者鼓励民营出版公司对其实现控股。这样才不至于因查禁书号买卖而使出版业伤筋动骨。

3. 扩大自费图书的出版范围

过去，我国对自费图书限制严格，仅限于学术著作、书画家的画集等。我们一方面要真正查禁买卖书号，另一方面要加大书号的供应，扩大自费图书出版无疑是重点考虑的问题。

此外，出版业行业协会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出版业行业协会应在行业自律、行业习惯、职业道德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如提倡不跟风、重复出版等，制定伪书、劣书、注水书鉴定标准，接受同业和读者举报，对违反行业自律公约的由行业协会协调对其进行制裁，维护行业自律公约的权威性。

总之，我们对劣书、伪书、注水书的出版数量进行压缩，并不是简单地对图书品种做“减法”，而是为长效图书、经典传世之书的出版扫清道路，净化出版物市场。这一项工作涉及社会的诸多方面，需要各方面通力配合才能有效解决。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出版研究所）

作者：杜恩龙

新闻类图书出版管理论文 篇3：

发展中国新闻出版业国际文化贸易的思考

据新闻出版总署统计，2010年我国新闻出版业总产出达到13000亿元，增加值占到国内文化产业核心层增加值的60%之多。我国图书出版品种和总印数、日报总发行量已居世界第一位，电子出版物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印刷业年产值已居世界第三位。我国报刊发行已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图书和期刊等出版物已进入193个国家和地区。

我国新闻出版业正处于大发展时期，其对外文化贸易状况也同样引起了广泛关注。文章大致按照产品结构（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对新闻出版业的外贸情况进行分类阐述和研究。

一、我国新闻出版业外贸情况现状及分析

近年来，在中国政府“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中国新闻出版企业把目光投向国际市场，中国的出版物也愈加受到国际同行的关注。尤其是在近几年里，中国每年都引进出版1万多种世界优秀图书（大部分来自英美）。在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对外图书推广计划以及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等一系列项目的拉动下，中国出版物“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大。

（一）我国近几年实物出版物进出口状况

1. 1999～2009年我国期刊进出口情况

我国期刊业进出口数量和金额总体呈现增长态势，但是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期刊出版物出口方面也遭受了一定的打击。

据统计，2009年我国出版物进出口经营单位的图书、报纸、期刊出口种次、金额都比2008年有所下降，唯数量比2008年增长10.39%。其中，期刊出口的数量和金额2008年与2007年相比降幅最大，分别为8.1%、 38.5%，2009年比2008年种次下降5.11%，金额增长60.98%（见表1和表2）。

2. 2006～2008年我国图书进出口情况

2006年图书进出口在数量和金额上均持续增长。其中出口出现了较大的增幅，显表明中国图书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开始发力，增长迅速。2006年全国图书出口1 437 462种次、735.63万册、3191.99万美元，与2005年相比种次增长25.2%，数量增长42.1%，金额增长9.28%。在进口方面，2006年全国图书进口559 896种次、360.6万册、4324.41万美元，与2005年相比种次增长1.13%，数量下降10.66%，金额增长3.04%。图书出口册数是进口的两倍 。总体看来，2006年我国在图书国际贸易方面，总体指标呈持续增长势头，版权贸易逆差大幅缩小。

由于受国际经济危机影响， 2008年我国出版物进出口经营单位的图书、报纸、期刊出口种次、数量及金额都比2007年有不同幅度下降，分别为下降18%、21.9%、7.9%；在2009年与2008年相比种次下降4.95%，金额下降1.42%。有数据显示，海外出版物进口影响不大，图书、报纸、期刊进口数量、金额分别增长了44.7%、14%[1]。

由表3可以看出，2007年和2008年两年图书出口数量大于图书进口数量，但是图书出口金额明显小于图书进口金额。总体上来说，在种数、数量、金额上，2008年的图书出口较2007年有所减少，但图书进口数量和金额均有上涨。2008年综合性图书在图书出口种数、数量、金额上都拔得头筹。进口之中种数和金额最多的是自然、科学技术类图书，数量最多的是文学、艺术类图书。

3. 2009年、2010年我国出版物进出口情况

据新闻出版总署出版产业发展司《2009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统计资料，2009年我国出版物进出口经营单位累计出口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92.0万种次、896.2万册（份、盒、张）、3498.8万美元，累计进口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82.1万种，2811.3万册（份、盒、张），31 032.3万美元，进出口总额34 531.2万美元，逆差27 533.5万美元。出版物进出口总产出53.6亿元，实现增加值6.6亿元，营业收入53.2亿元，利润总额2.8亿元。

据新闻出版总署统计，2010年我国出版物进出口经营单位出口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1047.5万册（份、盒、张）、出口金额达3758.2万美元，说明我国出版物进出口正呈持续发展态势，发展空间亦渐拓展。

（二）我国近几年版权贸易状况

版权贸易是一种无形的知识产权贸易，具有资源消耗少、环境压力低、产品附加值较高的特点，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新的经济增长点。

限于统计资料的不完整，仅得到2008年我国图书版权贸易引进输出比为6.5:1。从上述表格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在版权贸易方面，图书版权引进所占比例整体呈上升态势（2003年的80.5% 增长到2007年的92.4%），由表4数据可以看出，版权贸易逆差的局面呈现逐步缩小趋势。我国版权引进结构单一化倾向明显，并且图书版权出口有所起色，但其他大类输出乏力。

2. 2009年、2010年我国对外版权贸易情况及其分析

新闻出版总署出版产业发展司《2009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共引进出版物版权13 793种（其中，图书12 914种，录音制品262种，录像制品124种，电子出版物86种，软件249种，电视节目155种，其他3种），共输出出版物版权4205种（其中，图书3103种，录音制品77种，电子出版物34种，电视节目988种，其他3种），版权贸易引进品种与输出品种比例降至3.3:1。

上述资料表明，全国版权贸易逆差正在迅速缩小，并且我国图书版权输出品种不断增加，内容质量也有明显提高。实物出口总量不断扩大，出版物进出口经营单位2009年累计出口图书、报纸、期刊885万多册（份），较2008年增长10.4%，金额达到3400多万美元[2]。2011年新闻出版总署的最新资料显示，2010年我国的版权贸易引进输出比从2005年的7.2:1变为2010年的3:1，2010年我国对重点发达国家的版权输出总量比2005年增长近14倍。总体来看，对外贸易状况有所改善，“走出去”取得积极成效，但贸易形势依然严峻。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从上述数据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我国新闻出版业面临着对外贸易结构不合理的主要问题。具体来看，传统出版物（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和版权的进出口贸易在总体数量和金额上仍存在着逆差，2009年传统出版物贸易逆差为1946.1万册（份、张、盒）、2.8亿美元，相当于同期进出口总量的52.9%和总金额的79.7%。引进版权品种数量是输出数量的3.3倍，这种贸易逆差反映出目前我国新闻出版文化传播力弱小、对外贸易结构有待进一步改进的问题。究其原因，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阐析：

第一，国家整体经济实力不强。整体来看，我国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仍然十分有限，市场需求的疲弱，导致我国相关产业发展水平偏低。我国的文化由于没有强有力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因而缺乏一定的话语权，感召力还不是很强，也使得我国出版业对外贸易呈现逆差。

第二，“走出去”动力不足。首先，出版对外贸易的宣传力度不够，对很多出版社而言，“走出去”属陌生领域，其获取信息的渠道不够畅通、成本高，经营风险较大。其次，我国出版社的建立需要严格的审批手续，民营资本的介入受限，因此各出版社基本上都可以维持较高的利润率[3]。另外，由于我国的出版社由事业单位改为企业的改革刚刚完成，产业职能还没有同事业职能完全分离，出版社与原挂靠单位之间仍然存在千丝万缕联系，财政资金的支持使出版社的资金来源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障。

第三，管理体制落后，经营策略缺失。转制以后的单位出现企业单位事业化管理的弊端，其市场主体地位没有真正确立。此外，盲目跟风出版、出版物同质化严重、忽视了有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精品图书的出版，并且营销形式单一化，缺乏成熟的营销网络。

第四，文化贸易领域存在巨大的人才缺口。传统出版物和版权贸易人才和翻译人才的供给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一个优秀的版权代表首先必须精通外语和法律，知晓国际图书贸易的规则，并能做出引进后的销售计划。我国目前此种“复合型”人才匮乏。

三、国外新闻出版业发展的经验启示

发达国家凭借产业贸易主导了国际文化贸易的格局，在国际文化贸易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新闻出版业也在其列。借鉴其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新闻出版资源的战略和发展方式不失为增强中国新闻出版业国际影响力，最终塑造中国新闻出版世界品牌效应的一种好选择。

（一）美国：“放松管制”与“文化扩张”

以美国图书出版业为例来看，美国的图书进出口贸易比较发达是美国成为国际出版业巨人的重要原因之一。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源自美国完善的版权法及强有力的版权保护执法、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都为美国版权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第二，美国政府一直鼓励非文化部门和外来资金的投入版权产业,为此政府为吸引大量资本投资在出版业而积极努力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图书出版业的繁荣发展；第三，在出版模式上，美国图书出版善于利用形成出版集团的优势，构建多学科、多领域的出版模式；并注重拓宽国际出版领域，加强和国际出版集团的交流与合作，从而保持住了美国出版业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竞争力[4]。

（二）韩国：科学调配资源与海外拓展方略

韩国是出版业国际竞争性较强的国家。在其出版业发展过程中，韩国采取了加强出版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全国性的出版基金以支持有价值图书的出版、进一步提升韩国出版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等有力措施以促其出版行业对外贸易的发展。

韩国作为一个人口较少、地域较小的国家，十分注重在国际范围内整合出版资源，其引进版图书（译著类）有1万余种，占其年出版图书总数的近4/1。另一方面，韩国出版业亦十分注重开拓海外图书市场。例如，早在2002年韩国就颁布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5]，在该法中规定政府应对开发外向型产品、开拓海外市场、可以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出版机构加大扶持力度，强调了培育战略性文化产业的重要性。此外，韩国注重详细分析研究海外图书市场的情况，并据以调整出版物的数量与种类，努力扩大韩版书的出口规模；并不失时机地借助国际书展等场合向国际社会进一步全方位推介韩国发展状况，以促进与国际出版业的交流，扩大合作机会；并建成了国际版权管理系统。

四、新闻出版业对外贸易发展建议及对策

（一）进一步加强政府对出版对外贸易的政策扶持力度

首先，鼓励加快企业兼并重组和资源整合，努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出版传媒集团。其次，逐步放宽出版物出口的审批权，简化出口手续，逐步推行核准制度，并最终转向以提供咨询服务为主的登记制度；采取财政和金融的手段，如税收优惠、信贷支持、投资保险、专项基金等，加大对出口出版物的扶持力度。再次，加强驻外文化机构对中国出版企业“走出去”的协调、指引作用，及时向国内出版单位提供国外文化贸易法律法规、政策、投资环境、文化贸易机构、知名国际出版企业和国际出版市场等信息。还有，支持新闻出版企业参加国际大型展会和文化活动，充分发挥国际合作网络和平台的作用。

（二）创新对外出版业的经营策略

中国出版产品“走出去”有许多有利因素，文化部《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积极争取有关部门支持，对出口的有关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给予优惠，在金融、保险、外汇、财税、人才、法律、信息服务、出入境管理等方面，为文化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市场份额、提高国际竞争力创造必要条件。”

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形势下，应针对海外市场的不同需求，应对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语言、不同表达习惯的阅读背景特点及其变化采取合适的策划战略，多出版一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品牌产品。此外，我国文化产业起步晚，基础薄弱，高科技运用程度低，因此，应高度重视高新技术与出版产业的融合，注重把高新技术运用于出版物的创作、出版、销售等各个环节。在此基础上，加强和国际出版集团的交流与合作，拓宽国际出版领域，扩大图书国际发行地域，提高国内的出版业在国际的地位，提升中国的出版产品国际竞争力。

（三）增强出版企业的海外实体运作能力

我国出版业虽在产品“走出去”业务上形成了逐步发展的态势，但是在输出方式上主要是采取版权贸易、合作出版的形式，尚不能掌握出版市场的主动权和控制权，笔者认为我国出版业应努力打造自己的出版品牌，加大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的步伐，并适时购并海外出版资源，这将能更快、更好地融入国际出版主流市场、增强我国出版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将同时带动出版业的整体发展壮大。

（四）加大对外贸易人才培养

我国新闻出版对外贸易复合型人才的匮乏，目前尤其缺乏熟悉掌握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商法、现代管理等专业知识的企业家和复合型人才；并且，缺少为出版社提供专业、优质代理服务的版权代理机构、版权代理经纪人。因此，未来一段时期内，一方面需要教育机构的专业教育加大新闻出版对外贸易复合型人才的培育，同时加强其在对外贸易实践中的经验积累和能力培养；另一方面，要注重扶持并发展版权代理业, 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国新闻出版业对外版权贸易人才市场。此外，海外营销队伍的拓展和专业能力的提高也将大大有助于获取最新国际市场信息，促进我国新闻出版业的发展和壮大。

（作者单位：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

参考文献：

[1]徐升国，郝振省.2008～2009年中国出版产业发展报告[A].见：张晓林，胡惠林，章建刚.2010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35-144.

[2]新闻出版总署出版产业发展司.2009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R]，2010年7月.

[3]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文化贸易研究中心.首都文化贸易发展报告（2009）[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9.

[4]叶新.图书为王，文学当道——美国图书出版业的黄金时代[J].编辑之友，2010(7):108-110.

[5]姜锡一（韩），赵五星.韩国文化产业[A]. 见：陆地，世界文化产业丛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205-216.

作者：乔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