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格局管理论文

摘要：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由中国倡导建立的区域性组织，中国作为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成员，有必要积极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政治经济格局管理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政治经济格局管理论文 篇1：

积极扩大石油贸易人民币结算

2016年9月28日，美国国会两院通过表决，以超过三分之二的表决结果推翻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否决的“9.11受害者起诉法案（JASTA）”。通过此法案意义重大，美国国内公众将可以直接就“9.11”恐怖袭击向沙特政府提出赔偿，沙特政府将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这一法案使美国和沙特的盟友关系出现明显裂痕，此前沙特政府曾表示，如果此法案通过将抛售所有的美债和其他美元资产。沙特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绝大部分石油贸易以美元结算，随着此法案的通过，沙特可能逐步扩大石油贸易结算货币种类，沙特国内媒体已经建议停止使用美元进行石油结算。近期，沙特与阿联酋宣布将试点对我国石油出口以人民币交易，2016年9月26日起，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展人民币对沙特里亚尔和阿联酋拉姆的直接交易。此前俄罗斯已经接受人民币结算，由于沙特在国际石油市场的领导地位，这对扩大石油贸易人民币使用范围，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意义重大。结合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综合分析，建议密切关注美国沙特关系走势，加强与主要石油贸易伙伴沟通协调，将石油贸易战略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结合，积极扩大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使用范围，稳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一、石油美元是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重要基石

石油是工业革命以后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和伊斯兰教的发源地，沙特长期以来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重要盟友，在支撑美元储备货币地位、平衡世界石油产量、维护中东安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一，沙特石油出口美元结算对支撑美元的主要储备货币地位至关重要。石油贸易是最重要的大宗商品贸易，2014年占世界商品贸易额的13%左右，沙特具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探明石油储量占全世界的16%，沙特石油产量和出口量长期居世界前列，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实际领导。1970年，美国与沙特王室达成协议，规定石油交易只能由美元结算，OPEC其它国家也跟进效仿，由于石油贸易的战略性和关键性，以美元结算的世界石油贸易推高了世界美元需求量，在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和“黄金美元”体系结束后，形成了新的“石油美元”体系。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国家通过石油贸易获得大量的美元外汇储备，又以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回流美国资本市场，对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形成有力支撑。

第二，沙特领导的OPEC石油产量调控是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手段。石油的稳定供应关系战略安全，二战后石油多次被当作政治经济工具来谋求战略诉求。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OPEC反对西方国家支持以色列，大幅限产提高石油价格，引发了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上世纪80年代油价大幅走低，前苏联石油出口收入大量减少，国民经济严重失衡，成为导致前苏联最终解体的重要原因。沙特石油储备量大，开采成本较低，发挥着世界石油市场价格的天然调节作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第三，沙特是维护美国在中东地区利益的重要盟友。在“石油美元”体系下，沙特通过石油贸易美元结算、调控石油产量价格等手段，维护美国的关键政治经济利益，并换取美国在安全方面的战略保障。沙特通过资金支持、政治游说等多种渠道积极构建与美国的良好关系，同时，沙特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宗教地位，对阿拉伯世界拥有较强影响力，也有助于美国维护在中东地区利益。作为回报，美国在政治和安全方面给予沙特有力支持，建立军事基地，大规模军售先进武器，帮助抵御来自周边什叶派大国伊朗的战略压力，两国逐步建立各取所需的重要的同盟关系。

二、沙特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出现一定裂痕

沙特与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差异较大，因为彼此利益需要结盟，近年来，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两国内部情况的发展变化，原有战略互利格局逐步失衡，沙特与美国的关系开始表现出疏远趋势。

第一，“9.11”事件和原教旨主义兴起直接损害美国核心利益。沙特是政教合一国家，基于近代伊斯兰复古主义派别瓦哈比派而立国，主张严格遵循伊斯兰教传统。近年来，沙特与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摩擦加大。一是“9.11”恐怖主义袭击影响深远。“9.11”事件对美国国内民意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造成剧烈冲击，19名劫机者中有15人是沙特国籍，尽管美国政府经过调查否认沙特政府与“9.11”事件有任何联系，但大批民众认为应当保留起诉沙特政府的权力。二是沙特宗教保守主义与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存在明显冲突。沙特在国内实行伊斯兰教法，政治上也较为保守，女性社会地位较低，与美国社会对人权和平等等议题较为关注的意识形态存在明显差异。此外，极端恐怖主义IS的兴起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沙特宗教保守主义的国际形象。三是新一届美国政府对沙特态度可能较为强硬。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对穆斯林群体具有较强敌意，提出禁止穆斯林在不经过审查的情况下进入美国，希望减少美国对中东油气资源的依赖，支持美国加大本土油气资源开发力度，加快推进能源独立，并可能开放石油对外出口，未来美国与沙特关系的不确定性较强。

第二，世界石油市场格局发生巨变。美国对沙特的能源战略需要逐步减弱，而新兴市场国家石油需求持续走高，与沙特贸易往来持续增强。一是美国的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提升。近年来，美国能源工业技术水平持续提升，页岩气、页岩油已经实现规模化生产，自身已经成为能源生产大国，对中东石油战略供应的依赖下降。二是美国与沙特在原油定价权方面产生竞争关系。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国际石油需求疲软，美国页岩气页岩油开始进入国际石油市场，与沙特出口原油产生竞争关系。此前，石油价格已经跌至历史低点，但沙特减产动力不足，希望通过低油价将生产成本较高的美国页岩气页岩油挤出市场，美国与沙特在能源市场的竞争关系逐步大于合作关系。三是新兴市场国家成为世界石油需求的重要推动力。2015年，我国石油需求已经占世界石油需求的12%左右，占新增需求的50%左右，近年来，俄罗斯、沙特、安哥拉等国針对我国石油出口市场展开了激烈竞争，沙特的相对市场份额有所下降。同时，印度的石油需求也在快速增长，新兴国家市场对沙特将越来越重要。

第三，中东的战略格局发生剧烈变化。美国能源自给能力持续提升，中东对美国的战略地位相对下降，美国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将战略重心逐步向亚太转移，美国与沙特原有的安全合作同盟关系有所削弱。一方面，美国与伊朗达成核协议造成沙特严重不满。在奥巴马政府主导下，美国与伊朗达成冻结核武器发展的协议，美国将逐步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作为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核心国家，沙特和伊朗在地缘战略上存在较强的竞争关系，伊朗被解除制裁后重返世界石油市场，支持也门什叶派反政府武装，沙特的战略利益明显受损。另一方面，美国对中东地区的介入趋于谨慎。奥巴马政权吸取两次伊拉克战争教训，在叙利亚危机、也门问题上采取有限介入的态度，越来越难以满足沙特自身的战略诉求。

第四，沙特正追求经济转型和开展多元外交。在国际石油价格走低，与美国的关键战略盟友关系出现裂痕的情况下，沙特对推动经济转型发展和扩大多元合作有迫切需要。一是提出经济转型发展规划。沙特已经提出“沙特愿景2030”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希望减少对石油依赖，实现发展模式转变和经济均衡发展，增强社会活力，到2030年将非石油出口收入占比由目前的16%提升到50%，成为独立自主的工业化国家。二是积极开展多元外交。沙特积极拓展国际投资贸易，经济上加深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联系合作，政治上加强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中东博弈各方的协商沟通，努力争取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塑造过程中争取更大利益。三是拓展投资渠道。2014年，OPEC成员首次从金融体系中抽出美元流动性，降低美国国债需求，打破了传统的石油美元循环，增加对新兴市场投资。高盛公司预测，油价持续低迷将导致石油美元月净流出240亿美元，到2018年将累计流出9000亿美元，将对美元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产生明显冲击。

三、扩大与沙特经贸合作，稳步拓展人民币国际化空间

稳定中东地区石油供应对保证我国能源安全至关重要，积极扩大石油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有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海外利益的增加，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后，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逐步走向成熟，应谋划全局、主动作为，将石油贸易战略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结合，扩大石油贸易人民币结算，积极引导塑造国际政经格局向对我国有利方向发展。

第一，跟踪研判美国与沙特关系走势。美国与沙特关系走势是决定“石油美元”体系存续的关键。一是密切关注美国政策走势。关注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班子关于中东问题表态，积极预判新一届美国政府中东政策倾向，评估美国与沙特关系走势。二是跟踪“9.11受害者起诉法案”的实施情况。观察美国主流媒体态度及实际司法诉讼案例，评估此法案实施对美国沙特关系形成的影响。三是关注沙特对美国政策走势。关注沙特政府和国内主要媒体对美国通过“9.11受害者起诉法案”相关评论，分析沙特对美国国债市场操作和持有情况变化，研判沙特战略意图，评估现有石油美元循环体系的可持续性。

第二，分析世界石油市场发展趋势。世界石油市场走势将对沙特等产油国贸易结算倾向产生重大影响，在石油需求走低、供给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产油国更倾向于接受多种贸易结算方式。一方面，研判美国能源战略走势。评估美国能源独立战略实施情况，关注美国页岩油页岩气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状况，跟踪近海油气开采、石油出口等关键能源政策变化，分析未来美国能源供求格局。另一方面，关注石油价格变化趋势。跟踪OPEC石油限产协议的谈判和实施，综合考虑世界经济走势、石油市场需求、非OPEC成员国可能行动、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发展等因素，研判石油市场价格变动趋势。

第三，扩大石油贸易人民币结算。利用大宗商品价格走低、石油出口国财政吃紧、积极寻求投资合作的时机，将石油进口战略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有机结合，稳步推进石油贸易人民币结算。一方面，优化石油进口结构。将石油贸易结算方式作为石油贸易战略的重要考虑因素，扩大人民币结算进口石油占比。推动我国与沙特和阿联酋石油贸易人民币结算协议尽快落地。另一方面，拓展石油贸易人民币结算。与更多石油出口国开展石油贸易人民币结算对话，重点关注安哥拉、尼日利亚等传统投资贸易伙伴，继续加强对重点石油贸易伙伴油气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第四，加强与沙特的双边合作。以加强双边合作推动石油贸易和能源安全合作。一是支持沙特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对接“沙特愿景2030”发展战略，拓展贸易、投资、科技、教育、人文等方面合作，积极参与沙特经济社会发展和油气领域投资，欢迎沙特资金来华投资。二是用好合作平台。加强双边政治合作，在叙利亚危机、也门问题等热点国际问题中，综合考虑沙特利益。三是加强打击“三股势力”合作。坚持我国宗教“三自”精神，禁止海外资金支持参与国内宗教活动，禁止向未成年人开展宗教活动，防止原教旨主义在西北部穆斯林集聚区传播。

第五，保持人民币汇率均衡稳定。增强国际社会对持有人民币信心，优化石油贸易人民币结算汇率环境。一是积极稳定市场预期。加强与市场交流沟通，把握汇率市场化改革节奏，引导市场形成人民币汇率均衡稳定的预期。二是合理管控资本流动。加强银行售结汇和跨境人民币业务监管，严格企业居民海外投资真实性审核，完善短期资本流动月度监测体系。三是把握资本市场开放节奏。遵循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有序適度扩大资本市场开放，防止短期资本流动大幅波动。

（林楠，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

作者：林楠

政治经济格局管理论文 篇2：

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必要性

摘　要：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由中国倡导建立的区域性组织，中国作为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成员，有必要积极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从宏观政治经济格局来看，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有利于推进中国参与国际区城经济一体化进程；而从微观收益来看，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有利于中国培养新的出口市场，平衡国內经济发展，并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中国可持续发展营造和平的外部环境。

关键词：区城经济一体化；上海合作组织；收益

进入21世纪，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迅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加快区域经济合作步伐，各种区域性组织相继成立。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由中国倡导建立的区域性组织。从长远来看，该组织的发展趋势是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来推动本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国作为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成员，有必要在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发展上起到“发动机的作用”，而且从中国自身的短期现实收益和长期潜在收益来看，中国有必要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深化区域经济合作。

一、推进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上海合作组织在政治、军事、安全以及经济领域的全面合作及其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所处的位置，有利于其自身逐步发展成为区域一体化组织。因此，中国深化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区域经济合作有利于推进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1．政治、军事、安全合作

上海合作组织的前身是“上海五国”元首会晤机制，其最初目的是解决中国与俄、哈、吉、塔四国边界问题，加强边境地区信任和裁军。冷战结束以后，由于中亚滋生蔓延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活动日益猖獗，经中方积极倡议和大力推动，于2001年6月15日，哈萨克斯坦、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决定在“上海五国”机制基础上成立上海合作组织。2002年，圣彼得堡峰会通过的《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为上海合作组织进一步推进机制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并为其职能由打击“三股势力”逐步向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转变做好准备。在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在政治、军事、安全领域合作中日益制度化、规范化的上海合作组织为推进本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安全保障。

2．区域经济合作

2001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之初，各成员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中明确提出，上海合作组织将利用各成员国之间在经贸领域互利合作的巨大潜力和广泛机遇，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启动贸易投资便利化进程。这几年，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各成员国在能源、交通、电信以及其他方面都有经济技术合作项目。据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网资料显示，2005年底中哈石油管道一期工程正式竣工投产；2006年5月，俄罗斯电信公司开通了从俄罗斯别洛戈尔斯克和布拉戈维申斯克市至中国黑河市间的商业光纤线路。同时，贸易和投资也是上海合作组织近年来致力发展的领域。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5年，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五国贸易额接近400亿美元，比上海合作组织成立时增长了2倍多，中国对五国累计实际投资总额近80亿美元，约为2001年的4倍；据塔吉克斯坦统计委统计，2006年，中国首次成为塔第七贸易伙伴国；据四川省商务厅的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底，俄罗斯在四川投资建立企业22家，合同利用外资1450万美元。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积极开展区域经济合作，为上海合作组织逐步走向区域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位置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在逐渐改变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欧盟在积极开展“东扩”的同时，美国也在致力于将北美自由贸易区建设成为美洲自由贸易区，世界经济格局逐渐由欧盟和美国主导。同时，东盟建立，日本与各国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亚太地区各国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这些都在逐渐改变着亚洲局势。中国作为亚洲大国，有必要选擇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区域组织来推动本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中，除中国和俄罗斯外，其余四国均位于中亚，是新欧亚大陆桥的必经之路，是连接东西方交通的走廊，被誉为“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在地缘相邻的国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规模较大的上海合作组织，无论是出于经济或政治的内在需求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占有不可忽视的位置。因此，上海合作组织可以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助推器”。

二、帮助中国培养新的出口市场并平衡国内经济发展

在国际大背景下，参与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有很多现实收益，对不同的国家而言，期望的利益不同，因而会有某些收益更具有吸引力。中国近年来在对外贸易进入扩张期的同时，与美国、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也越来越多，各种反倾销案、新的技术标准和管理办法阻碍了中国的多种产品出口。而美国近年来通过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逐渐将市场扩大到加拿大和墨西哥，使中国的一些出口创汇较多产品面临激烈竞争，如机电和纺织品。另外，中国国内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由来已久，这也阻碍了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各成员国在经济上的互补和地缘上的相邻，使得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深化区域经济合作不但有助于培养新的出口市场，减少对欧美市场的依赖，同时有助于协调国内东西部经济均衡发展。

1．经济互补性优势

Viner(1950)开创了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研究。传统理论从静态的资源配置收益的角度来分析建立一体化的动因。一体化促使资源重新配置，从根本上看，其收益来自于专业化分工，即通过促进成员国间基于比较优势上的专业分工，产生以成员国国民收入表示的潜在利益。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各国在要素资源禀赋上有着非常明确的互补关系，存在着资源重新配置的空间。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石化能源贮量分别达269亿和44．1亿吨油当量；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水电潜力十分巨大，年发电量分别相当于1400万和2730万吨油当量。中国煤炭贮量丰富，高达4500亿吨油当量，但石油贮量极为有限，只有17．2亿吨(杜亚平，2004)。但是，中国国内经济高速增长对石油进口十分依赖。上海合作组织其他各成员国，除俄罗斯外，在苏联解体后，经济全面衰退，技术发展水平偏低。这使得它们丰富的能源和农产品失去市场，而所需的消费品出现严重短缺，同时，使它们成为FDI的目的国。显然，中国需要它们的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以减少对中东石油市场的过分依赖，它们需要中国的家电和日用消费品，以及资金与技术以促进本国经济增长。

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各国加强贸易往来，逐步形成区域内的专业化分工，不仅可以运用互补优势提高各方福利，而且可以为中国培养新的出口市场和境外投资市场。

2．地缘优势

从地缘角度来看，哈、吉、塔、乌四国紧邻中国新疆，是连接中国与欧洲的桥梁，俄罗斯与中国之间仅隔蒙古(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这种地理位置具有如下优势：(1)运输距离缩短可以降低贸易成本。据中国新疆交通部门数据显示，新疆拥有对外开放一类口岸17个，二类口岸11个，涉外道路客货运输线路63条。目前，新疆正在加速建设与中亚各国的跨国交通网和对外开放口岸。中亚各国是内陆国家，缺少出海口，欧亚第二大陆桥开通之后，中国成为哈、吉等国通向太平洋的最理想通道。中国与中亚各国的交通便利，也使中国与欧洲市场的运输更加便利，大大降低贸易成本。同时，相邻国家之间还可以积极开展边境贸易(边民互市、旅游贸易等)。(2)带动中国西北部地区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二十余年，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经济高速发展，已形成集科研、生产、加工为一体的出口外向型城市，而西北部城市由于交通、物流和信息等劣势，导致经济落后贫穷，并和沿海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中国与中亚地区的贸易发展，直接促进中国西北部地区的交通、物流和信息发展，从根本上改变西北部各省市发展的瓶颈，有助于中国摆脱东西部经济不均衡发展的局面，使西北部经济快速和国际接轨。

三、营造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和平外部环境

影响一国经济绩效的很多更为重大的因素是动态的，一体化对它们只有长期的作用。全世界许多国家(包括一些非常小的国家)的经验表明，成为一个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并非取得经济成功的必要条件，虽说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未参与一体化而取得成功的国家，如果成为一个合适集团的成员可能会更加成功。对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来说，与短期现实收益相比，长远潜在收益可能更具有吸引力。经济一体化的动态效应表明，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深化区域经济合作在长远意义上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而建立更牢固的战略伙伴关系，能够为中国可持续发展提供和平的外部环境。

1．积累和增长的潜在收益

传统一体化理论的拓展包括从规模经济、贸易条件以及市场竞争等方面分析积累和增长的潜在收益(动态效应)。主要体现在：(1)市场扩张效应。市场规模的扩大可能使一国企业获得规模经济(对小国更为重要)，而贸易量增加会导致区域内国家基础设施的改善(更好的公路、铁路、金融服务等)，使得运输和管理进出口的成本降低，进而从区域内贸易和对外贸易中获得更大的长期利益。同时，区域一体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讨价还价能力增强，而且区域内各国贸易条件得到改善。(2)促进竞争效应。消除同竞争国间的关税从而促进区域内同类产品生产国之间的竞争，有助于提高效率，鼓励投资和削弱垄断权力。另外，还可以加快技术推广的速度。近年来，中国与俄罗斯贸易量的增加推动中国东北部地区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同时改善了蒙古(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的交通等基础设施；印度(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凭借在信息服务产业的优势，已经开始向产业链的高端延伸，中国与其合作能够促进国内信息產业的竞争和进步，并加速高端技术的推广；上海合作组织其他各国(尤其是小国)积极开展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在促进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能增加本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讨价还价能力。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各国间高效率的互利合作，可以让这些国家更积极地参与世界经济发展，让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更接近，促进本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2．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意义

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可以缓解政治上的矛盾，政治上的相互谅解可以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外交政策理念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从被动防备变为主动创造环境。十六大第一次明确地把创造一个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作为中国外交的重大决策，即大框架为：周边关系是首要，大国关系是关键，搞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基础。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各国之间在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方面的发展，使各方出于战略合作伙伴的考虑，对政治上的摩擦会本着善意和真诚予以解决。如中俄边界划分问题。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200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表示：“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经济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保障中亚的安全和稳定。”可见，当前各方都意识到与周边国家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对本国的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对经济处于逐步开放进程中的中国而言，与周边国家建立信任合作关系是十分必要的。这能够为中国可持续发展提供和平的外部环境，有利于中国长远的可持续的发展。

综上所述，无论从宏观的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和格局来看，还是从微观的短期现实收益和长期潜在收益来看，中国都有必要充分利用在该组织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相关优势，积极开展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推进本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本地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同时，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内在条件和外部环境。

[责任编辑　姜　野]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何　凡　牛津超

政治经济格局管理论文 篇3：

论大数据语境下的“后媒介帝国主义”

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说话。——William Edwards Deming

一、从“媒介帝国主义”说起

“媒介帝国主义”这一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理论体系，从概念的提出到21世纪的今天，其间主要经历过一次理论的重新提出和阐释。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呈现出两极分化的20世纪60年代，关注传播与国家发展议题的美国学者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注意到了大众媒介，特别是广播电视等电子传媒在现代社会中影响力提高，相对应“政治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等概念，在《大众传播与美国帝国》一书中，席勒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了“媒介帝国主义”这一概念。该概念着重分析了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认为西方媒介对第三世界的文化输出具有侵略和控制等负面影响。

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沉寂，第一次也是目前唯一一次对“媒介帝国主义”概念的重新提出发生在技术飞速发展的90年代，主要是互联网技术的崛起强化了该理论的特征并丰富了其内涵。这一次对“媒介帝国主义”概念的讨论集中在技术层面上，大众媒介纷纷投身互联网进行的“圈地运动”，佐证了技术因素取代了经济因素成为影响国际传播格局的新核心。

经济水平处于优势的欧美发达国家率先投身互联网，在网络技术上继续延续了领先地位，传统媒体的网络化发展进一步强化了东西方国际传播的不平等地位，比如，英语在网络上占据绝对比例的格局，以语言的强势地位削弱了非英语母语国家的声音；譬如，西方主要媒介集团的国际化扩张，传统纸媒进行“网络版”出版几乎已成为美国新闻网站的一种标准模式，就在9年前的2005年上半年，《华尔街日报》专版早已是一份以10种不同的语言、出现在35个不同国家的网络媒体，其网络版订户已超过76万，而此时的亚洲报纸仍处于“纸媒天下”的格局时代。这无疑印证了，经济与技术作为决定性条件，导致了东西方媒介世界的发展不平衡。

“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与社会转型因素密切相关，正是社会重心从经济到技术因素的转移造就了国际传播的新格局，伴随着网络技术与新闻传媒的深度融合，影响“媒介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正在发生着质的变化，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大数据。奥莱利（O’Relily）传媒机构主编并出版的《现在的大数据》（Big Data Now）2012年在全球畅销，大数据这个全新的概念在社会经济、政治、商业等领域风起云涌，一场依托于大数据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全面改写着传统的社会关系。

但实际上，《现在的大数据》一书的编委会奥莱利学术委员会虽执目前“大数据”研究之牛耳，该著仍然对于“大数据”与“媒介”的关系问题着墨不多，显示出了其白璧微瑕的遗憾。事实上不只是《现在的大数据》一书，整个西方学界对于“大数据”与媒介之间的关系研究本身就存在认识不够这一问题，至于“大数据”与“媒介帝国主义”关系的研究则为空白。但我们完全可以预见，大数据这个因素对“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的影响必然存在并且带来了一系列的客观问题：大数据与经济、技术因素在影响该理论的发展中有无差异？大数据是对这一理论内容的充实和格局的强化，还是有所改变？这正是后文亟待探讨的问题和提出的新观点。

二、“后媒介帝国主义”概念的提出

在“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探讨中，因为研究者立场的差异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但无论是汤林森（John Tomlinson）对“媒介帝国主义”的否定，抑或是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站在“东方人”立场上对“媒介帝国主义”的批评，尽管有分歧，但他们共同承认的观点有两点：一是大众媒介在国际传播中的重要地位；二是同以“东方”（Orient） 与“西方”（Occident）二者之间的对立为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说到底，“媒介帝国主义”理论所要揭示的就是国际传播中不平等的格局问题。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经济因素和技术因素对“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的影响力是有区别的，建立在经济因素基础上的“媒介帝国主义”格局被确立了下来。技术因素在原有的格局基础上，提高了大众媒介在社会中的影响力，使得“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焦点更加集中在了大众传播的国际化上，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传播不平等格局的延续。

同时，经济和技术这两个因素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一方面，它们都是受经济基础决定的、可控制的资源；另一方面，它们都可以被复制而非一次性的，并且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可以被国家、组织乃至个人所决定，然而，信息则相对更为自由和难以被控制——尤其是“大数据”时代，信息已然成为了一种自由流动的社会资源。

与经济、技术两种因素相比，大数据的特性在于，作为信息的聚合形态，它是一种不受控制产生的、不可复制的资源，它本身并不完全受经济决定。正如《现在的大数据》所言，“大数据”是由无数个网络数据所组成的，而任何一个网络数据的产生都是源于网民在网络上一次轻点鼠标就可形成。在4G时代，任何人只要随身携带一部手机，技术人员通过网络数据定位，任何人的地理位置和移动情况就足以构成大数据的来源。

无论是处于繁华的曼哈顿街头，还是游荡在中国甘肃的无人区，只要拥有一部个人通信终端，而这些数据的产生都与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无关，人们的网络行为本身是超越经济因素的，并且这个数据一旦产生之后，它就是不可复制的，即便人们的行为相同但产生的意义则完全不同，正如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一样。

因此，在全球化的传播中，依托于大数据的信息技术革命带给“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的冲击就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内容更新，它甚至可以颠覆以往比较稳定的以经济和技术为基础的西方世界主导媒介话语的特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新的信息核心论。因此，在“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笔者进而提出了一个全新概念：后媒介帝国主义（Postmedia imperialism）。

后媒介帝国主义的特征是：以“大数据”为组成特征的信息数据将成为决定国家、地区之间媒介话语权力归属的新动力与决定因素，打破了以往“媒介帝国主义”中经济、技术与政治等因素的决定性地位，无疑，这将促进日后世界传媒新格局与话语新秩序的形成。

三、“后媒介帝国主义”与国际传播新格局

尽管《现在的大数据》对于媒介问题论述不足，但它仍以翔实的数据与细密的推演，展示出了大数据显示其令人惊愕的阐释和预测功能——“大数据”让千百年来水晶球似的预言性游戏变成了理性的科学因子。比如，之前奥巴马大选获胜的案例就完全推翻了美国历史上总统选举的定律：“谁筹的钱越多谁胜出的可能性就越大。”奥巴马团队能取得颠覆性的胜利，就是因为他们立足于“对选民的了解程度细化到每个人”，而让一切“微观化”成为可能的就是大数据。正如竞选总指挥吉姆·梅西纳（Jim Messina）所说的：“在整个竞选活中，没有数据做支撑的假设很少存在。”奥巴马团队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在美国政坛上取得的胜利，告诉了我们一个不争的事实：今天我们已然进入了一个“微竞争”的时代，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谁能够深入了解每一个用户的个性化需求，谁就能在竞争中击败对手，获取胜利。

在传统的国际传播格局中，经济上处于发达地位的国家拥有广泛且畅通的传播渠道，因此它们生产了大量包含西方意识形态的新闻内容，以覆盖面广、传播声音大、迎合受众需求的特点，进而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并主宰了整个国际传播的强弱地位。这一格局在无线网络发展初期有一定程度的改观，因为无线上网的媒介方式部分地改变了传统西方国家布置的国际格局，但西方强势和东方弱势的总体格局并未发生改变，而目前大数据作用于社会实践，特别是在用户分析方面取得的经验显示，大数据在媒介传播过程中，特别是在针对受众传播的环节上必然出现根本性的革命，构建出一个颠覆传统国际传播格局的全新“后媒介帝国主义”。接下来，本文将立足于受众研究，分别从用户分析、用户需求、提供产品三个方面探讨“后媒介帝国主义”理论影响下的国际传播新格局。

时至今日，受众管理仍是所有媒介组织的一个短板。虽然传媒业一度曾提出过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策略，但重视受众管理的观念并没有获得技术方面的支持，庞大的受众资源亦尚未能够被有效细化。之于大多数媒体而言，所谓受众，仍然是由大量模糊个体组成的一个整体。

在以经济和技术为基础的国际传播中，以群体代替个体，以东方国家为最小划分单位，将一个国家的所有民众视为具有相同属性的“一个整体”是“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的受众原型。而在最近三年里，正广泛运用于网络和商业领域中的大数据，最重要的一项功能就是将庞大的整体细化为个体。由此可见，将大数据与受众管理结合起来，改变国际传播中受众资源模糊混沌的现状不再是难事。

通过大数据将“整体”转化为“个体”的途径是建立受众信息数据库，从而作为媒介市场细分的基础。就国际传播中的受众资源而言，事实上就是广泛散布在世界中的每个人，想要完整地收集每个人的信息并非易事。传统以年龄、性别和职业身份进行分类的方法已被证明了效果的粗放和无效，因此“大数据”时代下的受众资源管理应该是：能够在获得个体资源的同时掌握个体与个体之间关系的人际关联资源。

在这方面，社交网络是一个可以充分利用的新兴产物。一个新闻事件发生以后，一个普通人用手机拍下照片配上简短的文字通过网络进行信息发布以后，该新闻就能够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在其所属的网络社交圈中被扩散。依据六度空间理论，这条新闻很快就会以细菌蔓延般的速度通过人际关系网被扩散，甚至成为专业媒体获得相关信息的重要消息源。可以说，社交网站对传统专业化媒体已经构成了相当竞争力，其优势就在于广泛的人际关系网和无处不在的“草根记者”。从Facebook、Twitter的朋友推送上快速获得并广泛传播新闻消息的特点，正是传统专业媒体最稀缺的资源。

基于这个原理，如果将社交网站中庞大的人际关系资源转化为媒介的受众数据库，就是大数据作用于受众分析最直接的成果。从国际传播这个角度来看，能够将一个国家社交网站中无以数计的个人信息进行分类管理、及时更新，并对每个人的关系网络加以归类，那么将最小分类单位从“国家”逐步细化为“地区”“城市”“个人”乃至“关联个体”都将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想象，而是切实可行的举措。这一举措的意义在“后媒介帝国主义”理论中可以被解读为：传统的专业媒体能够在结合两者优势保障新闻真实可信的前提下，真正做到将传播对象从“一个整体”细化为“关联个体”，为下一步准确定位目标受众创造条件。

传播学中“使用与满足理论”肯定了受众的主体地位，相应提出满足受众需求的传播策略，对受众从“整体”到“个体”进行细分的目的就是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新闻产品以满足受众的基本需求，从而提高传播效果。半个世纪以来，“媒介帝国主义”理论得以成立的原因就在于西方世界针对发展中国家制定的新闻产品相对有效。这一“满足需求”模式，在经济基础决定论的传统国际环境中，对于信息渠道不够畅通、经济发展程度落后、视野有限的大众来说，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当国际传播环境已经由信息不足发展为信息爆炸时，人们缺少的就已不是信息本身，反而是被过量信息袭击后导致的注意力稀缺。因此，不少新闻学者提出当代大众媒介的职责在于提供筛选后的、有针对性的信息，即“有用”的而非“无用”的冗余信息以满足受众需求。

进入全媒体时代以后，大数据带来了更具颠覆性的受众需求理念，正如，在被称为“触屏时代”的当下，用手指触摸液晶屏取代敲击键盘的这种理念，最初并不为人们所具有，但这不表示人们没有这样的需求，而苹果系列通信终端的成功就在于其善于“创造需求”，而不仅仅是“满足需求”。

在“预测需求”方面已经获得了显著成效的一些商家，它们通过用户购买历史记录分析来建立模型，为消费者量身预测未来的购物清单，进而提供有针对性的促销设计和个性服务已成为国外非常有效的一种营销方式。2012年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在Facebook上发布了一个名叫ShoppyCat的应用，其功能是帮助用户解决为朋友挑选生日礼物的烦恼。当用户将ShoppyCat加入她/他的Facebook 中时，应用程序将访问这个用户所有朋友的信息，如用户信息、行为、状态、Likes、关系圈等，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挖掘，为每一个朋友的生日推荐相应的礼物。[1]这种帮助朋友选择心仪礼物的营销方式，就是典型的“创造需求”思维。那么，作为面向国际传播的现代新闻产品，也需要传播者做出适应性的转型，在掌握受众资源的基础上建立“数据挖掘”概念，即将储存的大量数据挖掘出来重新整合，从而发现受众的需求，然后，跳出传统“满足需求”的逻辑，打造“创造需求”的预测性理念必将成为下一阶段国际传播的主流。

四、结语

“后媒介帝国主义”理论所提出的国际传播新格局，也必然产生于媒介对“需求”模式转型的策略中，那么，在受众时间已完全被“碎片化”的当下，要实现“创造需求”的媒介传播，与已有成功经验的商家进行合作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即媒介通过整合商家已掌握的用户个性化数据，建立每一个用户在消费行为中的“喜好”“习惯”等信息，然后分析受众潜在的新闻需求，从而，就能够创造性地生产受众暂时没有关注却感兴趣的“相关产品”。譬如，《赫芬顿邮报》和Gawker网站上传播的新闻通常就取决于数据，而不再取决于编辑对新闻的敏感度，因为，事实证明“数据比有经验的记者更能揭示出哪些是符合大众口味的新闻。”[2]

另外，充分利用大数据的信息技术也是“创造需求”实现的一种途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对二维码的积极利用。据报道，近日英国驻华大使馆门前的墙壁上就挂上了显著的二维码图案，可供行人扫描关注。在路过英国驻华大使馆门口的短暂时间里，有些行人的头脑中会闪现出过去有关英国驻华部门的相关事件和信息，这时对这方面感兴趣的人就会产生信息需要，一旦行人举起手机对二维码进行扫描“关注”以后，他就成为了英国驻华部门推送相关新闻、进行国际传播的高度精准目标对象。操作简易的二维码，就是大数据时代中典型的“创造需求”方式，它通过捕捉用户的心理需求，争取到了非常零碎的受众消费时间，以零成本的方式保证了最佳的传播效果。

从过去追求数量的“广撒网”，到如今专注质量的“只钓鱼”转型，是社会服务性行业中的发展趋势。在商业中，建立在大数据分析基础上的“个性化定制”服务帮助商家获得了最直接的回报，Tesco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作为全球利润第二大的零售商（仅次于沃尔玛），这家英国的零售业巨头基于大数据技术从其会员卡的用户购买记录中了解到每一个用户是什么“类别”的客人，如宅男、单身、三口之家，等等。这种精细分类使Tesco 设计出了极具个性化的服务，如寄送个性化邮件、设定特定消费时段与货物陈列方式等，这样的做法提高了货品的流通，仅在市场宣传一项，就帮 Tesco每年节省了3.5 亿英镑。

无论是在商业还是文化产业中，近似于“私人定制”的服务理念都是一致的，旨在解决人与信息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即对不确定性的消除。事实上，对于以生产新闻为主的专业化媒介来说，“私人定制”的理念早在以手机为移动终端的初期就已形成，以“推送”的方式向用户手机上发送新闻是“私人定制”的初期形态。

这种基于一般分类方式的手机新闻定制，不过是将传统“一对多”的传播模式移植到手机上，并没有真正实现“多对一”的个性化传播，但打造“个性化”的这个方向却从未偏移过。从“分众传播”到“个性化传播”的发展阶段主要是以邮件推送新闻为主，譬如，国内网络媒体“虎嗅网”和许多网站一样，都会为它的注册用户推送信息邮件，这些邮件里包含着几个标题、几段摘要和几条超链接——目的很明显，希望把用户拉回到它的网站中。通常意义上，这类邮件都会被用户本能地忽视或被标记为“垃圾邮件”删除，在这种情况下，“虎嗅”在众多同类网站中脱颖而出的制胜法宝就是所推送邮件与用户兴趣的高贴合度。尽管如此，建立在有限用户资源基础上的“虎嗅”，依然是模糊意义上的“私人定制”，而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上的“私人定制”才有可能实现质的飞跃。

比如，目前，在手机微信平台中崭露头角的一些公共微信号，像“财经记者圈”“北大新媒体”“阿波媒介素养”等已经开始呈现出了“私人定制”的雏形。与过去手机和邮件推送新闻模式不一样的是，公共微信号推送新闻的前提是手机用户为其进行了主动的“关注”，因此，这些“被订阅”的微信号就可以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定制”。这种建立在主动“订阅”基础上的“私人定制”模式正是微博广为流行的特点之一。相比之下，在国际传播领域，由于“用户分析”和“用户需求”这两个环节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私人定制”新闻的尝试在国际传播中还未出现，但是，研究并预测用户需求，用需求定制生产，以生产影响受众的“后媒介帝国主义”传播方式必将成为趋势，彻底地改变国际传播现有格局。

“媒介帝国主义”理论为我们呈现了一种传统的国际传播格局，即西方是言说者，东方是受众。进入全球化的网络时代，东方世界拥有了话语权，一改过去被西方言说的状态，开始做自己的代言人，但是经济和技术因素的正比关系和天然属性决定了传统国际传播格局的延续。“大数据”时代到来的当下，或将又一次对东西方的传播形态进行改写，不过，这一次的改写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我们呈现出“后媒介帝国主义”的新内涵。

“大数据”提供的是理性、公正、科学与客观的精神。“让数据说话”“用数据预测”“以数据定制”的传播策略将对国际传播格局进行重新洗牌，“后媒介帝国主义”不是强弱互换或强化现有格局，而是打破东西方两极对立的模式，原先对应的强弱格局将会被分散、游动的多元化格局所取代。由于大数据本身具有的公平性、普遍性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传统的“西优东弱”的话语形态。因此，这意味着谁越早意识到大数据的重要性、谁越快开始大数据的研发，谁就越有可能拥有新的话语主动权。

注释

[1]《大数据改变我们的生活》[N]，《北京科技报》2013年1月28日。

[2]Justin Grimmer. Big Data， Big Impact [N]. New York Times，2012年2月13日。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张娟）

作者：张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