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支出区域研究论文

摘要：和谐社会就是个人自身，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达到并保持协调有序的发展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全国人民正全力构建和谐社会时却冒出几个不和谐的音符，健康不和谐就是其中之一。健康不和谐是指当前中国人民健康水平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其他系统的发展不协调，人民健康状况发生分层，呈现区域性或城乡间不和谐的现象。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公共卫生支出区域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公共卫生支出区域研究论文 篇1：

公共卫生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

〔摘要〕 我国公共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和贡献率较高，其贡献率甚至高于人力资本贡献率。但经济的长期增长并没有伴随公共卫生支出有太多的增长。另一方面，我国公共卫生支出具有较强的人力资本效应，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投资，改革卫生投资体制，调整宏观卫生政策，提高低收入阶层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不仅有助于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还能够使人们享受更好的公共卫生服务，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

〔关键词〕 公共卫生支出；经济增长；贡献率

〔

〔作者简介〕(耿嘉川，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山东济南 250100；苗俊峰，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预算司干部，北京 100820。)

一、相关研究

赵玉川通过对公共卫生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投入、产出链条进行分析认为，该投入产出链条可归纳为：(1)卫生医疗活动是重要的社会分工；(2)卫生医疗投入是整个社会经济资源的内在隶属配置；(3)卫生医疗有其自身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一方面，从社会经济投入角度看，它吸纳了社会的劳动力和经济资源，拓展了社会生产链条，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另一方面，从产出角度看，它的社会经济作用呈现循序积累、勃发的态势，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服务，同时也增强了人力资源的健康水平，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4)卫生医疗的投入产出是一种非线性关系，需要人们整个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的逐步改善，包括卫生医疗管理等各种制度措施的辅助、配合。〔1〕在经济增长效应方面，公共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较明显的促进作用。杜乐勋使用分布滞后模型对卫生总费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政府卫生事业投入对GDP的影响系数是2.5，他还将政府卫生投入与教育投入进行比较，认为政府教育事业投入对GDP的影响系数是1.26，卫生服务消费的投资乘数是17.8，卫生服务投资的宏观经济效益并不比教育投资差，而且比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效益好。〔2〕王远林等利用1990年以来我国公共卫生投资的Pool数据，通过引入公共卫生投资变量的经济增长模型对公共卫生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其结论为：(1)公共卫生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非常明确，东部、中部、西部人均公共卫生事业费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0.21、0.13和0.96；(2)公共卫生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公共卫生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出明显的“高-低-高”变化趋势。〔3〕

二、公共卫生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

1.公共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公共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互有条件或功效的，体现了公共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性、依存性和经济增长对公共卫生支出的制约性、依存性(如图1所示)。合理、有效的公共卫生支出可以提高劳动者素质，产生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增长；反过来，经济增长也可以对公共卫生支出的规模、使用效率、公平性产生影响。

2.公共卫生服务的公共品和外部性

首先，公共卫生服务存在公共品问题。如表1所示。按照我们对公共卫生服务的分类，预防服务、保健服务中包含较多的纯公共品和准公共品，而医疗服务中包含的公共品较少，更多的是私人产品。因此，包含较多公共品的卫生服务，如公共免疫计划、妇幼保健、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等，需要政府有较多的公共卫生投入支持，而对于特需医疗服务等私人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应通过市场机制加以调节。

其次，公共卫生服务存在外部性问题。一方面，由于卫生服务市场负外部性的普遍存在，产出量违背了社会最佳需求量，需要政府通过扩大公共卫生支出弥补二者的缺口。另一方面，卫生服务市场还存在正外部性——“消费的外部性”，即人们通过消费卫生服务和产品，不仅自身健康状况获得改善，而且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点对低收入群体尤为明显。因此，政府有义务提供特定类型的公共卫生服务，并在特定的收入群体中进行分配，改善卫生服务和卫生设施的可及性，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经济增长，从而获得正外部性。

3.公共卫生支出的直接产出

良好的居民健康状况是对经济增长和长远发展的关键投入，经济增长以健康状况的改善为重要前提。相反，居民健康状况不良会通过多种机制和途径影响经济增长。首先，健康不良会造成社会福利损失和劳动生产率降低。一方面，个人健康不良会致其收入下降、寿命缩短、心理负担加重等福利损失；另一方面，健康不良不仅会降低劳动者个体的生产力，同时也不利于他人维持较高的生产力水平，从而降低劳动者群体的生产力水平。其次，健康不良会妨碍居民受教育的程度，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再次，健康不良会造成生产性人口比例下降，劳动就业人口减少，消费性人口比例升高，社会总消费增加，从而降低社会总储蓄和资本投资比例，影响经济增长。反过来，影响健康的因素很多，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公共卫生支出水平、公共卫生政策、医学研究水平等都可以影响居民的健康状况。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和样本数据说明

从广义角度分析，公共卫生支出是一个国家向公共卫生领域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总和。如前所述，公共卫生支出的形式主要包括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和个人卫生支出。本文考虑到现代社会中，政府日益成为提供公共卫生服务这一准公共品的主体，同时也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故选用政府预算卫生支出作为公共卫生支出的代表变量，即用卫生事业费H衡量公共卫生支出。同时，检验公共卫生支出效果的经济总量指标选用国内生产总值GDP，用资本形成总额的存量值K衡量历年资本规模①(注：资本存量数据采用何枫等人的计算方法整理计算获得，参见何枫、陈荣、何林：《我国资本存量的估算及其相关分析》，载《经济学家》2003年第5期。)，用年末从业人员数L衡量历年人力资本规模。在本文的分析中，按当年价格计算的GDP、H、K和L均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PI进行调整，PI以1980年为基期。为剔除异方差性，对变量GDP、H、K和L分别取自然对数，记为LnGDP、LnH、LnK和LnL。

本文样本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和《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其他相关年鉴为补充。样本区间为1980-2003年，本文分析使用的统计软件为Eviews5.0。

(二)我国公共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1.未引入公共卫生支出变量的生产模型

去掉常数项，保留时间变量T，由LnGDP对LnK和LnL做回归，结果如下：

LnGDP

=0.030T + 0.652LnK + 0.179LnL(8)

(2.110)(3.076) (0.926)

AR(1)=1.259 (t=6.327)

AR(2)=-0.679 (t=-3.676)

R²=0.998 调整R²=0.997DW=2.064 F=1886.939

分析结果表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R²和调整R²都达到了0.99以上，解释了95%以上实际GDP对数的变化情况，并且模型F值很大，说明我们所选择的变量整体上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影响。除人力资本变量的系数外，其他系数都是显著的。①(注：根据计量经济学增加解释变量的标准，只要该变量系数的T值接近1，调整R²就会增加，从而可以把该变量引入模型中。)模型DW值显著，不存在序列相关性。

上述结果还表明，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对实际经济增长都有正向的影响。资本存量每增加1%，带动实际经济增长0.652%；人力资本数量每增加1%，带动实际经济增长0.179%。实际产出、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数量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75%、9.08%和2.53%，进而可得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对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60.72%和4.65%。

2.引入公共卫生支出变量的生产函数模型

引入公共卫生支出变量后，同样去掉常数项，保留时间变量T，由LnGDP对LnK、LnL和LnH做回归，结果如下：

LnGDP=

0.033T + 0.521LnK +0.255LnL + 0.141LnH(9)

(2.677) (2.681) (1.495) (2.071)

AR(1)=1.247 (t=6.575)

AR(2)=-0.673 (t=-3.715)

R²=0.998 调整R²=0.998DW=2.045 F=1808.007

分析结果表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R²和调整R²都达到了0.99以上，解释了95%以上实际GDP对数的变化情况，并且模型F值很大，说明我们所选择的变量整体上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影响。除人力资本变量的系数外，其他系数都是显著的。模型DW值显著，不存在序列相关性。

上述结果还表明，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和卫生事业费对实际经济增长都有正向的影响。资本存量每增加1%，带动实际经济增长0.521%；人力资本每增加1%，带动实际经济增长0.255%；卫生事业费每增加1%，带动实际经济增长0.141%。卫生事业费的年均增长率为7.30%，我们可以计算出引入公共卫生支出变量后，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和卫生事业费对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8.52%、6.55%和10.56%。

3.上述两个模型的比较分析

比较回归结果(8)式和(9)式可以发现，引入公共卫生支出变量后，资本存量的产出弹性系数由0.652降为0.521，降幅为0.131；资本存量对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60.72%降为48.52%，下降12.2个百分点。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由0.179增加到0.255，增幅为0.076；人力资本对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4.65%上升为6.55%，增加1.9个百分点。由此可知，一方面，公共卫生支出的增加引起了资本存量产出弹性系数和贡献率的下降，公共卫生支出对资本存量的产出弹性和贡献率具有较为明显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公共卫生支出的增加使得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上升，对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增大，表明我国公共卫生支出具有较为明显的人力资本效应。

究其原因，公共卫生支出对资本存量产出弹性系数的负面效应主要源自公共卫生支出大多用于医疗卫生、公共防疫等准公共品的生产与供给，具有明显的消费性支出性质，这和资本性支出有较强的替代性。在C-D生产函数中，这类支出的产出弹性系数增加了，贡献率上升了，相应的资本存量的产出弹性系数就会减少，贡献率也会下降。相反，公共卫生服务部门可以通过治疗疾病、预防传染病、增加劳动力的卫生防疫知识等多种渠道改善居民的健康状况、提高劳动者素质，进而增加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市场参与率，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和工作效率，从而产生较为明显的人力资本效应。

4.进一步的分析

经检验，(9)式残差项不含有单位根，所以该方程的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下面对公共卫生支出和人力资本效应做格兰杰检验。首先，我们对卫生事业费的对数值(LnH)与从业人员数的对数值(LnL)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在原假设H₀为“LnL不是LnH的格兰杰原因”时，得到的F统计量为0.002，相应的p统计量为0.998；在原假设H₁为“LnH不是LnL的格兰杰原因”时，得到的F统计量为3.217，相应的p统计量为0.065。因此，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我们接受原假设H₀，认为LnL不是LnH的格兰杰原因；拒绝原假设H₁，认为LnH是LnL的格兰杰原因。可以认为，尽管公共卫生支出与人力资本之间的互馈效应并不明显，公共卫生支出对人力资本的数量具有较明显的促进作用，表现出较强的人力资本效应。

四、结论

1.我国公共卫生支出对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较为明显，但经济的长期增长并没有伴随公共卫生支出有太多的增长。因此，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应注重经济增长对公共卫生支出的“反馈”，充分重视公共卫生投资，切实提高政府公共卫生支出水平。

2.我国公共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和贡献率均较高。其中，公共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甚至高于人力资本的贡献率。可见，提高公共卫生支出水平，有助于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

3.我国公共卫生支出具有较强的人力资本效应。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投资、改革卫生投资体制、调整宏观卫生政策、提高低收入阶层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不仅能够使人们享受更好的公共卫生服务，还可以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参考文献〕

〔1〕赵玉川.卫生医疗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浅析〔J〕.卫生经济研究，2004，(5).

〔2〕杜乐勋，等.中国卫生总费用的计量经济分析〔J〕.中国卫生经济(英文版)，2000，(3).

〔3〕王远林.公共卫生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学家，2004，(2).)

(责任编辑：谢 科)

作者：耿嘉川　苗俊峰

公共卫生支出区域研究论文 篇2：

构建和谐社会中存在的不和谐音

摘要：和谐社会就是个人自身，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达到并保持协调有序的发展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全国人民正全力构建和谐社会时却冒出几个不和谐的音符，健康不和谐就是其中之一。健康不和谐是指当前中国人民健康水平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其他系统的发展不协调，人民健康状况发生分层，呈现区域性或城乡间不和谐的现象。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健康投资与经济发展不和谐，政府的公共卫生支出“缩水”；其次，健康水平与社会发展不和谐，部分健康危机困扰人们；最后，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失衡，人民健康状况呈现分层。

关键词：和谐社会；健康不和谐

自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完整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以来，和谐社会就成为社会最关注的话题。各行各业都围绕什么是和谐社会以及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展开工作。其实，和谐的思想在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不过像这样郑重地强调社会和谐，把社会和谐提升到如此的高度，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1]构建和谐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健康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唯一选择。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证明，经济增长不等于社会发展，贫富悬殊不等于国家富裕。要保持国家的和谐发展必须首先保证人民的健康，只有健康的人民才能完成国家的奋斗目标，失去健康的人民就失去了建设国家的基本动力；其次，必须满足社会各子系统的协调均衡，不能因为顾及经济的增长而忽视了环境等其他子系统的存在；最后，必须以公平和公正为基石，因社会资源分配失衡而导致的严重阶级或地区分化只能是为国家动荡埋下隐患。因此，换个角度去理解，和谐社会就是个人自身，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达到并保持协调有序的发展这样一种社会状态。

坚持可持续性发展和关怀弱势群体等方针和概念的提出都代表了中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工作努力的方向。然而，在全国人民正全力构建和谐社会时却冒出了几个不和谐的音符，健康不和谐就是其中之一。

健康的重要性不容质疑，健康对于国家或个人而言都是排在第一位的重要资本。人民的健康水平应该与经济等其他系统保持和谐发展，并且不同地区的人民健康水平也应该相差不大，这是健康的和谐状态。但事实是中国当前凸现健康不和谐，并且成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健康不和谐是指当前中国人民健康水平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其他系统的发展不协调，人民健康状况发生分层，呈现区域性或城乡间不和谐的现象。

一、健康投资与经济发展不和谐，政府的公共卫生支出“缩水”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保持继续增长的势头，2004年中国的GDP达到了14万亿元，中国人的富裕程度提高了30多倍，2004年仅国家财政的收入便突破了2万亿元，仅2004年的国家财政收入便已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5倍。^[2]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中国在卫生方面的支出与往年比较也有很大增加，如卫生总费用从1978年的110．21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03年的6623．3亿元人民币，人均卫生总费用由1978年的11．45元增加到2003年的512．5元。但是，这些数据只说明了卫生总费用和人均卫生总费用绝对量的增加，从侧面反映了经济的增长，并不能证明卫生投入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所占的比例。从总体上看，中国医疗卫生业的发展，特别是政府对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的投入，仍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据统计，占全世界22％的人口的中国，卫生投入却仅仅是世界卫生总投入的2％，^[3]这种投入的不足使得一些符合公众利益、具有更大社会效益的预防保健、基本医疗服务和农村卫生事业等项工作开展困难。

同时，与同期的其他国家相比这些数值还很低，例如2001年，中国的人均卫生总费用为49美元，美国的为4887美元，基本上是中国的100倍；同年中国的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为5．2％，美国达到了13．9％。今年来，中国政府对卫生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呈下滑趋势。20世纪80至90年代，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徘徊在5％至6％之间，1992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6．11％，但到了2002年，这一比重下降至3．920,4(见图1)。相当于经济这块“蛋糕”越做越大了，但是分给卫生部门的却越来越少了。并且，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卫生部门分得的财政支出少，而在于卫生总费用的构成也在发生改变，政府对公共卫生支出比重逐年降低，政府在财政支出的主导性角色逐渐“隐化”。

如图2所示，从1978年到2003年间，政府预算的卫生支出和社会卫生支出在显著地减少，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由1978年的32．16％下降到2003年的17．2％，社会卫生支出由1978年的47．41％下降到2003年的27．3％，尤其是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的比例经过26年的时间竟然下降了接近一倍。从国际上看，即使排除发达国家，中国政府支出在卫生总费用中的比重在其它国家也低得多，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如世界上最穷的国家都能由政府负担近六成的医疗卫生费用。^[4]同时居民个人卫生支出所占的比例是逐渐增大，由1978年的20．43％上升到2003年55．5％，增加到原来的2倍多。中国政府的公共卫生支出“缩水”会影响整体人民特别是贫困人口的健康素质，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近十几年医疗费猛涨加重了问题，如在许多农村都存在农民居民看不起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这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初衷不符。

二、健康水平与社会发展不和谐，部分健康危机困扰人们

伴随着医学科技的突破和医疗技术水平的发展，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应该比以往有更大改善，事实也如此，例如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就从解放前的35岁增加到2000年的71A岁，翻了—倍多。但是还有一些健康危机不断出现，困扰人们。

首先是近年来，中国部分传染病发病率有回升的趋势，结核病便是一个例子。在建国的头三十年，中国的结核病的发病率下降了60-70％；后二十年，尽管资金更加充裕，治疗手段更加成熟，但中国的结核病发病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上升的趋势。据估计，中国大约有四亿人受过结核病感染，其中将近10％的人会发病。目前，全国约有500万肺结核患者，居世界第二，仅次于印度，占全球结核病患者总数的四分之一，而且其中相当多的人已具有抗药性。病毒性肝炎的情况更是不容乐观，其发病率高于结核病，并一直居高不下。现在，中国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的数量高居世界第一(王绍光，2003)。^[5]同时，中国卫生部宣布，近年来全国血吸

虫病疫情出现反复，局部地区疫情明显回升，并逐渐向城市蔓延。全国慢性血吸虫病病人报告数为81万人，居高不下。据专家估计，实际病人数可能达100万以上，急性血吸虫病感染也呈上升趋势。截至2003年8月15日，全国报告急性血吸虫病感染病例329例，比上年同期有较大增加，如控制不力，部分地区可爆发。2001年和2002年全国新发现钉螺面积分别为590万平方米和1151万平方米，钉螺扩散明显，阳性螺分布范围扩大，人畜感染危险增加。^[6]

其次是艾滋病威胁人民健康。艾滋病病毒于1982年传人中国，1985年中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人，从1994年进入了快速增长期，自1999年起，波及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近年来，艾滋病流行形势日益严峻，至2003年，中国现有艾滋病毒感染者约84万，艾滋病病人约8万例；并且存在以下几个趋势：全国范围的低水平流行与局部地区和人群的高水平流行并存，艾滋病增长趋势明显；局部地区艾滋病发病和死亡的高峰期来来临；高危人群中的艾滋病的流行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并且开始向一般人群扩散；艾滋病流行的危险因素广泛存在，扩大流行的潜在危险很大。2003年，中国艾滋病毒感染率占总人口的比例虽然很低，但感染人数在亚洲位居第二，在全球居第十四位。^[7]

第三，中国的精神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卫生部2004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共有精神病患者1600万人，各类精神病患病率达13．47％，在20世纪70年代时中国精神病患病率还只有5．4％o。^①目前，神经精神疾病在中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首位，约占疾病总负担的20％。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推算，中国神经精神疾病负担到2020年将上升到疾病总负担的1／4。^[8]而那时的精神疾病也将从目前的全世界十大疾病中排名第五位，跃居到第二位。最令人担忧的是，精神病患者在快速年轻化，受到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的17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约有3000万人。^[9]与中国患精神疾病的比例上升的事实不协调的是中国对精神病的卫生资源投入十分有限，据称，中国1万名精神病患者平均不到一张病床；根据国家规划，政府经费对精神卫生的投入每人每年不少于0．15元，而实际上，相当多的地区仍是“捉襟见肘”。^[10]对精神病人健康状况关注的缺失将影响到中国整体国民健康素质的提高。

第四，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与生态环境、生活方式相关的卫生问题日益加重，急性传染性疾病对人们的危害已不像过去那么严重，反到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患病率上升，慢性疾病开始困扰人们。以高血压为例，中国18岁及其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18．8％，估计全国患病人数为1．6亿多，与1991年相比，患病人数增加约7000多万。更令人担忧的是，公众高血压知晓率只有30．2％，治疗率和控制率仅为24．7％和6．1％。^[11]

三、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失衡，人民健康状况呈现分层

健康可以看成是卫生系统的产出，那么医疗卫生资源就是卫生系统的投入。医疗卫生资源应该是公共物品，由人民共同享有。但事实上，中国目前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失衡。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在191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中国的医疗资源分配公正指数排188位，列倒数第四，仅比巴西、缅甸、塞拉里昂稍强，是世界上公共卫生资源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12]卫生资源分配在地区、城乡间差距明显，这直接导致人们的健康状况发生分层。

(一)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失衡

首先是政府投入方面，1991-2000年间，政府投入农村卫生的支出690亿元，占卫生总预算支出的15．9％，农村卫生投入10年仅增长48．5％。2000年政府卫生预算投入比1991年增加的部分只有12．4％用于农村(《公共财政覆盖农村问题研究》课题组，2004)。据世界银行专家对中国近11年来的公共支出的分析显示，中国公共开支的分配向富裕区域倾斜，而在区域内则向发展最快的省份倾斜。据统计，目前约占中国总人口15％的城市人口享用着2／3的卫生保障服务，而约占85％的农村人口却只能享用不到1／3的医疗卫生保障服务。^①由于对农村卫生投入不足，本应由公共财政承担的疾病预防、计划免疫、卫生保健、改水改厕、社区卫生服务等公共卫生服务职能，在多数地区没有到位，“治防并举，预防为主”的方针没有很好落实。^[13]

其次是医疗基础设施方面，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医疗基础设施的供给量较丰富，他们的排名在全国处于中上等，而大多数西部省份，人均可获得的医疗基础设施十分有限。例如从2004年在每千人口病床数指标所反映的情况看(见表1)，北京的条件最好，每千人拥有的病床数最多，达到6．31张，贵州每千人拥有的病床数最少，只有1．52张。两者相差接近4．2倍。2004年每千人拥有的医生数的状况与此类似，北京每千人口医生数为4．21人，居全国第一位，排在全国最后的是贵州，每千人口医生数仅0．96，不到一人，两者相差接近4．4倍。在这二十年，在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和沿海省份，医疗条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中西部省份则没有那么幸运，它们改善的幅度一般极为有限(如贵州、西藏、青海)，有些省份情况还稍许有些恶化(如湖北、江西、福建，近几年的每千人病床数和医生数都呈下降趋势)。据中国卫生部资料报道，当2003年SARS袭来时，同为此次SARS重灾区，北京每千人拥有的医院床位数为6．28张，山西省只有3．23张；以每千人拥有的医生计，北京为4．62人，山西仅为2．69人；以每千人拥有的护士计，北京为3．59人，山西为1．33人。在中西部19省市区里，山西省的医疗条件还算不错。在另一个也发现了SARS病例的安徽省，每千人拥有的床位数、医生数和护士数仅为1．83张、1．13人和0．67人，也就是说，平均下来，每五个安徽居民，才能享受到一个北京市民的医疗卫生条件。^[14]

最后，中国城乡居民医疗保障享有情况也存在很大差别。社科院的调查报告显示：农村人口医疗保险覆盖率只有9．58％，而城市则为42．09％。^[15]尽管国家在大力推行农村合作医疗，但广大农村的农民还严重缺乏基本医疗保障，基本上处于自费医疗状态。在医疗服务费用快速增长的今天，许多城市居民都难以支付医疗费用开销，农村居民的情况更不容乐观了，根据国家卫生部官员的估计，中国农村目前有40％-60％的人看不起病。在中西部地区，因为看不起病、住不起医院，因病在家里死亡的人数估计在60％-80％。2003

年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是2622元，而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的结果显示，2003年农民住院例的平均费用是2236元。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农民家庭有一个人住院，可能这一年的收入就全部用到医疗费用上。^[16]

(二)人民健康状况发生分层

这表现在区域性不和谐和城乡间不和谐两方面。健康分层主要通过人均预期寿命，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三个指标来表明。人均预期寿命是个综合性的指标，能反映社会、经济的进步状况和医疗水平的发展状况。目前，中国一些大城市的居民健康状况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而在中西部贫困地区，居民平均期望寿命明显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中，人均预期寿命最高的是上海，74．9岁，人均预期寿命最低的是西藏，59．64，两者相差15．26岁。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预期寿命最高的仍是上海，78．14岁，预期寿命最低的还是西藏，64．37岁，两者相差13．77岁，比10年前缩短了1．49岁，但这种地区之间的人均预期寿命差距还是惊人的。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寿命75．21岁，农村居民人均寿命69．55岁，前者比后者高出5岁多，相当于发达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之间的差距(见表2)。

孕产妇和婴儿属于健康高风险群体，通过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能明显地反映出—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环境，经济发展状况和卫生保障条件，特别是生殖健康服务的水平。

1998年，西南、西北9省孕产妇平均死亡率高达177．96／10万，为全国平均水平56．2／10万的2．8倍，这些地区的孕产妇死亡率情况与非洲国家相当1995年7月，中国政府提出了到2300年末妇女发展的目标，即到2003年，孕产妇死亡率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降低1／2，即由1990年的94．7／10万降低到47．4／10万。根据1998年上报的数据，全国有21个省份的孕产妇死亡率未达到这一目标。其中有14个省孕产妇死亡率在47．4／10万至103／10万之间，大于100／10万的有7个省。国务院妇儿工委曾在西南、西北86个贫困县对1995年至1997年孕产妇的死亡情况进行调查，9省孕产妇平均死亡率达177．96／10万，为全国同期孕产妇死亡率的28倍，有的县甚至超过300／10万，而同期上海为12／10万(香港和日本仅为4／10，万)。^[17]

从图3可见，中国孕产妇死亡率下降趋势在城乡之间都存在回升的时间点，如农村孕产妇死亡率在1999年(79．7／10万)就比1998年(74．1／10万)上升了5．6／10万例。城市孕产妇死亡率在2001年(33．1／10万)比2000年(29．3／10万)上升了3．8／10万例，农村的孕产妇死亡率上升的例子远远高于城市的孕产妇死亡率。1991年农村孕产妇死亡率是城市的2．15倍,2002年农村孕产妇死亡率是城市的2．61倍，还存在比例增高的现象。^①除此以外，2002年全国妇幼卫生116个监测点报告还显示，边远地区的孕产妇死亡率明显高于沿海、内地地区。上海、北京、天津和浙江等省(市)孕产妇死亡率在20／10万左右，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而边远地区还在70／10万上下，约是沿海地区的3．6倍。^[18]

中国婴儿死亡率从1991年的50．2‰。降到2002年的29．2‰，农村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幅度较大，从1991年的58‰下降到2002年的33．1‰，对应的折线下折趋势比较明显，而城市的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幅度不太明显，对应的折线较平缓，这是因为城市的医疗条件起点高，设备的增加和技术的改进对降低婴儿死亡率的效果不像农村那么显著。但是，城乡之间在婴儿死亡率上的差别还是存在，1991年农村婴儿死亡率是城市的3．35倍，2002年农村婴儿死亡率是城市的2．71倍。

有学者根据中国各类省份的卫生设施和健康指标得出这样一个判断：中国国内存在着“四个世界”：北京、上海可以与发达国家媲美；东北三省和东南沿海省份与东欧转型国家不相上下；中西部省份略比一般发展中国家好一些；有些西部省份比发展中国家还差一点，但比最不发达国家强(王绍光，2003)。这种“四个世界”的论断正好说明了中国的健康不和谐，存在区域性和城乡间的分层。

责任编辑　刘凤刚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周长城　赵　艳

公共卫生支出区域研究论文 篇3：

中国区际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差异的变化:运用泰尔指数的测度方法

摘要：缩小因地区差异导致的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差距，对我国统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我国地区间公共卫生服务差异化的现实，本文运用泰尔指数对中国公共卫生服务水平的均等化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三大区域虽然非均等化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但近几年地区之间的差异总体上有所缩小。并提出了新时期我国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和财政体制改革的建议，为构建公共卫生资源在地区间的和谐分配、推进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战略提供一个理论和政策的有力支撑。

关键词：共共卫生支出；泰尔指数；均等化

一、问题的提出

公共卫生服务地区均等化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指在不同地区之间，政府要为社会公众提供基本的、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标准的、最终大致均等的公共卫生服务。值得注意的是，公共卫生服务的地区均等化，通常是指数量上的大致均等，而不能也不应该理解为绝对均等。实际上，让地区内每位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受益水平量达到完全的对等，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

一般而言，各级政府的公共卫生支出直接影响到公共卫生服务水平的高低。一是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相当大，直接影响了各地的财政收支能力，使得各地在安排医疗卫生支出项目上差距明显，这将使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支出的医疗卫生机构在发展过程中的资金投入上出现不均衡，致使各地财政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的能力有所不同。二是各地财政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的成本高低有所差异，一般而言，越是边远欠发达的、地广人稀的区域，单位成本越高，财政能力的缺口越大。三是如果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的力度不大，不能有效弥补欠发达地区提供公共卫生服务所出现的资金缺口和能力缺口，那么，欠发达地区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的能力更差。上述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各地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从我国实践来看，从最初将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区域协调互动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将其确定为完善我国财政体制的改革方向，并最终将其定位于社会公平，我国决策层对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把握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那么，为什么要推行公共卫生服务地区均等化?对于此问题的理论解答，至少我们可从以下三个维度来把握：(1)从政治与法律角度来探究，公共卫生服务地区均等化是保障和满足公民基本权利的需要。只有让大家平等享有公民权、共同分享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成果，才可能使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民主、文明和和谐的社会。这是赋予人们有尊严的生活及人类社会正义与和平的基础。(2)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考察，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是解决不同地区经济发展“落差”问题的客观需要和重要途径。(3)从公共财政角度来分析，公共卫生服务地区均等化是覆盖“全方位”、“所有地区”、“所有人”的公共财政理念的重要体现。毋庸置疑，在此目标指引下，实施公共卫生服务地区均等化政策理应是题中之义。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在国内，许多学者对我国区域之间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程度及其影响进行了研究。黄楷新(2007)通过对中国各地各行业职业人口医疗需求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了东、中、西部医疗条件和医疗需求的构成与差距。研究发现东部的总体医疗条件比较好，医疗需求分布在工业疾病上的比例较高，而西部则缺乏基础医疗条件，医疗需求偏重于日常的门诊上。何应凯(2008)研究了东、中、西部医疗条件和医疗需求的构成与差距，认为西部地区的公共医疗资源不均衡的重要原因是西部的乡村医疗资源相对于城市要少，而西部乡村地区和农村人口比例高，使总体平均医疗资源数值低。

李存勋(2007)通过分析各省城乡人口结构与公共医疗服务条件，研究了公共医疗卫生的区域化差距。研究发现我国农村人口占多数比例的省份大多分布在西部，因此导致了该区域由于人口结构问题产生的公共医疗服务资源不均衡。王晓洁(2009)通过对中国公共卫生各区域支出现状进行泰尔指数分析，研究表明东部地区在公共卫生的支出TI值为正值，东部地区在公共卫生支出上处于有利地位；而中西部的TI值则为负值，中西部在公共卫生支出上处于不利地位。

冯海波和陈旭佳(2009)通过对公共医疗卫生支出进行双变量泰尔指数分析得出：现在公共医疗卫生体制上城乡矛盾已经成为次要矛盾，区域矛盾成为公共医疗卫生支出不均等的主要方面；而区域——城乡内部的不均等会越来越突出。王尚杰(2009)通过对政府公共医疗服务均等化的实证研究，指出中国在公共医疗资源存在区域不均等、省际不均等和城乡不均等三大不均。其中在区域不均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的原因，东部的不均等程度高于西部，因为东部作为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区域，投入的财政支出较西部大。

国外方面，Livio Di Matteo(2000)通过分析加拿大公共卫生支出情况，指出加拿大的公共卫生支出支出是呈现“公一私”混合体制。并且医疗与公共卫生支出突出在多伦多、渥太华等工业与航运发展比较发达的城市，北部努纳武特省的公共医疗卫生支出较少，其他地区的公共卫生与医疗支出比较平均。Zijun Wang和Andrew J.Rettenmaier(2003)通过分析美国50州的国民生产总值与公共卫生支出的关系，展示了美国各州公共卫生区域支出的不均衡状态。他的研究表明，公共医疗支出比较集中于美国沿海各州，如马萨诸塞州、罗德岛、纽约等，而中部内陆州份则医疗支出比较平均。

Otishe Takana(2005)通过研究日本的公共医疗卫生资源分布，指出日本的公共卫生和医疗资源总体上平均，但由于各地区产业结构不同，因此医疗资源突出集中在中部的首都和港口城市。DavidAdam(2004)通过分析英国的公共卫生治疗开支分布情况，指出英国的公共医疗开支集中在南部地区，而国内其他地区资源分布相对平均。Zeiss Yeeke(2006)通过研究澳大利亚各地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分布水平和人口教育水平差异，指出澳大利亚由于人口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和城市，内陆地区人口稀少。因此公共医疗资源支出偏重于沿海支出较多，内陆较少，而在沿海地区，教育资源又从西到东逐步减少。

总之，国内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公共医疗条件的现状呈东、中、西部阶梯型的降低，公共医疗服务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府提供的医疗服务水平的差异所致。但是他们缺少各地区医疗需求的分布不均衡等方面的研究，没有将医疗资源的供给与医疗资源的需求结合起来研究。国外如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公共卫生医疗支出主要集中在人口数量多，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在其他地方则医疗支出平均而偏低。国外学者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专门对公共医疗资源均衡化进行研究，缺乏系统性。

三、基本研究思路和方法

(一)研究范围的界定

美国公共卫生领袖人物Winslow认为，公共卫生就是通过有组织的社区努力来预防疾病，延长寿命和促进健康和效益的科学和艺术。这些有组织的社区努力包括改善环境卫生，控制传染病，教育每个人注意个人卫生，组织医护人员为疾病的早期诊断和预防性治疗提供服务，建立社会机构来确保社区中的每个人都能达到适于保持健康的生活标准。组织这些效益的目的是使每个公民都能实现其与生俱有的健康和长寿权利[4“]。政府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包括儿童免疫、学校公共卫生服务、计划生育和营养信息服务、吸烟饮酒控制、性病艾滋病防治、传染病防治等，公共卫生支出主要侧重于分析政府在公共卫生方面的财政支出责任，其研究范围相当于政府预算公共卫生支出，因为政府预算公共卫生支出就是政府实际在公共卫生方面所发生的财政支出。同时，由于公共卫生支出水平主要由政府提供并决定，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习俗等不可控因素影响较小，因此研究结果易于转化为政策建议。

(二)衡量指标的设定

本文选取泰尔指数(Theil Index)作为本文的衡量指标和分析工具。泰尔指数在西方经济学中已被广泛用于地区经济差异程度研究，这里选取泰尔指数来衡量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泰尔指数具有在子样本之间分解的特性，利用这一特性，可将地区整体差异分解成不同地区内部的差异和地区之间的差异。根据Thiel(1967)、Bourguignon(1979)、Cowell(1980)和ShorroekS(1980)对泰尔T指数进行群体分解的方法论述，并考虑该指数在C=0时满足达尔顿——庇古转移支付原理以及人口和收入均质性等所有约束条件，泰尔指数的计算公式和测量方法如下：

公式中，ω₁=第一组人群收入占全体收入的比例，ω₂=二组人群收入占全体收入的比例，ω_i=第i组人群收入占全体收入的比例，…，ω_k=第k组人群收入占全体收入的比例，n₁=第一组人群总人口数占全体人口总数的比例，nω₂=第二组人群总人口数古全体人口总数的比例，n_i=第i组人群总人口数占全体人口总数的比例，…，n_k=第k组人群总人口数占全体人口总数的比例。

根据泰尔指数的公式和原理，当泰尔指数值为1时，表明社会的收入分配处于最不公平的状态；当各组所占的收入比重和人口比重相同时，泰尔指数值为0，显示绝对公平。泰尔指数的最大优点在于它所代表的公平性可以进行分解，求出不同层次、不同组别的公平性。

(三)三大地区的划分

对三大地区进行划分时，我们一方面要充分考虑传统的三大区划，另一方面也要切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从实际来看，近些年广西的GDP水平比较低，把其列入东部发达地区已经不太合适，依此我们可以把广西从东部地区移出归入西部地区。这样经过综合分析，本文所指的三大地区划分如下：东部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天津、河北、辽宁、福建、山东、广东、海南、江苏和浙江11个省(直辖市)；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和安徽9个省(自治IX)归为中部地区；重庆、四川、广西、贵州、云南、陕西、青海、甘肃、宁夏、新疆和西藏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列为西部地区。

四、中国区际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差异的分析和评价

下面分三组对三个组之间以及三个组内部公共卫生支出的泰尔指数进行测算，以此分析考察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之间以及各地区内部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共卫生服务的均等化程度。

(一)三大地区间1999年、2008年公共卫生支出的泰尔指数测算

由表1可以观察2008年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公共卫生支出分布的泰尔指数贡献值，对比1999年和2008年我国公共卫生支出泰尔指数值的合计数，可知泰尔指数值由1999年的0.0265缩小为2008年的0.0189，这表明公共卫生支出地区间的均等化服务水平有所提高。其中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公共卫生支出泰尔指数值为负值，说明中西部地区在公共卫生支出分配中处于劣势地位，其享有的公共卫生支出份额小于其占有的人口比重。尤其是中部地区在三大地区中处于最不利地位，2008年其公共卫生支出的泰尔指数值为-0.0332，其人口比重占全国人口比重的34.19％，而享有的公共卫生资源仅占全国公共卫生资源的24.78％，明显小于其人口比重。而东部地区的公共卫生支出泰尔指数值为正值，说明东部地区在公共卫生支出分配中处于有利地位，东部地区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为39.66％，但其享有的公共卫生资源却占全国公共卫生资源的51.37％。其享有的公共卫生支出份额大于其占有的人口比重，明显处于优势地位。

(二)东部地区1999年、2008年公共卫生支出的泰尔指数测算

由表2可以看出，2008年东部地区11个省(直辖市)的泰尔指数值为0.0881。比较1999年与2008年两个年度东部地区各省市公共卫生支出泰尔指数值，可以发现2008年公共卫生支出泰尔指数值的合计数由1999年的0.0790增长至0.0881，表明东部地区公共卫生服务分配的非均等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而东部地区各省市泰尔指数的贡献变化主要缘于北京市对泰尔指数的贡献增加较快，2008年泰尔指数值是1999年的近1.39倍。引人注意的是广东省的泰尔指数值变化较大，由正值变成负值，可见近些年该省公共卫生支出水平明显下降。

2008年北京和上海是影响东部地区公共卫生支出分布不均等的最主要地区，两者对公共卫生支出的泰尔指数贡献分别为0.0839和0.0387，尤其是北京，2008年其泰尔指数值急剧扩大至0.0839。除此之外，天津、浙江和江苏三省对公共卫生支出泰尔指数的贡献都为正值。在公共卫生支出分布中，占据最不利地位的是山东省和辽宁省，其泰尔指数值分别为-0.0257和-0.0188，都为负值，这可能受到人口较多这一因素的影响。

(三)中部地区1999年和2008年公共卫生支出的泰尔指数测算

由表3可以看出，按时间序列纵向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中部地区各省区之间的公共卫生支出泰尔指数值的合计数由1999年的0.0182下降为2008年的0.0143，降幅为21.43％，说明中部地区各省区公共卫生服务的均等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公共卫生支出分配趋向公平。2008年中部地区9个省(自治区)公共卫生支出分布的泰尔指数值为0.0143。在公共卫生支的分配中，湖北、山西、内蒙古、吉林和黑龙江五个省区在分配中处于有利地位，其公共卫生

支出的泰尔指数值为正值，表明其享有的公共卫生支出份额大于其人口份额；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处于不利地位，所享有的公共卫生支出份额小于其人口份额。

(四)西部地区公共卫生支出的泰尔指数测算

由表4可知，2008年与1999年进行对比，发现西部地区公共卫生支出的泰尔指数值合计数从1999年的0.0332下降为2008年的0.0249，下降幅度为25％，这种变化是可喜的，至少可以说明西部地区各省区之间公共卫生支出分布正在向均等化方向迈进。2008年西部地区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共卫生支出分布的泰尔指数值为0.0249。在西部地区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共卫生支出的分配中，四川省的泰尔指数贡献最低，其泰尔指数值-0.0215，表明在西部地区公共卫生支出分配中处于最不利地位。西部地区公共卫生支出分布受重庆和新疆影响最大，其泰尔指数贡献分别为0.0279和0.0218，表明这两个省区在公共卫生支出分配中处于主导地位。西藏的公共卫生支出泰尔指数值为0.0139，也处于优势地位，这与中央政府对它的公共卫生事业的全额财政拨款有关。

五、结论及政策性建议

通过以上测算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一)三大地区中公共卫生支出不均等，其中东部地区的公共卫生支出泰尔指数贡献最大。通过对泰尔指数的测算和三大地区泰尔指数值的贡献可以看出，东部地区是导致三大地区公共卫生支出分布不公平的主要方面。

(二)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的高泰尔指数值是导致东部地区公共卫生支出分布非均衡状况的最主要因素。

(三)在中部地区的9个省市中，湖北、山西、内蒙古、吉林和黑龙江五省区在分配中处于优势地位，公共卫生支出泰尔指数贡献较大。总的来说，中部地区各省区之间的公共卫生支出合计的泰尔指数值呈下降趋势。中部地区各省区公共卫生支出分配更加趋向均等，其均等化水平进一步优化。

(四)新疆、四川和西藏是影响西部地区公共卫生服务分布非均等的主要省区。四川虽然人口众多，但是却占有较少的公共卫生资源，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部公共卫生服务分布的公平性。而西藏和新疆，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因素和地理位置，中央政府每年向其提供大量公共卫生补助，所占有的公共卫生资源在西部地区处于有利地位，这主要与中央公共卫生支出的倾斜政策程度较大有关系。

我国公共卫生服务的地区非均等化虽然比较明显，但是经过十年的发展，令人欣喜的是三大地区公共卫生支出的泰尔指数值有所缩小，尤其是中部和西部地区比较明显，这说明近几年来我国实行的旨在实现各地区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战略初见成效。

实现公共卫生支出区域差异收敛的目标下，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国应该进一步加快财政体制改革，要通过激励性财政政策促进落后区域经济发展，做大“经济蛋糕”，以增强其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的硬实力。另一方面，根据新疆和西藏两区公共卫生服务的经验，中央政府在公共卫生投入上进一步向欠发达区域适度倾斜，继续通过专项转移支付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区域的公共卫生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由于区域间经济差异所带来的区域间财政能力差异进而导致区域间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差异的问题。

作者：兰相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