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犯罪共同犯罪分析论文

2022-04-25

摘要：共同犯罪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一个疑难而复杂的问题，研究犯罪的共同形态对刑事审判具有重要意义。解决这一问题主要取决于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明文规定，我国刑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我国刑法的共同犯罪理论以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认为共同犯罪是共同的犯罪故意和共同的犯罪行为的统一。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单位犯罪共同犯罪分析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单位犯罪共同犯罪分析论文篇1：

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犯罪的量刑标准研究

2013年修订的《公司法》中，为促进市场主体发展，取消了大部分公司的注册资本限制，在降低公司市场准入门槛的同时，无形中也降低了单位犯罪的成本。特别是在部分罪名中，单位犯罪的起刑点高于自然人，使得单位主体身份成了逃避刑事处罚的“挡箭牌”。例如，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等。同时，由于设置的处罚标准不同，在单位和自然人共同犯罪场合中，如何适用处罚标准在理论及司法实务中存在较大争议。本文将从法理分析和实务反思的角度，探析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犯罪的处罚标准适用问题。

一、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犯罪处罚标准的观点聚讼

单位犯罪中，对于单位和自然人的量刑标准存在两种模式：一是对单位与自然人均设置相同的定罪和量刑标准，如刑法第三章第一节规定的各罪名中，对单位以与自然人相同的标准处罚；二是对单位设置的起刑点和量刑标准均高于自然人标准，如刑法第153条走私普通货物罪中，单位处罚标准为自然人处罚标准的2倍；又如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单位处罚标准为自然人处罚标准的5倍。在单位处罚标准高于自然人的情况下，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犯罪究竟应当适用何种标准，存在较大争议，笔者对相关理论分歧和实践取向梳理如下：

1. 理论分歧

在自然人与单位处罚标准尚未完全统一的情况下，在自然人与单位共同犯罪的场合下，究竟是适用自然人还是单位的处罚标准，在刑法理论上长期存在争议，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是单位标准说，认为应当以单位处罚标准作为共同犯罪的起点而不能以自然人数额为标准；第二种是主犯标准说，认为在自然人与单位共同犯罪的场合中，对于起帮助作用的自然人的个人行为，即使已经达到了个人犯罪的起刑点，也应当认定不构成犯罪；第三种是各自标准说，该观点认为对于单位与自然人形成的共同犯罪的处理，不宜按照统一标准对有关单位和自然人进行量刑，而应该采用各自的起刑点和量刑标准分别进行定罪量刑。

2. 实践取向

虽然理论界长期存在分歧，但是司法实践中更倾向于主犯标准说。这种倾向主要源于相关司法解释对于走私犯罪中自然人和单位共同犯罪量刑标准的规定。

2002年两高、海关总署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走私意见》）第二十条规定，“对单位和个人共同走私偷逃应缴税额为5万元以上不满25万元的，应当根据其在案件中所起的作用，区分不同情况做出处理。单位起主要作用的，对单位和个人均不追究刑事责任，由海关予以行政处理；个人起主要作用的，对个人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对单位由海关予以行政處理。无法认定单位或个人起主要作用的，对个人和单位分别按个人犯罪和单位犯罪的标准处理。”

根据该司法解释的规定，在能够明确区分主、从犯的场合中，无疑是适用主犯标准说，而在不区分主、从犯的场合中，虽然选择的结果是单位与自然人适用各自标准，但是实质上还是在认定均具有主犯身份前提下适用主犯标准说的一种体现，而非对主犯标准说和各自标准说的折中适用。

虽然该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局限于走私犯罪，但是，司法机关通常会根据其规定的精神，处理其他犯罪中自然人和单位共同犯罪的量刑问题。

二、主犯标准说的理论缺陷与实践困境

对于《走私意见》中所采纳的主犯标准说，虽然司法实践中沿用至今，但实际上缺乏相关刑法理论的支撑，在实践操作中也存在明显的罪刑失衡情况。

1. 理论缺陷

一般认为，主犯标准说的理论依据是参照2000年最高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第3条的规定，即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认定。

在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的罪名认定问题上，以主犯性质认定的方式具有合理性。《解释》解决的是对共同犯罪行为性质的定性问题，而共同犯罪具有整体性，以主犯行为的性质对共同行为进行整体评价是正确的。贪污罪属于真正身份犯，在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中，直接实施行为的人必须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欠缺这种身份的人不可能实施符合刑法分则罪状规定的行为，不能成为正犯，只能成为教唆犯或者帮助犯。在真正身份犯的场合下，身份是主体构成要件要素，身份的有无直接影响行为的性质认定，而以主犯的行为定性来认定整个共同犯罪的性质，更能反映共同犯罪的整体社会危害性，进而体现罪质。

但是，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犯罪的处理标准不能与《解释》的规定直接类比适用。从是否只能由单位主体构成犯罪的角度，单位犯罪可以分为纯正的单位犯罪和不纯正的单位犯罪两种。纯正的单位犯罪是指自然人不能构成而只有单位才能构成的犯罪，如刑法第190条逃汇罪中明确规定犯罪主体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不纯正的单位犯罪是单位和自然人均可单独构成的犯罪，如刑法第153条走私普通货物罪就是典型的不纯正的单位犯罪，单位与自然人均可构成，单位主体身份仅影响量刑和刑罚的具体方式，并不影响对行为性质的认定。只有在纯正的单位犯罪中，单位主体身份才影响对行为性质的认定，属于主体构成要件要素。而在自然人和单位成立共同犯罪的情形中，自然人和单位构成的恰恰是不纯正的单位犯罪。这类犯罪中，行为主体是否为单位，并不影响行为本身的性质。这与身份犯中的特定身份影响行为性质的特点存在本质差异。因此，主犯标准说错误类比了《解释》中对真正身份犯中共同犯罪的认定方式，将单位也视为主体构成要件要素进行评价。

2. 实践困境

依笔者之见，在新《公司法》去除了公司注册资本壁垒的背景下，单位犯罪的数量呈明显上升态势，主犯标准说在司法实践中的不合理之处日益凸显。

应该看到，主犯标准说在单纯比较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犯罪的情况下还看似合理，但是一旦与社会危害性程度相同的自然人共同犯罪进行类案比较时，罪刑失衡问题就一目了然了。举例说明，自然人甲帮助乙公司实施了走私普通货物行为，偷逃税额15万元；自然人丙帮助自然人丁实施了相同的走私普通货物行为，偷逃税额同样是15万元。甲、丙的行为造成相同的社会危害结果，甲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而丙则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这种明显的罪责失衡情况导致了同类案件裁判结果上的不公正，这是主犯标准说无法回避也无法解决的主要问题。

三、各自标准说的优势与提倡

相较主犯标准说而言，各自标准说既符合刑法理论，也能够较好地回应司法实践需要，实现同类案件裁量的均衡与公平。

各自标准说主张在认定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犯罪的基础上，对于单位与自然人采用各自的处罚标准分别定罪和量刑。有观点对各自标准说提出质疑，认为在自然人帮助单位实行不纯正的单位犯罪时，应当以该犯罪数额是否均已达到自然人与单位各自的犯罪数额标准为定罪依据。如果犯罪金额分别已达到单位和自然犯罪的数额标准，则构成单位共同犯罪；反之，则不认为是单位共同犯罪，因为单位共同犯罪的前提必须是自然人与单位均能够构成犯罪。该观点是从传统的犯罪共同说角度出发，将共同犯罪视为犯罪的共同，在考察共同犯罪时先对各主体是否完备所有构成要件为前提，再进行是否属于共同犯罪的评价。按照犯罪共同说，教唆未满14周岁的人杀人的，因为被教唆者不成立犯罪，教唆者就难以成立教唆犯。而按照共犯从属性理论能够很好地回应这个问题：共同犯罪是不法的共同状态，共犯从属于正犯的不法，而非从属于正犯的犯罪。因此未满14周岁的人虽然最终因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不受刑事处罚，但不影响与教唆者之间共同不法形态的认定，因此可以认定教唆者构成共同犯罪。同理，在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犯罪中，以单位与自然人均构成犯罪作为评价前提的观点值得商榷。

既然共同犯罪以共同行为的不法状态评价作为前提，那么对于单位和自然共同犯罪首先必须评价共同行为性质。犯罪行为的性质可以解构为罪质和罪量两个要素：罪质要素重在揭示危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质，主要由犯罪客体来显示；罪量要素主要反映危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通常可由法定刑的轻重来说明。走私普通货物罪作为结果犯，作为罪量的犯罪数额从社会危害性程度的角度对罪质要素进行补充，反映行为是否达到刑法处罚标准。但需要指出的是，罪质与罪量虽然共同反映行为性质，但是在判断顺序上应遵循先罪质后罪量的顺序，因为只有先确定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才能进一步评价社会危害性程度。

根据先罪质后罪量的违法性判断原则，在单位与自然人共同走私普通货物的场合中，应当首先判断共同行为是否符合走私普通货物的罪质特征，然后再根据各自的罪量进行评价。立法者规定的罪量要求并不影响对单位和自然人各自行为罪质的判断，而根据共犯从属性理论，正犯是否达到入罪标准也不影响对从犯行为性质的认定。因此，自然人帮助单位实施走私普通货物的行为，虽然犯罪数额未达到单位犯罪的起刑点，但是其行为已具有走私普通货物罪的罪质，其犯罪数额达到自然人犯罪起刑点时，符合了罪质和罪量的要求，认定具有违法性。综上，在确定单位和自然人行为的罪质均属于走私普通货物的前提下，在适用各自的处罚标准，能够有效避免出现主犯标准说中违反共同犯罪基本理论的误区。

从罪责刑相适应的角度出发，各自标准说也具有明显的合理性。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自然人和单位采用了不同的处罚标准，反映了对单位和自然人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结果的评价并不相同。在单位和自然人共同犯罪中，既具备单位犯罪的特征，也具备自然人犯罪的特征，对于单位和自然人按照各自标准定罪处罚，完全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同时，在认定自然人构成犯罪的前提下，可以适用从犯条款予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也能够有效避免出现单位与自然人之间处罚失衡的问题。

前述因适用主犯标准说所造成的罪刑失衡问题也能够通过各自标准说完美解决。由于对于自然人帮助犯不再以单位的处罚标准进行认定，那么无论是主犯是自然人还是单位的场合，自然人帮助走私普通货物偷逃税额15万元均能够认定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的帮助犯，实现同类案件的处罚均衡。

四、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犯罪量刑标准差异的否定

笔者认为，自然人与单位的量刑标准存在差异事实上是一种不合理的现象。虽然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及刑法理论，各自标准说可以在司法层面上处理自然人和单位共同犯罪的量刑问题。从应然角度分析，同一罪名中自然人和单位的量刑标准存在差异的现状存在刑法配置不协调的缺陷。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对同一罪名中，是否有必要设置不同的处罚标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样的规定愈发受到质疑。

學界有观点认为有必要对单位和自然人规定不同的处罚标准，其主要从单位犯罪双罚制的处罚方式出发，认为单位犯罪中单位往往有多个责任人员，在双罚制的情况下，对于单位和单位责任人员的处罚往往会高于对自然人的处罚，因此有必要设置更高的处罚标准。这种观点从追求刑罚总量公平的角度出发，表面上实现了刑罚结果均衡，实则存在问题。首先，以双罚制进行处罚，单位已经为自然人分担了部分刑罚，并不存在刑罚总量过高的情况。其次，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评价行为性质的标准，人数的多少并不影响对每个参与者行为社会危害性的评价，也不存在刑罚总量过高的问题。同时，该观点中存在以处罚结果倒推定罪标准，存在明显的逻辑错位。

另一方面，单位主体身份也不能降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有观点认为，在经济活动中，单位较自然人更容易犯罪，因此出于刑法谦抑性的考量，应当提高单位犯罪的门槛。这一观点是对刑法谦抑性的误读，刑法谦抑性要求在立法时对于能够不规制为犯罪的行为就不用刑法进行调整，而不是人为提高入罪标准使一个已经确定具有可处罚性的行为不评价为犯罪。如果按照这种“去犯罪化”的考量，那么是不是提高了入罪标准就能减少违法犯罪的现象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并且，如果单位较自然人更容易犯罪，那么从一般预防的角度，更应该适用与自然人相同的处罚标准，遏制单位犯罪的高发态势。

对于起刑点的设置，应当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作为主要标准。对于社会危害性相同的犯罪行为，没有必要对单位和自然人设置不同的处罚标准，这既违背了刑法基本原理，也不利于司法实践操作。同时，设置相同的处罚标准并不会影响对单位处罚的公正性。以走私普通货物罪为例，对于自然人处罚是自由刑和财产性并处的模式，而对于单位处罚则是对单位处罚金刑，对主要责任人员处自由刑，不再另处罚金刑。从刑法总量上来看，对于单位和自然人的处罚实际上是一致的。至于同一单位中存在多个责任人员的情形，根据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对其他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否区分主犯、从犯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在审理单位故意犯罪案件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观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不区分主犯、从犯，按照其在单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判处刑罚，因此参照共同犯罪理论也能解释多个责任人员均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

从相关司法解释来看，自然人与单位的处罚标准正日渐趋同，根据2010年最高检、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的规定，包括合同诈骗罪在内的56种犯罪原则上不再区分个人和单位犯罪的追诉标准。综上，对单位和自然人设置相同的处罚标准更符合刑法理论，也更符合罪责刑相一致的要求。

作者：聂文峰周崇文

单位犯罪共同犯罪分析论文篇2：

论共同犯罪

摘要：共同犯罪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一个疑难而复杂的问题，研究犯罪的共同形态对刑事审判具有重要意义。解决这一问题主要取决于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明文规定，我国刑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我国刑法的共同犯罪理论以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认为共同犯罪是共同的犯罪故意和共同的犯罪行为的统一。因此在共同犯罪中我们应当将犯罪人在犯罪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大小考虑进去，将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和分工情况来看，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四类。

关键词：共同犯罪；形态；特征

一、共同犯罪的概述

（一）共同犯罪的概念及其成立条件。

共同犯罪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一个疑难而复杂的问题，研究犯罪的共同形态对刑事审判具有重要意义。解决这一问题主要取决于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明文规定，我国刑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从该条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刑法的共同犯罪理论以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认为共同犯罪是共同的犯罪故意和共同的犯罪行为的统一。大部分学者认为，只有在两个以上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之间才能构成共同犯罪。所谓共同必须是：1、各共犯人都明知共同犯罪行为的性质、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2、各共犯人主观上彼此沟通、互相联络，都认识到自己不是在孤立地实施犯罪，而是和他人一起共同实施犯罪。但是同时我国刑法也规定了几种不能构成共同犯罪的形式：1、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成立共犯；2、同时犯不成立共犯；3、间接正犯不成立共犯；4、故意犯与过失犯的某些行为彼此联络或联系，不成立共犯；5、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的犯罪行为；6、超出共同故意以外的犯罪，不构成共同犯罪；7、事先无通谋的窝藏、包庇行为，不构成共同犯罪；8、所谓“片面共犯”不是真正的共犯；9、法人犯罪不是共同犯罪，法人犯罪是法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实施的犯罪，因此它不是共同犯罪，法人内部直接参与犯罪实施的人也不成立共同犯罪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共同犯罪的关系，而是作为法人有机整体内部的诸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简单说就是法人实施犯罪时的内部结构。如果是法人共同犯罪必须具备以下两种情况：1、两个或两个以上法；2、一个或一个以上法人与一个或一个以上自然人共同故意犯罪。

（二）共同犯罪的形式。

共同犯罪的形式，也即共同犯罪的结构是指各共犯人的故意犯罪行为之间相互联系，相会作用的方式。共同犯罪的形式不同起身会危害性就不同。我国刑法只规定了构成共同犯罪的一般条件和犯罪集团，在理论上，则从不同角度，根据不同标准将共同犯罪划分为多种形式。1、犯罪能否由一个人能够单独实施形成为标准进行划分，分为任意共同犯罪和必要共同犯罪；刑法分则规定的一人能够单独实施的犯罪由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时，就是任意共同犯罪；刑法分则明文规定必须由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的犯罪，就是必要的共同犯罪。2、以共同犯罪形成的时间为标准，可以分为事前通谋的共同犯罪和事前无通谋的共同犯罪；在着手实行犯罪之前，各共犯人已经形成共同犯罪故意，就实行犯罪进行了策划或商议的，就是事前通谋的共同犯罪；在刚着手实行或者实行犯罪的过程中形成共同犯罪故意的，则是事前无通谋的共同犯罪。3、以共同犯罪行为的分工为标准划分，可以分为简单共同犯罪和复杂共同犯罪；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行犯罪时，就是简单共同犯罪；二人以上共同犯罪存在实行、组织、教唆、帮助等分工时，就是复杂共同犯罪。4、以有无组织形式为标准来划分，可以分为一般共同犯罪和集团共同犯罪[3]人共同故意犯罪；一般共同犯罪是指没有组织的共同犯罪，二人即可构成，没有组织、没有首要分子，不存众人随时参与状态的共同犯罪或是由首要分子组织、策划、指挥众人所实施的共同犯罪；特殊共同犯罪是指集团犯罪，即三人以上有组织实施的共同犯罪，实施犯罪的组织称为犯罪集团，犯罪集团是指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

二、单位共同犯罪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由许多人都将单位犯罪误认为共同犯罪，我们往往将其混淆，通常情况下，单位犯罪意志是经单位组织决策机构成员共同决策后形成的整体意志，这种共同形成的单位整体意志又由该单位组织内部一个或数个自然人的行为转化为单位的犯罪行为。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以共同犯罪的一般标准来评判，单位犯罪是以共同犯罪形态出现的，这也是立法对单位犯罪往往规定追究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原因。但不容忽视的是，司法实践中，单位犯罪不仅仅以其典型形式出现，在有些单位犯罪案件中，尤其是承包企业单位犯罪案件中，其单位意志与行为往往是由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单独完成。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显然不符合共同犯罪的犯罪特征，因而不能认为成立共同犯罪。单位犯罪既可以是单独犯罪形态出现，也可以共同犯罪形态出现。单位共同犯罪的形态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单位共同犯罪。单位共同犯罪是指在单位犯罪情况下，由同一单位组织中的自然人构成的共同犯罪。这一形态的单位共同犯罪，以单位个数来讲，单位是单独犯罪，而以自然人个数来讲，单位组织中的自然人则构成一般意义上的共同犯罪。二是共同单位犯罪。共同单位犯罪是指两个以上单位构成的共同犯罪。以共同犯罪的一般标准来衡量，这是典型得单位犯罪的共同犯罪形态。在这一单位犯罪共同犯罪形态中，单位之间形成共同犯罪，单个单位中的自然人可以单独犯罪，也可以共同犯罪。并且，当单个单位以共同犯罪形式出现并与另一单位构成共同单位犯罪的情况下，便形成共同犯罪的竞合。三是单位与自然人的共同犯罪。单位与自然人的共同犯罪是指一个或数个单位与该单位以外的一个或数个自然人之间形成的单位犯罪共同犯罪的特殊形态。在这一特殊形态的共同犯罪中，单位内部的自然人可以成立共同犯罪，单位以外得自然人也可以成立共同犯罪，并且这两个共同犯罪结合形成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犯罪这一单位犯罪共同犯罪的特殊形态。

在处罚犯罪单位的同时，对该单位内部共同犯罪的自然人，应根据刑法关于共同犯罪处罚的一般原则，在区分主、从犯等基础上分别予以处罚；对共同单位犯罪，应根据该单位在共同单位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予以不同的处罚；对于单位与自然人构成的特殊形态的共同犯罪，由于我国现行刑法对单位与自然人规定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因而应根据现行立法的有关规定分别予以定罪处罚。对单位与自然人构成的共同犯罪，由于立法规定的不同，因而应根据不同的起刑点分别予以认定，及不能将单位的定罪量刑标准适用于自然人犯罪，也不能将自然人犯罪得起刑点运用到单位犯罪的构成上。对于同一案件中自然人构成犯罪，而单位尚不够定罪标准的，则不能认定为单位与自然人构成共同犯罪，而只追究犯罪自然人的刑事责任。因此我国应当将单位犯罪列入共同犯罪的序列，单位犯罪不仅具备了共同犯罪的所有要件，这样讲个有利于我们研究共同犯罪，使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宗旨得到进一步的体现。

三、关于片面共同犯罪的理论

上述传统共同犯罪理论，适用于纷繁复杂的司法实践，却不无疏漏欠缺之处，亟需补充、完善。试举一例，如汝阳县刘店乡刘某因怀疑本村路中正将其妻子骗走，便多次到路中正的哥哥路宽、路须家要人，路家人非常恼怒，当刘某又一次到路家要人时，路宽、路须及路宽妻梁红、路中会用木棍、斧子等将刘某胳膊、腿打伤后逃跑。刘某爬出路家大门后，路中正妻朱某刚好路过此地，就从地上拾起一根木棍，朝刘某身上乱打数十下后离开。这时，路占强（路宽儿子）在家里昕说了此事，拿一把尖刀、一根铁棍赶来，在见刘某到混身是伤的情况下，用铁棍朝刘某身上打后，又用尖刀将刘的手腕割伤后逃走。刘某的伤经鉴定为重伤，六级伤残。该案经查证，路宽等人同路占强及朱某事先没有预谋，其犯罪行为也没有同时发生。后参加的人对先前的人的伤害行为是明知的，但先前的人对后参加的人的伤害行为却不明知。刘某的伤却是几个人共同造成的。按照现有的共同犯罪理论分析本案，显然无法解决。

笔者以为，刑法理论不是孤立的，脱离实际的，是应当为刑事司法实践服务的，刑法理论应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创新，对类似上述案例的研究有利于解决各种司法实践问题。述上案例即是刑法理论界争议较大的片面共同犯罪。所谓片面共同犯罪，是指单方面具有与他人共同参与犯罪的的故意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一方行为人明知他人正在实行犯罪，而他人并不知情，那么单方面与他人有共同参与犯罪的故意，能否成为共同犯罪呢？目前在我国刑法学界，对片面共同犯罪是否存在，有着较大的争议存在。即有持肯定意见的存在，也有持否定意见的存在。如我国刑法学界的权威高铭暄教授就持否定意见。持否定意见学者的主要理由是：

（一）成立共同犯罪要求符合同一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行为人是两人以上，而在片面犯罪的场合，片面的共同犯罪人可以是一人，这样也就谈不上共同犯罪。

（二）成立共同犯罪，各行为人之间必须有犯罪的共同故意。犯罪的共同故意要求共同犯罪人之间有共同的犯意联系，这种联系是双向的主观意思的联络。而在片面共同犯罪的情况下，一方行为人知道自己参与另一方行为人作案，而另一方行为人对此并不明知。

（三）如果承认片面共同犯罪，对片面共同犯罪人的主从犯认定将会出现混乱。

笔者认为，片面共犯完全符合我国刑法典关于共同犯罪的明文规定，而且由于片面共犯的行为完全具备共同犯罪的成立要件。

第一，从犯罪的主观方面看，片面共犯人对他人的犯罪行为是明知的，他认识到自己是与他人共同实施犯罪，他还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不仅将导致的危害社会的结果发生，同时也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与他人的行为将共同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在主观上是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故具有共同犯罪的故意。第二，从犯罪的客观方面来看，片面共犯人不仅自己实施了危害社会的结果，而且将自己的危害行为与他人的危害行为融为一体，共同作用于某种犯罪对象，导致了危害社会结果的发生，行为人的行为与最终发生的危害结果之间有刑法上的直接因果关系，即行为的致果性是共同的，虽然就共同犯罪而言，其他犯罪人并不知情也不知道有人配合自己进行了犯罪，但是依据片面共犯人的行为来讲，则完全符合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应当属于共同犯罪，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将片面共犯摒弃于共同犯罪的大门之外。

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共同犯罪理论，就必须肯定片面共犯学说，唯有如此，才能使现行共同犯罪理论臻于完善，更具可操作性。作为共同犯罪特殊形态的片面共犯，其特点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即：第一点，主观联络的单向性。就犯意的联络方式来看，片面共犯的犯罪意图联络是单方向的，即一部分人在知晓他人实施犯罪的情况，也暗中参与、帮助其完成犯罪行为，而另一部分人仍按自己方式完成犯罪行为，而对别人的参与浑然不知。这种行为人之间仅具有单方面认识的片面共同故意，并非没有主观犯意的联络，而只是主观联络方式的特殊性。第二点，主观上的直接故意性。具体来说，只能是由直接故意构成，片面共犯是单方面地参与并实施的犯罪，其目的是积极地促成犯罪行为得逞。第三点，客观行为上的协同利用性。片面共犯是协同利用其他实行犯进行犯罪达到自己的犯罪目的。

第四点，从共同犯罪人的类型来看，具有多样性。我国刑法把共同犯罪分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片面共犯人包括以上四种类型共犯人的特征。

通过对上述对片面共犯问题的简要论述，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准确、更全面地把握共同犯罪的犯罪构成，了解共同犯罪形态的完整结构，从而理解他内部诸要素的结合方式，进一步认识共同犯罪中各个主体之间以及他们侵害客体犯罪活动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的诸要素之间相对稳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从而作出罚当其罪的判决。

参考文献：

[1]何秉松主编：《刑罚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六版48-49页。

[2]龚培华、肖中华主编：《刑法疑难争议问题与司法对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77-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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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曾宪义主编：《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法学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二版55-56页。

[5]陈光中主编：《律师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指定用书刑事法学导》法律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92-92页。

作者简介：饶雅文（1988.02—），女，汉族，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人，法学硕士，研究方向：民商法学。

作者：饶雅文

单位犯罪共同犯罪分析论文篇3：

论单位共同犯罪的成立

【摘要】随着我国1997年刑法典将单位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单位成为与自然人并列的一类犯罪主体,其中之一就是单位共同犯罪。但是对于单位共同犯罪的问题,在刑法总则中并未有明确规定,刑法学界对单位共同犯罪问题尚缺乏深入的分析研究。实际上,单位共同犯罪已经成为单位犯罪和共同犯罪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司法实践当中经常发生的现象。

【关键词】单位犯罪 ;共同犯罪;单位共同犯罪

单位共同犯罪的成立问题,是我们研究单位共同犯罪的前提,也是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有较大争议的问题。其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刑法》中对于共同犯罪的概念规定较为模糊。《刑法》总则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据此条,持肯定论的学者认为,刑法条文中的“人”既包括了自然人,也包括了单位(法人)。所以,如果单位参与了共同故意犯罪,那么就应当认定为共同犯罪。而持否定说的学者却认为,单位犯罪可以成立共同犯罪缺乏明确的刑法总则依据。《刑法》并未规定单位参与共同故意犯罪按共同犯罪处理,将共同犯罪中的“人”扩张解释为包括法人(单位),缺乏法律依据,不符合严格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原则。只能根据各个单位在犯罪中的情节,分别依照有关刑法规定进行处罚。

笔者认为肯定论更为合理。首先,从法律语言的层面上来分析。对于共同犯罪中的“人”应当做广义的理解,既包括自然人,也应包括法律拟制的人,即单位。作出这样的解释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这是因为《刑法》在第2章第4节用两个条文对单位犯罪作了总则性的规定,确认了单位是与自然人并列的一种犯罪主体。而作为规定在总则部分的共同犯罪,理应将单位这种新增的犯罪主体囊括在内。从共同犯罪概念的字面意思来理解,有学者从共同犯罪的构成方面来解释单位可以成为共同犯罪的主体,从总则第25条的规定来看,共同犯罪的成立需要三个要件: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和共同行为。单位作为客观存在并发挥作用的独立人格体,在刑法视野中单位和自然人并没有根本的差异,单位作为独立的人格体,具备独立的意志,可以形成犯罪的共同故意,同时尽管单位是组织体,需要成员实施具体的犯罪行为,但在单位意志支配下单位组成人员的行为应当归结为单位自己的行为,单位是可以实施具体的犯罪行为的,所以,单位完全具备了《刑法》第25条所规定的共同犯罪的基本条件。

其次,从《刑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来分析。刑法分则第350条第1款是关于走私制毒物品罪和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的规定。第2款规定:“明知他人制造毒品而为其提供前款规定的物品的,以制造毒品罪的共犯论处。”第三款又规定:“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也就是说单位明知他人制造毒品而为其提供前款规定的物品,构成制造毒品罪的共犯。这充分说明了单位可以构成共同犯罪。此外,第198条后两款规定:“单位犯第一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以保险诈骗罪的共犯论处”此处,单位和自然人显然可以成立共同犯罪,单位可以成为共同犯罪的主体。从以上的分析可见,刑法典分则对单位成为共同犯罪的主体是肯定的,总则规定关于共同犯罪的主体不仅应当包括自然人也应包括单位

第三,从我国司法实践的层面来分析。在我国刑法尚未明确规定单位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在司法实践中己经确认了单位共同犯罪的存在。如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乳山市商业局与刘起山等10人走私、受贿、拘私舞弊、行贿案中,认定乳山市商业局的行为构成走私罪、行贿罪,该单位原局长刘起山作为单位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员,构成共同走私罪的共犯。此案即为单位共同犯罪的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12月11日在《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也规定:“出版单位与他人事前通谋,向其出售、出租或以其他形式转让该出版单位的名称、书号、刊号、版号,他人实施本解释第2条、第4条、第8条、第9条、第10条、第11条规定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对该出版单位应当以共犯论处”,明确地指出了单位可以成为共同犯罪的主体。根据此项司法解释,单位可以构成以下罪名的共同犯罪,包括刑法第217条的侵犯著作权罪、第218条的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第363条的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第363条第2款的为他人提供书号出版淫秽书刊罪、第364条第1款和第2款的传播淫秽物品罪和组织播放淫秽音像制品罪、以及第225条的非法经营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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