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网络金融犯罪司法论文

摘要：由于互联网金融犯罪兼具传统金融犯罪的危害性与网络犯罪的隐蔽性、复杂性，我国对于互联网金融犯罪秉持积极刑法观予以防控。然而，刑法的积极介入引发互联网金融犯罪防控中立法的过度犯罪化和司法的全面去重刑化，严重危害金融自由和金融利益。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我国网络金融犯罪司法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我国网络金融犯罪司法论文 篇1：

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中的互联网金融犯罪风险及应对

“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刺激了中国—东盟的数字经济合作，带来巨大经济红利，但同时也拔高了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发生率。对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中的互联网金融犯罪风险进行考察，梳理当前各国在互联网金融犯罪治理中的立法和司法困境。提出应对策略：形成系统化立法体系;建立层次化刑事司法合作机制。

依托信息技术发展起来的数字经济，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贸易双方通过互联网形成的网络空间开展经济合作。互联网金融秩序对于保障中国—东盟数字经济繁荣、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2020年是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合作背景下各国数字经济规模和效益不断扩大。谷歌、淡马锡的联合报告《e-Conomy SEA2019》显示，东南亚数字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较快的发展速度，预计到2025年，其规模将达到3000 亿美元[1]。然而，数字经济合作在促进我国和东盟各国金融体系一体化进程的同时，由于各国的法律与政策对互联网金融秩序保护的深度和广度不一，以获利为目的的互联网金融犯罪风险不可避免地裹挟其中。互联网金融犯罪不仅严重破坏互联网金融秩序，危害中国—东盟各国人民财产安全，还会破坏社会稳定，甚至危害国家安全，严重干扰阻滞了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与发展进程。在此背景之下，对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中的互联网金融犯罪风险的考察与应对研究就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中的互联网金融犯罪风险考察

互联网金融犯罪，包括互联网金融产品或服务可能涉嫌的犯罪，也包括利用互联网金融平台实施的犯罪[2]。其本质仍是金融，而非刑法分则明文规定的类罪。按照主体不同，对当前中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合作中的互联网金融犯罪风险进行考察，发现主要存在两种情形：一是，互联网金融業普通参与者所实施的犯罪，如合同诈骗、侵犯著作权、侵犯商业秘密等。以越南为例，虽然最新报告显示，2020年越南数字经济规模达118亿美元，年均增速超过18%[3]。然而，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对互联网金融安全提出了挑战。作为世界上网络信息最不安全的国家之一，越南落后的互联网安全保障系统，导致了中越数字经济合作中存在较高的数字产品盗版率，数字产品侵权情况频发;此外，以数字经济合作为名，借助互联网平台进行诱导性投资而引发的合同诈骗风险等情形也层出不穷，严重危害数字经济效益;二是，互联网金融平台提供商所涉及的犯罪，如洗钱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以印尼为例，印尼是中国数字经济合作的重要伙伴，具有巨大的互联网金融发展潜力，据普华永道所估计，2020年印尼互联网融资将达150亿美元[4]。但由于资金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限制，印尼的互联网金融科技并不发达，相关金融监管制度和法律制度等配套不足，因此，大量互联网金融创新模式的涌入，也给互联网金融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风险。如P2P网络借贷，在文莱和越南均不受监管且不被禁止，金融监管的空白，极易诱发利用P2P网贷平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实施庞氏骗局、利用互联网金融平台监管漏洞进行洗钱等犯罪风险。以洗钱为例，中国与印尼数字经济合作中，犯罪人往往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经过互联网金融平台对贪污受贿、贩毒等违法犯罪所得资金以转移、支付、隐匿、隐瞒等方式将其变成合法财产。互联网金融中的跨国洗钱活动往往和走私贩毒、资本外逃、逃税漏税、贪污腐败等活动联系紧密[5]，危害严重。

二、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中互联网金融犯罪风险的治理困境

“正在兴起的信息社会正在创造新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机会，但同时也引发了新的风险。这些新的机会和风险正对我们的法律制度构成新的挑战。”[6]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中的互联网金融犯罪风险，向各国法律制度提出了挑战，暴露出了各国在互联网金融犯罪治理中的立法不足和司法合作制度弊端。

（一）立法不足

1.数量不足。（1）国内法层面。大多东盟国家网络技术发展较为迟缓，相关立法也较为滞后，互联网金融犯罪相关前置法和刑事立法不足、相关罪名缺失，无法有力打击犯罪，应对风险。如，缅甸现在适用的仍然是1860年刑法，缺乏应对新型互联网金融犯罪的专门刑事立法或相关罪名。（2）国际法层面。打击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国际公约或多边、双边合作协议签订不足。例如，当前我国仅与越南就合作打击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签订了《关于加强合作打击电信诈骗犯罪谅解备忘录》，暂时还没有与其他东盟各国之间签订专门针对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的法律规范。

2.质量不足。（1）国内法层面。我国及缅甸、泰国、老挝等大多数东盟国家的互联网金融犯罪相关刑事立法存在罪状过于模糊、刑罚过于轻缓等弊端。如我国刑法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罪状中的“非法”和“存款”均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往往做扩张解释，导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沦落为“口袋罪”。（2）国际法层面。已有国际公约和多边、双边合作协议涉及的跨国犯罪种类有限，大部分都只针对某一特定犯罪，合作打击的犯罪面不够宽泛。如前述中越签订的《关于加强合作打击电信诈骗犯罪谅解备忘录》仅针对打击电信诈骗犯罪，而对于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中其他互联网金融犯罪则没有涉及。

（二）司法合作制度不完善

中国—东盟相关司法合作制度不完善，包括刑事司法协助制度和其他合作制度两个层面不足，导致实践中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司法打击与治理存在困境。以利用P2P平台洗钱为例，相关犯罪隐蔽性强、链条长、波及面广，因而各国之间的取证、抓捕、追赃等司法合作至关重要，司法合作机制不完善将极大影响犯罪打击实效。具体体现在：  1.刑事司法协助制度不完善。（1）国内层面。一些国家还没有独立的刑事司法协助立法，或者刑事司法协助规定的内容过于模糊、狭窄或落后。例如，目前老挝没有刑事司法协助法，其对外刑事合作往往是依据习惯进行，不确定性过高;越南和柬埔寨刑事合作相关立法内容模糊[7]。（2）国际层面。部分国家之间尚未签订司法协助条约或临时互惠协议，从而导致互联网金融犯罪的跨国刑事司法协助效率较低，难以有效打击犯罪。例如，虽然目前东盟十国都签署了《东盟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但我国尚未加入该条约，仅与部分东盟国缔结了刑事司法协助相关条约或临时互惠协议。

2.其他合作制度不完善。指对于上述司法协助制度规定内容以外的，如引渡、刑事诉讼移管、被判刑人员移管等情形下的跨国司法合作问题的相关制度不完善。重点表现为，引渡合作制度不完善。（1）一些国家还没有独立的引渡立法或者引渡法内容滞后等，导致引渡的审查标准不统一，引发引渡障碍问题。例如，老挝暂时还没有订立独立的引渡法;而缅甸的新引渡法相对内容较为滞后。（2）国家间的双边引渡条约数量不足。如我国目前签订的双边引渡条约数量极其有限，大多时候只能依靠与东盟国家间的引渡条款或者临时互惠协议来执行，但这种情形下的引渡依据不够明确具体，影响可操作性，危害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司法打击实效。

三、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中互联网金融犯罪风险的应对

以互联网金融为核心的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蕴含巨大的经济价值和金融发展前景，如何合理应对其中的互联网金融犯罪风险，实现金融自由与金融安全的价值统一，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针对当前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中互联网金融犯罪风险的治理困境， 笔者建议：

（一）形成“系统化”立法体系

从国内法到国际法两个层面，从质和量两个角度完善各国内外互联网金融犯罪相关立法，形成系统化刑事立法体系，实现对互联网金融犯罪的立法规制“闭环”。

1.国内法层面，完善各国互联网金融犯罪相关前置法和刑事立法。对于互联网金融犯罪相关前置法不足的，制定高位阶前置法补充真空地带，形成“构建阶梯式”前置法体系，建立起刑事风险的“预防壁垒”;对于互联网金融犯罪刑事立法缺失的，建议修订滞后的刑事立法，出台新刑事法，或者以单行刑法等形式补足现行刑事立法;对于互联网金融犯罪相关罪名缺失的，建议通过扩大解释或者补充法条等形式，补足相关罪名;对于互联网金融犯罪罪状过于模糊、刑罚过于轻缓的，建议通过司法解释明确罪状的适用标准，并通过刑法修订合理配置刑罚，完善犯罪结构和刑罚结构。从而实现从源头上遏制互联网金融跨国犯罪，应对犯罪风险，满足犯罪治理需求，形成集互联网金融犯罪行为、民事违法行为、行政违法行为的一体化治理模式。

2.国际法层面，完善打击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国际公约或多边、双边合作协议。具体而言，建议通过政府主导，就中国和东盟共同重点打击的互联网金融跨国犯罪，签订各国共同参与的中国—东盟打击互联网金融犯罪公约。例如，可以通过签订《中国—东盟反互联网金融犯罪公约》，突出加强各国互联网金融犯罪法律对接、配合，增进不同国家之间的互联网金融犯罪打击共识，完善犯罪打击面，拓宽合作平台，提高犯罪打击实效。此外，也要加强国内互联网金融犯罪刑事立法与《中国—东盟反互联网金融犯罪公约》以及其他双边、多边协议的内容衔接，实现国内外互联网金融犯罪标准、规则相协调，避免法律适用冲突。

（二）构建“层次化”刑事司法合作机制

1.建立与东盟各国有区别的刑事司法协助制度。中国与东盟各国刑事司法协助的基础不同，因而应当实施有区别的刑事司法协助手段。一方面，对于订立有刑事司法协助制度，并已经有协助基础的国家，结合互联网金融跨国犯罪的现实情况和打击需求，侧重于完善其刑事司法协助内容，如对于互联网跨国洗钱犯罪，可以开展联合调查取证，建立人物分离的没收机制和追缴资产分享機制;对于订立有刑事司法协助制度，但没有协助基础的国家，结合互联网金融跨国犯罪的现实情况和打击需求，侧重于就双方技术性法律事务开展合作，如首先可以就司法鉴定等法律事务建立合作机制，形成司法互信。另一方面，对于尚没有订立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国家，结合互联网金融跨国犯罪的现实情况，考虑立法司法体系的协调性，侧重于形成具体的互联网金融犯罪刑事司法协助制度。如适时签订反电信诈骗合作备忘录、反洗钱司法协助谅解备忘录等。

2.形成与东盟各国有重点的刑事司法合作制度。以引渡为重点，针对中国—东盟互联网金融犯罪刑事司法合作中的引渡问题，建议完善引渡立法、双边引渡协议或条约。一方面，完善引渡立法。对于没有单独引渡立法的，建议形成独立或附属的引渡立法;对于已有引渡法的国家，建议结合互联网金融跨国犯罪的现实情况和打击需求，完善引渡内容，如探索多元化引渡手段，建议可以思考引渡替代措施。另一方面，完善双边引渡条约。对于没有签订双边引渡条约的国家，建议基于打击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司法合作共识，签订互利互惠的双边引渡条约;对于已签订有双边引渡条约的国家，建议完善引渡，协调各国互联网金融犯罪引渡审查标准、适用规则等。

四、结语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中国与东盟各国的数字经济合作机制也在逐步完善。目前，中国—东盟已经建立了技术转移协作网络、启动了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工程、共同发起了《“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共同制定了《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加强双边合作并形成了《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等，从技术到体制、机制等多个层面深化数字经济合作。然而，正如硬币的两面，数字经济合作在给中国和东盟各国带来巨大经济红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裹挟着各种跨国犯罪风险，其中互联网金融犯罪风险尤为突出，严重危害各国数字经济合作和金融发展，乃至社会稳定、国家安全。通过构建系统化立法体系和层次化司法合作机制，能够为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的安全与稳定提供法治保障，以优良健康的数字经济合作环境，推动数字经济合作法治化，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必须警惕的是，作为新生事物的数字经济尚处于发展之中，中国—东盟的数字经济合作之路漫漫，其中的跨国犯罪刑事风险也随社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异化、变迁，需要各国持续携手，共同探索应对之策。

参考文献：

[1]黎鹏，闫俊.“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的挑战与策略选择，《经济界》，2020（5）：47.

[2]卢鹏.互联网金融犯罪急需刑法应对，检察日报，2016，24（2）： 003版.

[3]中国经济时报.中国东盟共建数字经济“一带一路”核心区 https：//www.sohu.com/a/312499381_ 115495，2019（5）：8.

[4]Fintechnews Singapore： Fintech lending to drive Indonesia’s economic growth，https：//fintechnews.sg/34442/indonesia/p2p-lending-indonesia-growth/。

[5]郭树清等.欧元流通后的央行监管、中小企业贷款和反洗钱机制——中国人民银行代表团赴意大利、西班牙考察报告，《金融研究》，2002（5）.

[6][德]乌尔里希·齐白著.全球风险社会与信息社会中的刑法，周遵友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273.

[7]王君详.《中国—东盟区域刑事合作机制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92.

基金项目：“广西高等学校千名中青年骨干教师培育计划”科研项目：“中柬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2021年度梧州学院校级科研青年项目：“互联网金融犯罪刑法规制扩大化研究”。

作者：柳洁

我国网络金融犯罪司法论文 篇2：

积极刑法观下互联网金融犯罪防控 之检视与纠偏

摘 要：由于互联网金融犯罪兼具传统金融犯罪的危害性与网络犯罪的隐蔽性、复杂性，我国对于互联网金融犯罪秉持积极刑法观予以防控。然而，刑法的积极介入引发互联网金融犯罪防控中立法的过度犯罪化和司法的全面去重刑化，严重危害金融自由和金融利益。因而，有必要对积极刑法观予以限制，打造互联网金融犯罪防控新方式：立法上明确刑法介入界限与前置其他立法相结合，司法上立足罪刑法定原则，适当限缩解释;刑罚执行上以轻缓化为原则，选择性严打为补充。

关键词：积极刑法观 互联网金融犯罪 犯罪化 去重刑化

一、问题的提出

网络时代大数据、移动支付、云计算等通讯与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为传统金融模式的创新提供了助力和平台，互联网金融应然而生。金融本身具有高风险性，在与互联网融合后又带来新型法律风险。据网贷天眼不完全统计，自2018年6月P2P网贷平台集中“爆雷”至2019年4月31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有1021家平台出现问题。其中涉案金额超过百亿元、涉及投资者超过百万人的“双百案件”屡有发生。在风险与发展并存的现代社会，传统消极刑法观在应对一些新兴领域的刑事犯罪问题上已显得力不从心。[1]从刑法理论发展看，伴随着现代社会的风险提升，刑法通过提前介入以便有效防控风险的预防性特征逐渐呈现。预防思维最终迫使我们摒弃传统刑法，让其从原本只是处罚有责的法益侵害行为（最后手段性）转变为富有弹性的危机抗衡机制（手段优先性）。[2]当前，我国刑法中的积极主义刑法观既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情势变化相关联，也部分地得到了立法实践的印证，还和刑法谦抑原则不冲突。[3]因此，在互联网金融相关前置法律缺位的情形下，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均采取积极刑法观对互联网金融犯罪进行防控。

然而，在积极刑法观下，如何界定刑法介入互联网金融行业的边界与限度，如何合理应对互联网金融犯罪风险，保持金融创新的活力与空间，实现防范金融风险与维护金融自由的平衡，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积极刑法观下互联网金融犯罪防控之检视

当前我国互联网金融犯罪防控中，虽秉持积极刑法观，却因没有合理把控刑法介入的“度”而呈现过度犯罪化和全面去重刑化，严重危害金融自由和金融利益。

（一）立法检视——过度犯罪化

面对互联网金融风险不断扩大的情势，积极刑法观主张以犯罪化方式，拓宽处罚范围，积极干预应对犯罪风险。然而，刑法介入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界限在哪里，罪与非罪的标准是什么？对此，刑法并未给出明确界定，由此导致积极刑法观下的互联网金融犯罪防控产生过度犯罪化风险。整体来看，我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呈现犯罪化趋势，犯罪圈不断扩大。一方面，新增涉金融犯罪相关罪名。把原本未被规定为犯罪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使刑法规制的不法行为数量增多，犯罪圈随之扩大。另一方面，修改已有涉金融相关犯罪的构成要件，通过扩大犯罪主体或扩充犯罪行为、降低犯罪门槛等方式，扩张互联网金融犯罪圈，刑法介入积极化早期化。此外，司法机关扩张兜底条款的适用也是过度犯罪化的表现。如对利用P2P平台进行非法集资的，主要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立案和判决，其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往往成为打击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口袋罪名。

笔者认为，这忽略了刑法的最后保障功能，误将刑法作为社会管理法，是意图通过刑法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刑法万能主义”。动辄动用刑法，甚至将原本由行政法规制的行为犯罪化，这不仅危害了刑法的稳定和刑罚的功能，也限制了互联网金融发展空间，危害金融自由。

（二）司法检视——全面去重刑化

“去重刑化是刑法现代化的基础性问题”[4]，也是积极刑法观的重要内容。积极刑法观主张在扩大犯罪圈的同时，刑罚适用上要“不厉”[5]。就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司法实践而言，最常涉及的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以P2P网络平台借贷为例，通过实证分析方法，剖析两罪的司法适用情况，可以反映出互联网金融犯罪司法适用上的趋势。具体而言，首先，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笔者以“P2P”为关键词，以“刑事案由”“刑事案件”为条件进行检索，时间设定为2014年-2019年，共检索出与P2P网络借贷有关的裁判文书共600份。其中集资诈骗罪裁判文书80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裁判文书520份。其次，通过分析这600份法律文书发现，在刑罚裁量上，主要集中于7年以下有期徒刑，占比一半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对互联网金融犯罪的打击呈现轻刑化趋势。

然而，从互联网金融犯罪的现实危害来看，当前互联网所具有的去中心化特征，使得金融大众化、普惠化，同时也导致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危害范围扩大，后果严重。如e租宝系列案件共涉及用户ID 901294个，涉案金额为人民币745.11亿元，受害人数多，波及范围广，对社会危害巨大。此外，网络借贷行业出现“校园贷”“裸贷”等多种模式，导致被害人自杀、犯罪等事件上升，同时触发了非法集资犯罪、诈骗犯罪、洗錢犯罪等一系列金融犯罪，社会影响恶劣，危害后果严重。全面去重刑化的刑罚适用，不仅无法发挥刑罚的威慑功能，从源头上预防互联网金融犯罪，反而可能进一步诱导犯罪，危害金融秩序和社会安全。此外，对互联网金融犯罪全面去重刑化，还将危害刑罚的教育功能。从社会大众层面上看，互联网金融犯罪波及范围广，牵涉巨额经济利益，刑罚的去重刑化将无法获得社会大众的法律认同，无法形成遏制和预防犯罪的社会心理氛围。从犯罪分子层面上看，去重刑化可能导致刑罚付出的代价小于犯罪获利，无法达到教育犯罪分子不再实施互联网金融犯罪的效果，也无法从心理上促使犯罪分子真诚悔罪改过。因此，在互联网金融犯罪等新兴领域，全面去重刑化不利于发挥刑罚的威慑和教育功能，无法实现特殊预防的目标，不能满足犯罪防控需要。

三、积极刑法观下互联网金融犯罪防控之纠偏

面对新型互联网金融犯罪，有必要对积极刑法观予以适度限制，通过适度犯罪化和适度刑罚化，对当前互联网金融犯罪防控范式进行纠偏，以实现“治与世宜”的刑法功能。

（一）立法上明确刑法介入界限并前置其他立法

1.明确刑法介入互联网金融的界限。在刑法立法层面，刑法介入互联网金融的界限决定着犯罪圈的大小，也直接影响着互联网金融的安全与自由。因此，面对积极刑法观下互联网金融领域过度犯罪化风险，首先必须明确刑法介入互联网金融的界限，即界定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入罪标准。从犯罪论角度来看，确定入罪标准最重要的是区分是否具备“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就互联网金融领域而言，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主要体现在对我国互联网金融活动中的法益造成实际损害或威胁。笔者建议，通过“行为定性+后果定量”的方式来确定。互联网金融活动中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应当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同时，违法行为须危害人数众多，涉案金额大，危害范围广，对金融秩序造成冲击，引发恶劣社会影响等后果，从而综合判定行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里“危害人数”“涉案金额”“危害范围”的判定中，不可将多次违法行为的后果叠加。例如，不能将非法集资中投资人的重复投资累加，否则会导致集资数额计算明显偏高，与实际投入不相符合，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6]此外，后果的定量判断中，应当以综合判定为原则，以选择判定为例外。如“e租宝案”中，一些嫌疑人的非法集资行为虽未实际造成严重影响，但其活动若不加以制裁，最终极易引发不良后果，因此也宜认定为严重社会危害性行为。

2.前置其他立法。无论何时，刑法都应当是社会的最后防御手段，若前置法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不需要动用刑法。就互联网金融犯罪而言，可以通过前置其他立法，建立起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先前壁垒”，控制犯罪化对互联网金融活动的过度干预，避免扩大互联网金融犯罪圈，以实现刑法稳定与金融创新的平衡。具体而言，首先应形成严密的前置法网。随着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创新和发展，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了《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办理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等一系列文件，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控互联网金融犯罪的作用。然而，此种短时间内连续出台多个文件的做法，无疑是立法应对新型互联网金融风险的“应激性反应”，不仅使我国金融监管立法体系杂乱无章，而且削弱了法律的权威性。因此，有必要将现行金融管理法律法规进行体系化整理，形成严密的前置法网。笔者认为，可根据这些金融管理法律法规的效力等级，进行体系化归置，同一等级的按效力范围进行排列，形成阶梯式前置法监管体系。其次，制定高位阶前置法补充真空地带。现行的互联网金融法律法规主要是部门规章或多部委联合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效力层级较低，实际执行难度大。因此，笔者建议立法上进一步完善证券法、银行监管法等与互联网金融业务相关的法律。对互联网金融的行业准入、资金门槛、法律范围和禁止行为等作出补充性规定，并完善对新问题和新现象的司法解释。最后，完善衔接机制，配套监管细则。一方面，在相关法律之间，特别是互联网金融违法的行政监管与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刑事制裁之间建立直接有序的协调和衔接机制，以避免法律适用冲突，提高刑法适用效益。另一方面，配套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实施细则，对互联网金融活动的监管机构进行技术性审查，对监管机关的监管权限、监管内容、监管责任等进行细化和明确，以保障监管的实际执行，维护互联网金融安全。

（二）司法上应立足罪刑法定原则并适当限缩解释

积极刑法观下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司法适用，必须立足罪刑法定原则，不能恣意介入社会生活。为避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罪名的“口袋化”适用，笔者建议，应立足罪刑法定原则，适当进行限缩解释，以保障金融创新和防控风险。一方面要立足罪刑法定原则。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司法认定中，必须以罪刑法定为原则，不得将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违法“踩线”行为，直接扩大解释为犯罪行为;也不得将基于互联网金融的新颖性和立法滞后性而出现的新型违法行为，恣意类推为犯罪行为。另一方面要适当限缩解释，限缩“口袋罪”的适用，保障金融安全和金融创新的有效路径。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例，首先从客体限缩，本罪侵害的客体是金融秩序，限缩解释的方向主要从吸收存款的用途进行限定，即认为只有当行为人将吸收的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的经营时（如发放贷款） ，才能认定为扰乱金融秩序，才应该以本罪论处。[7]其次从客观方面限缩，在司法实务中必须严格从集资用途上区分间接融资行为与直接融资行为，不应将以合法的商业、生产运营为目的的直接融资行为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将有合理的生产经营需要的集资行为合法化，并不存在法律制度上的障碍。[8]笔者建议，对于用于正常经营活动的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共存款行为进行除罪化处理，认定不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客观要件。最后，从主观明知限缩。根据行为人的专业背景、行业经历、在特别规制领域中是否收集相关法律信息等综合判断行为人是否知晓行为的非法性，从而认定是否明知。

（三）刑罚裁量上应以轻缓化为原则，以选择性严打为补充

全面去重刑化思想过于片面，不符合刑罚轻缓化要求，同时有损刑罚经济效益。因此，在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刑罚裁量上，应以轻缓化为原则，选择性严打为补充，兼顾刑罚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目的，发挥刑罚功能最大化。一方面，刑罚轻缓化有利于一般预防目的的实现。就互联网金融犯罪的一般预防而言，基于犯罪的新颖性和多元化特点，采取轻缓的刑罚执行原则，有利于发挥刑罚防控犯罪作用，保障金融安全和自由，同时也为特殊预防预留了空间。另一方面，选择性严打，有利于实现对互联网金融犯罪特殊预防目的。针对互联网金融领域特殊犯罪行为，加大刑罚执行力度，强化其威慑功能，保障特殊预防目的实现。笔者认为，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金融犯罪将不断扩张异化，其中涉众型互联网金融犯罪社会危害后果日益严峻，应加大对涉众型互联网金融犯罪的罚金刑适用力度。

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发展，要求刑法积极介入社会生活，参与社会管理，化解矛盾，防控风险。然而，刑法过度介入易导致犯罪防控失范。因此，有必要对积极刑法观予以限制，在犯罪化与去重刑化的积极之中保持“度”与“量”的均衡，在金融安全与金融自由之间寻求利益最大化。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网络技术的更迭，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巨大创新价值，在带来金融利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伴生多元化金融风險，可能引发“暴雷式”犯罪危机。目前，我国尚没有专门的互联网金融犯罪刑事立法，仍是按照传统金融犯罪处理。这一做法无疑“治标不治本”。互联网金融犯罪与传统金融犯罪存在差异，并将随着技术的发展而愈加扩大，因而有必要构建互联网金融犯罪的独立防控体系。

注释：

[1]参见齐文远、夏凉：《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刑法观———以创新社会治理体系为视角》，《社会治理法治前沿年刊》2015年。

[2]参见古承宗：《刑法的象征化与规制理性》，元照出版公司2017 年版，第63页。

[3]参见付立庆：《论积极主义刑法观》，《政法论坛》2019年第1期。

[4]储槐植：《1997年刑法二十年的前思后想》，《中国法律评论》2017第6期。

[5]参见储槐植：《刑事一体化论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53-67页。

[6]参见汪勇专、章志丰：《公安机关办理互联网金融平台犯罪案件的实证分析与刑事对策研究》，《警学研究》2019年第2期。

[7]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687页。

[8]参见刘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扩张与限缩》，《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11期。

作者：卢军 柳洁 曾城

我国网络金融犯罪司法论文 篇3：

互联网金融犯罪的规制路径探析

摘 要：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过程中，法律修订存在延迟性、理论研究缺乏实然性对接，部分机构往往打着“金融创新”的幌子，游走在法律的边缘，甚至进行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对互联网金融犯罪相关概念进行厘清，并对其客观表征及司法规律进行分析，通过行政与刑事、实体与程序双重视角对互联网金融进行规制，分别从行政监管、刑事立法完善、刑事司法程序优化等方面提出对策分析，合理规制互联网金融犯罪，保障互联网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关键词：互联网犯罪 金融犯罪 非法集资 行政监管

一、互联网金融犯罪概念辨析

从我国刑法体例来看，有关金融犯罪的规定主要集中在刑法分则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第4节和第5节，即“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金融诈骗罪”中，共有38个罪名。其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均是在1997年刑法中予以规定的，但当时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内涵并未明确，直到1998年国务院发布《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才有了定论。非法集资类的罪名在我国刑法中规定较早，但是其逐渐暴露在大众视野，却是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颠覆了以往的金融业务和民众消费习惯。

互联网金融犯罪并非是金融犯罪下面的一个分支，不是分属关系。互联网金融的复杂性决定了单纯依靠金融犯罪的条款进行规制是不够的，除此之外还要借助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规定进行规制。互联网金融犯罪，其本质仍然是金融，互联网在该类犯罪中或者作为平台支持，或者作为技术支持，或者作为手段支持，互联网金融的科学归类与拟定标准密切相关。互联网与计算机体系密不可分，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交织在一起，由此互联网金融犯罪与传统金融犯罪、计算机网络犯罪之间的界限就需要厘清。有人将互联网金融犯罪分为三类：一是互联网金融平台提供商涉及的洗钱罪、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二是互联网金融业普通参与者所犯的诈骗罪、侵犯商业秘密罪等;三是互联网危害金融秩序犯罪。[1]也有人从参与主体的角度分析，认为互联网金融犯罪包括：一是通过互联网金融平台实施犯罪者，如网上制假售假、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活动、非法集资等;另一类是直接在互联网上实施犯罪者，如侵犯商业秘密、诈骗等。[2]从广义上讲，我们认为互联网金融犯罪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其一，借助互联网，以开展金融业务为名所实施的犯罪。这里主要是指部分人员或单位以金融创新为名，实施了危害金融秩序的行为，其处罚依据主要是违反了国家监管法律法规、未经主管部门批准、业务经营作假等行为，可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非法经营罪、传销犯罪等。

其二，互联网金融从业人员或机构实施的犯罪。主要是指其在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过程中，利用从事金融业务的便利条件，违规操作相关事项，或内外结合、串通他人实施的金融犯罪或职务犯罪。

其三，利用互联网金融业务、平台或渠道所实施的犯罪。很多互联网金融平台、支付平台只重资金用途，不对资金来源进行严格审查和核实，平台运作又较为隐蔽，导致被犯罪分子利用，从事洗钱行为;或者行为人为帮助他人转移非法财产而提供银行账户或协助将财产转换，或以从事互联网理财等方式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构成洗钱罪;另外还有诈骗类犯罪，即利用互联网金融体系、平台的监管漏洞，伪造金融交易的平台或编造虚假的交易信息，诱骗客户开户入金进行操作以及信用卡所引发的诈骗罪。

其四，以互联网金融信息、数据等内容作为犯罪对象实施的犯罪。例如黑客侵入互联网金融交易信息平台、支付平台或网络服务器，通过修改数据、窃取信息、远程控制服务器等方式来达到犯罪目的，可能涉嫌的罪名主要有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

综上，我们认为，互联网金融犯罪是指个人或单位在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过程中，或依托互聯网理财平台、众筹平台、第三方支付等手段，或针对互联网领域的财产、信息安全、大数据等，所实施的危害金融秩序、侵犯公众财产、信息等的犯罪。它是与互联网技术、金融平台高度结合的金融形态，与传统金融犯罪、计算机网络犯罪相互交叉。但是从狭义上来理解，互联网金融犯罪仅仅是指那些以互联网金融业务为犯罪主要内容或形式的犯罪。在互联网金融业务开展过程中引发的附属犯罪，以及互联网金融平台作为犯罪对象的外延犯罪不应归属于互联网金融犯罪范畴，如不应当包含那些单纯利用计算机网络攻击互联网金融系统的犯罪，以及那些通过传统金融交易渠道实施的犯罪。本文主要立足于狭义上的互联网金融犯罪范畴进行展开。

二、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客观表征与司法难点

（一）波及面广，受众群体多，社会危害性大

互联网金融犯罪往往利用“线上推广、线下扩张”的方式进行筹资，其目的就是为了大肆卷财。另外，P2P平台的投资群以老年人为主，而资金来源又多为养老备用金、退休金等，一旦投资失败很难挽回损失。

（二）犯罪行为具有伪装性

互联网金融犯罪离不开互联网技术领域，而互联网技术存在的漏洞以及风险仍然是当今社会经济运行中的一大问题。而且无论是互联网金融犯罪的手段还是形式均具有较强的迷惑性，如很多投资公司在实际经营时往往打“擦边球”，营业范围注明只能从事投资咨询类业务，但经营的却是非法集资业务，在不具备金融知识的职员以及客户面前就伪装成合法公司。加之行政监管的滞后性更难以及时发现，导致犯罪泛滥。

（三）犯罪组织层级化，形式利诱性和多样性

正因为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庞大，导致其犯罪组织具有体系化，分层明显。从互联网金融理财领域来看，其可能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也可能涉嫌诈骗罪。根据相关案例统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融资形式也在不断创新，既有传统的委托理财，也有股权出售、债权转让、投资经营项目等形式。以诈骗型的“手机微盘交易”为例，微盘交易公司主要靠推广微盘，并从客户交易中抽取提成，来攫取利润，发展下线，业务的主要经营者实则为微盘的代理商（即会员单位），再由会员单位通过所谓的投资客服、投资理财指导老师、业务经理等进行包装，与客户进行对赌。

（四）侦查难度大，证据固定要求严格

互联网金融犯罪与传统经济、金融犯罪相比，证据内容更为丰富，证据存在形式复杂多变，且分散于各地，收集、审查、运用证据的难度大，其中电子证据往往成为决定案件定罪量刑的最关键因素。如果对电子数据的勘验、提取、审查处理不当，会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另外，证据容易被篡改、毁灭，电子证据由于存储在计算机介质当中，如果侦查不及时，极容易被有权限的人进入后台予以修改、删除或替换，进而导致侦查取证难度加大。

（五）犯罪过程片段化，证据碎片化，犯罪性质认定有分歧

从非法集资类犯罪来看，涉案公司所筹集资金的主要用途是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的主要区别，而犯罪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转移资金往往比较隐蔽，且也会有反侦查的意识，吸收资金的过程与资金挥霍的过程相对隔离，导致犯罪认定上缺了重要一环，进而产生分歧。另外，从互联网金融平台经营类犯罪来说，涉案公司既没有事先取得经营许可，同时又以金融交易为名从事诈骗活动，其犯罪行为介于非法经营罪与诈骗罪之间。但非法经营现货、期货这种产品，专业性较强，对于承办人的知识储备及应诉有较高要求，因此侦查取证的程度也会影响罪名认定，易产生分歧。

（六）多地管辖，不利于追赃及判决的统一

由于互联网金融犯罪跨区域性特征明显，实践中往往采取各地分别管辖的方法，这就会导致一些问题，例如罪名认定的分歧;单位犯罪认定与否的分歧;追诉标准、范围、量刑建议的不统一;以及办案进度不统一等。非法集资类案件的赃款大多数归属于总公司，下属分公司的案件处理中对于投资人的信访诉求难以及时作出回应，对于赃款的流向、查证情况等也无法掌握。

三、互联网金融犯罪治理的宏观架构

（一）行政立法及监管对策

1.行政立法应由“泛化”转向“协调、统一”。纵览我国与互联网金融有关的法律法规，可以发现其形式主要体现为法律、司法解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及行业规范，主要涉及的领域有民间借贷、证券与基金业务、资产证券化、股权众筹、融资租赁、支付结算、保险业务、金融管制、征信业务、投资者权益保护、网络交易与安全、电子数据、虚拟货币等。今后互联网金融的行政立法应当重视行业自律，并形成权威、统一、协调性的立法模式，即由行业主管机构发布或牵头组织发布，而不是分门别类，各自为政。

2.行政监管应由“分业监管”转向“穿透式监管”。以往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模式是“分业监管”“机构监管”，强调的是一种表象监管和宏观监管，不介入具体的业务。当下互联网金融不断创新，业态进一步融合，监管应当从“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穿透式监管”转变。从互联网金融的功能出发，不以表象进行论断，而是将资金来源、业务开展及资金用途、流向结合起来，形成全流程跟踪。

（二）刑事立法及改良

在运用行政、经济、教育等手段能够解决问题的前提下，刑法应退居次要位置。日本学者平野龙一就指出“刑法不是保护他人权益受侵害的直接手段。只有在其不充分，或其手段过于强烈，才有动用刑法的必要性。这就是刑法的谦抑性或者补充性。”[3]

1.非法集资犯罪的认定思路。（1）提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入罪门槛。现行立法规定并未考虑到行为人的主观意图，而是单纯从客观行为上分析入罪，尤其以简单的数字来区分罪与非罪显得过于草率，导致一些借款人的行为虽然在实质上未造成法益的侵害，但因为借款人数或借款资金达到司法解释的规定标准而构成形式违法性并因此获罪。有学者提出，废除本罪之前，刑事司法应提高入罪金额的5倍，并增加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情节，最后在量刑上放宽，对多数案件判处3年以下，并尽量宣告缓刑。[4]因此，应当提高入罪门槛，仅仅吸收资金用于正常经营没有造成实质损害的不得作为犯罪处理。同时应将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限定为间接融资，将“存款”解释为因间接融资而发生转让的资金，如此便可以将一般借贷行为与吸收存款行为作出区分，进而为民间金融和小微企业融资预留空间。（2）正确区分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界限。对于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是认定该类犯罪的最重要的因素。司法实践中存在将一般的民事欺诈行为与刑事诈骗行为混同的情况。简单以客观行为倒推非法占有的目的并不科学，必须坚持对主观故意的具体分析。同时对于涉案公司层级应当区分，对于参与决策的主要管理者可以认定为集资诈骗，对于下面仅负责执行领导命令的业务员等应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2.非法经营罪的认定途径。一些互联网金融平台在从事互联网理财业务过程中，往往具有伪平台的风险，在办案中如果因为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诈骗手段，那么非法经营罪就有可能成为其兜底罪名。对于经营业务何为期货等，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是否由证监会出具说明意见，但实践中存在以证监会意见为准绳的情况，如果证监会不予配合出具，很多案件可能难以认定。而对于一些事先取得地方支持的企业，在运营中出现问题，如果能及时避免损失或者继续运营可以减免损失的，本着保障民营企业发展的宗旨，可以不予认定为非法经营罪。

3.明确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构成要件。互联网金融众筹模式中较容易触犯该罪名。首先对于该罪的犯罪主体，不应限定为身份犯。该罪不应设立资格限定说，一些假公司如果扰乱了证券市场秩序，擅自发行股票等，那么就不能简单认定为诈骗罪，而是可以认定为该罪，保证刑法的准确适用。其次，由于发行和交易在实践中难以明确，因此“转售证券”行为未受到规制，导致实践中常常出现发行人为了规避非公开发行证券而通过互联网金融公开平台转换为公开转售。如果能对股权转让的真实性作出判断，那就不能对此行为一律入罪。

四、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微观规制

（一）建立专业化的办案组织

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负责办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案件。从上海市检察机关来看，有的区院专门设立了办理金融犯罪案件的部门，有的区院设立办案组，都将金融犯罪集中交由专业化的办案人员予以办理。笔者认为，该种模式值得推广，当下金融犯罪专业性较强，新类型层出不穷，对于受案量大的地区可以设立金融专业部门，一些受案量少的地区可以实行检察官办公室办案模式。

（二）内外结合，强化办案素养

一是以专业化的办案部门为基础，延伸检察触角，加强与公安经侦支队、法院、证监会、银保监会等的外部联系，形成互联网金融案件1类案证据标准，加强案例宣传，指导办案，形成示范效应。二是加强人才培养，打造业务能力过硬的金融检察队伍。首先检察人才要走出去，要加大对互联网金融知識的培训力度，通过外出观摩、学习、培训等方式掌握新知识，并通过疑难案件汇报、讨论等方式模拟案件的庭审方案;其次要引进来，借助外脑，邀请互联网金融领域的专家、教授等作为特邀检察官，辅助检察机关办理疑难复杂案件，加强沟通交流。

（三）坚持捕诉一体，强化法律监督

互联网金融犯罪往往证据内容较为复杂，对公安的侦查取证要求较高，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切实发挥审查主导作用，通过提前介入、要求提供法庭审判需要的证据材料以及退回补充侦查等方式加强法律监督。以P2P为例，对于其涉案金额的鉴定尤为关键，但是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对于涉案公司后台业务数据的调取往往并不全面。其所做的金额鉴定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根据报案投资人所提供的合同金额来认定;一种是根据调取的公司后台业务数据来鉴定。而无论哪一种都有变动的可能，随着报案人的增加，其金额也会增加。另外公安调取的后台数据在送去鉴定时往往不区分复投情况。因此，承办人在审查逮捕阶段审查卷宗材料时，如果发现这种情况，要及时与公安沟通，发挥后续引导侦查的作用，在构罪基础上要求公安进行有效侦查，避免有失公允。

注释：

[1] 参见姜涛：《互联网金融所涉犯罪的刑事政策分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2] 参见傅耀建、傅俊海：《互联网金融犯罪及刑事救济路径》，《法治研究》2014年第11期。

[3] [日]平野龙一：《刑法总论I》，有斐阁1972年版，第47页。

[4] 参见刘宪权：《论互联网金融刑法规制的“两面性”》，《法学家》2014年第5期。

作者：李轲 亓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