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犯罪成因分析论文

摘要：弱势群体的形成原因较为复杂，具有相对性、变动性、交叉性等特点。弱势群体与犯罪的关联性相对较强，选择恰当的分析视角并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科学、理性地预测其犯罪趋势，对社会政策和刑事政策的制定具有积极意义。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交通肇事犯罪成因分析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交通肇事犯罪成因分析论文 篇1：

当前农村交通肇事犯罪问题初探

【摘要】当前我国一些农村交通肇事犯罪高发，现以湖南省某县①为主要考察对象，从犯罪特点、成因等方面对农村当前交通肇事犯罪情况进行粗浅探索。

【关键词】农村；交通肇事犯罪；建议

一、当前农村交通肇事犯罪的特点（一）恶性案件伴随着车辆的增加而增加构罪率却日益下降

据某县交警部门统计数据，从2007年起，某县的各类车辆呈爆发性增长，每年新增汽车总数为前一年的9%―17%，2009年新增的摩托车是2007年2.1倍。2008年交通事故致人死亡案件数为78件，2009年为85件，2010年为93件，2011为87件。其中交通肇事构成犯罪并被报捕的2008年为18件18人，2009年为17件17人，2010年为14件14人，2011年为7件7人，分别下降了6%，17%，50%。（二）交通肇事逃逸率高破案难度大

据调查，近几年来某县每年都有2至8起交通肇事逃逸案发生，并且破案率不高。其主要原因：一是维护正义环境不佳，民众举报意识不强。二是设备缺乏与落后。农村道路上缺乏监控设备，城乡结合处的监控设备相对落后，拍摄画面不很清楚，不能为破案提供有力支持。三是警力不足，积压案件较多。（三）农村交通肇事犯罪社会危害性更大

在农村因交通事故致贫返贫现象突出。农村经济生态相对脆弱，一旦遭遇重伤以上的车祸，家庭即可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因车祸死伤而导致家破、家贫的现象居高不下，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一是肇事逃逸率较高，受害人及其家庭得不到赔偿。第二是赔偿金额较低，同命不同价现象事实存在。在农村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的实际赔偿金额在3万-20万，一般维系在9万左右。而城镇则为10万-55万，一般维系在25万左右。第三是肇事赔偿金不能足额到位。因为肇事方家庭的原因，调解时的承诺难以兑现，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不能足额到位。（四）交通肇事犯罪案的处理呈现“两高”特点

一是和解率高。由于交通肇事犯罪的特点，和解可能取得双赢的效果。所以对于交通肇事案，司法处理环节一般都会提出刑事和解的建议。据统计，2010年某县致人重任以上的交通肇事案约只有20%的移送到检察机关进行审查起诉。交通肇事案在检察环节刑事和解率在20%以上。交通肇事逃逸案破案率较低，所以犯罪率实际上可能并没有下降。二是轻刑率。一般来说，只要肇事方赔偿到位，法院对95%以上的交通肇事案都会从轻判决，轻刑、缓刑率高。（五）“五·一”以后交通肇事犯罪呈下降趋势

2011年5月1日至2012年2月26日，某县交通肇事犯罪案为8起，比2010年同期下降了20%，比2009年同期下降了47%。可见国家加重对酒后驾车的处罚力度和交警加大执法力度对遏制交通肇事犯罪的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六）“毒驾”现象应该引起注意

“毒驾”是吸毒人员吸毒后驾车的简称。据知情交警称，自麻古、K粉等新型毒品泛滥以来，“毒驾”的情况较为普遍，有不少的“毒驾”案没有剔出来另案处理，而被当作普通的交通事故处理。在交通警察的日常执法中，没有像查“酒驾”对“毒驾”进行查处。二、当前农村交通肇事犯罪高发的原因

（一）“两个增加”是导致农村交通肇事案直线上升的客观原因

一是村级公路硬化里程的增加。目前湖南98%以上的村公路都予以了硬化，由于地处江南丘陵地区，山多路弯，路面不宽，硬化路给农民出行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导致交通肇事案的高发。二是车辆的增加。近几年来，国家“汽车下乡”和“摩托下乡”工程使农民欣喜不已，农村车辆急增。

（二）“两个薄弱”是农村交通肇事案件上升的直接原因

一是交通安全意识薄弱，驾驶员、行人和乘客都不太重视交通安全。提速了的车辆却而没有能够拉动安全意识的速度，尽管政府主管部门加大了对农村运输市场的监管力度，然而在偏远的乡镇客货混装等违规现象依然比较严重，三轮车、小货车、非法运营面包车依然是乡镇客运的重要工具，超载、抢客和超速现象仍然存在。在2010年某县的87起交通案里，有16起是由上述三类车辆造成，占18%。2010年衡南县“12﹒27”特大交通肇事案就是由三轮车非法运营造成。二是驾驶员技术薄弱。近几年来，很多驾校都出现了学员“爆棚”现象，因此而产生的师资力量不足、教学车辆不足、场地紧张、学员“吃不饱”等问题突现。另外绝大多数摩托车与农用车驾驶员没有经过正式的培训，存在安全隐患。2009年11月1日至2010年4月22日（半年），某县一共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案件54起（死亡64人），其中有5起是农用车造成，占9%，11起是由摩托车造成，占20%。（三）“三类问题车”充斥农村

首先是无牌车、套牌车、黑车。这类车辆近年大量增加，它們肇事逃逸后破案率极低。其次是二手车辆中。由于机动车辆报废政策与沿海地区一些城市的“禁摩”政策，大量的二手车辆（含报废车辆）流入欠发达地区，以上两类车辆大量流入该县农村。第三是车况欠佳的农用车辆。大部分农用车车况存在问题，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却得不到应有的检修，和并逃避年检。为了挣更多的钱，它们常年超负荷运转。2011年某县的7起农用车致人死亡事故，有5起是因超载而导致刹车失灵造成的。对以上三类车辆，交通主管部门统计不到它们的准确数据，难以监管。

（四）交通基础性设施未能很好地覆盖乡村公路，农村道路基础建设投入不足

因为地处丘林地区道路曲折，弯多、坡陡、路窄，更需要道路护栏、交通警示标志等。而在这一块，投入和建设都相对落后，绝大多数村级公路没有设立交通警示标志、道路护栏、减速带等。

（五）交通警察“两个有限”使农村交通运输安全不能得到充分保障

一是交通警察人力有限。某县23个乡镇，除县城外，仅有3个镇设有交警中队，占全县的13%。乡镇交警人数为14人，占全县75名交警的18.7%。二是由于技术力量有限，硬件软件相对落后，交警对农村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打击力度明显不够，破案率太低，对犯罪不能形成足够的高压态势。而要解决这两个问题都需要一定的投入，县一级财政在这方面投入明显不足。三、几点建议（一）要加大对农村交通交通事故中受害方的救济力度

我们国家设立了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对在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进行垫付。然而这个制度在农村落实得并不理想，大部分农民并没有从中得到实惠。鉴于农村的经济生态，防止车祸成为压在农民身上的大山，还应该加大救济力度、扩展救济范围，对于交通肇事逃逸案中的受害方和侵权人无赔偿能力案件中的受害方，政府应予不同程度的救济。（二）要加大打击力度

首先要加大查处力度。从2011年5月1日以后全国交通事故案发率的下降可以看出，加大加重对交通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对于降低交通事故和交通肇事犯罪率起到有效的作用。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要加大对“毒驾”的查处和打击力度，将“毒驾”与“酒驾”一样入刑并行打击。要加大对“三类问题车辆”执法查处力度。特别是要加大对交通肇事逃逸案的破案力度，织牢法网，才能有效预防违法犯罪。其次要正确理解国家的刑事和解等政策，要慎用刑事和解和适用轻刑。上述政策出台的根本目的是化解社会矛盾、保障双方当事人权益。现在有两个问题，一是交通肇事案刑事和解被认为赔钱就能解决问题。二是对于一些肇事方来说，如果赔偿超过其心理承受度，他可能会拒绝赔偿而选择3年以内的徒刑；对于受害方来说，不接受对方的条件，他可能人财两空。这是一种不公。目前农村贫富差距日益增大，潜在的不和谐的因素有进一步加剧之势，该类案件的处理不慎，可能会被认为当中存在钱权交易，加剧仇富和仇官心理，潜在着更大的社会危机，更不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珍视生命，重视人权，减少犯罪，增加弱势群体的话语权，让社会真正走向和谐。第三在立法上要加重对交通肇事犯罪的处罚力度，增加犯罪成本。在交通肇事犯罪的處罚力度上，西方国家要大于甚至远远大于我们国家，所以这些国家的交通事故数和死亡人数要远远少于中国。②所以建议对《刑法》第133条作适当修改，清除“压死人不过是几个钱的小事”“撞伤不如压死”等流毒在社会上恶劣影响。（三）要加大三个方面的建设投入

一是要加大农村道路基础设施的投入。二是加大交通警察队伍建设。要根据当地交通实际情况增加交警人员，提高交警队伍素质，提升执法水平。三是加大交通警察警用设备建设投入和交通安全监控网络建设等的投入。要利用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网络让犯罪者无处可逃。（四）要加大统计数据的客观性和透明度

据统计，2005年全国县道、乡道等农村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101757起，造成23707人死亡，分别占总数的22.6％和24％，全国农业人员及农民工因交通事故死亡28035人，占总数的28.4％。③从2005年以来我国交通事故大幅度下降，但有人质疑并认为这些数据存在造假，认为每年死亡人数应在20万左右④。据了解，从2008年甚至更早的时间起，一些省市在考核交警部门时，将交通事故发生次数和死亡人数作为考核的重要指标，有的地方明确要求这两个数字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为了上级考核，一些数据在县级交警部门就没有录入电脑，而登入另册。这样，无论是中央还是省市，都难以了解准确、真实情况，更不利于分析研究。

（五）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切实落实“两个提高”，力求从源头上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一是要加大宣传和教育力度，提高驾驶人员和广大民众的安全意识与遵守交通法规意识。二是要提高驾驶人员素质。要切实加强管理，严把驾驶证和行驶证的发放关。三是要建立司机继续教育制度，定期对司机的驾驶理论知识、驾驶技术进行检查测试，对曾有严重违章行为的驾驶人进行补课等。四是要加强对无证驾驶、驾驶无照机动车的清理和打击，一经查出予以严惩。

注 释：

①因该县县城规模较小，亦作农村考察。

②参见肖欢欢.《政协委员：中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世界第一》，《广州日报》，2012年3月12日.

③参见敏焦.《全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首次回落到10万人以下》，《安全与健康》，2006年第04期.

④参见《世卫组织:中国每天有600人在交通事故中死亡》http://digest.icxo.com/htmlnews/2004/10/10/940687.htm.

作者：李波林 朱佳俊

交通肇事犯罪成因分析论文 篇2：

弱势群体的犯罪趋势预测

摘要：弱势群体的形成原因较为复杂，具有相对性、变动性、交叉性等特点。弱势群体与犯罪的关联性相对较强，选择恰当的分析视角并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科学、理性地预测其犯罪趋势，对社会政策和刑事政策的制定具有积极意义。从整体情况来看，近些年来弱势群体的发案率有上升趋势，团伙式犯罪和自救式犯罪比例上升；从个体情况来看，农民工、未成年人、残疾人和刑释解教人员等弱势群体的犯罪都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弱势群体；关联性；犯罪趋势；预测

收稿日期：2010-07-18

作者简介：刘媛媛(1980-)，女，河南新乡人，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博士生。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转型进程的加快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加剧，社会各阶层在利益的博弈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弱势群体。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这一弱势群体的犯罪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因而，科学地预测其犯罪趋势就成为一项具有重大价值的研究工作。因为对弱势群体犯罪趋势的准确预测和把握，有助于明确各个时期防范和打击犯罪的重点，并使各项犯罪综合治理措施实现有机配合，从而切实掌握控制犯罪的主动权。

当前，我国学界对弱势群体犯罪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在现有有关研究弱势群体犯罪的文献中，学者们多从弱势群体的犯罪原因、犯罪现象及犯罪对策等视角进行分析，对于前瞻性的犯罪预测则关注较少。虽然有学者以弱势群体整体为对象展开犯罪原因和特点的分析，但更多学者仅从弱势群体中的某一特定群类人手展开论证，如分析青少年犯罪或分析某一地区的流动人口犯罪等。可以看出，学界从整体上对弱势群体的犯罪趋势预测研究还较为欠缺。有鉴于此，本文就从法学领域内的弱势群体概念的界定为出发点，结合运用犯罪学的分析方法，对弱势群体的整体和一些特定弱势群体的犯罪趋势进行预测，以期对我国将来制定弱势群体犯罪的刑事对策有所裨益。

一、弱势群体的界定及其与犯罪的关联性

弱势群体是近年来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诸多领域中使用频率很高的概念，学者们以不同的目的，从不同的视角界定了它的概念和范围，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即弱势群体是那些由于某种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

弱势群体就其形成的原因来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自然性的弱势群体，如频繁遭受自然灾害影响的人群和表现个体生物性差异的年幼、年老、残疾的人群。此类弱势群体的存在具有普遍性，不以社会性质的差异和所处时代的不同而不同，其存在与社会不公的关联性不强。但在社会文明日益进步、民众对公平正义的期望值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如果不注意运用法律手段改变这部分弱势群体的地位和现状，极易导致社会的不和谐甚至动荡。另一类是社会性弱势群体，即主要由于社会性或体制性的原因而形成的弱势群体。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一部分生存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原本就弱的人，如失地农民、农民工、失业者等，一方面几乎没有分配到改革转型的收益，另一方面又承担着因此而带来的成本。这部分人的弱势状况基本上是社会原因所致，与社会不公、社会情势的变化密切相关，他们的生存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如果处理不当，极易成为犯罪的诱因。

法学领域中，对弱势群体的范围界定应当体现出与法律的独特关联性。既然法律是保护公民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在法律中更应当体现出对弱势群体的特定化保护。从这个角度考虑，本文将弱势群体的范围界定为农民工、未成年人、残疾人和刑释解教人员等四类人群。

弱势群体除了具有经济利益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上的低层次性和心理承受力上的脆弱性等特征外，还具有下列显著特点：第一，“弱势”具有相对性。“弱势”是与“强势”相对存在、相伴而生的，其间并无绝对的鸿沟与界限。例如，与成年人相对的未成年人和老年人，与城镇人口相对的农民工，与健全人相对的残疾人，等等，都可以被称为弱势群体。每个弱势群体中也都有相对强势的部分，如事业有成的女性、继承了丰富遗产的残疾人等，相对而言都不是弱势群体，但这并不影响女性和残疾人从整体上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判断，不能因特殊个体的存在而否定群体性特征。第二，“弱势”具有变动性。随着社会的发展，旧的弱势群体可能逐渐减少甚至消失，而基于种种原因又会不断涌现出新的弱势群体。例如，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社会结构相对简单，城乡人口流动较少，进城务工人员本就有限，更谈不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群体。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城乡交融更加频繁和深入，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已经广泛地融入城镇生活。相对于城镇人群而言，他们的文化程度较低，多从事低收入的体力劳动，生存状况相对恶劣，无疑是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新形成的弱势群体。第三，弱势群体的分类具有交叉性。某一人群可能由于不同的特点而同时分属几个不同的群体，如未成年人可能同时是残疾人，农民工可能同时是刑释解教人员，而这几类人群可能同时都是贫困群体。

弱势群体相对于一般群体而言具有更高的犯罪可能性。按照菲利的“三元论”，犯罪是由自然因素、人类学因素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引起的，任何犯罪的发生莫不与这三类因素密切相关。对于自然性的弱势群体来说，自然因素和个体的自身因素是其犯罪的主要原因。例如，因频繁受灾而导致异常贫困的人口和残疾人，当在社会中无法通过合法的手段弥补缺陷来维持基本的、有尊严的生活时，往往更容易以极端的方式来实现。对于社会性弱势群体来说，社会性和体制性的形成因素本来就占很大比重，与社会不公的关联性更强。例如，农民工主要是在城乡结构变革中形成的，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更是成为“转型中国”问题的缩影：大量人口迁移，却没有相应的配套机制，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等障碍仍然把外来打工者们远远挡在了城市之外；新生代打工者相对于他们的父辈承受着更多的焦虑，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实际收入锐减却无退路。

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社会利益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调整，旧的分配规则被打破，而新的规则尚未完全建立，社会秩序处于相对失范的状态，自由竞争空前激烈，甚至出现暂时的无序竞争。在此形势下，弱势群体最容易沦落为强势群体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牺牲品，介于二者之间的中势群体中也会有相当部分被弱势化或准弱势化，从而使得弱势群体的规模在短期内迅速扩大，其生存状况急剧恶化。社会分层造成的资源分配劣势、社会价值体系变异导致的道德迷茫、贫富差距扩大引起的心理落差，都成为诱发弱势群体犯罪的因素，尤其是相对剥夺感的产生，极易导致弱势群体的激情犯罪。

二、弱势群体犯罪趋势预测的分析方法与问题点

(一)　弱势群体犯罪趋势预测的分析方法

本文对于弱势群体的犯罪趋势预测，主要以全国范围内的中期趋势预测(3—5年)为主，同时以各地的特殊情况为切入点，分析更长时期或更短时期内的犯罪趋势。以此为分析视角，探讨弱势群体作为整体的犯罪率趋势、犯罪类型趋势，同时对个别弱势群体的特殊犯罪趋势进行预测，如农民工的犯罪时间趋势、未成年人的犯罪主体趋势、残疾人的犯罪心理趋势、刑释解教人员的重新犯罪趋势等。

分析弱势群体的犯罪趋势是一种主观性较强的研究活动，如果不运用恰当的分析方式，极易导致错误的结论。对趋势的分析是通过对历史和现状的考察而推知未来变化的活动，因此，对于现有资料的充分占有、有效统计和准确分析是必不可少的。本文以现有的统计数据为实证研究依托，结合犯罪学理论的思辨演绎，力图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　弱势群体犯罪趋势预测的问题点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弱势群体的规模约为2亿人。面对如此庞大的弱势群体，在预测其犯罪趋势的过程中，应当首先明确以下几个基本问题：(1)在我国整个犯罪的发展态势中，弱势群体是否构成违法犯罪主体的主要成分；(2)如何看待当下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状况导致了其具有相对较高的犯罪倾向性和可能性；(3)对待弱势群体犯罪的基本态度应当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关系到犯罪趋势预测的目标，同样也会影响到犯罪预防和治理措施的设置与完善。

首先，弱势群体规模庞大，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从中短期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弱势群体统计基数扩大的趋势是存在的，其“犯罪现象比其他群体更为突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公众视野中的弱势群体犯罪往往以极端的形式出现，如有听力缺陷的残疾人靳如超出于对社会的强烈仇视和报复情绪，制造了致使108人死亡的“石家庄特大爆炸案”；农民工王斌余在讨薪过程中持刀连续捅刺无辜群众，终致四死一伤。类似案件的频发使得公众原先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和怜悯部分地被厌恶和痛恨取代，而这又可能反过来更加刺激了弱势群体对社会的仇恨和报复。

其次，应当树立一种理性的观念，不能简单地认为弱势群体比其他群体中的个体更容易犯罪、更乐意犯罪、更具有反社会性。应当看到，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所造成的弱势环境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生存与发展的障碍，限制了他们满足最基本需要的手段的选择范围，使得他们不具备其他群体的完整生存空间，面临更多的滑向犯罪深渊的诱惑。

再次，从某种程度上说，弱势群体是社会性的病人，其犯罪更多是由社会因素造成的，因此，社会应当承担更多的预警和挽救责任，而非简单的采取事后惩罚。当然需要明确的是，弱势群体中的个体犯罪虽然有可能博得一些公众的同情，但其违法犯罪的性质并不能因此而改变，因为任何社会资源都有稀缺性，任何社会都无法保证社会资源的绝对均衡分配。“不患寡而患不均”。在保证社会良性有序竞争的前提下，国家必须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导向，在稀缺的社会资源和无限的社会需求之间寻求平衡。能否找到妥善安置弱势群体的制度性社会机制，是社会是否成熟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而“一个社会对待弱势群体的最基本的底线就是让弱势群体能够‘活下去’，并且要有尊严地活下去”，否则，弱势群体最终会以极端的方式报复社会：要么是积极主动的对抗，如违法犯罪；要么是消极被动的对抗，自暴自弃，“主动的”边缘化、底层化。不管何种形式，最终都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三、弱势群体犯罪趋势的基本预测

(一)　弱势群体犯罪的整体趋势预测

1.弱势群体犯罪的发案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绝对人数也有增多的趋势

以农民工为例，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统计数据表明，2002年至2005年，该庭判决有罪案犯1189人，其中农民犯罪人数为606人，农民工犯罪人数为243人，农民工犯罪人数占农民犯罪人数的比例为40.1％，各年所占比例分别为9.37％、39.62％、40.49％、41.51％，略呈上升趋势。再以重庆市为例，2008年11月至2009年2月四个月中，该市12个区、县新增关押人数分别为379、678、546、862，其中农民人数为259、376、320、501，外出务工回流者分别为134、203、190、283，绝对数也呈现出总体上升的趋势。

2.团伙犯罪明显增多

就心理因素而言，弱势群体由于在整体上处于社会的底层，外界群体的排斥使他们更易具有自发的团结精神。从众心理是人类的思维定势，它使个人有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能够消除孤单和恐惧等心理。犯罪心理学上“越轨的集群行为”理论告诉我们，在许多时候，人们明知一件事情是违法或犯罪的，单个个人可能不会去做，但如果一群人中已经有人做了，并且在当时只能看到获益而没有及时带来不利后果时，从众定势就会使人们产生非理性思维，法不责众的观念会占据主导地位。另外，从犯罪的手段和作案方式看，团伙成员人多胆壮，相互配合，明确分工，组成松散或紧密的团伙进行犯罪，并逐渐有向黑社会性质团伙犯罪发展的趋势。

3.自救式犯罪比例加大

自救式犯罪是指当弱势群体的生存、发展受到威胁或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以犯罪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或利益。“与其他群体的情感对立，社会排斥导致的否定情绪，都容易使弱势者将利用非法手段获取利益视为一种自我救济的合理方式，或作为社会对他们应有的补偿。”弱势群体处于社会底层，面临的生存压力巨大，占有的各种社会资源稀少，权力、信息、能力等诸多方面匮乏，使用合法手段维权的代价过高，因此，自救式犯罪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同时，在社会的长期排斥和挤压下，弱势群体的报复和发泄会成为犯罪的强大原动力，由于自身的不幸而导致群体的罪责感减弱，在实施暴力性犯罪时会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以此来舒缓与强势群体社会地位不平等的压抑情绪。

(二)　个别弱势群体犯罪的具体趋势预测

以上分析了作为整体的弱势群体犯罪的趋势，除此之外，从每个弱势群体来看，有的又具有较为鲜明的个体特点。笔者在下文中对农民工、未成年人、残疾人和刑释解教人员犯罪的趋势进行具体地分析。

1.农民工犯罪的趋势预测

农民工犯罪在犯罪的主体、种类、时间、形态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个体特点：首先，在犯罪主体方面，犯罪的农民工中中青年人的比例较高，且有向低龄化发展的趋势；犯罪的农民工接受教育的程度低，法律意识淡薄；以男性犯罪为主，但女性犯罪日益增多。其次，在犯罪种类方面，罪名分布比较广泛，涉及面广，但以获得金钱和财物为目的的侵财型犯罪所占比例极高，故意伤害、强奸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也呈多发趋势。再次，在犯罪时间方面，农民工犯罪数量呈季节性变化，每年春节前的一段时间犯罪呈现集中爆发状态。复次，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现象突出，在整个刑事案件中占有较大比重。以江苏

省扬州市为例，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占当年全年刑事案件总数的32.84％，涉及的被告人有782人，占全部被告人的32.65％。这一群体心理健康状况堪忧，并且有惯犯、累犯等特点，往往很难彻底改造，社会危害性和再犯危险性都很大。

2.未成年人犯罪的趋势预测

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的趋势，在犯罪的人数、年龄、种类、手段、形态等方面表现得较为明显：首先，在犯罪人数方面，未成年犯罪人总数不会大幅度增长，这一判断是基于对我国人口总体形势的分析作出的。从2010年倒推起算的话，自1996年以后出生的人口会相继进入刑事责任年龄阶段，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人口基数。1996年、2000年、2002年、2003年、2007年、2008年、2009年我国人口的出生率分别为16.98‰、14.03‰、12.86‰、12.41‰、12.10‰、12.14‰、12.13‰，可以看出，未成年人人口基数在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只要当前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因素不出现特别异常的变动，未成年犯罪人的总数就不会出现大幅度增长。其次，在犯罪年龄方面，初次犯罪低龄化的现象有可能继续恶化，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比例有可能进一步增大。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协会曾于2009年9月至11月间进行了抽样调查，发现在1793名被管教的未成年人中，14岁的占12％，15岁的占25.6％。北京市大兴区检察院的统计数据也显示，从2007年到2010年5月，14周岁至15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占全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比例分别为9，2％、17.4％、20％、24％，低龄化趋势明显。再次，在犯罪种类方面，未成年人犯罪仍将主要集中于故意伤害、强奸等激情性的暴力犯罪和抢劫、盗窃等财产类犯罪。以黑龙江省为例，2009年未成年人犯罪人数达到2000多人，其中杀人、强奸、伤害等暴力犯罪的比例高达73.19％；2007—2009年，在哈尔滨市两级法院审理的涉少案件中，暴力犯罪案件分别占到了63.45％、63.73％、73.19％。同时，一些相对于以往传统青少年犯罪的新型犯罪，如绑架、交通肇事等，可能有高发的趋势。因为截至2009年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超过1.86亿辆，随着汽车逐渐进入家庭，很多未达到法定驾龄的未成年人也在家长的默许甚至支持下进行驾驶活动，从而产生严重的社会危害。复次，在犯罪手段方面，未成年人犯罪有成人化、暴力化趋势。未成年人易模仿暴力、色情影视作品中的手段实施犯罪，普遍使用殴打、持刀威胁或砍杀等暴力手段，作案手段残忍，不计后果。最后，在犯罪形态方面，未成年人以团伙犯罪为主，且将更多地卷入有组织犯罪。未成年人由于年龄小，力量和智力发展不健全，个人单独作案成本较大，因此一般采取伙同多人共同行动的方式作案。更有某些组织或犯罪集团为了发展势力，同时利用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立法规定和刑事政策，将目光投向未成年人，而受帮派亚文化和不良交往等因素的影响，一些未成年人也会倾向于加入已经成形的犯罪组织。

3.残疾人犯罪的趋势预测

残疾人犯罪的趋势主要体现在犯罪的种类、心理成因、形态等方面：首先，在犯罪种类方面，不同类型的残疾人犯罪具有不同的趋势。例如，聋哑人犯罪以盗窃为主，团伙犯罪趋势明显；暴力性精神病人犯罪目标较随意，再次犯罪的趋势比其他残疾人更为突出；盲人犯罪中有相当部分是诈骗犯罪。这些犯罪特点与其生理特点密切相关。其次，从犯罪的心理成因方面，心理问题在导致残疾人犯罪的因素中所占比重日益加大。与其他弱势群体相比，残疾人由于生理缺陷所导致的极度自卑远甚于前者，如果经常受到歧视，会导致他们对社会产生严重的敌视态度，一旦对立、怨恨、仇视的情绪突破个体承受的底线，他们就会选择以极端的方式体现自尊，暴力犯罪便是这种扭曲心理的发泄渠道。再次，在犯罪的形态方面，团伙犯罪和共同犯罪的趋势明显。由于生理上的缺陷，残疾人往往不愿意和正常人来往，只愿意和自己一样有残疾的人在一起，从而找到归属感和认同感。生活的障碍和心灵的扭曲导致个别残疾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进而引发其他残疾人犯罪，形成犯罪集团。

4.刑释解教人员重新犯罪的趋势预测

刑释解教人员重新犯罪时，在犯罪的数量、手段、时间间隔、类型、原因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独特趋势：

首先，在重新犯罪的数量方面，刑释解教人员重新犯罪的绝对数量和犯罪率均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重新犯罪率在不断攀升。以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再犯案件为例，2007—2009年该区提起公诉的人数分别为673、832、876，其中再犯人数分别为103、153、202，分别占提起公诉人数的15.3％、18.4％、23.1％，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其次，在重新犯罪的手段方面，刑释解教人员的作案技巧更加娴熟，反侦察能力不断增强。刑释解教人员具有不同于其他单纯弱势群体的特点，即弱势群体与风险群体的共生性。刑释解教人员本身在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方面具有弱势性，但特殊的经历和身份使其与其他弱势群体相比，又具有风险性。他们不仅具备了一定的犯罪经验，在服刑期间或劳动教养过程中还极有可能接受其他罪犯或劳教人员的犯罪经验，在刑释解教后作案技巧愈加娴熟。再加上改造场所亚文化的负面影响，犯罪人或劳教人员之间形成交叉传染，人身危险程度加剧，实施犯罪时的社会危害性也会更大。

再次，在重新犯罪的时间间隔方面，刑释解教人员的再犯时间间隔有缩短的趋势，短时间内重新犯罪的比例增大。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诱发刑释解教人员重新犯罪的因素有增无减，而抑制因素相对弱化，使得这部分群体的重新犯罪率出现不断攀升的态势，尤其是在短时间内的重犯比例增大明显。以福建省为例，再次犯罪与首次犯罪刑满释放的时间间隔大部分在3年以内，短的只有几个月甚至几天(见表1)。

复次，在犯罪类型方面，刑释解教人员仍将以盗窃、抢劫等财产类犯罪为主，同时，故意伤害、绑架勒索等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也有所增加，而贪污贿赂、渎职等犯罪基本不会出现重犯。这是因为财产类犯罪和部分侵犯人身权利犯罪的作案手段、方法和技巧对犯罪人成功实施犯罪的影响较大，并且再次实施不会有其他条件的限制，因而对于重新犯罪的引发来说，初次犯罪的积累对再次犯罪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对于贪污贿赂和渎职等犯罪而言，初犯

可能性。带来的刑罚尤其是资格刑，即剥夺了其再次犯罪的

最后，在犯罪原因方面，社会歧视效应是刑释解教人员重新犯罪的特殊性所在。刑罚执行完毕后，其所造成的后果并不因此而断然终结，必然要延伸到社会。刑罚的印迹和在监管场所形成的亚文化影响，使得他们自然而然地有别于社会的正常群体。人毕竟是生活在社会当中，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使受过刑罚处罚的人成为社会道德和主流舆论谴责的对象。这种歧视虽然能够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但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感性的鄙视和厌恶情绪。正常群体面临这种来自外界的歧视压力尚且疲于应对，更何况是对压力和舆论具有强烈易感性的刑释解教人员呢?

作者：刘媛媛

交通肇事犯罪成因分析论文 篇3：

交通肇事案中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审查与运用

在办理交通肇事类刑事案件中，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刑事司法机关认定犯罪嫌疑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重要依据，但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对交通事故书认定的责任与刑事责任混同、过于倚重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等问题。对此，本文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本质及属性入手，论述对其审查运用的方法，主张认定交通肇事罪，除了参考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的责任划分外，还应当进行严格的刑法上因果关系的评价，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作为证据材料归入评价体系，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进行“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

一、问题引出

2017年3月10日，犯罪嫌疑人黄某无证驾驶一辆无号牌电动三轮车行驶至D市H区某路，进入路口时与右方来车被害人邓某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邓某死亡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黄某留在现场，随后交警前往现场将黄某带回审查。

本案中，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当事人黄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通过路口时，未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当事人邓某驾驶已达报废标准二轮摩托车，上道路行驶时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是造成事故的次要原因。因此，黄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邓某负事故的次要责任。问题是，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实，是否可以在刑事案件中全部直接采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实，是否收集了犯罪构成所需的全部证据？在刑事案件证据审查时，是否应当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一致，认定为黄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邓某负事故的次要责任？等等，一系列问题，易成为实务中的困扰。

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性质及属性

要解决司法实务中的上述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做一个全面分析。

首先，从本质上说，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一种行政法评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通过对交通事故进行调查，详细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行政法规，对交通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的当事人双方责任判定。实质上属于行政法评价。

其次，从证据属性上说，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既不属于鉴定意见也不属于书证，应当属于参考性意见。在理论界，有的学者倾向于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作为鉴定意见，实务中，在证据类别上，也往往将其归到鉴定结论类中，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严格地说不属于鉴定意见。因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往往是由交通管理部门的交警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法律上并不属于鉴定部门，出具责任书的交警也不具有法定的鉴定人资质，因此，从鉴定意见的形式上看，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与鉴定意见要求不相符，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鉴定意见。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也不属于书证。书证形成时间为案件发生之前或之中，而认定书是在事故发生后形成的文书，时间上不一致。同时，书证一般是以其记载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具有高度的客观性，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制作包含交警主观上的判断，质量高低与交警的办案水平息息相关，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高度主观性与书证要求的客观性不一致。因此，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也不应当作为书证使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65条第2款的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证据材料，视为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鉴于公安交警部门属于行政部门，其对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属于行政评价，可将其在定罪量刑中作为参考性意见使用。既然是参考性意见，那么就应当经过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的实质审查与质证，而不是完全采纳。

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的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差异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的责任是一种行政法评价，那么与刑法上的评价就存在着评价主体、评价依据、评价效果等方面的不同。

首先，评价主体不同及评价目的不同。做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是交警部门，交警部门作为城市交通的管理者，其主要职责是维护城市交通秩序。对交通事故进行处理，是其通过责任划分解决交通事故中民事纠纷，利用行政处罚维护交通秩序的表现。而刑事责任，认定主体为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目的是为了打击犯罪，保障刑法法益。

其次，评价运行机制不同。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则不是交警部门主要职责范畴，交警部门往往不会从刑事角度出发对事故进行责任划分，在制作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时往往也较少考虑刑事因素。而在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首先从危害结果出发，探求造成危害结果的原因，从行为人在事件中作用力的大小来确定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进而确定其刑事责任大小。如，在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会从事故本身入手，勘察现场，现场调查，分析事故发生的原因，划分事故各方对事故形成的责任。而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则会从事故造成的危害结果为基点，从被害人的死亡或重伤等结果出发，追求形成被害人死亡或重伤等结果的原因，理清当事人在此原因中所应承担的责任。

再次，评价依据及效果不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所确定的“责任”，与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应当承担的“责任”并不完全等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交通管理部门对各方道路交通责任的划分，依据的是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而该法规将行车系安全带、机动车性能、逃逸、破坏现场等作为认定责任大小的重要依据，而在刑法对交通肇事罪的规定中，要求行为人的这种行为与危害后果具有因果关系，进而这些行政法否定的行为与刑事案件中后果的形成或并无关系，或关系不大。因此，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确认的“责任”與刑事意义上的“责任”往往不等同。本文案例中，认定当事人黄某通过路口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未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当事人邓某驾驶已达报废标准二轮摩托车，上道路行驶时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是造成事故的次要原因。但办理该案时，经过视频监控等证据显示，邓某当时已经即将驶出路口，注意义务不应当是被害人邓某所在方向的道路，此外，根据监控显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当事人邓某驾驶二轮摩托车直接撞击邓某的车身，据此，在刑事上认定双方是“同等责任”，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确认的“责任”与刑事意义上的“责任”完全不同，进行不需要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相反，如果将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责任与刑事责任等同，就可能导致定罪量刑错误。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对“逃逸”行为的评价，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按照相关行政法规规定，逃逸的当事人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如果刑事上原封照搬行政法上认定的“责任”，则会造成只要出现逃逸，逃逸方全都构成交通肇事罪，而不需要查清案发经过，即使当事人没有刑法意义上的错误行为，也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这显然不符合刑法基本原则。

四、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知道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可以根据认定书认定符合交通肇事罪，但要正确区分交通行政管理上的责任与刑法上的责任，在审查行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时，不能直接采纳交通管理部门的认定，而需要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进行“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

所谓“形式审查”，是审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否具有必备的形式要件，重点是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进行一般证据的合法性审查。一是审查内容是否完备，是否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二是出具鉴定意见的机关或鉴定人员是否具有资格（事故责任认定书由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由制作人签名）。三是审查得出意见的依据是否准确，是否科学，是否符合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规定。四是认定的程序是否合法。比如，是否有2名以上的鑒定人签名或盖章，审查是否履行告知程序，明确告知犯罪嫌疑人及被害人或其近亲属，鉴定过程是否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制作文书时是否进行了相关的检验、勘查和调查等。

所谓“实质审查”，是从刑事案件的角度出发，审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对刑事责任认定的参考价值，重点是对其真实性、客观性、关联性进行审查。交通事故认定书在作出结论之前，应该对事故发生的经过作客观的表述，而结论都是依据该事实做出来的判断。检察员和审判员在办理案件中，应当将案件证据与事实进行横向、纵向的反复对比审查，判断交警认定的事实是否与证据综合结论一致，是否存在疑问。换言之，就是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审查，应该注意交通管理部门在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时是否作出了符合客观事实的事实认定。比如，在一起交通肇事案中，交警部门认定肇事货车司机在经过斑马线时，未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将一正行走在斑马线上的行人当场撞死，肇事司机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据肇事司机和车上证人证实，当时车辆行使速度超过60码，货车重近4吨。而现场勘查图片显示，被害人当时被撞倒在斑马线上。根据现有证据以及我们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可以推出，被害人应当远离斑马线位置，所以交易事故认定书上认定的当时被害人在斑马线上行走就存在合理怀疑。

五、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实质审查”的合理路径

司法机关在认定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时，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责任认定为参考进行实质性审查，可以遵循以下路径：

第一步，审查责任认定的事实材料是否完整。通过在案证据分析，向相关人员取证，详细了解当时情况及事故责任划分原因，确定行为人是否具有其他刑法意义上的违法行为被遗漏。

第二步，审查违法行为是否在证据上确实、充分。按照刑事诉讼证据中“排除合理怀疑”的要求，排除案件中可能影响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合理怀疑。如，交通肇事案件中，交警的认定书认定肇事司机为全责的依据为肇事司机逆行，而逆行的依据仅有被害人家属的证言，如果在案其他证据无法证实被害人逆行，则该项违法行为“存在合理怀疑”，在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时需要充分考虑。

第三步，审查行为人是否存在刑法意义上的过错。因为交通事故责任主要是根据客观因素进行划分的，主要依据违章行为与事故结果的关系，这属犯罪构成客观方面问题。交警部门认定交通事故责任是往往较少关注，而刑事案件中则需重点关注主观上的过失问题。如果行为人无刑事意义上的过错，则不构成犯罪；如果行为人具有过失，则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如果行为人的主观是故意，则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甚至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四步，直接采纳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的意见。如果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所认定的责任依据是行为人在发生交通事故时的刑法意义上某个或某些违法行为，且该违法行为系造成严重后果的原因，则可以将该认定书的判断作为案件定罪量刑的证据使用。

第五步，重新评价。如果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责任的依据与认定行为人刑事责任的依据不符，则需要以第一步、第二步核实的其他刑法意义上的违法行为为基础，重新对行为人的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关系作刑法意义上的评价。如，某交通肇事案件中，行为人无证骑电动自行车，将行人撞倒致死，交警部门认定行为人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主要依据是行为人“无证驾驶”，但是在刑法意义上，电动三轮车是否属于机动车存在争议，如果当地法院将电动三轮车不认定为机动车，那么“无证驾驶”就不能构成刑法意义上致死的原因，此时就要对原有证据进行重新评价。

第六步，防止重复评价。对案件中具有定罪和量刑意义的情节的处理，要特别注意重复评价问题。如，“逃逸”这一情节既可以作为交通管理部门认定其全责的原因，也可以成为交通肇事罪法定刑幅度升级的情节，在具体实务中，极易出现重复评价问题。

作者：曹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