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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社会学学术论文范文
社会政策研究中的学术焦点
内容摘要 自我调节的市场扩展与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对立与协调，是社会政策研究中的学术焦点。第二次社会大转变以来，随着社会失序、劳资对立、政府低效、多元文化冲突等问题的激增和频发，社会政策焦点干预由单一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积极地转向融合经济和社会含义的“发展”，这也是社会政策新思维的结果。就中国而言，当前社会政策研究的关键是培育公共空间。
关 键 词 社会政策研究 焦点干预 社会大转变 公共空间
作者杨团，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北京：100732）
社会政策，一般被定义为以公正为理念依据，以解决社会问题、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改善社会环境、增进社会整体福利为主要目的，以国家进行的社会立法为主要途径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行为准则、法令和条例。然而，这个定义只揭示了社会政策实务的概念，并未涉及到社会政策研究。
社会政策研究以政策的社会含义为研究对象，具体研究如何通过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把国家、社会的作用纳入到个人福利的组合中来。［1］只有从本质上定义社会政策研究，才有助于寻求和理解历史与现实社会政策发展的共性，以及在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发展的各实务领域中社会政策的精髓。例如为解决就业与社会保障、城乡反贫困、社区公共服务、非营利组织发展、企业社会责任等领域的问题，国家必须面对如何处理自身与其公民福利的关系问题，任何被提出和实施的社会政策方案的背后都是这种关系的某种体现；任何社会政策研究，无论理论研究、方案研究、还是方法和效果研究，都紧紧围绕着这一点。
因此，国家与公民福利的关系是社会政策研究的核心。近现代以来，聚焦于国家与其公民福利关系这个场域上的矛盾与消解，构成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发展史，也即一部社会政策发展史。自我调节的市场扩展与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对抗与协调，则构成了社会政策研究中的学术焦点。
社会、社会生产与社会政策
什么是社会？社会学界的理解通常有两种：一是结构性的，如帕森斯主义将“社会”理解成一系列规则、技术、功能和适应环境的反应方式；一是实体化的，按照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来解释，社会是自由的社会成员之间的自主联系。在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由于波兰尼和葛兰西的推动，社会的概念从抽象走向具体。社会就是定位在市场与国家之间的那个宽广领域，它在与市场和国家的双向搏斗中，时而扩大、时而收缩着自己的地盘。社会主要包括“能动社会”和“公民社会”两种形态，前者是在与自我调节的市场的搏斗中得到界定的，后者是在与国家的互动中生成的。［2］
而从人类学和生态学的角度来理解，社会是一定时空、一定生态下生存的人类和其所处环境的有机体，并由人的基本生计模式—— 生态和物质环境、基本的社会安排和社会结构所决定，被区分为不同的社会形态。像人需要呼吸才能生存那样，社会这个有机体也需要呼吸，社会的呼吸就是社会内生的自组织的社会生活机制，它总是顽强地、不断地发起维护社会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自我保护行动。
在社会自我保护行动中不断复制和强化社会生活的机制，就是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 作为社会学名词，“社会的生产”是图海纳提出的，意指社会这个主体需要不断地维持和再生产出来。不过，图海纳所言的“社会的生产”，面对的是西方社会—— 原本已经有一个自组织的社会生活，在此基础上设法复苏和强化各种社会机制。而中国很多的情况按西方的逻辑难以解释。［3］1949年以后，中国经历了再分配经济和与之匹配的集权体制的长期支配，自组织的社会生活机制长期受到压抑，其能否面对新的历史条件重建或生产社会生活的各种制度和规范，将社会生活的自组织机制再生产出来，这是中国独有的“社会的生产”。换言之，在西方国家，“社会的生产”是为了“保卫社会”；而在中国，则是为了“生产社会”。因此“社会的生产”作为基本的转型问题也应包含两个层面：“能动社会”的生产和“公民社会”的生产。［4］
从社会学的视角考察社会政策，社会政策就是对“社会的生产”所进行的社会干预，干预的目的是为了让社会这个本体能够持续正常地运行，不断地复制出满足社会本体需求即保持自由的社会成员之间自主联系的社会机制，求得再发展。换言之，保护社会本体再复制、再发展的机制，是社会政策的功能和目的。
那么，是什么妨碍了社会本体再复制、再发展机制的正常运行呢？是市场原则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强力复制机制。布罗代尔在《文明与资本主义》中，分析了16～18世纪资本主义的崛起与发展。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从创始以来未尝改变其本质，它是基于对国际资源及机会的剥削来扩张自己；资本家从不专业化，而是游走于高利润的部门之间，基于合法或实际上的垄断，在不透明的经济活动中掌握对自己最有利的条件，以最高利润的部门为其依存空间。［5］资本主义是在市场经济之上，一种特殊垄断、不透明的经济活动。只有少数资本家，才有能力也有资本玩这种垄断，且独占不透明的奢侈游戏，外人无从了解整个游戏规则。而现代资本主义的获胜，代表着资本主义从历史上的偶发经济行为，逐渐扩展成为普遍的现象；甚至，资本主义成为指导物质文明与市场经济的最高原则。时至今日，市场原则主导的资本主义已侵入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中，没有任何地区可以摆脱市场经济的影响。于是，市场原则就逐渐取代人类行为中互惠和再分配的类型，成为最具支配性的行为准绳。［6］
面对资本主义对人类生计和社会生活的全面占领，社会这个有机体怎么办？最早尖锐提出这个焦点问题并予以理论解释的，是匈牙利经济人类学家波兰尼。他在《大转变》一书中指出，互惠制度、再分配制度、市场交换制度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形成的三种经济制度。在大部分的历史时空中，人类的经济行为是受到互惠及再分配的原则所支配，而不是由市场法则来决定。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大获全胜之后，市场法则才成为人类经济行为的支配原则。按照波兰尼的理论，近现代以来市场经济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人类的基本生计模式大转变，几乎所有的物品都商品化，市场原则通行于经济和经济以外的所有领域。原先的市场是“嵌入于”社会之中的，市场的原则即价格机制仅仅在经济的领域才发挥作用，但是后来的市场原则在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都毫无例外地发挥作用。所以，这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的一次社会性质的大转变，社会变形为“市场社会”。［7］ 波兰尼将西方近现代文明史视为一部“自我调节的市场”的发育史。由于“自我调节市场”的拓展将那些原本不属于商品的范畴如土地、劳动力和货币，一并卷入市场交易的漩涡，把它们变成“虚构的商品”；这样一来，也就颠倒了市场与社会的关系。而市场越是发展，社会就越是试图保护自己，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展与社会自我保护机制始终共生共存。这两者间的共存和矛盾运动就构成了波兰尼所谓的“双向运动”。他曾告诫后人，社会自我保护机制失败所导致的自我调节市场的无限扩张，最终将导致人类文明的崩溃。有论者指出，顶着全球化名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积极扩张，正标志着波兰尼所告诫的临界点的逼近。
近十余年来，正是由于社会自我保护机制在与自我调节市场的搏斗中常常处于下风，才催发了社会政策学科的再度兴起。
社会政策焦点干预的理论分析
作为推进社会自我保护机制再复制的工具，社会政策只有注重焦点干预，在与自我调节的市场的搏斗中加强社会的能动性，才能起到保护社会和社会生产的作用。
人类社会就其社会性质的重大转变分为两大时期。如上已述，第一次大转变是波兰尼提出的，自工业革命以来，市场交换原则从传统的“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经济生产被社会结构所整合；到市场支配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社会在被全面资本主义化。当代美国的劳工社会学家布洛维接续波兰尼的观点，针对原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放弃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提出了“第二次大转变”的论断。
在社会的两次大转变中，社会政策处于什么位置，社会政策焦点干预的目标和效果如何？当代背景下的社会政策焦点干预遇到了怎样的阻力？这些问题，都属于社会政策研究中的焦点研究领域。笔者试从社会结构特征、社会基本问题、社会政策干预及其理论解析四个方面考察两次大转变中的社会政策焦点干预。
在欧洲，封建经济解体于16~19世纪，工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20年代左右大体完成；被工业革命激发出来的资本的能量借助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在全世界到处行走。自工业革命以来，所有大规模的政治、军事冲突，都源于资本无限扩张的贪欲，它几乎要毁灭人类的文明。第二次世界大战—— 反法西斯战争的成功，正是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与无限扩张的资本复制机制搏斗的胜利。同样，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还有全球社会主义阵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探索，都属于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之种种努力。只是，有的保护运动采取革命的形态，有的则采取改良的形态。例如，英国的济贫法案、德国的社会保险制度、以北欧国家为代表的社会福利国家建设等等，都属于社会改良的形态。从根本上说，社会政策就是一种人类自设的专司社会机制保护的工具。
社会政策诞生于工业革命时期的德国。德国在19世纪初还属于农业社会，1845年从英国进口机器开始了工业革命，1870年进入世界工业强国的行列，于50年内走完英国100多年资本积累的历程。后起的德国在国际上凸现了与老牌资本主义的英国争夺世界贸易市场的矛盾，在国内凸现了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激烈冲突。在这种情势下，德国国家经济学的创始人里斯特摆脱了斯密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立场，从国家社会角度立论，提出了对幼稚行业实施贸易保护政策的对外主张，这个学派被称之为旧历史学派。由瓦格纳等人组成的新历史学派，则针对当时德国尖锐的劳资冲突进一步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并把它命名为“社会政策”。1871年，新历史学派成立了德国社会政策学会，正式提出自由放任和社会主义革命都不能解决德国的社会问题、需要走中间道路—— 劳资合作，和以国家立法与行政的手段实施社会再分配。这是不推翻资本主义体系，但吸收社会主义理想，从国家社会角度立论的新理论。
德国首相俾斯麦从新历史学派手中接过了社会政策的新理论，自1883年开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立法保障的社会保险制度系列：劳工失业、疾病、工伤和老年保险。由此，以社会问题为导向、以保护社会这个有机体的生存与发展为目的，诞生了社会政策这个新的工具。社会政策自诞生之日起，就因目标和手段的不同，与经济政策有了明确的分野。但是，没有人否认，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必须以国家经济实力为保障。在很长段历史时期内，经济学界常常将社会政策视为国民收入再分配的经济政策。
回到如上的主题，在社会的焦点问题上，运用国家资源，采取国家干预（行政干预和经济干预）的方式消解社会问题，可以称之为社会政策的焦点干预。
在第一次社会大转变中，社会政策的焦点干预可以分解为三步阶梯（见表１）。第一阶梯—— 焦点干预的结果是产生了英国的济贫法。英国的济贫法是在互惠制度和小共同体内部的再分配制度在农村地区走向瓦解，而市场交换制度尚未成型的社会动乱中诞生的。国家第一次作为干预社会的主体出场了。第二阶梯—— 焦点干预的结果是产生了德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当社会成了劳资冲突的战场，资本侵入劳工的日常社会生活，国家将自己的力量加入社会的一方，采取与资本合作的姿态，抑制市场交换原则在社会生活领域的无限扩张。第三阶段—— 焦点干预的结果是产生了福利国家制度。这个制度是国家为了保护社会免受市场的侵害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国家组织形态。不过，当国家全面地代替地缘、血缘、业缘的共同体组织成为统一的国家共同体时，国家也就成了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主体。
从国家出场到国家与市场合作再到国家全面掌控社会，构成了第一次社会大转变中的社会政策焦点干预的基本脉络。这个阶段的社会自我保护机制在与自我调节的市场博弈中取得了相对平衡的地位。但是，就全球而言，这种平衡状况只是局部的，为发达国家所独享。同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就没有那么幸运，不仅国家的经济实力、治理能力薄弱，而且由于资本主义体制、机制在全球强力复制，民族资本受到跨国资本的欺凌和侵占，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第一次大转变时期无力保护自己的社会，这更进一步地导致了资本主义在全球的畅行。
第二次大转变以来，全球社会的态势发生了更大的改变。从20世纪开始，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体系成为资本主义赖以开展的场域。在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之后，资本主义的原则宰制了全世界。不仅学校、博物馆、医院等等非市场领域的单位，受到市场原则的支配，不断地资本主义化［8］，而且新的资本主义化开始向着每个个体进发。在信息时代，去大量化、去集中化、去国家化、去专门化、去中介化、去集体化［9］的特征颠覆了传统资本主义大量生产和流水线集中生产的做法，也颠覆了国家和集体组织掌控个人福利的做法。在这个网络时代，一切重头的、大的、规则化的事物都受到多元、差异、暧昧、不完整、无疆界、偶然性及多重性的挑战，致使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走向混乱、碎裂、无结果及不确定，社会的共享价值因而被掏空。［10］我们面对的社会问题几乎是一个多世纪之集大成：既有社会失序，又有劳资冲突，还有政府治理低效率，多元文化、多元冲突、生态恶化和恐怖主义，失业、贫困和经济社会不平等问题在全球大规模加剧。
社会问题似乎出现了多焦点状态。那么，社会政策还有没有焦点，如何进行社会政策干预？1990年代中期以来，面对资本主义在当代的急剧扩张，以及信息时代经济全球化和风险社会的压力，社会政策需要重建自己的合理性基础。在新的形势下，传统的以社会公平为价值核心、以再分配为主要手段的模式受到极大的挑战。因为很明显，在国家面临提升竞争力和国民生活水平需求的巨大压力时，如果不能分担这一压力，社会政策的合理性基础就会松动。社会政策需要在国家参与全球性竞争的思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需要建构自己存在的依据；否则，仅有社会公平这一价值理念的推动，显然不足以成为支撑政府为实现社会理想而干预市场、提供更多社会福利的依据。［11］
在这样的历史大转折中，社会政策的概念和形式发生了重要的改变，甚至可以套用库恩的科学范式解释这种改变，即社会政策学科正在超越常规发展阶段—— 福利国家和社会福利政策的阶段，走入范式转换的科学革命时代［12］。尽管这个新阶段的发展目前还很稚嫩，却已经显现出巨大的创新活力。这就是国家联合企业部门、非营利组织部门和广大的志愿者，在国民生产领域推动融入经济的社会生产与分配。社会政策的焦点干预因而转向具有社会含义的经济生产，或称为融入经济、社会含义的“发展”。
如果以社会自我保护机制与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的矛盾运动来考察当代的社会转型，透过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引领的生活变迁，我们仍能看到波兰尼所谓的“双向运动”和“能动社会”的效用；而社会能动性的源泉来自社会保护主体的增加和公民社会运动。
社会政策焦点干预与社会政策新思维
如前所述，在两次社会大转变过程中，社会政策的焦点干预有所不同。第一次大转变，社会政策焦点干预的主体是国家，干预的对象为社会制度，最终建构了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干预的手段主要是劳资合作和国民收入再分配。而在第二次大转变中，焦点干预的主体增加了，除了国家、还有社会自组织的非营利部门和企业公益部门，干预的对象为社会结构，干预的优先手段也从国民收入再分配走向融合经济和社会含义的“发展”。社会政策焦点干预的这些变化正是社会政策新思维的结果。融合经济和社会含义的“发展”是社会政策新思维的重要价值，它不是工具性价值而是终极性价值，与20世纪社会政策终极性价值—— 社会公平，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
20世纪社会政策所言的社会公平主要是指国民收入分配底线上的静态公平，不是融合经济和社会含义的“发展”中的动态公平。要实现后一种社会公平，优先的社会政策手段不再是以国家为主进行的福利型资源再分配，而是推动每个公民、每个社会结构中的组织在国家支持下努力积累个人的、机构的、社区的资产，和自主进行非市场和市场的交换。这种社会政策同时兼备了经济的和社会的双重功能，它以多主体投资教育、卫生、文化，并将其作为对于人力资本的社会投资；同时，它也汲取源自经济政策的住房福利，社会和社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中小企业、家庭服务业的社会涵义，共同推动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协调成长。传统社会政策的基本制度：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免费的社会福利等等，都在社会政策新思维下转换了思路和工作方式。
当观察社会问题的理念不同了，社会政策的方式方法也就改变了。这种改变不是简单的直线型改变，而是一个融合了经济和社会含义的新的“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架构，一个以社会投资和资产建设为本的社会政策体系架构。
例如，社会政策新思维主张社会政策不仅要帮助生活困难的弱势群体，而且要推动所有的公民尽可能依靠自己的努力工作和生活获得进一步发展。为此，每个人要尽可能寻求能使自己的资产不断积累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接受社会救助的对象也不例外，他们应该从事有收入的灵活就业，政府和社区要帮助他们实现愿望。这就将具有生产性而非消费性的社会政策摆上了重要位置。再如，以传统社会政策视角来看，社区不过是社会福利政策和制度的实施场所，政府关照社区实是要加强社区执行社会福利政策的能力。而以社会政策新思维的视角关照社区，就会发现社区在塑造独立的公民个体和独立的社会组织、机构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重大社会效用。当市场原则无孔不入地进入社会的所有角落时，社会的自我保护就需要更多地依赖在社区生活的公民个人和社会组织。国家、政府只要给公民个人和社会组织予必要的支持，他们就会成长壮大，成为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主力。
运用社会政策新思维的理念观察，还会发现以往社会政策的新含义。例如教育、医疗卫生及住房政策，不再是纯粹的消费性质，而是一种社会投资；不仅限于国家的再分配抉择，还是公民参与的自我抉择；不仅属于国家资源再分配的领域，还是国家与社会组织及其公民之间的一种社会契约。公民对其既有权利又有义务，可以通过社会资产累积与个人资产累积的多样性互动关系自我构建保障机制。显然，新的社会政策思维更侧重于国家、社会组织与公民个人共举和协同的社会自我保护过程。
21世纪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显然与20世纪主要由国家承担责任、出具资金的社会保障运动不同。社会政策新思维正在开创几乎全新的社会保护理念与实践。它的目标是让每个人都能够选择和实施有利于自己发展的自我保护，让每个独立的个体与独立的社会组织能够高度多样化地自由结合，从而聚合成自愿性的群众社会保护运动。20世纪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其他社会福利制度安排需要适应新的时代做出必要的改进。
社会政策新思维，是被无限扩张的市场机制和资本主义的强力复制逼出来的，其立体框架的核心正是全方位提升构成社会的人的价值和社会这个有机体本身的价值，特别是常常被市场原则所贬低、所排斥、所挤压的非市场但却融入社会核算这一经济概念的社会价值。
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着第二次大转变。这个时代蕴含着巨大的社会危机，这就是市场对人类生计和社会生活的全面占领，使得社会除了市场机制之外，没有非市场机制存在，除了资本力量之外，没有非资本的社会力量存在。人无论贫富，社会组织无论其倾向，国家无论其政治制度，都需要一个能使我们安全、和谐栖息的家园。要知道，如果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完全失败，如果市场机制统治全球社会，那么世界将变成不足1%的人的乐园，那时社会的弱势群体就不仅是10%、20%，而是几乎99%的绝大多数人。幸而，全球社会彻底资本主义化的危机也唤醒了社会政策学科，引发了这个具有百余年历史的学科的伟大复兴。社会政策学科的发展与支持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社会政策实践同步行进，是这个学科复兴的重要标志。
中国社会政策学界在第二次大转变中处于非常特殊的位置：一是全球社会一个多世纪之集大成的问题几乎都在转型中国同时出现；二是中国过去和现在都试图以国家体制和制度抗击资本主义对于社会的侵袭；三是中国如能应对好第二次大转变的巨大挑战，对于保有和传承中国乃至人类的文明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发展社会政策新思维，从思想上为构建融合经济和社会含义的“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架构而努力，这是第二次社会大转变赋予中国社会政策研究界的历史性责任。
当然，应对第二次大转变的巨大挑战，也不能只靠社会政策和社会政策学界。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改善，特别是权力制衡结构、社会组织制衡结构的改善都是社会政策正确抉择和执行的基础。对具有超大规模人口的中国而言，无论权力无限集中还是权力无序分散，都会导致社会风险，都是社会政策的大忌。形成社会自我保护运动机制，使得各种社会力量在共同的社会目标下聚合，是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农业大国向工业文明转型需要重点探索的社会政策研究主题之一。而要达到社会各种力量聚合的首要条件不是政府的规定动作，而是社会有没有可供公民和公民组织自我选择的公共空间—— 让社会的有组织和无组织行为能够自我调整、相互协调的多样化空间。这种公共空间形成的本身，就是促使社会增加能动性的一种基本的社会安排，它可以形成对于市场资本主义的有效抗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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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李 梅
作者：杨 团
第二篇：“水与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命源泉，对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除水患、兴水利就是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类正面临日益复杂的水问题。为了深入探讨涉水事务与社会的关系，河海大学于2016年11月20日召开了“水与社会”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由长三角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河海大学社会学系和河海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主办，《学海》编辑部、《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和《鄱阳湖学刊》编辑部协办。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河海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海洋大学、苏州大学、山西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及科研机构的20余位专家学者，以“水与社会发展”“水利与社会”“海洋与社会”等为主题，就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社会发展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一、水、移民与社会发展
水问题是一项重大的社会问题，它还引发了很多次生问题。水问题不仅直接影响了当下人们的生产与生活，而且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影响日益明显，亟需学界开展更为深入的学术研究。
区域性恶劣的生存环境既会加剧贫困问题，也会制约脱贫进程。宋林飞(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室)认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在于找准和补齐短板，而贫困就是最突出的短板。鉴于恶劣的生存环境与贫困之间的关系，他将环境移民视为反贫困的重要手段，并主张结合社会力量帮助贫困地区的弱势群体。他指出，环境移民包括三类，其中：因洪涝、干旱和泥石流等灾害性环境事件导致的环境移民可称为“环境灾害移民”;因水土流失、沙漠化和荒漠化等生态环境退化引起的环境移民可称为“生态移民”;而因环境污染事件导致的环境移民可称为“环境污染移民”。据其报告，全国各地自2001年起，先后开展了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截至2015年底，中央补助投资累计363亿元，易地搬迁贫困人口已经达到680多万人。此外，该报告还立足于我国农村存在一批“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实情，提出要加快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的建议。施国庆(河海大学)认同宋林飞阐述的反贫困与建设小康社会之间的关系，指出贫困地区大多存在水害和缺水等水问题，解决水问题有助于促进小康社会建设。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为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我国一直高度重视水利建设。但是，农村水利面临着“灌溉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认为，表面上看，“最后一公里”(水利设施竣工了，但是农民田间地头的毛渠不通，致使大中型水利设施难以发挥实效)是工程问题，但事实上是治理问题和组织问题，因为即使国家修建了完善的水利设施，但把分散的农户协调起来使用水利设施并不容易。这需要分摊水费，需要农户协商达成共识，只要有一户想“搭便车”，就会有更多农户跟进，从而导致使用大中型水利设施的行动失败。这种现象导致的干旱被称作“治理型干旱”。所谓“治理型干旱”不是真的干旱，也不是现有工程无法将水抽到田里，而是农村基层组织涣散无力，不能组织农民分摊用水成本。他在安徽皖河农场调查时发现，皖河农场在生产自救方面的能力明显高于周边农村，有着合理的排灌体系以及科学的管理队伍，抗洪能力强，能够旱涝保收。通过比较研究，他主张充分利用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制度优势，解决“治理性干旱”。他认为，“灌溉最后一公里”是各个国家和地区面临的普遍问题，而我国农村具备的集体土地制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独特资源，他主张学术界和政府机构利用好这一制度优势以改善农村水利治理。郑晓云(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认为，农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和投入下降、缺乏强大的组织建设是农村水利管理不善的原因，贺雪峰从土地制度这一大背景思考农田水利激发了新的研究思路。
水利风景区是国家保护地体系中的重要类别。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水利风景区成为高附加值的发展载体。苏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广东水岸公园、四川仙海湖特区和浙江仙居为例，提出了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面对水流相关保护地的社会角色、利益结构发生转变的现状，如何发展水流相关保护地的思路。他以“水流”为中心，以水利风景区为例，对水流相关保护地的社会角色和利益结构展开分析，认为要科学地将具有区域特色的水利风景区建设成为国家公园的组成部分，将贴近人居环境的水利风景区建设成为绿色的生活生产空间。他主张将国家政策与地方水资源性质、经济状况相结合，对水流相关保护地进行规划建设，侧重“供给方”政府改革，将水流产权问题作为切入点剖析相关利益结构的变化。他认为，我们既需要积极推进环保工作，也需要在追求绿色的过程中让利益相关者都能得到“实惠”，如此才能让环保具有可持续性。张俊峰(山西大学)立足于苏扬描述的水流相关保护地的建设思路，指出每个区域的水流相关保护地的建设都要根据地方特色，融入地方文明精神，体现当地的人文素养。
“水权”是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切入点。张俊峰通过对晋蒙地区历史水权价交易问题的比较研究，提出以水为中心理解乡土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并认为历史水权研究对于当下生态文明建设和水权制度改革具有现实意义。他运用大量史证资料，阐述了清至民国年间山西水利社会中公私水交易的类型与形式，通过列举租水文约、典水文约、佃水文约三个史例，对蒙地的水权交易进行分析。在对晋蒙地区水权交易分析的过程中，张俊峰认为日本学界水利共同体解体说在中国北方并不能成立。水权这个概念是水资源缺失条件下的产物，当时正因为清晰的水权意识和明确的水权归属，才维护了正常的用水持续。他指出，土地与水的关系可能存在从“地水结合，水随地走”到“地水分离，地随水走”的转变。在水资源日益匮乏、价值不断凸显的历史条件下，山西水利社会存在着从“以土地为中心”到“以水为中心”转变的可能与趋势。郑晓云认为，张俊峰的研究具有可行的现实价值和学术价值，目前在缺乏有效的解决民间水权纠纷的背景下，传统的解决思路可以给我们提供啟发。
作为农业发展的基本要素，水利灌溉不仅是物质资料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水文化的精髓。郑晓云提出，很多文明都是建立在灌溉发展的基础上，在需要灌溉设施作为生计基础的地区，灌溉就是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他以中国红河流域和日本大分县竹田直入地区为例，从文明进程与文化遗产的角度分析了灌溉发展与当地经济进步、文明发展的互动关系。他提出，灌溉的发展是居民根据当地自然环境探索出的一种新的生态互动模式。在这种相对和谐的互动中，灌溉的发展可以促进当地农业发展模式的转型，形成新的农业生产格局，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形成与灌溉相关的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合作机制，酝酿出与之相关的水文化，进而成为当地居民的精神财富。张俊峰认为，国内外对水的研究是有传统的，并经历了最初的从意识形态方面探讨水与国家以及水与政治的关系，转变到对水利事务的关注。他认为，关注水对地方社会文明影响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对开展水文化和水社会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当前，水污染形势严峻，如何进行有效治理依然面临很多挑战。黄涛珍(河海大学)基于目前中国流域水环境治理府际关系模式以及治理中的事权划分，指出了我国流域水环境治理面临的困境，强调了政府间相互协调与合作的重要性。她以淮河流域水环境治理府际关系的情况为例，分析了在我国水环境治理中各政府部门纵向、横向的交错复杂关系，指出我国政府在水环境治理中存在纵向事权与横向事权的权利配置交叉重叠问题、流域水环境保护与地区经济发展公平权的冲突问题以及府际之间合作难等问题。她指出，政府部门间权责界定分明非常重要，而制度上的改善可以规避管理水流域低效的弊端。在治理水污染过程中，民间环保组织(NGO)具有重要作用。宋言奇(苏州大学)以苏州的民间环保社会组织为例，对我国民间环保社会组织的模式与扶持策略展开了分析。他认为，目前我国存在三种民间环保社会组织模式，即“基金会赞助模式”“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和“志愿者模式”。他的研究发现，“绿色江南”是苏州较为典型的“基金会赞助模式”的民间环保组织，该组织曝光了鼎兴电子的污染河流数据，并监督鼎兴电子对污染进行整改，使河流恢复原状，参与开展关于太湖流域高排放企业发布会，和其他四家环保组织共同发布调研报告《谁在污染太湖流域?》。郑晓云认为，在现代社会，水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NGO对缓解水问题以及水与社会的冲突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水社会学的理论构建和学科建构具有重要意义。施国庆针对水社会学相关议题展开了探讨。他在对水的相关概念、水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并阐述了水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他认为，水社会学是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水社会各个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及水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所谓水社会，指的是以水为纽带，由水资源的使用者、开发者、生产者、产品或服务提供者、运行管理者、规制者、受影响者，水生态和水环境的保护者、影响者、受影响者、规制者，以及与水关联的社区和组织所构成的社会。他认为，水社会学主要研究水资源利用、水资源开发、水资源保护和水资源管理等社会学问题。张俊峰肯定了水社会学这一分支学科建立的必要性，认为水在当前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决定了水社会学研究的价值。郑晓云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分析，认为与水利社会学相比较，水社会学发展的潜力更大。此外，他还从学科发展体系的现实性、便利性和可操作性等角度考虑，建议水社会学学科建设初期不要囊括太多的内容，适度“瘦身”有利于学科建设。
二、水利与社会
水利及水利设施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作为农业大国，我国各个地区都有其地方特色明显的水利设施及水利文化。从水利视角探讨相关社会学问题、思考社会变迁，不仅有利于人们科学认识水利设施和水利管理，而且有利于推动社会发展。
水利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与水利相关的社会问题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陈阿江(河海大学)在回顾水利社会学发展历史的基础上，阐述了水利社會学的性质与定义，探讨了水利社会学可能的研究领域。他认为，水利社会学属于社会学按“行业分类”的社会学分支学科，且存在狭义与广义之分，前者是指防洪与灌溉等层面的水利社会学，后者是人类社会涉水事务的水利社会学。水利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兼具传统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和相关水利领域，包括组织制度、生活生计发展与“水利之害”(因水行动产生的社会问题、水利工程产生的社会后果等)。在此基础上，陈阿江还探讨了水利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郑晓云认为，水利社会学建设有其学术发展的需要和现实需求，并建议推动相关经验研究。
王毅杰、王春(河海大学)通过对苏北农民用水户协会的调查和思考，分析了乡村水利的制度设计等问题。他们认为，总体上看，苏北各地农村水利运转基本顺利。乡村用水秩序看似一湖静水，但这并不意味着用水户协会可有可无，实质上反映出村民对基层水利管理传统的一种习惯性服从。他们的调查发现，不少农民对于水费价格偏高颇有微词，却只能被动承受。他们认为，农民用水户协会制度的推行，是为了节水减排进而减轻农民的水费负担，但更深层次的制度用意在于借此激发农民民主管理意识，并渗透到乡村自治的其他领域。然而，制度催生的现实是农民用水户协会与制度设计的理想状态相差甚远，实际运行陷入了重重困境。黄涛珍认为，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背景下，农民用水户协会的组织化进程以及未来承担的新职能都有着很大的研究价值。
水利不仅仅是基础设施，也是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一部分。吴金芳(安徽师范大学)从水环境与国家政治经济系统、水环境与地方社会秩序、水环境与地方文化民俗、水活动与生态环境四个方面开展了水利社会研究。她认为，自然环境、水利、社会三者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水环境对地方社会秩序的构建而言，既是限制性因素又是拓展性因素;与此同时，水环境对地方文化、民俗的影响，也附上了当地水资源的性质与特色。她提出，需要从环境史的角度解析人类水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宋言奇认为，吴金芳从国家政治、地方政治和乡村文化三个层面出发，作了很好的文献梳理，为未来的学术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何志扬(河海大学)认为，暴雨洪水及其次生灾害，是中国长期面临的主要气候灾害类型之一，由此导致的非自愿性的灾害移民规模庞大。他基于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案例的分析，认为气候灾害移民的安置政策存在供需错配的问题，据此提出了相应的调适措施。他认为，政府机构要重视水灾等自然灾害的应对和受灾移民安置政策的研究，转变气候灾害移民安置的传统思路和模式，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化的灾后重建安置体系。
此外，还有学者对水利水电项目中的性别视角和传统水利管理理念进行了剖析和解读。王旭波(河海大学)通过描述水利水电项目社会性别影响评价工具和流程，展示了水利水电项目社会性别影响评价分析框架。她认为，社会性别影响评价工具可以帮助理解项目开展的现状、语境以及项目对这些背景环境带来的影响，并且在后续发展中可以用社会性别标准评估潜在的影响及其实现情况。程得中(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水利视角，对历史时期巴蜀基层社会治理进行了剖析，阐述了社会各阶层在水利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中的角色，提出了针对水资源分配产生的纠纷的解决措施。他希望通过分析历史时期巴蜀基层社会水利事务的治理，可以为当下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一些参考。宋言奇提出，可以利用《公共事物的管理治理》的思路来理解传统社会的农田水利，认为传统水利管理的研究可以为现代农村水利建设提供借鉴。
三、海洋与社会
学术界在“水与社会”这一主题研究中，逐渐从内陆扩展到了海洋。当前的海洋开发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也对学界探讨这一问题提出了更高要求。
崔凤(中国海洋大学)以海洋实践为主体，通过梳理海洋实践的概念、具体表现和特征，分析了现代人们的海洋实践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他认为，海洋实践就是人类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实践活动。在现代社会，利用、开发和保护海洋的各种实践活动，在广度、深度、动力和内容方面都演变出了有别于传统社会的现代特点。在描述海洋实践的全面性、合作性、开放性、高风险性、高科技性、海陆一体性及潜力性特征的基础上，他梳理了海洋实践活动社会变迁影响的具体表现。他认为，可以从微观层面渔村的产生与变迁，中观层面沿海城市的产生与变迁，宏观层面沿海地区的变迁及区域性海洋社会的形成与变迁，来分析海洋实践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极地冰川融化等因素的影响下，海平面上升议题成为政府和公众关注的重要内容。黄健元、梁皓(河海大学)运用SPRC(源—路径—受体—结果)模型，从资源子系统、环境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四个方面剖析了海平面上升对我国沿海地区产生的影响。他们主张通过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思路来解决相关问题。其中，非工程措施主要包括：建立健全海平面上升的预防政策体系，提升民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建立起良好的国际合作关系，等等。王欢(河海大学)基于“资源—环境—社会—经济”耦合关系的系统分析视角，认为海平面上升对沿海地区的发展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传导性影响。她梳理了海平面上升对我国沿海地区的自然影响，分别是海洋和海岸防护工程、海岸侵蚀、风暴潮、海水入侵与土壤盐渍化、沿岸低地淹没、近岸生态系统和海洋权益。她立足于预测和数据分析，认为未来我国沿海海平面呈缓慢上升的变化趋势，而海平面的持续性上升还会导致沿海地区风暴潮灾害频发。张鑫(河海大学)通过对风暴潮灾害损失与灾害救助之间的关联分析，提出了风暴潮灾害四维救助体系的建构。她指出，风暴潮灾害具有发生时间集中、地域差异显著、经济损失严重等特点，可以从时间维、空间维、逻辑维三个路径来看待风暴潮灾害损失与灾害救助之间的关联，并阐述了风暴潮灾害救助保障体系建构的四个体系：风暴潮灾害救助的内容体系、风暴潮灾害救助的结构体系、风暴潮灾害救助的层次体系、风暴潮灾害救助的服务体系。
当前，我国海洋污染形势严峻，衍生了很多社会问题。顾金土(河海大学)以江苏海州湾海水质量的变化为例，分析了海洋环境污染的严重性。他认为，目前沿海开发的战略定位促使渔民形成了向内和向外这两种反应类型，即分别采取近海露天养殖和工厂化车间养殖两种生产方式。这两种方式在生产过程中虽然有很大的差异，但都会对海洋环境风险造成影响，只是程度有所差别。就工厂化养殖而言，它本身也积累了较高的社会风险，比如2006年11月和2015年7月“嗑药多宝鱼”的负面新闻就引起了产业灾难。陈涛(河海大学)认为，海洋污染不仅导致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引发了大量的利益冲突和维权运动。他以蓬莱19-3溢油事件中路易岛居民的环境抗争为例，分析了政府在渔民环境抗争中角色转变背后的利益诉求。他指出，“维稳压力”和“去污名化”是基层政府走向渔民环境抗争对立面的双重机制。其中，“维稳压力”主要源自政绩考核压力，而“去污名化”主要源自地方政府对海产品销售(包括出口)以及沿海旅游业等经济收入的考量。
四、结语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类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肇因。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人类对水资源的开发能力明显提升，但也引發了很多问题。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在对我们进行报复。”在人类社会活动特别是不合理的水资源开采和使用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并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约制，亟待深入研究。
在本届研讨会上，来自社会学、管理学、历史学、人口学等领域的学者就“水与社会”这一议题开展了深入探讨，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反响。综而观之，“水与社会”学术研讨会的成功召开，进一步凝聚了学术共识，推动了水与社会的学术研究，加强了学术共同体的建设。更重要的是，本届会议的成功召开也激发了青年学者的研究热情。与会学者纷纷表示，本届学术盛宴中碰撞出了很多新的研究思路，期待下一届“水与社会”研讨会如期召开。
作者：叶胜岚
第三篇：省思后发社会的学术本土化
近代以来，尤其二战之后，后进地区为了现代化、为了发展经济，无可避免必须向西方学习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学问。然而，人文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这样的学习不仅牵涉到对西方知识的实质掌握，更涉及运用它来理解并推动自身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并同时建立本地的学术社群，更甚者，可能涉及建立属于自身的学问，或以自身研究成果对世界知识群体作出贡献。
战后数十年来，台湾已成功地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优异的经济发展成绩在后进地区名列前茅。而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也逐步学习了西方的社会科学，只是学习的绩效如何?如何评估?到了21世纪的今日，应可以对台湾地区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的成果与状态作一评估及反思。在此将主要针对台湾地区的社会科学界、特别是我较为熟悉的台湾地区经济学界的情况作评估。而台湾地区的情况与其他东亚地区高度相仿，也与中国大陆发展趋势有近似之处，应有可参考之处。
如今台湾地区社会科学界确实已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是要如何评价其成效?评估的标准为何?在现实上，台湾地区社会科学界多年来逐步建立的标准体系如下：第一，SSCI论文，[1]即刊登于国际期刊(主要是美国期刊)的论文，以被SSCI等数据库收录的期刊为主，并进一步给国际期刊分等级;第二，收录于台湾地区本地数据库TSSCI的核心期刊论文，(这也意味着专书甚难进入此评价系统[2]);第三，这两个可依论文数目及各种权数来计算的量化指标，已成为衡量学校排行及“国家竞争力”的一部分，而且这也已是全球趋势;第四，更重要的是，在实质上，本地学术界同侪评审的标准，多以“是否掌握了西方的方法”来作衡量，而在研究问题的选择上，更是追随西方的问题意识。如此的评价体系必然会高度引导学界的研究成果，这部分下文将较详细地讨论。
然而，在讨论之前，先提出我个人认为评估一个后进学术社群较为合理的标准：(1)对自身社会的理解是否有所精进;(2)是否能依此改善社会;(3)藉此生产出的知识能否对全球相关知识整体作出贡献。简言之，至今为止，台湾地区社会科学界的学术水平已大幅提升，大幅缩短了与西方学界的距离，然而，与此同时，因为学界以上述评价体系为准则，即以西方学界的问题意识决定研究方向，因此可预期地忽略对本土议题的研究，对于自身的发展经验缺乏研究，也未能对相关政策提供支持性研究，亦即基本上以追随西方为目标，甚至曾被认为是“为西方做学术代工”。因此，至今本地学界的成果可以说与我所提出的目标有相当的差距。
在进行检讨之前，先讨论一下这一评价体系的由来。
目标与评价体系的由来
历史性地来看，如台湾这样的后进学界，会有如此的评价体系可以说是其来有自。后进地区都是在西方优势压力下被迫进行现代化，并且是以西方为典范进行现代化，而不是在自身既有的发展轨迹上前进，因此要学好西方社会科学，必然会是件必要但高难度的事情。确实，战后台湾地区社会科学界就是走过了一个漫长的、逐步学习的过程，数十年下来才走到今天的规模与水平。学习西方学问应该是困难的，因为这学问深植于他们的历史文化中，并且是与他们现代社会数百年的发展一起进行的。而后进地区则是在极度压缩的过程中急速现代化工业化，缺乏了解这些学问以及自身社会变化的基础。
然而，我近年来读到一些清末民初杰出学者的著作，如章太炎与杨度等，才发现，对西方学问的理解程度与反思性而言，近百年后我们这些战后受西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却是远远不及这些先辈的。他们有中国传统学问及其伴随的自主性为基础，因而能有较高的视野，能够为不同的文化与学问“归位”。他们虽认识到在西方船坚炮利威胁下必须设法自强，因而推动西方式现代化势在必行，但他们也清楚地认为这是为现实所迫而为之，并不是因为西方文明在各方面优于中国，或带来了更高的理想。
现今台湾地区社会科学界成员主要多是战后在台湾出生，接受国民政府西化教育的一代。而国府因被中共击败退守台湾，故常讳言其在大陆时期的历史，并将当时诸多文化作品列为禁书，同时因政治上依靠美国，故在文化上高度受到美国影响。因此台湾地区战后新生代在此种教育环境下，不但未能承继前辈在此方面的累积，更因此高度缺乏文化的自主性。影响所及，在战后台湾，西方学问就被当作是唯一的真理，即使要批判主流理论，也是追随西方批判理论而为之。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战后新生代菁英即以留学美国为目标，“第一学府”台湾大学的毕业生高比例出外留学，其中八九成留学美国。今日虽不再完全如此——留学与留美比例皆大幅降低，而社会科学学者的学术技艺水平也已逐步提升，掌握了更多的西方知识，但主要成员多是从美国取得学位回来的，已将那一套移植过来了、内化了。
因此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台湾地区社会科学界现行的学术评价体系有多重来源。最重要的是，西方学问(尤其是其当下的学问)被当作是唯一的典范，在研究方法、学问体系、问题意识上，都是我们学习及模仿的对象。同时，社会科学被視为如同自然科学一样的、日新月异的“科学”，其所流行的论述都是必须追随的知识“进步”。
这其中涉及多项因素与多重决定，值得进一步分别说明。首先，后进者要追赶学习西方学问是大背景，既然是唯一典范，“学得像”就成为基本准则。将社会科学视为如同自然科学一般，既源自现今欧美社会科学界主流的自我认识，也符合学得像的准则;既然如此，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就不是合宜的问题意识。同时，西方现代社会科学本身(尤其是经济学)即自认是普世性的理论，是适用于任何时间、地点与社会，是“放诸四海皆准”的理论。并且它带有“进步观”，即认为知识界是在不断累积人类的学问、推进人类的知识前沿，后进者只需学习存量，然后一起加入推动前沿的工作。
在这脉络下，所谓的“社会科学本土化”就不易成为一个问题，或说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意识，亦即“普世”理论应该就只有一种，社会科学也不例外。既然如此，“本土化”可能最多只意味着运用本地数据来检验、或更多是证实这个所谓的普世理论。
与此相配合的时代背景，还包括全球化风潮下，所谓国家竞争力的竞赛。学术生产不仅是普世化、全球化，更被纳入各地经济指标评比之中，高等教育在产业化之后，更进一步进入国际竞争的行列，进而加强了知识生产普世化的趋势。
同时，在前述多重因素导致采取追随西方为准则之后，这些准则进而成为后进学界内部互相竞争的标准，在游戏规则的制定上有“本土化”的演变。一般而言，由于后进地区学界仍较为缺乏对内容的自主评价能力，而与“形式与方法”相关的部分，较不易有争议、最容易的“客观”衡量，因此就成为评鉴中比内容更为重要的部分。例如，台湾地区TSSCI核心期刊收录评量标准中，除了内容部分依据同侪审查外，另有重要的关于形式指标的审查，其中关于出版格式与论文撰写格式(如是否有中英文摘要，参考文献是否齐全且前后一致等)是否符合规范的评分，即占到总评分的46%，其他则涉及编辑与刊行作业(如是否准时出刊、匿名评审等)是否合乎规定。由于缺乏对内容评价上的自主能力与共识而高度重视形式性质的规范要求，应可说是后进地区学界的特色。
简言之，以往台湾地区社会科学界的主流评鉴准则，就是依据“后进者追赶先进普世理论生产”的理路。以下进一步来检讨具体评鉴标准的意涵。
评鉴标准的意涵
近年来，以SSCI作为核心指标的共识，已经成为东亚包括台湾地区的人文社会学科的评鉴方式与标准，此变革对研究成果的影响也逐步显现。
在引进此套西方学术体系之时，一般认为既有的学术传统不仅不足以帮助后进地区现代化，同时既有成规也显得封闭迂腐，常呈现门派化与自我繁衍的现象。因此在引进西方学术的同时，也应引入其学术规范，如采用同侪匿名评审制度及避免留用本系学生等做法。在现今台湾地区，在形式上这部分接轨可说已施行有年，且有了初步成果——在建立程序规范上可以说已有成效，但要有理想的学术生产成果，却是件更为复杂的事。
因为学术评鉴标准多依赖西方准则，并以得到国际认可为目标，且因这是由上而下的改革，故倾向于运用可量化、方便管理的指标。因此至今，数量标准以及SSCI的标准越来越被采用，被其收录的论文篇数已成为大学及研究机构各层级自我评估必备的内容。例如，台湾大学校长曾在2003年的募款信函中，对该校教师研究成果的描述，就用了当年教师们所发表的SCI及SSCI的论文篇数来表达。虽说近年来，如此以论文篇数为基准的做法被批过于简化，因而不再被列于正式的评鉴指南上，然而在实质上仍继续被采用。近年来的趋势是将这指标进一步细致化，在理工科系除了重视SCI收录的论文篇数之外，也开始注重影响指数(impact factor)，各学科也普遍对期刊分出等级以便加权计分。某些机构(包括上海交大)在进行全球性学术单位研究绩效比较时，也是采用这样的数量标准来为各地大学作排行。
以人文社会科学而言，以被SSCI收录的论文篇数来衡量研究成果，这其中所强调的价值，主要是“参与国际学术生产圈的能力”，包括英文写作能力。近年来，有些以中文为主的本土期刊也成功地加入SSCI等国际数据库，因而需要额外提供题目、摘要与参考文献等之英文翻译。国际数据库公司也藉此将业务扩大，推动学术市场的“全球化”。同时，中文本土期刊的努力目标，除了争取被本土TSSCI数据库收录之外，也开始以能够被国际数据库收录为目标。
照理说SSCI及其类似的数据库，只是西方各种坊间商业性经营的学术数据库之一，将被其收录与否视为一种质量的标准，虽说有些荒谬，或也可说是“本土化的西方标准”。然而在现实上，却已成为后进地区在追赶西方过程中普遍的行为，甚至回过头来影响西方学界的行为。不过，在此要强调的是，这标准所着重的是“参与国际的能力”。在早期，后进地区既然执意要向西方取经，则具有参与国际生产的能力，显然是一种能力的提升。
但问题是“能力”的提升是否竟成为终极或唯一的目标，是否能满足本地知识生产的其他目标?如“服务在地社会需要”这功能目的?或许有人会认为这目的也可以在如SSCI国际刊物中实现，但在现实情况下，这是不容易做到的。因为无可避免的，国际期刊所关切的问题及其问题意识，是由欧美(更精确些是美国)学术圈所主导，不一定和台湾或其他地区的本地关切议题有太多的重叠。不过，这里所提的“服务在地社会需要”，是指广义的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当然不是指狭义的服务特定利益的需要。这也涉及本地学术社群能否产生聚集效应，有本地的学术空间来讨论本地的议题。近年来，在政府主管机构不断推动投稿国际期刊之余，台湾地区本土中文期刊开始面临稿源不足的困境。
再则，就长期来看，后进地区的学术社群要能够在国际学术社群中作出特殊的贡献，“优势”必然会是和自身经验有关的研究，将在地社会独特的经验，以先进的、能够与国际社会沟通的理论语言，将成果呈现进而对世界作出贡献。我们的“优势”应该不是在于追随欧美的问题意识——针对他们问题之研究，我们为什么会比他们做得好?
这也牵涉到后进地区稀少資源分配的问题。后进地区的高等研究人力必然是稀少资源，这资源若主要用来研究本身的经验，应比较符合在地社会的需要，或说(对社会而言)投资报酬率比较高。不过，在台湾学术界的运作机制中，“服务在地社会需要”并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目的，因此在建立评鉴标准过程中，并没有被严肃地对待。
此外，近来教育体系的“全球竞争力”也成为考核目标。而上述的量化评鉴指标体系也与之配合，除了鼓励提高SSCI论文篇数之外，大学的教学用英语、吸引外籍生也成为目标，即教育被当作商品且要在全球市场竞争，而SSCI论文的数目，也成为商品化大学教育的竞争力指标。然而，本地大学教育的目标是否要完全商品化、是否要在全球市场进行竞争，其对服务本地教育需要的目标是否有冲突，则仍是亟待充分讨论的政策议题。对于尚不具有全球性优势文化的后进地区而言，如何使自己国民具有全球化竞争的能力，与将本地教育变成具全球市场竞争力的商品，是两件不同的事情。目前盲目的追求混淆了这两个不同的目标，并可能使得前一基本目标也无法达成。
这其中牵涉到一个吊诡的关系。面对全球化的竞争，如果只是一味地跟随西方领导者，并不能带来竞争力。反而是必须建立自身特色，自身的主体性，才能掌握优势、建立竞争力，要做到这目标，则必须要面向世界的在地化才行。
评鉴制度的影响：以台湾经济学科为例
在此以我较熟悉的台湾地区经济学科为例，来讨论前述评鉴制度的成果。经济学在台湾地区的社会科学学科中发展较早，留美博士数目最多，被认为是向西方学习成果最好的一门社会学科。如果以刊登于SSCI数据库的论文篇数计算，经济学科也领先台湾地区其他社会科学学科。
同时，经济学科的共识程度也最高，多数人都接受国际期刊相对于本土刊物的优越性，并且早已进一步发展了学术期刊的等级排行。1999年起台湾地区负责管理科研的机构(先是“国科会”，后升格为“科技部”)就开始不定期对经济学国际期刊作分等排比，目的当是为了建立数量化的评鉴标准。同时，学界领导机构“中研院”经济学研究所本身，也随之建立国际经济学期刊分等名单，并据此来计算点数，作为研究人员升等续聘的依据，其中台湾地区本土前三名的经济期刊，则被列在第三等。在学界之中，公认的最高标准，即是在国际最好的几个经济期刊发表文章。大家见面很少会互相询问“你在做什么研究”，但是会问“你升等点数够了没”，更会传颂某人在某顶级国际期刊发表了一篇论文，而不管内容是什么、贡献是什么。
若参考台湾“科技部”所委托的经济学科学术单位绩效评估报告，会发现即使是经济学科，以英文在国际期刊发表，在台湾还是少数人参与的事情。先以2002年评估报告为例，[3]该报告评比台湾各经济学术单位的研究绩效，包括22个单位，315位专任人员，以他们发表论文之中被收录于国际经济学数据库EconLit的篇数为绩效标准，在1995～2000年间总篇数为228.65篇。每人每年均值低于1，并且这些论文分布高度集中，由少数单位与个人囊括大部分。再以2014年同性质的评估报告为例，此次调查包括31个经济学术单位，447位专任人员，在2008～2012年间，他们发表论文之中被收录于另一个国际经济学数据库的篇数为234.66篇。[4]因数据库不同且范围缩小，难与前次直接比较，不过报告发现，近十多年来，发表于国际期刊的文章数量显著成长，然则成果依旧是高度集中于少数单位与个人。
再则，在最顶级的国际经济期刊发表论文的成绩如何?根据一项2002年的统计，在国际前七大经济期刊中，台湾地区学者发表的篇数，1981～1990年为7篇，1991～2000年为8篇，20年间未有显著上升的趋势，因此该文作者认为这显示台湾地区经济学界“尚难影响国际学术主流”。[5]再引用前述2014年的报告， 2008年～2012年这五年间，在顶级六大国际经济期刊上台湾地区学者发表的总篇数为3.17篇，[6]若与前述1981～2000年数据比较，虽说范围稍有改变，但并未有显著上升的趋势，且仍是极少数人参与的事情。
这表示无论是依据哪一个国际学术数据库，实际上只涵盖到台湾地区经济学界少部分的学者。然而，这一评鉴标准的影响当然是全面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标杆，是从顶端来整体性地界定了阶层性的评价体系。台湾地区绝大多数的经济学者的主要发表园地，不是上述国际期刊，而是台湾地区发行的本土刊物。这部分评鉴在具体做法上，则主要依据论文是否刊登于TSSCI(台湾地区版SSCI)为标准，这是量化评鉴标准的第二层。然而在研究方法与问题意识上，清楚地是以前述评鉴体系为标杆的。
台湾地区经济学者也对台湾经济问题做过不少实证研究。如果以经济学会年会中提交的论文来看，一般大约有近三分之二是有实证内容的论文。因此，与台湾地区有关的实证论文并不在少数，且多在本土刊物(主要以中文)发表。然而，大致而言，学界整体成果并未呈现出台湾经济发展经验的特色。更重要的问题可能在于实证论文中的“问题意识”：其问题多追随美国经济学界，以效率检验为主题者占绝大多数，而不重视动态成长以及结构变迁的问题，至于以政策关怀为出发点的相关研究则更在少数。换言之，即使是对不在国际期刊发表的研究者而言，SSCI的影响仍然存在。研究者多将台湾地区当作已开发地区来对待，所有的问题都放在和美国等同的框架中衡量，并且不将问题当作是“经济发展”的问题。确实，不论是用中文还是英文写作，台湾地区经济学界多在追随美国经济学界的“偏好”，因而本土的经济发展、经济史及经济政策相关研究，就都成了不受重视的边缘领域了。
如果从建立特色、利用自身优势来看，台湾地区经济学界的成绩并不好。国际间对东亚经济发展兴趣甚高，尤其是其他后进地区，皆会希望能够学习台湾地区成功经验，从中攫取有用的教训。无论是对相关经济理论的检验，或是可参考的经济政策，都是台湾地区经济学界可以从自身发展经验进行研究作出贡献之处，但在这方面成果非常有限。
再从“服务本土社会需要”的角度来看，则台湾地区经济学界的成绩也并不算好。例如，台湾地区近年来发生诸多重大結构变革，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本地市场自由化、全球化、两岸关系、财税危机、民主化之影响等，这些重要议题有现实意义也有理论与政策意涵，但是学界研究很少，虽智库进行部分数据累积工作，但其学术衍生意义则多尚待开发。
刘遵义院士在多年前，曾于“中研院”经济所发表演讲， 题目为“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ing a World-Class Economics Capabilit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他认为台湾地区优异的经济发展成绩值得研究，更是台湾地区经济学者的优势，应进行跨地区比较研究，从中推演出普遍性理论意涵，藉此建立世界级的经济研究与在地特色。他建议长期计划成立一个研究中心，建立数据库，策略性地选定发展领域及培育相关人力等，对外有吸引力且对内有交代。然而台湾地区经济学界并未遵循刘院士所指出的道路，因为学界主流共识并不认同刘院士所提出的视野、价值与愿景，以及他所界定的台湾地区经济学界优势。
总之，台湾地区经济学界所走的道路，是个别人员各自参与世界分工的路径，然后以各自在国际期刊发表的成绩加总作为整体的成果，着重在论文刊登的期刊之地位以及论文篇数。这是学界的主流共识，因此诱因奖惩机制多奠基于此标准上。对于不在国外期刊发表的大多数研究者而言，竞争标准则是在本地复制SSCI的问题意识与竞争逻辑。而这高度一元化的标准，不可避免压抑了其他类型的研究工作。
一元化标准压抑其他类型的工作
如上述，以SSCI为标准的奖励只适用于少数人，而多数人难以参与。然而，在这单一的标准下，其他类型的成果就被认为价值较低。同时，这一奖惩体制对于其他多数学者来说，只能获得负面的讯息，而不能提供正面的诱因，来鼓励他们进行其他有意义的工作。
事实上，在经济学界中还有许多不同的研究工作。包括费时费力的数据收集与整理，数据库的长期维持，除了量化数据外，本地与其他地区相关的制度变迁，历史性的分析，长期与短期经济政策的研究等，这些工作都很必要，皆有其价值，甚至可以说和能够登上SSCI的研究工作有不同的价值。虽说目前公认最理想的情况，是研究者自行进行数据收集与整理，然后进行严谨分析将研究成果刊登于国际期刊。但是，国际期刊自有他们各自关切的议题。更重要的是，在目前的体制下，如果没有做到最后那一步(登上SSCI)，前面的研究工作就被认为没有价值，对于上述这些其他工作其实没有提供任何动力。即在目前的制度中，评鉴标准及奖励缺乏复杂度及多元性，无法对多数不在SSCI发表、进行上述这些其他工作的学者，提供制度上的鼓励。
依据客观条件以及理想设想，对自身做出合理适当的定位，是制度设计的基本功课，然后评鉴标准之设定随之。这一制度设计的逻辑，适用于后进地区学术生产在全球学界的定位，适用于后进地区内部不同研究机构的各自定位，适用于后进地区不同研究学者的各自定位。确定的是，台湾地区与东亚目前的、以SSCI的单一标准适用一切的情况，是错误的设计，不符合上述制度设计的理性逻辑。
历史化、问题化自身的现代化
台湾地区社会科学界现实的评鉴标准以追随西方为目标，因而引发各种问题，然而合宜的做法为何?前文已陈述了我个人认为比较合理的评估标准：第一，对自身社会的理解是否有所精进;第二，是否能依此改善社会;第三，藉此生产出的知识能否对全球相关知识整体作出贡献。此外，我也认为我们后进学界在学习之后，经过反思而有进一步精进，不仅是可想也是可能的，因此想提出一个“学习阶段论”，即：学习初期为模仿;参与国际分工证明自身水平;反思并修正理论使其适合自身社会，并进而有所贡献。
历史性地来看，后进地区必须向西方学习并推动现代化，在开始学习时，以西方为唯一典范实难以避免。然而，在学习之后，修改、适应与创新成为可能，但首先必须“历史化、问题化”地看待我们自身的现代化进展与状态。
因缺乏文化的自主性，台湾地区战后新生代在开始学习西方学问时，并未将自身的学习历史化地看待，而是将西方学问当作普世理论、唯一的真理，以自身与西方理想模式的距离为衡量自身“进步”的量尺，并且在问题意识与价值目标上紧密跟随。在这体系中，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缺乏位置，即使以“对自身经验的探讨”作为研究课题，也是以西方模式为典范的一种高度规范性的探讨，而非以真正理解自身为目的。
其实，若以较长期的历史视野来看，若能脱离将西方典范规范化的立场，则应能认识到后进地区现代化的重要挑战，是如何在推动现代化的同时，使其能与自身传统文化与价值“调和”。亨廷顿对此的说法甚为清晰，他认为西方文明不可能是普世的，因为不同文明的人对于人与神、个人与群体、公民与国家、家庭伦理、平等与阶层、各种责任义务等，皆持有不同的看法，并且这差异是长期历史的产物，不会轻易消失。若后进地区菁英在推动现代化过程中，强推西方普世现代化，而忽视“调和传统”的面向，在日后必会造成问题。[7]
此外，还涉及战后当后进地区学者去学习西方理论时，西方学界自身的发展进程的问题。若检视二战后由美国主导的社会科学界的发展，可清楚看到，在战后初期的承平时期，尚未出现严峻的现实挑战，学术市场的运行机制导致数学化与计量化的趋势日渐加深，研究与现实的距离日远。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先进国家所产生的严重现实危机，对社会科学界带来了实质挑战，因而才促使一向强势的经济学界终于进行了局部的反思，并将数十年前为了因应经济大恐慌而产生的凯恩斯理论再次挖掘出来，然则随着危机缓解，反省力量也随之减弱。[8]简言之，若忽视“西方历史现实发展”与“学术市场运行机制”这两个因素对西方理论发展的影响，并将其视为必然“不断进步”的典范，则会严重影响后进地区学界向西方学习的效益。
然而至今，即使我们不积极主动进行反省，全球情势也已逐渐展现出新的局面，告诉我们必须改变以往的认识与作为。西方开始没落，东方逐步复兴，同时西方没落的过程中展示出其模式的各种弱点。这也是其他后進地区认识到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特殊性(而非普世性)的时机，是我们必须反思处理自身发展途径的时机，进而探讨我们现代化道路还有什么其他可能。
换言之，一则西方模式已非唯一典范，我们必须进行反思;二来我们向来一昧模仿西方，然而西方模式是在自身文明的基础上为之，而无疑我们自身的文化与西方有相当不同。因此，实际上现代化进行至今，我们社会各方面的状态与西方有实质整体性的差异。只是因为我们习惯于用甚为形式化的、高度规范性的“到底离西方理想还有多远”这一视野来看待自身的现代化，因而掩盖了较为接近现实的另一视野。
追随当然是比较容易的路途，进行反思、理解自身并自行摸索途径却是较为困难的。
近年来，我开始整理自己作为一个立身于后进地区、研究后进发展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体验，就如何理解现代化、自身社会现代化的进程、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适用性等进行反思，目前所得仍很简略，应该会是一个持续性的计划。先在此提出以下想法，望能引发进一步的讨论。[9]
首先，我认为，若能脱离“西方为唯一典范”的价值观，则会有海阔天空之感，同时反思亦能成为可能。再则，传统文化深入人心，至今仍深刻地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体之中，我们其实是从自身文化的角度来理解西方现代化，来进行模仿，因而现代化的成果与西方典范必然有差异，唯有将自身现代化的进程与状态“问题化”，将其当作研究理解的对象，才能对自身有所理解，进而试图改进。
五四运动全面否定中国传统，认为那是落后的，进而高举理性、科学、民主。在“五四”的影响下，提到传统似乎变得只有“回归”或“扬弃”两种选择，而为了进步当只有后者——这是我们前辈推动现代化的论述，是高度规范性的论述，也是推动现代化运动的论述。
然而，今日在此提出的检讨应是历史化的，而不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传统。其实在现实上我们学习西方现代化无可避免，若将争论简化为西化与传统的二元对立，是去历史化、走回头路的提法，既没有生产性，也没有现实意义。
在此拟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要“历史化、问题化”自身的现代化。因为我们无法如自己所期待的完全扬弃传统文化，而是在其基础上现代化，即是在既有的文明基础上试图移植我们所认识的西方模式。因此必须要把自身现代化的状态“问题化”，将我们“如何地现代化”作为研究的问题意识，如此才能理解自身、并据此寻求解决自己社会问题之道——这不是寻求特殊化，而是理解自身，也只有理解自身才能改进、设法建立较好的现代社会，这是每个地区能为人类作出贡献的道路。通常一提到传统文化，就会被归类于回归传统的怀旧派，但我并非此意，而是认为必须面对“自身无形中承继了传统文化”的现实。
如前述，以往是以“衡量与西方的距离”这一规范性问题意识，来主导社会科学对自身社会的研究。在此要提出的另一种问题意识，即是研究“我们如何进行了现代化”——要直接面对现象，要“问题化”自身的状态，“问题化”自身现代化的进程与状态。同时，进一步认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应该是将学习来的理论加以修改，进而创新理论，来适应、解释我们自身的经验。引入与学习西方学问是必须的，至今我们做研究的技能得以提升，而下一步应是设法将其转化为己用并进而创新。
例如在形式上，现代工业化似乎显示“现代化”的“划一性”，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面而已。为了做到这样的工业化，后进地区的人、组织、制度与价值都改变了，都在某种程度建立了新的版本。表面上后进者都以西方为典范，以自己与西方典范的距离作为达到现代化程度的指标。实际上，每个后进地区不仅在现代化的路径上不同于西方，在所建立的现代化社会上也必然不同，因此重新认识自身文明，是开始认识“现在的”自己的开始，是自我反省的基础，也是改善自身“现代化”的基础。
此外，也要将西方视为一个现代化特殊案例，当各地都能成功在自身文明基础上建立各自的现代社会，这一整体才能构成“普遍性”的现代化。同时，也必须将自身重新“历史化”，而不是将现代化或西化当作道德选择;并对这一过程进行具体的整理与分析，探讨我们如何在自身的文化基础上进行现代化，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模式为何，我们所依据的说法、所追求的价值为何。
换言之，实际上我们是以自以为义的西方现代化概念与价值，来作为自身社会竞争的准则，在此竞逐过程下所建立起来的现代化社会，到底与西方的异同为何?如此的追随式竞逐能否合乎我们自身的理想与追求?我们社会科学界所要达到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也包括反思自身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以及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适用性。
如何建立不同于追随西方的问题意识?其实，若将自身现代化过程予以历史化、问题化，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则会发现一片广阔的天地。数十年来，台湾社会经历了如此划时代的巨变，从传统到现代，从农业到工业社会，社会科学研究者到底记录了多少?在各方各面，如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相关行政组织的形成与变化，各种制度历史性的演变，至今我们捕捉得极为有限，因为台湾地区社会科学界甚少将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演变过程来研究。更多的是以去历史化的、规范性的，以离西方典范距离为标尺的问题意识来研究，并以通行的量化研究方法替代历史研究。因此，可以说基本忽略了记录自身历史性的变化。
社会科学该如何发展
以上所提出的问题都是挑战性的难题。后进地区的人文社会科学该如何发展?回归传统并不是选项，向西方学习不是问题，而是如何学习，如何从我们的需要出发来进行学习，如何落实在地化的问题。人文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若要能在这方面对人类作出贡献，必然是要奠基于我们自身经验的研究成果之上，这是我们的“比较优势”，也是真正参与“全球化”的方式。当然更不用说，在地的人文社会科学原本就应该是要服务于在地社会的需要。我们其实已有长足的进步，应有条件脱离一味依靠西方肯定的阶段，一味依赖绝对化数量化标准的阶段。
在此从以上讨论就社会科学可以如何进行改善，先陈述初步的想法：
1. 历史性及阶段性地来看学术的发展。相对于传统的学阀式的学术生产方式，目前确已初步建立客观标准、建立匿名評审制度，提升学术水平，但应考虑如何进一步提升。
2. 应持续公开讨论以下问题：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目的为何?学术评鉴的标准与制度该为何?以SSCI为最高及唯一标准后，至今已产生着重论文篇数、一味追随西方问题意识等问题，应公开讨论这是否为终极目标，若否，则该如何改变。
3. 应不再将SSCI论文篇数等指标，当作个别机构与国家竞争力的标杆。
4. 应确认人文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各地学术社群的比较优势，应在于从对自身经验研究中作出贡献。应讨论如何能在制度设计上促进这类研究为目标，展开如何设计可提升研究质量的评鉴标准与制度之讨论。
5. 建立不同于追随西方的问题意识，将自身现代化过程予以历史化、问题化，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逐步建立“对自身经验研究”所必须的基础建设，除了既有的基本经济数据统计外，更包括对于相关行政组织、制度与政策的基本历史数据收集和整理，数据库的长期维持，产业与企业变迁研究，历史性分析，长短期经济政策研究等。
6. 应根据上述架构，鼓励多种不同性质的研究工作，让评鉴标准以及奖励方式多元化。
7. 应对期刊的质量认定标准设低标于“有无匿名评审制度”，并取消量化等级标准及计点制度。将评鉴工作回归同侪对于“实质贡献”的评述。
上述台湾地区学习西方社会科学时所遭遇的问题，在东亚地区也是普遍现象，而中国大陆因为后发，追赶得更为急切，西方学界的问题意识也随着占据了高位。[10]因此，前述的问题无论是东亚或其他后进地区，都是甚为真实且必须面对的课题。
(作者单位：台湾“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注释：
[1] 其实还有诸多其他数据库，如下引美国经济学学会建立的EconLit等，为简化起见在此用SSCI为社会科学学界国际数据库的代表。现在在大家口语表述中，这些被简称为”i”及”i化”。
[2] 台湾地区的人文学科界原本较为强调以专书为研究成果，然而近年来也受到社会科学界短期化、量化评鉴的影响，也开始着重论文发表，如“中研院”人文各所也不再将出版专书作为升等要求。
[3] 曹添旺、赖景昌、张峰嘉：《台湾经济学术单位在EconLit数据库的学术表现》，载《经济论文》2002年第30期。EconLit是美国经济学学会所建立的数据库，于2001年收录约有650种刊物，包括台湾地区本地两本期刊，但此处呈现的数字排除了这两本发表篇数。论文篇数是以合写人数加权计算。
[4] 此次评估以收录于Journal of Citation Report经济学界之279种西文期刊为范围。曹添旺、王泓仁、吴俊彦、黄粲尧：《台湾经济学术单位近五年学术绩效评估》，载《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2014年第26期。这数值仍排除收录于数据库中的两本本地中文期刊篇数。
[5] 巫和懋：《经济学在台湾的发展》，载《经济学季刊》2002年第1期。该文中的七大期刊是指AER， JPE， QJE， RES， RE&S， Econometrica， EJ.
[6] 曹添旺、王泓仁、林明仁、陈宜廷、张俊仁、黄粲尧：《经济学门学术期刊评比更新》，载《经济论文》2013年第41期。此次清单中顶级刊物为AER， JPE， QJE， RES，JF， Econometrica.
[7] Huntington， S.P.，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2(1993). 他认为忽略“调和”问题的后进国，很可能会成为撕裂的国家(the torn country)，如土耳其等。
[8] 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凸显出欧美金融治理的失误，以及经济理论本身的危机，因其未能预见及防范如此重大的经济危机的产生。不过，近年来法国、英国剑桥以及哈佛等校经济系学生，陆续发表宣言，要求学界改革教学，与现实联结，广纳多元取向，并反对不知节制运用数理与计量模型。主流经济学虽宣扬利伯维尔场，但如这些研究生所指责，现今经济学其实取向甚为单一。参照World Economics Association的网页中，Student groups working for the reform of economics education， https：//www.worldeconomicsassociation.org/students/.
[9] 瞿宛文：《如何评估战后台湾社会科学界的进展：现代化与普世性》，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102期，2016年3月。
[10] 例如，对于中国经济学的走向为何的提问方式，曾经是“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是二流学术吗?”这是现就职于北大新结构经济学中心的王勇教授，当年在芝加哥大学就读时所写文章的题目。王勇：《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是二流学术吗?》，载《世界经济文汇》2008年第3期。
作者：瞿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