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执政法律论文

2022-04-17

【摘要】德治是运用道德或主要行使道德手段规范人的行为,处理国家事务、调节各种社会关系保障社会秩序的治国方略。法治是依据法律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一种政治结构,法治依靠外在的强制力和约束力,保证国家社会生活有序进行,保证人民的合法权益。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惩恶与扬善相结合,在治理国家中发挥合力作用。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法治与执政法律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法治与执政法律论文 篇1:

权威地位 伟大转折

摘要: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法治,执政党对法治的重视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四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法治地位的极大提升,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转折,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关键词: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权威地位;伟大转折

一、权威地位

从内容上看,四中全会决定的内容全部都是关于依法治国的,从行为态度上看,四中全会对依法治国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中央全会的主题是法治建设,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这一基本事实足以说明法治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法治在治国理政中具有了崇高的权威地位。关于地位问题,我认为有四个前所未有。

第一个前所未有,是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对法治的重视前所未有。从1921年7月召开党的一大以来,战争年代历次党的代表大会大多是与中国革命运动和夺取革命胜利有关的议题。诸如土地问题、组织问题、职工运动问题、劳动运动问题、统一战线问题、联合政府问题、建设问题,等等。很少涉及法治内容的表述,更不可能把法治作为中央全会的主题。

第二个前所未有,是自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法治的重视前所未有。从建国以后召开的党的七届三中全会至今,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议题多是土地问题、建设问题、政治问题、组织问题、改革问题、发展计划问题等,法治专题讨论过法治问题。

第三个前所未有,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对法治的重视前所未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伟大的转折,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自这个转折至今,历次中央全会没有专题讨论法治建设问题的。

从党中央会议主题观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了30多年,党中央一共召开过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即从十二大到十八大。其中十二大期间召开过七次中央全会,主题分别是:人事任免、整党、经济体制改革、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人事调整、精神文明建设、党章修改以及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十三大期间召开过九次中央全会,主题分别是:人事任免、工作报告、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赵紫阳错误的报告、人事调整、党与群众联系、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农业农村工作、党章修改以及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十四大期间召开过七次中央全会,主题分别是:人事任免、党政机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党的建设、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精神文明建设、党章修改以及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十五大期间召开过七次中央全会,主题分别是:人事任免、机构改革方案、农业和农村工作、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党的作风建设、党章修改以及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十六大期间召开过七次中央全会,主题分别是:人事任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修改宪法、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谐社会建设、党章修改以及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十七大期间召开过七次中央全会,主题分别是:人事任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农村改革发展、党的建设、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文化建设、党章修改以及党的代表大会报告。迄今为止,十八大召开过四次中央全会,主题分别是:人事任免、机构改革、深化改革、依法治国。综上所述,从十二大到十八届四中全会,一共召开过四十五次中央全会,前四十四次中央全会的主题,除了一次包含有宪法修改内容以外,其他主题都不是法治建设。只有四中全会的主题是专门研究依法治国重大问题,可见党中央对法治建设的重视程度确实是前所未有。

从四中全会主题观察。从十一届四中全会到十七届四中全会的主题分别是:农业发展、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和领导干部新老交替原则、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党的建设、国有企业改革、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党的建设。按照党的中央全会每次都有特定主题的惯例,四中全会涉及最多的主题是党的建设,有三次四中全会都是这个主题。其余四中全会主题则分别为经济、改革等。可见,在四中全会中讨论法治主题,确属中央全会的新主题,前所未有。

第四个前所未有,是中央全会对法治重大问题专门作出决定是前所未有。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的报告、文件对法治建设有过多次的规定、表述。从这些报告、文件对法治建设的表述位置和表述量来观察,从一个侧面说明法治在整个报告、文件中的地位安排和份量比重。

改革论坛每个栏目名称杨小军:权威地位伟大转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对于法制有一个自然段的表述,一共有194个字。该公报全文有7693个字,法制内容表述的194个字占25%。

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文有34095个字,其中有关法制的表述有两处,一共有216个字,在全文中占06%。

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全文共有9497个字,以一级标题形式包含有法制表述,即“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纪律的教育”。有四个自然段,共1072个字,占全文的112%。

十三大报告共有32053个字,关于法制建设的内容以二级标题论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两个自然段的表述,445个字,占全文的13%。

十四大报告有两个自然段论述法制建设,有321个字,占全文26352个字的12%。

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中包含有两个自然段的表述,一共有612个字,占全文28396个字的21%。

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该报告在政治体制项下论述了法治的内容,有二级标题论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其中包含有三个自然段,共837个字,占全文28185的29%。

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在一级标题中包含有“完善经济法律制度”的表述。有两个自然段论述法制问题,一共有473个字,占全文11555个字的4%。

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二级标题论述了“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高依法执政水平。”有一个自然段表述法治建设,385个字,占全文16727个字的23%。

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二级标题表述法治建设,包含两个自然段,共615个字,占全文16373个字的37%。

十七大报告关于法治的内容是放置在民主政治项下,以二级标题“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表述,有一个自然段,一共330个字,占全文28065个字的11%。

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一级标题“加强依法行政和制度建设”论述了法治,包含五个自然段,一共518个字,占全文3713个字的139%。

十八大报告以二级标题表述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内容,有两个自然段的表述,共696个字,占全文29094的23%。

十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其中以二级标题表述了“加强依法行政的内容”。有两个自然段,一共273个字,占全文5053个字的54%。

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一级标题论述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包含有十三个自然段,一共1223个字,占全文21548个字的56%。

四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表述法治建设内容,共有共17000字,占100%。

综上所述,法治建设在党的报告、文件中的表述,从100多个字到17000个字,从一段话到全文,从占全文06%到100%的比重,清楚地表明我们对法治建设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在不断深化,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赋予法治如此权威的地位不是偶然的,是由我们所处的形势和所面临的任务所决定了的,也是由法治的重要内容和功能所决定了的。习近平同志在阐述我国宪法至上的法制地位和强大的法制力量时指出,我国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成果,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成为历史新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基本原则、重大方针、重要政策在国家法制上的最高体现。①①见习近平在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2年12月4日。如此重要事项是宪法确立和规定的,就必然赋予宪法权威的地位。

从四中全会决定所涉及的内容来看,都属于依法治国的重大重要问题。内容决定地位,依法治国方面如此重大重要的内容,决定了它在我国治国理政历史上的深远和深刻的里程碑意义。四中全会决定都包含了哪些重大内容呢?

其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明确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这个指导思想,在《党章》关于党的指导思路的后面加了一句话,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这充分反应了党的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

其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四中全会决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确立了一个总目标,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四中全会《决定》还对这个总目标进行了解释。

其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道路。具体说,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有很多,但归根结底就是一个伟大成就,即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化道路。道路管根本,管全局,管长远。道路正确,就会成功,否则就会失败。所以,四中全会明确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其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原则。原则是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遵循,有了基本遵循,依法治国才会有正确的举措和方案。四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原则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

其五,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任务。四中全会决定明确了依法治国的六大任务,分别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

以上这些内容,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和重要部署。内容决定形式,内容决定地位。法治的重大内容决定了法治的崇高地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历史性转折和治国理政新的征程中,法治权威的重视前所未有。

二、伟大转折

四中全会不仅是对法治的地位的极大提升,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转折,具有里程碑意义。

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这个革命,就是转折。从面临的任务讲我们必须实现这个转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即实现两个“基本”的有机统一。

什么是方略?什么是方式?所谓方略,就是指全盘的计划、方案和策略。基本方略,当然就是总计划、总方案、总策略。所谓方式,是指方法、形式和手段。基本方式,应当是指基本的方法、基本的形式、基本的手段。法治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应当包含以下要点。

其一,重要性。在治国理政的方案计划中,法治要纳入总体方案、计划和策略中。法治是一个“大计划”、“大方案”、“大策略”。它是谋国布政的重要因素、重要内容和重要方式。

其二,经常性。在治国理政中,法治是经常使用的方法、手段,是管长远、管根本、管全局的方法,在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和各个环节中,法治的精神都要贯彻始终。

其三,权威性。既是基本,这意味着它是治国理政的主要方式,具有极大的权威,它要决定非主要方式,对大是大非问题和治国理政事务要发挥主要作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遵循法治精神和原则,守法、执法、司法,不可逾越,不可轻视,更不可弃之不用。

四中全会在法治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对治国理政基本方略基本方式认识的深化,是对治国理政方式的一个大转折。这个大转折具有几个方面内容。

第一是认识的转折。从过去对于法治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认识,到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认识,一直到今天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基本方略和基本方式的认识,表明我们对法治与治理国家关系的认识提高了一个新的高度,认识的深化意味着认识的转折。

第二是战略与方式的转折。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和基本方式,这两个基本的转折,是治国理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总体布局的战略转折。四中全会对此作出全面规划和安排,表明党把法治建设放在了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放在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的全局高度。

第三是方式的转折。法治被作为一种基本方式,确立了法治具有了决定全局决定根本决定长远的地位和作用,意味着各级党政机关和党政领导在工作中必须经常使用、主要使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推动改革、发展,维护和谐稳定和化解矛盾纠纷。

第四是体系的转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四中全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法治体系建设的目标,也就是要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这是法治建设的升华和进步,是由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的转折。

第五,路径的转折。在法治建设路径上,四中全会继承了三中全会的系统化思维,即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个路径实际上揭示出了法治建设的规律性和联系性。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任务中,必须用法治来统一天下,法治,是天下归心的伟大事业,必须系统建设,才能够实现全面推进。

责任编辑:陶泽元

作者:杨小军

法治与执政法律论文 篇2:

德治与法治社会功能的差别性及互补性

【摘要】德治是运用道德或主要行使道德手段规范人的行为,处理国家事务、调节各种社会关系保障社会秩序的治国方略。法治是依据法律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一种政治结构,法治依靠外在的强制力和约束力,保证国家社会生活有序进行,保证人民的合法权益。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惩恶与扬善相结合,在治理国家中发挥合力作用。

【关键词】德治 法治 社会功能 差别性 互补性

德治和法治分别利用内律和外律对人们的社会行为进行双重规范,从而把人们的行为约束在一定的范围内。从历史上看,几乎所有君主和帝王都在国家治理上运用德治、法治规范社会秩序,保障国家建设。法治和德治其根本目的都是为规范人们行为,调整社会关系,保障社会秩序。因此也就决定了它们既可以相互促进,又可以相互补充。法律“惩恶扬善”,德治“扬善抑恶”,法治依靠法律的权威性、强制性、外在约束性,保障国民权益和社会运行;德治则是在舆论和良知下,依靠内在精神的升华和行为的自律,约束规范人们的行为。

德治的社会功能与发挥作用机制

德治作为治国之道,有其强大的社会功能,它利用道德规范调节社会生活,规范人们的行为。因此,历代统治者都特别注意建立完善的德治机制,保障功能发挥的最大化。

德治的内涵与社会功能。德治是指“用道德规范人们的行为,调节个人与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关系,管理国家事务的治国方式”①。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儒家开辟了德治作为治国之道的先河。孔子是我国古代德治思想的第一人,他全方位系统化阐述了德治(孔子称之为“礼治”),提倡统治阶级应该“为政以德”,废除严苛酷刑,用礼数来教化臣民的思想,用“礼”来规范臣民的行为,同时要求统治者先正自身再正其民,让君民都成为 “君子”,使社会管理有序进行。

德治通过内在精神约束外在行为,从内外两个层面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规范社会行为。比如孔子的德治思想,就强调人自身的内在精神和外在约束,即“爱人”和 “礼”。孔子认为,“仁”是德治思想的根本,“仁”主要表现为“礼”,德治就是在“仁者爱人”的精神基础上通过外在表现的“礼”来统治子民治理国家。

德治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功能,具体表现为:首先,德治能够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德治能通过教育引导、榜样感召、自我修养等方式,培养人们优良的道德素质,践行高尚的道德行为,从而促进社会健康有序地进步,促进个人自由全面地发展。“道德可以让人们在趋善避恶的引导下更好地理解人的价值以及意义,同时拥有社会理想并敢于承担责任,引领人们不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②其次,德治能够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减少社会不道德行为,从而预防和避免社会秩序失衡。再次,德治对于社会的稳定起到根本作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道德规范的引领下保持着平衡。”道德调节应该主要针对个人而不是仅仅针对全社会,人们应该可以判断某种道德行为的内在价值,而不是简单地学习知识本身,使道德价值指引着人们的心灵和信念。

德治发挥作用的机制。德治的社会作用,具体地说:首先,德治规定善恶、美丑的标准,使人们在善恶的标杆下规范自己的行为,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中的主流道德思想相对于其他思想拥有绝对的优势,是统治者用于控制被统治者的工具,将这些道德渗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价值判断。其次,德治通过教育的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增强道德主体的自主自律意识,增强社会主人翁意识和责任心,使人们在自律中保障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德治贯穿于社会管理活动中,主要是依靠个人的内心认同来实现的,由此决定了道德的影响力更深入、更持久。再次,德治与法治不同,不会依靠强制力量对人们的不道德行为进行实质性制裁,而是通过舆论监督对人们进行劝导和谴责,使其产生内疚感和羞愧心,从而达到规范外在行为的效果。

法治的社会功能与发挥作用机制

法治与德治相比,是被统治者更为重点使用的国家治理手段。法治利用国家法律法规调节社会生活,调整人们的行为,其社会功能比德治更明确、更直接。因此,历代君主和帝王都特别注意建立完善的法治机制,保障其功能的发挥。

法治的内涵与社会功能。法治作为治国方略,是通过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制度约束人们行为,利用法律手段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治国方式。法治通过国家工具保障法律制度规范的强制实施,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府机关等是法治实施的强力物质机构。法治主要包含法律的制定、法制的实施和公民遵守多个方面。法治的主张和观念最早是由法家提出的,其将法律视为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一直沿用至今,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法治理念同德治相比是先进的,是对儒家的超越。但现代法治与古代法治不同,现代法治存在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下。西方资本主义法治虽然表面上保障所有人的权益,是民主的,但是实质上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自己的利益,是不科学的法治。相对而言,社会主义法治是人们利益的保障者和维护者,让人民拥有生产资料,同时实现自己管理自己,所有的国家机器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都代表人民利益,所以社会主义法治是现代的科学的法治。

可以说,法治是被几乎所有的统治者和执政党更加倾心和钟爱的治国方略。法治具有的社会功能众多,具体表现为:第一,法治解决各种社会纠纷从而整合社会。法治是保障社会成员间关系秩序与融洽的关键要素,是维持社会稳定保证社会安全的重要手段,具有整合社会的基础功能。法治的主要作用是调节利益冲突,“法律是断定谁是谁非的依据,是调节矛盾处理纠纷的最终方法”③。第二,法治的推行能够保障社会的法治秩序。法治秩序是公民在社会中可以享受的真正的自由、长期的稳定、全面的发展的文明秩序。在这种秩序下,暴力因素和个人强权等人治意志和行为无法干预社会治理,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在法治的调控下有序进行。人们的社会氛围是自由开放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矛盾被逐渐缓解,国家在法治秩序基础上得到稳定和发展。第三,法治具有意识形态功能。法治的意识形态功能使人们不仅认识到法律是国家统治的强制力量,具有权威性,而且具有公正性,值得人们去遵守。法治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具有正反两种效果,既可以加强法治意识规范思想,又可能反映社会假相迷惑人们的思想。第四,法治具有批判功能。它完善自身结构,规范社会关系。在这种自我反省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中,不断弱化社会矛盾,保障社会法治秩序,使法治成为稳定国家的有效手段。所以法治的批判是在其自身意识形态色彩笼罩下的建设性功能。

法治发挥作用的机制。主要表现为: 第一,法治的实施可以依靠国家强制力量,来保障社会秩序的良性化,保障社会正义的实现。有良法可依是法治实施的前提,而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实现法治权威性的重要保证,对违法者追究责任是保障公平的有力手段。在法治秩序下,凡是触犯法律的行为,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以保障法治的权威实现社会公平。第二,法治主要通过国家机构来贯彻实施,国家设置了代表国家的专门工作人员来保障法治强制力的实现,而法治的实现要求国家相关部门之间的合作,国家机构之间的联动机制有力地支撑着法治强制性的实施。第三,法律的至高性保障法律不可侵犯的神圣地位,制度化的法律是社会秩序的根本,同时规范着各种社会关系,调节着社会的全局,长期保障着社会的稳定。法治制度划定了清晰的合法与违法的分界线,对人们的活动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保持社会关系的稳定,维持社会秩序的有序。

德治、法治作用机制的差别性和互补性

德治、法治对于任何一个正常社会的健康运行都是必不可少的,二者对社会作用的功能不同、作用机制不同,同时又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形成合力,在治理国家中发挥重要作用。

德治、法治作用机制的差别性。德治、法治作为密不可分的两种治国家方略,但是对社会治理的作用机制又有所不同,具体表现在:首先,德治、法治约束方式存在差异。两者分别从内外两个维度约束人们,德治通过对内心的规范达到外在控制,而法治是通过外在强制约束达到内在威慑。德治主要约束有道德感的人,一旦出现不道德行为,道德感使人感到羞愧和自责,用内心道德规范以后的行为,在道德感不强时,外在的舆论压力会谴责其不道德行为,但没有实质性制裁,这就是德治的弊端。而法治就不同,“法治依靠国家机器保障实施,法律条文对所有人都有规范性和强制性”④。法治的他律性和权威性是由强制力保障的,法治对触犯法律的人不像德治那样仅是口头上的谴责,而是实质性的惩罚,是对人们权益、财产以及自由的惩处,有时甚至是对生命的剥夺。所以,法治是社会最高权力的象征,人人必须遵守。

其次,德治与法治发挥作用的路径不同。德治重在治本而法治重在治标。他律的法治是人们在做出越轨行为之前最后的警钟,警告人们不得做出伤害他人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德治是对人内心自我意识的调节,通过道德的约束使人们形成高尚的道德素质,降低不道德行为的发生,道德是自我把控的能力。“法治是对人外在行为的强制规范与制裁”⑤,利用强有力的法律法规减少违法行为的出现。法治的制裁是事后的惩罚,是针对已经发生的行为,德治是对人们思想的教育,让人们从意识上建立道德,从根本上控制行为。因此,德治与法治的路径是从内外两个层面分别进行的。

再次,德治与法治的作用效果不同。德治是防范机制,法治是惩罚机制。德治在面对利益冲突时,通过内心的调解,权衡各方利益,达到缓解社会利益冲突,降低不道德行为的发生率,减少违法犯罪行为的出现,从根本保障社会的稳定和进步。法治不同于德治,它是事后的惩罚性机制。当违法行为发生后,国家机关人员就会对犯罪分子进行控制,针对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对其进行强制性惩罚。法治作为事后的机制对社会稳定的维持是外在的,是威慑下的;而德治是内在的,是自我约束的,是根本的保障。

德治、法治作用机制的互补性。法治和德治作为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二者还相辅相成、互补互益、不可割裂。“德与法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调节各种矛盾来保障社会稳定的。”⑥首先,德治与法治互相推动。德治推进法治:德治建设成果突出了,人们的道德意识增强了,其道德约束力就降低了违法犯罪的发生,在此基础上的法治建设就日渐轻松。德治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意识,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为社会法治创造优良的环境;法治保障德治:法治与德治虽然作用的方式方法上存在差异但目的相同,都是维护人民的利益,保障社会的安定。法治通过对违法犯罪分子的严厉打击和惩处,让人们意识到违法犯罪的后果,用真实的案例教育人们,使其从他人的事例中吸取经验教训,用外在的惩处来达到提高道德的效果。但是在法治建设不到位时,法律形同虚设,犯罪层出不穷,犯罪分子招摇过市,人们将不再相信法律对其权利的保障能力,不再遵循道德的准则,而是变得自私自利,社会的道德氛围就会遭到严重破坏。所以,法治的建设成效直接影响着德治,两者是相互补充,相互推进的。因此在治国方略中,“将刑罚的法与自省的德相结合”,让德法共促国家建设。

其次,德治、法治在调整范围方面可以相互补充。法律条文的准确性造成了其调整范围的局限性,只能包含社会中普遍的重要的社会关系,而不能涵盖全面的社会行为,所以,无法律规范的日常行为就需要德治来调整。因此体现出道德建设的重要性,社会的很多问题应该由道德来调控。

再次,德治、法治在规范层次上可以实现互补。“道德是法治的灵魂和基础,德治是推进法治的有效力量。”⑦法治是禁令性的规范,德治是惩恶扬善的规劝。法治划定了人们不能逾越的行为底线,是最基本的要求。法治只具备惩恶的功能,扬善必须依靠德治完成。德治的扬善机制主要是通过对人们的表扬来激励道德行为的延续。德治和法治存在共同的目标,即扶助正道,除去邪恶。但道德比法律更能够简单明了地表现出社会正义精神,法律还要借助某种强制性外力以达到维护正义的目的。

德治、法治在治国方略中不可或缺。德治、法治被公认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二者在地位和作用上不可或缺。德治通过影响人的内心,增强道德意识,法治是将人们的行为笼罩在其权威之下;德治是依靠教育引导增强人们的道德意识,法治是依赖对犯罪者的强制性处罚让人们产生畏惧心理;德治作用的发挥通过内心控制和舆论保障,法治作用的发挥通过强制力量保障。两者作用的发挥依靠的方式方法存在差异,要达到的目的一致,但一者并不能被另一者取代,两者必须要相互结合、共同作用才能达到事半功倍。“德治为法治提供基础和根基,法治为德治提供规范和标准”⑧,加强法治规范道德进入法制化轨道,提高道德规范的严谨性;加强德治使人们的道德觉悟和政治素养得到提升,从根本上减少甚至防范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国家的治理社会的进步只有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前提下,在两者的互补中才能更好的实现。

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开始之际,就确立了德法结合的韬略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进程。“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成为了我党治国的基本方略。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是政治文明进步的表现,作为国家治理的方略,它是社会主义发展和国家昌盛的保障。国家各项工作在“依法治国”的原则下逐渐纳入法治化轨道,使社会生活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更加民主化、规范化和法治化。而以德治国则能够全面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增强民族精神,为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建设提供思想保障。

(作者分别为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河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文明建设的‘徳法联治’保障研究”的部分硏究成果,项目编号:HB15MK042)

【注释】

①魏义霞:“孔子的德治思想与当代启示”,《哈尔滨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3年第9期。

②兰瑞芳:“论道德引导在广西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5期。

③叶传星:“法治的社会功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④吴晓燕:“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思考”,《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⑤杨荣:“德治与法治的互补原理剖析”,《新疆职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⑥张康之:“论社会治理中的法治与德治”,《学术论坛》,2003年第5期。

⑦王秋侠,李国荣:“论法治与德治的辩证关系及其结合机制”,《求实》,2007年第1期。

⑧张晓红:“德治和法治并重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科技进步与对策》,2002年第2期。

责编/张晓

作者:左守秋 刘立元

法治与执政法律论文 篇3:

法律体系与法治体系之间的关系

[摘要]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预示着我们党治国理政理念的重大变化,从以立法为主转为更注重法律的实施、将法律之应然发挥出来。法律体系是相对静态的,而法治体系则是相对动态的;法律体系的“法”主要是规范公民行为、社会生活和市场秩序的法,而法治体系的“法”主要是指治官的法;法治体系具有比法律体系更大的外延,也涵盖更多的对象、并要求更多主体参与。法律体系是法治体系的基础与前提,法治体系则是法律体系的目标与追求。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质的飞跃主要体现四个方面:以良法确保善治;更加注重法律实施;更加注重公正司法;更加注重法治的交往理性,增强法治与公民的互动。

[关键词]法律体系;法治体系;互动;质的飞跃

回顾我国法治建设的历程,自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从法制到法治两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国家法制层面的建设,改革开放之初,国家的法律还不够完备,一些重要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还存在法律空白,因此,法治建设优先考虑的目标就是要建构法律体系。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我国立法进程不断加快。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来,我国法治建设的重心仍然在立法上,主要解决的仍是无法可依的问题。之后十余年我国的法治实践取得丰硕成果,法治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2011年3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法律体系的形成从根本上扭转了国家治理层面无法可依法制不健全的困局,中国的法治建设在立法方面已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就”,这是我国法治进程中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但是,法律体系的形成仅仅为法治建设提供了基础要素和奠定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并不意味着法治建设任务的完成和法治国家的实现,为此,我国的法制建设就需要过渡到第二个阶段——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2014年10月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更是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为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提出。法治体系概念的提出,是中国人民对长期的法治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一次重大飞跃。法治体系的建设将国家已经制定的静态的纸面上的制定法转化为法治中国建设实践行动中的活法,实质就是全面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整体建设。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概念的提出标志了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即以立法为主转为更注重法律的实施、将法律之应然发挥出来。但进入新阶段并不意味着旧阶段的任务就完满结束,相反,它蕴含了在新情景下以新方法继续推进之前工作的新要求。由此,我们有必要明晰“法律体系”与“法治体系”这一对概念的区别与联系,并指出从“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的转变到底意味着什么。

一、法律体系与法治体系的“一字之差”有何奥妙

任何法律规范,在一部法律内部或与其他法律的许多法律规范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内部与外部的联系,它不是独立存在着的,任何具体规范都是“整个法律秩序”之一部分。国内法律规范如此,国际法律规范也不例外。法律秩序并非是由像沙滩上互补连接的散沙一样的具体法律规范组成的。人们常常将规范之间的相互联系称为“法律体系”。所谓法律体系(Legal System),法学中有时也称为“法的体系”,是指由一国现行的全部法律规范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门分类组合而形成的一个呈体系化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简单地说,法律体系就是部门法体系。部门法,又称法律部门,是根据一定标准、原则所制定的同类法律规范的总称。

而法治体系的内涵究竟如何?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它的来源,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首次提出:“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说,这是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一次创新,是一个全新的概念。那么,这个概念的具体含义又是什么呢?在《决定》中并没有给出一个比较明晰的释义,而只是采取了要素列举的方法来阐明其含义,根据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包括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五大组成部分。这五个子体系既相互联系又相互支撑,共同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概念内涵。

法治体系建设是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核心。当下中国法制体系是人治与法治的混合体。现行法制体系在理念、原则、制度和规范等层面包含大量法治因素,但它在这些层面也存在许多不符合法治要求之处,需要一个法治的体系化过程才能建成法治体系。所谓法治的体系化,就是将法治理念和精神贯注到法律体系之中,灌注到立法、执法和司法等制度中,灌注到党的执政制度之中,力图使法治成为党、国家和社会的普遍观念和共同实践,来保障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呼唤,是对我国法治实践的规律性总结,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建设已经成为执政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总目标,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和重要性随着理论认识以及法治实践的深化而得以确立。明确“法律体系”与“法治体系”两者的区别使我们对从过去以法律体系为载体的静态的法治向以法治体系为载体的动态法治的转变有着清晰地认识,从“法律体系”迈进“法治体系”,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法律体系是相对静态的,而法治体系是相对动态的。与法治体系相比,法律体系是一个静态概念,它是由众多法律条文组成的,它并不是直接作用于社会现实,而是依靠社会人的执法司法守法行为从而实现社会规范,践行法律的作用;与单纯由法律部门构成的法律体系相比,法治体系则是一个相对动态的概念,即它所指的、所追求的并非止于静止的法条,而是正确、有效适用法律的这一行为与过程,也唯此才能彰显法律的价值、作用和真正的生命力。

其次,法律体系的“法”既包括规范国家基本社会秩序如社会生活、经济活动和公民行为的法,也包括规范国家行为、政府活动和政党治理行为的法,但规范社会生活、经济活动和公民行为的法是其最主要的部分。与法律体系的“法”不同的是,法治体系的“法”主要是指规范国家行为、政府活动和政党治理行为的法,也就是说,法治体系的“法”更多强调的是治官的法。

最后,法治体系具有比法律体系更大的外延,也涵盖更多的对象、并要求更多主体参与。如果说法律体系注重的更多是立法工作者的行动,那么由法治体系包含的要素可知,它多了对执政党、政府等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民主党派人士、及广泛存在的群众这样一些主体的反应和表现。这是因为法治体系是一个动态的、立体化的、更加强调法治交往理性的有机完整的统一体,它不只是强调立法者的活动,而是把执法、司法、守法和法治监督等多个环节都纳入到其体系当中。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法治体系的外延包括了法律体系,先有法律体系后有法治体系,法治体系是在法律体系得以形成、完善的基础上提出的。

二、法律体系与法治体系之间的互动体现在何处

(一)法律体系是法治体系的基础与前提

从“法律体系”迈进“法治体系”,是对当代中国人民法治实践的总结和升华,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内容的重大拓展。上文也讲到,法律体系主要着眼于静态的法律制度的建设,更多强调的是制度体系,而法治体系则更多强调的是一个动态的、互动的、交往理性的有机整体。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也强调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一个科学完整的有机体系,五大子体系互相联系又互相支撑,共同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映中国国情、中国文化,体现中国人民诉求的法治体系。法律体系的形成,解决的仅仅是无法可依的问题,而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要使法律得到有效实施还需取决于多重条件,包括法律必须是逻辑严密、有机统一的,必须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法律必须体现公平正义,必须具有权威性,得到人们的信仰;执法过程必须是严格依照法律程序、权责明确,执法人员要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具有很高的法律素养,能够公正文明执法;要建立完善的责任追究机制和完善的法律救济制度;此外,还须建立高效的法律监督制度,既包括法律内部的监督,也包括法律外部的监督,其中法律外部的监督正是法治与公民互动的体现。因此,要更好地解决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问题,必须从法律体系迈进法治体系。从这个意义上看,“法律体系”只是“法治体系”组成部分之一,是“法治体系”的一个重要元素,即“法治体系”中的立法环节。国家法治建设的展开正是基于国家法制的完善,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法治实施就成为无水之源无本之木,法治体系亦难以形成。因此,法律体系构筑成为法治体系的基础和前提。法治体系的构建应以“法律体系”为手段,以“法律体系”为规范基础和逻辑起点。具体来讲,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既然法治体系强调法律的实施及其效用,则必有据以适用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我国的法律部门已经齐全,相应的法律法规也比较完备,已经涵盖了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在重要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都能做到有法可依,法律体系内部总体做到科学和谐统一,无疑为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只有法律体系的形成与继续完善,法治体系建设中各要素才能得到具体的落实与进一步地规范。例如,法治实施体系以建设法治政府为关键,这要求行政法这一法律部门的发展健全为其提供明确的准绳而不致落于空言;法治监督体系中涉及人大监督、行政机关内部的督察监督、纪委监察监督、审计监督、司法监督和舆论监督等,欲要它们作用的充分发挥也少不了制定或完善相关法律来增强监督的力量;法治保障体系中法律纠纷、争议化解机制必然要善于运用法律法规这一工具;而将党内法规体系纳入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要实现党内法规体系与国家法律的紧密衔接,则意味着法律体系应该不断地优化。

与时俱进是法律体系的内在要求。“立法进程没有终点。社会实践是法律的基础,社会实践永无止境,立法也永无止境。”我国的法律体系也不例外,“我们的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它不是静止的、封闭的、固定的,而是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法律体系的形成只是构筑法治体系的规范基础和逻辑起点,但法律又分为良法和恶法,只有良法之治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法治。

法律体系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可以治好国,法律体系中也存在一些并不实用的法律。犹如古人云:“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这说明立法并非多多益善,法律体系并不仅仅只是一味地强调立法,那些繁杂但并不实用的法律,既耗费了国家大量的法律资源,又影响了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影响了法律的权威,很有可能使得这些法律形同虚设,根本起不到应有的法律调节的作用。因为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们并没有把立法的重心放在如何提高立法的质量上来。截至2014年12月,我国已制定现行宪法和有效法律242件、行政法737件、地方性法规8500多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800多件。如此数量庞大的法律法规,构成了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但是,如果立法存在先天缺陷,具有破坏现行法律秩序的负面作用,那之后的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环节都会受其影响,出现不可避免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因此,越是强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越是要强调提高立法的质量,因为立法的好坏、法律的善恶直接影响着依法治国的向前推进,直接关系着“法治中国”的实现与否。

当下,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期待,已经不再是之前的法律的有无,而是法律的好坏、善恶。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目标相比,目前我们的法律体系仍存在着未能全面体现人民意志、反映客观规律,法律实效难以发挥等问题。因此,提高立法质量,制定良法,实现良法善治,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立法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形成良法,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才能真正为法治体系的建设提供坚实的规范基础,从而促进法治中国的实现。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阶段,一方面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本身的不足,也由于形势的变化,我国法律体系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良法是善治的前提,法律体系中的问题都需得到重视与解决,使法为“良法”,则我国建设法治体系才可走上康庄大道、达到“善治”。

(二)法治体系是法律体系的目标与追求

法治体系战略目标的确立并不意味着法治国家建设任务的大功告成,而是基于法律体系建设的历史承继,仍然面临着理论证成、结构架设、顶层设计以及实践推进路径的完善问题。要真正实现法治的国家,从来不是满足于形成一套高度完备的法律体系,而要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对相当一部分社会关系的有效调整,发挥出法的指引作用、评价作用、预测作用、教育作用与强制作用,以致维护社会秩序与和平、推进社会变迁、保障社会整合、控制和解决社会纠纷和争端、促进社会价值目标的实现。法律不能是“观赏性的”,“徒具空文的法律不是零价值而是负价值,因为其直接伤害了人们对法治的信仰”。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当代中国人民对以往法治实践的重大深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仅要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将社会活动和国家活动纳入法治的轨道,而且要更加注重法律的实施,提升宪法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有效性。实现法治中国不仅仅是立法者和司法者的任务,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目标,这其中当然少不了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人民群众从来都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他们的法治参与方式直接决定了法治的性质和方向,直接影响了法治中国的走向。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新情景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不少促进法治与公民全方位互动的务实创新举措,如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等等。这些措施从制度上保障了国家与公民、法治与公民互动的可能性,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国家、对法治的信心。法律是社会矛盾的调节器,是社会多元价值的契合点,这也是整个社会最基本的共识所在,只有实现从“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的迈进,强调法治的实施,强调法治的公共参与,才能调动整个社会参与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道路上来。显然,对于“法治体系”来说,“法律体系”是手段,“法治体系”才是目的,完善的法律体系是为建设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服务的。

三、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折射了什么

随着时代社会发展,已有的静态的法律体系已无法有效全面地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并遏制腐败渎职的发生,因此,新的动态的法治体系的建立就成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中之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法治理论的重大突破。法律制度的创设是建构法治体系的基础规范和逻辑前提,过去我们强调法治的任务是构建静态的法制体系,重点放在了立法上,要求从根本上扭转无法可依的局面。而在构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今天,要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相较于之前的“法制体系”,“法治体系”的外延更广,内容更加明确,增加了法律的实施、法治监督和法治保障的环节,并将党内法规纳入其中;各内涵之间关系更加和谐、统一,这是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的巨大进步。

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体现出的是中国法治实践主体对法治规律的深刻认识,对以往法治实践的深刻总结与升华,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丰富,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拓展,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依法治国的历史性跨越提供了指引、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提出,是依法治国理论的完善和升华,也标志着我们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实质上就是从静态的法制现代化向动态的法治现代化的转变。法制现代化注重的是规范体系的变革,而法治现代化则更加强调治理体系的变革。显然,前者重点在于建立法律规则,后者则强调实现规则之治,这对我国的法治实践来说是一个明显而巨大的进步。

因此,可以说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是一个质的飞跃,是一个从静态到动态的过程,是一个从平面到立体的过程。法治,从字面意义来看,我们可以把它拆分成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法”,一个是“治”。显然,前者重点在于静态的法律体系的构建,而后者不仅仅满足法律体系的形成,要实现的是良法善治,重在实现治理体系的构建。从法治二字拆分的意义来看,要实现法治,就要求我们在注重立法的同时,落实法律的实施,发挥法律的实效实现规则之治。具体来讲,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质的飞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法律体系”迈向“法治体系”,以良法确保善治。随着法律体系的形成,有法可依的问题已经总体解决了。那是不是立法工作的使命就结束了呢?答案是否定的。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古人云: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经过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法治探索与实践,我们于2011年基本实现了构建法律体系的法治目标。但是,要真正实现法治,法律体系的形成只是逻辑上的起点,构建反映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体系才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法治中国的更高的目标与追求。法治体系对法律体系而言质的突破就在于我们不光要有法律体系,而且要有良法,国家若善治,须先有良法。因此,制定“良法”以及执行“良法”才是依法治国的首要,才是从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质的飞跃。从法律体系迈向法治体系,不只是简单地要求法律体系的形成,而要求通过建立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以良法确保善治。

第二,更加注重法律实施。法律体系的形成,并不意味着我国法治目标的实现,而是使我国法治实践中的问题更加暴露出来。但从立法数量上讲,我国已经超过了一些典型的成文法国家,法律数量可谓庞大,但是,在这数量庞大的法律体系中有一部分法律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其中一些甚至被称为“观赏性法律”。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体系形成后如果不能进一步推进法律的实施,发挥法律的实效,那再多的法律也不过是一纸具文。法治作为治国方略无疑具有观念指引的作用。然而,一张好的法治蓝图如果被悬置高空、束之高阁,那再好的蓝图也不过是废纸一张。只有当我们把法律的实施作为依法治国的重中之重,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让权力运行在法律的良好轨道上,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第三,更加注重公正司法。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法者,平之如水。”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老百姓讲一碗水端平,如果不端平、端不平,群众就会有意见,久而久之社会和谐稳定就难以实现。我们必须坚持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保廉洁,增强主动公开、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让暗箱操作没有空间,让司法腐败无法藏身。

当下的中国正处在几千年未有之变革时期,风险与挑战并存,改革与发展任务艰巨。法律作为社会矛盾的调解器,作为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共识,必须体现公平正义。实现依法治国,推动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必须发挥法律的调节作用,实现公正司法、依法办事。如果司法不公,社会公众则会丧失对法律的信心,从而对法律权威的建立,法律信仰的树立造成致命打击。促进公正司法,就需要改革我国目前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我国的司法管理体制,建立完善的司法监督制度,把司法活动纳入到全方位、高效的监督体系当中。坚决杜绝、严厉打击金钱案、关系案等破坏公正司法的案件,要让每一位群众都能在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司法公正。

第四,更加注重法治的交往理性,增强法治与公民的互动。从法治体系化的认知方式来看,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这是法治自身发展的逻辑过程,具有法理上的内在合理性。但在法治实践中却人为增加了法治知识的复杂性,正因为此,要保证法治体系得到很好的实现,必须增强法治与公民的互动,让民众在于法治的互动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内涵、外延、功能、意义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如此,才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构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热情。事实上,建设法治中国与公众参与有着内在的逻辑要求,公众参与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

公众参与的过程,本质上就是民主的过程。那么,实现这个过程的工具,必然是公众参与机制。这也就意味着,民主的最大功能,在于遏制专制;民主最大的机理,在于制约和制衡权力。从历史来看,无视人民利益的由一个人或少数人决定国家事务的体制,就是专制的体制。在专制体制下制定出来的政策、方针、法律和法规,难以代表公众利益,长此以往必然会遭到社会公众的抵制、反抗,这样法律就会沦为一纸空文。而法治的过程,就是广大民众参与的过程。就立法而言,大多数相关利益主体依照特定的程序,都公平地参与到法律的制定中,就能充分反映多数人的利益诉求,在协商和对话中达成一致,从而避免更大的社会冲突。就依法行政而言,公众参与构成一种有效的政府执法行为约束机制。政府是公共利益的维护者,但是即使是一个良好的政府,也无法绝对避免自己的意志偏离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公众参与对政府的决策构成了一种约束。当然,公众参与也可以为政府所用,政府可以借公民的力量形成新的执法基础与后盾。由此可见,建设法治中国与公众参与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和要求,公众参与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选择。

四、结语

在中国的法治实践过程中,法律体系和法治体系分别成为了我国不同法治发展阶段的目标与追求,过去的那种强调构建法律体系的静态的法治观被当下强调构建法治体系的动态的法治观所取代,这是历史的必然,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法治实践中的必然选择。法律体系作为法治体系的规范基础和逻辑前提,实际上是作为“手段”为法治体系的构建服务的;法治体系作为法律体系的目标与追求实际上是对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升华,是法律体系的高级形态、完备状态,法治体系比形成法律体系的要求更高。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既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法治实践的总结与升华,也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产物,相信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总目标的指引下,我国的法治实践会越来越顺利,逐步推进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法治化,实现富强中国、民主中国、文明中国、和谐中国、美丽中国、法治中国的“中国梦”。

作者:李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