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市场格局分析论文

摘要：股票市场参与主体的利益追求是股票市场演化的原动力，竞争压力引发股票市场参与主体的适应性学习，技术和制度的适应性创新是股票市场演化的主动力，参与主体之间的动态博弈实现对创新技术与制度的选择，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触发股票市场演化的结构—功能—效率的传动，五大机制逻辑展开，循环嵌套，共同维系股票市场的演化发展。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股票市场格局分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股票市场格局分析论文 篇1：

中国股市文化构建思考

摘要：中国股票市场是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背景，以超常规发展为模式，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兴加转轨市场。由于其初始制度设计的缺陷以及基础性制度的缺失，导致股市文化赖以依存的制度基础缺失，健康的股市文化难以形成，股市文化扭曲。因此，构建中国股票市场的股市文化，是股票市场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现实议题。中国股市文化的构建应以互利文化为前提，以投资文化为基础，以诚信文化为核心，以正义文化为保障，从而实现中国股票市场的生态文明与和谐发展。

关键词：股票市场；股市文化；股市文化构建

作者简介： 马书琴（1963—），女，山东东平人，法学博士，哈尔滨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从事证券投资与经济伦理研究。

股市文化是在股票市场投融资活动中，由投资者、融资者、政府监管者以及中介机构形成的共同体中体现出来并反映其投资理念、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文化规则的集合。股市文化蕴含着中国股票市场成长的历史积淀，集中表达着这一特定市场文化体系的核心价值。中国股票市场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强制性制度变迁背景下的新兴加转轨市场。股票市场短短18年的成长历程中，由于其初始制度设计的缺陷以及基础性制度的缺失，导致股市文化赖以依存的制度基础缺失，缺乏孕育健康、理性与和谐的股市文化的土壤，股市文化扭曲。

一、中国股票市场的基础性制度缺失

股票市场的基本功能是投融资功能，股票市场的本色应是一个有效的投融资场所。股票市场有效的投融资行为可以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上市公司的价值再发现、投资者分散风险及获利的目标需求。从中国股票市场的初始制度安排来看，我们是从为国有企业的脱贫解困筹集资金的立场进行制度供给的，重融资而轻投资的功能定位缺陷，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对投资者的制度设计与制度保护。从股市成立之初的股市为国企扭亏服务、绩优企业与亏损企业捆绑上市，到国有股减持以弥补社会保障基金的巨额缺口、为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服务，再到股权分置改革后的大小非解禁、H股回归大陆股市以实现央企整合，中国股票市场的融资与再融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2007年以来，随着沪深股市的持续上涨，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迅速膨胀，对国有企业与国民经济的贡献迅速提升。

与此同时，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制度缺失。股市的功能对于投资者而言，就是通过买卖股票和建立投资组合来转移和分散风险，以促进个人财富的保值增值，即增加财产性收入。也就是说，追逐利益，获取财富是投资者投资股市的唯一目的。很显然，中国股票市场的政策设计者并没有为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设计其投资获利以及风险防范的行为途径，股票市场利益博弈的天平始终倾斜于融资者。1997年机构投资者大力培育后，上市公司（尤其是国企和央企）和机构投资者（尤其是社保基金）共同成为股票市场中的强势群体，中小投资者的投资利益和投资信心屡遭重创。（1）现行股票发行制度使得上市公司股票发行市盈率高企，发行价格一步到位（甚至超高价发行），没有为二级市场投资者预留投资空间，二级市场投资者要想获利只能冒险参与投机性炒作。（2）现行股票交易制度中，投资者股票交易费用即使与欧美成熟的股票市场相比仍明显偏高，使得投资者无法依靠价值投资长期分享上市公司的红利收益（这在成熟的股票市场是投资者投资的主要动力），只能靠投机性炒作获取短期价差收益，因而，无形中增大了股票市场投资者的投资风险。中国股票市场交易成本之高使股市完全成为一个资金推动型的投机场所，股票买卖已成为一场“零和游戏”，甚至是“负和游戏”。

股票市场的功能定位缺陷，导致投资者投资理念与投资行为扭曲。（1）股市的功能定位缺陷引发对股票市场的赌场与赌性争议。2001年1月，经济学家吴敬琏两次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发话炮轰股市，说出了“中国股市很像一个赌场”的名言。2006年3月，两会期间，在全国政协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吴敬琏依然坚持他的“股市赌场论”。吴敬琏是当今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其观点和看法可以上达政府，下传百姓，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力极大。吴敬琏的“股市赌场论”至今影响和左右着政府与民众对这一市场的理性认识。（2）股市的功能定位缺陷导致股票市场对投资者理解存在歧义。脱胎于计划经济的中国股票市场，不仅没有为投资者进行必要的制度设计与制度保护，而且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使得投资者被冠以投机取巧的“投机者”，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在意识上也不自觉地认同了自己的低微形象。（3）政府主导下存在严重功能缺陷的股票市场，投资文化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投机文化成为主流。投机文化在中国股票市场的表现是，投资者关注股票价差收益而忽视上市公司红利配送；投资者主导趋势为短线炒作而不是长线投资；不论是个人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者的高换手率反映了其投机炒作的行为动机，沪深证券交易所2007—2008年第一季度股票交易的高换手率就证明了这一点。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2007年末曾指出：“在股市投资者的结构中，从事长线投资的机构投资者为数过少。从衡量短线投资程度的主要指标换手率看，今年1—8月我国A股的月换手率多数超过100%（相当于在一个月内将所有的流通股换手了一遍）。在一个健康的股市中，从事长线投资（持股半年以上）及短线投资的投资者之间应当保持着动态的平衡，而在我国股市中不仅散户的数量众多，而且绝大多数散户及机构投资者（各类基金）都在从事短线投资。”［1］投机文化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基于为国有企业脱贫解困服务的目的，一大批绩差公司跻身到股市中来，真正具有投资价值的上市公司少之甚少。股票市场优质投资资源的匮乏，使投资者失去了价值投资的土壤，短线投机性炒作成为一种合乎理性的选择。投机文化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危害是导致股票市场的常态是非理性的投机状态，甚至在某一时段呈现出过度投机的状态。

二、中国股票市场的文化扭曲

中国股票市场存在的最为严重的制度缺陷就是股权分置。股权分置是指上市公司的一部分股份上市流通，一部分股份暂不上市流通的中国股市独有的情况。股权分置把上市公司变成了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体，而不是利益共同体，使股票市场的发展缺乏一个具有共同利益趋向的制度平台。为谋求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基于互利原则的共同利益，实现上市公司股权全流通，2005年4月股权分置改革正式启动。股权分置改革基本上采用的是单一的送股模式来实现大股东对流通股股东的支付对价，而流通股股东对大股东对价的支付则按“锁一爬二”的政策在随后的36个月中逐步实现，即“大非小非”解禁后的持续减持。大小非解禁是中国股市股权分置改革中遗留下来的最致命威胁与最重大隐患，也是2007年10月以来沪深股指持续暴跌的罪魁祸首。大小非解禁彻底逆转了中国股票市场的供求关系，并摧毁了中国股市的估值体系。大小非解禁彻底改变了中国股票市场投融资双方的力量格局，使以往金融资本主导的股票市场演变为金融资本与实业资本共同主导的博弈场所。随着最近几年大非解禁潮的到来，大股东利益开始和上市公司流通股价紧密联系在一起，大股东具备了操纵和控制股价的基本利益动力。大股东有可能通过调整其公开信息的发布内容，来影响上市公司股价，从而获得更大的增值收益。伴随而来的缺乏道德约束的信息披露违规违法、内幕交易、市场操纵无疑会加剧中小股东的投资风险，有效的信用体系与诚信文化难以形成。

中国股票市场监管制度中存在的缺陷，极大地制约了股市的稳定、健康与和谐发展，股票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难以有效形成，市场规则与市场秩序遭遇挑战。（1）股票市场监管中的体制缺陷——典型的“计划经济”行为特征。我国的股票市场，建立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转轨期，受制于当时的体制和制度环境，股票市场监管带有计划经济的痕迹，表现为：政府监管中行政干预过多，股市的“政策市”特征明显，有时会导致市场调节功能失灵。我国股票市场成立至今，政策调控和行政干预是主导股票市场运行轨迹的主要力量，也是证券市场监管的核心武器。长久以来的“政策市”使得股票市场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和“依赖”关系，导致股市的波动充满了系统性风险。（2）股票市场监管中的目标缺陷——多元化目标矛盾。中国股票市场基于“为国企筹资”的服务责任而成立，政府目标（发展国有企业：从解困、转制、全流通到整合央企）与监管目标（维护三公原则、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维护和保障市场秩序）合二为一地归由证监会履行职责，不可避免地造成目标间的矛盾与冲突。（3）股票市场监管中的效率缺陷——监管能力与水平障碍。股票市场监管中的主要问题是，政府监管制约滞后，动态监管缺失，监管的技术手段落后，难以应付重大性、突发性市场异动，未能防患于未然，带来对市场参与主体的利益损害。

中国股票市场法律制度的缺陷主要体现在基本法的缺陷上，由此引致股票市场法制保障体系的缺失。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制定并通过、集中规范中国证券市场的基本法，目前主要有《公司法》《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进行，后股改时代以及即将到来的全流通时代，股票市场的格局与特征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公司法》和《证券法》的动态修订与完善将提上议程。

三、新兴加转轨时期中国股市文化的构建思路

从国际资本市场发展的视野看，股票市场至今已有四百年的历史了。欧美成熟股市（英国、美国）发源于18世纪中后期，亚洲成熟市场（日本、香港）也发源于19世纪中后期，而我国的股票市场则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才有18年的成长历史，目前尚属于新兴加转轨市场。作为新兴市场，我国股票市场股权制度、监管制度以及法律制度等基础性制度存在的严重缺陷，制约着上市公司结构的优化、质量的提高以及上市公司治理的完善；制约着市场功能的发挥、市场运行效率的提高；制约着政府监管质量的提高、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制约着股票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以上因素最终会影响和左右中国股市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并对其核心观念的确立产生决定作用。我国股票市场还有一个“特色性”特征，它是一个转轨市场。中国股票市场是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而建立和发展的，其本身处于不断改革和规范的过程中。转轨市场很容易产生特定时期的认识谬误，制约着人们对股票市场的理性认识，造成股市文化扭曲。因此，构建新兴加转轨时期的中国股票市场的股市文化，是股票市场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现实议题。

笔者认为，中国股市文化的构建，应以互利文化为前提，以投资文化为基础，以诚信文化为核心，以正义文化为保障，从而实现中国股票市场的生态文明与和谐发展。

1． 中国股票市场股市文化构建的前提是互利文化

互利原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也是股市文化构建的前提。近代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18世纪英国最著名的道德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两部代表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通过对人类道德行为与经济行为的分析，揭示出人类基于自利行为的互利本性。

亚当·斯密首先揭示了人的自利行为。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写道：“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而且，因为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适合关心自己，所以他如果这样做的话是恰当和正确的。”［2］亚当·斯密把这一论述在《国富论》中发展成为表述“经济人”的名言：“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3］在斯密看来，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人类出于“自爱”（利己、自利）沉湎于对财富的追求。改善我们的条件而谋求利益，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生的伟大目标。

亚当·斯密在揭示了人的自利行为动机后，进而通过对“同情心”“看不见的手”的深刻阐述，揭示了人类的互利本性。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把源于人的同情的利他主义情操视为人类道德行为的普遍基础和动机。他说：“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不管同情的原因是什么，或者它是怎样产生的，再也没有比满怀激情地看到别人的同感更使我们高兴，也没有比别人相反的表情更使我们震惊。”［2］斯密称之为“相互同情的愉快”，实为人类心灵中“非意识”的“互利本性”。斯密在《国富论》中的 “经济人”表述，也传达了“交换倾向”引致的“人的互利本性”。他说，市场“许多利益的分工，原本不是任何人类智慧的结果，不是人类想求一般富裕的结果……而是由于人性中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倾向。”“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3］另外，《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都对“看不见的手”作了论述，表达了他的自利从而利他的互利趋向与结果。在《道德情操论》中，他说道：“富人……的天性是自私和贪婪的……虽然他们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2］在这里，“一只看不见的手”说明的是对财富的获取欲本身如何实现促进人类福利的社会目的。而在《国富论》中，“一只看不见的手”说明的则是竞争过程的有益后果以及达到的对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3］

古人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类的逐利与自利本性是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对财富的追求是经济进步的动力。然而，市场经济博弈格局的基础是互利，而不是自利最大化（更不是利用制度缺陷对利益的巧取豪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曾指出，既没有证据表明自利最大化是对人类实际行为的最好近似，也没有证据表明自利最大化必然导致最优的经济条件（帕雷托最优）。博弈论的“囚徒困境”模型也形象地告诉人们，互利与合作是人类从事经济行为的最佳选择。

市场经济的要素市场中，股票市场最能反映出资本的逐利性以及人类追逐财富的欲望，这本无可厚非，因为股票市场的魅力就在于此。但是，股票市场的逐利必须以互利为前提，股票市场中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融资者（上市公司）、政府监管机构以及中介机构等各参与主体的互利与多赢格局应该是股票市场的常态。唯有如此，才能实现股票市场的基本功能，使之成为有效的投融资场所。当前股票市场互利文化构建的难点，是对中小投资者这一弱势群体的理性认识与投资收益的制度保护。包括对中小投资者在股市中的作用积极肯定，对其作为投资者而非投机者的主体定位积极赞同，对股票发行机制、定价机制不利于中小投资者的非公平制度积极调整，对股票流通市场秩序的有效监管与法律保障，等等。美国华尔街有一句名言：“保护投资者利益就是保护华尔街”，资本所有者利益的最大化是华尔街最基本的道德所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国家将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此举作为我国富民政策的又一延伸，意义十分重大。这一重要的提法对股票市场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更是意义非凡。它肯定了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中不可或缺的地位、追逐财富的正义以及利益保护的必要，为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通过买卖股票以实现货币资产的保值增值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总之，股票市场中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个人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政府与上市公司、政府与投资者之间的互利与合作，应该是股票市场健康与和谐发展的基本道德原则与文化规则。

2．中国股票市场股市文化构建的基础是投资文化

投资文化是一种成熟的股市文化，欧美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股票市场就是这一文化的代表。与投机文化相反，投资者关注上市公司红利配送而忽视股票价差收益；投资者主导趋势为长线投资而不是短线炒作；投资者崇尚价值投资和理性投资而厌恶投机性炒作和非理性行为；股票市场的低市盈率、低换手率反映了其投资文化的行为动机。

前文所述，我国股票市场的功能定位缺陷与基础性制度缺失，缺乏孕育投资文化的土壤。众所周知，股票价格的变化首先受上市公司经营管理状况的影响，上市公司质量与内在价值决定其股票价格的长期走势与波动范围；股票价格的变化还受股票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其价格的形成由市场的实际供求状况决定。在我国股票市场中，从上市公司质量来看，上市公司结构和质量整体水平不高，“从利润、回报率和其它指标来看，70%的内地上市公司没有达到国际标准。”（成思危）从股票市场供求来看，供求关系失衡一直是困扰股市健康发展的障碍，尤其是2007年以来的大小非持续解禁与巨量减持，股票市场供求失衡已超越市场承受的底线，市场估值体系崩溃，价值投资理念被市场无情摒弃。总之，上市公司质量和股票市场供求状况都不能支撑股票价格的长期牛市，中国股票市场缺乏持续上升的动力。

投资文化的培育，是中国股市文化构建的基础，也是股票市场持续稳定与健康和谐的保证。为此，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平衡股票市场的供求关系，明确政策预期，减少政府监管的非市场化干扰，培养投资者的价值投资与理性投资的理念与行为，是当前股票市场的重要任务。

3．中国股票市场股市文化构建的核心是诚信文化

诚信是市场经济的道德法则，诚信文化也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文化。诚信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道德规范，它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各民族的道德要求中；诚信也是一项法律原则，它广泛出现在世界各国的立法与司法活动中。经济学家刘伟曾对市场经济的诚信法则进行了深刻阐述。他认为：“市场经济对道德秩序最基本的要求是‘守信’。因为，市场经济本身是信用经济，市场经济中所运用的一切交易工具，一切交易方式和交易行为，无不是信用的体现，客观存在的信用经济关系自然要求以‘信任’作为宗旨来构造市场经济道德秩序。”［4］经济学家盛洪对市场经济中的诚信与失信问题，也发表过精彩论述。他说：“记得魁奈曾说过，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写在自己的脑门上，社会福利将会有所增进。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欺骗就是让被欺骗的人付出的成本多于应该付出的，或获得的收益少于应该获得的。被骗不仅意味着个人的经济损失，而且意味着社会的经济损失。”［5］

诚信在我国股票市场中既是一种道德规范，也是一项法律原则。作为道德规范，诚信要求人们诚实、守信，自觉约束自身行为；作为法律原则，诚信要求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恪守诺言、讲究信用，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我国股票市场目前却面临着严重的诚信缺失与信用危机。(1)上市公司诚信缺失引发信用危机。上市公司诚信缺失主要表现为违规违法行为的普遍性，如信息披露违规违法、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一些影响巨大的行业龙头企业也不能幸免。如：家电龙头四川长虹转配红股违规上市，银行第一股深发展非法买卖本公司股票，乳品巨头伊利股份五高管非法挪用巨额资金，房地产业旗帜深万科董事长王石夫人违规买卖本公司股票等，此类案件不胜枚举。（2）证券公司和中介服务机构诚信缺失引发信用危机。近年来，证券公司违法经营、中介服务机构违背职业道德的行为时有发生。有的证券机构违规参与坐庄、操纵股价；部分券商纵容客户透支，挪用客户保证金，违规自营和混合操作，严重扰乱交易秩序。另外，与股票市场相关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事务所等中介服务机构，为了牟取私利，违背职业道德，为企业做假账，提供虚假证明。中介服务机构的诚信缺失对股票市场和投资者信心的打击往往是致命的，远远大于上市公司违规违法，他们是保护股票市场秩序和投资者权益的重要屏障。（3）政策的不可预期引发政府诚信缺失。如果股市本身是可预期的，投资就会取代投机成为市场的主导；如果股市是不可预期的，就会引发短期行为，投机就会成为市场的主宰。我国股市的一大致命问题是：市场的不可预期造就了投机甚至是过度投机，而过度投机的一大诱因是股票市场中政府干预的不可预期，尤其是突发性干预所引致的。

诚信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诚信文化作为股票市场的核心文化，首先需要股票市场各参与主体的道德自律，需要股票市场各参与主体诚实善意，恪守诺言，自觉按照股票市场道德准则行事，履行其在股票市场的道德责任与社会责任；其次股票市场的诚信更需要法律约束的保障。失去法律的约束机制，单单是理念上的诚信空壳，难以有效约束损害股票市场健康发展的非诚信行为，根本无法达到投资者利益平衡，难以体现公平理念。因此，上市公司、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中介机构等市场参与主体的诚信义务与诚信责任的充分履行，不仅需要内在约束，还必须依赖于相关配套制度的有力保障，尤其是外部法律环境以及约束机制的完善。

4．中国股票市场股市文化构建的保障是正义文化

“正义”一词的使用由来已久，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正义是社会性、政治性的品德，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他把正义分为两类：一类是分配财富和荣誉，即分配的正义；一类是在交往中提供是非的标准，即纠正的正义。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在某些制度中，当对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没有在个人之间做出任何任意的区分时，当规范使各种对社会生活利益的冲突要求之间有一恰当的平衡时，这些制度就是正义的。”［6］罗尔斯提出了正义的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自由的平等原则”，它强调每个人都“平等”地享受政治自由等各种权利；第二个原则是“差别原则”，它强调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必须能够促使社会中“处境最不利”的成员获得最大的利益［6］。

亚当·斯密曾在《道德情操论》中对正义原则进行论述。他认为，正义是社会存在的最低限度的基础规则，是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底线伦理。“与其说仁慈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还不如说正义是这种基础。虽然没有仁慈之心，社会也可以存在于一种不很令人愉快的状态之中，但是不义行为的盛行却肯定会彻底毁掉它。”“行善犹如美化建筑物的装饰品，而不是支撑建筑物的地基……相反，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必然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2］

经济学家盛洪对“正义”作了经济学层面的理解。他认为，在正常情况下，正义并不表现为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表现为利益冲突着的双方之间的均衡。在经济学中，正义体现为利益的均衡。它并不偏袒哪一方。既不偏袒生产者，也不偏袒消费者；既不倾向买者，也不倾向卖者。如果简单地、直观地描述一下正义在经济学中的位置，可以说，正义位于完全竞争市场的均衡点上，在这一点上，供给者与需求者之间的利益达到了均衡。与此同时，资源配置和激励效果都达到了最佳境界［5］。

正义原则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性原则，也是股票市场“三公”原则的核心要求。《证券法》第三条明确规定：“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必须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正义文化在股票市场的现实体现就是对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法律与监管保护。《证券法》第一条开宗明义：“为了规范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投资者最主要、最基本的六大权利是：投资知情权、资产安全权、公平交易权、投资收益权、管理参与权和股东诉讼权。我国股票市场运行至今只有短短的18年，其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机制是在实践与发展中逐渐建立起来的，目前还处于不断地修订、健全与完善之中。证券法律制度与监管机制在实施中存在很多漏洞和空缺，给了蓄意甚至恶意违规违法者以可乘之机。他们游走于法律与道德的边缘，其行为法不能治或者治之艰难，德虽能究但究之弱效，而其行为对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的损害后果却极其严重。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的民事责任制度和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的民事赔偿制度的迟滞与弱效，是制约股票市场正义文化培育的主要障碍。

综上所述，蕴涵互利、投资、诚信与正义的股市文化是健康与和谐的股市文化；而健康与和谐的股市文化是股票市场不可或缺的要素，也是股票市场稳定、健康与和谐发展的保证。

参 考 文 献

［1］成思危. 健康股市需四方努力除隐忧［N］. 证券日报， 2007-11-05.

［2］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3］亚当·斯密. 国富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2.

［4］刘伟. 经济学导论［M］.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2.

［5］盛洪. 高尚的帕累托佳境——谈谈经济学理想和道德理想的一致性［J］. 南风窗， 2002， （8）.

［6］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责任编辑 国胜铁］

作者：马书琴

股票市场格局分析论文 篇2：

股票市场演化机制与中国股票市场演化指引

摘 要：股票市场参与主体的利益追求是股票市场演化的原动力，竞争压力引发股票市场参与主体的适应性学习，技术和制度的适应性创新是股票市场演化的主动力，参与主体之间的动态博弈实现对创新技术与制度的选择，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触发股票市场演化的结构—功能—效率的传动，五大机制逻辑展开，循环嵌套，共同维系股票市场的演化发展。改革发行制度，规范上市公司行为，可为投资者提供价值投资选择对象；构建学习环境，加强投资者教育，可落实投资者角色功能；完善创新选择机制，促进技术与制度适应性变迁，可夯实股票市场演化的主动力。三者奠定中国股票市场拉马克演化的基础。

关键词：股票市场；演化机制；演化指引

一、 引 言

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创新，股票市场的建立在改善融资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完善公司治理和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股票市场现存的上市公司质量、投资者结构、投资者关系和股价操纵等方面的问题严重抑制了其作用的发挥。诸多问题的形成既有经验缺失的成分，也有对特定环境下中国股票市场本体认识的不足。股票市场是一个复杂的演化的经济系统，主流经济学的均衡分析和静态分析无法把握其发展；演化经济学借助生物学隐喻和认知科学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主流经济学机械论范式的不足。类比生物学的变异机制、选择机制和遗传机制，经济系统的演化相应存在着创新机制、选择机制和扩散机制。股票市场的演化分析还原股票市场复杂性本体，尊重股票市场参与主体的能动性，认为股票市场是一个具有多元性参与主体、由交易制度维系的股票交易的技术平台。股票市场要素及其组合的变化所导致的股票市场的结构优化、功能完善和效率提升的过程即为股票市场的演化。虽说演化经济学至今未能动摇主流经济学的地位，但是其研究范式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股票市场的动态变迁过程，并为选择其演化方向提供思路。

本文吸收演化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成果尝试系统地框定股票市场“五位一体”的演化机制，并提出指引中国股票市场演化方向的系统措施，希望能借此推动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文章共分四个部分：第二部分文献综述，主要是对相关研究的梳理及评述；第三部分分析提列股票市场的演化机制；第四部分提出指引中国股票市场演化方向的建议。

二、文献综述

股票市场的演化存在着创新机制、选择机制和扩散机制。

1关于创新机制

创新是新的行动可能性的发现，可以是技术、惯例、组织结构和社会制度等不同对象的创新。生存危机驱动、角色危机驱动和意识形态驱动是创新的三种动力机制 [1]。金融创新是经济主体自发的博弈结果，是金融体系演化的动力 [2]。证券交易的全程电子化和网上交易是资本市场重大的技术创新 [3]，网络技术促成了资本市场多种交易方式并存的格局[4]；交易制度影响投资者行为 [5]， 制度性缺陷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主要障碍 [6]，制度创新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动力 [7]，政府是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 [8]；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方向是市场化主题下的效率提升 [9]。

2关于选择机制

对创新的选择表现为模仿和反对，是模仿还是反对，依赖于群体中模仿的频率 [10]。选择机制的核心是市场竞争 [11-12]，但不能忽视主体能动性 [13-14]。适应性学习和市场选择是并列共存的选择机制[15]，学习和选择之间的关系具有明显的拉马克特征 [16-17]。金融市场的个体通常采取模仿策略，是否模仿与信息成本有关 [18]。机构投资者为了更高的利益而模仿，个体投资者为了节约信息成本而模仿 [19]。模仿是羊群行为的形成机制 [20]，投资者适应度的增加可能导致与真实经济基本面的背离和过度波动。

3关于扩散（惯例）机制

惯例是经常发生的经济状态中产生某种思考和行动的一种演绎系统 [21]。纳尔逊和温特认为惯例是组织的“基因”，它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Young认为个人之间的交往、有限理性和随机干扰决定了惯例的驻存和演化[22]；Coche利用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模型对资本市场的效率进行了检验，发现资本市场的投资者通过创造新的惯例和模仿其他投资者的惯例来改变行为[23]；Cohendet 和 Llerena指出情景关系导致惯例在复制能力、惯性程度和搜寻潜力有很大的不同[24]；韦森认为惯例是市场运作主要的规约机制，惯例的存在能降低市场的交易费用[25]；高展军和李垣通过一个组织惯例演进的动态循环模型说明了内外部因素在组织惯例演化中的不同作用机制、组织惯例内生变化的条件和组织惯例演化的非线性路径特点，为控制惯例的演化和克服企业的能力刚性提供了指导[26]。

股票市场是一个系统，股票市场演化是股票市场要素及其组合的变化所导致的股票市场的结构优化、功能完善和效率提升，股票市场参与主体、技术平台、交易制度及外在监管的演化都应当是股票市场演化分析的对象和演化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的股票市场演化机制研究围绕股票的价格行为这个重点有限地展开，较少涉及到股票市场演化的非价格行为，因而没能就股票市场的演化机制提出一个完整的框架。

三、股票市场的演化机制

1股票市场参与主体利益追求的原动力机制

社会关系中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对自身需要的满足和利益的追求是人类一切社会生活实践最深厚的内在动力和思想动机。生存危机驱动、角色危机驱动和意识形态驱动三大创新动力机制中，利益是最基本的动力。在利益追求机制和利益冲突的作用下，人们出于对既有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利益满意度的不满和对新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利益满意程度的期望，形成制度和技术创新的思想动机和主体动力。股票市场的参与主体可分为市场主体和政府两大类，二者均为有限理性主体，追求既定条件下的最大利益。市场主体的融资、投资或提供中间服务的需求，最终都可以归结到利益需求上来；政府建立和发展股票市场可能具有各种特定的目的，但通过角色危机和意识形态的驱动最终都将回归到优化资源配置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上来。政府和市场主体对利益的追求导致与此相关的适应性学习行为和与股票市场相关的技术和制度创新，参与主体对利益的追求是股票市场演化发展最深层、最持久的动力。

2股票市场参与主体的适应性学习机制

股票市场是一个复杂的自适应系统，参与主体为了通过市场平台达到自己的目标，首先必须进行适应性学习。市场类主体必须熟悉交易制度、在交易实践中搜寻满意的投融资策略；政府必须不断跟进市场动态、学习成熟市场的历史经验和搜寻国内市场监管的良策。这种适应性学习是参与主体对股票市场系统演化的一种主动迎合，是为适应市场环境而形成的自我改进。从适应性学习过程来看，市场参与主体必须不断改变自己；从适应性学习结果来看，市场参与主体在不断地确认并保持有利于自己生存的特征和淘汰不利于生存的特征；适应性学习的效果最终由参与股票市场收益的满意程度来评判，这种满意程度与主体适应股票市场演化的程度一致，股票市场本身可以起到对适应性学习的导向作用。同时，股票市场的演化又受参与主体适应性学习的影响，作为选择标准的市场和受适应性学习影响的市场之间的历时长短受股票市场有效性程度的影响。适应性学习过程也是股票市场系统创新的扩散过程，既有的交易制度和投资策略是昨日创新的结果，今日的学习也是明日创新的准备。适应性标准的暂时性使得适应性学习成为一种贯穿股票市场参与主体整个生存过程的动态调整机制。

3股票市场技术与制度创新及其协同演化的主动力机制

技术和制度具有天然的联系，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是经济增长背后主要的推动力（纳尔逊，1999）。股票市场参与主体在适应性的学习过程中不断地进行利益满意程度评估，搜寻利益增长的可能途径。投资者搜寻高效益信息途径和低成本交易途径，在既定制度框架下投资者的自组织成为组织制度创新的一种必然，股票群、私募基金和公募基金等成为投资者组织创新的典型形式。筹资者搜寻低成本获取资金和高效率使用资金的途径，在既定制度框架下筹资者遵照上市融资制度进行相应的合规性改造（或传递降低标准的诉求）、投资项目的甄别和项目实施的保障性制度建设，不完善的制度框架可能留有虚假陈述的空间。中间商搜寻能满足投资者和筹资者需要的资源和途径，技术平台的创新和交易信息披露制度的变迁成为选择的必然。政府搜寻改善市场监管和提升市场效率的途径。参与主体的搜寻所形成的需求和供给在一定条件下导致市场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包含组织制度）。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是股票市场演化的直接内容，同时彼此还会引起一定程度的适应性互动，正是股票市场的技术与制度创新及其协同演化直接推动股票市场的演化发展。

4股票市场参与主体间动态博弈的选择机制

投资者、筹资者、中间商与政府是股票市场的四类参与主体。投资者的利益追求通过利得和红利体现，利得依股票估价和相应的操作而实现，红利取决于公司的盈利状况和股利分配政策。估价的基础是相关信息和信息处理能力，信息的分布直接影响通过利得获得利益满足的程度。筹资者的利益追求通过上市融资资格的获取和融资项目的妥善运营而实现，融资资格界定和公司治理直接影响其利益的实现程度。中间商的利益追求通过股票经纪或咨询业务而实现，交易通道的可获得性、研发报告的权威性和市场地位影响其利益的实现程度。政府的利益追求通过监管代理人而实现，监管代理人的监管能力和道德水准直接影响其利益的实现程度。投资者之间的博弈可以改善信息分布、降低信息租金和优化投资者结构；筹资者之间的博弈可以淘汰伪合规公司、提升治理能力和优化产业结构；中间商之间的博弈可以提升中间商的服务能力、降低交易成本和优化市场结构。投资者与中间商之间的博弈可以提升交易通道的可获得性和降低交易成本；筹资者与中间商之间的博弈可以提升上市通道的可获得性和降低融资成本；投资者与筹资者之间的博弈可以提升筹资者的治理能力和红利支出比率。投资者、中间商和筹资者之间的博弈可以减少损害第三方的任意双方的合谋。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博弈可以提升政府的监管能力、选择有利于股票市场演化的市场主体的组织形式和组织行为。在市场参与主体之间的动态博弈过程中主体利益追求的创新途径（技术与制度创新）经历了市场检验和监管审查，获得监管认可，能带来利益满足的技术和制度创新就成为适应性学习新的内容。

5股票市场结构—功能—效率的传动机制

股票市场是一个有机的生态学系统，有机的生态学系统的结构、功能和效率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相关性。在研究股票市场的系统演化时，应综合考虑这三者间相互联系的内在动力机制。结构部件是股票市场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各部件的组合方式的差异决定了其功能的多寡及其完善程度，各部件的质量及其组合的方式的差异决定了其效率的高低。股票市场的结构是股票市场功能的基础，股票市场结构决定股票市场功能；股票市场功能反映股票市场结构，在一定条件下又反作用于股票市场结构，推动股票市场结构的优化；股票市场效率是股票市场结构部件的质量及其组合方式优劣的外化，反映股票市场结构合理化程度和功能发挥程度。股票市场效率的提升需要股票市场结构的优化和功能的完善。股票市场参与主体在利益追求原动力的驱动下，通过学习适应股票市场的运行，通过技术与制度创新满足其利益追求，最后通过主体之间的博弈选择性固化创新的技术与制度。股票市场选择性的技术与制度创新触发了股票市场的结构—功能—效率机制，并将市场主体的演化动力传导到股票市场系统的层面上，表现出股票市场结构的优化、功能的完善和效率的提升。以上五大机制逻辑展开，循环和嵌套，共同维系股票市场的演化发展。

四、中国股票市场演化指引

1改革发行制度，规范上市公司行为，为投资者提供价值投资选择对象

交易是主体利益实现的基本过程，公平、公开和公正是股票市场交易的基本要求。 “三公”环境下的股票投资风险可以承受，而非“三公”环境下的股票投资风险则会激发投资者退场、销户甚至过激行为。股票市场建立以来，投资者取代财政、银行在获得较低回报的情况下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投资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功臣。但是，投资者相对于上市公司、中间商和监管方等主体是股票市场的弱势群体，在当前的环境下投资者的参与热情弥足珍贵，投资者的利益迫切需要获得尊重与保护。而对投资者利益的尊重与保护的重点在于改革发行制度、规范上市公司行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演化的层次性和产业规模决定了股票市场的层次性和板块结构，股票市场应当是经济发展的动态反映和适度超前。当前由于上市门槛的层次性不明显和板块结构控制不足，很多符合产业导向的企业被挡在股票市场门外。与此同时，上市企业又过多地集中于传统产业，资产的专用性和产业转换成本严重弱化了中国股票市场的配置效率。深化发行制度改革就是要从诸多的企业中遴选出更多的公司治理到位、符合产业演进方向和具有一定业绩水平的企业以适当的价格上市融资（严格的退市机制是其合理延伸），规范上市公司行为就是要强化股东约束、强化公司治理和规范生财之道，从而使股票市场更好地推动产业结构的演进和经济的持续发展。一定层次性和板块结构的上市品种也为投资者提供具有公司治理和业绩支撑的价值投资选择，从而整体地提高资金资源的使用效率和投资者的回报。如此形成的良性供求关系必可为股票市场的发展保存不竭的原动力。

2构建学习环境，加强投资者教育，落实投资者角色功能

中国股票投资者整体来看长期投资意识不浓、参与上市公司治理动力不足和机构投资者比率偏低、股价操纵与盲目跟风盛行，利得排挤红利几乎成为投资者利益满足的唯一可能来源。在上市公司质量不断提升的同时，构建学习环境，加强投资者教育，可以提升其投资理财能力、培养长期投资理念和提高公司治理参与度，从而可以大大减少短期投资、股价操纵和盲目跟风等市场行为和增强股票市场对上市公司的约束，为价值投资提供完善的治理保障，逐步将投资者利益追求的满足途径转移到红利分享上来。在学习的过程中，投资者将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搜寻创新的技术与制度，逐渐明晰投资者自身的角色和功能。在市场交易与公司治理参与方面尝试新的利益满足途径的同时逐渐落实投资者角色与功能。以当前投资者的自组织形式创新为例，目前该类组织的信息来源与价值可能存在较多的问题，但是该组织不仅降低了投资者单位资金的信息成本、扩大单位信息的收益，整体上降低股票市场的信息租金，提升股票市场的信息效率。同时，这种自组织形式也可减轻投资者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成本约束，强化上市公司的股东约束，从而强化红利满足投资者利益追求的主渠道地位。在该类组织信息的供给无法满足组织内个体投资者的需求时，该组织必将演化成具有较强内部分工和专业化信息供给的类机构投资者。

3完善创新选择机制，促进技术与制度适应性变迁，夯实股票市场演化的主动力

股票市场是一个直接融资的平台，其内在组织结构为交易所撮合竞价交易平台和证券公司席位延伸提供网络通道。交易所交易平台的稳定性、撮合竞价成交的时效性和容量以及证券公司网络通道的可获得性、稳定性和交易指令传达的时效性都以相应的技术为基础和支撑。拓展交易网络和鼓励技术创新可以提高交易指令传达的便捷性、交易指令传达和撮合竞价成交的时效性以及交易系统的稳定性，从而降低证券交易和相关信息发布的内部时滞。加之拓展交易网路带来的证券公司之间的竞争所导致的交易佣金的下调，可以较好地提高股票市场的运营效率，也为股票市场的配置效率的提升提供技术支持。股票市场配置效率的实质是定价效率，上市公司运行制度界定股票的价值空间，投资者行为规范减少市场对股票价值实现程度的扭曲，股票市场微观结构影响市场对股票价值实现的程度。股东参与、治理强化、信息披露和强制红利等上市公司运行制度创新选项可以视条件成熟度大胆推出；投资者创新型组织、异动交易信息披露和机构投资者持仓结构等投资者行为规范创新选项可以视条件成熟度大胆推出；双向交易机制、涨跌幅限制、做市商制度和T+0等交易机制创新选项的推出必须经过科学的试验与选择，因为股票市场微观结构的变化将导致股票价格行为的变化，不同国家的股票市场这种对应关系还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成熟市场上的经验必须通过国内市场的模拟检验。技术与制度的创新是否可行、是否经济，必须通过科学的论证，必须以是否有利于维护市场稳定、是否有利于提高市场的效率为标准，这也是创新选择机制完善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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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朝华 朱洪甲

股票市场格局分析论文 篇3：

我国股市与货币需求的相互影响分析及政策涵义

摘 要：在现如今的金融行业发展中，股票市场成为了在国民经济中首屈一指的领头羊。然而在如今的经济市场中，股票价格的一点一滴的浮动都在深深影响着货币政策运行的环境，所以货币政策在对实体性经济、实行的途径包括宏观经济的各种影响机制都产生了一列的变化。那么货币政策该如何去面对这一系列的变化呢，该怎么去迎合新的经济运转体系，就成了政策界和理论界需要去突破的一个难关。如果能够理清货币政策该怎么去陶染股票价格的变动的原因，那么就会加大我们在新经济体制下如何实行、拟制货币政策的决策主导的动力，同样的也对我们在处理所颁布的货币政策与股票持续发展市场的关系时有着极其有用的帮助。而且现在的股票市场的发展愈发快速，货币政策将会面临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做出对于自己最好的调整成为了货币政策调控的重中之重。

关键词：政策调控；经济体系；货币；调整

1.引言

1.1研究背景

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先后成立的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的股票市场步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时代，因此也是我国股票市场的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目前为止，在我国的经济体制的改革下和持续的发展中，股票市场慢慢占据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经济体制之一，尤其是2005年5月份的股票改革，为我国的股票市场的持续发展打开了一个不同于往常的全新格局，在证券市场的完美运行下，得到两个极其完美的功能作用，其一是恢复了市场价格发现功能，其二就是在对上市公司的行为市场起到了约束。在这十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中国经济生活体制已经被股票市场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席位，已经慢慢逐渐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引路者和坚强的经济后盾。仍然在火速前进的股票市场，俨然正在从本质上革新着中国的金融行业的框架。

1.2研究目的与意义

伴随着经济改革开放的长久发展，不论是居民的储蓄行为、消费行为还是投资行为都受到了来自股票市场的极重的影响力，而国内的经济不断地飞速增加，股票市场同样功不可没。在股票市场的飞速发展下，同样的也改变了宏观经济环境，也给货币政策出了一个大大的难题。怎么样去保证金融行业的体制和经济的稳固发展，以及在新体制下如何有效的去进行货币政策操作成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本着股票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多个方面的分析，包括该不该去及时的关注股票的变化为目的，同时也具有着深刻的意义。

1.3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中我们将采用倒一系列的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相互影响，还有相互之间的作用来分析整个之间的变化。同时我们也将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更加深入的去剖析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货币与股票之间的影响。如果能够运用到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物来对我国进行分析，将能直观的看出其中的更多的不足之处，但是由于这种方式在操作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局限性，因为国情的不同包括经济体制的不同，股票市场也同样存在不相同的性质，所以还是采用了仅仅研究传导机制。

2.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所产生的影响

2.1利率对股票的影响

利率作为一个敏感的硬性指标，包括每一次的率调整，甚至是投资者对于下一次绿的走势预期都极大地影响着股票价格的波动。为什么绿的变动可以影响到股票市场呢，其主要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其一，利率的变动和存款的收益率有着不可或缺的必然联系，同时也影响着资金的流向与数量，这样就会波及到股票市场中的股票价格和他对于资金上的供求。在另一个方面上，利率的变动会使得各个企业所贷利息的负担，这样到最后同样的也会涉及到股票价格。

2.2货币供应对股票的影响

从实际出发，出现的货币供应量的多少其实与之颁布的货币政策有着极大的关联。与此同时，货币供应量的多少也深深地牵动着股票的价格，其中最为重要有三种表现，一如果货币的供应量大幅增加，那么相同之股票的需求量也会随之大量增长，这样就能更好地促进股票市场的发展。其二，当货币的供应量增加时，必然的会引发物价上涨，这样一来上市公司的各方面利润也会大幅度上升，股票市场的预期收益也会增加，就会使得股票的需求量也跟着上升。第三，货币供应量不断地上升会大大增加通货膨胀的几率，这是人们就会更加的偏向于把经济投向股票中来保值，这样就有增多了对于股票的需求量。

2.3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所产生的间接影响

货币政策的变化会有很多种形态，列如利率、信贷、汇款等，这些形态的变化同样也会对股票价格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但这些只被称之为间接影响，并不能直接有力的改变股票的价格。因为货币政策对于股票价格的间接影响，其实主要的就是去改变投资者将会在未来某个时间内所获得收益，所以，这种间接的影响就是货币政策改变了市场，改变了参与的人对以后的经济收益的预期，然而这种形态反映到股票中，就会产生价格上的浮动。

3.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相互作用的分析

3.1国内股票市场与货币需求关联的分析

从理论所知，股票的资产与货币有着关系微妙地潜在替代性，所以在股票市场的发展中必然的会波及到对货币的需求；但是因为股票资产其实也属于一种资金需求的特质，所以在证券发展中也同样的对于货币有着同等的需求，这样的关系被称之为地带效应和财富效应。

3.2国内股票市场波动与货币流通速率的分析

对于计算货币流通速度一般上来讲分为两种方法：一种是交易型货币流通速度，在交易时，我们所交易出去的商品的数量要来除以被交易商品的价格，以此才能得出这种结果；第二种就是收入型货币流通速度。其实当股票市场稳定发展的时候，实物商品的交易对货币供应量就会少之又少。但是当股市的行情下跌时，股票市场中的资金就会大量的涌入实物交易中，这样就会导致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

总结

其实有许许多多的学者们都研究过货币政策和股票市场之间存在的关系，不管是发达国家的相对较为成熟经济市场中，还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仍需努力耕作的新兴市场中，从理论的剖析再到实证的分析探讨，都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且就算如此，货币和股票之间的研究工作仍然是西方学者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研究热点。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海内的学者们也都开始了对于货币和股票的各种著作，虽然相对于西方学者们我们的研究晚了一些，但这并不能阻止货币政策和股票市场成为一个不会衰灭的永恒话题。其实对于之前的研究表明，股票市场和货币政策之间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关联，不管是利率也好，实物经济的增长也好，哪怕是很轻微的波动，无论哪一方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鱼离不开水似的相互依赖的方式，也证明了两者之间的相互包容却又充满着危险。而且需要特别一提的是，因为股票市场进入到中国的历史很短暂，而且相对于许多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有着非常不完善的缺陷，所以这也给热忱的研究者们带来了许多的困难，文中所提出的一些观点、理论同样也期待着能有更加完善，更加缜密的实证检验。（作者单位：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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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梦恬