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诈骗犯罪分析论文

2022-04-20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保险诈骗犯罪的情况越来越复杂,而我国保险诈骗罪的立法规定中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本文通过对这些缺陷的分析,提出一些完善的建议,希望这些建议可以在我国探索立法改革的道路上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传统认为,保险诈骗罪是指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违反保险法规,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方法,骗取数额较大保险金的行为。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保险诈骗犯罪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保险诈骗犯罪分析论文篇1：

银行卡犯罪活动的特点和防范对策分析

[摘要] 目前银行卡进行诈骗犯罪呈现出作案手段和形式的多样性、犯罪行为的智能性、活动方式的欺骗性、犯罪后果的危害性以及犯罪活动连续性等显著特点,我们必须完善立法、加强协作、提高认识、加强管理、统一思想，严厉打击，维护社会正常的经济秩序。

[关键词] 银行卡信用卡特点侦查对策

由于我国目前银行卡管理滞后，制度不健全，特别是内部的防范、监督机制不完善，使得银行卡犯罪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经济秩序的突出问题。研究银行卡犯罪活动的特点和规律、探讨打击、防范的有效手段和措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银行卡犯罪活动的特点

1.多样性

银行卡诈骗犯罪活动的方式多种多样。一是利用假卡进行诈骗。早些年假卡制造的比较粗糙，容易识别，但近几年来，现有的假卡在制作方面已十分逼真，没有专门知识一般情况下难以识别；二是利用涂卡进行诈骗，即犯罪分子使用专门工具将卡上凸起的编号中的某一号码或几个号码数压平后再印上新的号码数，从而逃过“黑名单”的核查，进行诈骗。三是利用他人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的，不法分子利用别人丢失信用卡通知挂失的时间差，使用他人之卡进行诈骗。四是蓄意大量超额使用信用卡进行诈骗；犯罪分子利用国内通讯设备不足，电脑联网不普及，一时无法立刻核实持卡人所使用的卡是否已经因超恶使用被取消了信贷的空子，采取规避授权的方法，大量超额透支使用信用卡进行诈骗。

2.智能性

银行卡诈骗犯罪是一种典型的智能犯罪。首先信用卡本身就是一种电子货币，是科技化社会使用的一种新型支付手段的结算工具。首先从犯罪分子使用的工具来讲，体现了一定的智能化。犯罪分子伪造信用卡;在银行的空白卡上进行凸印、写磁制作进行修改都要使用现代化的工具。其次从冒用信用卡的行为来说特别是非法获取他人信用卡密码、信息后进行“烧卡”，并且在POS和 ATM机上使用，是典型的高智商、高科技行为。在恶意透支的行为中行为人串通商户，对同一笔交易采取分单印压、差额付现等行为逃避银行授权。有的钻银行与网点、商户结算的时间差的空子，施以透支;有的利用我国现阶段缺乏信息联网之际，跨地域、跨区域利用空间差大肆进行恶意透支。这些行为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智能性。

3.欺骗性

银行卡诈骗犯罪根据我国《刑法》第196条规定“信用卡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使用伪造、作废的信用卡或冒用他人的信用卡、恶意透支的方法，诈骗数额较大公私财物的行为”。构成犯罪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为人实施的“使用行为”，单纯的盗窃信用卡而未使用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行为人实施了窃取信用卡的行为后，为将财物骗到手，必须实施积极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行为，如伪造等，没有这些欺骗行为，信用卡所代表的财产权利并不会成为现实。因此信用卡诈骗犯罪活动实际上就是严重欺骗行为，就是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使人们陷入错误或继续错误的境地。从法律要求上看都是以动作诈骗出现的，例如使用、冒用、恶意透支等。

4.危害性

利用银行卡进行诈骗犯罪活动所造成的后果和危害是及其严重的。首先从经济上所造成的损失来看，不管是对单位和个人，在激烈的市场经济激烈竞争并且很多企业不景气甚至陷入穷途末路的环境下，更是雪上加霜，直接侵害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切身利益，而对于企业来说将会造成新的经济损失。更为严重的是此类犯罪活动所产生的连锁效应和“后遗症”，不仅严重干扰和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而且一旦政府部门处理不好，一些新的失业、下岗等社会问题必然随之出现，引发社会矛盾和问题，诱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影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行。

5.连续性

在一般情况下，当发卡银行接到卡主报案，或者发现某一卡号的银行卡被伪造或冒用消费时，即将该卡列入黑名单，并将黑名单发到各特约用户。此种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对银行卡犯罪起到了防范作用。但是由于卡主从遗失银行卡到报失，直到发卡银行发现黑名单有一定的时间差，而且从目前来看我国的通讯手段尚不先进，这样就使熟悉银行卡业务的不法分子在很短的時间内突击购物，连续进行诈骗犯罪活动，因此银行卡犯罪的连续性强，一般情况下犯罪分子要进行多次作案。

二、银行卡诈骗犯罪活动的防范控制对策

银行卡犯罪活动的日益猖獗，并不表示作案者的作案手段如何高明，而是我们内部对这种诈骗行为缺乏足够的认识和警惕，思想麻痹大意，或者管理制度有漏洞，而且执法部门在管理和打击上力度不够，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我们很多时候对诈骗犯罪活动的认识还停留在罪与非罪的问题上等等，致使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对此公安机关应采取有效的侦查防控对策，打击银行卡犯罪活动。

1.完善立法，依法打击

众所周知，对于银行卡犯罪在我国立法中缺乏完善的规定，使得对于这种犯罪的打击缺乏必要的法律手段，造成司法机关在具体执法中的困惑，一些不法分子也正是感到有空可钻便采用多种伎俩实施犯罪。我国目前有关信用卡犯罪的法律规定主要有《刑法》、《关于转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处理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的几点意见”的通知》、《关于办理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犯罪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等相关法律法规，为配合《决定》的施行，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制发了《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些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对打击信用卡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这些毕竟还停留在适用普通刑法规定的基础上，缺乏对这类犯罪的专门刑法调查，对某一具体的行为缺乏详细的界定标准，停留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争论上，从而影响到实践部门的司法实践。因此有关部门必须加强和完善经济、刑事方面的相关立法，从严打击此类诈骗犯罪活动，以便做到不枉不纵，正确定性，真正做到严法善治。

2.加强协作，互通情报

建立整体作战的机制是打击银行卡犯罪的有效对策。首先银行要加强与社会有关部门的协作特别是加强与司法部门的协作。司法部门、外贸部门、商检等有关部门要互相配合，发挥各自优势，多渠道发现犯罪活动的线索，注意此类犯罪活动的发展动向和趋势。在这一点上公安机关的任务更为艰巨，公安机关要多方获取信息，建立畅通、快捷的情报信息网络，有的放矢地打击诈骗犯罪活动。银行卡诈骗犯罪国际间的合作交流也是重要内容。由于银行卡诈骗犯罪活动涉及到境外不法分子，因此打击此类犯罪需要与境外警方的密切配合方能奏效。我国公安机关在这方面已建立的良好的合作机制，在打击经济犯罪方面更应加强与各国、各地区警方的合作，互通情报，充分发挥国际刑警组织的作用，共同打击诈骗犯罪活动。

3.提高认识，防止危害

事实告诉我们，银行卡诈骗之所以日益猖獗，并不因作案人的手段如何高明，而是因为某些单位和个人对诈骗行为缺乏应有的警惕，思想上麻痹大意造成的。俗话讲“病重在于治根”，在这类犯罪问题上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认识问题：一是对银行卡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认识不足，只是把它看作经济犯罪活动，而未深层次的分析其社会负面效应。犯罪分子的诈骗活动得逞，将他人财产占为己有，会对公司、个人造成重大损失，这种损失的负面效应不仅是对金融管理秩序的破坏，而且容易激发社会矛盾，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二是每位从事银行卡管理的人员的法制观念和防范意识不强。发卡银行的管理决策层应增强银行卡风险的意识，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要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对于发生的问题要敢于严查、深挖，不得擅自内部消化。持卡人也要提高防范意识，对自己所持银行卡和身份证要妥善保管，防止丢失。社会有关部门同样要增强防范意识，要时刻保持警惕，提高识别真假银行卡的能力，对于可疑购物的行为要及时与银行联系查核，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4.加强管理，完善机制

当前我国银行的监督管理作用发挥的不够，一些环节把关不严，没有很好地履行银行监督职责，致使诈骗活动容易得逞。因此银行要首先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和规章制度，改进和完善银行卡使用管理上的通讯设备，使商户和发卡银行之间实现联网；要严格审批制度，对卡的制作、使用等方面严格把关，在必要的时候让公安、司法人员帮助查询，核准各工作环节；内部的银行卡管理要部门之间紧密配套，层层把关，建立起一套合理、充实、有效、实用的管理监督机制。建立信用卡风险预警管理和操作系统，有效预防信用卡业务中可能发生的风险。建立风险准备金制度和保险制度，使得各环节规范操作、强化管理。近段时期全国推行的个人存款实名制及个人资信系统的建立，就为各发卡机构审核客户资料提供了一定的信息保障。

预防、制止、打击利用银行卡诈骗犯罪活动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依靠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努力，综合治理，方可起到良好的收效。

参考文献:

[1]单惟婷主编:《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与案例》，云南财经大学出社1998年版第1页

[2]王君亭主编:《金融犯罪与认定》,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00年版第58页

[3]宋才发:《信用卡诈骗行为认定与惩处探讨》,《刑事法学》2002年12期第47页

[4]李丽:《信用卡犯罪的手段与预防》，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21期10页～14页

作者：孙晓红

保险诈骗犯罪分析论文篇2：

论保险诈骗罪的立法完善

关键词立法价值立法完善

人类社会自从产生以来,一直都在与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进行着不断地抗争,因为人类是生活在一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那么在这过程中,就形成了一系列对付这些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危险的方法,包括官方的和民间的,而随之而来的,保险应运而生,并成为科学和先进的社会抵御方法。但是伴随着保险事业的发展,保险诈骗却也产生了,并严重威胁着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全世界都已经认识到了保险诈骗的严重危害性,对付保险诈骗行为已经成为全世界所面临的共同难题。为此,有必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立法和司法实践,以有效防范和追惩保险诈骗罪。

一、立法背景以及立法价值取向

八十年代初期,我国的保险事业才开始慢慢步入正轨。但是由于这段时期保险业务经营范围仍然是十分有限,所以并不为人们所熟悉,因而发生在保险领域内的欺诈行为并不多见,而且我国1979年的刑法典也并没有对保险诈骗罪做出专门规定,故而对实践中发生的个别此类犯罪案件,一般都是按照诈骗罪予以处理,但是随着我国保险事业的蓬勃发展,保险欺诈行为也越来越严重,其严重的犯罪态势迫使人们不得不对其加以注意。1995年6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将保险诈骗罪以独立的罪名确定下来,为配合保险法的实施,同时颁布了《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并专门规定了保险诈骗罪的罪状和法定刑。在经过一段时期的适用之后,1997年新刑法典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对保险诈骗罪进行了修改并将其纳入,从而使本罪的规定更趋成熟和完善。保险诈骗罪属于经济犯罪,实际上是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争夺,所以保险诈骗罪的立法价值取向应保护保险市场的信用机制完善,使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相互协调。不仅仅是保障国家利益,同时也应该兼顾个人利益。其次保险诈骗罪的立法价值取向应侧重平等观,保险双方都是平等的,不应该只侧重一方,而应该在两者之间公平对待。

二、保险诈骗罪的立法完善

(一)犯罪主体之立法完善。我国将保险诈骗罪的主体限定为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这样的规定,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同时也违背了法律平等保护原则,这样的规定,即不能平等的保障保险诈骗罪的主体,为其提供刑法保护,同时也会损害国家的利益,保险事业是由双方组成的,不仅仅是单方行为,而是双向的,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做出违背保险合同的行为,特别是欺诈行为。同时在保险交易中,任何一方都应该遵守保险法的原则和相关规定,不得进行欺诈行为。保险交易过程中,任何一方主体都有可能对其另一方的利益进行损害,都有可能采用欺诈手段来侵犯他方利益。所以仅仅将保险诈骗罪的主体限定为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不但违背了保险交易的平等对待原则,同时也不利于对保险交易双方利益的保障。所以笔者建议,保险诈骗罪的主体不应仅限于这三者,而应该扩大范围,保障保险交易中各方的利益。

(二)罪状规定之立法完善。法律规范具有抽象性和模糊性、边缘性等特征。在法律规范的制定过程中表明:一定程度的抽象和模糊性恰恰能体现语言在一定语言环境下的意思,我国的法理提示了,法律的制定并不能完全追求明确性,对明确性的要求不能过分,否将在司法实践中将无法发挥刑法规范的指引作用和司法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也不利于社会需要。所以笔者建议提出如下建议:增加“以其他方法骗取保险金或保险费”的行为方式,取消“夸大损失程度”骗取保险金的内容。法律规范本身具有有限性的特征,所以如果法律为了明确性而一味追求规范的准确性,那么其实它存在的漏洞也就越多,这也就使得立法更加的艰难,因此打击犯罪并不是制定法律时是否属于严厉,而在于利于控制,所以为了实现刑法的严而不厉的立法价值追求,我们应该不仅强调法律规范的准确性,还应该有利于司法实践的操作。一种行为是属于犯罪化,还是属于非犯罪化,主要的依据还是对于社会的危害,因此,只要是根据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变化,无论是犯罪化,还是非犯罪化,都可以有依据。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活动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金融活动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我国保险诈骗罪在刑事立法上从无到有,并处在一直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这是我国正在步入法治社会的一个体现。虽然现在关于保险诈骗罪的相关规定存在不尽合理之处,面对新类型的保险诈骗犯罪时可能会出现法律适用上的困惑,但是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它随之而来的滞后性,面对日益发展的社会,而随之出现新类型的保险诈骗犯罪,我们可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及司法实践,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制定及完善我国的保险诈骗犯罪的刑事立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之目标。

回顾历史,静观现实,刑罚若与罪行不相适应,则人们就没有衡量的标准,也就难以做到知法、信法、守法。对于我国保险诈骗罪刑罚规定中存在的缺陷已经知晓,重要的是如何完善它,我国的保险诈骗罪的立法规定正处在摸索阶段,应该采取积极措施来改善这种现状,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借鉴外国成功的经验。科学完善保险诈骗罪的刑事立法,从根本做起,完善保险诈骗罪的立法规定,使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做到真正的统一。

参考文献:

[1]刘宪权、卢勤忠:《金融犯罪理论专题研究》[N],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595 页;

[2]李文燕:《经济诈编犯罪证据调查与运用》[N],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7页;

[3]张爱明著:《最新保险市场开拓和业务操作技巧事务全书》[N],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5页;

[4]张亚杰、刘新艳:《保险诈编罪之立法评价》[M],载于《政治与法律》2004

作者：舒芳

保险诈骗犯罪分析论文篇3：

诈骗犯罪探究

摘要:近年来,仙游县诈骗类犯罪活动多发,如何提高侦办此类案件的质量和水平,是公安机关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因此,有必要在对案件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统一公安机关办案思路,以保障案件执法活动优质、高效进行。

关键词:诈骗罪;民事诉讼;刑事侦查

近年来,仙游县诈骗类犯罪活动比较突出,表现在此类犯罪的发案率居高不下(据统计,全县公安机关2006年立案78起,2007年立案325起,2008年立案227起)。犯罪活动的社会牵涉面越来越广,犯罪手段呈复杂化、多样化趋势,一些新的犯罪形式和犯罪手段层出不穷,令人防不胜防。因此,公安机关不断加大打击犯罪的力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遏制了此类犯罪活动。但在侦破此类案件过程中,我们对存在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尚缺乏深入的研究和理性的思考,如何应对和适应新时期、新环境下诈骗类犯罪的复杂性,如何提高执法的水平和质量,仍然是公安机关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为充分履行公安机关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特殊作用,建立完善打击犯罪长效机制,规范诈骗类犯罪案件执法活动,笔者对近年来仙游县诈骗类犯罪案件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现将情况归纳如下。

一、仙游县诈骗类犯罪的特点及原因分析

(一)诈骗类犯罪总体发案率居高不下,个罪中尤其以迷信诈骗、捡钱分钱诈骗、假药材诈骗三类案件最为突出

三年来,仙游县共发生迷信诈骗类案件92起(其中:2006年立9起,2007年立31起,2008年立52起);共发生捡钱分钱诈骗类案件57起(其中:2006年立8起,2007年立13起,2008年立36起);共发生假药材诈骗类案件25起(其中:2006年立5起,2007年立11起,2008年立9起),诈骗类犯罪的主要特点是:普通诈骗与合同诈骗占的比重较大(此两类诈骗案占诈骗类犯罪案件总量的比率约为40%),信用卡诈骗犯罪持续增长。

良好的法治环境是社会自我克服犯罪的有效基础。但由于相当一部分群众缺乏科学常识、法制意识和投资风险意识。一部分人贪利和盲从,使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这是其受骗上当的主要原因。同时,大多数受骗者法制观念、法律意识、投资风险意识淡薄,易被假象和高利回报迷惑,导致此类犯罪案件高发。这较集中体现在迷信诈骗、捡钱分钱诈骗以及假冒金饰品诈骗等民众易上当等诈骗种类上。这是各类诈骗犯罪率居高不下的深刻的社会根源之一,也是靠刑罚所无法根本解决的社会问题。

(二)犯罪手段日趋复杂化、多样化和更隐蔽

目前,婚骗、代办融资诈骗、职介诈骗、迷信诈骗、传销诈骗等新的犯罪形式层出不穷,这其中又以虚假信息类诈骗最为突出(虚构购车退税诈骗。2008年以来,共发生此类案件19起;冒充特定身份诈骗。2008年全县共立该类诈骗刑事案件3起)。由于此类案件犯罪涉及的群体面广、证据侦查取证工作举步维艰,破案率不高。2006—2008年,全县共立诈骗案件630起,破308起,破案率为48.89%。这类诈骗案难以破获的原因在于诈骗作案人通常是将各种手段交织在一起,这就更具隐蔽性、多样性和复杂性,诈骗行为一旦完成,行骗者马上转移地方,给侦查取证增加了难度。

(三)对行骗者执行刑罚时,被害人的损失大多难以弥补,查处案件的社会效果难以令人满意

据该队统计诈骗类犯罪案件,破案后有效挽回经济损失的仅占51%,刑罚虽然执行了,但被害人的损失问题却悬而未决。案件的处理情况很难达到法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由于某些受害人基于自身身誉的考虑,不主动配合警方调查或者因追究犯罪旷日持久,费用高昂,因而丧失对公力救济的信赖,不愿与警方配合,使追究犯罪更加困难。

(四)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诈骗的案件频发

近年来,仙游诈骗犯罪的作案方式出现了值得关注的新变化,行骗者打着公司名义,以融资、投资为幌子,精心选择特定对象,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诈骗的案件频发,而且此类“骗子”公司参与行骗的人员众多。此类案件,行骗者往往连续作案,诈骗的总金额巨大,受骗面广,产生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二、诈骗类案件涉及的法律适用问题,相关机关的认识有待统一

(一)民事生效判决对刑事诉讼程序启动的影响,相关部门评价不一

诈骗活动骗取钱财,在构成犯罪的同时,其结果必然造成民商法意义上的违约和侵权。仙游县的个别案件,法院就民事争议已作生效判决,公安、检察机关又启动刑事诉讼程序,审判阶段,检、法两院对此类案件的程序适用产生了较大的争议,检方认为民事追究与刑事追究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追究方式,不适用“一事不再理”的原则,而且刑事诉讼允许附带民事诉讼,由此表明,民事追究与刑事追究并不互相排斥。而审判机关则认为,已生效的民事判决非经法定程序不容撤销,生效的民事判决已将当事人的行为界定为民事纠纷,若检察机关认定此行为属刑事犯罪,则应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变更原生效的民事判决,然后再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两院的上述争议,已在客观上导致了某些案件的久拖不决,不利于保障国家法律在案件办理中得到正确、统一实施。同时,审判机关的司法认定本身就是刑事诉讼活动的风向标,它必然导致公安机关在接获此类案件举报线索时不知所措,不利于及时有效打击此类犯罪活动。笔者认为,此类案件刑事诉讼认定的诈骗行为与先前民事判决认定的侵权行为,其法律评价的内涵不一致,不能以此代彼,更不宜因存在先前民事判决而制约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否则,将导致犯罪分子极易规避法律。

(二)诈骗类案件中“非法占有目的”的意义

1.“非法占有目的”在金融诈骗罪构成要件中的地位,法律应予以明确。普通诈骗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是司法与立法的一致认识,但《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五节“金融诈骗罪”共包括8个具体的诈骗类犯罪,其中只有第192条的集资诈骗和第193条的贷款诈骗及第196条所涉及的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分别规定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构成要件,其余的票据、金融凭证、信用证、信用卡、有价证券、保险诈骗等六个罪均未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构成要件,那么是否意味着这6个金融诈骗罪的构成在主观上不需要具备“非法占有目的”要件呢?笔者认为,“非法占有目的”是包括金融诈骗罪在内的所有诈骗类犯罪的构成要件,这是系统解释和目的解释论的当然结论。首先,金融诈骗罪兼具金融犯罪与财产犯罪的双重属性,而侵财罪以非法占有目的为其行为特征,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正是此类犯罪的题中之义,金融诈骗也不例外。其次,集资诈骗、贷款诈骗及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之所以明文规定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为了与一般的非法集资或善意透支行为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划清界限,属提示性规定;最后,由于金融诈骗罪的犯罪对象特殊,除非有相反的证据证明行为人不具有占有故意,否则只要采取刑法规定的方式、手段实施金融诈骗行为,就决定了其行为目的只能是非法占有,不存在合法占有的情形,此为刑法典的题中应有之义。

2.利用传销方式进行诈骗的犯罪活动愈演愈烈。实践中,由于“非法占有目的”难以查证,大多以非法经营定罪处罚,明显不能罚当其罪,也导致被害人的损失如何追索与退赔成了悬而未决的司法难题。

(三)诈骗类犯罪的主观故意是否涵盖间接故意

从已办理的案件来看,行为人并非自始至终企图占有他人财物,而是取得对方财物后,自己又无法履约,才躲避事主追讨债务,特别是对于之前已履行部分义务的情况,行为人主观上似乎是一种“放任”态度,由此产生了诈骗类犯罪的主观故意是否包括间接故意的争议。笔者认为,诈骗类犯罪属目的犯,而主观上的犯罪目的,只能存在于直接故意中,追求犯罪目的实现,是直接故意固有的基本特征,此类犯罪不可能由间接故意构成。但上述案件,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仍属直接故意,应以诈骗类犯罪定罪处罚,其理由是:行为人以欺骗手段取得财物后,一度做出履约的表象,此种情况下,除非行为人无履约条件是基于意外事件造成的,否则,其明知自己无履约能力却仍采取欺骗手段先行占有他人财物,其对自己的行为具有极大的风险性是有着明确认识的,而且这种风险性本身就寓含着使事主最终不能行使所有权的极大可能性,却仍蓄意行骗,说明行为人对占有他人财物及造成他人严重损失的结果持的是“追求或希望”的态度,即使其开始时对是否最终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并不确定,但由于其最终既不履约,又拒绝返还财物,其主观心态已由不确定转为确定,符合直接故意的特征。

(四)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的司法认定问题

在该队的侦破案件中,经常出现嫌疑人分别采用口头和合同方式骗取多名事主的钱财,每次作案数额均不大,其诈骗总额按照普通诈骗或合同诈骗一罪的数额标准均可成立犯罪,但由于涉案行为分别涉及普遍诈骗与合同诈骗的性质,分别定罪则均未达到两罪的定罪数额标准,不定罪显然将造成罪刑的失衡,而以一罪论处又存在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由此导致了法律适用上的争议。笔者认为,对此种情况,一般应坚持以下原则:

1.多种诈骗行为,首先分别以其对应的诈骗犯罪起刑标准为基准,考察能否构成对应的诈骗类犯罪罪名,各行为均符合对应诈骗类犯罪罪名的,实行数罪并罚。

2.各行为依照对应的罪名未达定罪数额标准的,应当将多种诈骗行为作为有机整体予以评价,将这些无法认定为特殊诈骗犯罪的诈骗行为,连同本应以普通诈骗评价的诈骗行为,以《刑法》第266条为基准,进行罪与非罪的评判,构成犯罪的,依照普通诈骗定罪处罚。

三、诈骗类犯罪的焦点问题分析

(一)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界定问题

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范围未明确规定,那么,司法实务中应如何界定此罪之“合同”的范围?解决这一问题的司法意义在于,对一项涉及利用合同的诈骗行为,首先应从是否属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范围的视角去审视,准确把握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界线,保障案件司法认定的准确性。如,2006年该队侦破的陈某某等10人虚构招聘员工事实,并与“应聘者”签订招工合同骗取应聘人员钱财案,这里产生了诈骗与合同诈骗的定性争议,争议的焦点就源自合同诈骗之“合同”的范围应如何界定。《刑法》第224条合同诈骗罪的规定,主要吸收了两高1985年《关于目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和1996年《关于审理诈骗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内容。两高上述司法解释中存在“利用经济性合同”一语。笔者认为:

1.虽然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在渊源上为“经济合同”,但立法渊源不影响刑法的目的解释。

2.1997年《刑法》修正时,立法者在新的《合同法》未出台前仍在普遍使用“经济合同”的时代,未沿用两高上述司法解释的“经济合同”一语,改用“合同”一词,决非只是为了用语的简洁,而是有意扩大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范围,而且1999年新的《合同法》出台后,“经济合同”被民事合同所代替,“经济合同”已经丧失了确定范围的法律基础,所以合同诈骗罪之“合同”也不应仅指“经济合同”。

3.合同诈骗罪被《刑法》分则纳入第三章第九节“扰乱市场秩序罪”,这一客体属性决定了该罪的“合同”必须存在于该罪客体的领域内,即此“合同”能够体现“市场秩序”,换言之,与这种社会关系或法益无关的“合同”不在合同诈骗罪评价的范畴。上述案件涉及招工合同显然与市场秩序无关,应以普通诈骗罪定性。

(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案的查处具有扩大化倾向

近几年,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案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案的成立不仅要求行为人具有“超过规定限额透支,并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而且要求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透支人因财务状况的变化,导致无法归还透支款的情况并不鲜见。如何界定透支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何界定其行为是善意透支还是恶意透支是此罪司法认定的难点。实践中,侦查部门大多关注查证透支人经催收仍不归还的有罪证据,而忽视对透支人透支后的财务变化情况等影响定罪情节的查证。笔者认为,对此类案件的查处,应当严格区分善意透支纠纷和透支诈骗犯罪,透支是一种融资手段,是信用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信用机制设置的本身就是为了尽可能减少公共权力对市场信用的干预,增强商业活力,不当的司法查处、干预将严重损害市场的商业活力并可能导致整个信用支付机制被摧毁,最终损害的是国家金融机构的长远利益,这显然不是司法者的价值取向。因此,对一些确因财务状况出现变化无力还款及偶然恶意透支、刑事立案后又已归还,情节并非严重的透支行为不宜以犯罪论处,以避免刑罚的扩大化。

四、诈骗类犯罪案件证据的查证工作有待进一步完善

诈骗类犯罪案件作案手段的多样性、隐蔽性决定了此类案件的侦查取证工作相当有难度。因此,提高公安机关侦查取证的质量,是办理诈骗犯罪案件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一)侦办诈骗类犯罪案件中存在片面关注体现客观行为的证据而忽视体现主观行为证据的倾向

实践中,查证非法占有目的的方式有两种:一为突破口供;二为根据事实、证据,运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及刑事推定予以证明。基于嫌疑人先前的显著违法行为而将证明其行为不具有刑事违法性的举证责任倒置给嫌疑人不仅合情合理,也与《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的对行为人存在七种情形可认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故意的精神相符,但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片面关注体现客观行为的证据而忽视体现主观方面的故意和行为证据的倾向。笔者认为,对此类案件涉及非法占有目的证据的侦查取证及运用刑事推定应注重三个方面的要素:第一,根据客观行为的经过,收集和审查体现具体行为前因后果的证据,此方面的证据能印证对其非法占有目的推定的适用推定,若此方面证据不支持对其非法占有目的推定的,则应重新审视推定结论。第二,有意识地要求嫌疑人陈述否定非法占有目的的理由,并提供相应的证据或提供可供调查的线索,将否定控方推定结论的举证责任倒置给嫌疑人,并据此查证其辩解是否客观真实(侦查机关应对查证情况予以书面说明并附卷审查);第三,刑事推定是一个可以反驳或反推定的过程,应遵循“推定-反推定-再查证-排除反推定”的程序原则,以查证推定结论的正确与否。

(二)诈骗类犯罪案件侦查对策分析

根据诈骗类犯罪的构成要件,及具体案件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不足,笔者认为,此类案件侦查取证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焦点问题:

1.查证嫌疑人在行骗前的准备活动及履约能力、还款能力,以确定其犯意。

2.查证虚构或隐瞒真相的具体行为及此行为与被害人处置财物的关联,以确定其是否存在虚构或隐瞒真相的行为,此行为是否足以使被害人产生处置财产的错误认识,此行为与被害人交付财产的行为是否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3.查证涉案财产的获取过程和流向,有无还款打算及具体行为表现,以确定其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戴有举.诈骗罪若干实务问题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4)∶50-58.

[2] 梁晓旭.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之比较[J]. 理论探索,2004(3)∶92-93.

[3] 张成法.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比较研究[J].理论界,2003(6)∶121-122.

[4] 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780.

(责任编辑:王小丽)

作者：林　锋　邵　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